由于抗战胜利租界取消，杜月笙在国民党政府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媒介作用已不复存在，这样，他因失去帝国主义势力的直接庇护，而在国民党那里身价大跌。
继1945年9月初，杜月笙本回到上海就遭到其原先的门生、身兼多项要职的上海头号接收大员吴给谢的攻击后，到9月底，吴绍海又四处放风，在其控制的报纸上放出清除政治垃圾的风声，给杜月笙以难看。10月，吴又断然拒绝由杜月笙和 CC派双重推荐的陆京士任社会局副局长， 同时又指定周英才、陈培德、周学湘、孙以艾、熊华超为工人运动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与杜月笙、陆京士争夺对黄色工会的控制权。
同月，宣铁吾来沪就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也公开对报界宣称，“上海是贪官和流氓集中的地方，警察局将集中全力，予以整顿打击。凡青洪帮中人物，本人一律不见，一律不用，”给了杜月笙又一个下马威。
面对这一连串的打击，杜月笙决心反击一下，他把突破口选在了吴绍澍的身上。
这吴给越到底是什么人，还得从前面说起。
1945年8月23日，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的吴绍澍到上海赴任，当他们车队驶过市中心时，马路两旁人头济济，人们纷纷向他招手致意，还有一些人“碑哩啪啦”地燃放鞭炮欢还按。吴绍澍神采飞扬，高兴得向窗外频频招手。
吴绍澍曾向杜月笙投过门生贴子，他地道道是杜月笙的徒弟。
抗日战争时期，吴绍澍除在杜月笙为首的上海统一委员会任职外，是上海三青团的首脑，并兼任国民党上海市主委火监察院江苏监察使。日本人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在上海出版的中文版《邵闩新闻》的头版头条，日本军方曾刊登通缉令，重金悬赏捉拿吴绍澍，报纸上还印着他清晰的正面头部照片。国民党重庆当局对吴绍澍的成绩颇有赞词，特别引人注目的是，1945年5月，他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往重庆，出席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吴绍澍即被国民党中央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社会局局长、上海政治特派员和军事特派员，加上原来的国民党上海党部主委、三青团支团部干事长的两个官衔，吴绍澍一共身居五职，可谓红得发紫。
吴绍澍到了上海，决心打出“建设正义的新上海”的旗帜，他要效法蒋经国在江西的作为干一番事业。所以，他首先拿青帮总头子杜月笙开刀，除上述那些行为之外，他还向杜月笙要回了门生贴子，用火烧了。
然而，正当吴绍澍踌躇满志，准备大显神通的时候，一场大祸降临到他身上。
那晚，吴绍澍应邀赴宴。宴会上，作为贵宾的吴绍澍受到了热烈的款待。宴散后，他打道回府，坐汽车回安福路他的寓所鹤园。
汽车驶到鹤园门口，“嘀嘀”响了两声喇叭，鹤园的门马上被打开了。汽车亮着车灯，车轮慢慢地向里面转去。
就在这时，安福路上驶过来一辆汽车，它在吴绍澍汽车后刹车，车窗里同时伸出五支手枪，对准吴绍澍射击，子弹雨点般稠密。一阵扫射后，刺客得胜回朝，坐着汽车飞驰而去，转眼消逝在茫茫的夜色中。
按理，吴绍澍必死无疑，可他却安然无恙地钻出汽车。原来，他坐的是美国产的卡迪莱克防弹保险车。这车是他从周佛海的公馆里“接收”过来的。
吴绍澍察看了一下汽车，只见汽车两侧和尾部都有弹孔。
“好险哪！”他心有余悸地说道。
吴绍澍踏进家门，马上打电话给警察局局长宣铁吾。他把遭受袭击的情况简单地说了一下，提高声音说：“一定要迅速破案！”
“我立刻就来！”宣铁吾在电话里说。
不一会儿，宣铁吾坐车赶来了，吴绍澍的亲信毛子佩等人也应召而来。大多数人都认为刺客是杜月笙派来的，可手里又没有证据。
“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认为，”宣铁吾说，“我们应当严密封锁消息，这样有利于侦查破案。”
“这么大的一桩刺杀大案，能保密吗？”有人不相信地反问。
“就照我们警察局长的话办，”吴绍澍说，“务必早日破案。”
吴绍澍料定刺客不达目的是不会罢休的，于是第二天，他就神不知、鬼不觉地乘火车前往南京，他又坐上飞往重庆的飞机。
宣铁吾真把这大案封锁得滴水不漏。上海滩号称无孔木人的众多记者，居然对此一无所知。
新闻是封锁了，可案子并没有被侦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吴绍澍很快被罢官了。
且说吴绍澍当上副市长后由于刀子太快，受到了诸多政敌的明枪暗箭，告御状的也不少。尽管许多小报告是夸大其辞，甚至是无中生有，可是蒋介石却渐渐有些相信了。
使吴绍澍丢官的导火线，是在1946年春节前的一次迎新春聚会上。当时，吴绍澍从重庆刚回来，虽说案子没破，但他不能不为党国效力。
这次聚会的人主要是工商界人士，是在丽都饭店的大厅里。
吴绍澍正在致开幕词，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涌到台上十几个年青女子，她们有的抱着三四岁、四五岁不等的孩子，有的挺着大肚子，一看就知道怀孕有六七个月了。
“你们要干什么？”旁边的工作人员高声喝道。
“干什么？”一个丹凤眼的美丽女郎说，“带孩子找爸爸。”
“简直是胡闹，这里哪有他们的爸爸。”工作人员正要上前驱赶那些女郎，只见女郎们怀中抱着的孩子都已下到地上。七八个，一起跑上前，抱住笑绍勃的腿，高呼：
“爸爸！”
“爸爸！”
还有个孩子说：“爸爸，你这么长时间不去，我都没有钱买泡泡糖了。”
吴绍澍被这突入其来的场面弄愣住了，很久，才结结巴巴地说；“你们都是谁，我不认识你们？”
“不认识？你当然不认识，你死皮赖脸地把我们搞到手后，见肚子大了，就跑了，你当然不认识。但姓吴的，今天请你睁开眼看看，这些孩子到底像不像你？”一个女郎上前，指着他鼻子这样说。
下面乱起来，很多人盯着那些孩子的脸看一会，又盯着吴绍澍的脸看一会，有些人干脆站起身，伸长了脖子。
吴绍澍看了看那些孩子，说：
“他们一点都不像我！把他们给我轰出去。”
“谁要是把我们碰流产了，他吃不掉兜着走。”
工作人员见这阵势，都吓得退到一旁。
这时，一个挺着肚子的女郎上前，指着吴绍澍说：
“姓吴的，把收我的金条还给我。鬼子刚投降，你就跑到我家，要了十根大条子说是保证没有事。十根大条子给了你，你还硬要我陪你睡。现在倒好，条子你拿去了，我肚子也让你搞大了，但是，我家的人呢，还是让你抓去了！”
这时，下面的人才发现，这个女人原来是沦陷时期伪子虚银行董事长吴名人的七姨太。
大厅里越闹越凶，两个多小时后这帮女人才被哄走，而联欢会也不欢而散。
第二天，上海的十几家报纸报道了这件事。很多记者还去采访了那些女郎，她们有的是沦陷时期的舞女，有的是汉奸的姨太太，都自称吴绍澍曾与她们有过不同寻常的关系。
很快，对立面又把这些情况报告给了蒋介石。
吴绍澍知道，这些全是杜月笙极其手下捣的鬼，但却也来不及调查了。他又气又恼，坐了飞机直奔重庆向蒋介石申诉。可是，他看到的是蒋介石的冷面孔，蒋介石要罢他的官了。
1946年2月，春节刚过，吴绍澍副市长和社会局长的乌纱帽被摘掉。
到了下半年，国民党中央规定，一人不能同时兼任党国职务。陈立夫找到吴绍澍，请他在市党部主任委员和三青团干事间择一而任。吴给赵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市党部，其时，他想出任汉口市长，因而对党、团都没有什么兴趣。结果，由于最高当局没有点头，汉口市市长一联也就没有当成。
这年10月，蒋介石为了扭转国民党在国内渐趋被动之势，下达了三青团和国民党合并的命令。各级职位一般是党正团副。吴给赵不愿居人之下，于是让出了坐了多年的三青团干事长的交椅。就这样，吴绍澍成了一介乎民了。
再接着，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连吃败仗，军政要员们忧心忡忡，谁也不再去理会一介平民吴绍澍的案子了。而吴绍澍呢，当然清楚自己不是杜月笙的对手，乖乖地夹着尾巴做人了，哪里还能去问那起刺杀的真象？
星转斗移，很快二十三年过去了。吴绍澍的心腹朋友毛子佩被抓进提篮桥的上海监狱。在关押期间，毛子佩认识了“难友”吴永清。两人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有次闲聊，无意中谈到1945年吴绍澍被刺之迷，谈到刺客不知是谁。
吴永清说：“刺客是我。”
毛子佩大吃一惊：“你开玩笑。”
吴永清一本正经地说：“确实是我干的。”
原来，吴永清的上峰就是杜月笙的大弟子陆京士。
且说，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大批裁撤非摘系部队，致使大批官兵流落社会，至1945年10月15日止，全国编余军官已高达161660余人。在上海、苏州、杭州等地被编余下来的退役、转业的军官，都加入了当地的在乡军官会。这些人，给本已十分庞大的游民队伍增添了新的成员。帮会的头子们便纷纷以各种手段，招募这些编余军官投到自己的旗帜下。
陆京士从重庆回上海后，经过与杜月笙相商，在戴笠的支持下，以军委员上海工运特派员的身份搞了一批枪枝弹药，在上海成立“工人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积极招募失业工人和编余军官参加。
陆京士利用这些人，专门培养了一批杀手。
原先，陆京士和吴绍澍同为杜月笙的弟子。关系倒也挺不错。等到吴满树当和副市长和社会局局长，陆京士在CC系和杜月笙的双重推荐下欲当社会局副局长，以为十拿九稳，却没料到，竟遭到吴绍满的拒绝。
所以，陆京士开始和吴绍澍势不两立起来。
开始，陆京士指使抗战期间失业的大批工人，轮番到市党部和社会局请愿，要求工作，又别有用心地支持在职工人提高工资的要”求，和失业工人的请愿相呼应，故意给身任国民党市党部主委、副市长兼社会局局长的吴满树施加压力，争夺对黄色工会的领导权。
上述行为短期内没有奏效，陆京士就命令吴永清等人行刺吴绍澍。
搞垮了吴绍澍，杜月笙的心情又变得开朗起来了。他开始重新整顿恒社，花了八百两黄金，买下了霞飞路上的一座敌产住宅，做为恒社俱乐部，把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市党部委员，市政府中厅、局、区长，统统拉入恒社，造成了一种兴旺发达的局面。
1945年底，上海地方行政区一级的选举中，三十一个区的区长，几乎被杜月笙的亲友恒社社员囊括一空，连他的三儿子杜维恒也捞到个区长当当。而且，在抗战胜利后第一届市参议员选举中，社门亲信在一百八十一个议席中占据了五十多了。黄振世、金九林、金廷苏、顾竹轩、陈培德等也选入了该届参议会。
紧接着，杜月笙又倚仗戴笠作后台，接收了《新闻报》，控制了《新闻报》的董事会。
杜月笙主持的中国通商银行除将上海分行及所属沪区各支行公告处处业后，仍将总行迁沪治事，同时先行恢复京、甫、杭、锡、津各分支行，并酌量撤并内地行处，再说通商口岸逐次复业。杜月笙还派人去沙市纱厂、华丰面粉厂、大达大通轮船公司等企业重整旧业，并在江阴与人联营福澄公司纱厂、创办菜丰一厂二厂。
1946年1月，杜月笙、范绍增还向孔祥熙之子孔令侃为董事长兼总经理的杨子建业公司投资，成为该公司大股东之一。
这样一来，杜月笙在上海又抖了起来。虽然战后上海的租界已不复存在，但上海的资本家们仍把杜月笙当作“通天”人物，乞求其保护。所以，杜月笙在战后除担任《新闻报》常务理事、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纱市纱厂、荣丰纱厂、西安利泰纺织厂、江阴福澄公司、大达轮船公司董事长外，又兼任中国纺织公司、华商电气公司、浦东商业银行、华安人寿保险公司、中华民国机器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联合会、全国轮船业公会、全国面粉公会理事长，并续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
在恒社社员的全力支持下，杜月笙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获得各式头衔共七十个，其中有董事长三十四个，理事长十个，常务董事三个，董事九个，会长二个，副会长一个，校董二个，常务理事一个，理事二个，代表、参议员、常务监察、筹备主任、创办人、副主任委员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