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章在谈到冯玉祥及其冯系军阀时，四、五两节都提到阎锡山这位人物，本章就专门谈谈这位善于见风使舵、投机钻营的山西“土皇帝”及其以他为首的晋系军阀集团。
阎锡山，字百川，1883年10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一个地主兼商业高利贷者家庭。他六岁丧母，由外祖母扶养。九岁入私塾，十六岁随父阎书堂到县城自家开设的吉庆昌钱铺学习经商。1900年，父子俩在一次买空卖空的“打虎生意”中蚀了大本，只得逃离县城，回到河边村。不久，为避债又逃到太原，阎锡山经人介绍进裕盛店当了伙计。阎锡山不甘心在店里受人差使，1902年，清政府在山西设立武备学堂，他认为这是跻身官场之路，于是应机报考。初试时，他做了《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论》的论文；口试时，他对答灵便，深得山西新军第四十三混成协统姚鸿法的赏识，被顺利录取。
1904年，阎锡山考取官费生赴日本留学。先入振武学校，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结识了冈村宁次、板桓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人。另外，在此期间，他也结识了孙中山，参加了同盟会，并加入了孙中山在军人中成立的“铁血丈夫团”。
1909年3月，阎锡山毕业回国。他先后在北京和太原四处活动，获得了山西陆军小学教官的位置，三个月后升任监督。之后，他又积极谋取兵权，1910年春，他升任山西新军第四十三混成协第八十六标标统。在此期间，他施展两面派的手法，一方面讨好清朝官吏和立宪派，抓住兵权；一方面组织以同盟会员和反清分子为骨干的模范队，以图在革命到来时作为自己的资本。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阎锡山与八十五标标统黄国良及温寿泉等策划太原起义，由八十五标首先发动。10月29日，八十五标在第二管管带姚以价的指挥下率部起义，攻打抚署。在太原起义的过程中，阎锡山也玩弄两面手法，一面给所部下令，称“八十五标兵变”，调动一部分兵力协助清军保护抚署；一面密令余部相机击溃抗拒起义的巡防马队营。而他则躲在大教场东北的树林里，派人四处观察打探情况，随时向他报告，以便看风使舵，成则居功，败则诿过。当起义军占领巡抚衙门，击毙巡抚陆钟琦，起义已成定局时，他便公开率部参加起义。
太原起义成功，为选举山西都督，同盟会员与立宪派展开了争斗。在公选会议上，有选举立宪派首领梁善济的倾向，在表决的关键时刻，阎锡山的亲信张树帜持枪跳上主席台，大声说道：“选阎锡山为大都督，赞成的举手！“全体议员在惊愕中，相顾举手，一致通过。就这样，阎锡山、温寿泉分别当选为大都督和副都督。
太原起义后，清政府派第六镇统制吴禄贞为山西巡抚，带兵入晋，镇压革命。但吴禄贞早已参加了革命党，当领兵进至石家庄后，即前往娘子关与阎锡山会晤，组织燕晋革命联军，吴禄贞任大都督兼总司令，阎锡山、张绍曾为副都督兼副总司令，决定挥戈进京，扫除清室。对此，清廷及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惊恐万分，便以重金贿买吴禄贞旧部周符麟，设计将吴刺杀。随后，又派张锡銮为山西巡抚，率领第三镇曹锟所部进攻山西。阎锡山只得撤离太原，向北进军，攻取大同，又会合吴行芳、张培梅带领的雁门、怀仁两部民军，攻占包头。
1912年2月，汪清帝下诏退位，南北政府和议告成，袁世凯窃据临时大总统之位。阎锡山看到形势已定，便下令返回山西。但袁世凯借口阎锡山弃省出走，不承认山西为起义省份，电令其不准擅自行动。阎锡山焦急万分，他马上施展手腕，急电亲信南桂馨面见孙中山，请求支援；一面派与袁世凯拜过把子的董崇仁进京，千方百计向袁世凯表忠。袁世凯终于在3月15日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他才得以重返太原。
阎锡山回到太原后，深知要坐稳都督的宝座，就必须要讨好袁世凯。他派人长驻北京，贿赂袁世凯的亲信、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向袁世凯表示恭顺。荐请任命董崇仁为晋南镇守使，又请任与袁族有亲戚关系的陈钰为山西民政长。为取得袁世凯的信任，他还把自己的父亲阎书堂送到北京长住，作为人质。1912年10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阎锡山立即声明脱离国民党，并在三个月内将山西国民党党部一律解散。
1913年，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阎锡山虽在这次革命中袖手旁观，但因他是同盟会员出身，袁世凯也不轻易放过，便三次传见阎锡山，想寻机剪除。但阎锡山每次都俯首恭顺，故作庸碌、懦弱和畏惧的样子，使袁世凯认为他没有反骨，不仅没有撤他的职，还封他为“同武将军”。此时，阎锡山已完全卖身投靠袁世凯，完全背叛了孙中山。但是在表面上，他对革命的旗号既不举起，也不放下，而是见机行事。
1915年，袁世凯要实行称帝，阎锡山亦投其所好，向袁密奏“国本大计”，倡议“废共和而行帝制，以帝制而行宪政”，得到袁世凯的赏识。之后，他又争先请愿，接连三次电请袁世凯登基称帝。后来，蔡锷等组织护国军讨袁，他立即致电指责其为“破坏大局，不顾国家”，阎锡山的所为，甚得袁世凯的欢心，袁一即帝位，便封他为一等侯。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去。阎锡山认为再无畏惧之人，于是，不择手段，要独揽山西军政大权。他先以“独断军事”等罪名，将与他一起发动辛亥太原起义的黄国良撤去旅长之职，后又把他赶出山西。又将曾利用来联络袁世凯的晋南镇使董崇仁撤职。继而逼令曾在阎出走包头时出过大力的晋北镇守使孔庚交出军权。阎锡山在借故铲除异己的同时，把自己的亲信都安插到军队之中。收回军权后，他又策划夺取行政权，唆使省议会和督军团会议相继赶走省长沈铭昌及继任孙发绪，自己乘机兼任省长。阎锡山虽然夺取了山西军政大权，但没有北京政府的正式任命，总是不大放心。于是，他便多方接近和讨好当时的手握大权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在“府院之争”和张勋复辟中，他都站在段祺瑞一边。因此，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重新上台后，段祺瑞政府任命阎锡山为山西省督军兼省长。从此，山西的军政大权就集中阎锡山的一身了。
阎锡山总揽军政大权后，在山西实行政治扩张，提出“保境安民”的口号，实质是推行军国主义式的“用民政治”，以武力加强对人民的统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进行大规模的扩军。
晋军初建于1912年。当时阎锡山从包头返回太原后，组建军队为一个师，师辖两个旅，旅辖两个团。另有直辖炮兵一个团，骑兵一个团。1914年，阎锡山派孔庚率部参加了袁世凯的“征蒙”行动。事平后孔庚师留驻包头。由于孔庚原为吴禄贞的部下，且在部队中不断安插自己的亲信，所以为阎锡山所不容，乃暗中操纵张培梅、张树帜等发动兵变。1914年6月1日夜，变兵几十人闯入孔庚的办公室、寝室，开枪射击。孔庚藏于天花板上未被击中，变兵抢劫后逃去。孔庚对此兵变不谙内情，乱杀官兵四十余人。阎锡山以此兵变为口实，将孔师缩编为第十三混成旅，孔庚降为旅长。阎锡山将编余士兵另组成第十二混成旅。不久，晋军就扩编成三个混成旅。1917年8月，阎锡山将所部与山西巡防营改编的警备队，合并扩编为四个混成旅，辖十二个步兵团、四个炮兵营、一个机枪营，共有步、骑枪一万余支。为提高军队素质，1918年底，阎锡山又成立第九步兵团，专门培训军事干部。半年后，该团被命名为学兵团，专收学生施以军训。又成立了四个在乡军人训练连，分期分批轮训全省壮丁，每期三个月，训练后还乡，随时召征入伍。
阎锡山通过不断扩军，壮大军事实力，巩固了他在山西的统治，同时，使得晋系成为了北洋军阀中举足轻重的一股势力。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成皖、直、奉等几大派系，各派为了争夺中央政权和自己的地盘展开了长期的明争暗斗。在军阀混战中，阎锡山坐镇山西，规测方向，看风使舵，扩张势力，准备在适当的时刻与各路群雄一较高下。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开始，双方都派人与阎锡山联系，争取支援。但阎锡山见局势不明，采取中立态度，暗中却派他的参谋主任台寿民到北京、天津探听情况。待冯玉祥反直倒戈，发动北京政变后，他见曹锟、吴佩孚已倒，大局将定，便联合冯玉祥、张作霖出兵石家庄，致使直军兵败，直系倒台。于是，冯玉祥与张作霖、段祺瑞联合组成北京政府，段祺瑞任临时总执政。阎锡山因出兵讨曹、吴有功，得以继续统治山西。
1926年春，奉系张作霖与直系吴佩孚重新修好，联合段祺瑞，排斥冯玉祥，发动了对国民军的“讨赤战争”。阎锡山仍然两面讨好，见机行事。一方面对冯军表示友好态度，一方面又暗中协助吴佩孚，阻隔河南国民军与直隶间的联系，使冯军处于直、奉、晋三军的包围之中。冯军调整部署，决定先击破山西，宋哲元率部从杀虎口、得胜口分数路合击大同。这时，阎锡山公开与张作霖、吴佩孚合作，派兵死守关口及重镇，阻挡国民军的进攻。在直、奉、晋三方军阀的联合攻击下，经过三个多月的激战，冯军被击败，退守西北地区。阎锡山乘势将国民军韩复榘、石友三、陈希圣等部收编，编为自己的三个师，还派商震率部一路追杀，攻至绥远城。这样，阎锡山的地盘由山西扩大至绥远。随即，他着手进行山西第二次扩军，把部队扩充为十七个师又八个炮兵团，军队亦改名为晋绥军。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正式出师北伐。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加入国民革命军行列，出兵响应北伐。阎锡山为讨好冯玉祥，把收编西北军的韩复榘、石友三、陈希圣三个师归还给他，而阎锡山自己则伺机观变，按兵不动。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广州国民政府派代表到太原，请阎锡山派人到武汉商讨参加北伐事宜。阎锡山派老同盟会员赵丕廉前往。赵丕廉到武汉会见了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又到南昌会见了国民革命总司令蒋介石。国民政府请阎锡山早日在山西举事，并授他为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阎锡山了解详情后，并不马上表明态度，也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仍持观望态度。冯玉祥多次催促他出兵讨奉，他置之不理。到了1927年6月，北伐军会师郑州，奉军溃败北撤，他认为时机已到，才宣布就职，开始悬挂青天白日旗，正式归属国民政府，并出兵娘子关，占领石家庄。随后，他又按兵不动，保存实力。7月，他在山西实行“清党”运动，同时，又进行了山西第三次扩军，收编了一些地方部队，把晋绥军统编为七个军。
对阎锡山的易帜，张作霖甚为不满，派人到山西拉拢，并以“安国军政府”副元帅相许。阎锡山表示，虽然易帜，但不一定与奉张决裂。张作霖见阎锡山按兵不动，加上宁汉不和，蒋介石被逼下野时之机，率兵南下反攻，一路攻打在河南的武汉国民政府之张发奎部，一路沿津浦线援救孙传芳。与此同时，张作霖也派于珍前往丰镇平地泉一带部署军事。阎锡山察觉此举是针对自己来的，便于1927年9月，公开与张作霖决裂，向奉军发起攻击，爆发了晋奉之战。
开战之初，晋军占主动地位。阎锡山以徐永昌为右路军总指挥、孙楚为前敌指挥，集中四个军的步兵附以骑兵和炮兵，沿京汉路西侧前进。以商震为总指挥，张荫梧为前敌指挥的左路军，集中两个军的步兵附以骑兵、炮兵沿京绥路两侧前进。另以傅作义及李服膺两部，出蔚县走山路，直取北京。晋军开战告捷，右路军占领石家庄、新县，向望都攻击，左路占领宣化。10月7日，奉军反攻。激战十天，奉军在京汉线占领了定州、正定、石家庄；在京绥线占领了宣化、张家口、柴沟堡。晋军全线撤退。奉军又集中号称三十万大军，张学良、韩麟春部沿京汉线，张作相、万福麟部沿京绥线大举攻击。晋军凭险固守，奉军无法突破晋军防线，战争呈胶着状态。从10月15日双方开始了围绕涿州的为时三个月的空前激烈的攻守战，直到1928年1月12日晋军撤退，奉军和平接受涿州城，战事始告结束。
晋军失败后，冯玉祥部也受到奉军的威胁，阎、冯为了摆脱困境，联名致电下野后留居日本的蒋介石回国，主持“北伐”战争，共同对付张作霖。不久，蒋介石从日本回到南京，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1928年2月，蒋介石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改编军队，成立四个集团军。阎锡山的北方国民军编为第三集团军，阎锡山任总司令。4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个集团军联合北伐。阎军一举夺取石家庄，收复大同，进而攻打保定。与此同时，他派人潜入天津，与日本驻屯军司令新井勾结。新井表示：“阎军如果占领保定，日军保证北京、天津不用放一枪，唾手可得。”阎锡山得到日军许诺后，全力攻打保定，迫使张学良放弃保定北撤，6月，阎军不战而相继占领北京、天津。面对这一事实，蒋介石也只好委任阎锡山兼任平津卫戍总司令。阎锡山举张荫梧为北平警备司令，傅作义为天津警备司令、商震为河北省主席。至此，阎锡山通过投机手段兼并了晋、冀、察、绥四省及平津两市，势力骤然扩大。
在此期间，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不断扩编，到1928年7月，他已拥有十一个军，辖三十个师。朱绶光为参谋长，商震、杨爱源、徐永昌、傅存怀、傅作义、丰玉玺、张荫梧、谭庆林、李维新、徐源泉、方玉晋分任各军军长。此外，李培基、赵承绶、孙楚、高鸿文、王靖国、李服膺、李生达、周玳、杨澄源、彭毓斌、史泽波、陈长捷等都是他的重要将领。
国民党“北伐”成功以后，蒋介石企图利用编遣会议，削弱非嫡系部队，使得蒋介石与其他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矛盾再度激化。1929年3月至6月，爆发了蒋桂战争，阎锡山坐山观虎斗。蒋介石击败桂系后，又转而攻击冯玉祥，先后收买策动冯军韩复榘、石友三、刘镇华、杨虎城、马鸿逵等部，冯玉祥被迫于5月27日通电下野。阎锡山为挟冯以自重，向蒋讨价还价，于6月将冯玉祥诱骗到太原，随后将冯软禁于五台县建安村。同年8月，蒋介石召开编遣实施会议，欲强行削弱各地实力派的兵力，蒋、阎的矛盾加剧，阎锡山转而实行联冯抗蒋的方针。10月10日，西北军将领宋哲元等二十七人通电反蒋，分三路进攻河南。正当蒋冯两军激战之际，阎锡山却又按兵不动。蒋介石见有机可乘，正式任命阎锡山为全国陆海空副总司令。阎锡山又被蒋介石拉拢过去，宣布就任此职，冯玉祥再遭软禁，冯军被迫退至潼关以西。1930年1月，冯玉祥密令西北军将领主动与蒋介石联络，阎锡山闻讯，担心蒋冯合作对付自己，急忙主动与冯玉祥修好，3月8日，冯玉祥回一潼关。
在蒋冯冲突的同时，蒋介石与唐生智之间也爆发了一场战争。阎锡山开始时与唐生智、石友三秘密联系，策划联合反蒋。但战争爆发后，阎锡山，石友三均被蒋拉拢，背弃前约，出兵助蒋讨唐。唐生智战败，残部被蒋、阎改编。
阎锡山就是这样，在军阀混战之中，看风使舵，处处投机钻营，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终于有一天，他要和蒋介石直接较量，争夺最高领导权。
在桂系、冯系、唐系先后遭到蒋介石的打击时，阎锡山靠着他的投机本领，使晋系得到了发展。但是，阎锡山心里也明白，蒋介石虽然处处处利用他，但当蒋介石打败了桂、冯、唐等派系后，下一个打击的目标就是自己了，他和蒋介石的下面交锋是在所难免的。当然，他也知道，光凭晋系的力量无法对抗蒋介石的打击，必然要联络全国的反蒋势力，结成联盟，由自己充当盟主。
1930年1月，蒋介石派吴铁城到太原，代表南京政府要阎锡山补行就职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宣誓仪式。实际上阎锡山早已宣布就职，蒋介石此举无非是逼阎锡山宣誓服从蒋记中央。阎锡山大为不满，于是在1月22日举行的就职宣誓仪式上借机发表演说，驳斥蒋介石的武力统一论，攻击蒋介石的施政方针。接着，阎、蒋之间展开了一场所谓“国是”之争的电报论战。2月10日，阎锡山首先致电蒋介石，指出“戡乱而不如止乱，不止乱而一昧戡乱，国内纷乱，将无已时”，并提出“为今之计，礼让为国，舍此莫由”，表示请蒋下野。以此电为开端，宁晋之间的电报论战长达两个月，互相责骂，喋喋不休。
在电报战期间，全国反蒋势力纷纷派代表云集太原，表示愿意拥戴阎锡山为反蒋领袖，商定倒蒋事宜，正式形成反蒋阵线。3月14日，鹿钟麟等五十七位将领发出倒蒋通电，拥护阎锡山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3月21日，阎、冯公开发出倒蒋通电，全国各个反蒋的大小军阀陆续起而响应。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就任总司令，同日，冯玉祥、李宗仁在潼关、桂平各就副总司令职。阎锡山成立了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先后召开了所有军阀代表和所部高级军官会议，决定集结重兵，组织八个方面军，沿平汉线、陇海线和津浦线三路进击。蒋介石亦针锋相对，在南京以“国民政府”名义，于4月4日下令免除阎锡山所任各项职务，并通令拿办；5日，下令讨伐阎锡山。于是，空前规模的中原大战爆发了。
中原大战展开后，阎锡山赴郑州与冯玉祥会晤，商讨作战方略，决定在陇海路豫中方面，平汉路豫南方面，均采取攻势防御，在津浦路之鲁北方面，则采取攻势，待有进展后，再全线出击。在作了相应兵力部署之后，阎锡山在鲁北晏城设行营，亲自指挥作战。5月22日起，蒋、冯、阎激战于鲁、豫千里战场。战争初期，冯玉祥军在平汉路及陇海路大败蒋军，晋军也攻占济南，向徐州、蚌埠进逼。但是不久，反蒋派内部矛盾逐渐暴露，各派军队各怀异志，一味保存实力，贻误战机。蒋介石乘机调整兵力部署，重点在津浦线上打击晋军。阎锡山即采取守势，使冯军在陇海线上失去呼应。8月15日，蒋军重占济南，晋军败退黄河以北。蒋介石乘势把重兵用于陇海线上，9月6日开始总攻。阎锡山为保存实力，密令陇海线晋军向黄河以北撤退，使冯军孤军作战，形势急转直下。
与此同时，反蒋联盟积极在北平筹建国民政府，以阎锡山为主席。阎锡山为取“久久”谐音作为吉兆，于1930年即民国19年9月9日上午9时，在北京怀仁堂宣誓就职，这就是北平民国政府，时称“四九小朝廷”。
9月18日，在交战双方都力图争取的张学良，接受了蒋介石任命的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一职及巨额款项，发表通电，倒向蒋介石，派出十二万东北军大举入关，威胁倒蒋联军的后路。阎锡山见大势已去，发表通电声称“愿退避三舍”，令晋军全线撤退，把几百里战线，大片阵地让给蒋军，使冯军措手不及，苦战之后全军瓦解，分别被蒋介石、张学良所改编。就这样，颇有声势的一场倒蒋战争，因阎锡山的懦弱、动摇、破坏而终告失败。当时，有人画了一幅漫画，画中：阎锡山一手拿算盘，一手拿帐本；蒋介石一手拿金钱，一手拿飞机；冯玉祥一手拿大刀，一手拿窝头，把三方在中原大战中的形态描绘得准确、生动。
阎锡山虽然战败，但他不象冯玉祥把老本都赔上，由于他在战争中时时拨动自己的算盘，虽然战败，但总算保住了多年苦心经营的晋绥军及其山西老巢。阎锡山败回太原后，对退路作了周密的布置，他把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撤消，成立晋绥警备司令部，安排亲信徐永昌、杨爱源任正副司令，替他看守山西、绥远的地盘。同时，他对地方上有权力的人士也作了收买和布置。然后，他自己化装潜入日本人控制的大连，暂作寓公，遥控山西。他经常派亲信副官刘升潜回太原，了解情况，传达指示，要徐永昌和杨爱源团结控制晋绥军各军、师长，不要为蒋介石和张学良所收买利用。中原大战后，晋绥军为张学良裁并，表面上，徐永昌、杨爱源接受了张学良的裁编命令，但实际上他们是根据阎锡山的指示作人事调整的。
阎锡山外逃后，山西蒋记国民党省党部大量通缉、开除阎锡山的骨干分子。另外，山西的知识分子也于1931年1月9日成立了山西善后协进会，揭发阎锡山的种种罪行，并派代表分赴南京、北平等地呼吁声援。协进会提出如下要求和号召：（1）山西驻军以师为单位，一律编为国防军，开赴边疆；（2）财政绝对公开，向中央力争2400万金融公债；（3）将山西兵工厂改为农具制造厂，收回正太路；（4）厉行军民分治。2月9日，协进会代表张策到南京向国民党中央请愿，提出了五点要求，基本内容同上。由于阎锡山出逃前，对山西的军政要员和地方上有权势的人士作了收买和布置，多数人为阎所用，不愿参加这次反阎运动，因而协进会的活动很快也烟消云散。
尽管如此，阎锡山还是担心离晋日久，军队离心，老巢倾覆，遂于1931年8月5日，在日本飞机护送下回到大同，随即返回五台县河边村。同僚们都为他的安全担心，而他自恃有日本人撑腰，而且预言说：“过不了多久，全国就要行动起来，反对蒋介石和张学良。他们将自顾不暇，对我也无可奈何。”果然，一个月后，“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和张学良都无暇顾及阎锡山。这时，汪清卫从法国回国，高唱“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调子，又同蒋介石合流，担任了国民政府行政院长。阎锡山为了取得清精卫的支持，派亲信赵丕廉驻南京与汪联系，同时，还派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到北平活动，通过宋美龄的关系向蒋介石疏通。这时，蒋介石也表示“捐弃前嫌，团结御侮”，接受了汪精卫的提议，于1932年2月，委派阎锡山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2月19日，阎锡山由河边村回到太原就职，不久，阎锡山又恢复了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从此，阎锡山与蒋介石重新合流，再度统治晋绥两省。
阎锡山回太原任职以后，加紧发展自己的势力，制定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发展山西的轻重工业，同时，也加紧对人民的残酷剥削。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热河沦陷、华北危急，山西也处于抗日前沿。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走上北上抗日，到达陕北。陕北苏区日渐扩大，红军势力日益增强。这时，阎锡山十分恐慌，日夜考虑的中心问题是防共反共，派兵西渡黄河协助陕西国民党军“进剿”红军。1935年冬，中共中央为了民族利益，发表了停止内战，枪口对外的声明，要求阎锡山允许红军通过山西地区开赴前线抗日，但阎锡山拒绝红军的要求，派兵阻止红军东渡对日作战。1936年2月，中共中央发表“东征宣言”，东征红军渡过黄河，击破阻击的阎军。阎锡山主动请蒋介石派兵入晋，蒋介石趁机即派五个师开进山西。中共中央为了珍惜国力，履行“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于5月5日发出“回师通电”，东征红军撤回黄河以西。
1936年7月，日军侵占察北六县，准备进犯绥远。阎锡山为了保护自己的地盘，只得提出“守土抗战”的主张，并成立了山西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救亡群众组织——主要由共产党人薄一波等领导的“牺牲救国同盟会”。全国各地许多进步青年涌向山西，参加抗日。1936年11月，阎锡山派傅作义指挥晋军向日军占领的百灵庙发起进攻，经过激战，将敌击溃，收复了绥北要地百灵庙。
1937年“七·七”事变后，阎锡山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晋军改编为第六、第七集团军，红军改编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兼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十八集团军挺进华北前线，与国民军联合作战。8月上旬，日军侵入南口后，战事进入第二战区晋绥两省。阎锡山将部队布防于天镇、大同等要隘，自己到雁门关西面的岭口，布置行营，亲自指挥作战。不久，天镇失守，阎锡山将王靖国、傅作义、李服膺等军一齐调进雁门关以南，扼守平型关至阳口一线。9月，日军大举进攻太原，阎锡山在八路军的配合下，组织了太原会战，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了激战，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但不久，保定、沣源、石家庄等相继陷入敌手，雁门关一线亦被日军突破，阎锡山指挥部队退守第二道防线——忻口防线。阎锡山集中了八万人的兵力，由卫立煌为前敌总司令，组织忻口防御战役。战斗非常的激烈，双方死伤惨重。10月15日，第九军军长郝梦龄中弹牺牲。日军攻下忻口，曾三易指挥官。后因平汉线上国民党撤至石家庄以南地区，日军主力川岸师团直扑娘子关，威胁太原，阎锡山被迫放弃忻口，向太原撤退。日军尾随追击，很快迫近城下，傅作义率部与日军激战两天，终因力量不支，放弃太原南撤。
11月8日，阎锡山将部队撤至临汾，进行整军，在共产党和八路军建议和推动下，阎锡山组织了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先后成立了四个“抗日决死队”和其他抗日民众武装。但是，1938年3月初，临汾失陷后，阎锡山的官僚统治集团陷于异常混乱的状态，失败主义情绪以及各种亡国论调笼罩及扩散。而共产党所领导的“牺盟会”、“决死队”等进步力量，则纷纷转入敌后，积极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敌后政权，发展抗日游击根据地。阎锡山看到这种发展趋势，深怕大权旁落，无法掌权，便采取“内部分化”、“制造摩擦”、“派兵监视”等各种反动措施，制造分裂，限制进步活动。
1938年12月，日军进攻吉县，阎锡山仓皇率部西渡黄河，向陕西宜川退避。此时，他对抗日已丧失信心，日军也加紧对他进行诱降。阎锡山决心采取“降日拥蒋反共”的路线，他对部属说：“抗日要准备联日，拥蒋要准备反蒋，联共要准备反共”，并美其名曰“二的哲学”、“唯中哲学”。1939年10月，阎锡山下令解散“战委会”，取缔“牺盟会”，接着又以军队要“正规化”为借口，将“决死队”取消，把抗日新军改编为几个旅，撤消薄一波等决死队纵队政委的职务。他的这些行动，受到共产党人薄一波等的坚决抵制。12月，阎锡山公然制造了“十二月事变”。他与日军勾结，命令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等率部进攻决死队各纵队，大肆屠杀摧残革命人士，使山西抗日力量遭受到重大损失。
“十二月事变”后，阎锡山加紧与日军勾结，多次派赵承绶等与日军接触，商谈投降条件。1941年8月11日，赵承绶与日军代表田边盛武和楠山秀吉签订了《汾阳协定》，阎锡山实际是想降日充当汉奸傀儡。后因共产党、八路军的阻止，阎锡山又有所顾忌。之后，阎锡山与日军打打停停，但降日的打算并未放弃。1942年4月，阎锡山又派赵承绶到太原会见日军山西驻军参谋长花谷正。花谷正提出，必须与阎锡山直接谈判，才能解决问题。5月，阎锡山亲自与日方在吉县安平村举行会谈。因条件不合，会谈未获结果。后日军将《汾阳协定》及“安平会议”开会所拍照片印刷，用飞机投撒西安，公布于世，并对阎锡山发动进攻。虽然如此，阎锡山仍与日军继续联系，直到日本投降。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阎锡山与日伪军勾结，即调动兵力抢占太原等重要城市。阎锡山以留用技术人员作掩护，留用日军战俘与技术人员五千余人，其中有战斗力的三千余人，编为六个大队。随后，他又将伪军改编为五个“省防军”，为他夺取人民的胜利果实卖命。
1945年9月，阎锡山抽调重兵，令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等率十三个师，分左、右两路，向上党解放区进犯。刘伯承、邓小平调集晋察鲁豫主力部队三万余人，民兵五万余人奋起自卫。经过四十余天的激战，阎军精锐三万余人被歼，第七集团军副司令彭毓斌被击毙，史波波等二十七名将官被俘虏，上党战役使阎锡山的实力损失惨重。
其后，阎锡山在山西极力推行各种暴政，加强特务统治，组织“还乡团”，向广大农民进行反攻倒算，并积极追随蒋介石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但是，随着人民革命战争的深入发展，阎锡山遭到一连串的打击和失败。从1946年11月底开始，晋西各县相继被陈赓、王震等部攻占。1948年6、7月间，人民解放军发动晋中战役，阎锡山所部被歼十万人，丢失了县城十多座，连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赵承绶也被俘虏，阎锡山只有困守太原，作垂死挣扎。1948年7月以后，太原城已被人民解放军包围，解放军多次提倡和平谈判，均遭到阎锡山的拒绝。其所属第三十军军长黄樵松准备举行和平起义，被阎锡山逮捕，押送南京交蒋介石枪杀。
1949年1月，原晋军将领陈长捷在天津战败被俘，傅作义在北平率部接受和平改编，阎锡山更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虽然他还狂妄叫喊，要与太原共存亡，暗地里却指使其亲信在蒋介石、李宗仁面前活动，建议李宗仁电邀他到南京“讨论国事”。1949年3月，他假借开会之机，仓皇逃往南京。4月24日，人民解放军徐向前兵团一举攻克太原，全歼守敌。第六十一军军长赵恭被击毙；国民党山西省代理主席梁化之服毒身亡；第十兵团司令官王靖国、第十五兵团司令官孙楚，以及赵世珍、孙福麟、刘奉滨、温怀宪、曹国忠、韩步洲、高倬之、刘效曾、陈如日等一批高级将领被俘虏，阎锡山苦心经营的晋绥军彻底覆灭（9月19日，绥远省保安司令兼省主席董其武率部起义，绥远和平解放），阎锡山在山西长达三十八年之外的统治亦彻底结束。
阎锡山逃出太原后，于6月3日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然而，“阎内阁”仅仅存在一个星期，到6月11日，就被在广州成立的以蒋介石为主席的中央非常委员会所替代，他实际是个毫无实权的“院长”。“阎内阁”可以说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最后一届内阁。1949年10月11日，阎锡山随“国民政府”迁逃重庆，重庆解放后，又逃往成都。12月8日，人民解放军迫近成都，阎锡山见已无立身之所，只得飞往台湾。
阎锡山逃往台湾后，曾任台湾总统府资政和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继续著书进行反共宣传，直到临死前还叫嚣着要重返太原，1950年5月23日，阎锡山在台北病逝。
还有几位晋军的主要将领即徐永昌、杨爱源、商震、傅作义等，他们的结局也应让读者知道。
徐永昌（山西崞县人），1937年后，历任军委会办公室主任，保定行营主任、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1945年9月2日，以中国代表团团长身份，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1948年，徐永昌出任国防部长，其后一年多时间，他活动于太原、北京、绥远之间，企图挽回国民党的危局，失败后去台湾，任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1959年7月13日，徐永昌在台北病逝。
杨爱源（山西五台人），1937年后，历任第六集团军总司令、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太原解放前夕逃走，1949年底去台湾，任总统府战备委员会顾问。1959年1月，杨爱源在台湾病逝。
商震（浙江绍兴人，生于河北大城县），1935年后，历任河北省政府主席、河南省政府主席、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军委办公厅主任、中国驻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总统府参军长，1947年4月起任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商震弃政从商，并定居日本。1974年曾回国观光。1978年5月15日，商震在东京病逝。根据其生前愿望，其骨灰后来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傅作义（山西荣河人），1915年二十岁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即在晋军中任职，后成为拥兵数十万的国民党高级将领，1949年任华北“剿共”总司令。在平津战役中，傅作义能顺应历史潮流，选择和平起义的道路，使北京这座历史名城免遭炮火的摧毁。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水利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74年4月19日在北京病逝，终年七十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