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柏林先生的奋斗精神和创建欧柏林大学的两位开拓者，时时都在鼓舞和鞭策着孔祥熙，使他的性格稳重而务实。几年的留学经历更使孔祥熙认识到，一个人做任何事都不能想人非非，而要脚踏实地。这就更强化了孔祥熙固有的性格特征。
1905年孔祥熙和孙中山先生会晤后，特别是他得知孙中山赞成他的教育兴国和实业救国的想法后，孔祥熙便下定决心，毕业后要返回老家太谷创办欧柏林式的学校，走教育兴国之路。
1907年，孔祥熙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终于来到了。这一年孔祥熙在耶鲁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并参加了毕业典礼。随后孔祥熙匆匆赶到母校欧柏林大学，因为在他回国之际，欧柏林大学的中国同学会特地为他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回国欢送会。
欧柏林大学的中国同学会是教会扶植起来的一个学生组织。学会的宗旨是会员要人人立志研究中国学术，远涉重洋到中国为社会人群服务。
所以在这次欢送孔祥熙的会议上，一个重要的议题是趁孔祥熙回国之便利，让他带上一笔捐款，为那些被清朝官吏和义和团战士处死在山西尤其是太谷的传教士建立一个纪念馆，以纪念他们“献身人类”的精神。这个议题立即得到了同学会全体同学的赞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论着建一座什么样的纪念馆，且碑文内容怎样写更合适云云。
最初，是一位美国传教士问孔祥熙：“孔祥熙先生，可不可以借您返乡之便，带一笔捐款为那些被杀的传教士建立一所纪念堂？”
孔祥熙认为继承发扬欧柏林精神、献身人类人人都有份，自己更是责无旁贷。于是他一反平日里的温和态度，两眼炯炯放光，激动地申明：
“您的意见很好。然而，建筑好纪念堂和立碑勒石，是死的纪念物。死的纪念物固然重要。可是，能够造就活的纪念物岂不是更好？什么是活的纪念物呢？那便是设立学校，造就人才，使庚子殉难教友的精神长存人间。”
显然，孔祥熙要以兴办学校的形式来纪念“庚子殉难的传教士”。这里，除了他要以教育救国的原因外，还有其历史根源的。孔祥熙一直认为传教士之所以被杀，是因为中国人的“愚昧无知”，如果这些人受了教育、有了文化就变成了“有知”，自然就不会再恨传教士了。因为这“教育”和“文化”本身就来自传教士。孔祥熙建学校的提议显然是符合美国传教士口味的，所以与会者一致表示赞同并通过了孔祥熙的提议。学校由谁去办呢？自然是孔祥熙了。中国同学会为此筹集了一笔数目可观的办学经费。
1907年秋，孔祥熙带着耶鲁大学的硕士文凭，带着欧柏林大学中国同学会的重托，踏上了回国的归途。孔祥熙是乘海轮回国的。轮船途经日本时，孔祥熙特地在日本停留了几天，以考察日本的教育情况，并坚定自己兴办教育的决心。
孔祥熙留学归国之时，正值清政府重用留学生之际。前面讲过，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以后，慈禧太后为缓和国内矛盾，实行所谓“新政”，曾先后派大员到美国及英、法、德、俄等国进行考察，准备实行君主立宪的政体。1906年9月，清政府实行中央官制的改变，使用了度支部、法部、邮传部、民政部和农工商部等新名目。各部堂官规定设尚书1员（部长）、侍郎2员（副部长），并规定满汉不分。但实际上大多是满人，汉人只有4人。
“新政”的内容之一，就是设新式学堂，鼓励留学。对留学归来的人员给以足够的重视，包括给留学生以各种优待等。所以，一时间留学生在当时封建专制制度已趋没落的年代里很吃得开。孔祥熙持有美国耶鲁大学的硕士文凭，更是前途无量。当时国内的许多部门都慕名请孔祥熙到部里任职。邮传部尚书陈壁耳闻孔祥熙在处理“教案”时的能力，认为他是个难得的人才。于是在孔祥熙刚刚回国的时候，他便亲自找上门去，请孔祥熙到邮传部任职。铁路和邮电是当时国内公认的待遇优厚的部门，有的人想进都进不去，而孔祥熙却对这“主动上门的买卖”没动丝毫心思。后来北洋大学堂请孔祥熙去任教职，湖南旅京绅士请孔祥熙到长沙去办学校，二者都许以厚禄，但孔祥熙主意已定--即学习欧柏林精神，到山西太谷老家在穷乡僻壤办学校。为此孔祥熙-一谢绝了人家的好意。时值李提摩太要在太原创立山西大学，聘请孔祥熙去任校长。面对“恩人”的盛情，孔祥熙心里有些犯难，但他随即想到，要办好教育必须由小学中学人手。因而他也谢绝了李提摩太的邀请。
此后，山西太谷便诞生了一个后来曾名扬四海的“铭贤学校”，横亘在孔祥熙心头多年的夙愿实现了。孔祥熙的这一举动，确实是一个向欧柏林学习的最好形式：从信仰到行动，从表面到内容，都与欧柏林一致。
最初，孔祥熙利用太谷县城南街基督教公理会的明道院办了个小学，教职员四五人，学生三五十人。明道院不过是个小小的四合院，地方狭小没有发展的余地。过了一段时间，孔祥熙认为明道院没有发展前途，很难实现自己的抱负，必须迁址，学校才有希望得到发展。
1909年2月，学校迁至距太谷县城约2里地的东关外杨家庄的孟氏花园内，并增设了中学。
孟氏花园内环境清幽，景物宜人。北有乌马河，南依凤山，确实是个理想的学习园地。此外还有土地400余亩，对学校今后的发展大有好处。
孔祥熙请来能工巧匠，精心建设，兴建了大量的楼房并细心装修。首先在花园中心为美国制铝工业的大资本家、欧柏林大学毕业生查理·霍尔建立了一座沉思默坐的塑像。因为欧柏林大学从查理·霍尔的遗产中拿出万万元作为了建校基金。当然，建立霍尔的塑像对于孔祥熙来说，也是炫耀自己身份的一个极好机会。这一点，孔祥熙心里是十分清楚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学校已初具规模。学校叫什么名字呢？孔祥熙决定用“铭贤”二字做为学校的校名。“铭贤”有两层意思。一层顾名思义也，铭者，纪念也；贤者，圣贤也。铭贤者，乃纪念圣贤之地也。这里所谓的铭贤就是纪念庚子年间美国传教士在山西太谷为道殉难的“先贤”，即铭感美国传教士的意思。另一层，则是为纪念和崇尚欧柏林艰苦办学的精神，表示在美国欧柏林大学资助和领导下创办的眼前这所学校。故英文校名为“Oberlln^Sansi^Memorial^School”，即欧柏林大学山西分校。
孔祥熙亲自出任铭贤学校校长。
孔祥熙的教育救国事业开始并不顺利。第一年铭贤学校只有9名学生。尽管学生不多，孔祥熙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认真制定了各项规章制度。首先，铭贤学校充分体现着教会办学的特色。它的办学宗旨是：“培养博爱济公，服务社会的人。”
其校训是：“学以事人。”
铭贤学校的最高管理机构是在美国欧柏林大学内的铭贤托事部。这个托事部是在美国备案的，直接听命于美国政府并把握学校的办学方向。托事部由14人组成，主席由欧柏林大学的校长或副校长充任，成员大多数也是该学校的教职员或校友。凡铭贤学校的方针、财政、人事、教学等重大问题，均由托事部来决定或批准。
铭贤学校在国内的管理机构为校董会（在国民政府立案前为理事部），这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机构，是为了应付当时的中国政府才成立的。因为北代战争以后，政府曾通令全国各教会学校均须先以校董会名义在中国政府立案，并按中国当时教育法令办学。按铭贤学校校董会的组织法规定：孔祥熙自任校长兼董事长，董事会内有铭贤学校毕业生3人、欧柏林大学毕业生3人、社会名流4人，加上孔祥熙本人共11人。校董会主要是根据美国铭贤托事部的各项指示来办校，但不管什么人做了校董，均须以孔祥熙的马首是瞻。所以校董会实际上起不了什么作用，只是对孔祥熙歌功颂德而已。校董会要定期开会研究校务，但孔祥熙做了国民政府的高官以后，长期住南京或上海，所以每次开会，校董们只好跑到南京或上海去开会。每次开会都是由董事长孔祥熙大作报告，信口开河地吹嘘一番，把开会的时间全部用完，最后差不多了才用一二十分钟的时间把学校负责人（代理校长）带来的议案，随便吩咐一番了事。所以后来每次开会校董们都说，我们不是来开会，而是来听训。
不管孔祥熙做了多大的官，他还是兼着铭贤学校的校长。为什么呢？一个小小的校长不是和孔祥熙的身份有些不成比例吗？这是因为孔祥熙要遵守他自己在美国欧柏林大学对校友们许下的“诺言”：即不忘欧柏林精神。同时铭贤学校在孔祥熙的人生历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也特别珍爱这光荣的历史。所以，后来孔祥熙始终都是铭贤学校的校长和校董会的董事长。
铭贤学校从一建立，就有中美互派代表的制度。学校建立后，除有美国人携家眷长期住校办理校务外，最初由美国欧柏林大学每3年选送1位毕业或未毕业的单身男性代表来山西铭贤学生担任教师职务，每人任期3年。以后改为每年选派1人，每人任期2年，这样就同时有两人在铭贤学校。最后又改为每年选派1男1女（单身），每人任期2年，即同时有4人在铭贤学校（两男两女）。欧柏林大学有山西学生委员会，负责选派代表和筹措经费。欧柏林大学到山西铭贤学校任教的男性代表共约20余人，女性代表10余人。这些大学毕业或未毕业的代表，年纪都很小。初到中国，他们都不能讲中国话，甚至连中国山西的风土人情都很难适应。故只能教英语，兼教音乐和体育课。他们初为人师，又是出国任教，经验不足，很难教好；等到积累了一些教学经验后，也就到回国的时间了。
就是这样一些人组成的师资队伍，被孔祥熙视为珍宝，大肆宣传，说铭贤学校的英语是由美国人直接讲授的，并且这些教师是训练有素、善于诱导云云。因此吸引了不少崇美亲美的青年到铭贤学校就学。而这些美国教师也颇有一套笼络人心的方法，如宣传宗教、教导歌舞和进行交际等；并对一些贫苦学生施以小恩小惠的拉拢手段，这样又更加助长了学生们的崇美亲美情绪。进而加大了铭贤对学生及家长的吸引力，生源源源不断。
至于说到中美互派代表，中方去美国的人，也就是选派教职员去美国留学。此一项进行的较晚，从铭贤开办到解放前夕，前后只有十余人次。他们最初是到铭贤学校的母校欧柏林大学留学，后因该大学只有文理、神学和音乐等几个学院，故以后学工学农的亦可到其他大学留学，但要回母校联系几次。
孔祥熙创办铭贤学校的指导思想可以说是革命、宗教与教育三者的结合。宗教思想对孔祥熙的影响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孔祥熙从小便受到深刻的宗教教育，他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毕业都是在教会学校学习的。所以，铭贤学校大部分师生都是基督教徒，学生要上经课，学校组织圣诞节、团契会和主日会等教友活动。更重要的是孔祥熙曾出国留学，特别是受到欧柏林先生和欧柏林大学较大的影响，思想比较开放。这样就自然在办铭贤学校时，容易吸收西方的现代教育方法，注重学生德、智、体三方面的全面发展。孔祥熙曾多次向铭贤师生强调他的这种主张：造就德、智、体三育兼全的人才，就是我的富国强兵之策！希望人人都有这样的信念，都要身体力行的去做，那么我们的国家由弱转强。由贫转富，将是指日可待的。
孔祥熙在办学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革命思想，主要是受到孙中山先生反清思想的感召，并且要通过教育救国的形式来实现其目的，这是迎合潮流的举动。
正是革命、教育和宗教三者的结合，使孔样照较全面地设计了铭贤学校的课程，如初中设有党义、历史、地理、数学、英文、自然和工艺等，高中除上述课程外还设有法制、心理、经济、哲学、医学、物理、化学、生物、会计商法学、货币银行学、教育和农业等学科。
全校之初、高中均设有体育和音乐课。
同时，铭贤学校的学生课外活动相当丰富。除体育活动外，校内还有很多社团组织，组织各种活动让学生参与，以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如学生会、青年会、国学研究会、英文研究会、文艺研究会、经济研究会、语言练习会、料学社、宗教研究会、证道团。平民教育宣传会以及各省县同乡会等，还有新剧表演团、晨曦社、海涛社、火花社等文艺社团。学生们可以自由参加这些组织，在这里交流思想，研究学术，练习写作。
从铭贤学校的课程安排和学生们的课外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出孔祥熙为铭贤学校操心的程度。孔祥熙的本家侄女孔令华老人至今仍赞叹他当年办学的劲头：“三叔那时真是把心全操在了铭贤。一个普通学生的事都装在心里。三叔为铭贤操心真是没明没黑。”
当时，孔祥熙不仅是铭贤学校的校长，还是历史、地理和体育课的教师，同时兼任总务长。30年代由胡春霖整理出版的《山西铭贤辑要》所载都是孔祥熙当年在铭贤学校上历史课时的讲稿，内容共分为山西的帝王类、侯宰类、勤良类、将领类、忠烈类、廉洁类、文史类和艺术类等。内容之全面，堪为山西文史集揽。
此外，孔祥熙还以高薪从省内外聘请一些较有水平的中国教师来铭贤学校担任有关课程。其中，他的父亲孔繁慈就在校内讲授经史课。
当时，孔祥熙要以山西太谷的铭贤学校与天津的南开、北京的师大附中一决高下。
铭贤学校的学制，最初是初小4年、高小3年、中学4年。1916年又添设大学预科3年（高中）。全部课程共14年。1923年遵照国民党全国教育会议决策，改为新学制，即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全部课共12年。停办大学预科。
1928年起，铭贤学校办起了农科，担任农科主任的是美国欧柏林大学文学学士、康乃尔大学的理科硕士穆懿尔。农科聘用了大批的农业大学及专科毕业生从事实验研究工作。除对作物育种、畜牧兽医、园艺果树等进行理论研究外，并办有农场、牧场和园艺场，在太谷南山有果园、在清源县有萄葡园以供实验。该科还培育了“金皇后玉米”、“169小麦”等很多优良品种，并每年举办一次大规模农业展览以展出各地作物和农村产品。穆效尔还借此分析实验了我国各地的土壤，调查研究了山西的农村经济。1931年铭贤又增办工科，主要是制造农具为农科服务，如制造冰铁犁、中耕器、除草机、喷雾器和玉米脱粒机等。此外还办有翻砂厂、机械厂、肥皂厂和印刷厂等。但是，当时农、工两科都是研究性机构，初期并未招生授课。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侵占华北并致北平沦陷，太原告急。铭贤学校被迫西迁，经河南狭县、西安、洒县，历尽艰辛于1939年春到达四川省金堂县。租赁宅地开始上课，生源主要是华北逃难的学生和山西的商人子弟。1940年铭贤又专门开办农工专科学校并于1943年扩展为铭贤学院，内设机械工程，化学工程、农艺、畜牧兽医、农业经济、银行及工商管理八系，并附有农场、牧场、机械厂、纺纱厂、酿造厂和制药厂等。
孔祥熙在1929年7月，曾搞了一个铭贤学校建校ZI周年的纪念活动，井亲自为《铭贤学校ZI周年纪念刊》写序。序中说：
“盖铭贤者，实纪念前贤之学校也。命名之义，即在铭心不忘前贤也。
“学生之在校及已毕业者，不下千余人，升学于国外大学要求深造、以及散之四方服务于社会国家者，亦所在多有。
“教职员自4人增至80人，学生自30余人增至800人，经费自8000元增至每年45000元”。
铭贤学校纪律严明，教学始终坚持从难从严。学院成立后实行学分制。凡一年内不及格学分超过该学年应修学分总数的三分之一者，即勒令退学。考试舞弊者，除取消该学科成绩外，还要给予一定的处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铭贤学校迁回山西太谷。后来铭贤学院的工科合并于太原工学院，农科发展为山西农业大学。
铭贤学校虽为孔祥熙所创立，孔祥熙又是校长兼校董会的董事长，但他为铭贤学校并没有直接花过多少钱。铭贤学校固定的办学经费，都是从美国得到的。美国发明电解法制铝的查理·霍尔是欧柏林大学的毕业生，后来成了制铝工业的资本家之一。他去世后从他的遗产中捐赠给铭贤学校75万元美金，作为办学基金。这笔款子一部分系制铝公司的股票，一部分则存入银行吃利息，每年共约有3万多元美金。欧柏林大学学生会每年以其所收会费的一半捐助铭贤学校，连同一些零散的捐款，每年亦将近1万多元美金。铭贤每年的固定经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45000元美金左右。
正是有了比较充足的办学经费，孔祥熙和铭贤学校才能在孟家花园内大兴土木，增加设施。这些设施大部用美国友人的名字命名，以示纪念。如田氏楼、韩氏楼、杭氏楼。还有的以孔祥熙和宋蔼龄父母命名的，如嘉桂科学楼、亭兰图书馆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早在30年代的内地太谷，铭贤学校内的楼馆里就都配有暖气、自来水和电灯、电话、发电机、抽水马桶、壁炉、书橱等，试验室里都配有完备的教学仪器和药品。这在当时全国范围内的中小学校里是很少有的。
其实这些开支都是从美国资本家手里得来的。
再就是孔祥熙从外国为国民党政府购买物资时，常顺便敲外国商人的竹杠，让他们对铭贤学校有所捐助，如英国和德国厂商就曾对铭贤工科捐助过机器等。但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钱到底还是剥削中国人民的钱。孔祥熙有时也运用他的关系从国外机构方面弄到一些经费，铭贤学校曾得到过美国的中美文化委员会和美国的罗氏基金会的捐助。因此可以说铭贤的办学经费自始自终都很充裕。
除得到美国方面的资助外，铭贤学校还在国内进行过大规模的募捐。19M年孔祥熙对铭贤学校在重庆的毕业生们（包括校董们在内）发脾气说：“不趁我在台上的时候，赶快给学校弄几个钱，还要等到什么时候！”这些毕业生下去研究了一下说：“老先生（铭贤毕业生对孔祥熙的称呼）的意思，是叫我们用他的名义去募捐啊广于是马上成立了庞大的募捐委员会，印了捐启并通过当时孔祥熙任部长的财政系统（各地税局及关卡），以及孔祥熙任总裁的中央银行系统（各地分支行、信托局）和其他有关方面和有关人士，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募捐”。王正廷当时就曾在重庆中国银行出名请客，为铭贤学校募捐，杜月笙、刘鸿生和萧振瀛都是当时的座上客。募捐结果，得到了若干亿元。这些捐款除学校用掉一部分外，其余部分因管理不善，随着法币不断贬值而逐渐化为乌有。
孔祥熙还利用职权把国民党政府的物资拨给铭贤学校，如他曾令农本局经理穆藕初把两套七七式印度纺纱机拨给铭贤学校，既非送也非借，只是一笔糊涂帐。后来铭贤从四I！I金堂县迁往成都，曾把一整套纺纱机借与四川大学，安定以后连要都不敢要，就是因为这套纺纱机来路不明，说不出口。
孔祥熙作为铭贤学校的校长兼董事长，一方面以代理人的身份通过办学为教会服务，为美国“大老板”服务；另一方面，孔祥熙始终把铭贤学校看成他的私人财产来培植自己的亲信，并以此来扩大他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孔祥熙担任国民政府的高官以后，就渐渐地显露出来了。
孔祥熙在中央银行任总裁及财政部任部长期间，用人行事皆成系统。他为了植党营私，紧紧抓住人事大权，在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里安插了大批“亲信”。当时，财政部人事司长即是他的铭贤中学门生、山西太谷小同乡高晓楼。高晓楼开始只是孔祥熙的一个秘书。后来，孔祥熙的另一个秘书陈廷柞倚仗着孔二小姐的势力爬了上来后，收集了高晓楼的贪污材料，向孔祥熙告发。因为证据确实，孔祥熙只好把高晓楼撤职。但过了没多久，高晓楼一跃而升任财政部的人事司长，大出众人所料。为什么犯了错误反而升迁呢？原因很简单，就因为高晓楼既是铭贤学校的学生，又是孔祥熙的同乡。凡是铭贤学校的学生，都属孔祥熙“亲信”之类。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只要是毕业于铭贤学校，无论成绩优劣，几乎都可以飞黄腾达，在国民党政府里位居要职。最低限度也可以在中央银行或中央信托局当一名专员。在铭贤学校读过书的人，也可以得到破格提拔。当时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和中央银行。财政部、中央信托局里的山西人极多，而且大部分都担任主任、科长以上的要职。
这些人因为和孔祥熙有师生关系，即使是碌碌无为的低能儿，也都自命不凡，高人一等。于是有人说孔祥熙是“用人唯亲”，“用人唯晋”，“用人唯贤”。其中“用人唯贤”的“贤”，指的就是铭贤学校。
当时，孔祥熙听后不以为然，他反驳道：“常常有人说我，或者攻击我喜欢用山西人，在中央银行或中央信托局里延用了大批山西人。要知道全世界最会理财、最会办金融事业的，是犹太人；英国人当中，最会理财的是英格兰人。我们山西人是中国的犹太人和英格兰人，办了几百年的票号，在金融理财方面是天才，有传统的经验。因此我在财政金融方面，大量使用山西人，用其所长。我也是山西人，才能在财政金融上身负重任，做出一些‘成绩’。我用山西人是根据他们的才能来使用的，金融事业今后还要发达，还要大量使用，决不是因为同乡关系才用的。”
实际上，孔祥照所用的山西人，除了孔家的亲友外，大都是“铭贤学校”毕业的学生，如何谈得上是一般的山西民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