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逝世后，孔祥熙又回到了中俄会议督办公署。此时，身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的段棋瑞仍想欺骗人民，便组织召开所谓的“善后会议”，想以此选举他为正式总统，从而巩固北洋军阀的统治。不久，孔祥熙觉得在“中俄会议”中无事可做，便于1926年初离开北京，飞到美国进行了大半年的考察。
这时，中国的政局正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可以说中国正处在又一次大革命的前夜。从形式上看，中国同时存在着两个政府，一个是以段棋瑞为代表并被各国列强承认的在北京的反动政府，一个是在广州的由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组成的代表新兴阶级的革命政府。在这两个政府内部，又充满着各种矛盾、各种派系的争夺和斗争。
1925年7月1日，广东革命政府由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实行委员制，汪精卫任主席，胡汉民任外交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同年10月，国民政府领导的革命军在蒋介石的指挥下进行了第二次东征，全歼了广东军阀陈炯明的残部，实现了两广统一，为北伐奠定了基础。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10万人在广州誓师北伐。此次北伐共8个军，分三路向湖南、江西和福建进军。北伐开始后，捷报频传，在两湖战场击溃吴佩孚主力并在江西重创孙传芳。一时间，北洋军阀节节败退，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就在这时，孔祥熙由美国回到了广州，就任广东省财政厅长，同时兼任广东国民政府代财政部长，总揽后方财政。
1927年1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同年3月，武汉国民政府增设实业部，任命孔祥熙为实业部长。但当时孔祥熙并没到武汉就职，在广州等了一段时间后，他就回上海找他的夫人宋蔼龄去了。
当时全国的形势已日渐明朗，国民革命军顺应民心民意，所向披靡。而北洋军阀失道寡助，节节败退，统一中国已然是早晚的事情。国民革命军在控制了南方数省、特别是浙江、上海后却停止了北伐。当时，蒋介石并非不想消灭段棋瑞，而是不愿意为别人做嫁衣裳，亦即不愿在汪精卫手下当个二把手。在没和汪精卫摊牌之前，在没有按他的意志统一国民党之前，在没有绝对控制全部军权之前，他决定不再向北出动一兵一卒。蒋介石和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武汉国民政府的裂痕，顿时公开化了。
1927年3月末，蒋介石到了上海。他随即便到了那座极为豪华的西爱威斯路宋氏家族的住宅拜访了孔祥熙夫妇，希望孔氏夫妇能支持他。
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孔祥熙面临着选择。
国民党原本就是一个松散的政治组织。1913年宋教仁将其组成一个统一的政党后不久，便被袁世凯暗杀。1924年孙中山下决心重组国民党，实行新的“三大政策”。但不幸于1925年孙中山也病逝北京。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被公认为接班人，但以胡汉民为代表的右派和以廖仲恺为代表的左派的矛盾日趋激化，后终于酿成于1926年的廖仲恺被暗杀。
蒋介石借北伐和廖被暗杀而地位迅速上升，但当时他尚并不是公认的领袖和“合法”选出的主席，而汪精卫却是。当时从名义上和形式上，汪精卫代表着国民党和原来的广州革命政府；再则汪精卫也拥有一部分军队，特别是当时由苏联影响控制的共产党和在北伐中膨胀的桂系军队都支持汪精卫。
蒋介石虽然由北伐捞到了政治资本，拥有几十万大军但毕竟势单力薄且名不正言不顺。
孔祥熙追随孙中山多年，和宋蔼龄结婚后又一直效力于国民党的民主革命，看到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的状况，不禁忧心忡忡，此时，蒋介石的拜访更使他对未来感到迷茫。
但宋蔼龄却当即态度鲜明。她在蒋介石走后劝孔祥熙承认蒋介石是很有潜力的政治领袖，况且当时蒋介石正在和宋美龄热恋。只要蒋宋联姻，蒋家的军队和宋家的金钱联合起来，就能形成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集团。当时宋蔼龄认为，当前的当务之急是说服汪精卫同蒋介石联手，并认为他们的矛盾再大也没有和张作霖的大，他们的矛盾再深也没有和孙传芳深。只要蒋汪携手北伐，国民革命大业即可告成。
孔祥熙以前对蒋介石的印象并不好，他有一个基本的信条，就是中国必须由受过高等教育、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人来治理、来统治。可这许多年来，他目睹了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状况，深感军队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而军人一般都缺少现代的民主思想。军队要打仗，就要讲纪律、讲服从、讲统一意志，而这样的土壤必然培育出独裁而不是民主的种子。蒋介石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当时，人们都已逐渐看出了他独裁武断的本质。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他如果不独裁武断，他怎能统帅一支几十万人的军队？宋蔼龄说，他们将来可以在政府里影响甚至控制蒋介石，当然这恐怕是幻想，因为蒋介石需要的是奴隶和工具……但汪精卫行吗，他更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靠一次所谓的“谋杀”大捞了政治资本，靠一支笔写了几篇文章倾倒了一部分青年，靠察言观色和伶俐的口齿赢得了孙中山的信赖。可这样的人能成为党的领袖吗？缺少大气魄，缺少大胸怀，缺少决断的能力和敢于承担后果的勇气。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汪精卫没有受过西方教育，不会讲英文。在北京孙中山身边工作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孔祥熙虽然觉得汪精卫有几分才气，但绝对缺少共同语言。孔祥熙还觉得汪精卫这个人很虚伪，有时又很傲慢，但汪毕竟是国民党全国代表正式选举出来的主席呀。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在紧要关头的确就只有这几步。孔祥熙当时已经47岁，已走过了人生道路的一多半，所以他不愿再拿自己的后半生去做赌注、去冒险。
但宋蔼龄和孔祥熙的性格完全不同。孔祥熙喜欢静，她喜欢动；孔祥熙喜欢稳，她喜欢“乱”；孔祥熙不愿冒险，而她最喜欢探险和下赌注。在1927年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宋蔼龄如鱼得水似地成了一个人物。自从跟随孙中山以来，她还从没有找到现在的这种感觉。当时，她正在进行着一桩足以影响中国命运的“事业”，即促成蒋宋联姻。当然，对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关系，她保留了自己的意见。于是孔氏夫妇，一个开始积极为宁汉合流斡旋，一个开始为蒋介石宋美龄牵媒拉线。尽管出发点有所不同，但殊途同归，最终都成了蒋介石独裁政权的帮凶和重臣，并且也为他们自己的历史填写了不那么光彩的一笔。
1927年4月，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上海。为了缓和蒋、汪之间的矛盾，维护国民党内部的团结，孔祥熙和宋蔼龄在其寓所设宴请蒋介石、汪精卫同时出席。
那天，蒋介石、汪精卫果然应邀赴宴。一方面是孔祥熙、宋蔼龄的面子他们谁也不好驳，二来蒋、汪也确有共同利益，“国民革命”尚未成功，他们暂时还谁也离不开谁。蒋介石需要汪精卫在政治上和舆论上的支持，汪精卫需要蒋介石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力量。但他们既相互需要，又各怀鬼胎，各有各的打算。特别是蒋介石，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心眼儿里反对。他到苏联考察，对那里没留下什么好印象。无奈那时羽翼未满，需要仰仗孙中山的威望。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的反动本性日益暴露，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在控制了江浙一带后，他决心依靠上海的青红帮和江浙一带的财阀，建立起自己的统治。但他希望得到汪精卫的支持，这样在名声上要好听得多。不过他在反对共产党上却决不妥协，如果汪精卫要继续保持有苏联顾问鲍罗廷参加、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武汉国民政府，他宁可摊牌一决雌雄。
当天晚上在孔祥熙、宋蔼龄的宴会上，蒋、汪二人表面上谈笑风声，孔床二人也频频夹菜敬酒，活跃气氛。酒过三巡后，蒋介石终于谈到了正题，希望汪精卫留在上海帮助“清党”；并说共产党建立苏俄之目的和国民党倡导的三民主义是南辕北辙，如不进行“清党”而继续北伐，必然养虎成患。等共产党在北伐中翅膀硬了，他们就会来革我们的命，杀我们的头。
汪精卫则认为蒋介石危言耸听，共产党不过屈屈十几万党员，根本构不成对国民政府的威胁，他甚至怀疑恐怕是蒋介石想假借“清党”排除异己，实行军事独裁并篡夺国民革命成果。于是汪精卫对蒋介石说：“实行‘清党’事关重大，不可轻变。如果要变，应该召开中央全会讨论解决。”
当时闻听汪精卫如此说，蒋介石不禁暗自骂道：这书呆子！等你讨论明白的时候，人家早跑得跑，藏的藏了，你还能清着谁？
但蒋介石就是蒋介石。也许从那一刻起，他就暗下了要实行反革命政变的决心，要取汪精卫而代之的决心。但在表面上，为了稳住汪精卫稳住共产党，他旋即在上海公开发表了一个“拥汪通电”。同年4月4日，也就是蒋介石发表“拥汪通电”的第二天，汪精卫在上海也发表通电，声称他与蒋介石、张静江及各军事领袖举行了重要会议，决定一致合作；由汪复职，处理内政外交重大事宜，并要求各团体行动应趋正轨，不合正轨者应加以纠正。
随后，汪精卫秘密离开上海，乘船逆江而上直赴汉口。
汪精卫是带着怎样的心情离开上海的我们不得而知，他对蒋介石的承诺有几分信任也值得多问几个为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对当时国民党最高层的劲敌在孔祥熙和宋蔼龄那里都找到了一种感觉，一种把他们维系在一起的历史的、感情的和政治的渊源和利益，使他们觉得至少在目前，他们的共同点多于不同点。
果然，汪精卫走后不到一个星期，为了取得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为了巩固自己窃取的北伐革命的成果，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时间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血腥屠杀。
1927年4月IS日，蒋介石竟不顾众多人的反对，在南京建立了一个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国民政府”，并在南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阅兵典礼，似乎故意向在汉口的汪精卫示威。
汪精卫也迅速作出反应。他回汉口后即被任命为武汉国民政府主席。于是，汪精卫于4月18日召集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会议，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免去其各种职务。几天后，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计40余人联名声讨蒋介石的倒行逆施。
蒋介石和汪精卫最后摊牌了。如果说，中山舰事件只是蒋汪斗法的序幕，那么蒋置汪精卫和武汉国民政府而不顾，擅自在南京成立以自己为首的新政府，则是这出戏的高潮。这不是以平等为基础的谈判，而是以武力为基础的要挟。你汪精卫和武汉政府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反正我就这么干了。
蒋介石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违，承分裂国民政府的恶名，是有原因的。他已经占领了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他已经掌握了当时中国最有战斗力的一支军队，他所“领导”的北伐受到了各阶层广泛的支持。当时，江南各有势力的财团纷纷向他靠拢，英、美等帝国主义列强也向他伸出橄榄枝。蒋介石明白，如果他想在上海、南京站住脚，他想把上海、南京做为自己的根据地，就必须取得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承认，就必须代表上海、南京大资产阶级和诸如青红帮之类的势力的集团的利益。要想取得这些人的支持和承认，就必须同苏联支持的共产党决裂，同共产国际决裂，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决裂。蒋介石的阴险、狡诈和凶毒于此可见一斑。
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在宁汉对立、蒋汪对立的情形下，孔祥熙为什么站在了蒋介石一边。孔祥熙受的西方教育，和宋蔼龄都是基督徒，对苏俄有着本能的反感。宋蔼龄的父亲从传教发展成为一个买办资本家，和共产党宣传的阶级斗争又格格不人。所以他们认为，只有蒋介石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站在蒋介石一边比站在汪精卫一边有更多的好处。
蒋介石在南京擅自成立政府后，国民党内也顿时分为两大派系。并且由此在宋氏家族中也分为两派：宋蔼龄、宋美龄和孔祥熙同情蒋介石；宋子文、宋庆龄则反对蒋介石，同情汪精卫。为此，孔祥熙和宋蔼龄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说服宋子文投靠蒋介石的南京政府。
老实说，宋家对蒋介石的印象并不好。特别是宋子文，根本看不上蒋介石--没受过教育，没有文化，在上海滩不过是个靠着青帮势力的混混儿，而后靠着曲意迎奉孙中山和一点点手腕，居然爬上了黄埔军校校长的位置。即使如此，宋子文还是看不上蒋介石和他的那些所谓军队，认为那不过是一帮没有纪律的乌合之众。所以，他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财政部长，就开始努力为武汉政府工作，认为那是合法的革命政府，是代表他希望的政府。1927年4月初，宋子文曾到上海，力图勾通上海金融界、商业界和武汉政府的关系，像当年他父亲支持孙中山的同盟会一样支持现在的汪精卫政府。但上海金融界更看好的是蒋介石，认为蒋氏拥有军权，而且又在上海附近驻军。他们想把钱借给蒋介石，当时宋子文劝阻未果，便以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身份从中阻止。蒋介石得知后针锋相对，他不同宋子文商量，派了自己政府的财政官员到处筹款，并派人查封了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处。
宋子文回到在上海的家中，大骂蒋介石是个流氓，但却没有得到家人的响应。此时，孔祥熙、宋蔼龄积极投靠蒋介石的立场已经明朗，宋蔼龄还在积极促成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当然，宋蔼龄也没忘记宋子文。这个宋家的长女，在父亲去世以后，就一直想为重振宋家的势力而绞尽脑汁。她是最早看出蒋宋联姻会给中国带来什么的人。于是，她不但不随着宋子文骂蒋介石，反而劝宋子文到南京政府任职。
“什么？叫我到南京任职？”宋子文听到姐姐的话后顿时把眼睛瞪得溜圆。
“对。汪精卫没有军权，成不了大事。当今中国，只有蒋介石才能领导国民党完成统一大业。”宋蔼龄苦口婆心地劝说道。
“蒋介石是个独夫党贼。他视党纪国法为儿戏，自恃手里掌握兵权，就公然和大多数人做对，这和袁世凯当年威逼孙中山下野有什么两样？”宋子文仍不依不饶。
“子文，”宋蔼龄继续劝说道：“这完全是两码事，袁世凯是想复辟封建王朝，蒋介石则是想北伐。”
见宋子文想不通，宋蔼龄又换了一种口气说：“子文，你好好想想，苏俄支持共产党北伐，目的是什么？他们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完了帝国主义就要来打我们。汪精卫靠他们能靠得住吗？再看看李宗仁、白崇禧，完全像是土匪一样，汉受过教育，没有文化，国家将来能靠他们吗？不错，现在是群雄逐鹿，各霸一方，但战国最后为什么被秦始皇统一？蒋介石现握有50万北伐军，谁人能比。更主要的是，蒋介石崇敬欧美文化，并正在想方设法和欧美国家打通关系，对咱们宋家也极为看中。那天他亲口对我允诺，你若能到南京，他就任命你为财政部长，让咱们宋家主宰财政大权。中国有句老话你不是不知，‘良臣择主而仕’，只要咱们宋家能和蒋结上亲，这将来的天下……”
宋子文听了姐姐的这一番宏论，虽不能完全同意，但也确实打动了他。特别是共产党要革资产阶级命和苏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观点他觉得有些道理。苏俄目前支持国民党，无非是想借国民党之力打击欧美在中国的势力。如果欧美在中国不支持军阀而支持我们，那苏俄还会支持国民党吗？但蒋介石这个独夫也太嚣张了一点，刚刚有了点权力就忘了自己是老几。想当初来家支持孙中山闹革命闯天下时，你蒋介石不过是一个一名不文的小卒子，现在竟敢封了我在上海的办事处！即使让蒋介石的政府合法化也必须对其进行严格的限制。不然他大权独揽，指不定要干出什么倒行逆施的恶事来呢！
就这样，在孔祥熙和宋蔼龄反复劝说下，宋子文终于明白汪精卫绝不是能成大器之人。不管蒋将来能不能成功，应先到上海。当务之急是利用蒋的军事力量保护住家业。上海、南京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也是外国列强投资最多的地方。保住上海就保了天下，失了上海就失了天下。宋家应团结一致，用自己的影响力，最大限度地影响和说服蒋介石继续北伐，完成孙中山先生的遗愿。
终于，宋子文答应了以宋蔼龄为首的家族亲蒋势力，参加“宁汉合作”的活动，并去武汉充当说客，说服那边的人同南京合作。
1927年7月20日，宋子文抵达武汉，带来了蒋介石的要求，他对汪精卫说，蒋介石并不是想取你而代之，只是希望你能立即抛开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同南京联合，组成新的国民政府。
汪精卫也开始琢磨了。蒋介石是铁了心反共了，如果再和共产党合作，就必然要和蒋介石成为对立面。只是，我汪精卫如果也反对共产党，蒋介石能使我得到什么呢？……
宋子文在当晚还找到宋庆龄。他向宋庆龄转答了母亲、宋蔼龄、宋美龄及孔祥熙等人的“问候”和劝告。但和汪精卫不同，宋庆龄当时就坚决拒绝了宋子文的要求，她表示决不同蒋介石合作，决不到蒋介石的政府里任职。
正像孔祥熙来蔼龄和蒋介石预料的那样，声称把蒋介石开除党职的汪精卫不过是个懦夫，为保全自己的地位哪里会坚持什么原则。原来的剑拔弩张就像是一场戏，下了台卸了装他和蒋介石又成了朋友。汪精卫妥协了。他提出了几条保全面子的办法，无非是文字游戏，无非是为了他个人能重享荣华富贵。对蒋介石而言，这几条可以说是在乞求了。
据说，当时汪精卫的条件是：南京政府必须重新选举，并由武汉政府提出迁都南京。在新政府中，蒋介石掌握军权，而汪本人则应掌党政大权。
汪精卫立场变化之快令人咂舌，宋子文到武汉后的第二天，汪氏便同南京蒋介石达成了协议。难怪抗战爆发不久，汪精卫便很快地投靠了日本帝国主义。当然这是后话了。
对汪精卫的这些条件，蒋介石喜不胜收。这实际等于承认了他的先斩后奏，承认了他在国民党中的权威，承认了他有主宰中国政局的力量。南京和上海当时已成为蒋的势力范围，你汪精卫到了南京，就好比是到了如来佛的手掌心，即使是孙悟空一个跟头翻出十万八千里，又能怎样？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集“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并大肆诬蔑共产党和革命群众是“暴徒”。在“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个漏网”的血腥口号下，大规模地逮捕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使中国革命再次受到了重大损失。
孔祥熙及其夫人宋蔼龄则在促使“宁汉合流”中，在争取说服冯玉祥的过程中，均有上乘表演。
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因“北京政变”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待北伐开始时，冯已号称50万军队（实际只有30万），是当时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想争取的一支力量。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并且宁汉对立公开化后，冯玉祥表示，对蒋江双方都没有厚薄之见，一视同仁。而且在宁、汉两个政府中，他都派了代表，两个政府给予他的任命和军费，他也都照收不误。
1927年6月，冯玉祥约汪精卫到郑州会谈。汪精卫企图说服冯玉祥反蒋，并列举了蒋介石的种种恶行。冯玉祥当然知道蒋介石的为人，但对汪精卫也没什么好印象。他崇拜的是孙中山和廖仲恺，可惜他们都已逝世。因此，对汪的劝说，冯玉祥的回答只是希望江蒋二人能以国民革命大业为重，继续北伐，停止内部的争权夺利之争。汪精卫为了表示对冯玉祥的信任，以武汉国民政府的名义把河南、陕西和甘肃三省的党政军大权全部交给他，冯玉祥做为答谢，亦表示他的军队今后完全拥护武汉政府的一切命令和决议。
冯玉祥的这，着令蒋介石寝食不安。蒋介石最看中的是军力，如果冯玉祥的这30万大军真跟他较上劲，他蒋介石还真做难。且不说这仗能否打胜，要是段棋瑞再和冯玉祥挂上钩，他蒋介石不就成了孤家寡人了吗！
当时蒋介石急在眉头，孔祥熙急在心头。他找到蒋介石说，他和冯玉祥曾有过交情，能说上话，愿前往冯处游说。此外，他觉得冯玉祥未必就真会听汪精卫的指挥和蒋作对，冯无非是觉得形势不明朗，想看一看然后再做决定。
孔祥熙和蒋介石秘密商讨后，便赴河南去见冯玉祥。几年前，孙中山得到冯玉祥有革命倾向，曾派孔祥熙前去联络，当时二人谈得十分投机。所以这次孔祥熙来，冯玉祥自然欢迎，以礼相待。孔祥熙虽不擅言辞，但对大是大非倒也说得明白。他给冯玉祥分析当今天下之事，指出只有国民党能得人心得天下。各派军阀虽雄踞一方，但思想保守，利益冲突；得不到民众的拥护，就像战国七雄战到最后终究要被消取。而在国民党中，惟有蒋介石能得天下。孔祥熙向冯玉祥分析了当时蒋已占尽的天时地利，汪精卫只是徒有其表。只有压汪和蒋联合，才是当务之急。而宁汉一旦合解，则国民革命大事告成。
在孔祥熙的撮合下，蒋介石、李宗仁等和冯玉祥于当年6月20日举行了著名的徐州会议。会议就反共问题达成共识，冯玉祥亦表示要支持蒋介石代表的南京政府。
同月ZI日冯玉祥向武汉汪精卫发电报，电报攻击武汉地区的工农运动是“阳冒国民革命之名，阴布全国恐慌之毒”。冯玉祥还在电报中提出应让鲍罗廷回国，并督促汪精卫尽快与蒋介石谈判沟通。
冯玉样的电报正中蒋介石和孔祥熙下怀。蒋介石当即表示拨赠军费50万元给冯玉祥以资鼓励，还表示从这一年的7月起每月拨给冯玉祥军晌250万，顿使冯受宠若惊。
由于孔祥熙等人的斡旋，宁汉双方开始在反共反人民的基础上实现妥协，双方的对抗暂时出现缓和。
但一波未平又起一浪。1928年8月13日，蒋介石突然宣布下野，旋即又于9月28日同张群等人东渡日本，暂时远离了国内政治漩涡。原来汪精卫同意反共后，蒋介石（代表南京）、汪精卫（代表武汉）和李宗仁（代表桂系，当时桂系在蒋北伐后已在南方迅速扩展了势力）在上海会谈，正式组成了“特别委员会”以接管国民党政权。汪精卫未能在“特别委员会”中掌握实权，就又重回到武汉，勾结军阀唐生智反对特别委员会。李宗仁也借机“逼宫”，要挟蒋介石要么交出兵权，要么出兵消灭汪精卫和唐生智。蒋介石一看事情不妙，来了个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硬把个烂摊子甩给李宗仁。
同年10月下旬，以李宗仁为代表的宁方（蒋介石未曾料到的半路杀出的一匹黑马）下令讨伐唐生智，宁汉双方再次开战。不过上次是唇枪舌剑，纸上交锋；这次则是真枪实弹、血流成河的较量了。
此时的孔祥熙，又开始了四处奔波。他穿梭于宁汉之间，希望双方停止战斗，又西去太原老家说服阎锡山和冯玉祥不要参与李宗仁与唐生智的纠纷；他已汇同各方联合发出通电，希望双方息事宁人，并希望蒋介石速回南京复职。
1927年10月，唐生智军大败，李宗仁虽胜犹败，因为他得罪了太多的人。
这一年的11月10日，蒋介石由日本回到上海。抵沪后即拍电报给汪精卫，希望与他到上海共商党务。于是汪精卫和蒋介石在上海相见，原来的深仇大恨已被桂系的干扰驱散。他们达成共识，由蒋出任总司令，由江出任国民政府主席，以便共同对付桂系。
但时隔不久，国民党内就有人对汪精卫进行弹劾，说汪是变化无常的势利小人，不能一心为公而只想个人争名夺利，一旦当不上主席就去勾结旧军阀反对革命，这种人还有什么资格出任国民政府主席？
汪精卫无奈只好再度出访法国，以求暂避锋芒。于是，蒋介石重新成了核心人物。1928年1月，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2月，又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重新控制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
这段历史给史学家们留下了不尽的课题。孔祥熙自不必说，在“四·一二”政变前后，在宁汉双方明争暗斗中，他不辞劳苦，四处奔波，为蒋介石充当说客，为协调蒋汪之间的矛盾可谓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
但当时在中国颇具实力的几派中，蒋、冯、阎及桂系的表演却如同走马灯一般，转换变化之快令人咋舌。宁汉又合又斗，冯玉祥则坐山观虎斗，桂系更真刀实枪……蒋介石重掌国民党大权后，这四派又突然联合在一起继续北伐，以共同对付占据北京的张作霖奉系军阀统治。
1928年6月3日，张作霖被逐出北京不久，蒋介石终于完成了所谓的“统一”大业。但时隔不久，共同北伐的盟友之间又爆发了战争，原来在北伐战争中桂系基本控制了平津和两湖地区，对蒋介石构成了“威胁”。于是蒋介石又对桂系开战，冯玉祥亦又由拥蒋变为反蒋。
1929年6月，桂系黄绍闽、白崇禧兵败后，逃往香港。
后来，蒋介石对孔祥熙和宋蔼龄自是“知恩必报”。1928年蒋介石重掌国民党军政大权后，就任命孔祥熙为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长，并推选其为国民政府委员；宋子文亦被蒋介石任命为财政部长。当时，还有陈果夫被任命为组织部长等。届此，可以说“四大家族”初具模样了。
1929年3月，在国民党“三全大会”上，经蒋介石安排，孔祥熙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1930年12月，南京政府将工商和农矿两部合并为实业部，孔祥熙出任实业部长。
1933年蒋介石和宋子文因财政预算撕破脸后，孔祥熙又接替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从此开始主掌国民党财经大权达11年之久，成为其后11年中国民党最高决策层的核心人物之一。
可以说，1927年对孔祥熙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时期，一个人生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当时，他经过慎重考虑后决心投靠蒋介石，并在蒋介石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和宋蔼龄全力以赴地帮蒋渡过难关，进而赢得了蒋介石的信赖。如此一来，便为他在后来尤其是抗战时期爬上国民党政治经济权力的巅峰，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