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孔祥熙、宋蔼龄和宋美龄正在上海。
那是12月12日下午3时，机要秘书脚步匆匆，叩响了孔祥熙书房的门。
“什么事？”孔祥熙放下后中的报纸，抬头漫不经心地问道。
“加急电报！”
当即，孔祥熙从秘书额头上渗出的汗珠和眸子惊慌游散的目光中，感觉到了什么，但仍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摆摆手说：“你出去吧。”
秘书走后，孙祥熙从邮封中抽出电报正文，顿时一行细小的5号来体字映人他的眼帘，他的心一下子窜到了嗓子眼，全身的血液似乎一下子凝固了。
“西安有兵变……蒋介石在何处尚未查明，已派飞机前往侦察……”
电报的落款是当时的军政部长何应钦。
这难道是真的？孔祥熙头脑中刹那闪闪过了无数念头。他素知何应钦和桂系白崇禧、李宗仁有深交，与蒋介石也是面和心不和。但如此重要的情况，料他何应钦也不会视为儿戏。
孔祥熙立即要通了南京的电话，几经查问，最后从南京财政部秘书那里传来的绝密电话，证实了何应钦的消息。同时，南京也收到了张学良的电报，还有一封专门是给孔祥熙的。
接完电话，孔祥熙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像一尊雕塑一动不动。
窗外大块大块的云团从远处飘来，挡住了蓝色的天空。
此刻孔祥熙的心像被压住了一块大石头，压得喘不过气来。他脑子急速旋转着：张学良用意不清，蒋介石生死不明，日本这时咄咄逼人，国民党内部刚刚缓和的派系之争必将再次发起；更主要的是他已通过法币改革，死心踏地投靠了蒋介石，孔家的命运已和主子的兴衰沉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半响，孔祥熙镇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拨通了一个电话：“谭秘书，准备晚上火车票回南京，并约苏联大使馆的秘书鄂山荫明早在南京孔宅见面。”
就在这时，宋蔼龄也走了进来。看到桌上的电报后她也惊呆了，片刻后才说：“小妹知道了吗？”
“她还不知道。”
“小妹要是知道了，会要死不活的。要想好了办法再告诉她。”
“我知道，小妹的脾气我知道。”
但孔祥熙心里明白，如不赶快通知宋美龄，她从其它渠道得到了消息会更加气愤和悲伤。于是，他和宋蔼龄立即驱车前往宋美龄在上海的往处。
碰巧，这天下午来美龄正在主持召开“航空事务委员会”常务会议，商讨改组“全国航空事务委员会”事宜。
孔祥熙派人把宋美龄叫到客厅，对她说：“有件事很紧急，我专程赶来告诉你。”
“什么事？”宋美龄立即预感到什么严重的事情发生了。
“你别着急，事情还没弄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宋美龄越发着起急来。
孔祥熙示意宋蔼龄坐在宋美龄身旁，然后一字一句地说：“西安发生了兵变，委员长下落不明。”
宋美龄惊呆了，脸色由红变白，又由白变灰。接着，她便用双手掩住面颊硬咽起来，肩膀像秋风中的树叶不停地抖动。
宋蔼龄急忙劝说。一会儿宋美龄停止了抽泣。在这种时刻他们都明白，眼泪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唯一要紧的是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而最首要的问题是如何保证蒋介石的生命安全。只要蒋介石还活着，一切都好办。
经过紧急商议，他们决定明日清晨一起前往南京，并约蒋介石的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同行。
那一晚，是孔祥熙进入南京最高决策层后最难熬过的一夜。窗外寒星点点，屋内灯火黯淡，孔祥熙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他脑海中不知为什么，总是浮现出张学良手持左轮手枪在大声训斥蒋介石的画面。
不行，得立即给张学良发电报，稳住这位年轻气盛的少帅，确保蒋介石死里逃生。
老谋深算的孔祥熙拿出在商战中揣度对方心态的技俩，披衣坐在写字台前，在一叠几十张信纸上写满了草稿，并且写一张扔一张；再写，不满意再扔……当时，孔祥熙想到给张学良发电报，也是有原因的。1922年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宣布“东三省人民自主，并与西南各省采取一致行动”，共同反对直系军阀。不料时隔不久，张作霖的奉系在战争中大败，于是撤回关外准备整军备战伺机反攻。此时，在广东的孙中山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便密令孔祥熙到东北，代表南方革命势力和张作霖谈判，以求形成南北联合共同对付直系军阀的局面。就是在那时，孔祥熙第一次见到了少帅张学良。
孔祥熙在沈阳受到了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热情招待，孔祥熙在东北半月余；和张作霖张学良成了“知心朋友”，尽管彼此都知道是相互利用，但毕竟共同利益大于分歧。
孔祥熙进入国民党决策层后，仍和原来各大军阀保持着联系，私交甚好，如阎锡山、冯玉祥等，对张学良也是一样。当时，他想以私人身份给张学良发一电报，是想通过此举稳住张学良、说服张学良、感化张学良，使张学良不至采取过激的行动。至少可以摸清张学良的思想脉络，保持一条和张学良沟通的渠道。于是，孔祥熙在电报里这样写道：急！西安张副司令汉卿吾兄勋鉴：
弟孔祥熙叩文亥沪寓印。
这封电报，态度比较委婉，措辞也不激烈，没有指责攻击威胁之词，反映了孔祥熙对这一事变的基本态度--即和平解决的愿意。
当晚岂止是孔祥熙没有睡觉。12月12日这天夜里，对在南京的所有的军政大员来说，都是一个难眠之夜。
夜幕深深浅罩着六朝古都南京。
在南京何应钦的官邸客厅里，依旧灯火通明。
国民党中央委员云集于此，正在召开中央临时紧急会议，商讨处理“西安事变”的对策。
在这次国民党中央的紧急会议上，平时养尊处优、傲慢专横的国民党高级党政要员大都乱了方寸。他们都被西安事变的突然发生弄得目瞪口呆。据说戴季陶第一个站起来大叫大喊到：“对张学良一定要明令讨伐，张学良胆敢对委员长非礼，实属犯上作乱，大逆不道。如不明令讨伐，则主不为主，国将不国！”
这种极力明令讨伐的言辞激烈的演说，当场立即引起了共鸣，于是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占了上风。这次会议决定：
（一）免除张学良的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属部队，归中央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
（二）张学良背叛党国，交中央监察委员会议处。
（三）行政院由孔祥熙负责。
（四）军事委员会由原5人增至7人，并推举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为该会常务委员。
（五）军事委员会由副委员会长及常务委员负责。
（六）军队指挥调动由何应钦负责。
直至13日清晨，没有参加会议却被推举为国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长的孔祥熙才携宋美龄、宋蔼龄姐妹俩一起来到了南京。
当时，何应钦也不顾事先约定的礼节，急匆匆地闯进了孔祥熙的寓所，向他通报了昨晚会议的内容。
这时，宋美龄也来到孔祥熙的寓所。当听何应钦说已决定对张学良、杨虎城动武的决定后，立即和何应钦吵了起来。
宋美龄质问何应钦：“我问你，你大力主张讨伐是何用意？假如仗真的打起来，你能控制局势吗？你能保证救出委员长并保证他的生命安全吗？告诉你，无论谁要发动这场战争，都是对他的谋杀！”
何应钦本想安慰宋美龄几句，不料宋美龄却向他发起了“进攻”，“幸亏是你在领导这批饭桶。要是换了别人，我一定把他看成是异党和别有用心。现在首要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委员长的安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何应钦自然不敢得罪宋美龄，特别又当着孔祥熙的面。“那--照夫人的意思是……”何陪着笑脸问。
“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宋美龄斩钉截铁地说：“停止讨伐的命令，想尽一切办法把委员长救出来。把他活着救出来，活着回南京！”
“夫人，讨伐不是我一个人意见，是会议……”何应钦还想要滑头。
“会议又怎么样？我们可以重新开会。我和孔祥熙一同出席！”
“那倒不必，那倒不必……”何应钦说，“不过，据我所知，总参谋部已命令20个师出发了。”
“出发了也得调回来！”宋美龄把眼睛都气歪了。“何总司令，你想过没有？一旦爆发战争，西北方面决不会孤立无援。你好好想想，有多少省都希望你去讨伐，日本人也盼望着你去。这样矛盾就会更加激化，委员长的生命就更无法保证，中国就会大乱。谁希望中国现在大乱？你主张讨伐到底是帮助委员长还是在害委员长？”
“这……这……”何庆钦理屈词穷，鼻头上渗出了汗珠。
宋美龄又看了一眼孔祥熙说：“明天我就派端纳到洛阳，转道去西安。子文也快回来了，他回来后我们一同去。”
“夫人，”何应钦说。“可以让冯玉祥代替委员长做人质，让他去一趟好了。”
“不--谁也代替不了我。我要亲自去，告辞了。”宋美龄不等何应钦反应，起身出了孔宅。
宋美龄走后，孔祥熙对何应钦说：“夫人的言辞激烈可以理解，我一会儿会去劝她。不过，对西北动武，军事解决问题，千万要慎之又慎。”
何应钦走后不久，苏联驻华大使馆秘书鄂山荫如约来到孔宅。
孔祥熙忙出门迎接，满脸堆笑。孔祥熙虽自小经商，但工于心计，对政治也极为精通。他急着约鄂山荫见面，就是想通过苏联的力量和影响来控制中国共产党，从而影响张学良和杨虎城，以期保护蒋介石的生命。如此可谓机关算尽，用心良苦。
上过茶后，孔祥熙真诚地对鄂山荫说：
“阁下想必已知道西安发生的事情。试想蒋委员长如果遇险，中国的亲日派必然得势，中国的人力物力将成为日本军阀向东北及世界扩张的资本，这对亚洲对苏联都将构成严重威胁。所以，希望苏联能通过自己的影响来保证蒋委员长的安全……。”
会见完鄂山荫后，孔祥熙又紧急召见了日本驻华领事须磨。含蓄地告诫其“西安事变”乃中国民众抗日情绪爆发使然，日方对此事应保持理智，不能乱插手，以免激怒中方，造成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
12月13日下午，孔祥熙匆匆吃了午饭就又赶到总统府的国民党中央会议室，参加政治委员会常务会议。此次会议的议题仍是怎样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
会上，主战派和主和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何应钦自然是主战派，宋美龄上午对他的警告他并没放在心上。相反，他还把宋美龄要去西安的消息密告了日本人。所以，这次会议一开始，何应钦先声夺人先人为主，报告了由飞机侦察的西安的情况及军队中高级将领对此的反映。
孔祥熙则寸步不让，随即报告了在上海听到的“西安事变”的消息后，工商界的反映及希望和平解决的愿望。
于是两派各执一词，陈述利害，争论不休。如何应钦、吴稚晖等仍然主张立即讨伐，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则以为先缓解为佳，孔祥熙亦说张学良是可以商量之人。
次日，会议继续且争吵继续，最后依旧是毫无结果。为此孔祥熙甚至和戴季陶吵得面红耳赤。
孔祥熙想军界力主讨伐，除了亲日派作祟外，忠君思想也是重要原因。平日里蒋一直对军队灌输效忠思想，一旦蒋本人遇难，部属无动于衷岂不荒谬。军人力主讨伐，也表明了对委员长的一片忠心。现在的问题是，有人想利用此及大做文章，以达到个人目的。因此，要多做工作，向高级将领陈明利害，考虑长远顾全大局，关键时刻切不可意气用事。
14月中午散会后，孔祥熙特邀冯玉祥到其住处密谈。孔祥熙知道，要想制止何应钦和桂系的战争叫嚣，必须有足够强大的军力来制衡，而现在掌握兵权的将军里，他能说上话的就是冯玉祥了。
当年孔祥熙奉孙中山之命赴北京同冯玉祥会面，二人一见如故，彻底长谈，从此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而且也正是由于受了孙中山及孔祥熙等当时的革命党人的影响，尤其是听了孔祥熙的劝说，当年冯玉祥才发动了北京政变，并从此走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的。当时去找冯玉祥将军之前，孔祥熙就已得知，冯玉祥在“西安事变”后曾立即致电张学良：“请先释介公回来，如世兄驻军陕甘别有困难，以及有何意见，均可公开陈述”，并表示愿意替蒋介石到西安去当人质。
于是见面后，孔祥熙开诚布公地对冯玉祥说：“我的意见你在会上都听到了，这个仗无论如何都不能打，和解是上上策，讨伐是下下策，于国、于党、于民、于委员长都不利。”
冯玉祥说：“此话正合我意。”
当下两个人还商量如何做好部队将领工作，以保持稳定以及请英美和苏联出面调停等事宜。
几天来，孔祥熙异常忙碌，代理行政院长一职给他以受命于危难之时之感。在和宋蔼龄商量后，他即秘密派人赴各地，打听各省实力派人物对西安事变的反应。表面上，他又做些官样文章，公开致电各地，极尽分化拉拢之能事，以便做到即抑制何应钦亲日派之势力，又从各方面对张学良和杨虎城施加压力。孔祥熙把这一套办法归纳为“乱其心，孤其势，怵之以力，动之以情”。
孔祥熙发出致各省市的通电，大都要求各地当局要“遵照蒋委员会长的既定方针，以最大的努力与全国上下共策国家之安全。”他还分别致电李宗仁、白崇禧、宋哲元、韩复榘、商震、沈鸿烈、阎锡山和刘湘等各省各军要人，从不同角度并以不同的口吻，或娓娓交心，或商讨救蒋之策，或暗示威胁，或封官许愿，企图彻底孤立张、杨于西安；使其成为共讨的孤军孤将。他要宋哲元“坐阵冀察”、“共挽时艰”；他致电韩复榘，告之“蒋公安全，以坚其信”，并“望韩专电劝张，祛除误会，免阅墙之争，招覆卵之祸”；旋又致电阎锡山“即电汉卿，促其反省”，并请阎考虑能否设法利用地利之便，将张学良接到太原，以阎做为中间人进行谈判。
在这盘险棋中，孔祥熙除了拉拢分化各地党政要员外，还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到了一些虽名望不高、官阶不大却可以加以利用的小人物。如有个叫冯钦哉的，只是个师长，他却几次致电对其表示关心和关注。孔祥熙如此作为例并不是为了礼贤下士。这个冯钦哉是山西人，和孔是同乡，又是杨虎城的十七路军24师师长，驻防在离西安很近的同州。“西安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孔祥熙就给驻洛阳的64军军长樊嵩甫拍发电报，并请樊转交冯钦哉。电报中孔祥熙要冯钦哉站稳立场，在这事关党国安危的关头与蒋保持一致，并希望冯能在西北军多做疏导工作，及时将部队中的动态和西安的详细情况报告给他。
冯钦哉接到孔祥熙的电报后极为高兴，这个官迷原来日盼夜想的就是怎样才能抱住一个粗腿好升官发财。这次“西安事变”把命运之神送到了家门口，过去想高攀都高攀不上的孔祥熙竟主动发了电报给他，真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当下，有奶就是娘的冯钦哉，立即背叛了的“救国主张”，同时为了表示对孔祥熙的忠诚，他还秘密会见樊嵩南，就自己所了解的西安及西北军的情况密报了上去，并明确表示要效忠蒋介石和孔祥熙，随时准备反叛参加“围剿”东北军，并设法收容影响门路军即西北军。
孔祥熙不久便接到了冯钦哉的来电。随后他亦立即给冯钦哉回电。在表达了对冯的欣赏佩慰之后，要求其将下一步的具体行动计划密报南京。
冯钦哉做为西北军中为蒋介石、孔祥熙卖命的内线，就这样与南京建立了联系。他一面复电孔祥熙，表示“希惠我南针，立即勉效驰驱”，一面与樊嵩甫联系，公开发表“声讨”西安的声明。这样，孔祥熙通过略施手腕，达到了分化杨虎城西北军的目的。
据说何应钦在得知樊嵩甫和冯钦哉密报孔祥熙一事后，极为恼怒。他立即打电话到洛阳，将樊嵩甫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当时何应钦在电话中说：“你好大的胆子，胆敢瞒着我直接向孔院长告密。我看你这个军长是当到头了！”
樊嵩甫忙自己辩解说是孔直接打电报给他。他做为一个小官，实在不敢得罪。
何应钦命令地说：“今后凡属军情只能向我和刘峙长官汇报，不准再越级上报他人！”
精明世故的樊嵩甫又将此消息告诉了孔祥熙，并讨好说，他并未被何应钦吓倒。以后有了重要情况，第一个报告的仍是孔院长，只是希望孔院长保守秘密，不要向外界透露。
。孔祥熙是何等聪明，听出樊嵩甫话中有话。为了稳住樊，立即给樊嵩甫汇去大洋1万元，说这笔钱暂做为军事费用，以后还会再次追加，对其在南京读书的子女也会好好照顾。孔祥熙希望樊对南京中央政府和蒋孔忠心不改。对于冯钦哉，孔祥熙为了给其打气，还任命他为“渭北剿匪司令”，并派专人连夜送去巨款安稳军心。
冯接到委任状和巨款后，对天发誓要忠于孔祥熙，为南京卖力。这件事又可见孔祥熙其人的手腕之阴险。
有人说，孔祥熙在处理西安事变中使用了他在经商理财中的杀手锏--金钱铺路，但在他当代理行政院长这段时间，到底有多少钱经他手流出，至今还是一个谜。但一般认为，宋子文是当时中国仅次于杜月笙的第二大富翁。孔家和蒋家分别排在第三位和第四位。孔祥熙又是财政部长，是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大管家，拿出些钱来贿赂绝对不成问题。再说，依当时的情景，金钱对孔祥熙已不那么重要了。只要能保住主子，只要蒋介石能活着回来继续执掌大权，他的财源就仍旧如同不尽的长江之水，滚滚而来。
尽管南京政府当时封锁了一切从西安传来的消息：广播、报纸、宣传品和电报……但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的消息还是传了过来。一时间，南京城内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什么“西安遍地是火，处处是红旗和枪炮声”；什么“西安城四周已布满了正在修筑阵地、挖掘壕沟的士兵”，什么“共产党和东北军一起在城内杀人放火，抢劫掠夺”等等，无奇不有。
“西安事变”发生后，孔祥熙就和宋蔼龄、宋美龄商量，决定先派端纳去西安探听虚实。
端纳何许人也？他出生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州里斯峪，30年前以报社记者的身份踏人中国的土地，由于他精通华语，为人热情，笔头子来得也快，故很快就成为一个活跃于旧中国政治舞台的时髦人物。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使端纳很快喜欢上了这块沃土，他又善施手腕，八面玲珑，广交好友。当年既和同盟会交往，又是一些清朝官吏的坐上宾。在孔祥熙青年时代，他就成了孔、宋两家的常客。辛亥革命以后，端纳又投靠了革命并一度担任孙中山的私人顾问；继而又成了张作霖的顾问，及张学良的英语老师和好朋友。他不但给张学良出谋划策，据说还助其戒掉了多年难以戒断的毒瘾。端纳曾陪张学良赴欧洲考察，考察期间两个人如同至交，竟日形影不离。
后来不知谁向蒋介石推荐了这位“洋大人”，说他为人真挚，学贯中西，深谋远虑。于是蒋介石亲自出面又将端纳调人南京中央政府，成为美英驻华大使和蒋介石之间的联系人。端纳亦积极为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提供信息，出谋划策。
1928年，端纳曾和孔祥熙做过一次生意。结果，在官场上运作自如的端纳败给了在商场上老好巨猾的孔祥熙，赔了一大笔钱。当时，端纳曾诅咒发誓，再也不和孔祥熙这种人交往。然而没过多久，“他的赌咒就一钱不值了！”为了英美的在华利益和他的地位收入，端纳很快就忘记了自己的誓言，成为蒋介石、孔祥熙的“幕僚”和“随从”了。
端纳跟随张学良多年，深知他的为人和秉性。所以当孔祥熙和宋美龄找到他后，他自信地说“我不相信少帅会背叛蒋介石搞兵变，我不相信委员长已经死了！”
孔祥熙、宋美龄虽然吃了一粒定心丸，但他们仍催促端纳赶快去西安，一来看看蒋介石现在的情况；二来充当他们的调解人，并摸摸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虚实。
当时他们觉得，端纳是最佳人选。
1936年12月14日下午，端纳忐忑不安地走下飞机。他环顾西安机场，并不像他原来想象的那么可怕，而到处是欢迎官员且都堆着笑脸。为首的，就是他的“故友”张学良将军。
在机场寒暄了几句后，端纳便提出要见蒋介石。
“这么急，不到宾馆小憩片刻？”
“你不知道蒋夫人和孔院长有多么着急，他们要我一下飞机就去见委员长，我也是受人之托呀！”
于是张学良答应端纳的要求，二人驱车来到关押蒋介石的宾馆。
进门后只见蒋介石坐在一张简易沙发上，面色灰黄，两眼布满血丝，但还算有点精神。端纳上前握手，蒋介石不起身迎接，二人相握的手在空中使劲摇晃，一时竟不知说什么为好。
三人落座后，端纳突然从兜中掏出钢笔，草草拟了一份电报后交给张学良说：“能否派人把电报发给南京，这样他们晚上就能见到。”
“端纳先生……”蒋介石有些沉不住气了，“什么事这么急，我们还没开始谈话……”
端纳知道蒋的意思就说：“我们谈话的内容和这里的一切我随时可以向南京发报。但这封电报必须马上发，我要让那边的人知道，委员长您安然无恙。”
端纳从公文包里又掏出了宋美龄的亲笔信说：“这是夫人给您的信。”
蒋介石也顾不上和端纳说话，连忙打开信细细读了起来。当他读到那句“南京现在是戏中有戏”时，一向严肃的面孔却忍不住笑出声来。
孔祥熙很快收到了端纳的电报。12月15日端纳飞到洛阳，又用电话向孔祥熙及宋美龄报告了他在西安会见蒋、张的情况及所见到的一切，并着重强调了张学良的善意，及其张希望和平解决事变的愿望。
与此同时，张学良也向南京政府发了电报，希望孔祥熙、宋美龄或其他要员前去西安，商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当时张学良的电报内容是这样的：
总司令在此久留不是我们的责任。端纳先生上星期一到达后，总司令的气愤和不愿谈话的心情稍减，他心平气和地讨论了我们面前的问题，至星期二已原则上同意我们所提各点，以便采取明确国策，实行改革，使全国能够在政治上和物质上合理地和自由地发展，以符合孙中山博士的遗志。
我因此打电报欢迎南京方面派任何人来听总司令的意见，并与他安排必要措施以防止内战的发展。总司令自然强烈要求释放他回南京，我个人虽然完全相信总司令会履行诺言，但不能贸然让他在回南京后被人劝说继续内战……他同意了这一看法，此后他即与我们一样等待南京派有权处理此事（即提供适当保证）的人员前来，以便总司令能回京，但迄今并无结果。
情况就是如此。如此贻误，实在令人奇怪。若派员前来，他几天前就早已可以回去……
但当南京的党政要员接到这封情真意切的电报后，多数人却持怀疑态度。有人认为这是张学良在耍手腕故意拖延时间，有人认为这是张在变向提出索价的条件，还有的人甚至认为不能派要员去，认为张学良想趁机多抓几个人质，做为以后讨价还价的筹码。
“委员长他们都敢扣，孔祥熙为什么不能扣？”何应钦在会议上大声喊着。
在政界军界一片“讨伐”的叫嚣中，孔祥熙也慢慢改变了温和的态度。一是他觉得如果失去了多数人的支持他会控制不了南京的局面；二是他自进入官场以来也养成了多疑的习惯，对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电报不太信任；三是他觉得对张、杨也需要采取恩威并重、打拉结合的手段，一边伸出橄榄枝，一边高压威胁，对解决事变可能更有益一些。
正是在这种动机的支配下，孔祥熙当时接受了南京《中央日报》记者的采访，并发表讲话宣称张、杨对蒋的劫持影响了国家前途且十恶不赦等等言论。此外他在致阎锡山的电报中亦说：“汉卿劫持介公，迄无悔悟表示，中央同人，愤恨万端……若汉卿执迷不悟，则中央同人以国家民族计，势必取断然之处置，兴讨伐之义师……”此时孔祥熙的态度又同12月12日深夜他致张学良电报中的态度判若两人了。
当时，孔祥熙态度的转变，使国民党高层内关于“缓和”和“讨伐”的争论及两派相持的局面发生了变化。12月16日上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并作出对张、杨进行武装讨伐的决定，会议推选何应钦为讨伐军总司令，迅速调动部署军队，完成对西安的包围。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向国内外公开发布讨伐令。当天，孔祥熙和林森两人立即以中央国民政府的名义向全国公布了《讨伐令》，以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斟酌情形于必要地区宣布戒严令》。根据上述命令，从16日起，南京市实行了所谓“戒严”。
1936年12月17日，人心浮动且流言四起的南京市大街上行人稀少，街市冷落，不少店铺早早地上了门板，只有偶尔一两辆人力车从街上穿过。这时，几辆美国福特牌轿车急速驶向位于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丁家桥。车停稳后，孔祥熙从车内钻出向中央党部大院内的广播电台播音室走去。晚8时整，孔祥熙对全国、全世界亿万关心着“西安事变”的人们，发表了《“西安事变”与勘乱》的讲话。
在广播讲话中，孔祥熙用略带山西口音的普通话提高了嗓门说到：“全国同胞们，今天本人受中央广播电台之邀，为‘西安事变’一事向同胞们演讲。”他首先为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和蒋介石“围剿”红军的决定乱吹并诡辩了一通，然后对张学良、杨虎城所谓“叛变行为”进行了谴责：
“张学良、杨虎城等竟敢犯上作乱，劫持蒋委员会长，为了区区小利不惜破坏国家，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这种犯上作乱的行为，实为党纪国法所不容。虽然我们都非常关心和渴望解救委员长，但我们的态度是，不允许一个人的安全而妨碍一贯国策，不能因一时事变有所迁就……”
他接着说：“中央现在明令讨伐，就是明是非、分顺逆、整纪纲，望我同胞，一致奋起，声罪致讨，拥护政府迅速削平叛乱。”孔祥熙的声音通过无线电波，传向全国各地，并立即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
发表完演讲后，孔祥熙还担心一些帝国主义列强不了解、不支持他们的决定，于是特地派了一位外交部官员专门到英国驻华大使馆，向大使体格森爵士传达了孔祥熙本人对采取军事行动的信心。同时这位外交部官员还向英方表示，他们已得到情报，苏联政府称他们同“西安事变”没有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军事行动不会引起中国同其他列强的冲突和对立。
在以往的文章和传记中，都反复介绍说明孔祥熙力主和谈。反对讨伐的言行及动机，却很少提到孔祥熙在一段时间内也曾赞成讨伐，并向国内外发表公开演说这一事实。虽然发表演说是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之授权，但他本人若态度坚决，恐怕也不会有那样的结果。
这样，孔祥熙由事变刚开始主张和谈（有12日晚致张学良的电报为证）到17日赞同讨伐，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很多疑问也待历史学家们去研究。可以肯定地说，宋蔼龄、宋美龄和宋子文等都是反对讨伐的，孔祥熙何以来个180度的大转弯，是惧怕何应钦为首的强硬派，还是代理行政院长的身份使他不得不在世人面前摆出一种不能屈服的姿态？一时还以难下定论。但从他和宋蔼龄、宋美龄的谈话来看，他内心是不主张讨伐和武力解决的，起码在没救出蒋介石之前。
讨伐令一下，战争机器便开始起动。何应钦信心十足，精神抖擞，立即指挥大军由各方向陕西进军。一时间飞机轰鸣，马达声声，很快东路集团军便在潼关一带和东北军接上了火。飞机也飞临东北军驻地上空，成排地丢下了内战的炸弹。当时，只是因为突然飘起大雪，才未轰炸西安。
上面提到，讨伐令发出后各方反应激烈，而这些反应对后来形势的变化发生了影响。
当时，中国共产党明确表示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等人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公开致电南京政府，指出“西安事变”的出现是蒋介石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如果继续扩大内战，必是亲者痛。仇者快，直至亡国灭种。中国共产党希望南京政府和蒋介石采纳张、杨八项救国民主纲领，立即变内战为抗战。
当月17日，中共中央派出的以周恩来、秦邦宪和叶剑英等人组成的代表团，赴西安同张学良、杨虎城和蒋介石进行谈判，以表示中共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诚意。
“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曾亲自驾机飞赴延安，同周恩来进行过彻夜长谈且受益匪浅，并由此对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对周恩来的到来，张学良及杨虎城两将军表示热烈的欢迎。
12月19日冲华苏维埃政府及中共中央发出对孔祥熙等人的通电，全文如下：
南京孔庸之（群熙）、孙哲生（料）、冯焕章（玉祥）、陈立夫等先生，及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西安张汉卿、杨虎城、王鼎芳（以哲）、孙蔚如先生，暨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诸先生勋鉴：
自西安提出抗日纲领以后，全国震动，南京的“安内而后攘外”政策，不能再续。平心而论，西安诸公爱国热心，实居首列，其主张是立起抗日。而南京诸公，步骤较缓。可是除亲日分子外，亦非毫无爱国者，其发动内战，当非心愿。以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述其亡！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本党本政府谨向双方提出如下建议：
（一）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南京军队勿向潼关进攻，西安抗日军亦暂止陕甘境内，听候和平会议解决。
（二）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过全国各党各派务界各军选派代表参加。本党本政府亦准备派代表参加。
（三）在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介石先生处置问题，但基本纲领，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
（四）会议地址暂定在南京。
上述建议，实为解决目前紧急关头之合理有效方法，南京诸公，望立即决定国策，以免值此国家混乱中日寇竟乘虚而入也！并望全国人民各党各派，立即督促当局召集和平会议，讨论一定国策，共赴国难！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正确主张，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大的反响。特别是周恩来等亲赴西安和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的直接会谈，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到了重要作用。
再说张学良、杨虎城原来举行“兵谏”的目的，就是为了反对内战，一致抗日，并不真想加害于蒋介石。听到孔祥熙的讨伐令后，张、杨不禁义愤填膺，东北军官兵也情绪激烈，纷纷表示要和何应钦决一死战，拼个鱼死网破。一时间，西安古城战云密布，战争一触即发。
12月16日，也就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做出讨伐决定的当天，端纳就向蒋介石通报了宋美龄透露给他的国军即将进攻西安的消息，要求蒋介石明察大局，下令制止。当时，张学良刚巧也在蒋介石身边，他十分气愤地说，何应钦做得太过分了。
张学良还就南京的讨伐专门回了一份电报。他在电报中说“委座南归，尚待商榷。在此期间最好避免军事行动，弟部尚未前进，而贵部已西入潼关，肆意轰炸，果谁动干戈？谁起内战耶？兄部如尽撤潼关以东，弟部自可停止移动，否则彼此军人，谁有不明此中关键也哉？”
张学良的电报铿锵有力，表明了寄希望于和平但又并不惧怕战争的气概。
在整个西安事变的过程中，最担心的人物莫过于蒋介石了。事变因他而发生，围绕着他的命运，各派力量又展开了激烈的较量。而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对此自然是再明了不过了。在问鼎中国最高政治权力的过程中，蒋介石也曾多次遇险。但这一次，却是他在获取最高权力之后的第一次，也是他从政以来最危机的一次。为了他的生存和他所领导的国民党的生存，他虽身陷囹圄却也绞尽了脑汁。
当端纳将南京政府决定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定告诉蒋介石后，蒋的第一个反应是假如大战开始，我个人的安全还有没有保障。到时候，各派都会以他为赌注，进行一次空前的大赌博，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自己成为牺牲品。因为张学良肯定不是何应钦的对手，被逼急了他什么事干不出来。即使张学良不愿那么做，但他能制止、控制住他的部下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君子报仇10年不晚。这一点，蒋介石和宋美龄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他并非不恨张学良和杨虎城，并非不恨共产党，而现在是小命搭在别人手里，哪儿还能摆什么委员长的威风！当时蒋介石心里想，古人云，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现在是三十六计活为上计。
经过一夜苦苦的思考，12月17日蒋介石写了一个“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的手令，叫同他一起在西安被扣的蒋鼎文带回南京，并亲手交给何应钦。
次日，蒋鼎文飞抵南京，孔祥熙和何应钦看到了这份手令。当下孔祥熙心中暗喜，何应钦无可奈何，南京政府中的讨伐派顿时像泄气的皮球，蔫了下来。
与此同时，英国对孔祥熙、何应钦的讨伐也作出了反应，且明确表示反对。18日英国驻华大使驱车前往孔祥熙住处，孔祥熙忙出面迎接。当即这位傲慢的大使以英国人特有的口吻对孔说：
“尊敬的阁下，我受外交大臣艾登先生的委托，向您转达他的意见。他认为，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张学良可能被说服释放蒋介石，如果他本人的安全得到保障的话。如果是这样，我们愿意尽最大努力来保证他的安全，这对事诚是否会有所帮助呢？”
在孔祥熙听来，这位英国爵士虽没有明确表示反对讨伐，但宇里行间反对军事解决的意见是再明显不过了。于是，孔祥熙只得陪着笑脸说：“欢迎文登大臣的建议，如果艾登先生能推进这一安排，我们将十分感谢！”
国内国外的压力、特别是蒋介石的手今，迫使孔祥熙必须考虑怎样通过谈判来解决事变的问题。而谈判的核心是两个问题，一是怎样把蒋介石安全救出又不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面子；二是派谁去西安才能把这个事情办好。
当时，张学良、杨虎城希望孔祥熙、宋美龄去谈，因为他们俩人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比较合适，并且能代表国民党最高决策层的形象。
宋美龄急切地希望早日见到蒋介石，觉得无论谁都无所谓。孔祥熙这一边就不同了，尽管不断有消息传来说蒋介石安然无恙、西安城内秩序井然、张学良为人坦诚等，但毕竟这些只是消息。有人就对孔祥熙说，蒋委员长已被扣做人质，先生现主持全国行政，如轻人虎穴再被扣押，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孔祥熙决意不去西安，他找宋美龄商量，并推举宋子文出面前往。宋美龄听后也觉得孔祥熙说的有道理，便打电话给当时正在洛阳的端纳说：“孔祥熙因代理行政院长，主持全国政务，不便离开。能否以宋子文代替，请同张学良商量。”
端纳立即面见张学良，提出南京方面的意见。事已至此，张学良和杨虎城也只有同意了。
却说宋子文自辞去财政部长后，也是无官一身轻，整日盘旋于生意场和酒吧、舞厅之中，日子倒过得十分惬意。同时，生意他也没耽误，钞票也是大把大把地往腰包里装。西安事变前，他正赴香港谈一笔生意。12月12日宋子文正在香港回上海的船中，得知西安张学良、杨虎城举事的消息后不禁也大吃一惊。但宋子文并不像来美龄、孔祥熙那般加热锅上的蚂蚁。一是他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二是他觉得张学良年轻气盛一介武夫，决不能成什么大气候。当前的关键，是怎样能想办法哄着张学良答应把蒋介石放回南京。
宋子文接到孔祥熙的电话后，即刻赶赴南京。前几年两个人名争暗斗、面和心不和，终以孔祥熙得宠宋子文失意为结果。宋虽对孔祥熙个人无甚成见，但毕竟心里也不舒服。只是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共同的利益又把两位金融大腕的命运拴在一起。
宋子文听完孔祥熙的意见后，立即同意了和宋美龄同赴西安的安排，并问何日启程。为了表示自己对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的支持，宋子文回南京后还在中央银行召开了记者招待会。招待会上，面对记者们一个个刁钻古怪咄咄逼人的问题，宋子文一派儒雅风度，从容不迫。他讲道：
“蒋委员长在西安绝对安全，我有各方面包括张学良、杨虎城方面的保证。当然，本人以为西安事变乃国家之悲哀。目前急需拿出对策，以求妥善解决。本人与蒋委员长决非一日之交，与张学良也是多年的朋友，这都不是密秘。因此，我愿前往西安尽绵薄之力，在政府的领导支持之下使事件圆满解决。”
不料，宋子文召开记者招待会并表示要代替南京政府赴西安。与张杨谈判的消息在南京传开后，南京政府内竟有不少高层人士认为孔祥熙选人不当，说宋子文名声不好，不宜担任重任。还说他与蒋介石前段时间积怨甚深，又身兼国民党中执委员，如赴西安会有政府与叛逆讨价还价之嫌疑，于南京的形象不利。
当时时间紧迫，虽说有蒋的手令，但一心想讨伐的何应钦仍跃跃欲试，中共派周恩来等赴西安更加重了南京的疑虑。张学良和杨虎城也非等闲之辈，邀孔祥熙不来，换宋子文又不来，难免授人以柄。时局瞬息万变，端纳也在西安几个小时一个电话打来，向孔祥熙询问结果。
这个时候的孔祥熙不愧为谋略大师，既然国人认为宋子文以政府官员出面不好，他就想出了个点子，让宋子文以私人身份前往西安，即以蒋的舅兄身份去西安探询情况，总得可以了吧。这一招还真灵，在国民党执委会上，孔祥熙和宋美龄一唱一合，终于通过了允许宋子文以私人身份出访西安的决定。到此，孔祥熙总算喘了一口气。
19日，孔祥熙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政务会议上，正式宣布：准许宋子文以私人资格去西安；并且为了解救蒋介石，南京政府讨伐军对西安的空中轰炸，将推迟到12月22日以后进行。
会后，孔祥熙仍觉得似乎还有漏洞，宋子文赴西安固然已是天时地利，但张学良的请柬当初毕竟是发给我个人的。将来蒋委员长凯旋回京，我却于危险之时没能去西安探望，难免为后人留下话柄。
此时已是傍晚，宋蔼龄几次催孔祥熙用餐，孔都说他要一个人再想一会儿。终于，面对残血夕阳，孔祥熙走到写字台旁，提起他擅用的狼毫小楷，给蒋委员长草书一封，准备让宋子文带到西安亲手交给蒋。
孔祥熙当时在信中写道：
介石钧鉴：在沪闻事变消息，焦急异常。当即扶病同三妹来京。本拟即同三妹赴陕省视，嗣闻尊意不欲三妹前去，而弟则以中央决议在吾兄未回京以前，暂代院务，因致未果，无任帐恨。遂商三妹派端纳飞陕奉候吾兄，继据自洛阳报告吾兄起居安适，于焦急之余，始较安慰。
弟等日日为吾兄祈祷心身安定，得以早日返京主持中枢大计，以慰全国殷殷之望。三妹在此，有大姐及弟等陪伴，幸为释念。吾兄衣服多已遗失，至以为系。兹因子文弟赴陕之便，特购制数袭，附机奉上，即祈察纳，诸希为国珍重，不尽欲言。专此，敬颁钧棋。弟祥熙手启。十九日。
后来人们评价说，孔祥熙这封信可谓机关算尽，即讨好了蒋介石，又将不能去西安的原因都推给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他自己不负任何责任。
即使这样，孔祥熙还嫌不够。在这危难之时，不能和主子同赴国难而一个人留在南京，无论如何“良心”不忍。于是，为了表示对蒋介石的忠诚，孔祥熙当时又演了另一出戏。他每日清晨为蒋烧一柱香，每晚在十字架前向耶稣祈祷，并用《圣经》占卜蒋的安危。那天他从《新约福音》中看到“耶和华和一妇人一起得救”字样，便像发现了珍宝，急忙打电话告诉宋美龄，说是一个吉兆。宋子文、宋美龄兄妹的西安之行，一定有了耶稣在上天保佑。当即说得宋美龄心里也美滋滋的踏实了不少。
12月ZI日端纳从西安返回南京，向孔祥熙报告了蒋介石在西安的情况及同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会谈的情况。他还在南京到处说蒋介石在西安很安全，使主张讨伐的何应钦等人大煞风景。第二天，孔祥熙认为条件已经成熟，便以行政院长的身份正式宣布同意宋美龄、宋子文去西安谈判。
1936年12月22日晨5点30分，三架“福克”式飞机呼啸着降落在西安机场。当即在东北军的护卫下，宋美龄、宋子文走下飞机，并驱车前往蒋介石的住处。
当天早晨6点整，车队准时到达。张学良打头，宋美龄紧随其后，然后依次是端纳、蒋鼎文、宋子文等一行人鱼贯而人走进蒋介石的客厅。真巧，这一天距离蒋介石被押刚好整10天光景。
当时，宋美龄第一个走到蒋介石面前，夫妻相遇万语千言，但此时却说不出口。宋美龄只是说：“伤在哪里？伤在哪里？让我瞧瞧……”
蒋介石不愿当着众人有什么过分亲呢的表示，只是淡淡地说：“还好，还好。回去再找大夫吧。”
宋美龄听了当即眉头一皱：“啊！’他们没给你找大夫？”
张学良在一旁忙解释说：“有的夫人，我们天天都有大夫替委员长看病、换药……”。
扯了一阵子客气话后，张学良自觉告辞。
于是蒋家夫妇同宋子文三人重新坐定后，宋美龄先说道：“我们应尽快争取离开西安，回到南京，不让姓何的再搞鬼。祥熙本来要来的，考虑到南京的情况，他也需要留在那边。对了，临来西安时祥熙还为你祈祷，果然有了吉言，说耶和华将由一位妇人之手显示奇迹。”
宋美龄此番话说得众人都笑了。
最后蒋介石说：“谈判我就不参加了。我参加了反而不好办，对日作战我口头已经答应。主要的要他们放人，其他你们看着谈，一切要留有余地，不要把话说绝！”
随即在中国共产党的参与帮助下，张学良、杨虎城和宋美龄、宋子文几人连续几天反复会谈，商讨蒋介石答应的条件。宋美龄和宋子文信誓旦旦，声称只要保证蒋介石安全飞回南京，蒋答应的联共抗日、改组南京政府、释放政治犯、召开由各党派参加的救国会议等承诺就一定兑现。
张学良、杨虎城则坦言相告，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实在是对蒋介石的保证有所顾虑。而且，即使他们两人信了蒋介石，他们也不能保证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高级将领相信蒋介石。而这些将领正是促使张杨发动事变的直接原因。
在此之前，中共代表周恩来专门同蒋介石谈了两个小时。周恩来还代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耐心说服杨虎城和张学良放人。
由此看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已成定局，放蒋介石回南京也是大事所趋。但是，谁都知道蒋介石的为人，谁都知道蒋介石如果活着回到南京，对张学良和杨虎城意味着什么。但日军大军压境，咄咄逼人，国民党内部宗派林立，虎视眈眈。一旦蒋介石毙命，中国很可能会陷入新的内乱，这无疑对妄图吞并中国的日本侵略者是最有利的。因此，当时亲日派都希望蒋介石能死在西安。
1936年12月25日下午3时，西安机场挤满了人群。东北军、西北军的数百名高级军官及各界两千人在欢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同时欢送蒋介石回南京。
蒋介石面如灰槁、右手抓住宋子文的大衣，左手提住宋美龄的手臂，步履匆匆地走向停机坪。
这时，张学良也带领着随从赶到了机场。杨虎城则带领着一批高级军官担任警卫。
当即蒋介石、宋美龄等人匆匆上了飞机，张学良也跟着上了飞机。杨虎城在他们分别的刹那间只说了句：“汉卿弟保重！”
飞机在欢送的人群上空插人蓝天。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各方的努力下终于和平解决。然而，等待着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的却是不可避免的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