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之所以能在抗战时期暴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走私。这说起来有点叫人难以置信，他身兼国家要职，执掌国家财经大权，参与制订修改法规法令，对部属、对下级天天讲廉洁。要缉拿走私犯，而他自己恰恰就是一个最大的走私犯。
当然，孔祥熙不是3岁的小孩，不会傻到自己亲自去干，然后给人抓住把柄，招来无端的是非。他可以叫他手下的人去干，叫他的亲属去干，赚了钱大头是他的，出了事找个替罪羊一推了之。他孔祥熙还是个“廉洁公正”的好部长嘛。
1938年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当时与外界相连的还剩下两大出口，一是香港的海上通道，二是西南和缅甸、越南相通的陆路通道。国民党政府的进出口物资主要靠这两条通道。
因为战争爆发，加之国内和大后方有的工业产品不能制造和生产、或虽能制造生产但数量很少，远不能满足需要，这就使一些工业品和轻工产品的价格和海外市场的价格拉得很大，也为从境外向境内走私提供了基础和可能。
在国民党上层，稍微明白一点的都看出了运输部门是个肥缺，因此都绞尽了脑汁向里面渗透。当时国民党内除蒋介石稳坐第一把交椅外，军统的戴笠和中统的陈氏兄弟是两大势力。在政界和经济界，孔祥熙和宋子文则分庭抗礼。这几大势力都看中了香港和西南这两个黄金通道，纷纷向其中插手。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日军占领香港，国民党政府的南大门被堵塞。因此，对外联系的重点自然地转到了西南。
当时负责西南陆路运输的是国民党政府设立的西南物资运输处，对外称西南运输公司，总经理是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下设业务处、秘书处、警卫处等十几个部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警卫处。别看牌不大，权力可不小，它是军统直接控制的特派机构，直接监督西南运输公司的全面工作。当时西南对外联系主要是从越南的海防到桂林的海桂铁路，从缅甸仰光到云南昆明的滇缅公路以及后来修筑的从印度到云南保山的申印公路。
这些战略要道，一方面的抗战运送着大批物资，一面也为国民党豪门人物夹带走私货。而那主管运输大权的大小官员们，则靠着这两条公路一条铁路大发横财。
孔祥熙是何等人物。别看他表面上文质彬彬，一副温良恭俭让的模样，其实他最见不得的就是看别人在赚钱，最听不得别人在发财。眼看着宋子文、戴笠在西南运输处大把大把的捞钞票，而他只能像一个不能上场的后补队员那样坐冷板凳，那滋味真比用刀子挖他的心都难受。
还有就是宋蔼龄和她的那几位少爷小姐，那种从娘胎里带来的、与生俱来的贪婪，比孔祥熙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为什么不能在重庆搞运输公司？”在一段时间里，孔令侃几乎每天吃晚饭时都要这样问紧锁眉头的孔祥熙。
孔祥熙何尝不想插手运输走私。但他明白，在中国要想干任何一件事都必须讲名份，按现在的话说就是要有个说得过去的理由。而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行不通。西南运输处在宋子文和戴笠的控制下，你怎么能插得进去。因此尽管宋蔼龄、孔令侃成天吵吵，孔祥熙一直不动声色。
1939年，孔祥熙吞并华西公司初步得手，他主持拼凑了一个中国兴业公司，下属的企业有十几家而且都是重工业。孔祥熙的想法是把中兴办成全国的钢铁生产基地。当时，中兴公司的成立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许。他肯定了孔祥熙的做法，认为国家应该把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钢铁工业掌握在手里。孔祥熙也由此找到了一个插手公路运输的时机和理由。
他以中兴公司和他所属的金融财政系统的实业需要物资交流为由，在他所直接掌握的中央信托局下面新成立了一个运输处。在上报给蒋介石的报告中，这个运输处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兵工储料”及“中央银行运钞和装运国家急需之特种物资”。于是，孔祥熙借着这个运输处，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干起他想往已久的走私勾当了。
为了使走私万无一失，孔祥熙任他的少爷孔令侃为中央信托局负责人，直接掌管运输处的工作。孔令侃则向他老爹推荐他的心腹，原中央银行事务科主任林世良为运输处处长。这个林世良原本是个溜须拍马之徒，并无真才实学，只是在吃喝嫖赌上与孔令侃臭味相投，又心甘情愿当孔令侃的奴才，才被孔令侃相中。孔祥熙对中央银行这一层的干部都不了解，他只是叮嘱孔令侃，运输处长职位虽不高，但权力很大且油水也不小；非精明能干又忠心耿耿之人不能胜任，孔令侃则拍着胸脯向他老爹保证没问题，于是林世良走马上任。
再说林世良，原本是个无职无权的芝麻绿豆官，因行为不轨和行里其他同事关系也不好。这次突然荣升运输处长，感动得他泪流满面。当即他称孔令侃是他的恩人，并表示为孔家出生入死，在所不辞。
结果林世良真的竟为孔家而死了，这是后话。
中央信托局运输处成立以后，由于背靠着孔祥熙这棵大树，便有恃无恐地大肆走私。他们打着为中央银行运钞票和其他一些理由闯关过卡，运送的都是当时重庆四川最紧俏的物资，大到冰箱沙发，小到烟酒发卡，甚至连孔家养的猫狗的吃食等等都来走私。
各路哨卡虽然也多如牛毛，但那也多是聋子的耳朵--摆设。能在滇缅公路走私的人都有头有脸，什么证件都能搞得到，就是检查出了问题，扣了他们的车扣子他们的货，不到两天一个电话，你还得放车放人。1939年到1942年缅甸被日军攻占3年多时间里，孔家在这条公路上不知捞到了多少好处，林世良也因此成为红极一时的大腕。
1941年初，日军为了配合太平洋战争和美军作战，决定发动攻缅战役，目的就是切断国民党政府和国外联系的惟一陆路通道--滇缅公路，从而使蒋介石投降。这时，蒋介石也风言风语听到不少关于滇缅公路走私的消息。特别是戴笠，别看他本身就干走私的买卖，但为了向主子表忠心，他还是供出了不少他的走私同伙。
“依你看，这事该怎么办？”当时蒋介石问戴笠。
“我恐怕力不胜任，只好能派出一钦差大臣，既和各派利益无关，又有委员长的尚方宝剑，才能出于公正铲除弊端。”
蒋介石觉得戴笠说得有理，滇缅公路的状况不扭转，会直接影响到大后方的物资供应。就像这条血脉里出现了严重的血栓，如不及时清除，这条大动脉就有瘫痪的危险。最后，蒋介石决定派他的表弟俞飞鹏出马，并委任以“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副主任”的头衔，常驻仰光。
这个俞飞鹏以前是个小学教员，后借助蒋介石的关系，在国民党政府当个小官，论德论才论貌都极一般。但有一条，对蒋介石绝对忠心耿耿。蒋介石明白，选用监察、执法一类的官员，忠诚和铁面无私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是能力。
果然，俞飞鹏一到仰光，便开始“整顿”滇缅公路的运输秩序。他发布命令说，从他上任之日起，不论公车私车，都必须承运西南运输公司的军用物资。没有他的手令，一切车辆不能在路上通行。
走私是被暂时遏制了，但正常的运输也陷于瘫痪，因为滇缅公路每天要通行数百辆汽车，几十个车队，要-一检查后签发通行证当然要造成交通堵塞。而俞飞鹏为了表示自己执法如山，为了要树立起自己的权威，事必躬亲，甚至每辆军车的车篷他都要撩起来查看。一时间，仰光到处挤满了运输的车辆，仓库里堆满了急需运输的物资。
1942年春，日军没有在史迪威设想的地段展开正面进攻，而是从泰国迂回，向史迪威的背后扑来。这大大出乎赴缅远征军的预料。正面构筑的工事屁用没有了，后路又被日军切断。如不撤退，恐怕只有全军覆没了。
史迪威一撤，俞飞鹏也得跟着撤，可满大街堆放着的物资怎么办，总不能交给日本人吧。于是，俞飞鹏就对军统局负责人潘其武说：你去派人把东西烧掉，不能留给日本人。
潘其武也不傻，当即就说：“那些都是供给大后方的军用物资，你叫我去烧，军统的条例里没有撤退时放火这一条。”
俞飞鹏火了，“这里我说了算！你去还是不去？”
潘其武说：“我去放火可以，但你必须写条子，不然我负不起这个责任。”
潘其武知道，在长沙撤退时，一位军官就是因为撤退时放火而被枪毙的。
俞飞鹏自知难办，如烧了这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军事物资，罪责难逃。但若不烧，留给日本人，则更无法向国人交待。最后一咬牙，写了条子给潘其武。
潘其武拿到俞飞鹏的手今，又派人坐专机将手令带到重庆报告给戴笠。戴笠默许后，才开始放火。即使这样，焚烧大批军用物资一事还是由新闻媒体爆了光，重庆方面为之哗然，纷纷要求追究当事者和领导者的责任。
为了转移目标，欺骗人民，必须要找一个替罪羊，否则戴笠没法交待。因为火是他手下的人放的，俞飞鹏也没法交待，他到任3个月，大批物资不但没运到内地，反而要落人日军之手，他又是蒋介石的亲戚，等于又给蒋介石抹了黑。
当即戴笠打电话到昆明，找到他的心腹，滇缅公路警务处处长李崇诗，要他立即想办法补救。李崇诗对戴笠心领神会，接到电话后即到昆明西站，将一队装满货物的卡车扣留。一检查，全是没有上税的走私货，价值数千万法币，货主就是中央信托局运输处处长林世良。
李崇诗打电话给戴笠：“是中央信托局的货，扣不扣？”
戴笠早就对林世良不满。林世良狐假虎威，借着孔家的势力为非作歹，每次私卖黑货，都不把军统放在眼里，有几次还抢了军统的生意。戴笠平常已注意搜集了一批林世良的材料，这次正是个报复的好机会，于是用电话命令立即逮捕林世良。
那天，林世良正在昆明的太和酒店搂着他的情人唱小曲呢，突然从门外走进几个全副武装的宪兵。
林世良还想摆摆他的臭架子，叫那些面若冰霜的大兵出去。谁知来者不动声色地从兜中掏出了逮捕证。到这时，林世良仍没把逮捕证放在眼里，对前来逮捕的几个宪兵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一个小头目说：“当然知道，不过戴局长有令，抓得就是你，兄弟也是奉命行事。
“走就走，不出两天，你们也得把我放出来。”林世良听到戴笠的名字，心里不由有点虚。但一想到孔家的势力，又把腰板直了起来。
再说俞飞鹏听说抓住了林世良的消息后高兴得不得了。他立刻跑到蒋介石那里，一把鼻涕一把泪，把他在仰光的失误全推到林世良身上，说他仗势欺人，假公济私，借孔家的势力故意和他做对，才使他的政令不通。
蒋介石听完了俞飞鹏哭诉，当时并不动声色，只是说了句“你去吧，我心里有数”，就把俞飞鹏打发走了。
但当时蒋介石不露声色，并不说明他不在意。实际的情形是，俞飞鹏的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就在去年重庆市长贺耀祖根据他的命令，追查囤积居奇者的时候，也是在孔家碰了钉子。
那是日军攻占香港以后由于对外的海上通道被切断，商人们立刻预感到这是一次发财致富的好机会，于是纷纷囤积居奇。一时间重庆市商品奇缺，物价飞涨，并且流言四起，人心惶惶。
陈布雷将情况向蒋介石做了汇报，蒋介石觉得有必要采取措施，重新树立自己在公众中的形象。于是他想了两个办法，一是让新闻媒体大量宣传报道中国赴缅远征军英勇作战并取得节节胜利的消息，并暗示来自西南方面的供应将会大大增加；二是由政府发布，规定了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几十种商品。凡经营这些商品的公司和商店都不得囤积居奇，而要按规定的价格出售，如发现违犯规定者，严惩不贷。
另外，为了杀鸡吓猴，蒋介石也准备抓几个典型。这时，戴笠向蒋介石报告说，他发现了一个大户在暗中做梗，如果不动点真格的，这整顿的政令恐怕要落空了。
“谁？”蒋介石劈头问道。
“这个……”戴笠张了张嘴，马上还是没说出来。
没说出来蒋介石也明白了。他问戴笠：“情况搞清楚了吗？”
戴笠马上说：“一清二楚，只要总司令下决心，我保证他人赃俱在。”
当即蒋介石要通了贺耀祖的电话。半小时后，贺耀祖来到蒋的办公室。
蒋介石和戴笠、贺耀祖商量后，决定由重庆市政府出面去执行这项任务。蒋介石为此亲自写了手谕。戴笠、贺耀祖都答应守口如瓶，因为如果宋美龄知道了这次行动，就极有可能告诉宋蔼龄。
要说也怪，蒋介石那么器重孔祥熙并委以重用，孔祥熙对蒋也绝对唯命是从，并且为蒋家政府弹精竭虑，但当孔祥熙危及蒋介石的根本利益时，他却决不手软。面孔祥熙呢，自然是深知老蒋的秉性，一方面对蒋忠心耿耿，一方面为自己大捞特捞，等着有朝一日老蒋一翻脸把他撤下去时也能享尽荣华富贵。
当天从蒋介石那出来已是深夜。贺耀祖连夜召开了紧急会方。但当他说明了明天“攻击”的目标时，他的部下都像泥鳅似地一个个地滑掉了。这时他想起吴浩宇。
吴浩宇是市政府的秘书，30当头年纪，平时温文尔雅但却足智多谋，而且对贺耀祖也绝对忠诚。
吴浩宇被找来后，贺向他摊了牌。不料吴浩宇听了之后不但没有惧怕之色，反而拍着胸脯说：“市长让我去，是看得起我吴浩宇。有委员长的手谕，有市长您的支持，我豁出去了。”
第二天上午，吴浩宇按照戴笠提供的地址，直捣孔家设在西郊的仓库。那个仓库是宋蔼龄名下的一个公司办的，经理姓周。
周经理认识吴浩宇，但一见那卡车连跳下来的全是头戴大盖帽，揣着盒子枪的大兵，就感到来者不善。
“吴兄，哪陈风把您给吹来了？”
“我今天执行公务，不能和你称兄道弟。”吴浩宇一本正经。
周经理把吴浩字引进接待室，吴浩字便掏出了蒋介石的手谕。
“老弟，不是和你过不去。看见了吧，我也是没办法的。”
“是啊，是啊……”那周经理一面应酬，心里一边打鼓，看来外面的车队是来截货的。这批货要是让他们运走了，宋蔼龄不得扒了我的皮。
“怎么样，看看货吧？！”吴浩宇一脸大功告成的样子。
“不急不急，”周经理想起了他们在一次宴会时的情景，吴浩宇特别爱喝酒。
“有委员长的手谕在，我哪敢抗命。只是你们大老远的来，又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吃完了饭再装货也不迟吧？”
吴浩宇一想也是，他姓周的还能耍什么把戏？吃饱喝足，下午装车走人。贺市长还说这件事如何难办，纯粹是神经过敏。
当下那吴浩宇被周经理请进了一个单间，里面七大碟八大碗摆了整整一桌子。
“你这是何必呢，都是自己兄弟。”
“哪里哪里，你老兄为执行公务远道而来，薄酒素菜，不成敬意。”周经理一脸堆笑。
“怕不是‘鸿门宴’吧？”吴浩宇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有总裁的手谕在此，我哪里敢啊！”
周经理一挥手，服务员上来了两瓶茅台，吴浩宇的小眼睛里变得闪闪发亮。在当时的重庆，别说喝茅台，大街上你见都见不到啊！不过吴浩宇还是有点不放心，又问一句：“弟兄们都怎么安排？”
“一样，到食堂就餐，酒肉伺候。”
“兄弟公务在身，应先清仓点库，再喝这茅台不迟。”吴浩宇说罢起身要走。
周经理不慌不忙地说：“吴兄，你还怕我跑了不成？现在我这人的小命都握在你手里，我上有老下有小，今后可全靠你照应了…… ”说罢，那周经理竟还眼圈红了起来。
吴浩宇这人吃软不吃硬，见周经理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也就顺水推舟地坐了下来。
“周经理，别难过。咱们都是为别人当差……来，咱俩先喝上一杯！”
吴浩宇本来贪酒，加上又是很久没喝茅台，不觉得上头。连喝了十几杯，只觉得嗓子有点发热，连声说：“好酒好酒。”又不知喝了多少，头脑昏沉沉地就记不得事了。
周经理见吴浩宇醉了，立即派人将他送回家，接着一个电话打到宋蔼龄那里。
宋蔼龄接到消息十分吃惊，按说这样的事以前也有过，但孔祥熙事前都知道。因为事前采取了对策，“严打”、“检查”什么他们都能安然无恙。这次居然滴水不漏，显然是冲着孔家来的。
“我已经把他灌醉了。”周经理不无得意地说。
“我马上派人去把货转走。”宋蔼龄放下电话，找到孔令侃，调集了十几辆卡车直奔仓库。
吴浩宇带去的那帮宪兵和特务见头头进了餐厅就再没冒头，不知出了什么事，吃完饭后就仨一群俩一伙地聊天。不一会儿，见公路上尘土飞扬，十几辆卡车开进了院内。
为首的一个穿皮夹克的“小伙”从车上下来，忽啦啦跟出了上百人，全都荷枪实弹。
那“小伙”便是孔令侃。只听他大吼一声，“下他们的枪”，这十来个宪兵特务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缴了械，赶到一间屋子里去了。
孔令侃和那周经理连夜组织装车，并把货物运走。等吴浩宇酒醒了赶回仓库时，已是货去库空。
事后，贺耀祖臭骂了吴浩宇一顿，并把他调出市政府。蒋介石闻听哭笑不得，又批评了贺耀祖用人不当。但孔祥熙、宋蔼龄囤积居奇的印象蒋介石是刻在脑子里了。而这次在滇缅公路，又是孔家的势力在作对，看来得打打这个孔祥熙了。
这时，戴笠把逮捕林世良的报告递给了蒋介石。蒋介石马上在报告上批：严加查办。
林世良被关进了监狱，戴笠组织人连夜审讯，逼问他任职期间一共走私多少回？都是什么货？谁是后台等等。
林世良承认自己走私，但想到孔家对自己的恩德，便把全部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绝不牵连他人。
再说孔祥熙得知林世良被捕的消息后，气得大骂孔令侃：“找了这么个好人，结果惹了一身骚！”孔令侃也不服气，说林世良赚的钱还不都进了孔家，你当初也没不高兴啊。见父子僵持，宋蔼龄便从中调解道：“吵有什么用！现在的问题是怎能救出林世良。他要招了供，咱们都跟着倒霉。”
孔令侃查了一下，林世良的那批走私总价值为3000万元。按照规定，这样巨额的走私要被判处死刑的。但有钱能使鬼推磨，孔令侃在宋蔼龄的授意下立即开始四处活动。
他们首先买通了军法总监何成浚。何成浚收了孔家的银子，自然要为孔家说话。他反复看了案卷，认为走私案里有漏洞，可以把走私的恶名向下面推，是林世良的部属走私。林世良只是玩忽职守或滥用职权，这样顶多只判10年徒刑了事。
半年多过去了，由于孔家的干涉，林世良的案子拖延了下来。除了中统和军统，几乎所有的部门都在为林世良说情，林世良在监狱里住上了一个套间，里面设备虽不说豪华，也极其舒适，高级饭店的伙食应有尽有。林世良的情人来看他，还被留下过夜。连监狱里的看守都觉得惊讶，这哪里是坐牢啊，分明是太上皇。连监狱长见了林世良都客客气气。
当时那林世良心里也美滋滋的，心想用不了多久，我就会被放出来。到时候我林世良还是一条好汉。
这时，由于滇缅公路交通被日军切断，重庆市的物价再次飞涨。林世良的那批走私货按时价已由原来的3000万涨到6000万元。负责缉私的中统为了奖励打击走私，又出台了一个新规定，即几查获走私证据确凿的，可提取走私物品价格的10％做为奖金。这样林世良6000万元走私案要是真能结案，办案人员就可得到600万元的奖金，这对那些在中统办案的特务来说不亚于是一个天文数字，因为他们当时的月薪只有800元。
本来油于孔祥熙、宋蔼龄从中阻挠，林世良的案子已骑虎难下。国民党上层官员都明白，连蒋介石都感到难办。不办，国法难容。杀了吧，宋蔼龄那边又不好交待。但办案人员由于有了co00万奖金的动力，又象加足了油的汽车，开始疯跑起来。他们纷纷给上面写报告和检举信，提供关于林世良贪污、走私、贩毒和嫖娼的更多的证据，而且还故意把这些证据透露给新闻界。一时间，林世良一案在沉寂了半年后又成为重庆报界的头条新闻。
戴笠见时机成熟了，又将林世良的罪行重新整理出了几条最突出的、最容易招致激烈批评的送到蒋介石那里。
蒋介石看了戴笠送来的报告，眉头皱了皱，然后就在案卷上批了四个字：“立子枪决”。
戴笠如获至宝，他拿着有蒋介石批示的报告来到了监狱，想借这个报告从林世良嘴里榨出点东西来，做为今后倒孔的资本。
无奈林世良不上戴笠的当，他无法知道上层的矛盾，但直觉告诉他这可能是孔家为了考验他而设的一个圈套。只要他忠于主子，主子一定不会牺牲他这个奴才，而且以他之见当今的国民政府，除了姓蒋恐怕就姓孔了，保他出狱是迟早的事。戴笠施诈不成，愤愤地走出监狱。
不久，林世良被执行枪决。临死前，他还抱着幻想。据说，直到被枪决的前一天晚上，他还托看守给孔令侃捎话。
枪毙了林世良，自然是大快人心。给人们的印象是，政府还是公正的，廉洁的，都是下面有一帮人把经给念歪了。孔祥熙也是打掉了门牙往肚子里咽，有苦说不出。
但孔祥熙和戴笠这个仇是结下了。蒋介石却通过这件事对戴笠更加信任。蒋介石的原则是不能对一个人太重用，不让某个人拥有太大的权力。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他就要想法分出一些权力，想出办法对他进行牵制。他启用戴笠就是这个目的。
林世良被枪毙后，孔家因走私的收入并没有减少。因为滇缅公路已被日军切断，林世良也就失去了意义，孔家在其他方面的生意照样做。
但是，对戴笠的这口恶气，孔家却始终没出。孔令侃性情直率，曾公开大骂戴笠欺人太甚。宋蔼龄也给宋美龄吹过风，说戴笠这个人玩阴的，要防着他一手。孔祥熙也一直在寻找报复的机会。
没过多久，机会终于来了。
因为日军的封锁，物资短缺，物价上涨，很多物品都要计划供应。有的是有价无市，有的公开地卖高价，使走私活动越发猖撅。因此，国民党政府准备设立一个专门负责缉查走私的机构--缉私处，并直接归蒋介石的侍从室指挥。这标志着，缉私处将是一个权力极大的机构。于是，围绕着缉私处长人选问题各派展开了一场争斗。
宋蔼龄得知，戴笠正极力争取这个位置，并力图把缉私处纳人军统的范围。她急坏了，立刻打电话给正在开会的孔祥熙。
“赶快回家，有要紧的事。”
孔祥熙也不敢怠慢，知道一定是急事，当即跟秘书交待了一下就驱车赶回孔府。
宋蔼龄把戴笠想当缉私处长的事说了以后，孔祥熙果然气得咬牙切齿。
“这个坏蛋，上次就坏了我们令侃的事，现在还想来卡我们。”
“得赶快想个办法。”
“我会想办法的。”孔祥熙握紧了拳头说。
缉私处虽直接归侍从室，但因是政府部门的事，还要从行政院走一下手续。于是孔祥熙在行政院写给蒋介石的报告中，根本没提戴笠的名字，而是推荐了一个姓杨的人。杨某在行政院是一个处长，是孔祥熙在上海时看中的一个青年人。
孔祥熙想，缉私处不管怎么说，在名义上还是属于行政院，不属于军统。我这个行政院长总不能一点作用都不起吧。
与此同时，宋蔼龄也积极活动，利用她的关系在国民党上层之间散布戴笠的摇言，说他走私贩毒、私设公堂、执法犯法等等。
然后没想到的是，孔祥熙的阴谋最后还是破产了。因为蒋介石已决心起用戴笠，做为对国民党原老派的牵制。其中也包括孔祥熙。因为戴笠毕竟年轻，和其他派系没有更多的瓜葛。
所以，蒋介石在孔祥熙送上的报告中，把杨某的名字删去，而加上了戴笠。
孔祥熙和戴笠虽然结了怨，但大面上还都过得去，只是每每在关键时刻却互相拆台。比如，戴笠当了缉私处长后，以缉私为名也大肆走私，发国难财和战争财。他还通过关系，把大后方的禁运物资运到沦陷区去卖。尝到甜头之后，戴笠又想把沦陷区东西运到大后方来卖。但从沦陷区返往大后方运送违禁物品需要财政部发通行证，孔祥熙当然不会把通行证发给戴笠。
戴笠知道壳卡在孔祥熙那里，就想了一个办法。一天，他派亲信把一封信带给孔祥熙。孔祥熙打开信封一看，里面是一张500万元的支票。孔祥熙就是这样一个人，无论表面上多么有修养，无论在场面上多么讲原则，无论和谁有多深的冤仇，只要有钱，一切都可以抛弃，一切都可以化解。因为金钱就是他的上帝。
于是，孔祥熙破例为戴笠签发了一张通行证。于是戴笠的那批货--几十辆卡车的烟土，价值几千万元的走私货，就顺利地通过了路卡。
在抗战期间，孔祥熙一家通过走私赚了多少钱，恐怕将永远是一个谜了。据美国一家报纸披露，孔家当时在美国的存款额达30亿美元。这在美国的巨富中也是屈指可数的。对此孔祥熙当然矢口否认，但从孔祥熙后来移居美国的情况看，这种说法也并非毫无根据。
也正因为如此，蒋介石才指使戴笠，用铁腕堵住这些漏洞。戴笠也才敢拿孔家开刀，着实给了孔祥熙和宋蔼龄一点颜色看看。不久，戴笠又把缉私处扩展为缉私署，把军统中的骨干派进去，将海关的权力缩减小得不能再小了。到了抗战后期，海关的职能仅限于征税补税，所有查缉走私的任务和查缉后的处理，包括走私物品的保管和处理，全由缉私署一手遮天。孔祥熙一点也插不上手。这也从反面说明了孔家原来走私多么严重，以致连国民党上层人物都犯了红眼病，要成心和他作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