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在站稳了脚根、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地位之后，贪婪的本性就愈加明显地暴露出来。看见哪有好处，他要不伸手，心里就痒痒。抗战爆发后，在觊觎和图谋民生、华西等民营公司的同时，他还把手伸向了国民党政府中的经济部。
经济部是抗战时期蒋介石孔祥熙进行体制改革的产物。由原来的农林部、实业部、建设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军委资源委员会等机构合并组成，当时由翁文灏任部长。
成立经济部的目的，就是为了理顺关系，提高效率，改政出多门为政出一门。但经济部真的要行使自己的职权，就必须要触及各方面的既得利益，将原来一些权贵们主管的业务或肥缺划归到经济部掌管，孔祥熙也不例外。他当财政部长以后，和宋蔼龄等兴办了一些公司和实业，同时他的狐朋狗友也办了不少公司。现在这些公司大部分的业务都归口到经济部，他们说不上话，办事只能公对公，这些平日里以权贵自居、骄横跋扈惯了的人哪能咽得下这口气。宋蔼龄一次为了一笔棉花生意想走走翁文灏的后门，结果翁文灏说棉花一事由常务次长何廉分管，他不好插手。宋蔼龄又打电话找何廉，不料何廉出差不在，这件事就耽误了下来，生意没做成。宋蔼龄却对翁文灏一肚子不满。一次吃饭她把这件事对孔祥熙说了，还说有什么了不起，这那么一点棉花，他签个条子不就调出来，至于推给何廉吗？！
当时孔祥熙也觉得翁文灏做事有点过分。当了个部长，就觉得身份倍增，不知道自己是老几，以为只听老蒋的，谁都可以不放在眼里。另外，孔祥熙还害怕经济部在财经上不配合，搞小金库。经济部上交给财政部的钱少，财政部完不成预算，就要被认为是领导无方和失职。而在经济部那一方面，觉得你财政部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财政支出收入预算除了保证战争，就是要保证经济建设，财政应该围绕经济转，因此在工作上也发生了矛盾。
1939年，日军加强了在军事上的进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沿海、沿江工业城市不断陷落，大片国土沦入敌手，一时造成大后方物资匾乏，特别是粮食、棉花等生活必需品紧缺。翁文灏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效果不明显。由于供给不足，军队的军需品得不到保证，将军们便把失败的责任推到了经济部。在重庆、成都和昆明等大城市，物价也不断上涨，黑市泛滥，民众亦是议论纷纷。
孔祥熙认为时机到了，便吩咐财政部次长、孔的死党除堪等向经济部发难。孔祥熙利用徐堪的部下搜集了经济部商业司司长章元善的材料，准备用章元善为靶子，打倒他身后的翁文灏，以达到夺取经济部大权的目的。
很快徐堪将调查的所谓材料交给了孔祥熙，孔祥熙看后即交到侍从室，由侍从室又转到了蒋介石的手里。
蒋介石看后大怒，抗战伊始正需要严明党纪国法，树立他的绝对权威。此前不久，蒋介石亲自发手令，以抗战不利、丢失山东的罪名枪毙了军阀韩复榘。现在，国民政府内部又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违，在太岁头上动土，不严惩岂能服人心、镇天下？！
蒋介石一个电话找到戴笠，对他如此这般地交待了一番。几天后，章元善就在梦中被叫醒，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一双冰凉的手铐就烤住了他的双手。
紧接着，由军统和财政部联合组成的工作组进住经济部。经济部顿时大乱，和章元善关系密切的不是被革职就是被调换，主管粮棉的经济部次长何廉也险些人狱。翁文灏一看这来头，知道胳膊扭不过大腿，来了个主动撤退，向蒋介石提出辞呈。
蒋介石虽然抓了章元善，但心里也明白，粮棉油短缺、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日军大举进攻造成的。抓章元善，是在用曹操杀粮官的办法，是用一个替罪羊来平息各界对政府因粮棉油供应不足而引起的不满。另一方面，蒋介石也深知他手下的官员的特点，这方面他确实比孔祥熙高出一筹。孔祥熙对经济部不满，根本原因是想取而代之。如果让孔祥熙取而代之，不仅会造成孔的权力过于集中强大，而且未必就能保证不产生新的贪污。因此，蒋介石采取了他惯用的伎俩，分权，叫你们人人都分管一方面，人人都有一点权，但又没有最后的决定权。互相牵制，互相争斗，而他蒋介石高高在上，在维持调节这些矛盾和争斗中实现自己的最高统治。但在表面上，蒋介石还是请孔祥熙来，谈谈对改组经济部的意见。
孔祥熙自然“人套”，他向蒋介石建议，为了防止权力过于集中形成的弊端，应将经济部管辖的粮棉两项权力划分出来。在行政院内设粮食局专门负责管理（这几乎等于倒退到抗战前，抗战前就专有农业部管理此类事情）。
蒋介石部分采纳了孔祥熙的意见，对经济部的业务范围做了调整。将粮食业务全部划出，在行政院内设粮食局管理，将经济部主管的花纱业务全部划出，由一位和孔祥熙关系密切的棉纱业巨头穆藕初掌管，然后将经济部直辖的平价购销处的职权大大缩小。粮食局划归行政院后孔祥熙又使之升格为粮食部，由徐堪任部长，而花纱业务则由财政部接管。
但做为一种平衡，蒋介石亦没有批谁翁文灏的辞呈，翁仍然是经济部长。到这时翁文灏才明白，孔祥熙当初推荐他任经济部长的目的何在。为了不再得罪孔祥熙，翁文灏把经济部大权拱手让给孔祥熙，只是过问一下该部下属的资源委员会的企业。部长之职形同虚设。
经济部改组之后，粮食棉花的供应情况并未因此好转，根本原因是国民党上层的各大势力集团都想插手，利益均沾，而不是想怎样发展生产，满足人民需要。因此1940、1941两年物价仍旧飞涨不止，民众苦不堪言。棉花花纱布因有巨额利润，对其争夺也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
孔祥熙能向蒋介石“奏本”，别人也可以向蒋介石告孔祥熙。在陈布雷那里，就经常有反映孔祥熙及亲属如何徇私舞弊的“奏本”。巧的很，蒋介石当时刚刚批准戴笠枪毙因走私而犯罪的孔令侃的“把兄弟”、孔祥熙的亲信林世良，就又有人反映穆藕初在花纱收购中欺上瞒下，中饱私囊的罪行。
蒋介石为了平息舆论，直接插手这一具体事务。他命令经济部设立一个物资局，专管收购销售大后方的花纱布任务，由他亲自选了一个叫何浩若的人担任局长。
穆藕初是孔祥熙的亲信，当然不愿让这块肥肉让给何洁若。但无奈这是蒋介石亲自安排的，又不能公开反对。
穆藕初找他的主子孔祥熙想办法。当下孔祥熙对他说：“你急什么，要以不变应万变。先让何浩着高兴几天，他长不了。”
穆藕初见孔祥熙胸有成竹，也信心大增，准备和何浩若打一场持久战。果然，何浩若一上任，穆藕初就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因为经济部改组两年多来，棉花花纱业务一直是穆藕初管辖，何浩若一时还不可能全盘接手，加之人也不熟，就感到工作起来很困难，到处都是软钉子。
比如何法若一上台就规定，农本局和各纱厂每个星期都要结付纱价一次。但穆藕初私下对纱厂老板说：“别看何浩若趾高气扬，他是兔子尾巴长不了。”故意给何拆台。因为穆自持有孔祥熙撑腰，不久终于和何洁若发生了直接的冲突。
物资局成立后不久，何浩若即在重庆邀请各纺纱厂老板，希望他们同心协力，支持他的工作，完成花纱布的购销任务。何浩若感觉需向老板们谈谈他的指导思想：物资局管理的方法是以花控纱，以纱控布，以布控价；管理的步骤是先统制棉花，再统制棉纱，再统制布匹。何洁若还表示，在座各位老板所需的原料，由农本局负责供应。
何浩若的想法不错，可他忘了一点，当时棉花收储业务撑握在他的死对头穆藕初手里。穆藕初在仓库里囤积了大批棉花，就是不供应。纱厂拿着何洁若的批文来要，穆藕初就以日军进攻交通阻隔运输不畅为由，说仓库里没有棉花。
在正常渠道纱厂用棉不能保证，于是纱厂就只好到市场采购。棉商一看棉花需求量大，就趁机抬高物价。纱厂一看市场价高得根本无法承受，就到产棉区陕西等地自行收购。棉商见囤积棉花有利可赚，也到产棉区收购棉花。棉花价格暴涨，市场更加混乱。
消息传到重庆，蒋介石向何浩若询问此事。孔祥熙隔岸观火，穆藕初喜上眉梢。何浩著却急了，亲自跑到西安，宣布国家将对棉花实行统购统销，不允许公司或单位不经批准擅自囤积棉花。考虑到市场上棉花价格已经抬得较高，为了不损害棉农的利益，鼓励棉农把棉花卖给国家，当时何浩若决定将棉花的征购价格定为每担100元，并初步计划征购10万担。
穆藕初收购棉花的价格是比较低的。这样一来，棉商和棉农肯定会把手中的存棉卖给何浩若，穆藕初企图利用棉花做武器挤垮何浩若的计划就会流产。因此，当穆藕初得知这一消息后也如热锅上的蚂蚁，他立刻到孔祥熙那里汇报了情况，并说何浩若将棉花价格定得太高，建议将每担棉花的收购价限定为60元。孔祥熙当即批准，并由经济部下文。在重庆的经济部左右为难，无奈天高皇帝远，他们看到孔祥熙的批示，就按60元1担下了批文。
再说何浩若在西安以为大功告成，正准备摆酒宴庆祝击败了穆藕初的阴谋进攻，一看经济部核准的价格不是每担100元而是60元，不禁大吃一惊。他立即乘飞机飞向重庆，但一得知是孔祥熙拍的板便也没了脾气。
收购价格之争只是揭开了序幕，孔祥熙争夺花纱购销权的斗争随后进入了白热化。当然，孔祥熙不会那么傻，每次争斗，他都坐在幕后让穆藕初冲在第一线。
一次行政院召开国家总动员会，蒋介石亲自主持。翁文灏、何洁若走进会议室时，发现出席会议名单上没有的穆藕初坐在沙发上，就预感到来者不善。果然，会议一开始，当何浩若提出应该调整棉纱征购价格时，本来是列席会议的穆藕初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棉花实行统购统销后，指定纱厂棉纱征购价格为20支纱每件6900元，16支纱6400元，10支纱5600元，因棉花和机油等原材料价格上涨，各纱厂都要求调整收购价格。何浩若迫不得已，决定将各支纱上调20％至25％不等，并决定根据市场变动情况决定以后每三个月调整一次棉纱价格。
当场，何浩着谈完自己的意见后，穆藕初立即表示反对。他说虽然市场价格上扬，但各纱厂都有大量存棉，这些存棉均是低价进的货，不能按现棉价计算成本。
就这样，何浩若和穆藕初当着蒋介石和众多国民党元老的面，脸红脖子粗地吵了起来。
穆藕初因岁数大了，说着说着就有些顶不住劲了。而何浩若则血气方刚，口齿伶俐。孔祥熙坐不住了，就站起来给穆藕初打气。
他说穆老长期从事花棉业务，情况熟，经验丰富，他的意见是经过深思熟虑才提出的，应该认真研究，认真考虑。
蒋介石从内心是偏向何浩若的，但见孔祥熙出面讲了话，要直接否定穆藕初就太驳孔祥熙的面子，当即就说，纱价还是可以调的，但幅度不要太大，请翁部长孔部长再好好商量一下。
何浩若和穆藕初的斗争可谓一波三折，调整棉纱征购价格最后以何浩若获胜告终。孔祥熙不敢违背蒋介石的旨意，和翁文灏商量后确定上调50％。
通过这次会议何浩着认识到，穆藕初是和自己干上了。这个老家伙有孔祥熙做后台，对我分管棉纱工作耿耿于怀，千方百计地破坏捣乱，不把穆藕初整倒日子就没法过。于是，何浩若开始了他的倒穆计划。他先到各纱厂煽风点火，说穆藕初如何如何在孔祥熙面前捣鬼，故意压低棉纱价格，想搞垮棉纱生产，以此证明他以前在位的正确。当时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扬，各厂都希望提高棉纱价格以增大利润，因此对穆藕初的这一做法极为反感。他们都称穆初为“木偶”、“木乃伊”和“僵尸”，纷纷找门路想办法搬掉这块绊脚石。
豫丰纱厂老板束云章与宋子文是朋友，两人曾做过几笔生意，宋对他印象不错。束云章就去找宋子文，把穆藕初不按规定供应纱厂棉花，囤积居奇，压欠纱厂款项，阻挠调整纱价，造成各纱厂效益下降，经营十分困难等情况；还将穆藕初故意捣乱，到陕西强迫农民以低价卖给他棉花，破坏棉花的统购统销，造成陕西棉花减产、棉农破产的情况也告诉了宋子文。
宋子文对穆藕初这样横跋十分不满，加上穆又是孔祥熙的亲信，就想利用棉花问题做点文章。他叫秘书根据柬云章的介绍整理了一个比较详尽的材料，并征求了部分纱厂老板的意见，见老板们对穆藕初确实不满，就决定放出这一炮。
不久，国家总动员会例行召开。宋子文按预想的计划在会上宣读了这份材料。宋子文说，陕西现在是国家棉花生产的重要省份，陕西棉花减产、棉农破产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这直接危害了抗战也扰乱了民心，而农本局穆藕初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穆藕初就坐在宋子文不远的位置上，听到宋子文直呼其名地提出批评，额头顿时冒出了冷汗。
果然，蒋介石听完了宋子文的发言，勃然大怒。没想到看似老实忠厚的穆藕初背后竟耍了这么多手段，成心拆何浩若的台。何浩若是蒋介石亲自任命的，自然不能对穆的行为置之不理了。蒋介石当场对孔祥熙说，“行政院要立即对穆藕初进行严肃处理，处理报告要交给我看。”
两天后，行政院即发文说：“农本局总经理穆藕初，对于业务阳奉阴违，推倭卸责，贻误要事等情，应予撤职查办。”
听说穆藕初被撤职的消息，翁文灏和何浩若摆开了庆功宴。他们俩约好到重庆一家有名的饭店大吃了一通。何浩若对翁文灏说：“对穆藕初这种人，就得坚决斗争，决不能手软。他仗着有孔祥照做靠山，狐假虎威，这下怎么样，也栽到我何浩若手里。”翁文灏也觉得除掉穆藕初是出一口恶气。长期以来，他这个经济部长有职无权，有名无实，干什么事都要先看看孔祥熙的眼色，又不能发作，实在憋屈得很。
但他们俩忘了，在孔祥熙、宋子文这两个砝码上，蒋介石肯定倾向于孔祥熙一边。
穆藕初是孔祥熙的一根棍子，孔祥熙当然不会对他的失势不管不问，只是因为那天开会，宋子文有备而来，蒋介石又大发雷霆，不便立刻为穆藕初辩护。过了半个月后，孔祥熙便到蒋介石那里为穆藕初说情，说穆藕初压低棉纱收购价格，是为了平抑物价，贯彻蒋介石加强价格管制的指示，并无个人私利。何浩若等管理无方，造成棉花价格上涨，却嫁祸于人。
蒋介石对这些具体的经济问题并不太明白，今天这个跟他这样说，明天那个跟他那样说，弄得他也拿不定主意。但比较起来，孔祥熙比宋子文对蒋介石更多效忠，因此他情愿相信孔祥熙是对的。于是，他哼哈了几声之后，就把话题转到了别处。
孔祥熙见他的话起到了作用，就把对穆藕初的处理问题压了下来。那些盼着穆藕初倒台的人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盼了半天，不见下文，知道事情恐怕有变。果然，又过了一段时间，孔祥熙控制的报纸《时事新报》忽然发表了一则消息，说农本局有些官员正准备联合上书行政院，请求穆藕初复职。
虽然只是一则“豆腐块”似的小消息，但出自孔家的报纸就非同小可，它预示着穆藕初不仅没被撤职查办，而且可能官复原职。这对翁文灏、何洁若来说不啻于晴天霹雳。
不久，行政院再次举行例会，讨论棉纱生产、加工和销售问题。何浩若首先发言，建议撤销农本局，可在物资局下设一个处，专门负责花纱布购销业务。何浩若使的是釜底抽薪之策，想趁穆藕初尚未复出之际，撤销农本局，叫你有人无职，有职无权。
孔祥熙一听便知道何浩若的目的所在，于是坚决反对。他在会上说，农本局成立时就明确了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官办机构，而是一个半民半官的官民合组机构，不能简单地用行政命令撤销，而要充分考虑到民间的意见。
孔祥熙一出来说话，别人一般地讲就不好再说什么了。谁都知道当时孔祥熙的位置是何等重要，他和蒋介石的关系是何等密切。何浩若虽然背地里也大骂孔祥熙，但在这种场合，特别是当着蒋介石的面，也只好认了。
孔祥熙看把大伙威慑住了，不无得意地接着说，“我也和在座的各位一样，认为现在机构太多。单说纱花的购销，就有物资局、农本局、管制司三个单位。当初成立物资局时，就是想把纱花的事办好。可物资局成立1年多来，这方面确实毫无成效，如想精减机构，我建议将物资局先撤销了吧。”
何浩若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不叫抛砖引玉，而是抛砖引虎，引火烧身。本想借这个机会整掉穆藕初，不料整到了自己头上。
其后又有几个人发言，大都是帮孔祥熙的腔，也有态度模棱两可的，却都不发言专看蒋介石的脸色。连何浩若的“忠实朋友”翁文灏都静坐着一言不发。急得何浩若心里直骂娘。他原以为穆藕初积怨颇深，他只要开头一炮就会群起而攻之，不料孔祥熙一个反击便风向大变，自己跳了出来，好像被众人出卖了一样。
看到无人表态，蒋介石站了起来，何洁若泪眼汪汪地看着蒋介石，叫了声“委座”；就见蒋介石把手一摆，示意他不要再讲下去。然后用命令式的口吻说：“农本局撤销缓议，物资局即刻撤销，业务暂交农本局接管。”
何浩若的身子一下子瘫软了下去。
孔祥熙利用自己的威信和权势斗倒了何浩若，但农本局仍隶属于经济部，虽然翁文灏已向他俯首称臣，但孔祥熙仍觉得碍脚。过了大半年，他又以经济部管理无方为由，将农本局直接隶属于财政部，弄得不伦不类。后来孔祥熙又将农本局干脆直接改为花纱布管制局，委派自己的一个亲信任局长，穆藕初任副局长。至此就完全控制了花纱布的购销和生产权，使这个行业成为他的又一棵摇钱树。
写到这里，我们不仅想起巴尔扎克当年讲过的那句著名的话：“每一笔巨大的财富后面都罪恶累累。”从整个孔氏家族敛财暴发的全过程中，无论是其炒股、走私、吞并，还是为谋不义之财相互倾轧、勾心斗角的肮脏罪恶内幕，都无不印证了老巴尔扎克当年那句话说得是多么的准确，多么的一针见血。只是我们不应忘记先人的另一句话就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孔祥熙及其身后整个家族为了攫取财富贪婪无比，不择手段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无疑也加速了其最终的垮台。
听吧，冥冥之中孔氏家族败亡的丧钟已经敲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