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时期，孔祥熙作为国民党上层的核心人物，作为决策者，作为蒋介石的左膀右臂，不仅在金融财经上独挡一面，为蒋介石效大马之劳，在外交上也付出了巨大努力。国民党虽有外交部长；但蒋介石却常将最重要的使命赋予孔祥熙，这充分表现了蒋介石对孔祥熙的信任。
在抗战时期，孔祥熙曾多次访美，在美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之间返往穿梭，这已被人们所熟知。而孔祥熙充当蒋介石的密使，悄悄与日本人接触，并就中日和谈问题进行了多次会晤，却鲜为人知。
将介石和丘吉尔、斯大林不同，在二战爆发前，在没有最后下决心进行战争前，他们都幻想用和平的手段，用政治谈判或用牺牲一些小国的局部利益防止战争。当这一切失败时，当战火终于熊熊燃烧起来时，丘吉尔也好，斯大林也好，就都义无返顾地决心将战争进行到底；哪怕到了最困难的时段，哪怕只有一个人也要战斗。而蒋介石不是这样，即使卢沟桥事变后，即使他已向全国。全世界公开表明了抗战的态度，他心里仍存有着一丝幻想，想和日本握手言和。想效仿封建皇帝如清朝慈禧那样，通过牺牲一些国家利益保全他的面子，保全他在中国的统治地位；还有就是想借日本人的力量消灭共产党。
在抗战的前两年，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德国也扮演了一个微妙的角色。当时英德尚未开战，德国不想放弃中国在舆论上的支持及其在华的经济利益。德国又与日本有较好的关系。因此，德国自愿出面做日中关系的调解人。
蒋介石梦想和谈，日本也想用和谈做为手段争取时间，向中国施加压力，又有德国充当中间人，蒋介石和日本人的秘密接触有了前提和可能。惟一的问题是，蒋介石派谁担此重任呢？派谁去才能既显得蒋介石非常重视又保证消息不会传到汪精卫耳朵里呢？蒋介石想到了孔祥熙。
1937年11月5日，孔祥熙正在上海召集金融界的巨头开会，商讨如何向香港和内地转移资金的问题。秘书急急地推门而进，在他耳边悄悄地说了几句谁也听不见内容的话。随后，孔祥熙对在座的各位董事长和总裁们说，你们先议着，我马上赶回南京。
孔祥熙赶回南京，蒋介石正在国民政府的一间会客室里等他。见孔进门便告诉他，把他急急地找来是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办，而且绝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
孔祥熙立刻觉得此来非同小可。
蒋介石接着说，德国大使陶德曼正在另一客厅等着我们，他要将日本政府委托的一份和平协议交给我们。
孔祥熙听后心里一怔，卢沟桥的血迹未干，“八·一三”大战硝烟未散，全国军民正同仇敌忾，一心要与日军作战，怎么私下又接受了日本的和平协议呢？再说，日本灭亡中国的方针已是他们的基本国策，如不是进攻中遇到困难或准备不够充分，他们是断然不肯和谈的。
但孔祥熙只是心里想，嘴上并没有说出来。蒋介石像看透了他的心思似地说：这件事不必急于答复，先看看他们的条件再做决定。
一会儿，陶德曼由陈布雷带领来到客厅。陈布雷等人随即退出，客厅里只剩下蒋介石、孔祥熙、陶德曼和一名翻译。
陶德曼将日本的和谈协议交给蒋介石后，蒋介石看都没看就说，我们希望和日本和谈，但前提是日本必须恢复到战前（指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
蒋介石还说，请你转告日本政府，如果国民政府被日本击败了，共产党就会在中国占优势。共产党和苏联的关系及他们对抗日的态度你们是清楚的。
陶德曼走后，蒋介石把那份和谈协议丢在一旁说：“纯粹是扯淡。”并问孔祥熙对此是什么看法。
孔祥熙能说什么呢？出访欧洲仅半年多的时间，就有“人事依旧，江山全非”的感觉。堂堂的中国政府要员，不能在自己国家的港口停泊，却要乘法国的一艘小艇悄悄地溜进港，好像是走私犯。再看南京，正忙着向武汉迁都，人心惶惶，一片混乱，从上到下对日本人恨得咬牙切齿。这时却要和日本人谈判，怎么谈？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吧？”孔祥熙慢悠悠地说。
孔祥熙平时说话从不带脏字，即使对他最恨的事最恨的人。但这次，孔祥熙鲜明地表示了态度。
孔祥熙恨得不错，蒋介石恨那日本也恨得一头包。日本的入侵使东北军群情激愤才出现了“西安事变”；日本入侵使他恨不得斩尽杀绝的共产党有了喘息之机；日本的入侵使得他在政治上的劲敌汪精卫又增加了同他对抗的筹码；日本的入侵使他不能为所欲为在中国大地横行……只是，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既然自己无法改变这一历史的进程，就只能一切从实际出发。蒋介石这般想着，忽然说道：
“庸之，只有你知道我的心呐！……”说完，蒋介石仰望窗外灰色的天空和被秋风吹落的枯叶，不禁长叹一声。
孔祥熙心里也跟着一颤。因为，他下意识地意识到，这桩难办的差事将又要落在他的肩上。
12月初，日军攻占上海后，大兵压境南京，南京保卫战打响，国民党政府临时迁部武汉。
在武汉，蒋介石与陶德曼举行了第二次会谈。会谈时，蒋介石对陶德曼第一次来华调停中日战争一事向德国政府做出了答复。一是对德国政府表示感谢，中国政府接受调停；二是进行调停中方有三个前提条件，即在中日恢复和平的过程中，只有德国充当双方的调解人，不让第三国插手；还有就是中国对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最后是应对此严格保密，不对任何人透露。
德国为了自己在华利益，很想对中国施加影响，充当日中两国调停人，结果却不理想。因为就在陶德曼和蒋介石会谈后不久，中日战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2月13日，国民党政府首府南京失陷。随后日军水陆并进，直逼武汉。
随着日军军事上的胜利，日本国内速胜论又有所抬头，日本军部气焰日益嚣张，“6个月内解决中国问题”似乎很有把握。于是，日本外相广田向德国大使表示，如果中国想和日本重开和谈，必须同意4个条件：一是必须放弃容共、抗日、反“满”政策，与日“满”两国合解；二是必要地区设立非武装地带及特殊政权；三是中、日、“满”订立密切的经济合同协定；四是中国必须付给日本所要求的赔款。
同年12月下旬，德国驻华大使要求蒋介石接见，蒋介石知道是这件事，就委托孔祥照处理。孔祥熙得知了日本的这四条后，感觉实难接受，但又怕因回绝一下关闭了中日和谈的大门，就采取了中国官场上常用的拖延办法，也不说行也不说不行，也不说答复也不说不答复，只说要研究研究。
同年12月30日，日方通过陶德曼，就前几天提出的四条做了具体的解释，大概是认为以前说得过于笼统，中方不好答复。
这四条的具体解释是：第一是必须首先承认“满洲国”，有积极排共反共的证据；第二“非武装地带；是指内蒙、华北、上海附近已为日军占领区，不得有中国的武装人员出现；第三“经济协定”是指关税与商务方面；第四“赔偿”是指国民党政府必须付给日方战争赔偿费，日本在中国占领军的费用也须由中国负担。
这4条可以说是4把尖刀，在刺进蒋介石和孔祥熙的心脏。蒋介石和孔祥熙虽不是什么善人，但当另一个强盗要抢走他们的财物时也会拼命。承认“满洲国”？放屁！那本来就是中国的地盘叫东北，怎么会出来一个“满洲”！第二条更是荒谬，中国的领土不让中国人有武装，倒允许你日本军队横冲直撞。至于最后一条更是扯淡，你占领我的国土还让我当爷爷供着……
条件没法接受，可他们又不想公开说不接受，就这样拖着。可是日本也弄明白了，仗着军事上有点优势就得寸进尺，不让你拖着。日本方面向孔祥熙发出最后通碟，1938年1月12日11时55分之前必须答复。但是，离答复的时间只剩下1分钟了，蒋介石、孔祥熙还没想好应该怎样答复。
最后还是孔祥熙说：“干脆，咱们还是拖着再看看。”
蒋介石表示赞同，他说“古人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看是三十六计拖为上计。”
在孔祥熙的授意下，国民党政府在最后的时刻终于给日本了一个答复，但却是一个含糊其词的答复：“贵国提出的条件仍嫌宽泛冲国政府希望对新条件有更具体的了解，以便认真研究后作出明确答复。”
几天后，见日本方面没反应，孔祥熙又给日本外相一个照会，说冲日两国间现在进行的武装冲突对两国都有灾难性后果。中国急切盼望与日本达成真正的谅解，以维持东亚地区的持久和平。我们已了解了贵方提出的条件的内容，但我们迫切需要了解具体的细节，这充分表明了我们和谈的诚意。如果贵国能就具体细节同我方进一步交换，我们一定会认真研究并作出决定的。
孔祥熙的解释是在玩耍外交辞令，日方也是在使用外交手段。其实，就在日方请陶德曼进行调停的同时，日军已经攻占南京，随之向西进攻，企图一举将蒋介石政权摧毁。
这和日本与美国的态度颇有相似之处，就在袭击珍珠港的舰队已破浪起航的时候，日驻美大使使还在向美国伸出“橄榄枝”，提出所谓的和平新建议。
果然，孔祥熙的两次“答复”都没得到日方的回答。因为日方也不想回答，他们已决定暂时关闭外交的大门，而以军事手段为主，占领更多的中国领土和消灭更多的国民党军队，以为后来的谈判创造基础。
1月17日，日本政府正式通知德国，中方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随后日军向武汉发起攻击，并在湖北境内和中国军队展开激战。
1月18日，日本召驻华大使川激茂回国。做为回应，孔祥熙召驻日大使许世英回国。中日两国至此处于实际的断交状态。
陶德曼调停失败，武汉随即失守，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在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等诸多方面，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都面临严重考验。但蒋介石和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皇帝一样，总觉得外患不如内忧，虽然日本人比西洋人更难对付，但毕竟还是外国人。他们打中国，无非是占据中国国土后掠走更多的资源和财物，他们终究还是要走的。但内忧就不同了，它可能伴随你终身……而蒋介石的心腹大患一个是共产党，一个是国民党内的汪精卫。虽然汪精卫目前不能从根本上对他构成威胁，但毕竟是重要的威胁，而且汪精卫跟日本有着极特殊的关系，这使蒋介石不得不防。
中日两国互撤大使之后，官方的交往已经断了。德国因上次调停的失败不愿再做中间人。这事还不能让美国人知道，尽管美国人私下里尽和日本人做交易，但你要是也做，他知道了就不高兴，美国人就这么霸道。再说，蒋介石还指望着美国的援助呢，他不愿得罪美国人。
迁都重庆不久，蒋介石把孔祥熙找了去，对孔说：“虽说中日官方的关系已断，但和日本还应保持一条接触的渠道，这样对我们或许有些用处。我想了很久，觉得还是由你来办这件事，你看如何？”
孔祥熙自然应充，只是又讲了些客观上的困难。
蒋介石说，“我知道，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是接触的层次不要太高，这样不会被人抓住把炳，不到最关键的时刻你不要出面；二是要严格保密，不要让人说我们是假抗日真卖国。现在党内人多嘴杂呀！”
孔祥熙心领神会。不久，就找到了一个可以担当此等使命的人。
此人叫贾存德，和孔祥熙是同乡，又是师生。从1938年起，就在孔祥熙手下做事。贾存德热情好客，仗义疏财，又好喝酒，广交朋友，因此各方面的关系很多。抗战爆发后不久，贾存德曾托他一个朝鲜朋友从日本驻沪武官处获取了一份极重要的情报，其中有“对华作战协议书”和“江阴要塞图”。特别是这份“江阴要塞图”，对江阴一带山形水势都有极样尽的描绘，对日军在此地作战有极大的意义。贾存德也并未因此而被日军发现和引起有关人士怀疑。因此，孔祥熙对贾存德的能力有了深刻的印象。
1938年春，贾存德一次和朋友韦竹轩相聚，几杯白酒下肚后，话题便越扯越远。韦竹轩告诉贾存德，说有一个叫萱野长知的日本人，很有钱，早年曾参加过孙中山在东京组织的同盟会，会讲中国话，现在就在上海。问贾想不想见上一面，认识认识。
前不久孔祥熙找到贾存德，希望他能利用自己的关系和日本人交朋友，从中获取一些有用的情报。因此，贾存德正在寻找这方面的关系。听韦竹轩一说，便立刻答应了下来。
贾存德化装和韦竹轩一同来到上海。并很快找到了萱野长知，几位在旅馆彻夜长谈，很是投机。贾存德为了吸引对方，便主动说出自己是孔祥熙的朋友，能和孔说上话。不料他这一说，萱野立刻说他已久仰孔祥熙的大名，在东京时曾和孔祥熙擦肩而过。不过那时因不太认识，所以没多说过话。不想现在孔祥熙飞黄腾达，主持国民党金融财经大印，很想托贾存德代为引见。
萱野的话正合贾存德的心意，但为了谨慎起见，贾存德并没有答应他的要求。他想再进一步证实萱野的身份和可利用的价值。所以说现在中日开战，重庆路途遥远，不如请萱野先生写书信一封，由我代为转交，以后有合适的机会必定引见。
萱野赶紧接过话题说，他本人极不愿意看到中日之间兵戎相见。中日两国是近邦近邻，古来素为友好，他又是孙中山先生的崇拜者。所以要求见孔祥熙别无他意，一是叙旧；二是想为日中两国化干戈为玉帛贡献微薄之力。随后营野给孔祥熙写了一封信托贾存德带回，三人随即动身。
贾存德当时没法和孔祥熙联系，使乘船赴香港，因为他知道孔令侃经常在香港，那里有孔令侃开的公司。贾存德在香港找到了孔令侃，碰巧孔祥熙的秘书王良甫、孔祥熙的夫人宋蔼龄也在。于是，贾存德和宋蔼龄、王良甫一同乘专机飞抵武汉。
孔祥熙这时忙得一塌糊涂，但听说贾存德回来了还是立刻接见了他。因为孔祥熙已答应了蒋介石，尽快找到一条能和日本官方接触的渠道，孔对贾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孔样熙和贾存德在一间密室进行单独会谈，连宋蔼龄也被甩在一旁。孔祥熙详细看了萱野的信后又问贾存德和其相识的经过；确信没太大的问题后才说，我在东京时见过萱野，他曾做过孙中山先生的副官长，我们是老朋友了。
孔祥熙还对贾存德特别交待说，目前中日两国处于战争状态，因此你和萱野的接触应特别小心，特别应注意保密。如果一旦暴露，要坚决否认和我有任何关系，就说是你的私人朋友，国民政府也会通缉你。但你不要害怕，我会暗中保护你的。
随后，孔祥熙叫秘书按他的意见起草了一封短信，叫贾存德带给萱野。孔祥熙叫贾存德看了这封信。信的大意是：得知萱野兄在华，为两国关系和利益而从中努力，万分感谢。但中日关系走到目前这一步责任全在日方。如日方真有诚意和解，就应拿出切实可行的条件来，中方永远为此敞开大门等等。
应该说，孔祥熙为此走的是一步险棋，万一此信落入他人之手，后果不堪设想。即使全盘否认或杀人灭口，但白纸黑字，私通敌寇的恶名也难以洗清。但了为主子蒋介石，孔祥熙也只有孤注一掷了。
再说贾存德拿到孔祥熙的信后不敢怠慢，第二天便乘船赶往上海。正好，由于事前办好了一切有关证件，一路上经过了几个关口，但并未遇到麻烦。
到了上海萱野的虹口景林庐寓所，贾存德便将信当面交给了萱野，萱野读罢也甚欣慰；一是相隔近20年后，终于又和孔祥熙联系上了；二是能为日中两国政府传递信件，也算为两国尽了一点力量。他对贾存德说：“我马上返回东京，将孔先生的竟见向政府有关部门转达，在这期间若有什么事，我的朋友松本藏会转达给你的。”
萱野回东京半个月后，松本藏果然给贾存德送来一份电报，电报是萱野给孔祥熙的，内容是日本并未放弃和中国和谈，但对和谈提出了两个先决条件：一是蒋介石必须下野；二是共同防共。
贾存德不敢耽误，马上将电报内容发给孔祥熙。孔祥熙一看电报，要蒋介石下野，这根本不可能接受。而要蒋介石下台，要汪精卫上台，这正是日本的真实目的。
孔祥熙随即发电报给贾存德，叫他告诉萱野，日方提出让落下野是无理的，也是中方不可能接受的。如果日方不撤回这一条，谈判根本无法进行。
萱野在东京接到孔祥熙的来电后给孔祥熙复电时说，关于要求蒋介石下野这一条并不是日方一定要坚持的，而是国民政府。国民党内部一些委员向日方提出的，并举例说高崇武就曾代表汪精卫、张群等27名中央委员口头向日本当局提出希望蒋介石下野。
7月中旬，萱野肩负使命，再次来到上海与贾存德会面，商谈中日和谈之事。二人虽感到中日和谈前途渺茫，但仍抱有一丝希望。萱野说日方已同意将“共同防共”做为条件的第一条，以中日经济合作为第二条，取消了要求蒋介石下野的条款。
8月初，贾存德遵照孔祥熙的指示，带着萱野的亲笔信和日方关于中日谈判的先决条件的文件，从上海乘船到香港，再由香港乘飞机到武汉。因日军已准备在湖北与中国军队决战。贾存德到武汉时形势十分紧张，贾乘坐的航班在一民用机场降落，而民用机场出入的旅客都要进行严格的检查，以防日伪特工携带违禁品
贾存德身带萱野和日方的秘件，当然不能被搜查出来，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于是贾存德在检查关口和警察发生了冲突。一个非要检查，一个不让检查，一直吵到稽查处办公室。
办公室主任见贾存德提一棕色牛皮箱，一身绸衣绸裤，知道有些来头，但也不肯轻易俯首，便对贾存德说：“汉口现在是临时国府，机场又是军事禁区，蒋委员长有令除了端纳先生，任何人出入这个关口都要检查。莫非你有蒋委员长的手令？”
贾存德也是经过些世面的人，当下他不动声色地说：“蒋委员长的手令鄙人没有，但确有重要公务在身，先生可打电话给孔院长。”
这位主任看贾存德提出了孔祥熙，自知得罪不起。心想若真是孔祥熙的人也可以从中买个好，便将电话打到孔祥熙的办公室。
当贾存德一身臭汗、急匆匆地赶到孔府时，已是傍晚时分。孔祥熙饭也顾不得吃急急地问：“在稽查处没事吧？”
“没有。他们没敢把我怎么样。”说罢贾存德掏出萱野的信和日方的文件递了过去。
孔祥熙一面表扬贾存德遇险不惊，一面对他说，我有一旧时好友马伯援，他和萱野也是朋友，现正在汉口，今晚不妨一见。原来，孔祥熙担心贾存德一个人势单力薄，也害怕他被日本人收买，万一出了差错会误了大事。就又物色了一个和萱野有过旧交的马伯援，让马和贾二人共同完成这一使命，也好有个照应。
贾存德、马伯援为孔祥熙也是尽心尽力，极力在萱野和孔祥熙之间穿梭斡旋。当年9月中旬，终于在香港促成了一次比较正式的会谈。
日方代表自然是萱野和松本，中方则是马伯援和贾存德，虽然双方代表都不是政府官员，但都代表了最高层的意见。中方的意见是，同意日方提出的先决条件，但要求日本天皇下诏，对世界、对中国声明休战，并将军队撤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的地带。然后中日双方可商定谈判的具体问题，如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派谁参加以及谈判的程序等等。
孔祥熙这一着实在也是将了萱野一军。萱野自知无法答复，日本政府和军部也决不肯同意。日军当时气势正盛，虽然在上海会战、台儿庄大战中有些失利，但总体是持进攻态势，并在军事上占有优势。谈判本是城下之盟，想以此向中方、向蒋介石施加压力，怎么能由天皇下诏罢兵呢？！
萱野松本故意拖延，一会儿说身体不适，一会儿又说需要请示，致使香港会谈陷入僵局。
这时湖北战事愈紧，国民党又迁都重庆。国民党内部主战派和主降派的对立日益公开化。不知怎么香港公谈在这种关键时刻走露了风声，被香港一家报纸披露了出去。蒋介石马上僻谣，说那是居心叵测者有意造谣，妄图动摇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
但冯玉祥却有意和蒋介石作对。他在重庆对一些前去采访他的记者说：“日寇侵华目标已定，就是要变中华为其殖民地。大敌当前，有人不是积极抗战，打击敌寇，却在背地里借口和平谈判，破坏抗战阵营，助长了投降派的气陷……”
孔祥熙见事已败露，便请示蒋介石。蒋介石也觉此时还是以谨慎为好，便命孔祥熙从香港召回马伯援。
然而就在这时，发生了一桩几乎令所有人都震惊的事件--汪精卫失踪了。
汪精卫是12月底在他的寓所失踪的。其后没几天，有消息传来，说有人在越南看见了汪精卫。但蒋介石和孔祥熙都已预感到，汪精卫的真正目的地是日本。
孔祥熙立刻派马伯援返回香港，并代表孔祥熙对萱野说，如果日本支持汪精卫等少数人组织伪政府，结果只能是使中国的抗战长期持续下去。其实，孔祥熙的这一做法是过于天真了，他的意见也毫无意义。汪精卫的出走本来就是日本策划的结果。其目的就是要汪精卫组织一个和蒋介石对立的政府，日本当然要支持汪而不支持蒋。
果然，汪精卫事件发生后，萱野对贾存德和马伯援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谈判几乎无法进行。因为日方的意向已基本明确，待江政府成立后就只和他打交道，而置重庆的蒋介石政府于不顾了。因为当时日本军界对形势估计的比较乐观，他们的重点也逐渐从中国转向了东南亚甚至太平洋。他们已占领了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他们觉得国民党政权已不再是所谓“大东亚战争”的主要威胁。
但孔祥熙仍不死心。一方面是他对整个国际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认为美英还有能力遏制战争；一方面认为蒋介石既然交给他和谈使命，就要有始有终，只有还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工作就要做下去。这也表现了孔祥熙的韧劲。
萱野于1938年底从香港返回上海，孔祥熙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但落款是贾存德（为了不授人以柄），叫贾存德即刻赴上海将信交给萱野。在这封长信里，孔祥熙历数了卢沟桥事变后中日和谈的过程，指出陶德曼作为中间人，曾转达中方谋求和平的意见。日方也表示为了尊重中国的问题，不攻南京。不料日方背信弃义，侵犯中国首都南京且滥杀无辜，使和谈陷入僵局。
孔祥熙在信中还说，日本近年来工业迅速发展，实力是较之中国为强，但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又有外授，日本要想战胜中国也非易事。战争想必旷日持久，其结果必是两败俱伤。如日方能从实际出发及时停戈体武，以谈判解决问题，于国于民都有好处。
孔祥熙这封信写得极为恳切，主旨不言自明，谋求妥协，尽早结束战争。只要日方的条件不要太苛刻，都可以坐下来谈。
但由于汪精卫的出走，日方已想关闭谈判大门。于是，萱野在拿到这封信回国后，便沓无音信，任凭贾存德怎样查找也徒劳而返。萱野就此再没来到中国，和孔祥熙的交待也以这封长信为标志划了句号。
萱野“失踪”后，孔祥熙曾请示过蒋介石。蒋介石虽然对汪精卫的叛逃极为气恼，但也是无可奈何。汪精卫的出逃和萱野的失踪并没有使蒋介石关闭和日本谈判的大门，反而更激起他要找寻一条新的和日方接触的渠道。他又找到孔祥熙，他也只能找孔祥熙。因为当时国民党上层虽然也不乏人才，但像孔祥熙这样熟悉“洋务”又掌握实权，而且和蒋毫无二心的人却不多。和萱野“和谈”虽然失败，但也不是孔祥熙的错。所以在中日实际断交的情况下，此任务可以说非孔祥熙莫属。
孔祥熙从事此秘密活动终于没有瞒住家人，宋蔼龄虽不想插手此事，她最讲实惠，像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她一般不干。但出于对丈夫的关心，她也提醒孔祥熙，小心鸡没捉到反蚀一把米。
孔祥熙知道蒋介石的用心，更知道自己的对手日本人的原则。可以这样说，和谈几乎没有希望。但有些事就是这样，明知没有希望也要办。为了全局，为了从其他方面得到一些东西，有些事就是这样。
孔祥熙找不到合适人，只有还求贾存德。就像蒋介石还找孔祥熙一样，贾存德也许是从上次和萱野的“谈判”中尝到了甜头，觉得干这一行也不错，就死心塌地为孔祥熙干了起来。
贾存德果然找到了突破口。他从一个同乡那里知道了自己过去的同学王子惠现在汪精卫手下当实业部长，同日本主和派人物有密切的关系。贾存德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可以利用的线索，在请示孔祥熙后便只身前往南京，找到了王子惠。
王子惠虽供职于南京伪政府，但对结束战争还抱有希望。另外，他也希望能为蒋介石、孔祥熙办事，将来一旦有变，也好多一条退路。
贾存德和王子惠接上头以后，孔祥熙即给王子惠写了一封信。信中希望王子惠辞去实业部长一职赴东京，利用自己的关系在东京联络主和派，抵制主战派，以便早日恢复和平。王子惠也觉得汪精卫的南京伪政权长不了，便听从了孔祥熙的意见，辞职到日本去了。
1940年四月，王子惠返回上海，找到贾存德后对他说：“日本主和派现正在联合起来，准备向天皇裕仁进谏。进谏的内容一是劝天皇责令军部迅速结束对华战争；二是和谈应以重庆政府为对象，而不和汪精卫政权发生关系。而且主和派首领是宫金子伯爵、天皇的叔父、前海军总司令等极有地位和影响的人物。”
贾存德因接受了和萱野打交道时的教训，尽管你说得天花乱坠，我也要沉得住气。所以他并没有急于这把这消息告诉孔祥熙。
同年5月，王子惠又带给贾存德一封日军中将板垣征四郎（也是主和派）用铅笔写的中日和谈5项条件的草稿。其内容是：1．共同防共；2．中日经济合作；3．取消汪精卫政权；4．休战；5．撤兵。
王子惠对贾存德讲，日方真的有诚意和孔祥熙和谈。板垣就亲口对他讲，如果孔祥熙同意5项条件，板垣即可亲自签名作为正式公文送交孔祥熙。然后双方各派特使，正式商讨会谈的时间、地点和程序等。王子惠还告诉贾存德，日本裕仁天皇已决定6月前宣布承认汪精卫政权，如孔祥熙能代表中方在此之前表明态度，日方主和派就可以以此说服天皇延迟对汪精卫政权的承认。王子惠还说，因事关两国命运之大计，他非常想当面和孔祥熙陈述利害。
贾存德这时才将王子惠所讲内容电报孔祥熙，孔祥熙虽然半信半疑，但内心仍掠过一丝喜悦，这毕竟是来自日本上层的主和派的声音，说不定谈判就能取得结果。但事关重大，他不能只凭一封电报就下决心或向蒋介石汇报。因此，他让贾存德速来重庆面谈。
因战争造成交通不便，贾存德尽管接到孔祥熙的电报就起身，还是辗转了半个多月，直到6月下旬才赶到重庆。
赶到重庆后，贾存德即将板垣提出的5项条件的铅笔草稿及其它文件交给孔祥熙。孔祥熙阅后对贾说，你回去告诉王子惠，说板垣提出的5条我们同意，可以商讨下一步正式会谈的问题。孔祥熙还说，蒋介石已命令胡宗南的50万军队包围了陕甘宁边区，对付共产党，所以“共同防共”一条日本尽可放心。
贾存德还没来得及离开重庆，日军就对重庆采取军事行动。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也是日方自己在打自己的耳光。当年7月初的一个早晨，一阵尖利的防空警报把孔祥熙和贾存德从睡梦中惊醒，他们急急地钻进防洞。就见十几架日本轰炸机正飞临重庆上空，就像成心似的第一排炸弹就落在孔祥熙的范庄寓所，随后又将他的寓所也炸了个粉碎。孔祥熙写到：“这些挨千刀的！一边送和谈文件，一边送炸弹，什么东西！”
事情还没算完。没几天又传从上海和西南传来消息。上海孔祥熙寓所的管事姚文凯某天晚上突然被人绑架，后查明是日本特务干的。西南方面日军封锁了滇缅和滇越公路，使国民党政府的物资供应发生了困难。
孔祥照不是傻子，这一连串的事件不是偶然发生的，是冲着他来的，是要逼近他迅速承认和谈条件，向日方表态。但在这种军事压力下的谈判一开始就不可能是在平等地位上的谈判，这也极大地刺伤了孔祥熙的自尊心。叫他立刻去对一个刚刚把他的寓所炸成一片废墟的国家的特使做出笑脸，这实在是不可能的。
为了表明自己“抗日”的决心，孔祥熙也决定作出一点样子给日本人看看。但他没有飞机去轰炸东京板垣的寓所，于是就把气撒在贾存德身上，似乎他目前的一切麻烦都是贾存德造成的。于是孔祥熙和他的“特使”贾存德之间又上演了一出苦肉计。
一天，孔祥熙上班后，孔令仪突然对贾存德（贾一直住在孔家）说，他今天必须搬走。
贾存德一楞，昨天还和孔祥熙谈得好好的，怎么今天就突然要搬家。
孔令仪说，叫你走你就走，少罗嗦。
贾存德说，我要见孔院长才肯走。
孔令仪说，他去外地疗养了。这几个月都不在重庆，你不可能找到他。
就这样，贾存德被孔令仪“赶”出了寓所。消息传出后，人们议论纷纷。因为那时很多人都知道贾存德和日本人来往密切。他被孔家赶出，自然表明了孔的一种立场和一种态度。
孔祥熙将贾存德“赶”走，并非想关闭和平大门，而只是想出一口恶气。因为王子惠带来的消息和原来萱野的不同。王子惠带来的是日本上层之间矛盾的信息，这正好可以被利用。如果日本的主和派能团结起来，一起向军部施加压力，战争的局面就会改观。这比出动几十万军队在战场上撕杀得来的结果还要实惠。
因此，孔祥熙对王子惠送来的情况是重视的。他“赶”走了贾存德后，就在南温泉寓所秘密地接见了王子惠派来的蔡森。蔡森将这段时间他们共同奔走于中日之间力主谈的情况写出了一份报告，孔祥熙亲自修改后交给了蒋介石。
同年8月上旬，蒋介石亲自来到南温泉寓所看望孔祥熙，实际是为中日和谈而来。孔、蒋二人在卧室里谈了半天，无人知晓他们谈话的内容。但从结果来看，蒋介石是基本同意那5项条件的。因为蒋介石走后，孔祥熙即召见蔡森要他回上海转告王子惠必须拿到板垣的亲笔公文而不是铅笔草稿，以做为板垣会谈的保证。另一方面，孔祥熙又叫孔令仪秘密找到贾存德，让他随同蔡森回上海，实际是监视蔡森和王子惠的行为，看他们是不是和日方有什么猫腻。同时孔祥熙还让人在重庆四处散布，说贾存德因怕遭到政府逮捕已逃跑，下落不明，给人们造成是贾私下里日寇接触，他孔祥熙是大义灭亲。这个烟雾弹还真起了作用，除了蒋介石及孔家的极少数人外，没有任何人知道事情的真相。
蔡森返回上海后，将情况向王子惠做了汇报。随后不久王子惠便导演了一场“和谈”闹剧。
8月下旬，王子惠约日本板垣的代表岩奇请七到上海正式“谈判”。而中方首席代表就是王本人，列席的有蔡森、贾存德。整个谈判过程，基本就是日方代表一人发言。这位岩奇诸七大言大惭地说，日本在考虑和中国和谈时最关心的是防共问题。因中国目前的政府军不足以防共，所以就需要邀请日方在华北地区留兵协助。
他还说，中国是独立国家，如果外国派兵来干涉中国内政，在国际上恐怕会引起争议，所以应由中方提出主动邀请日方留驻兵力协同防共，这样比较稳妥。
贾存德开始以为王子惠是真的代表国民党政府和日方谈判，现在他明白了。这根本不是谈判，是“宣判划押”。岩奇诸七讲完．了话就让王子惠在记录上签字，而王子惠的屁股是坐在日本人一边的，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他没为中国人说一句话。整个谈判就像事前排练好的一幕闹剧，既没有实际意义也不平等。因此贾存德站在孔祥熙和蒋介石的立场上，最后拒绝在记录上签字。于是谈判不欢而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