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历史导读》12章 李登辉

卖国贼李登辉 李登辉（罗马拼音：Lee Teng-hui，1923年1月15日—），男，曾在皇民化运动中改名为岩里政男，祖籍福建永定，台湾政治家，中华民国总统（1989年--2000年）。他是中华民国自1947年行宪以来，首位由公民直选选出的总统。

李登辉总统被认为是继蒋经国总统后，中华民国官方民主化、本土化的主要推动者。在台湾民主转型以及中华民国在地化的历史过程中，李登辉作为主要执政者，对于因其政治决定和操作，而产生的各种正负面效应，其应记的功劳，以及应负的责任，牵涉层面甚广，论者之立场亦有极不同者，目前尚难得出一堪称公允之综合评价。

卸任总统后，李登辉被以台湾独立为宗旨的新政党“台湾团结联盟”奉为精神领袖，因此被视为台湾独立运动的领导人物。事实上，所谓“台湾独立运动”自1950年代起由来已久，在不同时期，曾出现不同的鼓吹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采取不同的路线，提出不同的主张，其“运动”既以如此多样的面貌呈现，在台湾社会及国际间亦曾引起各种不同的评价，并且得到不同程度的支持或反对，而实无一的固定的路线或共同的领袖。李登辉及台湾团结联盟虽被部分人士指为台湾独立运动的核心，但究其实，毋宁视其为台独运动的后继者，以及采取政党政治路线的推动者，更为准确。

早年事迹

1923年1月15日，李登辉在台湾北部当时的台北州淡水郡三芝庄(今台北县三芝乡)埔坪村的“源兴居”出生，当时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其生父为筱原笠次郎，系日本派驻台北服务之刑警，生母为江锦氏，是台湾女子，在筱原笠次郎家中帮佣时所生下之私生子。李登辉为次子；上有年长他两岁的哥哥李登钦(岩里武则)，在日治时期被调至菲律宾，并在当地战死；此外，他还有一个弟弟叫李炳男，从事贸易工作(若林正丈 1998，42；林衡哲 2001，436)。

李登辉生长在一个小康之家，有机会接受完整的教育。因为李金龙任职警察，职务调动频繁，因此李登辉也跟随父亲不断地搬家和转学。从六岁到十二岁之间，他念过四所学校，先后在汐止公学校、南港公学校、三芝公学校、以及淡水公学校就读过(李登辉 1999，316-7)。李登辉于淡水公学校毕业以后，先在私立台北国民中学(今大同国中)就读一年，然后在1938年转学至淡水中学二年级就读(李登辉 1999，317；蓝博洲 2000，118)。李登辉在淡水中学几乎各科成绩都是排名第一。在1941年考上台北高等学校。(林衡哲 2001，442)。

在李登辉考上台北高等学校的前一年，日本殖民当局所推行的“皇民化运动”开始正式推展所谓的“改姓名运动”。李登辉在该运动中更名为“岩里政男”(蓝博洲 2001，123)。他曾表示，他在22岁前(即日本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投降前)是日本人。

大学时代

1943年9月，李登辉毕业于台北高等学校，同年10月，他进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农学部农业经济系就读。三年后，他于1946年返国，转学进入台湾大学农业经济系就读，并于1949年毕业。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发生的时候，他是台大二年级的学生。

李登辉选择农业经济系就读的理由，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一方面，他在小时后看到佃农们的辛苦，想为他们打抱不平。另一方面，他则是在思想上受到高等学校历史老师盐见熏的影响，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谈中国的历史，使他深受影响。为了想把农业与马克思经济学相结合，于是选择农业经济作为他人生的研究目标(李登辉 1999，44-5)。

然而，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正火热，校内几乎没留下什么日本学生，文科系的学生，也都几乎全被征去当兵。这个时期的李登辉，一方面为日益短缺的食物问题发愁，一边只能自己学习“农业簿记”，或研读河上肇或马克思等社会主义相关书籍(若林正丈 1998，51)。李登辉自己这样表示：“大学时期，我遍读马克思及恩格斯的著作，对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也曾深加钻研，反覆读过好几遍。”(李登辉 1999，45)

随著日本在战争中的吃紧，文科学生也被纳入学徒出征。1944年，李登辉在短暂的回台受训以后，再度编回日本千叶高射炮部队做见习士官，但未及赴战地，就在千叶迎接了日本的战败(若林正丈 1998，52-3；李登辉 1999，318)。

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45年结束以后，李登辉在1946年春天返回台湾，进入原台北帝国大学改制而来的台湾大学就读。回到台湾不久，经由身兼中国共产党“台北市工作委员会”书记之吴克泰的邀请，李登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在1946年9月被批准入共产党(蓝博洲 2000，200-3)。入党之后，李登辉积极参与地下共产党的活动。1947年1月9日，他参加了地下共产党领导的针对沈崇事件的游行，给游行的领导人吴克泰留下很深的印象。蓝博洲(2000，204)这样评论这个时期的李登辉：“显然地，这时候的青年李登辉，已经通过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不但使得他对社会问题的关心压过了对自我哲学的迷恋，而且决定将这样的‘解放哲学’付诸实践吧！”

1947年初，二二八事件爆发。李登辉在自己的著作里面，对自己和二二八的关系有以下这样的说明：

或许有人会问，当时我在哪里？事实上，当时我也是被镇压的对象之一。…… 生为台湾人，既对台湾的未来充满使命感，也对于学习农业政策怀抱著满腔热诚，正值年轻的我，怎么可能在当时的情况下，还不问世事，闭门苦读？(李登辉 1999，49) 1949年，李登辉从台大农经系毕业，并留在学校当讲师，这时他是26岁。毕业不久，他与淡水地主之女，两家是祖父辈是世交的曾文惠相亲结婚，她毕业于当时的台北女子高等学校台北第三高女（今中山女高），为一基督徒(林衡哲 2001，447)。

李登辉加入共产党经过

李登辉在1947年9月退出了中国共产党(蓝博洲 2000，228)。退党时，李登辉表示会保守地下共产党的秘密，地下共产党组织也承诺为他的这段历史保密。虽然退出了共产党，在思想上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李登辉，随即又参加了一个叫做“新民主同志会”的地下党外围团体，彼此一起研读《新民主主义论》和《论人民民主专政》等左派书籍(蓝博洲 2000，252-3)。在此期间李登辉第二次入共产党，并于1948年夏再度退党，并又一次作出保守秘密的承诺。因为这段曾为共产党员的经历，李登辉加入中国国民党后仍被怀疑与共产党有牵连，曾被连续审查，获释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还要定期汇报并且被监视。另外，因为由李登辉介绍加入共产党叶城松及所有与李交好的共产党人在李退党后都被捕并判死刑（“匪台湾省工委会台大法学院叶城松等叛乱案”，《历年办理匪案汇编》上册168页）， 有人怀疑李登辉背叛了当初保密的诺言，背叛了同志。

后来，李登辉对于当年曾为共产党员一事做出了以下的总结：“三十岁前不相信共产主义是没梦想；三十岁后还相信共产主义叫不实际。”

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政协常委吴克泰曾在访谈中公开表示，李登辉加入共产党的时间是1946年9月份，当时他在曾文惠家中教北京话，因此认识李登辉。吴克泰向当时的共党在台组织部长张志忠举荐，李登辉通过简单的审查程序，加入共产党。吴克泰回忆说，李登辉加入共党后，对于组织活动参与，相当积极，1947年1月9日反对政府游行，李登辉一米八，领军相当显目。随后剿匪清共，国民党发出通缉令，吴克泰逃往上海，李登辉则以党内有野心家为由，提出退出共产党的要求。

吴克泰表示，李登辉虽然退出共产党，但不会做危害共党的事，希望相互保守秘密，彼此不陷害，有这个约定，可以说是“君子协定”。退党后，李登辉曾经再度加入共产党，不到半年又退党，总共二进二出共产党。1950年李登辉主动办理自新手续，并且一度受到政治监控，随后受到有力人士的保荐，加入国民党，受到蒋经国的提拔，走上大家所熟悉的官宦生涯。

另外此时，李登辉亦自称曾加入谢雪红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唯目前尚无历史文件证实。

留学美国

李登辉在基础教养阶段深受日本教育的影响，学术上则以在美国所受的高等教育为最高成就。美国文化及基督教信仰，对于其思想亦有相当程度之影响。1950年，他生下长子李宪文，两年后，他获得中美基金奖学金，首次赴美，到爱荷华州立大学(Iowa State University)研究农业经济。1953拿到硕士学位，年自美返回台湾，担任台湾省农林厅技士及经济分析股股长，同时也在台湾大学担任兼任讲师的工作(林衡哲 2001，447)。

之后，他又陆续转到“合作金库”以及“中国农业复兴联合委员会”(简称“农复会”)就职，担任研究性质的工作。由于农复会有美国财政支援，待遇相对优渥，李登辉因此在那里一待就是12年。在这期间，他曾经于1960年被调查局逮捕，未经判决就被拘留四个半月。当时农复会的负责人沈宗瀚委托蒋彦士向治安当局交涉，后来调查局以无罪释放李登辉(林衡哲 2001，448)。

1965年，李登辉获得美国洛克菲勒农业经济协会以及康乃尔大学联合奖学金，前往康乃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攻读农业经济博士。在美国期间，1970年四二四刺蒋案的主角黄文雄，和李登辉交往甚密(林衡哲 2001，449)。1968年，李登辉取得农业经济学的博士学位。他的论文“Intersectional Capital Flow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1895-1960”，获美国农学会全美杰出论文奖，同时也在1971年由康大出版社(Cornell University Press)出版。

李登辉在1968年一提出论文以后，立刻返国，回国后被聘为台湾大学教授兼农复会技正。

开始进入政坛

1969年6月，可能是由于在海外与台独运动参与者有过接触经验，李登辉再一次被警备总部约谈，第一次约谈的时间长达17个小时，之后又持续了一个礼拜才结束。李登辉在晚年回忆往事时称，这件事使他“下定决心，如果有机会执政的话，绝不愿意同胞再忍受这种白色恐怖之苦”。1970年，联合国开发总署东亚支部邀请他到曼谷主讲农业经济问题时，即使他已经是闻名国际的农业专家，政府仍以在“观察中”的理由，不让他出境(林衡哲 2001，450)。

不过，却也因为这次事件的发生，当时农复会的上司沈宗瀚将李登辉以农业问题专家的身分，在1971年8月介绍给蒋经国。当时经国先生正准备组阁，接掌最高权力，十分赏识他，劝李登辉加入国民党。同年10月，在经济学者王作荣的介绍下，李登辉加入了国民党。翌年，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院长的职务，李登辉以政务委员入阁，成为最年轻的阁员，时年49岁(若林正丈 1998，141-2)。自此之后的六年之间，他担任农业专长的行政院政务委员。这时他把运作25年、对农村影响甚大的“肥料换榖”制度废除掉(林衡哲 2001，451)。

1978年，蒋经国任命李登辉为台北市市长。在担任台北市长的这三年期间，李登辉推动台北艺术季，兴建翡翠水库(林衡哲 2001，451-2)。

1981年，李登辉被任命为台湾省主席。在省主席任内，他提倡“八万农业大军”，并培养“核心农家”，同时处理二重疏洪道的纠纷。他在省主席期间“引进区域发展观念，促进农业改革及城乡的平衡发展，同时运用他的农业专业知识，推进稻田转作，改进农产品运销”(林衡哲 2001，453)。

1984年，蒋经国提名李登辉为副总统候选人，并经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七次会议选举，当选第七任副总统。

李登辉时代的展开

1988年1月13日，对李氏提携良多的蒋故总统经国先生崩逝，李登辉继任总统职位。他担任总统前两年，亦即经国先生之最后两年，面对国内澎湃之民情，政府开始推动各项政治改革。1990年7月，李登辉召集朝野各党派，开“国是会议”，征求各界意见作为宪政改革参考，配合该年“三月学运”之学生运动的要求，解决第一届资深中央民意代表，包括国民大会代表及立法委员退职问题。1991年5月宣布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并开展第一次修宪，制定宪法增修条文，使各中央民意机关得以换届改选(林衡哲 2001，455-6；张赞和 1996，298)。

随后，中华民国的民主改革即快速进入接近完成的阶段。日本学者若林正丈(1998，245)认为，“如果以1992年‘万年国会’告终为第一阶段，那麽，第二阶段是94年台湾省、台北市、高雄市市长选举的实现，第三阶段则为总统选举的实现。”这三阶段改革都是在李登辉总统任期内完成的。关于总统选举的方式，国民党一度有委任直选之草案（类似美国总统大选之选举人团票），李登辉后来主张全民直选，但由于国内意见不一，在1992年的国民大会修宪过程中，以上提议并未通过。1993年，以李登辉为首的主流派取得了国民党党内的指导权，并在1994年7月召开的国民大会会议中，决定自下届（第九任总统）开始，实施正副总统直接选举(若林正丈 1998，245)。

在统独立场上，身为台湾国家元首，执政国民党的党主席，李登辉仍在公开场合多次宣称要实现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国策。1988年2月，他在继任后的首次记者会上说：“只有一个中国而没有两个中国的政策。只有一个中国，我们必须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1990年10月，李登辉又表示：“中国只有一个，应当统一，也必须以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能自外于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责任，也不应自外于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努力”。1991年，李登辉主持下的国家统一委员会通过了《国家统一纲领》(国统会、国统纲领已于2006年2月经陈水扁总统批示终止运作、终止适用)，在国统纲领中，为了安抚外省人中的保守派，写有“台湾固为中国一部分，大陆也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样的说法。1995年的中华民国国庆，他这样表示：“四十多年来我们之所以奋斗不懈，就是要为将来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立下可供遵循的典范”。此外，他也曾在接见美国联邦众议员坎贝尔(Tom Campbell II)的时候，说出“‘台独’只会断送国家的大好前途，牺牲社会的安定繁荣，这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的，我们应该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样的话语。

然而，他在某些场合的发言，却又常常表达出他强烈的台湾独立意识。1994年4月，他接受日本著名作家司马辽太郎的访问，当司马谈到“地方的痛楚”时，他说，出生在波士尼亚的人，实在是太不幸了。李登辉对司马表示，他有不能为波士尼亚尽一份心力的痛楚，生为台湾人，也有过不能为台湾尽一份心力的悲哀。他甚至说出以下这样的话语：

到目前为止，掌握台湾权力的，全都是外来政权。最近我能心平气和地说就算是国民党也是外来政权。只是来统治台湾人的一个党，所以必须成为台湾人的国民党。以往像我们七十几岁的人在晚上都不能好好的睡觉，我不想让子孙们受到同样的待遇。(引自蔡玲和马若孟 1998，305)

李登辉谈到他对台湾人的感情时，则这样表示：

我没有枪，拳头母也小粒，在国民党中的我，能够维持到今天的原因，是我心中的台湾人之声。台湾人期待我，而我一定要做的这种想法。(引自蔡玲和马若孟 1998，305) 1

1996年，李登辉与连战搭档，以54.0%的得票率，赢得了中华民国第九任，也是首次民选的正副总统(参见1996年中华民国总统大选)。若林正丈这样描述这次大选中“导弹与选票对峙”的过程：

在总统大选的最后阶段，“导弹”(missiles)与“选票”(ballots)的对垒更形鲜明。配合总统选举最后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再次于台湾海峡举行一连串称为“海峡九六一”的军事演习以恐吓中华民国。美国为防范有事，派遣两艘航空母舰巡防台湾海峡。选举就在这样一触即发，称为“第三次台湾海峡危机”的局势下进行。(若林正丈 1998，250)

在当选民选总统后，李登辉对两岸关系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也渐渐愈发倾向台湾独立的呈现。 在1999年7月，他在接受“德国之声”录影专访的时候，提到海峡两岸的关系，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这也就是著名的“两国论”。他在受访时这样表示：

有别于国统纲领以及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等一厢情愿式的国民党政策宣示，实际上的历史的事实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政权成立以后，从未统治过中华民国所辖的台、澎、金、马。我国并在1991年的修宪，增修条文第十条（现在为第十一条）将宪法的地域效力限缩在台湾，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统治权的合法性；增修条文第一、四条明定立法院与国民大会民意机关成员仅从台湾人民中选出 …… 使所建构出来的国家机关只代表台湾人民，国家权力统治的正当性也只来自台湾人民的授权，与中国大陆人民完全无关。1991年修宪以来，已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乱团体，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个中国”的内部关系。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台湾视为“叛离的一省”，这完全昧于历史与法律上的事实。(中华民国总统府 1999)

2000年，虽然当时李登辉为连战、萧万长助选，但是，由于同为泛蓝的宋楚瑜脱党参选；虽然连萧、宋张(昭雄)等两组候选人加起来,获得大多数选票，最终却是民进党籍的陈水扁，以相对多数，依照法律的规定当选中华民国第十任总统（请参见2000年中华民国总统大选）。借由陈水扁的当选，卸任的李登辉实现了在“任内和平转移政权”的理想。国民党在这次大选成为在野党。大选失利后，国民党内部出现了要求李登辉下台的声音，外省老兵等党员认为是身为党主席的李登辉造成国民党近十年的分裂，并认为李登辉在暗中支持竞选对手陈水扁，包围李登辉官邸聚众滋事。2000年9月，李登辉辞去国民党主席职务。

卸任后与台湾团结联盟

卸任总统后，李登辉公开提出了台湾独立的主张。他指出，“中华民国”这个招牌在国际社会上早就不存在了，台湾应该加速正名，脱掉中华民国这个老旧的招牌。2001年7月，李登辉出面主导国民党内的本土派及一些政治立场比较偏向台湾独立的人士，成立了“台湾团结联盟”。于是，李登辉虽然名义上已经离开政坛，但仍然被很多台湾独立运动的参与者视为是该运动精神领袖。当年九月二十一日，国民党中央考核纪律委员会以“李登辉同志公开抨击本党，结合其他社团与政党打击本党，其言行严重违反党纪”，一致决议予以“撤销党籍”。 2002年9月，李登辉公开表示，钓鱼台列屿是日本的固有领土，所有权理应属于日本冲绳县，从而引起广泛争议。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均声称对钓鱼台列屿享有主权。2005年曾先后访问日本、美国，预计2006年5月将前往日本访问。

对李登辉的评价

李登辉是一位极具争议性的政治人物，由于他本人在不同时期所宣称的不同的政治主张，以及来自台湾及国际社会，基于各种不同意识型态或国族意识的观察，李登辉的历史地位，在不同的华人社会当中，得到相当多元，甚至多极的，正反面不一的评价。

李登辉在其总统任内(1989-2000)，实现了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以及台北、高雄两直辖市和台湾省省长的直接民选，以及多种宪政及国会改革，许多台湾民众对此给予正面评价。有人称李登辉为台湾的“民主之父”、“民主先生”。然而也有人从政治运作的角度著眼，认为李登辉主政期间，为了改造中国国民党的权力结构，引进地方政治势力及企业力量，造成了台湾的金权政治风气，并指李登辉及其核心幕僚，应对1990年代以来种种官商之间不法利益输送的不良政风负起责任。

对于李登辉推动台独运动的努力，评价尤其趋于两极。支持台独运动的人士认为，李登辉努力让台湾脱离中国概念的枷锁，尝试走上自立道路。且他在中华民国总统任内大力推行台湾本土化运动，卸任后又对台独运动大力支持，台独人士因而对李相当推崇。卸任总统后，李登辉成为台湾政坛上，台独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由于李登辉在其当政期间，试图借访美等机会拓展中华民国外交空间、提出“台海两岸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的说法，并于卸任后公开主张台湾独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方、中国大陆人民普遍对他表示反感。有许多抱持强烈民族主义的中国大陆人士，在大众传媒上以攻击性言词加以谴责，甚至非理性的谩骂也常见于许多公开论坛。台湾泛蓝人士由于政治立场相对，也对其没有好感。

李登辉早年接受日本教育，对日本文化相当推崇，常在其言谈中流露出对日本的友好之意，并自称自己是半个日本人。此外，李亦曾表示，他认为钓鱼台列屿主权属于日本。在中国大陆及台湾，许多经历过二战或对日本没有好感的人对李的亲日态度表示无法接受。

注释

1. 此段谈话被司马以“場所の苦しみ”为题，刊载于日本“周刊朝日”。台湾的译文为“生为台湾人的悲哀”，由自立晚报于同年4月30日、5月1日、5月2日分三份刊完。

李登辉重要作品

(只收入专书，单篇论文及评论文章不收入，由李登辉编辑的书也不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