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1913年自美返国途中，于8月29日抵达日本横滨。在第一章最后曾提到，她带了一封给孙中山的信，这封信大概她一到就转送出去了。9月16日，她的父亲和姐姐霭龄带她到东京去见孙中山。这时宋耀如正同这位民国的缔造者一起流亡，并主要在理财方面帮助孙中山计划进行一次新的革命。霭龄在当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在后来的10天里，庆龄同家人一起去看了孙中山七次，每次呆上几个小时。这样，她热切地、很快地开始熟悉孙中山进行革命工作的环境和需要。
当时，日本外务省的密探偷偷地监视着孙中山的每一个行动和他所接触的每一个人。这些密探的报告清楚地纪录着庆龄她们来访的次数。[注]在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和他的追随者多次流亡日本，有些时候日本政府的态度不错、甚至对他们表示容忍。现在态度变了。就在这一年早些时候，孙中山代表民国政府率领官方的铁路考察代表团访日，还受到公开的欢迎；现在却看不到一丝这样的表示了。他现在只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客人、一个正被袁世凯通缉的逃亡者，而东京则正在同袁勾搭，并且很可能把收集到的关于孙中山的情报送给袁。不仅孙中山的活动和计划处于危险之中，他的生命也是一样，因为袁世凯的杀手一直在追踪他。
根据1914年1至3月的日本监视报告，宋庆龄又多次来到孙中山的寓所（也就是他的办公室）并且在有一次孙患病时帮助看护他。在这样的环境下，她对孙中山的工作、个人品格和生活方式都有了更深的了解以及随之而来的同情和敬慕。
孙的处境很不妙。不到两年之前，在经过多年的革命奋斗之后，他终于取得了胜利，成为世界上最新的共和国（它取代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封建帝制）的创始人和第一任总统，在全世界被称颂为“中国的乔治·华盛顿”。但不到一年功夫，这个刚诞生的共和国被封建官僚袁世凯——中国第一个由帝国主义支持的军阀和独裁者——所颠覆和篡夺。孙中山把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作为回报，袁誓言忠于新式政府，孙希望这样可以避免一场内战。在孙一生中，这可能是他所犯的最大错误。阴险残暴的袁世凯撕毁《临时约法》、清除革命党人并对其中最能干的人策划进行暗杀，最后图谋复辟称帝。1913年，孙中山为了实现他所一直向往的建设一个现代的、进步的、民主的中国，发动了“二次革命”，但遭到失败。他既被这个篡权者宣布为大逆不道的人，又被外国政府——它们正在称颂和资助袁世凯——所抛弃，既无地位、又无钱财，但他现在要重新开始，组织第三次革命。虽然正处在命运的最低潮，他仍不停地工作。一些坚定的追随者仍同他站在一起，许多颗热烈的心仍在为他而跳动，其中就有宋庆龄的心。
1914年初她开始在孙中山身边工作，当时孙为了推倒袁世凯、重建民国，正忙于重新组党。他原来领导的同盟会曾充满希望地、然而是过早地扩充成为一个组织更为松散的议会政党国民党。这已证明是个错误。当面临考验的时候，它的党员有的转向袁的一边，有的被袁的暗杀行动吓得一动都不敢动，有的腐化了。孙中山竭尽全力地工作，把那些坚定分子凝聚成一个更紧密、更有纪律的活动分子集体，这些活动分子他认为应是名实相符的革命者。
1914年6月22日，由于孙中山的努力，中华革命党终于在东京举行了成立大会。孙被选为总理。但它一成立就出现分裂。分裂的原因倒不在于这个新党的强硬党纲——号召以武力推翻袁世凯并重申忠于革命、生死不渝——而在于孙中山坚持全体党员必须宣誓无条件地服从他。他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保证这支新的队伍在战斗中保持团结，并在遇到挫折或取得胜利后不致分崩离析，就同过去所发生过的那样。有些坚决的革命者同意他的主张，其中有廖仲恺和何香凝这一对英勇无畏的夫妇。（廖是旧金山出生的华侨，思想上倾向于社会主义。他们夫妇成为宋庆龄的终生好友。）但另外一些同样久经考验的忠贞同志却反对孙中山这一主张，其中”有历次武装起义的勇猛英雄、辛亥革命胜利的组织者黄兴。他们也希望孙中山来领导，并且经验证明，孙中山从不为个人争权而只求民族和人民的胜利。[注]即使如此，他们不愿宣誓效忠于个人而不是效忠于事业。这使孙中山处于从未有过的孤立境地，尽管在余剩的革命同志中间他保持着无可争议的权威。
在以后的年代里，宋庆龄曾这样评述，并强调这是孙中山自己后来总结出的结论：“在这时期中，他为了要复活他的政党，进行了改组。但是，由于没有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明确纲领，同时也由于不断地重复了主要依靠个人的忠诚而不是建立严格的党的纪律这一错误，因此他的政党缺乏广大的群众基础。”[注]
正是在这样一些政治上的、组织上的以及个人的急风暴雨式的压力之下，孙中山同这位年轻的、充满理想的、美丽而又能干的庆龄在一起的时候越来越多了。对宋庆龄来说，他象征着她自己所希望于中国未来的一切。“对孙中山来说，当他正处于一生中最低点的时候，慰藉以一种最意想不到的方式来到了。”一位传记作者夸张地但并非毫无道理地这样说，“在一位刚从美国回来的、漂亮的女大学毕业生身上，‘现代化’成了有血有肉的东西”。[注]
从1914年9月开始，庆龄开始每天同孙中山在一起工作，担任他的英文秘书。这个职务本来是姐姐霭龄担任的，因为她要同孔祥熙结婚，所以由庆龄接替。关于这一联姻，鉴于以后的发展及它所代表的势力，应该在这里稍作一点介绍。孔祥熙是山西经营当铺和票号（旧式的银行）的富家子弟。他又是孔子的后裔，所以在中国有着最高贵、最古老的“地主—学者—乡绅”三位一体的谱系。他又是一个基督徒、美国俄亥俄州奥伯林大学和耶鲁大学的毕业生，这使他跻身于中国新的受过西方教育的精英的最高层，在东京成为当地中国学生的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最为重要的是，他是孙中山的一名追随者——虽然有些含糊不定。这种情况似乎有点怪，但中国社会的上等阶层在那个社会政治动荡和文化递嬗的时代，因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常常产生这样的结果。随着后来的发展，命定要成为蒋介石的财政部长——国民党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的杰出典范——以及全世界最大的富豪之一。而这对夫妇的升官发财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于庆龄同孙中山的结婚——这是历史的讽刺，因为这桩婚事的性质和意图同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大相迳庭的。但这一切都是后话。
这里我们所注意的不是孔家，而是庆龄。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个月里，庆龄接霭龄的班，在孙中山身边开始工作。
孙中山是一位喜欢同那些忠心耿耿地和他一起工作的人（不论这些人职位高低）交流思想的领袖。他特别喜欢同年轻有为的人交谈。从庆龄一开始来为他工作，他就这样作。他托付给她的不但有日常事务，还有他的秘密通信。他经常对中国的时局和问题发表评论，使她受到有关中国革命的教育。她把外国报纸念给他听，他们一起讨论世局。多年以后，她还记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孙中山同她谈起法国英勇的社会主义者让·饶勒斯[注]，他在欧洲时曾见过他，非常敬慕。饶勒斯在大战爆发初期勇敢地揭露这次战争违反交战双方劳动人民的利益，因此双方的劳动人民都应起来反对。为此，他遇刺牺牲。
庆龄在1914年11月给还在美国读书的妹妹美龄写信道：“我从来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情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起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她接着写道，“我能帮助中国，我也能帮助孙博士。他需要我。”[注]
青年的庆龄敬仰孙中山坚韧不拔的精神（她后来回忆道，“他是坚硬材料制成的”。）他的不幸遭遇深深感动了她。她沉湎于他所讲述的长期经历、他的政治信条和现持观点，以及他的行为风格。对她来说，他不仅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英雄，而且是她家庭的一个至诚挚友，她从小就把他看成是一个领袖、一个导师、一个学习的榜样。从孙中山这边来说，他从她那种青年人活泼的朝气中感到振作和轻松，有了新的活力去应付紧迫的公务。她的语言和工作能力以及她的颖悟大大减轻了他的日常工作。（过去他常常要亲自去作英文打字工作，现在他可以依靠她，不只是英文打字，还可起草英文信件和声明。）
孙中山还引导庆龄掌握进行地下政治活动所需的技巧和保密措施。她学习如何把密信写成密码、如何把密码译成明文、如何用隐形墨水书写。她懂得了准时和确切的重要性，以及把所有多余文件随时销毁的必要。他教她对于钻进革命队伍的间谍、个人野心家和追求刺激的人要保持警惕。她也养成了把各种不同的联系对象和工作领域相互严格分开的习惯，不是出于对别人的过度不信任，而是因为偶一不慎就会危及整个事业或许多人的性命。这样的谨慎小心成了她性格的一部分。但她没有改变她最基本的性格——开朗、坦率，并且在不会造成任何损害的条件下，就会表现出来。
1914年11月，庆龄到上海去侍候因病先已回国的父母。从日本警察的报告中我们知道，在11月29日，“孙中山给在上海的洛士文·宋发了一封挂号信。”据同一消息来源，她在中国住了近三个月，直到1915年3月17日才回东京小住，孙去接她。这些侦探们报告说，她同他频繁会晤，直到6月21日——看来她在这一天又重返上海。一定是在这几个星期里，他们讨论了结婚的计划。有人认为，这个意思双方早就有了，她父母第一次带她回上海就是因为他们觉察出了这个苗头。
廖梦醒（辛西娅·廖）曾经讲过一段她父母廖仲恺和何香凝讲给她听的趣事。很可能就在这段时间里，孙中山确实向宋庆龄求过婚。他们（还有孙的其他同事胡汉民和戴季陶）一起去日本的一个风景区热海游览。大伙爬登一座小山时，庆龄年轻腿快先到山顶，孙紧跟在后，然后是廖仲恺，但孙用手示意他别跟着。廖知道孙的意思，就叫别人也不要再往上爬了。后宋庆龄同孙相偕下山，两人都面露笑容：他们已经决定了。
据许多人的记述，1915年3月，孙中山派秘书朱卓文到澳门去争取他的元配夫人卢慕贞同意离婚。（他们是在1884年经父母之命结婚的，当时他们都不到二十岁，事先没有见过面。）孙写信告诉她，他打算同谁结婚以及为什么有这个打算。卢理解他。据有人回忆，卢当时说，她不会写中文和说英文，连走路都不利索，因为她缠过足，所以她不能像庆龄那样帮助他。[注]
事实上，这对夫妻婚后的关系一直在不断地疏离，他们分别的时间比相聚的时间要多得多，双方的思想境界和观念意识一开始就不一样，以后差距越来越大。
卢有一个方面帮助了孙的革命工作——她解除了孙室家之累，独力把三个孩子扶养成人（尽管孙中山和他的哥哥孙后经常寄款接济，这也是很不容易的）。但她的思想感情同他不同。对孙中山来说，他的革命活动赋予他的生命以意义和动力，艰难险阻无所畏惧。对卢慕贞来说，这样去冒险犯难是很难理解的、完全不必要的，而且使全家人都会遭殃。这个威胁确实存在，因为按照封建律令，孙中山敢于反对“神圣的天子”，是大逆不道，他和他的妻室子女依法都应处死。为了避开这一危险，孙中山有时不得不把家眷带到或送到他流亡的地点。
辛亥革命之后，他曾把卢慕贞带到南京，分享胜利的喜悦。她看到他就任临时大总统。但即使在胜利之中，她在置身于他的政治世界中时，更多地是觉得不舒服而不是快乐。
1913年，孙中山在短暂的得势之后又戏剧性地跌落下来。这在卢看来是他们又要恢复过去那种到处躲避追捕的噩梦式的生活了。那一年她曾带着一个女儿到东京作短暂停留，不幸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受了伤。卢觉得这不是一个好兆头。就是在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她也觉得不是很安全。孙中山有很多敌人，独裁者袁世凯同清廷一样，到处派出间谍和杀手。
因此，卢慕贞同意孙中山找一个比她自己更适于一起生活的伴侣。她知道他已经找到这样一个伴侣，可以同他一起工作并随时随地照顾他，表示很忻慰，但她起初认为没有必要离婚——为什么这位新夫人不能做“侧室”呢？在中国古老的传统中，“侧室”不算是不光彩的地位，因为丈夫纳妾是完全正当的，并且常常是得到元配夫人的同意（有时是作主）的。
但对具有现代观念的孙中山来说，纳妾是他要努力在中国消除的最令人厌恶的落后陋习之一。对受过美国教育的女青年宋庆龄来说，当然更是如此。但据说，她曾表示为了帮助孙中山进行革命，她不惜作出个人的牺牲。孙坚决不同意让她这样做。
不管怎样，当朱卓文把卢嘉贞带到日本来见孙中山时，离婚的事情很融洽地解决了。双方签署了一份由东京著名律师和田瑞草拟的文件。（几个月之后也是这位和田瑞律师草拟了孙宋结婚誓约书并作证。）
在6月28日，日本外务省的暗探尽职地注意到，孙中山发了一封挂号信给庆龄的父亲——在上海的“查理·宋”。五天之后，他又给同一地址发了一封给庆龄的电报。这封电报她有没有收到是个疑问，因为这时在宋家内部发生了一场尖锐的冲突，她失去了行动自由，她个人的信件也被扣了。
她离东京回上海之前，曾同孙中山商定，她要去争取父母同意他们的婚事。但一到上海，她就发现两位老人家已另有打算，要把她嫁给城里一个富有的基督教家庭的子弟。她一生中第一次不听他们的话，宣布除了孙中山她谁也不嫁。两老勃然大怒。他们说，孙博士已经有了妻室子女，他做她的丈夫年纪太大了。他连她的生活需要都无从保证，更谈不上享受。对作为一位革命家的孙中山，他们是尊敬的，但他们不愿意他们的女儿去过他那种危险而又困苦的生活。但庆龄不为所动。在折磨人的争执中，她昏了过去，等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楼上卧室的床上，经过情形却一点也不记得了。卧室的门已被反锁。她刚才在父母面前强忍住的泪水一下子如泉涌出。
1915年10月初，孙中山又派他信任的使者朱卓文到上海去把庆龄接回日本。朱是孙的同乡，曾在美国住过几年，有个女儿，英文名字叫“慕菲雅”，是庆龄儿时的朋友。他们父女两人到了上海，设法同庆龄接上头。她偷偷溜出了屋子，给父母留了一张字条。这次出逃后来被编成像《罗米欧与朱丽叶》中“阳台加梯子”那种场面的浪漫故事，但庆龄自己从来没有加以证实过。真正的戏剧价值倒不在于经过的细节，而在于这一事实，即：尽管外表柔弱、内心敏感而外在的阻力又大，庆龄一旦作出决定，她的意志就如钢铁。这是显示这一品质的无数考验中的第一次。
孙中山对他的新夫人和过去的夫人都关怀备至。对卢慕贞，他始终是公允和友好地相待。在他的故乡翠亨村，有一间纪念他的陈列室，里面至今保存着他在同她离婚后的一年里给她写的六封信。他在信上按中国家庭的习惯称她“科母”（他们的儿子名孙科）、自署“科父”或“德明”（他们婚后所用的旧名）。他提到给她的家用汇款（每月100至200银元）和他的身体状况，并问候她的健康。他要她别想念他，告诉她怎样分配他托她经手的给家乡穷困亲戚和村学的捐款。
1915年10月24日，庆龄回到日本。日本密探的报告说，“下午一点半，孙中山乘汽车去东京火车站，一点五十分同宋庆龄和另一位中国女士（可能就是朱卓文的女儿慕菲雅）返回，她们是从上海来的。三人于两点半到达孙的寓所。”第二天他们结婚。“四点半，孙中山同宋庆龄去位于朱囗的和田瑞律师家中赴宴，晚七点半回家。”
毫无疑问，他们结婚是在1915年10月25日，但结婚誓约书上填的日期是26日，这是因为按照日本风俗，双日对新婚夫妇吉利。有人说他们结婚是在一年之前（即1914年10月），即在孙卢离婚之前，这是没有根据的。庆龄后来写道，“我们的政敌责备我们在孙中山还有妻室的时候就结了婚”。她把任何关于他们在婚前就已同居的说法斥为“彻头彻尾的谎言”。[注]
结婚誓约书是用日文起草的，以便向日本当局登记。这份结婚誓约书现存北京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注]它体现了两性平等的精神。双方保证“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万一发生违反本誓约之行为，即使受到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了保证各自的名声，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何等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缔结婚约后，“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但这一点不可能通过袁世凯政府驻日本的使领馆办到，因为他们正要追踪和捕杀孙中山。
这桩婚事经公开宣布后，孙中山同宋庆龄总是作为夫妇和同志在一起行动——这种情况当时在中国或者日本都属罕见。
主持婚礼的是孙中山在1897年就相识的日本朋友梅屋庄吉夫妇，经孙的事先安排，庆龄在婚前就是住在梅屋家的。参加婚礼的是少数几个朋友，其中有廖仲恺一家。廖梦醒那时虽然只有11岁，但日文却已很流利，所以充当了翻译。
结婚那天，在和田瑞家中签署结婚誓约书后，按日本风俗，喝一种小糯米团赤豆汤、唱婚礼歌。廖梦醒问庆龄要她戴的珠串，新娘答应“等你长大了”就给。15年后，她实践了这个诺言。（当年的女学生这时已成老练的革命者了，不再想到这样的事情，但收到这件礼物时廖梦醒还是非常高兴。）
廖梦醒在几十年后回忆道，“在婚礼上，她给我的印象是非常美丽、非常苗条、非常文静。此后，我常常去看望他们。”[注]
接着在梅屋家中举行招待会。梅屋家是同中国的共和革命有着许多联系的地方。孙中山、宋庆龄以及其他在日本勾留的中国革命家同这个家庭的悠久历史关系的信件以及各种文献资料十分丰富，并都细心地保存了下来，现在由梅屋的孙女小报珠访子和她的丈夫小坂哲榔收藏[注]。小坂是东京日比谷公园内著名的松本楼餐厅的主人。这家餐厅是几十年前由他的祖辈开办的，同中国的革命历史也有很多关系。孙中山和他的中国追随者常常在这里同宫崎、梅屋和其他赞同他们的事业的日本友人聚会和讨论问题。至今在餐厅的前厅里，仍放着那架庆龄1915年住在梅屋家时曾弹过的黑色立式钢琴，并有标牌载明。钢琴上放着两张照片，一张是孙中山同梅屋夫妇1914年的合影，另一张是1913年孙中山和50多位日本支援组织成员在这家餐厅聚会的留影。
婚礼举行之后，宋家老夫妇还作了一次拼命式的努力，想拆散这一婚姻。“我的父母看了我留下的告别信后，就乘下一班轮船赶到日本来，想劝我离开丈夫，跟他们回去。”多年以后，宋庆龄在给本书作者的信上这样说：“我母亲哭着，正患肝病的父亲劝着……他甚至跑去向日本政府请求，说我尚未成年，是被迫成亲的！当然，日本政府不能干预。
“尽管我非常可怜我的父母——我也伤心地哭了——我拒绝离开我的丈夫。
“啊，艾培①，尽管这已是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事情了，我仍然觉得像是几个月前的事情一样。”她写这些话的时候已年过八十，可以看出这事给她内心的伤痕有多深。[注]
①对本书作者爱泼斯坦的昵称。——译者
但是，关于那些宋氏夫妇同孙中山“永远决裂”、宋耀如宣布同庆龄“脱离父女关系”的耸人听闻的说法，[注]人们可以不予置信。庆龄自己就否认了“脱离父女关系”的说法。宋氏夫妇没过多久就接受了这桩婚姻，这可以从他们后来送给女儿、女婿的礼物得到证明。这些礼物包括至今还保存在上海孙中山故居中的家具，一条绣着百子图、惯常赠给新婚夫妇的被面，一件宋老夫人在成亲时穿的锦缎长袍。[注]宋氏老夫妇虽然起初有些恼怒，但对孙中山的爱国主义和政治上的骨气仍然尊敬和支持。最重要的是，他们仍然爱着他们的女儿。
这件事的全部经历为宋庆龄留下两个长远的影响。一是她深刻体会到人身攻击如何能被用于政治上的目的；二是她对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的狭隘心理感到厌恶。她回忆道，那些传教士都是“倒退和保守的，他们因为我同一个离过婚的男人结婚而大怒，跑去找我的父母（他们是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想劝他们去把我从日本追回来。而中国的反动分子——我们的政敌则同那些传教士站在一边，责备我们在孙中山还有妻室时就结了婚”。[注]
确实，在宋庆龄长长的一生中，对她个人的含沙射影的攻击被一再用来作为政治武器。她自己也常常这样看。
另一个后果是，不论是孙中山（一个皈依的基督徒）还是宋庆龄（一个生下来就受洗的基督徒），从此不再具有、也不想有任何一’个教会会员的身份。两人无疑都仍保留着基督教教育所给予他们的、在伦理道德方面的影响。他们也还有许多基督教徒（包括一些传教士）朋友——革命的同情者。但他们同神学分手了。宋庆龄写道，孙中山步入壮年以后，“从来不信什么上帝，他也不相信传教士……我曾告诉他，在美国上学时，一到星期天学校就把我们这些学生赶到教堂里去，我总是躲进衣橱里，等女合监带着姑娘们走了之后才出来给家里写信。他听了开心地大笑着说，‘所以我们两个都该进地狱啦！’”[注]
尽管在婚前承受许多压力和抱怨，他们的结婚生活证明是轻松愉快的。从她婚后不久写给美国友人安妮（甘特）·安德森的信中[注]，谁能怀疑事情进行得不顺当呢？
关于婚礼本身，她写道，“婚礼是最简单不过的，因为我们都讨厌铺张的仪式和诸如此类的东西。”
关于婚后生活：“我很愉快，尽量帮助我丈夫处理英文信件。我的法文大有长进，现在已能阅读法文报纸并能轻易地边看边译。你瞧，结婚对我来说好像是上学，只是没有‘考试’来打扰我了。”
在另一封信里，她说到唯一有点叫她不舒服的事情就是在公开场合和报纸上出现得太多。“你知道我讨厌出头露面。但结婚之后我要参与许多我本来不愿意参与的活动。中国人同欧洲人不同。他们总是让那些胆小腼腆的人去承受称颂和荣誉，而不是那些值得称颂和接受荣誉的人。我每天要见许多人：实际上我是完全为环境所迫，才从‘我的壳’里被拉出来的。我听到一些编造出来的关于我在梅肯的报道，真让我都蒙了。譬如我听说，有人说我在结婚前曾经做过革命党的密探。”[注]
这些信说明她起初感到有些紧张，后来就适应了——她怕繁文褥节和热闹场面，她喜欢安静地工作，她必须经常克服自己在公开场合的害羞心理，以及对谣言的敏感，不论这些谣言是恶意的、还是添油加醋编造出来的，她总要用真理之外去戳破它，并常带辛辣的讽刺。
但她仍然保持着那种带点顽皮的幽默感。她给另一位威斯里安同学的信上说，“我们班上那些老小姐怎么样了？她们在做什么——‘等着别人来钓’还是‘等着别人上钩’？”[注]
很久以后，她追记婚后在日本最初几个月的生活道：“我们在东京的家里挂满了地图。我的丈夫藏书不少。每天晚上，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观看中国的地图，把开矿和建设铁路的地点标出来。我念书给他听，这些书里面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也有科学家和作家（如埃利斯①和辛克莱）的著作。”[注]她提到马克思，这很使人感到兴趣，也可能有人怀疑这会不会是同后来孙中山所受到的影响混为一谈了。事实上，他的确很早就有了马克思的著作。本书作者在他的故乡翠亨村的纪念馆里看到一本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英译者是英国社会主义者贝尔福特一巴克斯，1913年美国芝加哥查尔斯·克尔公司出版，上面还有东京一家书店的标签，孙中山当时就是从这家书店买来的。他看中这本书可能因为这同他当时正在进行的反对有称帝野心的独裁者袁世凯的斗争有关。马克思这本书写的是另一个窃取革命果实的人，他在1848年爬上了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位置，然后登上皇帝宝座，成了拿破仑三世，但最后得到的是不光彩的下场。
①哈夫洛克（亨利）·埃利斯（1859-1939），英国随笔作家、编辑、医师，又以女权及性教育提倡者而知名。——译者
宋庆龄在她那篇回忆中把她初期的结婚生活说成是她当“弟子”的时期，在另外一些地方她说自己那时是“当学徒”。她终生都是把丈夫看成导师的。
但这段时期总的说来是一段家居生活和潜心读书的时期。十分简短地回顾一下当时中国国内和国外的局势可以证实这一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4年初起时，日本站到协约国一边，它不去参与欧洲的争执而是去占领德国在中国和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却不让其他协约国这样做）。其中最重要的是包括军事和商业要地青岛在内的中国山东省的一部分。在这里，日本军队打了唯一的陆上一仗。德国只有少量驻军，日本用了极小的代价就在任人宰割的中国的大陆上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区域——孔子的故乡。[注]
1915年1月，正当欧洲列强忙于厮杀的时候，日本为了想要独霸全中国，作了一次狂妄的尝试。它向独裁者袁世凯提出最后通牒，即恐吓性的“二十一条”——所用的纸上有着大炮图象的水印，意思是如不屈服就以大炮相飨。袁世凯在耍了一些外交手段之后就乖乖地接受了这些条件——如果全部实施，中国将沦为日本的附庸。袁所关心的是他自己登基的计划而不是国家民族的存亡。到了这年年底，他公然称帝。但没有过多少天，蔡锷和其他将领在僻远的中国西南省份云南起兵讨袁，很快在重要的邻省四川立足。孙中山和其他在日本的革命者大为振奋，同起义军取得联系，并行动起来。陈其美（及其部属蒋介石等）被派往上海组织一次陆海军起义。起义虽然失败，却使袁世凯大为震动。孙中山还派了一架飞机到上海去散发传单，引起轰动。这架飞机是由梅屋庄吉资助购买的，由一位姓“扳本”的、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民用飞行员驾驶。在孙中山的指挥下，中国各处纷起讨袁，起义都是由当地的或从日本派回国的革命党人领导的。在东京，孙中山和其他领导人在1915年4月发表了新的讨袁宣言，宋庆龄把它译成英文，向全世界散发。在举国声讨下，袁世凯的“王朝”被推倒。他凄惨地宣布取消帝制，仍称大总统，前后只经过八十多天，成为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袁世凯很快就在1916年6月16日病死了，名誉扫地，遗臭万年。这就是由外、国列强所支持和吹捧的中国“强人”的下场。
这标志着孙中山近30年革命活动——表面看来充满着失败的纪录——所取得的巨大的、历史性的成就。他一劳永逸地粉碎了“中国必须有一个皇帝”这一陈旧的观念。这个观念曾经成为老保守派的主要信条，而后来的改良主义者则宣称中国仍然需要一个皇帝，只不过要实行君主立宪。十分明显，这些观念都已为中国人民所抛弃。（当然，死抱住这种观念的人还是有的，其中还有外国人，这是十分有趣的事情。这样的外国人总喜欢断言“对中国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或者毋宁说对他们自己在中国的利益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其中一例就是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后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的弗兰克·J·古德诺博士。在国内事务上，他是开明派，又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共和国美国宪法的权威。但他却担任了袁世凯的主要顾问和理论家，为袁帝制自为的野心制造舆论。）
但是，时局的演变也证明，尽管共和国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宣布成立共和国只不过是建设共和国的第一步，后面还有漫长艰难的历程。
对孙中山和他的秘书及新夫人宋庆龄来说，在这几个月里充满着的是紧张的工作和重新燃起的希望。
在他们在日本新安置的临时寓所里，宋庆龄不但遇到了许多新的事件，也遇到了许多孙中山的亲密朋友，绝大多数都是她这位具有卓越领袖才能的丈夫在以往的共同斗争中结识的。
在中国革命者中有廖仲恺夫妇和朱执信，他们都将终生不渝地同孙中山一起前进；也有另外一些人，后来从进步变成了反动，如戴季陶、胡汉民、蒋介石（他以后成为军事独裁者）、汪精卫（约20年后在中国为反抗日本侵略而进行的生死搏斗中他当了大汉奸）。还有一些人原是孙的党员，后来却成了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创始人和老战士，如李大钊和陈独秀（他们是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倡导者）、董必武（后来同宋庆龄一起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吴玉章和林伯渠（他们在后来的国共合作中起了重要作用）等。还有像陈公博、周佛海这样一些变色龙似的人物，他们从国民党到共产党、又回到国民党，最后叛国投敌、充当汉奸，以至身败名裂。革命和反革命就是这样充满着复杂性。
在日本朋友中有英勇的宫崎寅藏（滔天）和助益良多的梅屋夫妇（在孙宋婚礼上，孙中山和梅屋庄吉、宋庆龄和梅屋夫人分别结拜为义兄弟、义姐妹。梅屋在晚年因反对日本军部发动侵华受到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迫害。）当然也有些人后来走上拥护武装侵略的民族沙文主义道路。
当时在日本的西方人中，我们在资料中没有发现有人接近孙、宋夫妇。但他们同美国和欧洲的老朋友保持着热烈的通信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同在日本的俄国政治流亡者的接触，当时这些人都是反对沙皇制度的民粹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
他们常常会晤来自现在称为“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者。“到我们在东京青塬行家中来的印度友人有布斯、穆克其、罗伊、莫吉姆巴和查特其。”庆龄后来写道，“有时他们借钱给我们，有时我们还他们钱、还借钱给他们。”[注]她还提到常有流亡在日本的朝鲜、菲律宾、越南、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的革命者到来。
从政治上和历史背景来说，宋庆龄同孙中山的婚姻是为同一目的奋斗的中国两代革命者的结合。他是一个年将五旬的老战士，经历过许多战斗的锻炼，也带着失败的创伤，但战斗意志毫不动摇。她是一个羽毛未丰的新手，却在渴望着投入战斗。
在文化和观念上，他们两人在当时都属于最现代化的中国人和亚洲人。这一方面是就世界意义而言，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他们是现代的爱国者。他们要使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在一个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在经济、教育和社会各方面赶上最发达的国家，并进而超过它们。但他们知道，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是进行革命斗争以恢复和完成中国已被严重破坏的独立并在国内消除封建主义。
孙中山当时的这种思想表现在他在1914—1916年亲笔写给詹姆斯·戴特列克的英文信中[注]。戴特列克是一个美国企业家，想对中国革命及其后的现代化建设投资。这些信不但说明了他心目中的先后顺序，并且指出了目标：中国摆脱所有外国控制、取得独立。
在1914年8月的信中，他表示反对为袁世凯提供任何外国贷款：“任何人支持这个头号谋杀犯都是极大的冒险。中国人民将痛恨那些经常资助他们的公敌的资本家，并且会把袁世凯可能允诺的任何条件一笔勾销。”“我要寻求那些正直的、愿意在中国革命战斗结束之后帮助进行建设的人……革命有两部份任务，一部份任务是战斗，这是易事，但另一部份建设任务却是真正的困难所在。”
他预言道，革命之后，“因为缺乏资金，所有贸易都将停顿，在中国尤其会如此，因为全国商业中心的交换手段都为外国银行（如汇丰银行）所控制……如果我们不能破除这种控制，我们就将永远不能独立，而袁世凯不过是外国银行的工具……新政府必须准备控制贸易，这样我们才能使用我们愿意用的任何种类的货币，从而排除外国银行，获得自主……”
孙中山要求戴特列克寻找外国资金和外国的“组织及经理人才”，他建议在某些企业中可以一半是外国资金、另一半是中国资金；管理人员先用外国人、再逐步换成中国人。但孙中山明确提出，前提条件和最后目标都是中国的独立。他写道，“我急于要使中国脱离这种混乱状态并再一次建立起秩序和权力。”
孙中山寄居日本，也在那里寻求支持，但他冷静地分析道，“在英日同盟的条件下，日本政府对我们的态度并不友善，但日本人民对我们、对中国是十分同情的。”
孙中山和宋庆龄都决心献身于中国的革命和现代化的双重任务。他们正是通过这共同任务而结合在一起的。后来，当有人问她为什么嫁给孙中山时，她总是提到自己为中国的改造和复兴而献身的决心，从而愿意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体现这种精神的人。她对斯诺说，这是“出于对英雄的景仰”。[注]一个中国友人引述她在本世纪20年代说过的话：把她同孙中山结合在一起的东西“要高于通常的爱情”。[注]一位外国作者恰当地总结说，她把自己的生命同孙中山的生命联结在一起，是把爱情的理想同革命的理想结合起来。[注]他们之间确实存在着爱情，并随着时间而增长，变得深沉且永不褪色。这可以从以下一些事实中看到：孙中山病逝后，她哀痛欲绝；孙中山所有的个人遗物和纪念品，她都细心地保存；每逢孙中山忌辰，她总是一个人坐在屋里沉思，不外出参加任何公众纪念集会。但他们之间最坚强和永不凋败的感情基础是他们共同的理想——这种共同的理想随着历史的演进不但保存下来并且有所发展。
他们的共同立场能够消除“代沟”，而且也确实消除了。因为中国的复兴不是一代人、而且两代人、以至几代人的事业。他们的结合一开始就面临着许多斗争：克服流亡条件下的困难，应付宋氏家庭及教会方面出于情绪和宗教原因的反对，对付政治上的敌人，解除孙中山的一些战友们关于他们的婚姻可能产生的政治影响的疑虑（尽管孙的大多数战友同意或很快接受了这桩婚事）。正是在这些斗争中，他们相互衡量并了解对方，他们的结合就是这样形成并永不削弱的。
1916年春，随着袁世凯政权的倒台，他们的流亡时期结束了。但他们的艰辛、危难和斗争的时期远未结束。不过，从此他们不是在国外、而是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进行着争取中国美好未来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