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好地了解孙来这对夫妇和他们所处的时代，像我们前面叙述宋庆龄的身世那样回顾一下孙中山的经历，是很有帮助的。
孙中山是1866年出生的，与庆龄的父亲宋耀如同岁。到1893年庆龄出生时，他已是一个医生，结婚已经十年并已从事政治活动多年。
“他对我讲过许多早年的事情。”庆龄曾经写过孙中山对他在农村渡过的贫困的童年时期生活的回忆，这段生活形成了他一生的基本观念。“他生于农民的家庭。……到15岁才有鞋子穿。……他幼年吃的是最贱的食物，他没有米饭吃，因为米饭太贵了。他的主要食物是白薯。
“孙中山好几次告诉我说，就在这早年还是贫农家里的贫儿的时候，他变成为一个革命的人。他下了决心，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这样困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注]
孙经常对她讲述这些过去的生活，扩大了她的视野，因为她以前所了解的只是城市富裕人家和校园的生活以及从书本上读到的东西。
她丈夫的“根”在华南农村，这在某些方面是同她父亲宋耀如相似的，但在另外一些方面却又迥异。
孙中山的家乡广东省香山县（后改名中山县，在广州附近）是中国19世纪历史暴风雨的中心地带，而宋则来自比较闭塞落后的海南岛。宋离开中国时只有9岁，只记得一些儿时生活情景；孙离国时已有13岁，他心中留下的关于中国的印象已有社会的和政治的内容。
宋在思想成型期中曾有几年生活在比较土气的盎格鲁一撒克逊的美国人中间，孙在国外大多数年份是在海外华侨中间，这些华侨正越来越强烈地关心祖国的情况和国际地位。
重要的是，在孙中山心中，很早就萌发了叛逆的种子。
孙中山的家乡处在互相交织、又互相冲突的两个世界的交汇点。它毗邻港澳——澳门于1553年为葡萄牙占领而香港则在19世纪40年代割让给英国。孙的父亲在澳门做工时备受殖民者的轻蔑和歧视。在美国1849年开始的西部“淘金热”时期，他的两个长辈曾被骗去加利福尼亚当“契约劳工”（实际上是给外国人当奴隶）。象当时时常发生的那样，其中一个死于海上，另一个消失在美国西部一处无名的坟场中。这一打击是如此沉重，孙的家族发誓再不许任何一个族人出洋——虽然过了多年之后又有人出国了。
关于国内的压迫，孙中山从小就有非常深刻的体会。在他出生的翠亨村有两个族兄，家道刚开始富裕，就忽然被清兵抓走，家中货物和财产被掠、房屋被封，人也从此没有回来（其中一个被斩首）。这使孙感觉到，在封建制度的统治下，被统治者的生存权是时刻都会被剥夺的。
对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一个曾参加太平军的亲戚给他讲述的故事。伟大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几乎遍及全国，历时14年，直到1864年（即孙中山出生前两年）才告失败，但已使清朝统治者惊惶失措，几致倾覆。这场革命虽被清朝在外国帮助下血腥地镇压下去，但却留下了使人自豪的传统。幸存下来的太平军战士和支持革命的群众相信，他们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如耕者有其田）不是已成泡影，而是早晚会实现的，只要他们继续奋斗。
孙从小就讨厌儒家的教条和官场作风，这是在他身上很突出的一种受太平革命影响的态度（太平天国实行一种中国式的基督教）。他曾说，“死背硬记四书五经就会使人有德有才”的说法是毫无道理的，村里老年人听了都摇头。他不愿背书，却苦练武术。为什么练、去对付谁？据说他那位曾当过太平军的亲戚说过，“这孩子也许是第二个洪秀全。”洪也是广东人，太平天国革命的首领。
孙所吸收的另一个太平天国的观念是男女平等。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公开反对中国古老的宗法制度的十足的异端邪说。太平天国反对妇女缠足这、奴役人的习俗，反对封建婚姻的压迫制度。他们甚至招收妇女去当兵。正是本于这样的精神，少年孙中山愤怒抗议家中按照习俗强迫他姐姐缠足。多年以后，他告诉友人，当时他姐姐哀苦的声音至今还在他耳中回响。
“孙中山不仅为中国政治经济之革命家，并为妇女界之革命家。”[注]宋庆龄后来这样介绍孙中山。她在另外一次对女界的讲演中说明孙中山是怎样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的：
“总理①说‘国是一个大家庭’。我们应当先努力于这个大家庭的革命工作，然后才有小家庭存在的希望。只知道做贤母良妻，不去尽国民革命天职的妇女，结果必定做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奴才的奴才’。
①指孙中山，他逝世前任中国国民党总理。——译者
“妇女本来是社会的创造者，不但不应当受男子的压迫，并且事事应当站在男子同一战线上努力。”[注]
后来，孙中山把来源于太平天国革命的一些农民民主主义思想同来自西方的民主思想（他经常提到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同来自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践的其他一些民主思想、最后又同某些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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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孙中山13岁，在母亲陪伴下第一次出洋，到夏威夷他哥哥孙眉那里去。孙眉很早就去夏威夷做工，后来经商，往后又在毛伊（旧译茂宜）岛上办一个小牧场。他的打算是让弟弟先上几年外国学校（他自己没能上这样的学校），然后跟他一起经营牧场，最后把产业交给他继承。少年孙中山进了英国传教士办的意奥兰尼学校，很快学会了英文。到第二年，他就得了奖，是由当时还独立的夏威夷国王架刺鸠亲自颁给的。
虽然书念得很好，孙中山的其他表现却使他哥哥失望、甚至吃惊。他对基督教和其他“非中国”的念头的兴趣太浓厚了，而对于发展和继承毛伊岛上的家业则毫无兴趣。因此，孙眉又把这个弟弟送回家乡，让他头脑清醒一下。
但事与愿违。年轻的孙中山回乡不久就阁下大祸。他把村中一座庙宇里的神像砸了，因为他现在把它们看成是无知落后的象征。村民们大怒。按照族规，他们可以把这个大逆不道的孩子处死而不受任何法律制裁。但在孙中山的父母答应出资修复庙宇之后，大家总算免他一死，只把他逐出家乡了事。他家人惊慌之余设法把他送到香港。他在那里受了洗礼并上中央书院（中学）念书。
1884年，家乡人对他的态度缓和了一些，他短暂地回乡一行，以尽孝道——遵父母之命，同一位名叫卢慕贞的不识字的姑娘结婚。这时他同哥哥也和好了，所以婚后又去夏威夷，到1886年再回香港，攻读医学学位。
医学不是他的第一志愿。他曾经希望去上中国著名的马尾水师学堂（马尾在福建省福州附近）。但历史却作出了另外一种决定。这个学堂，连同海军基地和船坞，在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被法国人完全摧毁了。（中国为建设这第一处现代化的海防设施曾高薪聘请法国的设计师和工程师，所以法国人非常清楚该瞄准哪些目标轰击。）据说，战争中伤员的痛苦促使孙转而学医。更重要的是，这次战争以及在战争中暴露出来的清政府的积弱和卑躬屈膝，使孙中山思考不仅要医人，还要医国。他和朋友及同学们开始谈论改良，还谈到革命。
孙中山后来回忆，在战败的一片灰暗中，使他看到一线光明的是香港外商船坞的中国工人的爱国行动。他们不顾扣薪、开除的危险，拒绝修理法国的船舶。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政治性罢工，它使香港的港口实际上停顿了十天。这件事使孙中山对人民产生了新的信心，并且第一次意识到中国新生的近代工人阶级（尽管它还很小）在国家的复兴和进步中所具有的潜力。
1893年，即他在香港完成医学学业的第二年（也就是宋庆龄出生的那一年），孙中山在澳门开了一个诊所。虽然他的医学知识和技术都很高超并赢得老师们的格外赞许，他在香港、澳门这两个英、葡殖民地仍然领不到正式的行医执照——一个中国人要在这里行医是难上加难的。但他已深深地为政治所吸引，所以就像宋庆龄后来所说的那样，他的行医主要只是为了“掩护他的革命活动”。
除了在香港和夏威夷的老朋友之外，孙中山同下等社会的秘密结社“三合会”进行了接触。三合会为反对清朝统治已奋斗了两百多年。它的会员中有许多华南的农民、雇工和从事内河和沿海航运的水手，所以有很大的机动灵活性和很好的广泛的通讯联络工作。自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它把仇恨从满洲人扩展到外国侵入者身上。香港的英国统治者对三合会闻风丧胆，入会者一经发现即以违反刑法治罪。
孙中山虽然常被称为“空想家”，对具体的改良也是很感兴趣的。他曾给家乡的县太爷送过一个改进本县农产及丝业的条陈，县衙门没有理睬他。他就在1894年跑到北方港口城市天津，向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上书，陈述加强全国经济的广泛计划。李是出名的洋务派首领，但没有见他。也许因为李看到他的信里有可取之处，也许因为想把他打发走，李下令向孙发给护照，以便出洋留学。对孙中山来说，他这样轻而易举的改良建议都被上下各级官吏所拒绝，证明这个朝廷经不起最基本的考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发动了第一次旨在推翻清廷的武装起义。对一个年轻的无名小卒来说，这是够大胆的，并且是冒掉脑袋的危险的。
如果说美国当初走向独立的第一句口号是“没有代表权就不纳税”，那末孙中山心中正在形成的信念是“没有革命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这个信念不是像过去曾说过的那样闪电式产生的，而是逐步——虽然较快——形成的。一个有力（但非最后）的因素是中国又遭到了新的战败，这次是败在日本手里，时间是1894年，第二年又屈辱地把海岛省份台湾割让给日本。另一个因素是他越来越尖锐地感觉到他在西方所见的现代化进步同他在国内所见的落后这两者之间的强烈对比。正是要消灭这一差距的决心使孙中山最后义无返顾地从改良转变到革命。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正是这样如实估量，更能顺理成章地探讨孙中山思想发展的脉络以及他与时俱进的气质，比起把他说成为一开始就是革命者更近乎情理。”[注]
从历史上看，这同环境也是符合的。中国当时除了革命，没有其他路子可走。但认识到这一点需要时间。日本是在明治天皇治下进行现代化的、德国是在德皇威廉治下，而俄国则在更早一些时候在彼得大帝治下国力大振。这些实例对中国知识分子——正统派和立宪派都一样——是很有吸引力的。
但关键在于情况不同，特别是地理上最接近的日本。日本在19世纪末期不像中国那样被外国侵入者和占领者搞得四分五裂，因为日本没有什么资源吸引他们。天皇的朝廷成为民族凝聚力的核心。中国自明亡以后就由一个很小的少数民族用武力来统治占人口大多数的其他民族，并日趋衰败，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无力抵抗，只能屈服。在日本，经济和社会力量已壮大到足以使现存体制向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而在中国则类似的力量还很弱小，缺乏高层的支持，并且没有取得这一支持的前景。“日本式”的维新在中国既受到阻碍，俾斯麦和彼得大帝的路子也走不通。而且也不是那种历史时代了。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华侨社会中得到了一小批人的支持，组织了“兴中会”。后来有人说，兴中会曾发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两条不是新的）、创立合众政府（这一条是新的）”的号召。但研究结果没有发现足以证明在檀香山已订出这一纲领的材料。孙中山在他写的《伦敦蒙难记》（1896年）中没有提到；在他的日本朋友和传记作者宫崎寅藏1902年的作品中，或在他的老战友陈少白1929年所写的书中也都没有提到。还有，孙中山自己曾写道，在兴中会成立时的檀香山华侨社会是“风气未开，人心锢塞”的（确实，在22个发起人中，后来大部分成了君主立宪派。）[注]
孙中山着手他的第一次武装革命行动并第一次谈到实行共和是在1895年清廷屈服于日本武力之后。广州的第一次起事，目标是夺取总督衙门。这次起事不是檀香山总部提出而是更加激进的香港分会会员和其他一些地方的会员（有人说上海的宋耀如也在其内）所要求的。但不论是哪里的会员都已把孙中山奉为他们之中最英明果敢的一员了。他们不但要他同意这次起事，还要他亲临参加。所以香港方面就把他从夏威夷召来负责。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孙中山第一次提出实行共和的思想。（当时在香港中英文报纸上所载的一些革命宣传品中仍说要建立一个由年轻的光绪皇帝和三个议政大臣为首的政府。这样说可能是为了争取温和派和外国人的支持。）
由孙亲自领导的这次起事遭到了悲惨的失败。宋庆龄后来写道，“原来打算给革命党人的600支手枪在船上为清吏截获，他的两位亲密的同志陆皓东、朱贵全遇难”。[注]
陆皓东和孙中山是同村人，从小在一起玩耍，后来又一起砸村庙里的神像，再后来就成了政治活动中的同志——起先一同北上给李鸿章上书，后来一同在香港做地下革命工作。广州起事，陆是前线指挥。他成了第一位为革命斗争牺牲的孙中山的密友。每次有战友牺牲，孙中山都要加强一次自己的革命决心，以使这些战友的鲜血不致白流。在失败中，他的不屈不挠的性格表现得最为明显。还有他的大无畏精神。广州起事失败之后，他还在城里停留了20天之久，随时都有被捕处死的危险，但他直到把一切能做的事都做完之后才离开。关于这方面情况，宋庆龄写道，“清廷下令缉捕孙中山，他逃出魔掌，潜往夏威夷，以后又到美国、英国及欧洲大陆各处。”[注]此外，英国政府还下令禁止孙中山进入香港，这个禁令直到辛亥革命后才撤销。
（四）百折不挠
以后，在16年中，在孙中山的领导或激励下又举行了9次武装起事，但都失败了。当第11次起事，即辛亥武昌新军起义终于推翻帝制时，他正在美国为革命筹款。他是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一张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的。
由于多次失败而在辛亥革命时又不在国内，他当时和以后经常被人嘲笑为“空想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等等，至今还有作者在这样说。这些人忘记了当时的条件是何等困难，也忘记了孙中山坚持不懈的精神所起的强大作用——他的这种精神植根于他对中国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深刻信念。
宋庆龄在回忆中评论道，“当时的保守派和改良派嘲称孙中山为‘孙大炮’。这只能说明他们自己鼠目寸光，缺乏勇气和信心，缺乏对永远要求进步的人民的同情。我们知道，理想和远见是干革命的必要前提。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革命。
“一个革命者，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奋斗的人，总是不知道疲倦的，总是把未来看作是光明的。”[注]
“百折不挠”是宋庆龄用来形容孙中山的一个词，另一个词是“不息的热诚”[注]。这是指他对既定目标的坚定不移的追求，而不是指他的性格。所有见到过他的人都能证实，他在危机中非常镇静、在处理个人关系中非常周到耐心。
有些西方作者在所写的关于孙中山的书中有时给他戴上一些“帽子”，诸如“碰钉子的爱国者”、“勉强的革命者”等。[注]宋庆龄看到这些总是又生气又好笑。在她看来，孙中山的爱国主义和对革命道路的选择——理智的、坚定的、从不怨尤的选择——反映了他所看到并为之服务的历史的要求。而且，这些要求是有客观基础的。中国后来确实是通过革命前进的，中国爱国志士的奋斗目标——国家的进步和现代化、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正在实现。但不是在孙中山生前。
孙中山的伟大正在于他不把自己局限在自己原有的公式之中或自身所能做到的事情之中。后来被称为革命先行者的他从未因路程的漫长而踌躇不前。董必武曾经是孙中山的追随者，后来成为共产党领导人。董写道，“孙中山经受了许多挫折，但从不后退，因为他坚信他的事业是正义的。”[注]从1895年广州起事失败到辛亥革命后胜利回国的16年里，他一直流亡国外。他既没有休息、也不是独处，而是一往无前地工作、战斗。
他先到日本，在中国居留民中组织了兴中会的一个新的支部。他剪掉了辫子。这是明显的造反行动，因为在清朝治下，男子不蓄辫是犯法的。为了便于装扮成日本商人，他穿上西装，上唇留了一撮小胡子（此后成了他在公众中形象的一部分）。中国人后来尊为国父的孙中山这个名字最初也是作为“伪装”而取的。他本名“文”，字“逸仙”（在国外，通用的名字是“孙逸仙”的广东话拼音SunYat－sen），在日本取了“中山”（日文读音是Nakayama）这个日本人的姓作自已的名，后来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他的名字。至今他的故乡称“中山县”，国内许多大街、公园均以“中山”命名，以示对他的纪念。
孙中山自日本经北美至欧洲。1896年，他在伦敦被清政府驻英国公使馆设计绑架。使馆租了一条船，准备把他秘密押解回国。在那里，等待着他的将是——像他自己所写的那样——一种最最残酷的、让人慢慢死去的死刑：“打碎膝盖、砸断双腿、剜去两眼、把全身剁成碎片，使谁也认不出来。”[注]
在这一绑架事件中，给清政府驻英外交官帮了大忙的是一个名叫马凯尼（旧译马格里）的英籍顾问。30年前，这个马凯尼曾在中国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但为了对付这一中英两国倒退落后分子的共谋，孙中山机智地动员起积极的力量，即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同情。他争取到在使馆内为他送饭的英国仆人，替他向康德黎医生送信求援。康是孙中山在香港学医时的外科老师，师生情谊甚笃。康又找另一位在香港教过孙中山的老师、热带病专家孟生爵士相助。两位医生先后要求“苏格兰场”（伦敦警署）和英国外交部采取行动，但无结果，于是他们把事件向新闻界公开。
在报纸头条通栏标题和清使馆外群众愤怒抗议的压力下，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爵士终于迫使清使馆释放了孙中山。
1895年广州起事失败后，清廷下令通缉孙文，使这个过去的无名小辈一下子名闻全国，1896年在伦敦被绑架及释放的轰动一时的事件又使他名闻海外。在此之前，世界上没有人想到过在“不变的中国”会发生革命。现在人们知道中国在发生革命，孙中山就是这场革命的领袖和象征。清朝第二次给予孙中山和他的事业出乎他们本意的“恩惠”。
孙中山获释后又在伦敦继续勾留了7个月，这段时间主要是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里渡过的。他系统地阅读关于历史、政治、军事、经济和哲学方面的书籍。他始终不懈的积极进取精神也表现在求知上。他总是从不满足地寻找对中国革命和现代化有用的知识和思想。早在香港求学期间，他就钻研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和思想。从达尔文的学说，他推论出中国如果不使自己适应现代世界的生活就会亡国灭种。美国和法国的革命历史向他启示，独立是能够赢得的，皇室和封建主义是能够被推倒的。他不是一个只会模仿的人，他苦苦思索着如何把这些学说和经验运用于中国的路子。
他在伦敦阅读时集中注意于广泛的社会问题。美国激进的单一税制理论家亨利·乔治（1839—1897）所著《进步与贫穷》一书对他在土地问题上的看法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而土地问题对中国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在这时，他接触到一些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马克思的一些思想。他曾去访问过伦敦的贫民窟，这可能是受到马克思重视劳动人民的启发。他有没有读过恩格斯在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我们没有看到过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但我们确实知道，孙中山对于为发展资本主义而付出的人命的代价是很清楚的。
不管怎样，孙中山没有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会做的那样作出结论：不论在中国或在其他任何地方，工人阶级将最后领导建设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新社会。他倒是希望，通过“节制资本”，未来的中华共和国能够避免阶级之间的战争和第二次革命。这个观念包含在他以后形成的“三民主义”中。
有些作者猜测，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他也许曾经遇到过列宁。不过，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列宁是在1902年才第一次到伦敦，而这时孙中山早就离去了。但他确实遇到过其他俄国革命流亡分子，他们的无畏、信念和坚持到底的精神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后来回忆说，他曾经问他们中的一人，粉碎沙皇制度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对方平静地答道，也许要一百年。当对方向他提出同样的问题时，他的回答是“十年”。他自我批评说，中国革命的艰巨不下于俄国推翻沙皇，但是同俄国革命者的答案相比，他显得非常缺乏耐心。他在伦敦遇到的俄国人是谁，我们找不到记载。但在巴黎他确是认识了契切林（一个布尔什维克，后来出任苏联首任外交人民委员，在俄国革命同中国革命的汇合中起过作用）。
据宋庆龄在文章中所说，此时已闻名中外的孙中山在欧洲停留到1899年，“他访问了有中国人在那里生活和学习的一切欧洲中心城市——伦敦、巴黎、布鲁塞尔、日内瓦、柏林。”极大多数人都把他看作英雄，对他欢呼，不少人加入革命。这些留学生来自中国各地而不只是孙中山过去唯一有过直接接触的华南一带。这样，他就为在其他重要地区将来开展革命工作打下了基础。例如华中的湖北省就是这样的重要地区，因为它位于东西向的主要航道长江和南北向的铁路干线的交会处。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孙中山再次到了日本。在第一次广州起义和伦敦蒙难之后，他在这里也已成为名人。这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已到了五位数字，比在西方的留学生多出许多倍。这为孙中山在知识分子中散播革命种子提供了新的沃土。在这些留学生中有清廷派来的军校学生，他们是准备将来回去在编练的“新军”中充当军官的。
孙的不断增高的名声也为他赢得更多的日本朋友。有一些人热烈敬佩中国革命，后来成为赞助中国革命的积极分子，如有才气的、留着黑胡子的宫崎寅藏（号白浪庵滔天）是一位知识分子、演员和民谣歌手；另一位山田良政，后来成为为中国革命牺牲的第一位外国烈士。他们都是原始的泛亚细亚主义的支持者。（泛亚主义后被歪曲成一种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的主义。）他们渴望使整个亚洲从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要求已获独立并较为先进的日本和日本人民为全亚洲的自由作出贡献。宫崎寅藏的思想发展轨迹在某些方面同孙中山相似，他在年轻时也曾是基督徒，在社会思想方面是受亨利·乔治影响的农业民主主义者。他钦佩一些西方的历史人物（特别是克伦威尔、丹东和罗伯斯庇尔①），坚决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在亚洲横行，也不赞成日本走帝国主义的路子和保持天皇制度，后一点可以从他崇拜西方的弑君者为英雄得到证明。但他确实深爱他自己国度的文化，他同日本文化的关系之密切远胜于孙中山同中国文化的关系。孙中山把宫崎寅藏看作一个真正的同志，当1907年被驱逐出日本时，授予他“全权”，为革命武装筹集资金和军需供应。为了激起日本人对中国革命的兴趣，他早在1902年就写了一部歌颂性的孙中山传记。[注]在黄兴到日本小住时，他把这位以勇猛著称的中国反清革命的第二号人物介绍给孙中山认识。
①奥利弗·克伦威尔（1599-1658），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代表人物，曾处死国王查理一世；乔治·雅克·丹东（1759-1794）和罗伯斯庇尔（1758-1794）都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代表人物，前者为山岳派首领之一，后者为雅各宾派政府实际首脑，坚主处死国王路易十六。——译者。
把宫崎寅藏这一类型的日本人同孙中山联系在一起的共同事业之一，是对菲律宾独立运动的支持。（美国在1898年取代西班牙成为统治菲律宾的殖民势力，菲律宾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对象也从西班牙变成美国。）中国辛亥革命推翻清廷后，孙中山偕同宫崎寅藏一起到中国，共享胜利的喜悦。（宫崎寅藏也曾在中国参加过斗争。）他在1922年才52岁时使英年早逝，使孙中山极为悲伤。
曾主持孙中山宋庆龄婚礼的梅屋庄吉是另一位政治上的日本朋友。他同孙中山是在本世纪开始时结识的，那时他们共同帮助菲律宾人并共同为几次中国革命党人起事提供给养和军火。梅屋比孙中山长寿，在30年代因反对日本侵略中国曾备遭迫害。
同孙中山关系密切的还有大井健太郎（1833—1922）。他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为穷人说话，因此曾被捕入狱，后来成为日本劳工运动的先驱。
秋山大辅是一位日本出版商。他深深为孙中山的勇气、品格和百折不回的精神所感动，不惜把他的财产典押，得款资助中国革命同盟会。其他同孙中山同声相应的日本人大多是在思想方面的汇合。
内田良平（1874—1937）曾同宫崎寅藏一起在1905年帮助孙中山建立同盟会，但他本质上是一个右翼的民族主义者（后来倾向军部）。他认为孙中山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最后可能会在中国掌权，所以必须使他对日本感恩戴德。如果孙中山不能取胜，那末日本既支持“在朝派”又支持“在野派”，使中国处于分裂状态，对日本也还是有利。
著名的自由主义政治活动家犬养毅反对1902年的英日结盟（有效期20年），并主张加强同中国的关系。他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他当初把自己的住房给孙中山居住并作为秘密集会的场所，连食品、衣服和钱财都同孙不分你我，是为了使孙相信，中国唯一的道路就是日本的道路、同日本在一起的道路。多年以后，孙中山在备受所有列强的轻视或苛待之后，转向苏俄，使犬养毅大失所望。他在老年得到了日本最高的政治奖赏——当上了首相，但终于被刺身亡。
另外一个后来任首相的人大隈重信对孙中山也偶或表现出实用主义的兴趣。
代表日本泛亚主义极右翼和极端扩张主义的是头山满。他是一个沙文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一方面主张民粹主义、另一方面又主张帝国主义——像这样的混合体在其他国家也不少见。他的追随者主要来自城乡中等阶级的下层，包括出身于这些社会阶层的下级军官和军士。他强烈反对西方势力，认为它阻碍日本取得霸主的地位，因此，出于策略上的需要，想同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革命派接触。有一段时期，他曾对孙中山进行过拉拢。
有一些关系使孙中山得以进入日本的工商金融圈内，并多次为他的革命活动筹款。只要有可能，他就为他的事业宣传，寻求支持。
孙中山在各个时期内在同外国的关系上采取不同的立场，究竟其实质是什么？不同的人们根据自己的政治倾向——有的用赞扬的口气、有的用责备的口气——说孙中山是“亲日派”、或“亲美派”、或“亲英派”、或——到最后——“亲苏派”，也有人说他在同外国的关系上善变，是机会主义。这些说法——特别是最后一种说法——根本是误解。作为爱国者和革命者，孙中山是始终如一的。
确实，他一直在寻求和欢迎来自那些理解并支持他的奋斗目标的外国朋友们的帮助。他常说，中国革命需要它的拉斐德①不下于当年的美国——这里不存在做交易的问题，只是合作和同志情谊。对另外一些外国人如官方或工商金融界人士，他也寻求支持，当然只是在他们的处境所允许的范围之内，或者要求他们至少不要接济中国国内那些反动的势力。在这种时候，自然会向对方提出他们由此可能获得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好处，因为对方所能提供的援助决不会超出他们所看到的本身的利益，否则就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孙中山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直到他接受了足够的经验教训——确实对于在这样的条件下取得援助的可能性存在过不现实的期望。
①拉斐德（1757-1834），法国贵族出身的政治活动家，曾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功勋卓著，被称为“两个世界的英雄”；后又参加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译者
但孙中山的中心目标是建立一个强大、独立、进步、现代化的中国，自力更生、自主判断。
在日本的政治和社会各界人物中，有人确是想利用他来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孙中山就反过来利用他们来为他的目的服务。但就日本政府而言，他很快就失望了。
至于泛亚主义，他开始时曾鼓吹黄种人团结起来反对白种人帝国主义者。但他很快就把着重点转换了，不再强调肤色，而是强调被压迫人民团结一致反对压迫者。他同朝鲜人民站在一起，反对日本吞并就是一个实例。
至于现代化，他钦佩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向西方学习并大步前进。但他谴责日本也学了西方的殖民主义，并认为中国永远不应该走这条路。
最后，同那些从外国主子那里得利自肥的反动分子截然不同，孙中山从来没有为自己取过一分钱。他始终过着极为刻苦俭朴的生活，他是一个淳朴无私的爱国者。[注]
在孙中山的16年（1895—1911）流亡生活中，极大部分时间以日本为他活动的基地，但也还有另外一些地方。他曾几度去夏威夷，四次去美国本土和加拿大，四次去英国和西欧。1907年后，他在东南亚停留过较长时间，包括当时的法属安南（越南）、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英属马来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还有独立的暹罗（泰国）。在那些地方的华侨中，他发展革命组织并征集捐款、武器和人员，以用于一再向清王朝发动攻击，虽然屡遭失败，但都为最后胜利创造了条件。1900年的惠州起义是他在台湾进行准备工作的，1907—1908年在广东、广西、云南的六次起义是在河内准备的，另有一次是在新加坡准备的。1911年的广州起义（黄花岗之役）是他从香港指挥的。最后在同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全国响应，终于推翻清朝，创建了民国。
那些因他曾多次失败而贬抑他的人忽视了一点，即：他那百折不挠的精神在推翻长达两千年的中国帝制这一几乎“不可能”的成就中所起的作用。继美国和法国之后，中国成为全世界第三个主要的共和国（不管它有多少缺点和短处），而这时几乎整个欧洲还都是在王朝的统治之下。这真正是一个重大的世界性事件。
在他以往那些受尽磨难的岁月里，他曾到处遭到公开的驱逐（常常是由于清朝政府施加压力）——1895年在香港、1907年在日本、后来在所有东南亚国家。但在他的忠实信徒的帮助下，凭着他处险不惊的冷静头脑，他多次设法重返某些禁止他入境的地方——包括外国地方和中国本土（清廷一直悬重赏购他的首级）。上海宋耀如的家是他的“安全住所”之一。据说，1905年宋庆龄曾在家里同孙中山作了第一次相当严肃的谈话，当时她12岁，是在去美求学前三年。
1905年在东京，在中国社会发展及他自己革命实践和学习考察所得的基础上，孙中山把兴中会的健全的核心力量同其他一些新成立的革命团体合并，成立了一个范围更广泛、目标更明确的政治组织——中国革命同盟会。它清楚地有别于那些只想通过改良来“兴中”的人。
在19世纪到20世纪的转换期中，在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是1898年维新运动遭到惨败。虽然年轻的光绪皇帝亲自参加，它被根深蒂固的反动势力轻而易举地、残酷地粉碎了。维新派的领导人有的被处决、有的被迫逃亡。皇帝本人也被幽禁。由清王朝实行立宪和改良显然只不过是一种幻想。
第二件是1900年义和团运动被八国联军淹没在血泊中。这是一次爱国的、自发而缺乏纲领的反帝武装斗争，参加者以北方农民为主。1901年列强强迫清廷签订了比过去更为屈辱的不平等条约——《辛丑和约》。仅天津一个城市就有了分属于英、法、德、俄、日、意大利、比利时和奥匈帝国的八个外国租界，驻扎了其中多数国家以及美国的军队。在首都北京，列强的外交使团住在有外国军队筑垒防守的、位于市中心的东交民巷“使馆界”内，在一切事务上对清政府发号施令。中国人没有外国所发的通行证不许进入“使馆界”；在它四周一个很宽的半径范围内，所有房屋统统拆除，以便为界内守军扫清视野，只要发现有人胆敢抗击这些盘踞的外国入侵者，立即格杀毋论。除了被直接占领之外，一个国家和民族所能受到的屈辱到了这个地步，真可说是无以复加了。
对这样一个对内抵制任何有利的变革、对外国势力则奴颜婢膝的王朝，无怪人民的憎恨越来越深。但另一方面，不少知识分子（包括一些新派人）通过义和团看到农民愤怒情绪的爆发，惊惶不已，而清廷则作了一些改革的姿态，以粉饰门面。孙中山决心揭露和唾弃这些虚伪的表现。他的理论很简单，并且证诸经验是反驳不了的。“1905年7月，孙中山在对东京华侨和学生发表的演说中，驳斥了君主立宪的纲领。他说，‘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注]一场大论战在立宪派和革命派之间展开，双方都发表了数以百计的文章和演说。最后，孙中山的观点占了上风。这为建立共和的最后胜初创造了前提条件。
孙中山大力鼓吹“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是在1901—1905年期间，而不是过去认为的更早一些时候。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增加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内容。
这个纲领比过去提过的任何一个纲领都更完整，是在同改良派的经常进行的激烈辩论中形成的。这就为同盟会及其革命行动奠定了基础。
同盟会的组织也比兴中会要严密得多。兴中会只是一些实际上独立的分部的松散联盟，每个分部都可以自行其是（如夏威夷只管筹款，香港和日本组织起事）。在这个新成立的中央集权的同盟会中，国内各省和国外各地华侨及留学生中的支部都要服从设在东京的总部并对之负责。孙中山经黄兴提名，当选为总理，决定一切。
在会员成份上也不一样。兴中会的会员主要是祖籍华南的华侨商人和工人，还有华南各地的一些市民和手工业工人，他们常常同秘密会社有关系，这些会社在地下进行反清活动已经很久。在同盟会中，虽然老的兴中会会员仍都参加，但领导成员主要是留学生和知识分子，并来自全国各地。
（五）列宁的评价：革命民主主义者
同盟会的政纲现在也有了“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作为思想基础。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欧洲进行研究工作之后逐渐在他心中形成的，它既是政治学说，也是社会一经济学说，因为民生主义中包含了平均地权的内容。这一条政纲是经过很多争论才通过的。有些会员希望它只停留在纸面上。另外一些会员认为它不过是重复亨利·乔治（及在他之前的穆勒①）的原则，即一切不劳而获的土地所有权的增值（由地价提高所得的利润）应归国家所有，用于公共福利。还有一些会员则更为激进，认为要实行“耕者有其田”，或者认为两者（土地增值归公及耕者有其田）兼而有之（孙中山本人看来属于这部分人）。虽然暂时还不过是口头的主张，土地问题的提出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所有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核心问题就是土地问题。
①约翰·斯图尔特·穆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逻辑学家。——译者
在民族主义中，重点也有变化。过去所突出的是反满。这是一个很得人心的口号，因为占全国人口极大多数的汉族被“鞑虏”（当时对满族的贬称）征服和屈辱了两百多年。但现在的民族主义则倾向于反对任何种族或类型的君主制度，并与民权主义联系起来。“中国人”这个概念也不再等同于“大汉民族”。以后成立民国时，新国旗由红、黄、蓝、白、黑五条色带组成，分别代表汉族、满族、蒙族、回族、藏族。这是中国成为共和国后的第一面国旗，也就是第一章中叙述过的宋庆龄在美国威斯里安学院宿舍中兴高采烈地挂起来的那面国旗。它象征着一个统一的二多民族的国家。
还有，民生主义不仅预示了土地改革，还提出要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孙中山很钦慕西方资本主义在生产上所取得的成就，并要中国迎头赶上。但他也亲眼见到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造成的苦痛和冲突。因此，他希望中国走另外一条道路，并在那样一个较早的时期就多次指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为同盟会向设在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社会主义）总部申请加入。至少有一次，他曾为国际的机关报写过文章。他也会见过国际的一些领导人如比利时的埃米尔·王德威尔得和法国的让·饶勒斯（后者因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被刺）。①
①埃米尔·王柏威尔得（1866一1938），比利时政治家和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杰出人物。饶勒斯注见前。——译者
但孙中山的观点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还是有很大的距离。后者认为阶级斗争和工人革命（在资产阶级国家不能处理它的社会矛盾时必然会发生）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孙中山却只要进行一次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共和革命。但他想使这一革命具备这样一些特色，即：既能避免资本主义剥削的罪恶（他对此憎厌）、又能避免社会冲突（他希望他的国家不致发生）。尽管如此，有一个因素使他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比任何一种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更为接近，那就是他对于中国当前的、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任务，采取了一种战斗的革命的态度。正是这种战斗精神使他后来更密切地同被压迫阶级结合在一起，并同中国和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结成盟友。
列宁了解了孙中山的经历和思想之后立即抓到了这一革命的本质并加以赞扬。1912年7月，他在发表在布鲁塞尔出版的社会主义者的《人民》杂志上评论孙的一篇文章时写道：
“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丝毫没有对政治表示冷淡，甚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热烈地同情被剥削劳动者，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
“我们接触到的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这样的人民不仅会为自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痛心，不仅会向往自由和平等，而且会同中国历来的压迫者作斗争。”
在列宁看来，孙中山“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这种精神和气概是这样一个阶级所固有的：这个阶级不是在衰落下去，而是在向上发展……”列宁接着对比道，“西方资产阶级已经腐朽了，在它面前已经站着它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在亚洲却还有能够代表真诚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他们不愧为法国十八世纪末叶的伟大宣传家和伟大活动家的同志。”
在表示热烈的赞同之后，列宁提出了这样的批评：“但是中国民粹主义者的这种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传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的计划结合在一起……”列宁当时认为，土地所有制的改革只能是反封建的而不是反资本主义的；相反，它将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列宁改变了他的观点，认为不发达国家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就向社会主义转变，因为十月革命之后，不仅存在着各国因其发展阶段不同而异的国内两种制度的冲突（在发达国家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不发达国家是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而且出现了全世界范围的两种制度的较量，即革命力量（不论何种类型）共同对抗它们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垄断资本。][注]
※ ※ ※ ※ ※
促使中国的民意很快变得激进起来，还有在1905年发生的两个外部事件。一是日本战胜了沙俄。虽然这是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但这是第一次一个亚洲国家战胜了一个欧洲大国，所以整个殖民地世界都为此感到振奋。当时孙中山曾乘轮船经过苏伊士运河，阿拉伯码头工人把他误认作日本人，向他欢呼。尽管日俄两国是为了争夺一部分中国领土打仗、而且战事主要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不少中国人仍对战事的结局拍手称快。这不仅因为中日两国同属亚洲（当时两国都对美国歧视‘东方人’的立法表示抗议）而且因为这场战争是一个君主立宪国家击败了一个专制国家。他们在这里得出了一条中国应该汲取的教训。中国赴日留学生的人数猛增，不光是因为到日本去学习现代知识比到遥远的西方去要节约得多，还因为他们想学习日本如何把现代知识在亚洲国家中运用。
另外一个使中国人猛醒的事件是1905年的俄国革命。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发表了有关这一革命的许多文章，其中有一些是孙中山的亲密合作者写的。从更早一些时候起，孙中山就同流亡在日本的一些俄国革命分子建立起“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感情和合作关系。虽然这些俄国流亡者人数很少、处境困难，他们据说还曾给孙中山送过一些武器并传授了制造炸弹的技术。[注]
他们之中有一位就是第二章末曾提到过的、波兰出生的尼古拉·K·苏济洛夫斯基（化名为尼古拉斯·鲁斯尔）（184？—1930），他同孙中山相识并常通信。他是一个真诚的俄国民粹主义者，属于那种列宁认为可与孙中山相提并论的类型。他们在1906年的通信特别引起人的兴趣。孙中山赞扬鲁斯尔撰文对中国的再生表示热诚，这在欧洲人中是难能可贵的。但他认为鲁斯尔呼吁美国银行家和技术专家无私地或平等地帮助中国进行工业化，未免过于天真，因为在孙中山看来，美国或欧洲的资本家都不可能是无私的。相反，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地步，他们就会大喊反对“工业上的黄祸”，因为中国工业不发展才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尽管如此，他希望鲁斯尔的呼吁会帮助全世界具有真正善良愿望的人民认识到，四分之一人类的进步也将使他们受惠。[注]
由此可见，即使在那个时候，孙中山对于从帝国主义国家方面获得真正的或长期的帮助，是很少——或者可以说不抱——幻想的。从这个角度看，他自己作为未来的中华共和国的代表向外国当局或工商界所提出的经济或其他优惠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一种策略，用以防止他们支持中国的反动政府。只有他正在努力谋求实现的未来的独立政府才有条件坚持外国以平等待我（不论具体安排如何）的原则，在此之前，中国是难以做到这一点的。
但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民国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这样的一个新的中国在孙中山在世的时候没有能够出现。不管怎样，他为了使这个新中国出现是作出了伟大贡献的。
（六）内心世界
最后，除了他的政治经历之外，宋庆龄的这位导师和丈夫的性格和精神状态又是怎样的呢？
他的内心世界同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一样的复杂。
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他是一个“空想家”吗？他富于理想，但他主要是一个行动家。他决心使中国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现代国家、所以他从一开始就对国家建设的许多具体问题——从战略规模到技术细节——发生兴趣。在他看来，革命就是为进行重新建设所必需的场地做清理工作。
他是否过于自信？可以这样说。他对于既定目标的正确性和现实可能性从不怀疑。
但他同时具有非常谦抑的品格。这从他的民主作风以及他那种视高官厚禄如敝展的精神可以得到证明。他的老师和挚友詹姆斯·康德黎（就是1896年孙在伦敦蒙难时救他出来的那位英国医生）讲过这样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故事。辛亥革命胜利后不久，有一封从中国发给孙中山的电报送到了康德黎在伦敦的家中，因为当时孙寄寓在康家。孙把电报看了一眼就塞进了衣兜。后来别人问起电报是什么事，孙红着脸表示歉意，因为他没有早告诉他们。原来这封电报是通知孙中山，他已当选为新生的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他几十年的奋斗所达到的顶峰。当时在伦敦的孙中山，当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赶回去取得国家的最高职位，而是留在国外，为新国家谈判贷款（谈判不很成功）。他被认为是新国家元首的唯一合适人选，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求索，而是出于国人公认他在民国缔造中的最大功勋——他的声望达到了这样的高度。
他是一个仁慈宽厚的人吗？他是一贯仁慈宽厚的，但他同时又具有一个战士的坚决精神。对于武装的敌人，他主张进行武装斗争。但一旦他们落入革命者之手，就不准对他们作身体上的虐待，他为此发布过明令。他最憎恶并严禁施行酷刑。这是他所反对的专制制度下的丑恶行为之一，在他的革命队伍中是决不能允许的。
在哲学上，他是一个脱离现实的唯心主义者吗？在中国旧的士大夫阶层中，这样的人是常见的，并且受到敬重，“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还有这样的古语，“知易行难”。孙中山永不休止地进行各种活动，经常处于“世间万物”之中，并且确实常常碰壁。但他一反成见，提出“知难行易”的新公式。他清楚地看到有必要研究采取行动前的各种条件以及行动后的效应，以提高认识来指导下次行动。宋庆龄后来把孙的这种态度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论点联系起来（虽然孙本人没有用这样的字句）。孙本人断续地、缓慢地把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要素吸收进他的思想，尽管不是全部。
他是一个“西方人”、还是“东方人”？他可以说是一条腿植足于西方文化、另一条腿植足于东方文化——这也许既是他的长处，又是他的短处。中国的进步是他唯一的奋斗目标，但有人认为，因为他长期在国外生活而在国内又只生活在若干沿海地区，他对中国的需要是了解的，但对整个中国社会的了解却不是很充分的。
正是在辛亥革命胜利之后，这位不倦的奋斗者陷于新的危机时期——他受到政治上不断失败和个人生活悲剧（长女不幸病故）两方面的打击，精神上备受创伤，但像往常一样坚强不屈——宋庆龄进入了孙中山的生活。他们为共同献身的事业开始在一起工作并在后来成为夫妇。生的中国》、《中华民国的巨大胜利》，分别载《列宁全集》第18卷（1912年4月—1913年3月）及第19卷（1913年3—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