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去世时，庆龄32岁。
在感情上，她是被摧垮了。在近十年的婚姻生活中，他们从来没有分开过——共担革命的风浪和无休止的工作，也共享家庭的温馨和幸福。现在，她失去了她的丈夫、她的领袖、她的导师以及——从某种意义上说——给她父亲般慈爱的人。从当时拍摄的照片上看，她显得那样稚嫩脆弱，像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由于过度的哀伤而憔悴，使人见了心碎。从此以后，每逢孙中山的忌辰（3月12日），她总是尽可能地避免参加任何公众的纪念活动，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默念沉思。
但是，在失去亲人后几星期之内，在一次新的民族危机中，人们心目中的她的形象就将改变。这位哀痛欲绝的年轻寡妇，在面对新的考验时，将站起来充当捍卫孙中山革命遗教的生气勃勃又富于号召力的战士。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她将继续担当这一重任并显示出罕见的坚定性和勇气。孙中山的临终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成了经常激励她的力量。在没有他给以指点的情况下，处于逆境、冲突和危机之中，她将需要就“站在什么立场上”、“做什么”这样的重大问题自己作出决定，并在以往没有过的新情况下，把孙中山的旗帜和理想（如他晚年所加以完善的）推向前进。她将不把他的遗教看成是静止的、永远供奉起来的圣人之言，而是作为继续努力寻求革命胜利之路的挑战，这一革命的社会基础要不断扩大，并要同国内外最先进的、始终如一的革命力量进行合作。
有些领袖人物死后很快就被人遗忘，另外一些则仍然激励着未来。就孙中山而言，他是属于后一种情况的。这一点从他临终前签字的遗嘱以及人民群众因他的逝世而立即迸发出来的感情浪潮就可以看出来了（在他没有当过政的地区也是如此，更使人印象深刻）。
在北京，孙的遗体经防腐处理后入殓，移灵城内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尽管多年来他的活动限于南方的广东省并有时在上海法租界的寓所闭门家居，他在全国的声誉从群集吊唁的成千上万人中充分反映出来。当移灵香山碧云寺时，送灵的队伍超过30万人，从天安门旁的中央公园出发，其中不少人全程步行约30公里，一直送到寺内。
宋庆龄乘坐马车，紧跟在灵车之后，她的哀伤沉默引起了人们的同情和尊敬。国民党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人轮流守灵（庆龄同弟弟宋子文是一班），其中有汪精卫（当时被普遍认为可能是孙中山的政治继承人）、何香凝（她的丈夫廖仲恺因公留在广州）、于右任（老革命家、来自西北、孙与冯玉祥将军之间的联络员），还有孙的儿子孙科、庆龄的姐夫孔祥熙等。
在主要的送殡者中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共产主义先驱者、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关于他同孙中山的友谊和合作，前面已有叙述。在孙中山到京患病后，国民党曾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紧急会议，李是新增的五个成员之一。
在送殡行列中脱帽步行的还有苏联大使加拉罕和使馆工作人员。苏联大使馆是驻京外国使团中第一个为孙中山逝世下半旗致哀的，其他使团过了一天才有点勉强地跟着这样做。
军阀政府的官员和列强的代表对这位“共和国之父”表示敬意完全是表面文章，因为，正是他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军阀统治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所赋予帝国主义的特权，并且亲自为此而奋斗，临终前又把这一任务写人遗嘱。特别使他们感到惊恐不安的是，在军阀及其外国后台老板掌权的首都，居然有如此众多的人民敢于出来参与悼念。这样的事情所以会公开发生，是由于具有爱国精神和有远见的冯玉祥将军进了北京，暂时改变了这里的权力平衡。孙中山是冯电邀北上的；他的两个临时的保守派盟友——执政段棋瑞和奉系军阀张作霖，同意这一邀请是由于他们想使孙进入他们的网罗，从而“驯服”他。对冯玉祥，他们已在暗中加以排挤。
孙中山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洞察了他们的计划并予以唾弃。在他们所控制的首都，即使是他的丧事，也没有受他们的操纵或包围，反倒成了振奋人心的大事，人民在政治上和道义上把当权的反动派孤立起来了。
在上海及其他由旧势力统治的城市所举行的群众性追悼大会也说明了这一点。在亿万人心中，孙中山不仅是共和国的缔造者，也是重整这个国家的先驱。他不带一兵一卒、只身北上，是为了想商讨如何和平地完成这一任务。现在这一努力失败了，那末跟着要来的很可能就是正在南方组建的新军的北伐了。一切迹象显示，这支军队将会受到广泛的欢迎。
这一年的其他时间，宋庆龄主要是在上海度过的，除了春天去过两次南京和后来去了一次北京。南京是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地方，所以他的陵墓将修建在这里。宋庆龄南京之行就是为此。
在她回到上海后的第二个月，距孙中山去世仅10周，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震撼了这个沿海大城市和全国各地。在5月30日这一天，上海公共租界的巡捕在一个英国督察的命令下，向抗议日本纱厂罢工工人领袖被害的示威学生开枪，死12人，伤数十人，还有多人被捕。
如果说对孙中山的悼念显示了爱国人民实现他的遗愿的意志是何等普遍，那末全国对“五卅惨案”的爆炸性反应就是他的遗训“必须唤起民众”（他几十年经验的总结）的体现，以掀起中国革命的新高潮。
当抗议行动遍及全国约600个城镇和一些农村时，宋庆龄发表了一篇激昂慷慨的谈话。这篇谈话标志着她已从哀伤中振奋起来，开始了她自己生活中的一个新阶段。这是她处于只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境况之后所发表的第一个政治宣言，它定下了她此后言行的基调——在孙中山逝世之后，对一切重大事件都要毫不妥协地、革命性地按照孙中山的思想去处理。这篇谈话是对国民党在上海的报纸《民国日报》发表的，它为国民党左派引导群众把愤怒情绪化为有目的的政治行动的成功努力（共产党人起了重大作用），发挥了重要的影响。[注]
在这篇谈话的开头，她分析了五卅惨案的真正性质及其教训：“此次惨剧，简单言之，实为英日强权对于中国革命精神之压迫。中国人民能一致起而反抗英捕房之暴行，在上海此实为第一次。吾人所恃之武力为何物，全国国民之爱国心与团结力而已。今此爱国之情感日趋热烈，所借未加组织，尚不能使入正轨耳。”
当时外国报纸、北京政界和国民党内的保守派力图把这次惨案缩小为警察与学生之间有关“法律与秩序”的小事一椿，私下谈判即可解决。所以宋庆龄专门针对这种阴谋，提出了相反的要求：
“今日所急者不在灭此爱国之火焰，而在善用此次火焰，使成积极有益之努力，以解放中国脱离英日帝国主义之压迫”。
她的号召是同孙中山给全国全党的遗嘱密切联系的：
“中国国民党员，尤当努力以竟其领袖未竟之志。最近学生、工人与市民之爱国运动中，处处可见孙先生之精神，故孙先生精神实未尝死。吾人应共起奋斗，为民族争独立，为人权争保障。外间对学生主张打倒帝国主义颇有误会，不知此即孙先生四十年革命目的之一。”
她对于内外反动派想用“赤化”来污蔑和孤立这次爱国运动的企图响亮地加以抨击：
“不可信外人挑拨之辞，因惧被诬‘赤化’，遂并国亦不爱也。……对外当以言论唤起世界各国之人民主张公道。即在国内之外人，亦当促其为正谊而有所发表，不可偏袒强权。一对内当一方团结各界，坚持到底。同时大规模向各省募捐款项，援助失业之工人。”（指罢工中因抗议行动而被开除的工人）
这样一次长期的、带根本性的斗争是不可能经过几次突击性的示威抗议就轻易取胜的，所以她紧接着指出。
“一方宜趁此时唤起全国人之民族精神，为长时期之奋斗，务达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之目的。吾人当知此次惨剧，为中国三十年’来依赖外力之一大觉悟，关系国家与民族前途至大，不可视为上海一隅之交涉，或数日之冲突也。”
她强调团结的重要性并指出应把根本问题鲜明地提出来而不要加以掩饰：
“今日最当恐俱预防者，为国人之自相分裂与中道气馁，尤忌违反公理之调和。孙先生生平但知目的，不问手段；但知是非，不顾利害，尤反对调和。盖是非之间，万无调和中立之余地也。吾人今日万不可只顾目前之小利小害，而失远大之目的与彻底之主张。此次奋斗，不可专赖一界或一阶级，……而当合工商学各界之全力应付之。”
她接着指出，指望北京政府和国内有钱有势的人的帮助，肯定要落空，人民只能依靠自己：
“中国当局之政府，就其历史与近事之能力观之，皆不可靠。寓居租界之富绅巨商，平素居领袖社会之地位者，因有所畏忌，皆不敢多言，亦难望其主张公道。此时，惟有人民团结自救而已。”
她最后着重说，不平等条约要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废除；
“国民党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即在求永远消灭此种惨剧之道。今举国皆知不平等条约之害，即为取消此种条约之基础，吾人不可因畏难而遂不努力也。”
宋庆龄这一谈话既能鼓舞人心，又非常理智，包含了目标、纲领和方法。她把焦点集中在不平等条约上，从而由表及里，由抗议提升到革命。她记得，1924年在广州，国民党右派借口外国军舰就碇泊在广州城外而反对在“一大”宣言中提到不平等条约，声言这样敏感的问题只能在党内讨论而不能公开。孙中山不得不把他们压制下去。在北京病重时，孙中山听说军阀政府通知外国外交使团表示尊重不平等条约规定的外国“权利”，立即拒绝同他们进一步商谈国家统一，因为他们连民族独立都置之不顾。
这些破坏分子现在仍然存在。“五卅惨案”之后，由上海各界联合会所提出的要求，其主要内容为上海总商会及北京军阀政府所阉割。原来关于取消治外法权及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其他特权的要求，被篡改为对惨案受害者赔偿和道歉、在不平等条约的框架内改善对中国人的待遇。[注]
正是在这样一种一方面有人竭力冲淡革命、另一方面群众运动在风起云涌的背景下，宋庆龄开始了鲜明有力地捍卫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的斗争。
所有这一切显示，她这篇谈话的水平已经大异于仅仅几个月前她在神户女师的演讲，更不必说她在求学时代的文章了。它的内涵已不止是倾向进步的情绪了。它已刻划上一个经过了锻炼的革命者的标志——既有战略意识，又有战术观念，并能指示行动方向。这里所表现的思想和行动同中共中央“五卅宣言”的内容相近。庆龄同中共方面可能商量过，也可能没有，但两方面有共同点是肯定的。
这样，宋庆龄在国事中作为一种响亮的声音出现，不像通常所假设的那样是在1927年中期反对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时开始，而是要早两年多，即1925年春季。
也是在这个时候，她在上海主办了一张新的日报，作为“五卅”后群众运动的喉舌。负责编辑的是孙中山和她的朋友、高个子、有学者风度、原则性强的杨杏佛。（杨是美国康乃尔大学土木工程系和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系毕业生，在孙中山最后一次北上时任秘书，后任治丧委员会总干事。他是纯真的国民党左派，若干年后因他无畏地同宋庆龄合作，保卫人权，反对蒋介石白色恐怖而被暗杀。）
宋庆龄在1925年7月2日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回忆孙中山在1923年12月不顾列强武力威胁，力争两广“关余”的英勇事迹，以作为始终如一的爱国者的楷模，使那些在帝国主义面前畏功不前的软骨头感到羞辱。（当时中国海关的行政管理权操在外国人手中，海关税收先要偿还不平等条约中所规定的对外国的赔款，所余部分称为“关余”，交给北京政府。）
她写道，“孙中山先生始终认帝国主义为中国民族独立之大敌，而英人侵略中国之在华大本营实为海关。……中国关税虽名为各国协定，而握海关之大权者实为英人。首订致中国经济政治于死命之不平等条约者，亦为英人。自有海关以来，总税务司皆为英人。”
“孙先生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二月命令北京总税务司安格联，以两广关余拨交广州政府，而安格联之答复则谓彼仅能服从北京政府之命令。……广州海关收入，落于非法北京政府之手，用以攻打广东。”
“不得满意之答复，先生乃派员接收海关。公使团受英人指挥与煽惑，立即调遣军舰驶入广州……同时武装之英兵在沙面登陆。”
当时英国历史上第一任工党政府刚刚成立，广州革命政府还曾致电祝贺。孙中山至此再电英首相麦克唐纳，指出工党乞灵于“炮舰政策”实属不当，但不得要领。
宋庆龄回忆说，在这个关键时刻，“有英国访员见先生，问以如列强阻止其截留海关收入之计划，先生是否将与列强宣战（时停泊广州之军舰炮舰计英四、美四、日三、法二人先生答曰，吾虽不能胜此武力，然败于列强亦为荣幸。”
美公使舒尔曼奉命至广州调停此事，孙中山告诉他，如果美国真像舒尔曼说的那样一贯公正，那就应该把各地美租界归还中国，而不是像它所做的那样，交给其他列强。“美国以所窃之物让请他贼，以避谴责，实所不解！要知窃盗者以所盗财物置诸他盗之手，在法律与公道上绝不减少其窃盗之罪。”
宋庆龄最后说，“先生在广州一隅，仅凭公理民气与列强之武力相周旋，英美舰队林立，始终不为所屈，……虽关余问题国中国之不统一卒未解决，然中国人之不可侮，帝国主义者武力之不足畏，先生已以身作则昭示吾人矣。今举国痛公理之不伸，民族之受屏，皆毅然挺身以战强权，志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先生有知，地下亦当含笑矣。”[注]
宋庆龄不仅紧握、而且高举孙中山的旗帜。孙中山当年所想的，主要在于如何使群众运动帮助和重振国民党。现在对宋庆龄来说，问题在于国民党如何完成它对群众运动所应负的责任。
这同群众运动前所未有的发展是相一致的。在群众运动中，现在是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在担当着领袖的角色。它使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处于守势，这是从未有过的，
1925年6月19日，在香港这块英国殖民地，10万多工人罢工。他们提出的要求，包括全国性的五卅运动的要求和对香港政府的要求。不顾港英当局掌握紧急状态权力，大量罢工工人回到广州，受到革命政府的热烈欢迎。
6月23日，广州举行了支援五卅运动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工人，学生、市民和郊区农民共约10万人参加，殿后的是由黄埔军校师生（其中有周恩来）约千人组成的小分队。游行队伍经过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时，驻守在沙面的英、法两国水兵向游行队伍开枪扫射，死52人、伤170人（轻伤不计在内）。这是五卅惨案暴行的重复，而且规模更大。
美国总领事道格拉斯·詹金斯是这一惨案的日击者之一。他是不可能偏向于中国游行示威群众的，但他在报告中也说，游行是秩序井然的，而早在游行之前“（沙面的外国驻军）就在各战略要点设障筑塞”。在沙面对岸，游行队伍“可能因为前面有些拥挤而停止行进”，于是，“响起了第一枪……很快到处都开起枪来……紧密的枪声持续了约15分钟……奇怪的是，欧洲人死伤很少。”[据一个外国消息来源说，在沙面死了1个法国人、4个英国人，对岸的中国人死了50个，伤者更多。]
“很难说究竟是哪一边先开的枪”，[注]詹金斯的话说得很圆滑，但他自己的叙述不会使人怀疑是中国人先开的枪，因为中国人没有任何要进入沙面的动作，而且他们在自己这一边丝毫没有设防，以对付沙面岛上由沙包堆成的机关枪窠。
至于英国人方面，他们的总领事在游行的上一天曾经叫嚷道，“任何侵入（英租界）的尝试”（事实上没有这样的事情）将以“火力”对付。“我用这样的调子说话，”他以强烈的讽刺口吻接着写道，“是为了使他们以后不能说‘野蛮的帝国主义步枪队滥杀无辜的中国青年’。”[注]沙面的外国“守卫者”既然被鼓起了这样一种“给这些家伙一点教训”的情绪，难怪他们一方面怕得要死，另一方面却又杀气腾腾。
“沙基惨案”的直接后果是扩大了省港大罢工的规模，有25万人参加了罢工的行列。这次大罢工从1925年6月延续到1926年10月，历时16个月，可能是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也是最伟大的一次反对殖民帝国主义的罢工。在大罢工的同时还对香港和广州实行全面封锁，并禁止一切英国货进口。
一个美国历史学家后来写道：[注]
“（这次大罢工）同中国人所经历过的其他任何一次罢工不同，它是组织良好的劳工运动的产物，可以同工业化国家的类似运动相比拟……
“罢工委员会分派出约有3000人的纠察队，有的驻守在广东全省各口岸，仔细检查所有出海的货物；有的则在全省各条公路上检查货运和中外旅客。还通过了规定：除英国外，其他国家的船只准予进入广东口岸，但任何船只如经过港澳即不准在广东卸货。英国货物和船只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进入广东，其他国家船只如不经过香港或澳门则允许到广东自由贸易。违反上述规定者，其货物全部没收，由特别委员会予以拍卖。”
美国激进的新闻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罢工高潮阶段，在宋庆龄（向广州政府疏通）和鲍罗廷夫人（向罢工委员会疏通）的帮助下，来到了广州。她从一个热烈同情者的观点描写了罢工情况。她对工人斗争富有经验，曾积极参与1919年美国西雅图的大罢工。她写道：
“我就像刚离开古老的亚洲，忽然闯进了现代世界。……这次广州罢工……是有组织的工人罢工，同西雅图、匹兹堡、伦敦、汉堡等世界任何地方一样。这儿不是外乡异域，而是故乡。
“辛西娅（廖仲恺的女儿廖梦醒，当时21岁）……指给我看一条尚未竣工的坎坷土路，这是罢工工人献给广州的礼物，以报答广州将自己与黄埔联接起来的友好举动。黄埔是广州的港口和军事基地，位于下游11英里处。
“她说，‘罢工工人正在加强这座城市，好让我们永远牢记这次罢工。’
“……成立最早的现代工会——海员工会领导了罢工。苏兆征是海员工会主席，也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他对我说，‘共有140个工会参加。这不是一场种族斗争，也不是中英斗争。请代我们转告西方工人们：我们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斯特朗也记述了这次罢工对这个英国殖民地的影响：
“我先去了香港。广州罢工，罢工工人坚持了6个月的封锁……香港成了死港。香港的银行向伦敦求救以免破产，这个城市每天要损失100多万美元。领事馆的一个美国人对我说，‘你知道采矿热过去后内华达州的那些鬼镇吗？我整个夏天都在想，这种现象会不会在大英帝国的第三大港——在东方的第一大港——出现。’这就是以广州为基地的中国罢工工人的威力。”[注]
纽约《民族》杂志编辑刘易斯·甘尼特在这年冬天去中国旅行，他写到香港的情况：
“……1924年，香港每天平均到船210艘。广州开始罢工、封锁香港、香港华工响应，航运降至每天34艘。房地产价跌落一半……英国大银行（东方最强的金融机构）股票价格也跌落了一百多个百分点……”[注]
后来，一位研究这次罢工的学者说，
“1926年10月封锁终止时，香港看起来完全像一座荒废了的村庄。买卖停止。大楼空荡荡的。办公室都关了门。几乎没有一点生活的气息。”[注]
有一件事情在这些记载中都没有提到，但却使享受特权的香港外国人可能最难忘记，也最为痛心疾首。那就是当他们那些中国佣人走掉以后，他们不得不自己做饭、自己洗衣、启己带孩子、自己倒垃圾——几十年来在东方的外国人几乎已经完全忘记怎样去干这些活计了。
香港当局失去了“劈柴挑水的人”①和更多其他的工人，不得不想尽办法引诱那些罢工工人回来——而在平时，他们对那些不顺从的工人是驱逐出境犹恐不及的。但是，他们的引诱未获成功。
①语出自《圣经》，指干苦活的人。——译者
罢工期间，成千上万聚集在广州的罢工工人要吃要住。宋庆龄在上海投身于为罢工工人募款的工作，她的呼吁“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我们不能延误救济工作”通过函件、电报传到美国、加拿大、东南亚、澳大利亚、墨西哥等处的华人社会。光是海外华侨的捐款经她手汇往广州的达10万美元以上。在她回广州时，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海员苏兆征率领一个代表团专门前去向她致谢。除了财政支持之外，孙中山夫人的名字作为主要支持者也提高了这次罢工的政治声誉。
在上海时，宋庆龄同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会长是共产党人向警予）紧密合作。7月5日，她应邀参加联合会的一次会议。会上，一位主要发言人在引用孙中山遗嘱中“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这句话后，接着说，“帝国主义正骑在我们脖子上，我们还不该起来吗？虽然我们的领袖已不在了，我们民众已经起来了！”宋庆龄听到这里，含着眼泪说，她觉得孙中山的精神确实不死。妇女们进行募捐，不仅为了支援南方的罢工，也为了帮助上海本市的流离失所的工人——宋庆龄帮助组织了一个特别的团体“上海救济五卅惨案失业工人联合会”。
不久，在广州显示出了可悲的证据，证明反动势力在那里同革命力量一样，也在积极活动。8月20日，廖仲恺在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所在地开会时，在门廊中为刺客的子弹射中倒地。廖的个子不高、肤色较黑、眼光经常流露出乐观情绪、动作灵活，读书广博，工作效率极高；从20世纪初期流亡日本时齐始，他一直是孙中山最亲密的同伴之一。对宋庆龄来说，他同他的坚强的妻子何香凝，无论在私交上或政治上，都是感情最深的挚友。廖氏夫妇都是她同孙中山结合的支持者和见证人。在看护孙中山的那些最后的日子里，何香凝给了她巨大的精神力量。
在国民党内部，廖是支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关键人物。在遇害时，他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和农民部部长，广州政府的财政部长和广东省长。他深为城乡劳动人民所敬爱，他们可以随时去见他，并且谈起话来总是很投机。他虽身居高位，但作为一个革命家，他不是失去、而是加强了同群众的联系。在省港大罢工期间，他担任罢工委员会的顾问，尽心竭力地进行各种活动，他的妻子何香凝则致力于日常的具体工作，为罢工工人解决食宿及其他物质需要问题。庆龄在上海就是同何香凝保持联系、配合工作的。
在广州，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周恩来是成员之一）的报告认为，廖的被刺是国民党右派的一次恐怖行动，并怀疑受到香港英方的煽动和资助。这也是一个讽号，显示出国民党右派尽管乐于借助群众运动的力量来推进北伐，却对群众运动又怕又恨。他们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以阻止劳动群众和他们的真正的支持者分享任何权力。
宋庆龄在给廖夫人何香凝的唁电中说，“惊闻仲恺先生哀耗，元良遽丧，吾党损失甚巨，实深痛切……但先生为党牺牲，精神尚在，吾辈宜勉承先志……务希各同志扶助本党，积极进行，万勿因此挫折。”[注]实际情况正是这样。在广州，参加廖仲恺追悼大会和葬礼的工人、农民、学生、城市贫民等共达15万人，会后并举行了游行。这是从5个月前孙中山逝世以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次群众行动，人们在对一位领导人的哀悼中表示了继承遗志的决心。这也是国民党左派（包括共产党人）对右派的一次明显反击。
宋庆龄在那封唁电中曾说到“本拟赴粤亲致祭奠，椎因事所羁，不克如愿”。实际上，她不但事忙，而且身体也不好，有空时就到她母亲处休息一下。她还没有从孙中山逝世的沉重打击和压力下完全恢复过来，而与此事有关的工作还得继续去做——她多次去南京视察拟议中的中山陵陵址，尽管新的政治任务接踵而来。
她还不顾病体，应邀赶赴北京参加6月30日在天安门前举行的反帝群众大会，以纪念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中死难烈士。她直接从火车站赶到会场，登上大会主席台，同大会主持人和一些特邀外宾（包括来自印度、日本、朝鲜、土耳其和德国的解放战士和进步人士）站在一起。但她的身体实在太虚弱，不能亲自讲话，只能委托妇女领柏刘清扬（共产党人）代她向到会群众表示歉意。据目击者回忆，她当天身着花边素服，微笑着向大家挥手致意。她的到场具有重大意义，受到群众热烈欢迎。
无论北方还是南方，群众运动的浪潮正在全国高涨。但各地的形势都十分复杂和充满矛盾。
在1925年上半年，作为革命根据地的广州在政治上是一座灯塔，但在军事上仍很不安全，革命政府所能真正控制的只是广东省的一小部分——从广州到湘粤边境韶关沿铁路线两旁的一条狭长地带。
在东面，广州仍经常处于以惠州为巢穴的陈炯明部队的威胁之下。陈部虽屡次战败，但训练和装备较好，除就地征税筹饷外，还得到香港英方和广州某些富户的资助。包括广州“商团”（被称作“纸老虎勺残部和乡镇地主武装“民团”在内的非正规部队为它提供了兵员补充。
在西面，广西的军阀并不甘心于被逐出广州，仍在垂涎广州的丰厚税收。
在北面，部署着北洋军阀的军队。
在南面，隐伏着来自香港的外国干涉的经常威胁。一些列强的军舰就碇泊在广州的内河，随时准备开炮和派遣陆战队登陆。
即使那些被认为“忠诚”的部队，也各有不同的打算。例如，在广州的滇军是为了榨取军饷——也只为了这个原因才愿意出力气防卫这座南方首都的。但那也是暂时的——因为他们仍想着从对手那里把云南省夺回来（他们是被对手赶出云南的），所以一有机会，他们就会远走高飞。对于革命理想、对于其他方面的作战（比如北伐），他们一概没有兴趣。
这些部队和其他“联盟”的部队都随时可能倒戈——谁给他们好处多，他们就倒向谁。1925年5、6月间，名义上统率全部革命军的滇系军阀杨希阂就是这样。他同桂系军阀刘震衰勾结，发动叛乱，占领了广州部分地区（包括许多公共建筑物）。但到6月中旬，叛乱就被粉碎，杨、刘逃窜。这要归功于以黄埔军校为基础建立的新军的高昂士气和作战效率，也要归功于省港罢工工人，他们英勇地断绝了叛军的铁路运输。
在这样的条件下，这支具有政治思想的新军虽然年轻而且人数不多，却能最后击败陈炯明这支主要的反革命军队。10月间，在第二次东征中，革命军攻克了被陈炯明吹嘘为“固若金汤”的惠州城。在这次战斗中，黄埔军校学生，特别是其中的共产党员，表现出高度的信心、勇气、纪律性和军事技术。苏联顾问的军事才能也对胜利的获得作出了贡献。黄埔学员们在这些苏联顾问的指导下，学习得很有成绩，有的不但参加拟订作战方案，并参与战斗。但真正的新事物是，打垮陈炯明的胜利是因革命军同群众运动（省港大罢工的工人和彭湃领导的农民）相结合而取得的。
这一胜利完成了一项长期未能完成的任务，即在广东省内清除所有军阀杂牌部队（为数达20万人）、使新成立的国民革命军成为全省唯一的武装力量。它还明白无误地显示出，国民革命军是中国近代史上从未有过的一支新型军队，在人民的支持下，肯定能够扫荡国内任何地方的军阀部队。
但是，按照作用和反作用的规律，新的问题也随着胜利而出现了。
群众运动既为革命增加了不可估量的力量，也在革命的高层领导中扩大了裂痕。有些国民党人只是口头上赞成群众运动，而在实际上则对群众运动怕得要死。二个顽固势力的核心在策划着进行抵制和反击。
而当新的国民革命军在胜利中显示出它的效能时，在国民党和军队内部就展开了控制这一有力工具的斗争——这场斗争后来以蒋介石的上升为其特征。
在国民党的政局中，以刺廖案为标志的右派对权力的攘夺，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也有反映——这就是“戴季陶主义”。戴是孙中山的一个长期追随者，在政治倾向上时左时右。这时，他写了两本小册子，鼓吹放弃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他为那些反对工农具有独立地位——更不用说领导地位——一的人说话，坚持认为工农必须绝对从属于为财富最多的阶级所统治的“民族”和“国家”。像不久前因墨索里尼得势而在欧洲出现的法西斯分子一样，他特别反对任何在被压迫被剥削群众中展开阶级斗争的想法，尽管他自己在向这些群众进行这样的斗争。自然，他不同意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要他们尽快退出；他也反对同苏联建立反帝联盟，而赞成同帝国主义妥协。实际上，“戴季陶主义”是要瓦解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所宣布的纲领。
在组织上，戴的领导地位到1925年底为“西山会议派”所取代。所谓“西山会议”是一些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郊孙中山灵梓暂厝地举行的一次会议。他们后来又在上海设立了“中央党部”及若干地方的支部。
但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因为得到了五卅运动后革命高潮的支持及最后打垮陈炯明的胜利，有力量作出重大的反应，它将“西山会议派”若干头面人物开除出党，并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重申和发展“一大”通过的方针政策。
就在这时，宋庆龄从上海回到广州，以她的声望和言论来加强左派的力量。在码头上欢迎她的除“二大”代表和党政要人外，还有群众的队伍（主要是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妇女团体），共约20万人。刚刚遇刺的廖仲恺的遗孀何香凝以悲痛心情继续战斗，她用拥抱和鲜花来迎接庆龄，使政治的含义和私人情谊融而为一。
第二天，即1926年1月8日，宋庆龄出席“二大”，并应邀发表演说。她说：
“我这次回到广东来，觉得有一件事是非常安慰的，因为此间一切政治军事都很有进步，而且比先生（指孙中山）在的时候弄得更好，这不仅是我个人的安慰，而且也安慰了先生在天之灵。”她这样说无疑是指当时国民党左派赢得了新的主导地位。
她接着谴责右派违背孙中山的遗训，号召革命党人“团结坚固，不要受人家的挑拨”。她呼吁贯彻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她告诉代表们“先生主义的成功与不成功，全仗诸君的努力。”[注]
1月9日，她和何香凝、邓颖超一起被推为国民党“二大”妇女运动报告审查委员会成员。
1月16日，宋庆龄以压倒多数票（在有效票总数249张中得245张）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这是她第一次独立地取得的政治上高层职位。新的中执委委员36人中包括另两位真正的左派何香凝和邓演达，还有7位共产党人（李大钊、林伯渠等）；在候补执委24人中，也有7位共产党人（毛泽东、邓颖超等）。林伯渠当选为农民部长，谭平山（当时是共产党员）为组织部长，宋庆龄为妇女部长（由何香凝代理），毛泽东为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
但是，由于汪精卫（国民党左派名义上的领袖和政府首脑）和陈独秀（当时共产党的领导人）的动摇，本来在国民党中央机构中将大为削弱的右派，通过妥协这扇“后门”仍然钻了进来。右派理论家戴季陶和几个幸免于被开除的“西山会议派”都被选进中执委，而在另一个高级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左派处于少数。
这里应该说明一下，这里所说的“左派”、“右派”是按当时的政治态度而分的，所以非常可能因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当时陈独秀把蒋介石看成是左派的一员或盟友，而一位苏联顾问则认为他属于“中左，正向左转并将继续这样”。
汪精卫当时被公认为是左派首领，实际上正如以后的历史所证明，他根本不是这样的人。在廖遇刺后，他在实际职权上成为掌握广州政权的三人寡头统治之首。另外两人是陆军部长许崇智和以黄埔军校为骨干建立的新军首领蒋介石（这是他第一次在这样高的层次出现）。辅助这三个人并参加他们的会议的是两个俄国人——国民党政治总顾问鲍罗廷和总参谋部顾问罗加乔夫。作为“三人统治”的首席和国民党左派首脑，汪精卫同已故的廖仲恺是完全不同的人。廖坦诚、朴素、平易近人、富有生气。而汪则喜欢装腔作势。他利用体型和面容上的天然优势（他看起来常会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总是精心梳理、讲究穿着，在公众场合露面时从来都是连每根头发都梳得十分整齐。他的妻子是马来亚一个橡胶园主的继承人，所以他也有钱来讲究仪容。他能写会讲，口若悬河，非常雄辩。他的经历富于革命浪漫色彩。青年时期曾拟用炸弹谋杀摄政王，事败被捕，后来据说光绪帝的遗孀见他年轻俊美才免其一死。但从他以后的生活中却再也看不到他早年一定曾经有过的那种勇敢的决心了，甚至于他同别人握起手来也使人觉得他的手是如此软弱无力，简直像块果汁软糖。[注]
“二大”之后，宋庆龄主要从事于妇女、教育以及妇女学校和妇女团体所进行的红十字会救济工作。她在一篇对广州女校、妇女团体的演讲中说：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出席女代表只有三位。而且是先总理（指孙中山先生——引用者）所指派的。现在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女代表，人数已经增多几倍了，这可见得我们女子，已有多数的人，明白三民主义和知道国民革命是谋我国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及实现党纲第十二条‘于法律上经济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我更希望诸姊妹们，齐领导妇女们向国民革命战线上走，那么国民革命成功便不远了。”[注]
由海员工会领袖苏兆征任委员长的省港罢工委员会代表团特来感谢她为支援罢工募集捐款时，她回答道，这次罢工是爱国行动，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加以支援。16个月之后，当北伐胜利进展时，委员会向她报告，已决定停止罢工并部署力量支援北伐。她复信赞扬在这次长期斗争中所表现的英勇精神。她说。这次罢工延续已一年以上，实行了孙中山先生的教导，为中国人民带来荣誉使所有帝国主义者大为震惊，深感中国人民之不可侮。她对工人的精神深表敬意。
3月初，她又乘轮赴上海，转往南京，参加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日——举行的孙中山陵墓奠基典礼。陵址在城郊雄伟的紫金山上。
几天之后，3月20日，在广州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这是到那时为止右派对孙中山政治遗教的最大的一次挑战。“中山”舰即原“永丰”舰，在1922年对陈炯明的斗争中，孙中山曾移居该舰并以之作为指挥部，所以后来为纪念他而改名。现在，这艘军舰又成了一次新的挑衅的牺牲品。进行这次挑衅的是蒋介石。他在参与第二次东征消灭陈炯明的斗争中，尽量为自己捞取了荣誉，接着就显示出了新军阀主义露头的迹象。他所策划的计谋很简单。先通过第三者给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当时为共产党员）发去一道命令，要中山舰从广州移泊黄埔。然后，他就宣布李之龙未经报告准许，擅调该舰，企图进攻他在黄埔的总部，并指这是共产党员和苏俄顾问的阴谋。（作为证据，他硬说李之龙曾要求他没收广州的所有私营工商业，否则就把他抓起来，送到苏俄的海参崴去。）以此为藉口。蒋下令逮捕李之龙和几名苏俄顾周。包括周恩来在内的黄埔军校共产党员、政工人员多名也遭到被捕或软禁。蒋还下令在广州实行戒严和宵禁。这一行动把“政府首脑”汪精卫吓坏了，就溜之大吉（他转道香港，去了法国）。
这样，蒋介石为自己取得了第一号实权人物的地位。在达到了第一步目的之后，他巧妙地作了一点战术上的后退，以稳定人们的情绪。他下令释放所有被捕人员，对苏俄顾问还表示歉意。在削弱了左派之后（许多被免职的人实际并未复职），他又对右派进行“打击”。他知道，右派总的来说是不会反对他的，所以他除了暂时扣留了几个右派之外，把两个可能同他争夺权力的对手——右派头面人物许崇智（前任总司令）和胡汉民（国民党重要政客）逐出广州。他的手法是利用他们在刺廖案中的重大嫌疑，以及他们靠拢左派的做作。
蒋介石玩弄这种两面的伎俩，大获其利。现在，两方面都觉得离不开他，而且由于他正在把军权一步步集中到自己手里，所以也没有人有力量把他赶走。
他的手法达到了使许多人被蒙骗的目的。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仍然肯定蒋介石是革命的。鲍罗廷和其他苏联顾问在“三·二○”事件中受到突然袭击，但后来在蒋介石道歉后就心平气和地仍认为蒋是“中间偏左”。汪精卫用自己的出逃给了蒋莫大的好处。蒋得到了所有这些“成绩”，却没有同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发生任何直接冲突——他知道自己现在还没有足够力量去镇压群众运动，而且群众运动还可以被利用来推进北伐，在北伐中他将取得全国的最高地位。
1926年5月，蒋为了进一步削弱共产党的地位，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不得担任中央机关的部长，从而把共产党员排除出国民党组织的最高层。又由于汪精卫既已出亡，蒋介石的支持者张静江当上了国民党中执委常委会主席，蒋任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他在“三·二○事件”中先实行进攻、后佯装后退的战术真是执行得再顺利不过了。
这样，当7月9日在广州誓师北伐时，蒋介石成了无可争议的总司令。在北伐中，过去这一时期的准备工作和积聚的力量都表现出来了。国民革命军摧毁了所有武装抵抗。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有效的群众宣传工作和农会的组织——这些都是通过共产党员的努力去完成的——为北伐队伍开辟了前进的道路。主要由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们组织起来的各地农会还为北伐军提供运输队和担架队，并在北伐军继续前进后确保后方的安全。工人也在各处提供有力的支援，前线的运输工作实际上都是由省港罢工工人组成的队伍担当的。到10月10日，距广州出师仅百日，革命军就占领了广州以北1000多公里的华中工商重镇武汉。这一天正好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15周年。不久，国民政府决定从广州迁往武汉。
北伐出师前后，在老革命基地广州，群众运动继续高涨。工人运动在刘少奇等人领导下多次举行会议，扩大活动。在保证支持北伐的同时，工人运动对那些企图以战争为藉口限制工人已得权利的计谋进行了斗争。特别是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后，中国工运的国际意识有所加强。它不仅向全世界各地工会对省港大罢工的支持表示感谢，并号召中国工人声援1926年的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和总罢工。中国工人虽然贫苦，仍进行了募捐；支助英国工人。
广东的农会在彭湃领导下，在1925年东征中已经显示出力量。现在，在北伐中，农会发展规模更大。仅在湖甫一省，农会会员开始时仅40万人，到1926年11月下旬就增加到120万人，1927年6月又增加到451万人。在相邻的湖北省（省会武汉），农会会员原仅7万2千人，到1927年6月也猛增到250万人。全国农会会员总数近1，000万人。[注]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毛泽东起了重大的作用。他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成为中国革命的经典著作之一。他在这篇报告中对农民运动作了分析和赞扬，并呼吁解除对农运的各种限制，使它的革命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宋庆龄从上海回到广州后，负责支援北伐的红十字会基金事务。10月间出席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
11月16日，她同一批党政高级官员作为先遣人员启程赴武汉——新择定的革命政府所在地。同行的有她的弟弟宋子文。孙中山的儿子孙科（曾任广州市长）、徐谦（司法部长）、陈友仁（外交部长）和鲍罗廷（首席苏联顾问）等人。像那时广州常见的那样，各界代表高举横幅、吹奏军乐、燃放鞭炮到车站送行。车开之后，宋庆龄把她事先准备的食品（水果和美味的三明治）请大家吃——她总是这样细心和想到别人的。
当时的铁路，往北只通车200公里，当晚抵达终点站韶关。从这里绕道江西到武汉的长途旅程，有时坐轿、有时骑马、有时步行、有时乘内河船舶，走走停停，一共花了三个星期。[注]
从孙中山准备北伐以来，韶关一直是北伐的总部所在地，这里的气氛同广州相似。城里高悬着谴责右派的大标语，孙中山画像的两边是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革命歌声飞扬。但离开韶关不久，这支旅行队伍就进入了仍然实行着封建统治的农村山区，部长们仍像以往大官那样坐八人抬的大轿，鲍罗廷和其他苏联顾问则骑驴或者步行（他们决定，共产党员不能坐轿子，轿子只用来装他们的行李人为了防备可能受到袭击，带着毛瑟枪的保嫖们在队伍前后跑来跑去。
在这北伐军新收复的地区，广州的钞票还不通用，所以财政部长宋子文带了几口袋银元在路上花用。
通过大庾岭（钨矿产区），队伍进入江西省。这一带路边的小镇上，鸦片烟馆和妓院的招牌仍到处可见，但工会和其他群众团体已经组织起来，它们散发传单、举行集会，表示欢迎，并请这些广州来的要人讲话（鲍罗廷用英语讲话，由张太雷翻译）。
队伍继续北上，有一段是乘船沿着赣江航行。一路上可以看到最近进行的战争和相当活跃的政治活动的遗迹。在标语口号中，有一些是明显的左派口号，如“列宁和廖仲恺的精神不死”、“工人农民要求减租、加薪、降低物价”、“反对苛捐杂税”等等。也有要求汪精卫复职的口号，因为汪仍被看作“左派”，为蒋介石所排挤。
但在江西省会南昌，政治和军事形势都不一样。这里是蒋介石总司令部的所在地。广州党政要员们12月2日抵达后，蒋介石用微笑、宴会和隆重的仪式来欢迎他们，但总的气氛是令人不安的。要员们同蒋介石不是在南昌、而是到附近的风景胜地庐山举行会议。会议讨论的问题有：
北伐军是否应暂停前进，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巩固新克复的地区，还是应继续挺进？想维护和加深革命并通过群众运动来推进革命的人主张前者，而右派及蒋介石则要求不断取得军事上的进展，特别是占领财富集中地上海。他们这样主张完全是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力而不是真正扩大革命的力量。尽管他们不同意，会议还是决定北伐战事暂时休止。
革命政府应定都何地？最后的协议是武汉。
汪精卫应否尽快召回复职？决定是召回。
对这两个问题，蒋介石看起来都没有什么不同意见。他感兴趣的主要是军费，并且希望他能掌握的军费越多越好。他的打算是通过他的家乡浙江省到达上海，用金钱收买这些地方的防军首领，而不是用战斗来解决他们。然后，他就可以从浙江和上海的地主豪绅、银行家和工商业者那里得到更多的财富，交换条件是蒋介石将以他手中的权力来保护他们，不受工农群众的侵犯。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蒋介石在这次庐山会议上采取的战略是麻痹他的对手，暗中扩大兵权和财源。
但当这些党政要员们动身前往武汉时，蒋介石却突然取消了他原来答应同行的计划，宣布返回他自己的重要据点南昌。他还免去邓演达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因为邓是国民党左派，而且这个职务同他的关系太密切、参与的机密也太多，所以蒋必欲除之而后快。当广州来的党政要员们到达武汉后，他们发现蒋介石早就越过他们，擅自下令制止武汉一切罢工行动并解除了工会纠察队的武装。他对农民运动也给以类似的打击和破坏。
包括宋庆龄在内的党政先遣人员的最后一段旅程是从九江乘船溯江而上，路上较为舒适。他们到达武汉第一眼所看到的是聚集在这个革命新首都港口的外国炮舰。这些外舰不但不按惯例升旗欢迎，以表示对革命政府的蔑视，其中一艘还故意阻挡他们所乘的汽轮航行。但他们很快就看见有三架带着国民政府标志的飞机正擦着英国军舰“金邑子”（“柯克捷夫”）号（它不久前参与了屠杀许多中国人民的万县惨案）的上空飞过。这是一个象征，显示中国终将成为它自己的水域和空域的主人。船上的革命政府人员为此深感振奋。
在武汉，等待着他们的是热烈的欢迎和一系列暴风雨式的、决定国家命运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