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1929年循陆路从欧洲回国，5月6日过莫斯科，转乘横越西伯利亚的火车，在5月16日抵达中国东北的哈尔滨，次日到沈阳。这一地区的首脑、军阀张作霖之子“少帅”张学良在官邸宴请了她。日本人原来是支持张作霖的，但在1928年却谋杀了他。张学良因此转向蒋介石，希望蒋帮助他抵抗日本。但蒋却把他推上反苏的道路，这一年，东北军同苏联发生了武装冲突。
到1931年，当日本侵入东北（外国当时通称为“满洲”）时，蒋介石却下令“少帅”不抵抗。几年之后，在成为时局转折点的1936年西安事变中，已失去耐心的张学良强制扣留了他的名义上的统帅蒋介石，迫使他停止内战、抵抗日本。历史的发展是有其逻辑规律的，只是需要时间罢了。
当时，在1929年，尽管宋庆龄是反对军阀的，也许由于她感觉到“少帅”有真诚的抗日情绪，她同张的会晤是相当热烈的。她在哈尔滨发表的声明中曾称苏联是中国唯一的真正朋友，这可能是为了劝说张学良放弃反苏的行动。张采取这些行动是为他那些最保守的部下、蒋介石政府和某些外国所迫的。宋庆龄善于交友，她同“少帅”夫人于凤至相处特别融洽，于也要去南京参加孙中山的奉安大典。
宋庆龄继续前行，过了山海关就进人蒋介石直接控制的地区。在天津，她的继子孙科、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和其他国民党高级官员到站迎接。傍晚到达北京，即驱车赴香山碧云寺在孙中山灵前献花。孙的遗体自1925年后一直存放在寺内。
她当时一定是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在这里，她作为一个极度哀伤的年轻遗孀，曾经痛悼她的丈夫，并且保证要捍卫和推进他的事业，完全没有想到前面的道路上会是这样满布荆棘、血迹斑斑。现在，她又回来了——她仍然年轻，但已是一个老战士了，经历过许多“为建设和拯救国家而进行的严酷战斗”的考验，并且准备去迎接更多的战斗。在1925年她哀悼孙中山时，她同她的家庭、同国民党是一致的。现在，她已把他们中的许多人斥为孙中山的叛徒，并决心要把孙中山的旗帜从这些篡夺者手中争夺过来。
5月22日，她在碧云寺参加孙中山遗体改殓钢棺仪式，“哭泣甚哀”。
5月26日，她护送马拉的灵车去北京火车站，随行人员中新增了以名义上的共和国主席林森为首的南京特派迎梓专员，沿途30万群众默哀致敬。
两天后灵车到达南京，蒋介石到站迎接。孙中山灵柩隆重安置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三天内各界公祭。三天后举行家祭，宋庆龄引领孙、宋两家家人行礼。蒋介石特别注意出席这次家祭，因为他要树立这样一个形象：即，他不仅是孙的政治继承人，还是孙的亲属。带有讽刺意味的是，后面这个身份他是通过宋庆龄才得到的，因为他娶了她的妹妹（部分地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
6月1日，孙中山奉安大典在紫金山中山陵隆重举行。宋庆龄主持了封棺和封闭墓门的仪式。“她使自己站立的位置离开别人、甚至她的家属，坚持完成这长时间的、令人难以忍受的仪式，眼看着孙的灵柩稳妥地安放进耗资百万的墓穴，然后就返回上海莫里哀路寓所。”这是美国合众社记者兰德尔·古尔德的简洁描述。《纽约时报》记者亨利·米塞尔维茨的报道中说，她“独自站着，旁边没有人搀扶。”
新西兰人路易·艾黎曾参加这一大典，他清楚地记得当时的一些细节：
“我们站在中山陵登山石阶的一边。宋庆龄从石阶的中央迳直登上。蒋介石和他的副官们在她的另一边。她不同这群人走在一起，也不让蒋扶着她。”
米塞尔维茨还报道说，“士兵、水兵、男女童子军、宪兵和警察”事先已部署完毕，以便“悄悄地对付一沉默的、聚集起来的人群”。送葬队伍中有“中国官员、外国使节、军队和其他一些人。”灵柩是由“苦力”抬运的。墓穴只对“经特别邀请的人士”开放。
确实，所有这些官方的安排同1925年在北京举行的出殡仪式大不相同，后者是一件人民的大事。
宋庆龄称这次奢华的仪典是“是我们的希望和牺牲所行的葬礼。”
6月2日，她同母亲和两个弟弟返回上海。埃德加·斯诺在《赛勒氏评论报》上写道：“二十多位中国报纸记者邀宵等候在上海火车站，希望能得到一个访问的机会。从这一事实可以看到人民群众对她的动向的注意。”但这一次，她在到上海时只传话说，她很疲劳，回上海来休息，不发表谈话。
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却一点也不放松把她拉到他们那一边去的努力。这本来也就是他们要她回来的真正目的。6月17日，她的妹妹蒋夫人专程到上海来请她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她没有去。事实证明，她不去是对的。在这次全会上通过了《人民团体组织法》，禁止一切反对“三民主义”（按照蒋介石一派的解释）的言论及行动，规定所有团体均须服从国民党政府。她避开了这一陷阱。
她同母亲在风景如画的杭州西湖休息了几个星期。8月1日，宋庆龄采取了行动。应“国际反帝大同盟”之请，她发表了对蒋介石政权的尖锐谴责。古尔德说，“要不是受到镇压措施的干扰，她这一炮将在全国得到响应。”在这个电报中，她指出：
“反革命的国民党领导人的背信弃义的本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耻地暴露于世人面前。在背叛国民革命后，他们已不可免地堕落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企图挑起对俄国的战争。……恐怖行动只能唤起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加强我们战胜日前残忍的反动派的决心。”
她所提到的对俄国的挑衅是指在中东铁路挑起的冲突。中东铁路在东北，由俄国建造，中苏共管，她最近回国时曾经由这条铁路。中国反动派自1927年蒋发动的政变后就积极参予西方和日本包围和骚扰苏联的战略，至此达到高潮。
古尔德叙述了她的电报是怎样为官方传播媒介封锁的。英文报纸不愿意蒋政权找它们的麻烦，都不发表她的电报，只有一家例外，但这家报纸刊登的是“一则完全被颠倒了黑白的电文……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并且把孙夫人写成是赞同恐怖政策的”，后来又“对送去请他们更正的正本置之不理”。中国报纸“则不管哪种版本一概不登，以免惹事”。在国民党官员方面，“有人显然是同情的，但不敢公开表示；也有人大为光火”。在街上，“有人把电报印成传单，但散发传单的人都被抓起来；有一次传单是从南京路先施公司大厦的屋顶上撤下来的……”
古尔德又写道，“孙夫人本人说，‘自从我发了电报以后，心里感到痛快多了。我必须表白自己的信念，至于我个人会遇到什么后果，那是无关紧要的。’”
后来发生的情况是，蒋介石对宋庆龄改变了手段。迄今为止，他一直想讨好她；现在改用威胁。充当蒋的工具的是戴季陶。戴是孙中山的老部下，曾参加孙来在日本的婚礼，后来却从左派变成了极右派。
10月20日，在燕京大学学生出版的英文《明日之中国》第一卷第12期上，宋庆龄发表了她自己所作的关于这次同戴季陶谈话的记录。这份资料的价值在于它是除《广州脱险》（1922年）外唯一一篇带有自传性质的材料；更为重要的是，它在各项基本原则和当前问题上表达了她的态度和观点。因此，下面全文引用这篇记录。
“经过一番颇具感情的寒暄之后，戴君便说他的身体坏极了，多次想离国远去。去年，当他打定主意要到欧洲去时，蒋介石和其他许多朋友要求他共黝国家的建设工作，阻止了他实现许久存在心里的计划。戴君还说，他既不为金钱，亦不贪图地位，参加政府只不过是分担一份党国艰难事业的责任，而没有其他什么动机。我明白戴君是带了蒋介石的使命来探我的消息的，我打断了他，说他没有能出国是很可惜的。他被我的话窘住了，默不作声。他的夫人打破沉默，问我为什么还没有到南京去。我回答说，‘葬仪已经过了，我为什么要到南京去呢。’她殷勤地继续陈述，‘陵园真是美丽，您的住宅里一切设备都布置好了，我们都愿意您到那里去，您也可以就近向政府提建议。’我对于她这番口齿伶俐的话，直率地答复她说，我对政客的生活不适合，况且我在上海都没有言论的自由，难道到南京可以希望得到吗。
“在这当儿，戴君从他的坐位上站立起来，咕噜着像是有什么东西要给我看，同时，他的手在口袋里摸索了一回，后来取出一张折着的纸。他正要送到我手里来，我已经看清楚了、我确信地对他讲，那好像就是那份我拍给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的、南京政府不许发表的电稿。
“戴：这真是从你这里发出去的吗？我真不大相信，像您这种地位，取这种态度，实在是有点不可思议。这诚然是一桩很严重的事啊！
“宋：这是唯一诚实的态度，即使孙先生处于这种环境之下，也是要取这种态度的。你散布谣言把我的电报视做共产党的捏造，未免太可笑了。我有权可以证明，一字一句都是我自己写的。
“戴：共产党是要负一切罪恶的责任的，尤其是现在，共产党受莫斯科的指导，在全中国制造混乱，杀人、抢劫、放火。你怎能发出这种电报来攻击政府呢？我们把私人关系搁在一边。政府对这种严重的过失，是不能忽视的。纵使政府有了错误，你也没有权利公开地说。你应该遵守党的纪律。而且这件事尤其不好的地方，是拍电报给外国人啊！这无异丢政府和民族——你自己的民族——的脸啊！
“宋：遵守党纪，虽然，谢谢你们把我的名字列上你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实我并不属于你们的贵党。你竟有这种勇气告诉我，说我是没有权利说话，你们是把我当做招牌去欺骗公众吗？你的好意正是一种侮辱。相信吧，没有哪个以为南京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我是代表被压迫的中国民众说话。这你是知道的。全世界人民很容易分辨究竟我致电的“外国团体”对于中国及其人民的利益到底是友善的呢，还是有损害的呢？你适才带着“爱国义愤”所援引的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现在正为中国的主权和民族的独立而积极地工作。我的电报正是维护中国人的光荣的表示。你们投降日本和外国帝国主义，侮辱革命的苏俄，才证明你们是一伙走狗，给国家与人民带来了耻辱。你们的爪牙杨虎，在法国巡捕房控告我装置秘密无线电，布置外国特务来对付我，这不是丢脸吗？你们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留下了多少污点，民众将有一日要和你们算帐的！
“戴：你太性急了。孙夫人，革命不是一日能够成功的，请你不要枉费精力从事破坏工作，攻击政府和几个领袖，与我们合作才是你的义务。你的愤激和感情，我十分了解，这是过去几年痛苦经验的结果。但是孙先生不是一个寻常人，他远远超过一切人，天赋予他一种非常的智慧和才能，他的理想超前了几世纪。你必定明白的，三民主义不能凭空想由几代人去完成，可能需要三百年或是四百年，谁又能断定呢？
“宋：很明显地，你现在所引据的都是你们篡改过了的三民主义。孙先生自己曾声言过，假如党员能确守主义，革命是能够在二三十年之内便可以成功的。事实上，当他起草《建国大纲》的时候，他就有这个意思，革命一定能够在他活着的时候成功的。不然，你是可以猜想得到的，这样具有天生智慧的人，又是在屡受党内军阀反叛之后，他会赞成军政时期吗？戴君，你的议论很显然地是带了病态的，这是你身体太坏导致你变得太悲观，你已经不再是热衷于革命、正义与改革的青年戴手陶了，你已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佛教徒了。但是我要警告你，不要把孙先生当作一个偶像，当作另一个孔夫子和圣人，这是对孙先生的名声的污辱，因为他的思想与行动始终是一个革命家。我很遗憾，你的思想已经堕落了。
“戴：正好相反，我的思想已经与年俱进了。改进社会状况、改善人民生活，这不是革命的吗？
“宋：国民党是作为一个革命的组织而创建的，绝对不是一个改良派的会社，否则，它就应该叫做进步党了。
“戴：那末请问你是怎样理解一个革命者的呢？似乎有很多不同的定义了。
“宋；革命者不满意目前的制度，努力以求建设有利益于社会广大群众的新的社会秩序来代替旧的社会。请问：迄今你们有什么革命的成绩呢？
“戴：恐怕你没有注意到政府各部的进步吧。建设工作正在进行，朽败的房屋变成了新建筑，计划建立新的铁路，改革国家交通，救济人民的痛苦，比如，你看到的南京宽广的中山大道就是。这些不是我们在阻碍横生的困难环境中作出的杰出成绩吗？
“宋：我除了看见你们妄肆屠杀数百万将来可以代替腐败官僚的革命青年以外，没有什么了；除了穷苦绝望的人民以外。没有什么了；除了军阀争权夺利的战争以外，没有什么了；除了对饥饿的民众的勒索以外，没有什么了。事实上，你们什么都没有做，只进行了反革命活动。至于说到你们其他的功绩，宽广的中山大道是谁得利了呢？惟有便于你们这些人们乘坐汽车。我恐怕你们从没有想过成千累万的穷苦人民，为了你们的便利而拆去了他们唯一栖身的茅屋吧。
“戴：这些都是荒谬不合理的谴责，请你告诉我不拆除破旧的茅屋和一些建筑物怎能从事改建呢？
“宋：但是为谁的利益而改建呢？你是不是以为孙先生组建国民党是要使富人更富，并吸吮中国几万万垂死人民的膏血吗？他努力不屈不挠地奋斗四十年是为着这样吗？
“戴：任何人都有良心的，这不是个人专有的，你知道在哲学上……。
“宋：请你不要谈那些玄妙的道理，我只知道事实。
“戴：那末你的意思是要每个人都不要讲求进步，回复到过去时代，仍旧步行，而不用汽车吗？唉！
“宋：我不要求那种荒谬，我只要求你们停止提高你们的物质生活。这已经是太奢华了，超过普通一般人万倍以上了。我知道有许多军阀官僚几年前都是很贫穷的，现在忽然坐上高级汽车炫赫夸耀起来，在租界上为新娶姨太太购买大厦。我请问你，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你想，假如孙先生还健在，他能容忍这种现状吗？假如，你也还是有良心的，你不能不承认现在的国民党是已经完全失去了它的革命的意义吧。
“戴：你初回来的时候，何以不把你的意思发表出来呢？
“宋：不是我的意见常常都是被压制的吗？但是我已经向你们的主席自由的发表我的意见，是他不让别人知道我的意见，那是他应该负责的。
“戴：介石正在竭力以求实现孙先生的《建国大纲》，他负着极大的责任，他要克服无穷的阻碍，全体忠实同志，都应该来辅助他。但是现在情况是很困难而又复杂的。诚然，即使介石把政府交给你，或汪精卫，我敢断言，情形纵然不更变坏，也不会有半点改善。
“宋：实在说我并不希望代替蒋君，不过你以为中国的情形除了蒋介石以外，再不能有别的人能够把它改善？这也只是你个人的偏见。国家的福利，不是任何个人的专利品或私有财产。你的根本错误，就在这里。至于说到实现孙先生《建国大纲》，我不知道哪些方面是蒋介石和他的僚属在哪里实行的。即便是他最后的遗嘱，你们每天只用做口头背诵的，你们都把它出卖了！你们是禁止言论、禁止集会、禁止出版、禁止建立组织来实行唤醒民众吗？
“戴：你不会忘记，当民众运动进行的时候，湖南广东发生过什么事变吧？真的，这种恐怖仍记忆犹新啊！你已经看见自由是怎样被人滥用啊！这种集会唯一的结果，是无秩序与动乱。在这方面中国人民落后了几个世纪。就是国民党的党员中间，他们曾受过了相当的训练，有时集会起来，还是不免没有秩序与争闹哩。孙先生对此很失望，才写了那个《会议通则入你怎么能够希望这些没有受过教育的群众能集会！至于叫他们自己组织起来，那是更谈不到了。他们一定首先要经过一个训政时期。
“宋：你知道你袭用了帝国主义反对我们取消领事裁判权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所采用的同样的武器，拿来反对我们自己的民众吗！帝国主义者说我们落后了多少世纪，不懂法律与秩序，所以不能治理我们自己，必须经过一个训政时期。你们不让群众有机会去实习上面所说孙先生著的《会议通则》，怎样能够希望人民会组织和集会呢？哪里有能够不入水而能学会游泳呢？戴君，是不是你自相矛盾呢？
“戴：我恐怕这是你自相矛盾吧，你想增进人民的福利，减除人民的痛苦，然而你又反对向人民的敌人——桂系和其他军间，如冯玉祥和阎锡山等，他们都是革命前途的障碍物——宣战。
“宋：在军阀的战争之中，除了增加税捐、压迫与丧失生命以外，人民得到了什么利益呢？
“戴：那末你也明显地意欲和平，但是你又在制造分歧，并且攻击这些为国家与人民努力工作的人们，让我们现在彼此尊重相互间的意见，我们将听你的意见，但是你也必须倾听大多数人的意见。
“宋：对于这种埋在坟地里的和平和你对我浪费时间的游说，我都不存一些幻想。
“戴：你不能够到南京来呆些时候吗？那里有你的亲族，在那样的环境里面，你也会比较的快活一些，我们都是人，怀有好意和同情心的人。
“宋：假如快乐是我的目的，我就不会回到这样痛苦的环境里面。目击我们的希望与牺牲被葬送，我同情民众甚于同情个人。
“戴：孙夫人，我希望你不要再发表宣言。
“宋。戴君，使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只有枪毙我，或者监禁我，假如不然，这简直就是你们承认了你们所受的指摘并不冤枉。但是你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和我一样公开进行，不要使用鬼祟的毒计，用侦探来包围我。
“戴：我去南京，回来以后再来看你吧。
“宋：再来谈话也是没用的了，我们之间的鸿沟太深了。”
在这篇谈话中，她所选择的论点和口气都是有意说给蒋介石听的，因为是蒋派戴季陶来的。就戴个人而言，她也变得对他十分鄙视。戴利用他同孙中山的老关系，成为蒋介石的主要辩护士。他曲解孙中山的学说，竭力为蒋的血腥反动行径辩护。
9月间，国际反帝大同盟在德国集会，再次选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此事继她那篇措辞激烈的电报之后发生，更激怒了蒋的国民党。
1929年9月21日，她登上一艘法国邮船驶往马赛。
在这次短暂回国期间，她打破了想把她拉进官方罗网并使她同革命隔绝的双重阴谋。在蒋介石统治的心脏地带，她向蒋宣布，她“不属于你们的贵党”。埃格加·斯诺当时写道：
“孙夫人由于坚持她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并为她的信念而作出牺牲，使她比其他任何一位革命家更受到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热爱。”
对于有进步倾向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尤其如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同战火纷飞的红色区域没有联系，也无法接触。但是孙夫人站在什么地方，那里就矗立着正直和进步的标柱。
即使是怀疑论者，甚至一些敌人也敬佩她的原则性和勇气。
1929年9月24日，她所乘的邮船停靠香港。在那里，她只接见了孙中山的侍卫副官黄惠龙。黄在1918年发动加拿大华侨集资购买上海莫里哀路的住宅，赠送给孙氏夫妇：1922年在陈炯明叛变时，冒死保卫广州观音山总统府。不论是否担任公职，宋庆龄对老朋友是从来不会忘记的。
约一个月后，她又回到了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