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攻占上海后，宋庆龄转移到一个新的地点——香港去继续她的工作。在转移出去之前，她又得过一关，因为她的寓所虽在法租界（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归外国人管辖，在法理上是中立地带），但现在除在附近经常出没的密探外，又多了一些前来监视的日本特务。为了麻痹这些家伙，在动身的那一天——1937年12月23日——她在家中安排了一种使人不可能产生任何疑窦的安详景象。两位外国女友到家里来喝茶，一会儿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也来了。她和贴身女佣李姐从后门登上艾黎雇来的出租汽车，然后开往公共租界的外滩码头，登上一艘挂外国旗的沿海客轮。她用头巾捂住半个脸庞（那天天气很冷），一只手挽住艾黎的结实的臂膀，显得十分轻松自如地一同走上跳板，没有人来得及阻止和盘问。
她选择香港作为目的地是根据中共驻上海代表潘汉年转达的中共中央的意见。在同一条船上的还有中共联络员李云，一位年轻妇女。她们是分开买票的，上船以后直到确认安全有了保障才开始接触。她们抵达香港正好是圣诞节。有四年时间，这里将是宋庆龄开展持久的、多方面的活动的基地。
为什么选择香港而不是武汉（中国政府从南京撤退到这里，以后又西撤到重庆）？这是因为香港密迩华南战区，便于访问和来往，但又可不受国民党的干涉或检查。从这个还在英国人手里的开放港口，不论在政治上或在交通上，她还能更方便地接触到海外支持中国民族解放和进步的人士——他们中间有外国人，也有分布世界各地的千万华侨，而在外国人和华侨中宋庆龄都有很高声望。他们可以通过香港把他们捐赠的款项和实物，经由他们所信赖的宋庆龄的手分配出去。
因此，除了短期去内地旅行外，她一直住在香港，直到1941年底日本人占领为止。在到达香港的最初几个月里，她就建立了“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保盟的主要任务是向中国战地提供救济和援助，特别是中共在敌后不断开辟的游击区——对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是久所擅长的——这些游击区是第一批从日本占领军手中收复的成片中国领土。但是，中共领导的部队尽管属于统一战线并已合法化，却得不到中国政府的军需给养，甚至连医药供应也没有。
这些区域还受到了新闻封锁，所以保盟除救济工作外，还为它们进行宣传。
保盟在组成上具有广泛性和国际性（成员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人为宋庆龄进行十分重要的更为广泛的活动提供了基础。下面将首先介绍这些活动，然后再叙述保卫中国同盟，因为它有本身的独特历史。
在国内事务方面，她的工作是保持、加强和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核心——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这在抗战期间曾经几起几落。在国际上，她帮助建立和加强反法西斯阵线。
为了在战火纷飞的中国实现内部团结并扩大进步影响，她始终不懈地努力。在到香港的最初一两年中，她工作的中心是加强当时正在出现的积极的、建设性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她对国民党于1938年春在武汉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统一战线导向的《抗战建国纲领》，表示坚决支持。她在4月间同何香凝联名发表致国民党领导的公开信，认为这个纲领须付诸实施，而不应只停留在纸面上。她们都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且始终如一地主张国共合作（虽然几乎长期处于孤立状态）。她们没有实权，但受到公众尊敬。在这封信中，她们就国民党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提出七点建议：“一、重振党纪，严厉制裁一切偷生怕死、贪污舞弊、欺民枉法之负责党员……；二、尊重民意，实现民权，彻底取消一切有形或无形压制民意、妨碍民权之法令；三、……停止任何方式之党派斗争，务使全国人民一致精诚团结；四、时刻不忘当前民族国家之耻辱，胜困不骄，败亦不馁，贯彻抗战建国之目的，切勿中途易辙。凡稍得胜利，即妄冀和平、实为屈辱之主张，尤应坚决反对，勿使我民族国家，重蹈万劫不复之地；五、严防敌寇阴谋，勿中其一切挑拨利诱之伎俩，务使其不战亦能灭亡中国之毒计无从实现；六、严厉执行褫夺从事傀儡汉奸者之公民权，没收其全部财产，如身为党政负责人员，尤应加以严峻之刑律……；七、勿忘全国同胞在被占区域及作战区域……种种惨痛……党政当局贵能牺牲少数人之安荣利禄，而以解除全国人民生活苦痛为前提……救济难民、抚慰流亡、优恤阵亡将士家属及死难同胞、取消与禁止一切苛捐杂税及高利贷，斟酌情形豁免赋税，或减低租税等等，当努力实行，务使全国同胞乐于追随吾党，抗战到底。”
对战时逃避兵役的人和逃亡的人，宋庆龄是毫不同情的。她在6月2日致函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提出应制止民众逃入香港（妇孺老弱除外）。年轻力壮者和富裕者大批出亡会降低海外对中国的尊敬。应训练更多壮丁参战、改善防空设备、照顾难民生活。
她对投降主义的心态和阴谋感到十分愤怒和厌恶。1938年5月25日给新西兰籍同事杰姆斯·贝特兰的信中，她谴责了中国的投降主义并联系到欧洲的情况：
“那些失败主义者又在嚷嚷和平了。但在我心里毫无疑问：我们——人民——将抵抗到底。希特勒已下令召回所有德国军事顾问（他们过去帮助国民党打中国红军，后来有一个短时期帮助打日本，现在日本又成了纳粹德国的盟友）。他们全都不愿意回去。希特勒还没有意识到他正在干一件什么样的蠢事……把那些有问题的人和那些间谍从我们中间清除出去之后，我们会战斗得更好。”
1938年7月7日，在《抗战的一周年》一文里，宋庆龄赞扬了一年来克服巨大困难而进行的严酷的、牺牲惨重的战斗，但警告说，这“不过是争取我中华民族解放、独立的开始”，并须警惕“国内实不乏怯于对外、勇于对内的政治家，抗战伊始，即抱失败主义，一闻敌人有意言和，即入出活动，恨不能立刻成为事实。……要斩断敌寇侵略的另一只魔手——政治诱和的阴谋”。
她还说，《抗战建国纲领》虽已公布，还有待于实行。对人民进行政治动员和军事训练是必要的。同样必要的是发动国内及华侨的富有者，筹资开发中国的西南和西北地区。“改善人民生计”、“改善政治机构”（这是她经常提到的主题）都“须立即求其实施”。政府应尽速召开“国民参政会”，“不仅听取彼等意见，贵能迅予执行彼等……之提案，进而能改变参政会之职权，不仅为一中枢政府之咨询机关，而为民主政治国会职权之实”。
宋庆龄虽以香港为基地，但并不总是住在那里。在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之前，她曾数度访问这个城市。广州同中国革命的历史、同她过去的经历，有着十分亲密的联系，现在正受着战争的威胁和破坏。她的访问是为了鼓舞抗战意志和加强统一战线。有一次（1938年8月份）则是专门为了去会见邓颖超，邓为中共领导人之一，是到广州来帮助组织妇女参加抗日的。自从1925—1927年大革命后，宋一直没有见到过邓。
每次去广州，宋庆龄总是受到省政府的官方式欢迎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在医院里，她慰问在空袭中的伤员（在一个医院里，她亲自抚抱了刚从被炸死的一个妇女腹中安全取出的婴儿，十分悲愤）。她到覆盖着蓝色琉璃瓦的中山纪念堂去察看敌机轰炸造成的损坏。她去凭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这座墓园的建筑是海外华侨捐资的，因为这些烈士中多数是华侨，所以这对他们有着特殊的意义（许多石板上都刻着美国、加拿大、英国、东南亚、拉丁美洲各地华侨社团的名字）。
她再度访问了中山大学、黄埔港（1924年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她站在孙中山的身边）、沙面惨案纪念碑（1925年英、法水兵在此用机关枪扫射中国学生及其他示威群众）。来到这些熟悉的地方一定勾起她许多回忆。想到那些被反动势力和内战所糟塌掉的年月，她会多么气愤和悲愁！眼见日本人现在对这座革命的、重要的南方城市狂轰滥炸所造成的破坏，她又是如何义愤填膺！
正是在广州，在1938年9月18日即日本侵占中国东北7周年纪念日，本书作者第一次遇到和认识宋庆龄。到那时为止，广州所受到的日机空袭中所扔下的炸弹，其总重量是任何一座后方城市所从未经受过的（包括西班牙共和国的城市在内战中受到的轰炸）。但广州市民不怕日机的轰炸，在那一天晚上举行了十万人火炬游行示威，宋庆龄就在这个行列中同群众一道步行前进。
游行群众的无畏气概可以从这样一个事实衡量出来：当时的防空手段只能等敌机飞过海岸线才能发现，而从海岸线到广州市区上空不过是几分钟的事情，所以根本不可能及时发出空袭警报。他们的无私精神也是值得怀念的。他们不要求中国空军派更多飞机来保卫他们的城市（日本人的宣传嘲笑广州没有空防），相反，有些游行群众举着标语牌，要求中国空军集中力量保卫临时首都武汉。
在那些日子里，宋庆龄邀请本书作者和另外一些人参加保卫中国同盟广州分部的工作，从而开始了本书作者同这个组织及其后继者中国福利基金会和中国福利会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关系。
在广州，同在其他地方一样，她专门对妇女讲了话。在她的号召下，城里许多妇女辛勤工作，缝制棉被和军服，并且打破旧的地方观念，把这些被服送给远在北方作战的战士。她要求每个妇女制作或捐赠一条被子或一套军服。她从自己有限的一点积蓄中捐出了够买几十套被服的款项。
在更广泛的问题上，她也专门向全国的妇女讲了话。她指出，她们首先是国家的公民，同时强调妇女在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中的巨大潜力，而妇女解放的前提则是民族解放。
武汉和广州所面临的日趋严重的形势是她在10月10日（辛亥革命纪念日）发表的《双十节告全国妇女界》一文的主题。她说，如果我们能够集中力量，发挥工作效能到最高点，就可以“将全面的游击战、运动战配合起来，守住民国诞生地的武汉……而且一定也能保卫……革命策源地的华南，争取更坚强的世界同情援助，推进国际和平势力的结合，打击整个的侵略阵线”。
她又说，“不必要的磨擦猜忌仍是团结……的主要障碍……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仍遭着人们的曲解或怠工……抗战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仍多方受着束缚……仍有一部分人士昧于情势，敌友不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口号“仍没有充分做到”，“前线虽然在浴血苦战，后方仍到处看见苟且偷安的现象。”
她最后说，“占全国人口半数的二万万妇女，对于进一步巩固国内的团结，是有着一半的决定作用的。”“妇女们应当加倍努力，团结在一起，以获得民族国家的独立自由，因而获得自己的解放。”
也是在满目疮痍的广州，她在一次海外华侨代表会议上号召各地华侨不但要支持祖国的团结抗战，而且还要克服他们内部的门户之见。她促请他们保持革命传统，并希望他们牢记这样一个冷酷的真理——只要中国本国仍受外国列强的欺凌，他们在海外就会继续受到歧视。在遍布全球各地的华人中，她的声音都在回响。海外华人除了尊敬这位他们所爱戴的孙中山的助手和遗孀，还传颂着她——和孙中山一样——在财务问题上的绝对正直。不论政治倾向如何，他们一致相信，他们为支援战火中的祖国而捐献的款项，只要是交付给孙夫人的，那就绝不会有一分钱被侵吞或浪费。
她9月间在广州还会见了印度国民大会党援华医疗队。中印两国人民在古代曾因共同的佛教信仰而建立联系，其后中断了数百年，直到近代才因共同的奋斗目标而恢复来往，这支医疗队可以说是在这方面的先锋队。印度医生们最后到达了北方的解放区（他们对孙夫人在广州参加英勇的火炬游行的情景一直记忆犹新）。稍早一些时候，她在广州接待了世界学生联盟派出的一个援华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后来到了武汉，接着北上延安。
虽然广州人民的士气高昂，当日军在附近沿海登陆后，当地那些只会说漂亮话的国民党军政官员不战而退。只隔了几天，广州就在10月21日沧于敌手（居民多数疏散去外地，他们不向敌人屈服、不同敌人合作）。接着，在10月25—27日，中国临时首都武汉陷落。
在这危机时期，宋庆龄的言论显示出，她对人民的信心是何等充足，而对上层的那些变节分子的警惕又是何等敏锐——这两方面都是她从1924—1927年革命中所汲取的教训。
变节分子确实在很高层浮现出来。其中之一就是汪精卫。他曾经作为著名的国民党左派，担任1926—1927年武汉政府的最高领导，不久叛变。此后，他在国民党中的实际地位总是次于蒋介石，而他又因追随孙中山的资格比蒋还老而自负。现在，在武汉失陷后，他居然无耻地投向日本人那边去了。1938年12月18日，他潜离战时首都重庆，经昆明，于12月23日抵达当时的法属印度支那首府河内，旋即宣布响应日本首相近卫对华诱降的声明。1939年5月，他回到日本占领下的上海，加紧进行卖国活动。
早在10月底，当汪精卫发表投降主义言论时，宋庆龄就同何香凝、陈友仁等联名加以谴责，要求政府清除主和分子，向全国明示继续抗战的决心，并立即贯彻执行《抗战建国纲领》。
广州、武汉相继失陷之后，同日本的预期相反，战争没有结束而是继续进行，使侵略者感到惊惶。
这一事实宋庆龄在1939年7月纪念抗战两周年致美国友人的公开信中加以热烈赞扬。但她也警告说；
“由于不能征服我们的战士，它们（指日本帝国主义）现在阴谋利用如汪精卫之流的卖国贼来破坏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
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失败主义者之外，她还指出国民党内的保守派是一种障碍，因为“这些人在执行……《抗战建国纲领》时，言行不一致。”
这时，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使情况复杂化了。1939年9月，希特勒发动了欧洲大战，作为主要敌国的英、法被动挨打，但并未认真还手。
为了在远东安抚日本、避免两面夹攻，英国人不惜牺牲中国，向日本作出让步。这是宋庆龄早就敏锐地意识到的。他们果然一步步这样做了。到1940年6月法国陷落，英国就于7月宣布关闭滇缅公路——中国从西方得到供应的主要交通线。它们对日退让到了顶点。
在这样的形势下，宋庆龄引述孙中山的思想，加倍强调中国必须保持内部团结和自力更生。在《真正实现中国的独立》一文中，她写道：
“孙先生认定中国的民众，假使没有得到民主的权力，和经济上的改善，则无力抵御外来的侵略和帝国主义的压迫……永远不能建立一个新时代的国家……
“孙中山先生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曾告其信徒曰，我们为欲抵抗外来的侵略，惟有在社会上经济上求强盛。间有对此点表示怀疑者，孙先生说，‘如对此点发生怀疑，不如不参加革命。’”
她回忆说，汉奸汪精卫很早以前就是因为忽视了依靠本国人民和资源的必要性，在革命道路上动摇。四分之一世纪之前，汪“竟奉袁世凯之命，与革命党疏通，请停止革命工作，甚至谓，‘现在我们可以不谈革命了，我们所需要的，只是向袁世凯拿得金钱，来集中建筑铁路和工作。’”这是对孙中山思想的极大歪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必须全部实施，中国才能有真正的独立。
1940年3月12日，汉奸汪精卫宣布日中“和平（实为中国投降）建议”；月底，他又宣布（倒不如说日本通过汪的日宣布）由他自任主席的“中华民国新政府”成立。
这使得更有必要建立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坚持抗战。它必须包括两个方面。在上层要团结蒋介石，使他信守诺言，因为他对于抗战（他的对手汪精卫已抛弃抵抗）仍然消极动摇。在下层要实现民主化，使群众的积极性得以发挥。
这就是在1940年3月出现“三姐妹（霭龄、庆龄、美龄）团聚”这一幕的政治气候。这件事在后人的记述中常常被写得过分私人化和情绪化了。
她们最初被人发现在一起是在香港一家旅馆里。消息传出后，人群聚集在这家旅馆门口（不只是为了满足对名人的好奇心，而是表达了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民族团结的热望）。后来，她们在一次集会上先后讲话，这次集会是为了成立宋美龄领导的全国性组织“伤兵之友社”香港分社。最异乎寻常的是，宋美龄公开赞扬宋庆龄通过保卫中国同盟和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迄今为止两者均为国民党所禁忌）为中国的战争灾胞所做的工作。
据《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以下简称《保盟通讯》）报道：“在香港，保卫中国同盟被委托审计当地‘伤兵之友’运动的所有账目。保盟除了积极从事这一工作外，还首次捐款500元港币用于该运动的行政管理开支，用于救济目的之款项则不计在内。”
更加令人惊奇的是，这一期封面刊登了宋美龄为该《通讯》撰写的专稿《‘伤兵之友’运动》。此文引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经验教训，详细论述在这一次大战之后中国的伤兵安置工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对当前战场上的需要则一笔带过。但引起人们注意的倒不在于文章的内容，而是文章发表的场合。保盟总算第一次得到了来自国民党权力圣殿的默许。还有，要求保盟审计“伤兵之友”账目一事也是以一种含蓄的方式承认保盟正直无私的声誉。这些都是在救济工作及整个国家统一战线工作中解冻——即使是暂时的——迹象。（主要的冰块当然并未融化，对解放区的继续封锁即是其中之一。）
3月31日，三姐妹联袂登上征途，到战时首都重庆和四川省会成都作7星期的旅行。
这就是著名的“三姐妹团聚”的背景。但当时的论述几乎可以说无奇不有，每个新闻来源都按它自己的需要加以渲染。在香港，流传着古老的“浪子回头”的谣言——宋庆龄因苏德条约和苏芬战争而感到“幻想破灭”，回到了自己亲属的怀抱之中。在重庆，描绘出一个任性的姐妹最后承认蒋介石和他的政府的明智——在相互宽恕和既往不咎的氛围之中。
在几十年后，在80年代中期，在一些通俗的传记和电视片中又使“三姐妹团聚”呈现出一种充满浪漫色彩的情景——亲人之爱战胜了一切原则上的分歧。
事实上，三姐妹对于在不很紧张的情况下聚会固然感到愉快，但此事的基础既不是任何一方放弃政治信仰，也不是纯粹的私人关系。就像中国各党派战时的统一战线一样，这里面“既有团结、又有斗争”。
仅在几个月以前，国民党就忙于对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挑起事端，以防止其“扩大势力”（即使这种“扩大”完全是在日本占领下收复失地）。它甚至于杀害根据协议派驻在国民党区域的中共代表。
但现在又出现了另一种趋势。叛徒汪精卫现在把孙中山说成是亲日派并无耻地选择了1940年3月12日、即孙中山逝世15周年的日子，向重庆提出了奴役性的和平条件。在日本人方面，他们最近曾对这个战时首都狂轰滥炸，企图以此迫使其投降，但未得逞。西方列强现在同纳粹德国已正式处于战争状态，看来倾向于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类似于张伯伦对希特勒的慕尼黑协定，不过这一次的牺牲品不是捷克斯洛伐克而是中国。英国不久就将关闭滇缅公路。美国看来也不反对制造一个“远东的慕尼黑”以安抚日本，拿中国作讨价还价的筹码。因此，在中国内部，仍然主张抗战的各方人士——不论是左、是右——加强团结就变得更为重要。三姐妹从3月31日开始的重庆之行就是这一协力的表现。
尽管这是一件积极的事情，它没有改变蒋介石和宋氏亲属一个长期的愿望，那就是把宋庆龄变成他们的政权的装饰品，从而使她不再成为他们已经抛弃的革命事业的支持者和象征。他们想使她显得完全同意蒋的政府，所有不同政见均已消除。但在这次联袂旅行中，她决定担负起一项更有独立性的任务——努力加强国民党内部反对投降的趋势，呼吁按照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尽可能广泛地为更有效的、更民主的抗战和民族复兴开展组织工作。
所有这些复杂的因素在这次旅行的路线和气氛中都反映出来。当时住在重庆并目睹宋庆龄许多活动的王安娜提供了一些侧面的消息：
“她作为她姐姐的客人，住在孔家的‘宫廷’里。尽管宋家内部的关系表面上是相当融洽的，但孙夫人却觉得还是在香港自己家里自由。
“她的两个姐妹孔夫人和蒋夫人，竭尽全力夸示宋家难得的大和解。她们接待客人，进行参观，举行晚宴招待外国的外交官。姐妹三人在一起的罕见场面以及那些轰动社会的场面——蒋介石与他视为异端的自由主义者的大姨子站在一起，使得摄影记者们拼命照个不停。
招待会很多，蒋本人和其他国民党领导人一般都拨冗出席。在宋庆龄这方面，她欢迎这些活动，以显示“上层的统一战线”。但她经常警惕这些活动的另一方面的用意，即：试图把她留在重庆并用恭维谄媚的办法使她不再说话。所以——据王安娜报道——她很早就说过：“‘不久我便要回香港。我按照姐姐和妹妹的愿望到重庆来了，但这里并不是我生活的地方。香港有更有益的工作等待着我，不是像这里那样，当展品。’”
重庆的左派也欢迎她，但有自己的着重点。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按统一战线协议在战时首都重庆合法出版，但受到国民党的严格检查）发表短评，称赞她“始终积极的坚决的为实现中山先生的遗教而奋斗，始终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领导着妇女界，不倦的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努力。”短评表示相信，“重庆的、以至全国的妇女界在孙夫人和蒋夫人的领导下，一定能够获得进一步的团结，能够使妇女运动有更迅速的、广泛的和深入的发展。”（提到蒋夫人显然是出于策略性的考虑。）
在重庆的第一星期，庆龄同她的姐姐和妹妹视察了日机空袭后的断垣残壁、防空设施、战时孤儿院以及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以下简称“工合”）的两个单位（一个织毯厂、一个印染厂）——“工合”从一开始就受到宋庆龄的支持。每到一处，她都认真观察、详细询问。
4月7日，宋美龄在蒋介石“官邸”为宋庆龄、宋霭龄举行招待会。庆龄在讲话中说，她这次回来看到重庆人民在敌机空袭下受难，但也看到了许多妇女的努力工作，十分赞佩。接着她提出两点：一是她希望国民大会尽早召开（它正被无限期推迟），妇女们要加以支持并参加选举；二是妇女地位的改善离不开宪政的实施，妇女要去努力争取而不能坐待恩赐。
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在关于这次聚会的报道中把宋庆龄的讲话完全略去，对蒋介石的出席则大事渲染，说他到场时“全体鼓掌”，又引用了蒋致词中那些好听的话——“孙夫人和孔夫人此次访渝不但为重庆人民所欢迎，全国也为之深感欣慰”。这篇电讯还说，蒋夫人“用中文及英文致词，孙夫人、孔夫人继之”，但她们说了些什么则只字不提。
后来几天里，宋庆龄为《新华日报》题词“抗战到底”并和姐姐、妹妹一道去重庆一家医院慰问伤兵。对一些受伤的日本俘虏，她用日语祝他们“早日回到美丽的日本岛屿上去”，显示她把日本人民和统治者是区分开的。
蒋氏夫妇为新任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举行宴会，庆龄欣然应邀出席，使她有机会强调她一贯重视的中苏友谊。
4月18日，宋氏三姐妹一道发表广播演说，由NBC广播网向全美国转播。庆龄的演说中充满了对中国人民、对未来的信心：
“日本凭借它的优势武器，夸口说三个月内征服中国这个有着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但我们已经战斗了三十三个月，始终保持着中国必胜的决心和信心。太平洋和世界的未来历史必然会变样，因为中国的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已经拿起武器，为自己的自由、为你们和全人类而战斗。”
王安娜曾出席过几次正式的招待会，她观察到庆龄和她的妹妹在那种场合的表现迥然不同：
“蒋夫人总是被恭维和崇拜自己的随从所包围……还有几名作为‘顾问’的传教士……即使在这些人中，也很少有人敢于持与这位独裁的‘第一夫人’不同的意见。因为反对意见在她看来简直是冒读神灵。……
“……我常常想：‘孙夫人与这样的世界的确是合不来的。’她总是讨厌人多，对在公众之前出头露面经常有一种羞怯感。特别是被迫发言时，她觉得浑身很不舒服。在一次花园酒会上，因为围到她身边去的人实在太多了，她竟象一只羚羊似地一溜烟跑进屋去。”
她还补充写道：
“对自己的家族即‘宋家王朝’在抗日战争中所扮演的不幸角色，她并不抱幻想。她不赞同蒋介石的专横、非民主的行为，孔夫人的投机生意，以及蒋夫人不适时宜的奢侈生活。和好朋友在一起时，孙夫人常常以辛辣或讥讽的言词谈及这些事情。但是她并不进一步表明自己的看法。这不仅由于她在政治上是惊人的老练，而且是因为长年以来她已学会了控制自己……”
王安娜注意到，在平常人中间，庆龄的形象总是很高大的：
“表面上，她对拥有强大势力的家族‘宫廷’的态度，是非常恭谨的，甚至会被认为是顺从的。尽管如此，她从未失去反政府派的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的信赖。因为她始终如一地执行着在她看来是正确的路线，态度极其鲜明。她是宋家一族中唯一不谋私利的人，她是为着人民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而生活、工作的。人们对此十分了解。人民称她为‘中国的良心’。”
她同姐姐、妹妹又一起去访问成都。在那里，她参观了更多的“工合”单位并发表了肯定“工合”的最强有力的讲话：
“工业合作社事业，正是总理〔孙中山先生〕民生主义之实行，一面求改善人民生活，一面求充实国家经济力量，希望各位对民生主义加以研究，俾总理遗旨能普遍实行。”
在国民党统治的地方，在每星期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上都要集体背诵《总理遗嘱》，而实际上则从不遵照执行。特别是对民生主义的忽视，成了宋庆龄对国民党的主要批评目标之一。从这些情况考虑，她这里说的这段话显然不止是说给“工合”运动人员听的。
5月9日，她回到香港。中外记者包围了她，要她谈谈在大后方两个月的印象。她告诉他们，总的说来，她是受到鼓舞的，人民的民族情绪高昂，坚信中国能坚持抗战下去，生产也有所增长。“我们能够胜利。”但在政治上，“虽然不可否认有若干进步，……但不能适应要求”。《抗战建国纲领》尚有待贯彻，吏治中的恶习未获根除。对孙中山及其主义的遵行流于空言。“改善民生，缺乏具体步骤，深感遗憾。”
尽管如此，她相信“汪精卫集团关于国共分裂的宣传，纯属彼等之梦想”。在某些地方，确曾发生过妨碍抗战、亲痛仇快的磨擦，但“予信两党领袖际此国步艰难之时不会使两党互斗。吾人必须防止分裂，因日汪所求者正在此”。
汪精卫的傀儡政权（“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1940年3月29日在南京正式成立时，没有更多的国民党显要人物叛变过去充当“部长”。但在重庆，投降主义及分裂统一战线的活动仍在继续。一群国民党将领率部投敌，其中有些是上面默许的。他们被用来对付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这是国民党和日本都要做的事，虽然每一方都想自己得到最后的好处。
1941年1月，终于发生了一次真正重大的挑衅行动——国民党袭击中共领导的新四军。它把中国推到一次新内战的边缘，只是由于中共中央的坚定和克制才得以避免这场内战的爆发。
从1940年秋以来，蒋政府就一直在迫使中共领导的部队只可在黄河以北对日作战。如果这样做，那末在黄河以南，日本的占领区就会安然无事，这当然是敌人求之不得的事，而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则可不受土地改革及其他反封建思想的“传染”，这是国民党所需要的。中共以团结为重，最后同意把新四军撤到长江（而不是黄河）以北。在部队转移过程中，国民党部队奉蒋介石的命令对新四军军部及三个支队共约1万人进行突然袭击。新四军人员中有许多非武装的文职人员和医护人员，部队也仅有轻武器，因此几乎全部被消灭。副军长项英遇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铁工出身的老共产党员采取了后来被称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相信为了维护统一战线必须毫不怀疑和毫不迟疑地服从蒋的命令，以这样的诚意来换取蒋对团结的同样尊重，但结果却是如此。
军长叶挺受伤被俘后被囚禁了4年，备受折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获释。叶挺是一位有才能的、久经战斗考验的军人，他在许多历史重要关头的表现都为宋庆龄所深深怀念。1922年，他任广州总统府卫队军官，在军阀陈炯明叛变并炮轰总统府时，保护孙中山和孙夫人脱险。在1925—1927年的北伐战争中，他是常胜的“铁军”的著名指挥官，为宋庆龄所熟知。1927年蒋介石叛变后，他在南昌起义和广州公社起义中都担负过领导职务，宋庆龄和叶挺都是在南昌起义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成员。1928—1929年在柏林时叶是庆龄在流亡中的同志之一。在1939年冬，叶挺曾秘密到香港拜会宋庆龄，商谈“保盟”向新四军提供医疗援助的事情。
有意思的是，1938年新四军建立时推荐叶挺任军长的不是别人、而是蒋介石自己，因为叶挺很久已失去了共产党的组织关系，所以蒋宁肯要他而不愿意让一个有党籍的共产党人去当军长。但对蒋警惕性更高的却是叶挺、而不是正式的共产党员、副军长项英。
国民党政府在消灭了新四军之后反诬该军“叛变”，下令予以解散、撤销番号。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宣布这一撤销番号的命令是非法的、保存新四军并置于重新设立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之下。它谴责国民党的行动是进攻华北抗日根据地及延安的前奏，然后它就会向日本投降，由日本占领北方、国民党统治南方。但中共中央没有因被激怒而对蒋在军事上进行回击，从而使内战再起，因为这样的局面只能有利于日本。相反地，它加紧了对日作战并再次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抗战。
中共这一态度为它赢得了广泛的政治胜利。爱国的中间分子趋向于同共产党人的联合，这一趋势的标志就是反对内战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诞生。一些西方国家政府这时也警告国民党不要扩大内争，担心中国一旦分裂，将使日本能够腾出手来打击它们。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一寇尔爵士不久前还对宋庆龄施加压力，不让她在香港发表批评重庆政府破坏团结趋向的言论，现在却在蒋的首都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故意邀请周恩来的女新闻秘书龚澎——许多外国人认识她——坐在自己旁边。这显然是为了表示不赞成蒋介石发动不合时宜的内战。
宋庆龄在香港为反对分裂、恢复和加强团结而奋斗不懈。1月4日，她和国民党老资格的中执委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致函蒋介石，严厉谴责对新四军的袭击，称之为对民族战争和孙中山遗教的背信弃义行为。函件中说，“最近讨共之声，竟甚嚣尘上，中外视听为之一变，国人既惶惶深忧兄弟阅墙之重见，今日友邦亦窃窃私议中国抗日之势难以保持。倘不幸而构成剿共之事实，岂仅过去所历惨痛又将重演，实足使抗建已成之基础隳于一旦。”现在“全国抗战进入第五年度，今年实为最艰辛最重要之一年”，要求政府当局制止发生内战之可能，恢复两党合作并保证民主团体之安全运作。
几天后，宋庆龄又和何香凝、陈友仁（武汉时期的外交部长）联名致电蒋介石，强烈要求停止反共。
通过《保盟通讯》，她向全世界揭露了这一危机及其根源。正在华盛顿公干的她的弟弟宋子文为此大为恼火，打电报到香港，宣布辞去保盟会长的职务。他指责保盟已从一个救济团体“变为国内政治党派性的工具”。
《保盟通讯》发表了宋子文的来电及宋庆龄的机敏利落的回答：
“现在，任何有关党派性的说法，都可能是极为混淆视听的。
“目前在中国只有两种现实的政策：以我们的全部力量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或者是妥协、屈服和投降。保卫中国同盟全力支持第一种政策。如果我们这样做就是‘有党派’的话，那么我肯定来博士也是有党派的，而且我们真诚地希望他将保持这一点。
“我们信仰民主和言论自由，我们为能让外国朋友从这些事实中作出他们自己的判断而感到高兴。
“我们对中国团结的支持决不动摇，对任何危及中国团结的事情坚决反对。”
宋庆龄再一次不让私人和家庭关系影响或模糊了她自己的立场。
这时，在新的国际和国内气候下，立即发生分裂和内战的危险有所减弱。虽然国民党当局减少玩弄对日投降的把戏，但并不意味着它现在愿意更积极地对日作战。随着英、美同日本开战的可能性增大，他们想让盟国去打败日本，而自己则乘机积聚武器和资金，以便将来摧毁国内的对手中国共产党，独享胜利的果实。
宋庆龄在香港期间有力地促进了国际和国内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在她初到香港时，在1938年3月2日《告英国民众书》中，她就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即：其他国家帮助中国就是帮助它们自己——建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壁垒就是巩固世界和平。
3月7日，在一篇国际妇女节的文告中，她重申了自20年代以来的一贯观点，即：“妇女解放和世界最大多数大众的解放有共同的命运”，并且两者都同当前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斗争紧密相连。法西斯已进攻西班牙和中国，如果中国和西班牙共和国得不到援助以进行抵抗和取得胜利，那么谁能担保更大范围的战争不会降临到别人头上！
在那些年代里，中国和西班牙的抗战在宋庆龄和其他中国进步人士的言论中往往是相提并论的。人们几乎是同时喊出“保卫大武汉”和“保卫马德里”的口号。在延安，红布大横幅上写着“NOPasaran！”①
①这是当时国际上保卫马德里运动中通行的口号，西班牙文词义为“不许通过”，即不让法西斯军队进入马德里之意。——译者
她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苏联在世界事务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但她不认为中国只起附属的作用。在她看来，援助是相互的。6月6日，她在《苏联的和平政策和苏联的对华援助》一文中说：
“一个独立、民主的中国，是保障苏联、对付侵略的最主要的因素之一，正如苏联以策安全的自卫武力，是中国抗日救国斗争的重要因素一样。……关键在于中国自己能否动员一切人力和物力，以奠定远东安全与世界和平的基础，争取苏联以及一切尊重中国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民族的合作。”
在上一年，为纪念俄国建立苏维埃政权20周年，她在1937年11月6日发表的《两个“十月”》一文中论述了中国革命和苏联革命的密切关系。她说，第一个“十月”即1911年10月10日的中国革命，推翻了帝制，但在那次革命中社会主义思想已经产生一定的作用。就在这一年，孙中山在日内瓦出版的《社会主义者》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里就指出，中国的进步必须以土地改革为基础。他后来认为工人农民必须成为推翻帝国主义统治和建设新国家的基石。但是，六年以后俄国的十月革命远远超过了中国的1911年10月的革命。新生的苏联战胜了国内反动势力和多个外国列强的干涉，成了一个工农国家和维护和平的关键力量。中国要取得同样的成就，必须“铲除一切卖国贼，一切腐朽和自私自利的人们。”
她高呼：“我们将不再是自己国内的封建奴隶，也不再是国外法西斯侵略者的奴隶。……我们将不仅在战场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而且在这个战争的过程中，将建立起一个新的民主国家。到时候，孙中山的主义便完全实现了！”
她向任何方面谈话都是直言不讳的。1937年10月3日在上海当英国工党派调查日本侵略的代表团来华时，她在《致英国工党书》中，批评了英国政府（及国际联盟）自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以来无所作为的态度，因为日本的侵略撕碎了国际公约而英国及其他列强都是这些公约的签字国。现在，英国的畏葸苟安正在产生苦果——它自己的利益也已受到极大的损害和破坏。“日本轰炸机追击英国的大使，险些儿送了他的命；日本军舰拦阻英国的商船，坚持有权上船检查旅客和文件；他们故意扣留并破坏在香港领海中的海关巡逻艇。”同她对英政府的绥靖政策的抨击相对照，她热烈赞扬“香港商船‘塞文莱’号的英国水手曾经罢工抗议载运货物到日本去，因为这会增加日本的侵略力量……我们是何等地感激和欢欣啊！”
差不多在同一时候，她对美国人士发表了题为《中国走向民主的途中》的广播演说。这篇演说谈的是中国国内的发展。她说，十年之前，“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之下，普及全国的伟大的国民革命运动，将全国统一起来，而成为伟大的团结的民族的开端”，但在其后的十年内，“孙先生遗教与三民主义，在连年的内战中消声匿迹，自相残杀的结果，使国家受到破坏，人民大众的生活日益贫困。”现在，内战终于停止了，团结抗战挡住了敌人的进攻。过去的中国红军改名为八路军，“第一次与敌军接触，就获得压倒一切的胜利”（指山西平型关大捷，歼灭日军精锐扳垣师团1000多人）。
宋庆龄再次指出，中国的战斗“不单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一切仍旧爱护自由民主的人们”。她表示相信美国对中国为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斗争是真诚同情的。
在美国方面，有一个有关宋庆龄的报告，是1938年10月间专门呈交给罗斯福总统的。写报告的人是美国驻华助理海军武官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少校（海军陆战队）。他是斯诺（后来又是史沫特莱）的朋友，通过斯诺的介绍，他深入在敌后作战的中共领导的部队，实地观察了几个月，看到士气高昂、作战技巧高超，并认为他们为中国抗战取得胜利具有极大的示范价值。他在香港曾同宋庆龄晤谈，这个报告就是在这次谈话后写的。他所以能够直接向罗斯福报告，是因为他曾是总统定期休假地乔治亚州温泉海军陆战队警卫队的指挥官，所以罗斯福总统认识他并且很喜欢他。他被派到中国来时，罗斯福要他把他的在华印象直接告诉他，不是通过军队系统逐级上报而是通过总统的私人秘书勒汉德“姑娘”。
卡尔逊给她写道（实际是给罗斯福看的）：
“在香港，我同孙逸仙夫人有一次愉快的晤谈……她是一位可爱的妇女，在宋氏三姐妹中最平易近人……她以为中国共产党是孙博士三民主义的真正的拥护者……她也认为——同我谈过话的大多数外国人也这样看——八路军所创造的进行抗战的模式是唯一能使中国取胜的模式……”
在下一段里，宋庆龄对于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表现得不像上面所引那篇对美广播演说中那么有信心——事实上远不如卡尔逊那样有信心，她特别担心美国政府和传播媒介长期宣传的反共主义。
“我告诉她，（蒋介石）委员长把一两位共产党领导人安排到政府中去的时机已经来到了。她反问道，如果采取这一步骤，美国的感觉将会怎么样。她指出，对美国人来说，共产主义仍然是一个妖魔，如果他们认为中国将‘共产化’，那末他们的同情恐怕就会减少了。我答道，我认为美国人对中国的共产主义有足够的了解，认识到这不是他们所熟悉其含义的那种共产主义。”
这次谈话的时间正好在日本占领广州和武汉之前，中国局势危急。卡尔逊的另外一些话反映了这种情况：
“我同孙夫人谈话是在10月20日，在此之前，就在那天上午，我同宋子文谈了话。他们都没有作出任何暗示，广州会在第二天陷落……
“从中国人的立场看来，目前的局势并不光明。但我仍然相信，中国有能力继续抗战。我持这个立场肯定属于少数派。但我的意见是以我对共产党领导人、（蒋）委员长及黄埔系军人的了解为基础的，他们谁也没有失去抵抗的意志。我的意见还以下述事实为基础，即：共产党人在北方成功地把抗战的意志以及为民族抗战的利益而自我牺牲的真诚精神灌输给了人民。”
卡尔逊虽然对蒋及国民党军队的核心力量仍然寄予一定希望，他从共产党进行的战斗中已经看到了中国不会半途而废或遭受失败的主要理由。
宋庆龄给卡尔逊的印象是如此深刻，在两年以后他写的一本关于这段时期的书中，称这次同她的半日晤谈是他经历的中国的“伟大戏剧”中“非常合宜的最后一幕”。他写道：
“我在一间陈设非常简朴的房间里等她，从这里多少感觉到了一些这位妇女的精神。她不让自己有丝毫的奢华。一会儿，她出来了……我顿时感到轻松自如，因为她有那种我在八路军中常见的‘不要客气’的态度。但她还有更多的内涵——内心安静、绝端自信而毫不自负……她心中充满了对人类的爱，特别是对那些不幸的、被压迫的人们。
“她从不装模作样，她的面容安详，在沉静中显得很美丽。”
他像别人一样感受到她也喜欢找快乐：
“她一点也不缺乏幽默感。当我告诉她我在北方的一些经历时，她高兴地插进来解释我所描述的人们的反应。”
他也注意到她的坦率：“很明显，她认为国民党没有实行三民主义，共产党领袖们则实行了。她相信，蒋介石所鼓励的是对他本人、而不是对政府和国家的忠诚。应建立代议制政府的时间早过去了……”
最后，卡尔逊深感她对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的生活和受到的待遇是非常关切的。他引宋庆龄的话说：
“……最严重的是政府未能实行民生主义。相反，它满足了上海的银行家……而忽视了人民……特别是土地问题……”
在同卡尔逊谈话一年之后，1939年7月，在中国抗战两周年时，宋庆龄发表了《展望战后——抗战纪念日致美国友人》一文。她在文中详述中国抗战所遇到的内部和外部危险并尖锐地指出两者的联系。
在一方面，她警告说：
“背叛统一战线和试图限制民主的发展，不仅威胁着我们的抗战，而且也威胁着外国在华利益的保障……”
在另一方面，她对在主要西方国家中出现的类似倾向也毫不放松：
“我要求你们密切注意民主国家中的保守派，他们期望迅速结束远东的战争（牺牲中国以谋对日妥协），因为他们害怕中国将‘赤化’。”
她奉劝西方政府不要作这样的胡思乱想，而是看看日本人在他们的占领区怎样肆无忌惮地破坏外国的利益。制造或强使中国接受“和平”，而让日本获得它的侵略果实，将是对西方国家本身贸易及其他利益的打击。
除了西方的本身利益之外，她提醒西方记住自身的民主传统：
“我们抗战爆发的周年纪念日是7月7日。这一天在7月4日（美国独立纪念日）和7月14日（法国大革命纪念日）之间……我们的民族革命，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开始的抗战的推动下，已有了新的发展。我们的革命兼有解脱美国殖民地地位的美国革命和摆脱旧政权的法国革命的成分。
“只有在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完全赢得了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之后，中国巨大的生产力才会解放出来，使整个世界受惠。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正在进行的民族革命，是全人类进步的必要和不可避免的一步。”
1939年9月，欧洲爆发战争，一方是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后来参加），另一方是英、法两国。战争爆发前夕，在香港已出现扰攘不安的情形。英国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潜水艇战争记忆犹新，因而担心航运的安全。
9月3日，在给纽约的友人格兰尼奇夫妇的信中，宋庆龄叙述了当地的情势以及她自己（包括她那点有数的财物）的处境：
“香港的形势很紧张。人们纷纷逃离，以免遭封锁（或封锁的威胁）……英国是否宣战或接受意大利的调停很难说……我多么希望有一个无线电收音机！你们看，我的所有邻居都有……只有我听不到新闻广播。
“我们的所有朋友都预期发生各种可怕的事情，都在准备撤离……人们争着出头等舱的钱去买三等舱的票……
“货币的比价大跌，这对我们这些必须在这儿住下去的人是个大问题。现在要4元钱才能换1元港币，你可以想像到我们的境况多惨……
“我想去内地，但朋友们认为到我该出去的时候大概就出不去了……所以我现在没有别的办法。
“这里现对函电实行严格检查，但还不至于影响到我现在为我的国家所做的工作……至少在B国（指英国）外交政策改变之前是这样……”
不论有无危机，她还是像通常一样的忙碌：
“我正在写《维吉尼亚季刊》要的文章，进度很慢，就同我随便写什么东西一样。刚收到（伦敦）冲国运动委员会’来电要我写一篇周年纪念的文章……NMt纽约《新群众》杂志发表了我最近写的一篇文章，本来是作新闻通讯用的……”
接着是一段关于她个人的幽默话：
“NM的作者介绍中说我是1890年（实际上是1893年）出生的……我觉得很有趣——难怪所有的外国记者都说我看起来比他们原来想象的要年轻。”
如果宋庆龄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务在密报中怎样描写她，准会觉得更加有趣——尽管也更有辛辣味道。这个特务偷进格兰尼奇所住的公寓，发现了这封信，就做了一个复本送给联邦调查局，但不知道写信的女人是谁，就说写信的人叫“苏西①，一个住在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女党员”，从公寓里查到的照片看来，“显然是一个年在30至35岁之间的中国妇女”——这个估计比她的实际年龄小10岁，她当时是46岁。
①苏西是宋庆龄在威斯里安学院上学时用的小名。——译者
这个密探的“情报”都错了，只有一点是对的——在精神和体力上、同样地在外貌上，她仍然年轻。
欧洲爆发战争的前后，宋庆龄不断强调西欧和远东的反法西斯斗争是密不可分的。她呼吁，对前者的注意不要造成对后者的忽视。1939年在香港“三八”妇女节集会上她发表的题为《关于援助游击队战士的呼吁》的演说是有代表性的：“我们中国人民已和这种恐怖的法西斯侵略作了一年半以上的斗争……同时也为着你们的和平作了斗争……如果中国投降，如果中国不战而沦为日本法西斯军事机构的一个物资供应基地和人力补充站，那末，请想一想，我们还能够在香港安静地坐在这里吗？！”
像每次讲话一样，她没有忘记指出，最需要援助的是中国的游击队战士们，因为“在中国的最大部分的日军不是在前线上跟我们的国军作战，而是在徒费气力，镇压成千成万的、在所谓占领区内长成的游击队伍所组成的人民军队”，而“这些英雄们不仅是用老式的步枪、有限的弹药、土制的手榴弹、镰刀、刀剑、棍子和拳头，在跟具有各种现代战争的技术装备的敌人作战；他们不仅是连最起码的医药供应都没有；而且……迫切需要衣服和粮食……我们需要帮助这些无名英雄；他们不仅为着中国的解放而斗争，而且也为着全世界的自由和民主而斗争。”
在那些战争的年代里，宋庆龄不仅是对西方国家讲话。较少为人所知的是她积极表示对印度自由运动的同情。从她早年同孙中山在日本时起，她的这种感情一直是非常热烈和强烈的。她在香港表达这种感情，对港英当局来说，比她批评英国政府对日本的态度，更不受欢迎。她这样做又一次表现出她的有原则的独立性。
自1938年以后，她恢复了同尼赫鲁的通讯，他们最初是1927年在莫斯科认识的。她的第一封信是托一位年轻的英国人约翰·利宁（保卫中国同盟创始会员）经印度回英国时带去的。她向尼赫鲁介绍说，这位带信的青年是一位真诚的朋友，“同中国的年轻人有密切的接触”，能向他介绍“在目前日本第一波侵略行动中及其后”的中国抗战形势。
她在信中接着说，中国人民“获悉印度人民所表示的同情和支持，深为感谢和极受鼓舞，我借此机会表示我们的感激和同志情谊。”这封信发出不久，她就在广州接待了印度国民大会党援华医疗队①。这个医疗队后来前往华北解放区。
①当时印度国大党援华医疗队成员都取了第三字为“华”字的中文名字，为爱德华（爱德尔）、柯棣华（柯棣尼斯）、巴苏华（巴苏）、卓克华（卓尔克）、本克华（本克吉）。现在，爱德华和柯棣华在我国仍为人所熟知。——译者
尼赫鲁当时不在印度，所以没有见到利宁。他很晚才看到这封信并在12月27日作复：
“我们以最密切的、最关切的心情注视着中国局势。我但愿能给你们一点实际的帮助。但不幸的是，我们备受束缚和限制，使我们帮助国外朋友们的能力极为有限。但我们举行了无数次大游行示威以声援中国人民，当中国人民处于患难时，整个印度的感情是同他们在一起的……我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下一年（1939年），尼赫鲁访问重庆。在政府的接待委员会名单中本来是列上宋庆龄的名字的，但后来的实际情况显示，重庆政府并不想让他们两人见面。同年9月，她写给尼赫鲁的信中说：
“匆匆写几行是为了告诉你，我因未能在你到达中国时去欢迎你而感到何等的失望……我刚知道，你在到达重庆时没有收到我给你的电报。我正打算乘飞机去看你，却在报上看到你离华回国的消息，真是遗憾。（因战争在欧洲爆发，尼赫鲁提早回国。）……
“但我深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还是会见面的。我热切地期望着有一天我们能欢迎你到一个自由和独立的中国来……我将努力使自己随时了解你所进行的工作，并以最大的同情注视你们的事业的进步，因为你们的事业也就是中国的事业。”
她这封信不是通过邮局寄去，而是托印度医疗队年轻的木克吉”大夫回国之便带去的，还捎了个口讯。她在信上是这样说的：“我同木克吉大夫作了一次长谈，谈到医疗救济工作以及贵国如何支援我们，因为过去我们从欧洲得到的供应现在绝大部分都中断了。我相信他会向你详细报告我们的谈话内容，以及我提出的关于在印度建立保卫中国同盟分部的建议。由于复杂的形势，我们可能会把我们这个组织迁移到昆明或桂林去。”
这里说的“复杂的形势”当然是指欧洲的战事以及香港航运交通中断的可能性——甚至可能导致日本控制香港。昆明通过最近重开的滇缅公路，可以同仰光保持陆上的交通，因此是接收来自（或经由）印度的救济物资的较好地点。
几星期后，尼赫鲁复信道：
“木克吉大夫带来的信收到……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你发了一个电报到重庆，是给我的，但我没有收到。我满心希望能有机会见一见你，但战局迫使我匆匆回国……我同你一样，希望不久的将来，当中国和印度都获得自由时，我们能够相见。
“我但愿我们能更多地帮助你们……但在目前，像在任何地方一样，这里的一切也都在变化之中。未来的几星期将会决定……到那时我们也许处境会好一些，有条件帮助，也许目前根本没有任何条件。
“我想附带提一下，我们在同英国政府讨论印度的未来以及战争的目的、和平的目的时，十分重视一个自由的中国。我们不期望英国政府会说什么可能得罪日本的话，但我们确实期望他们不要改变对中国的政策，使之不利于中国。”
随后，尼赫鲁送给宋庆龄一批他的著作，她复信表示非常感谢：
“……我曾在这里找这些书，但找不到。现在我终于能够读到这些书了，并且让许多人也来一起读这些书，他们都急于了解在同我们两国都有关的问题上您的思想和观点。”
她在这信上还说，她很高兴，尼赫鲁决定继续派遣印度医疗队到中国解放区去。她称这个医疗队的工作“很出色”。关于印度，她写道，“我以最关切的心情注视着贵国所发生的事件，愿您在为印度而作出的崇高努力中取得伟大成就。”
在同一信里，她悲伤地告诉尼赫鲁著名加拿大外科医生、国际主义者白求恩大夫不幸去世的消息。尼赫鲁复信表示哀悼，并说，“你也许知道，我们国民大会党医疗队的医生已去了五台山”（山西省敌后解放区，白求恩大夫在那儿工作，后来印度柯棣华大夫接替他任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同样不知疲倦地工作，直到因病逝世。）
尼赫鲁还告诉她，英国对于印度医疗援华也在加紧干预，木克吉大夫正准备去中国，“循新开的滇缅公路，经由腊戍……携带了一批医药供应品。”但一个多月后他来信说：“…木克吉大夫到达仰光时，他的护照被（当地英国当局）取走了，无法继续行程，只好返回加尔各答。他所带的医疗供应品……已交给仰光的中国领事。”
1941年夏，印度国民大会党工作委员会成员卡玛拉黛芙夫人——一位在外貌和才智上都出众的妇女——在周游上海、重庆、美国、日本途中，来到香港，拜会宋庆龄。她说，在东京时，日本人提出只要印度国大党公开反抗英国统治，日本就将给以援助，但她代表国大党拒绝了日本这种奉承讨好的表示——不是不想看到英国人走，而是因为这种“援助”有着不干净的动机。她说，尽管甘地和其他许多国大党领导人被英国人投入狱中，国大党还是这样决定。
但在香港，这位有原则立场的印度妇女，尽管她让日本人碰了一鼻子灰，仍然受到港英警方的严密监视。
与此成为鲜明对照，宋庆龄主持的《保盟通讯》发表了题为《中国和印度》的社论，对卡玛拉黛芙夫人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认为是“及时地显示了两个伟大的东方国家的人民之间十分密切的利益联系。”社论说：
“欧洲战争爆发前夕，尼赫鲁先生曾对中国进行了一次令人难忘的访问。此后，印度人民的代表一直未有机会同中国的领袖们谈论他们斗争的前景。中国的抗战得到印度深切的理解……
“……卡玛拉黛芙夫人的访问，再度提出了两国目前关系的问题。……今后肯定会比一次偶尔的未加宣布的访问，有着更为经常的消息、情况和思想的相互交流吧。”
不久，宋庆龄代表保盟邀请尼赫鲁和印度医疗队队长爱德华担任保盟的赞助人。尼赫鲁代表爱德华和他自己复电表示“欣然同意”；
“……高兴地接受名誉会员的职位，作为印度同中国人民在他们争取自由的英雄斗争中团结一致的象征。”
概括起来，在香港时期，宋庆龄在反对日本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寻求英国人——包括官方人员——的支持，但她从不奉承或乞求他们——在印度问题上，她对大英帝国的抨击不遗余力。这就是她的统一战线风格。
在对待日本的态度上，抗战初起时宋庆龄曾写道：
“日本帝国主义者……只有引起我们的仇恨和抵抗的决心。……当然，中国人民对于日本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并无恶感，因为日本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是受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的欺骗。”
她这样写，也这样做。对于侵略性的帝国日本，她主张进行无情的武装斗争——只要它还占领着中国的一寸土地。但对于日本这个国家及其人民，她有着许多美好的记忆——他们不是敌人。在上海，她有反法西斯的日本朋友。在重庆，如上所述，她探视过受伤的日本俘虏，并同他们谈话。在她的书房里，一直保留着一本有进步思想的日本女男爵石本（加藤静江夫人）①用英文写的自传《面临歧路》（“Faciny Two Ways”），是作者通过美国记者古尔德送给宋庆龄的，上面还有作者写的向来表示敬意的题词，当时中日两国已经开战。
①她的丈夫加藤勘十是日本大正昭和时期的工运活动家。——译者
加藤静江因为在日本收入微薄的女工中提倡节制生育（在法西斯的日本，这是不合法的）而被捕入狱，后来又因为被认为在所谓日本“国家危机”中是危险人物而再度入狱。古尔德在写到这位英勇的日本妇女时说：
“……她虽没有见过孙逸仙夫人，但认为孙夫人是一位同她属于同一类型的妇女……在动荡的30年代后期，她们两位都曾希望在较为中立的香港见面……但日本警方对加藤静江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她可以见客（她打趣地对我说，‘每一个到我这里来的人都；生了警方的档案’……）但不准旅行。”
还有一个关于宋庆龄对待日本友人的态度的例子值得纪录下来，那就是在她离开上海之前，她设法把两位日本进步人士（作家鹿地亘及妻子池田幸子）从这座城市安全转移到中国后方。这两位进步人士认为，他们为自己的人民及中日两国未来所能做的最佳奉献，就是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因此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对他们必欲置之死地。
现在叙述保卫中国同盟（保盟）本身。这个组织是宋庆龄进行战时救济工作的媒介，她每天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这里。这也是她在香港进行其他活动的基地。它虽主要支援中国的进步力量，但本身也是国内和国际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单位。在从事救济工作的同时，它也向全世界宣传中国的形势。它在自身的组织上也是国际性的。
宋庆龄是这个组织的灵魂和神经中枢——没有这个独特条件，它的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它的内部工作——她自己总是什么工作都亲自参加——的气氛反映出她的作风和品格。这个集体主要都是志愿人员，领薪的人极少极少，最多不过两三个人——他们没有其他收入，但也只领基本生活费。
保盟正式宣布成立是1938年仲夏，但实际创办要早得多。大约三个月前，在周恩来和宋庆龄这两位无与伦比的统一战线开拓者的创议下，事情就开始酝酿起来。第一个参加创办小组的外国人是杰姆斯·贝特兰。他是新西兰作家和记者（后在惠灵顿大学任文学教授），对于在华北敌后活动的中共领导的八路军，通过亲身观察，早就有所了解并极为赞佩。1938年2月在武汉时，周恩来曾同他谈到八路军伤员的医疗服务工作，并请他带一份报告给在香港的宋庆龄，内容是八路军在这方面的需要。
贝特兰于3月间抵达香港，应邀参加了八路军驻香港代表廖承志召开的一次会议。贝特兰曾到延安，认识廖承志。廖同姐姐廖梦醒一起，已经在香港组成了一个支援白求恩大夫的小组，现在他想成立一个规模更大一些的组织，以便向公众征集援助并同海外援华团体挂钩。它应有中外人士担任职务，由中国“著名人物”领导。廖承志想到的是请宋庆龄任主席和实际领导人。后来宋又建议请她的弟弟宋子文担任荣誉性的会长职位。
发起人在邓文钊寓所聚会。邓是廖家的亲戚，家境富有，曾在英国剑桥大学就学，有进步思想，在香港一家比利时银行任职。这一切都使他很适合于以后担任保盟的两司库之一。
大家请贝特兰推荐一位在香港有影响的外籍人士参加，他推荐了港英政府新莅任的医务总监司徒永觉的妻子海弥达·沙尔文—克拉克夫人。她有工党（费边社①）的背景，这在一个英国殖民地的上流社会妇女中是少见的。在结婚前（当时她用自己的姓名“海弥达·布朗宁”），她在“英国与苏俄文化关系委员会”任职时就同贝特兰认识。她后来担任保盟的名誉秘书。
①费边社（Fabian Siciety）1884年在伦敦成立，主张以缓进的方法实现社会主义，其名称源出善用缓进待机战术的古罗马将军费边·昆克塔托（又译费比乌斯），萧伯纳为主要领袖之一。1906年工党成立后，该社即隶属于工党。——译者
另外一位司库诺曼·法朗士是香港大学教授。他在中国出生，同情进步，有学者风度。他和邓文钊都是尽义务的。
最初负责宣传工作的是约翰·利宁，就是曾将宋庆龄的信带给尼赫鲁的那位年轻的英国人。他曾主编过一本名叫《民主》的月刊，斯诺和贝特兰（后来还有本书作者）都曾是它的编委会成员，但只出了半年就因日本占领北平而停刊了。
这里想插叙一些本书作者的个人回忆，以有助于读者了解当时的工作及其时代背景。1938年快到年底时，宋庆龄要本书作者负责香港保盟总部的宣传工作。本书作者本来在美国合众社工作，这时合众社认为日本实际上已经打赢了对中国的这场战争，所以要裁减在中国从事采访报道的工作人员，本书作者也在被裁之列。由于宋庆龄的推荐，本书作者在HongKong Daily Press（《(子子)刺报》）编辑部找到了一份工作，这样生活有了着落，就有时间和精力去为保盟尽义务。
（这里附带说明一下，不少书刊常把本书作者列为保盟的创办人之一，实在不敢掠美。保盟正式宣布成立是在1938年6月，本书作者是到9月间才在广州应邀参加的，在此之前还不知道有这个组织。同年11月在香港，本书作者接任了保盟的宣传工作。宋庆龄本人在1977年4月25日给本书作者的信中也提到保盟的名字是本书作者取的，这是老年人常有的记忆上的差错，本书作者在回信中说明了事实经过。）
人们也许会在发起人名单中寻找史沫特莱的名字，因为她曾同游击队在一起，并在武汉不辞辛劳地为他们征募捐款和医疗用品。但她不在发起人之列。这可能因为还在上海时，她同宋庆龄一度十分密切的关系受到了一些损害，也可能因为她有一种喜欢单独工作而不作为集体一员的难以克制的倾向。尽管在组织上没有关系，保盟同史沫特莱相互合作，而不是像有人猜想的那样成为竞争对手。印度医疗队的巴苏医生记述的一件事情可以作为例子。1938年在广州时，巴苏曾问宋庆龄她对医疗队打算去中共领导的军队中工作有什么想法：
“……她听了很高兴，并说……我们可在长沙或汉口会见史沫特莱，她会安排会见……周恩来……我们的要求必须向周提出。”
至于保盟的名字最早起于何时，贝特兰在他的日记中找到了一点线索：
1938年3月某日，“S（指孙）夫人晚宴，保卫中国同盟。”这是在保盟发表成立宣言三个月之前。
实际上，在4月中旬，贝特兰已从香港乘船去美国和英国，宋庆龄要他到这两个国家去宣传保盟。他回忆说，他在伦敦曾访晤苏联大使伊万·迈斯基，他和海弥达·沙尔文一克拉克夫人都认识这位大使。他向迈斯基探询，莫斯科能否许可英国友人捐赠的医药供应品经由苏联铁路运往中国边境，再用卡车接运到西北，以便延安及其他抗日根据地应用（如经海运到香港再转运，旷日持久）。迈斯基当时的表示看来是同情的，但说要请示政府。但这事后来没有下文——可能因为莫斯科已在用这条路线运送武器给国民党作抗日之用，不愿意让人说它实际上是在把东西走后门运给中国共产党。中共不论处境如何是一定会坚持抗战的，而编造出来的“赤祸”却会给国民党内部及西方主张对日妥协的人提供一个借口。在一些令人泄气的事情上，莫斯科的外交策略总是很谨慎的。
在贝特兰从美国转赴英国之前，即1938年5月间，宋庆龄已带着感激心情写信给他，告诉他保盟在香港已日趋活跃：
“由于你的热忱和辛勤帮助，我们的保卫中国同盟终于开展工作了……我们很感激你推荐了沙尔文一克拉克夫人……一位了不起的帮手和有办法的组织者……我们在这里的圣约翰大教堂举办了一次英美中画展，甚至香港总督也偕夫人光临了……香港大学副校长邓肯·斯洛斯本来怀疑我和保盟是‘一群激进分子出来做宣传’，也专门发表了演说。”
由此可见，保盟那时不但已在开展工作，并且已在扩大——就像它在以后几年里继续做的那样。它通过艺术活动的接触面也在扩大。在当时的中国，最好的艺术家、作家、剧院主持人和电影制片人及影剧演员，都是进步分子。
这一年下半年和第二年，贝特兰在澳大利亚和他自己的祖国新西兰为保盟进行了同样的宣传工作。
1939年中，贝特兰护送一支运输救济物资的卡车队，从香港经由法属安南（今越南）深入中国腹地。在这支车队里还有英国工业家桑尼克劳夫脱捐赠的新式救护车（附设有手术间）。尽管频频遭受空袭之险，并且“它那美丽的流线型车身去掉了某些东西”（贝特兰语，指这辆巨大车辆的尾部被去掉了不少，以适应公路上的急转弯和太小的渡船），它总算开到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感谢同志们’，办事处的人们这样说。‘我们能用上它的’。”
同车队一起抵达的还有新来的医生，其中之一是年轻的德国人汉斯·米勒。他同白求恩和几位印度医生一样，在抗日游击队中工作，不过他工作的时间要比他们都长一些——在随同游击队作战时，他有时成为部队里仅存的最高级军官，就由他担任指挥。他一直活到90年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任过各项职务，其中一项是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
国民党的封锁越来越严，所以这成了载运保盟物资去延安的最后一支车队。下一支车队是由“公谊救护队”提供的车辆、由两位英国救济工作者押运的，但没有能到达目的地。本书作者多年前对此曾有记述：
“……八吨药品专门打上了美国和英国组织的标记，委托给了英国救济运输单位的埃瓦特·巴杰和菲利普·赖特，让他们送到延安去……听说蒋介石同意了。但到了陕西省一个封锁点三原，这批药物被阻。他们将药物存放在城里大英浸礼会，又与当局洽谈。国民党最后提出，药品不准运到游击队医院去，他们可以分给中央陆军医院。他们说，中国兵不就是中国兵吗，哪儿都一样。
“但这批供应物资终究也没有运到重庆陆军医院去。在争吵进行时，三原地方当局曾逼迫大英浸礼会交出药品，扬言要是不交，便对他们的传教活动进行报复。后来我看到这批药品在西安私人药房内以黑市价格出售。
“……要说在那些战争岁月，由于药物的封锁而造成成千上万人的死亡，并不夸张。几年以后，当外国记者们（本书作者也在其中）访问解放区时，他们发现三原县没收药物的事已成了典型象征……人们每提及此事，因为自己的同志缺少简单的外科器械或几粒磺胺药丸而死亡，就感到极大的愤怒和痛苦。
“……国民党，正如孙中山夫人一语道破，它划了一条横贯中国的虚构线，在虚构线一边的抗日战争伤兵能受到照顾，在另一边的伤兵则不然。”
要成为宋庆龄领导的班子的一员，必须同历史的主流同呼吸——保盟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有鲜明的原则性和统一战线的工作方法——如同宋庆龄本人一样。
保盟的任务，像她经常明白宣示的，不仅仅是人道主义的救济工作，而是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服务。
保盟不接受当时在国外过份流传的观点，即：认为对中国的救济援助应该是一种在中国土地上由外国团体分发的慈善施舍，或者作为施加恩惠或影响的工具。它首创了一种全新的观念——捐赠者和受惠者之间应该是一种共同反对法西斯敌人的平等关系。
同时，在中国国内，它反对国民党政府企图把持同外国救济团体的联系。它认为这个政权不代表中国人民，而只是压迫人民、让人民挨饿；这个政权对侵略者的战斗不多，对那些正在战斗的人进行的干扰却不少；这个政权在分配资金和物资时对于那些抗日最积极的部队加以歧视，或者干脆排斥在外。更坏的是，国民党官员们经常盗窃救济物资（甚至分给他们自己部队的物资也不放过），并在市场上以高价出售，谋取私利。
因此，保盟——它的口号是“帮助中国人民进行自救”——提出，由它自己来担任分配救济物资的受托人，保证由它经手的援助一定按真正的需要来进行分配；如果捐赠者指定是给谁的，一定严格地按捐赠者的意愿办理。
宋庆龄对钱财方面的事情特别认真。每一笔给保盟的捐赠，不论数额大小，收据上都有她的亲笔签字。卡尔逊写道，“在她那鹰一般尖锐的目光下，没有发生过钱被无耻官员吞没的事情。”
在她的领导下，保盟对于一切要它放弃、减少或不公开支持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压力，不论明的暗的、中国的外国的，都一概加以抵制。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区域，保盟帮助建立和扩充国际和平医院，赞助儿童保育院（收养孤儿和父母在前线的孩子）——其中有一个建在延安窑洞中的“洛杉矶保育院”就是用美国洛杉矶华人捐款设立的。在延安的“抗大”（抗日军政大学）和“鲁艺”（鲁迅艺术学院）也得到保盟的援助，因为这些学校都是培养为抗战服务的文化工作者的，对它们的援助不仅是出于爱国主义，也是为了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斗争。
宋庆龄和保盟以最直接的方式——并肩战斗来促进国际团结。这在保盟对白求恩大夫和印度医疗队的支持上表现出来。几年前，也是由于宋庆龄的介绍，美国医生马海德参加了中国红军的医疗工作，成为保盟在延安的通讯员、同白求恩大夫（在华北前线）的联络员。
在印度柯棣华医生接替白求恩大夫担任国际和平医院院长之前，曾经还有一位人选，即捷克外科医生弗雷德里克·吉斯赫。他同白求恩大夫一样，是西班牙反法西斯战士。但国民党不许他去解放区。像他这种情况的——曾参加西班牙国际纵队的反法西斯医务工作者、愿意去中国解放区工作而未能成行——还有约20位医生，属各种国籍（德国、匈牙利、捷克、波兰、罗马尼亚、奥地利）。后来他们被分配到中国红十字会的医疗服务队，在国民党控制的抗日前线工作。作为共产主义者，他们以统一战线的精神，提供了优良的服务。
保盟每遇到一个障碍和挫折——正如整个统一战线所遭遇的那样——宋庆龄总是鼓励大家付出加倍的努力并加强宣传，以使海外对战时中国的复杂现实有较好的了解。
1941年初发生“皖南事变”，保盟在促使全世界了解真相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已如上述。在行动上，保盟继续给这支已被正式宣布“解散”的新四军提供医疗服务，新四军也加强了它的对日作战。当时所用的办法之一是在上海的外国租界小心谨慎地采购医药供应品，然后通过巧妙的地下活动，偷过日本占领区。为此目的，有一个包括中外人士的保盟支持者小组在上海工作，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个小组的据点是耿丽淑所住的公寓，耿是宋庆龄的朋友、保盟美籍会员、上海女青年会总干事。）新四军卫生部长沈其震大夫有时秘密地来往安排，沈还曾前后三次赴香港，向宋庆龄当面汇报。
在香港本地，由于宋庆龄的独特地位，也成功地建立起一个以保盟为中心的统一战线。作为孙逸仙夫人——即使小学生也都知道她是“国母”——她不可能轻易地受到哪怕是最恶劣的国民党反动分子的直接攻击。尽管常有一些见不得天日的间接的恶意中伤和流言蜚语，但由于她为人所知的品格和个人的非凡魅力，结果受害的往往是制造这些流言的人自己。社会各阶层人士，不论他们的观点如何五花八门，都认为能同宋庆龄交往是自己的殊荣。
但是，也还是由于她的罕见的政治技巧和策略，才可能使这些特殊的有利条件被用于她所选择的事业。
宋庆龄要求这一统一战线应该在保盟的实际救济工作中得到反映。保盟一方面不遗余力地为援助被封锁的解放区而奋斗，另一方面也毫不迟疑地帮助任何地方的项目，只要它们对民族抗战有益。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工合”）在国民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区域都开展工作。还有上面刚提到过的中国红十字会医疗服务队也是在国民党区工作的。这同国民党对任何它所不能控制的东西一概排斥是明显的对照。
在香港，宋庆龄征集各方面人士的支持和捐赠。他们之中有中外籍的官员、银行家、工商业家。应孙夫人的邀请常在保盟活动场合出现的有港督罗富国爵士。上面已经提到捐赠新式救护车（带手术间）的英国工业家约翰·桑尼克劳夫脱爵士。挪威船主埃里克·莫勒（他在远东有一支商船队）也捐赠了一笔巨款。
至于香港的中国富人，一位前保盟会员曾幽默地回忆起他在为“工合”筹款的一次聚会上所见的一幕：
“廖梦醒的母亲（直爽的何香凝）拉着何东爵士（香港的中国首富）女婿罗文锦的右手，硬是逼着他写下捐款的数额。其他名人排成队，挨个来，为工合筹到了一大笔钱。”
这可以作为当时流行的爱国口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体现——廖老太太“有力”而她所“捕捉”的对象“有钱”。但实际上他们所以觉得难以拒绝是因为宋庆龄在场。
本地富裕人家的太太和家在香港的国民党要员的夫人们都自愿为保盟义务工作——多半是因为能同孙夫人一起工作是件光彩的事。她们捐赠或帮助征集许多古董字画，由保盟委托美国和法国的友好团体拍卖，得款资助保盟的救济项目。不幸的是，美国不同意给这批东西免除进口税，虽经罗斯福总统夫人接到宋庆龄等呼吁后亲自出面说项，也未奏效。法国虽准许免税，但它自己不久也打仗了，这批东西没有卖掉，存放在中国驻法大使馆里，后经顾维钧大使夫人的努力，才又返回香港。
香港中国首富何东爵士的女儿伊娃医生（何娴姿），在保盟做基层工作，非常勤苦。国民党右派要人胡汉民的女儿胡木兰帮助码放和分发供应品，劳动也十分辛苦。在这样的劳作中，宋庆龄自己总是带头。看到高个子、脸色白皙的胡木兰同小个子、黑皮肤的廖梦醒和宋庆龄在一起干活，真是有意思，因为胡汉民和廖仲恺（她们两位的父亲）曾经是水火不相容的政敌。为了抗战中的民族而实现这样广泛的团结，全由于宋庆龄创造了必要的气氛。
坚定的原则性并没有使保盟陷于孤立。这一点在宋子文退盟造成的危机中可以看出来。她很快就筹建了一个由中外赞助人组成的新机构。中国方面有孙科、冯玉祥将军；国际方面有印度的尼赫鲁、爱德华医生（国民大会党援华医疗队前队长），美国的保罗·罗伯逊（伟大的黑人艺术家和自由战士）和赛珍珠（中国出生的女小说家）、甚至还有克莱尔·布思——《时代》杂志大老板亨利·卢斯的夫人（想到后来他们所持极端的“冷战”立场，她的参加似乎不可思议），德国的托玛斯·曼（著名作家、这时因受希特勒迫害流亡）。
在这个“远东慕尼黑”看来临近难以捉摸的时期，宋庆龄拒绝了来自外国官方人士的、要她搬进蒋介石在港的一处房子的提议。认为这是无原则的。向她提议的是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一寇尔爵士，她同寇尔大使私交甚笃，也许正因为这一点，才要大使出来对她施加压力。她不客气地加以拒绝有可能使保盟在英属地香港的处境困难。但在这件事情之后，她和保盟没有缩手缩脚，而是继续利用每一个有着共同利益的领域，避免同港英当局的关系出现不必要的紧张。随着英日矛盾的尖锐化——这是不可避免的——双方的关系又趋改善。
尽管同香港高层进行合作，有了分歧还是需要指出。不过，宋庆龄不是用直接辩驳的办法，而是在自己发表公开谈话时有针对性地阐明观点。1941年中，英国已与德国交战但尚未与日本开仗，香港总督罗富国——他对保盟一般说来是友好的——为赞助保盟的一次募捐活动，说了这样一段话：
“遭受自然和人为的侵害的不幸的受难者，以及这些无助的人的要求，是值得大家支持的，这就是这次活动的目的。”
在同一个场合，宋庆龄在她的讲话中有意识地用了另一种调子——她不是把中国人民说成仅仅是“受难者”（当然更不是“无助的人”）而是战士，援助这些战士是对共同敌人法西斯主义的打击：
“这个月在英国，中国运动委员会不顾敌人轰炸的威胁，却在为争取中国的医药救济经费而展开一个巨大的……运动……这个星期在菲律宾，也正在举行一个类似的、纪念中国抗战四周年的运动。这个运动的目的正如我们在香港的一样，用募集经费来帮助中国的难民进行生产自救……来帮助中国的斗争。”
在扩大保盟基础的工作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宋庆龄善于交私人的朋友，并用她的关心和温暖使友谊长久保持下去。在美国志愿为保盟募款的热心人士中有一位安妮·马尔·斯利普，宋庆龄和她是从她们都还是女学生时起就相识的。她从没有因为遗忘、怠慢而失掉过一个朋友。同她通过信的人都可以证明，她不管怎么忙总是当天回信，最晚也不过晚两三天。
她从不要求或期望朋友或相识的人很快同意或接受她的观点，而是去顺应他们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对于那些较为迟缓或不愿改变看法的人，她也不会看不起他们。有人一变而敌视她所坚持的一切原则、也有人试图为自私或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利用她所慷慨给予的友谊——她只同这样的人断绝交往。她对林语堂博士就是这样。在30年代，林曾是她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同事；40年代他成了美国畅销书的作者——后来又成了一个说话刺耳的发言人。他从美回国时大事宣传，说他要同“吾土与吾民”（这是他那本最出名的著作的书名）在一起，直到战争结束。正是为了这一点，宋庆龄在他途经香港前来访谒时接见了他。谈话开始时还很热烈，她向他介绍了保盟的工作。这位现已名利双收的人物对保盟没有表示任何鼓励，更不用说支援了。相反，他倒提出要请保盟帮他的忙，把他那部从美国带来的崭新的小汽车放在保盟的医药供应车队里运往重庆，这样可以免付关税。
宋庆龄马上问道，“我们可以把医疗设备装在你的车里吗？”
林回答说，最好不装，因为怕弄坏车里的座垫等等。说话时脸色都变了。
谈话到此就谈不下去了，即使林语堂以他的礼仪和机智也没能挽回。一会儿他就起身告辞，宋庆龄望着他离去的背影，看了令人难忘的、充满嘲讽的一眼。
但对保盟的所有工作人员，不论职位高低，她总是那样热心和民主，使大家感到同她是平等的、感到很自在。保盟每周开一次例会，开会的地点在香港西摩道21号保盟总部十分拥挤的办公室里，桌上堆满各种文件材料，地板上还常常堆着小山似的供应品，准备分类处理。但会议的气氛非常亲切、随便。保盟的工作人员来自不同的国家和阶层，年龄也不同（1938年时本书作者才23岁，是最年轻的）。宋庆龄主持会议，但从不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说，而是让所有在场的人（不管是委员会成员、还是职工）都发表意见。会快结束时，她说说自己的看法，但也不是最后做结论的架势。谁有话还是可以说，即使说的同她相反或有什么新点子，她从不表示不高兴。谁都想不起什么时候听到过她提高嗓门说话。她的话总是很清晰、务实，常常提出一些具体工作以及工作日程，而不是只说点意见或判断。
如果说她在保盟活动中作为嘉宾接待的都是一些显要人物，那末到保盟总部来并受到欢迎的则都是普通人。中国工会工作者来送个人或集体的捐款。还有外国工会工作者——美国或其他国家船上的海员每次送来的捐款少则几十美元、多则一两百美元，都是在来香港的航班上向工友们募集、或在出发港口的工会会所里募集的。有一位名叫约翰·科米尔的美国海贝，每次他的船到香港，总要送捐款来。这样的客人总要坐下来聊一会儿。他们听到敌后游击队斗争的事迹，都很有兴趣，临走总要热心地带一些《保盟通讯》和其他文字材料去，分送给船上同事和朋友们看。
宋庆龄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不是理论、也不是辞藻。这种感情是直觉的、强烈的，是在实践中不断与群众接触而产生的（特别是在1925—1927年大革命时期的省港大罢工和农民运动中）。
本书作者就有一段难忘的经历——一件在香港发生的小事。她要本书作者陪她在九龙码头上迎接从美国回来的朋友。本书作者迟到了——这是老毛病——发现她一个人站在那里，四周是码头工人们在忙着搬运和安装缆绳、滑轮等等碇泊和卸货的设备，就赶紧向她道歉：“真对不起，让您一个人在这儿等。”她好像没有注意到道歉的话——她本来是最不喜欢任何人迟到的——因为她回答道，“那么多工人在我身边，我不觉得是一个人。”虽然她出身于富裕家庭，身份地位又是那样与众不同，她的心在哪里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为她那种毫不矫揉造作的态度添加生趣的是一种小精灵似的爱逗乐的脾气。有一次，本书作者和唐纳德·艾伦一起请她到我们合租的小公寓里吃我们自己做的午餐。（艾伦是岭南大学的一位年轻美国教师，也是在广州参加保盟工作的。）她一口答应，这使我们两个既高兴又觉得有面子。但当我们想到没有台布时，已经太晚了，只好找出一块干净的床单来代替一下。吃完饭，她对我们这两位大师傅的手艺夸奖了一番（实在不敢当），又说了些保盟的事情，然后眯起眼睛，笑着说，“我一直在琢磨，你们两位中间是哪一位睡在这张布单子下面的。”她的声调是开心的。我们一点也不觉得发窘而是同她一齐大笑起来——一位世界知名的人物和两个非常普通的年轻人。
在另一场吃饭的“危机”中，她表现得更有风趣。英国的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工党名人，后在邱吉尔战时内阁中任大臣）事先经尼赫鲁介绍，在途经香港时，要拜访宋庆龄。她在家里准备了一个小型的中国式宴会接待他，已万事俱备，廖梦醒忽然赶来报告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克里普斯是位素食者。在匆匆忙忙撤掉肉食换上几个素菜之后，传来了甚至更坏的消息：他是一位只吃生菜的素食者！宋庆龄举起双手大声说道，“那我们就把他赶到外面草地上去吃草吧！”总算赶做出一个“沙拉”，才使他免于“吃草”。克里普斯来了。他是一位瘦高个子、表情严肃的人。他说了一些表示敬慕的话，又谈了些各样事情，几乎没有看一眼餐桌上有些什么东西。（几年后，他的夫人伊莎贝尔担任英国联合援华会会长，对宋庆龄的救济工作多所帮助。）
宋庆龄在香港的几年中，对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支持在她的全部活动中占有特殊位置。“工合”运动是为了增进中国的经济生产力和民主，以支援团结抗战。它吸收了许多有献身精神和进步倾向的组织者和技术人员。在它的发起者中有宋庆龄的老友海伦（尼姆·韦尔斯）和埃德加·斯诺，还有路易·艾黎——他以坚定的信念和旺盛的精力从事“工合”的基层工作。“工合”成功地使许多工业工人带着他们的技术和（只要有可能）设备，从日本占领区转移到抗日的地区，并且保证他们到了这些地区之后就能制造出当地急需的东西并能维持生活。它还努力培训各地的难民，使他们生产自救。根据“工合”的工作原则，每个社员都有发言权，也都要在生产中承担适当的责任——这在国民党统治区是从未有过而在解放区则同整个体制是很合拍的。
从“工合”一开始筹备，宋庆龄就坚决支持。她起初通过“保盟”的活动为它筹款，后来又兼任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国际委员会”名誉主席。这个国际委员会是1939年在香港设立的，由中国资深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宋庆龄的友人陈翰笙博士任执行秘书，热心公益的香港注册会计师陈乙明担任司库。委员会外籍成员除艾黎和斯诺夫妇（不在香港）外，有思想开明的香港英国圣公会主教何明华（罗纳德·霍尔）和中国出生的美国社会工作者和作家文达·普律德。（普律德女士后来在美国领导了一个支援“工合”的委员会，由罗斯福总统夫人担任名誉主席。）
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埃文斯·F·卡尔逊（他对宋庆龄的赞佩前面已提到）辞去了军职，以平民的身份，为“工合”工作。他对“工合”非常热诚。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他重新参军，后来成为一位著名的英雄，晋升为准将，指挥海军陆战队突击队。这支部队运用了一些借鉴于中国八路军的思想教育方法，这在美国军事史上是唯一的。它有一句著名的在战场上的呐喊口号“Gung Ho”就来自“工合”。
工业合作社相当快速的发展——很可能再加上宋庆龄的敦促——使另外一些宋家的人也对它作了一点表面文章的支持，因为他们也想被看作是改革派。“工合”组织本身在当时中国的环境下，也需要在国民党内有些高级的保护人，否则就难以生存下去。但为此也要付出代价——在“工合”理事长孔祥熙（宋霭龄的丈夫、蒋介石的财务主管）下面，设立了寄生性的官僚主义行政机构，安插了许多政客、游手好闲者、惹事生非者、指手划脚者等等。
为了不使“工合”被这些家伙搞砸而保持原来的性质和动力、支持路易·艾黎（国民党一直想把他捧走）的基层工作并保证解放区的“工合”单位能获得捐款中的应有份额，才成立了以宋庆龄为首的“工合”国际委员会。当国民党开始搜捕“工合”单位中的进步人士时，委员会尽力保护他们，有时成功、有时不成功（有人甚至被杀害）。
1939年末在香港ZBW电台所作的一次广播讲演中，宋庆龄阐述了这些工业合作社及其健康发展的意义：
“……目前委实是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黄金时代。在此短促的一年间，已经成立了一千二百个以上的工业合作社。它们每月可以出产价值四百万元国币的货物。……工业合作运动的开展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因而得到世界各国人士的援助……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更可以消除东方劳力廉贱的传统陋弊。单此一点，便足稗益世界不浅……再没有别种运动能够比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中国更为应时和重要的了，因为它的目的是人类的复兴、经济的改进和培养民主教育。”
在1940年她同霭龄、美龄一道访问重庆和成都时，在每个公开场合她总是对“工合”表示支持，已如上述。
1941年7—8月，她为“工合”发起了一个国际性的“一碗饭运动”，成千上万的捐献者只吃一碗饭、但付出在餐馆里吃几道菜的价钱，所有盈余交给工业合作社作战争难民救济之用。她在香港“一碗饭运动”开幕式上致词：
“一碗饭运动不但是募了捐去救济被难的人们，并且是要节饭节食，来表示牺牲的意思，这是我们做人的美德……香港的一碗饭运动，更含着一种深长的意义，因为这次捐款是要帮助工业合作社去组织及救济难民和伤兵，这是巩固经济阵线，是生产救国，是帮助人们去帮助自己，是最妥当的一种救济事业。工业合作社是民主性的组织。我们这样富有民主性的一碗饭运动，来使工业合作社完成救济事业，岂不是很愉快而值得提倡的吗？”
儿童工作也是她时刻放在心上的事情。保盟在香港发出的第一份有插图的传单是她向全世界发出的“救救我们的战灾儿童”的呼吁。她说，“他们代表着我们未来的一代。他们将来要在这片他们的父母正在为之战斗、受苦受难、流血牺牲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新的中国。……我们绝不能让战士们的子女成为‘迷失的一代’。……请你们把对中国的同情心表现在帮助保存中国未来的有生力量的行动中。”她在这方面的工作还不限于保盟。香港“中国战争孤儿救济协会”成立后，她担任名誉顾问，其他的顾问有国民党要人她的姐姐宋霭龄、弟弟宋子文等，还有当地名流，实际做工作的大部分是左派人士如何香凝和她的女儿廖梦醒、顾淑型（陈翰笙夫人）等。1939年9月，欧洲的战争爆发后，它制定了把一部分工作转移到内地去的计划。
宋庆龄的募捐工作不论采取什么方式，总是同反法西斯和民族解放这两个主题有关联的。这一点在文化领域中表现得很明显。在保盟主办的义演中有两部德国反纳粹作家写的话剧（恩斯特·托勒尔的《霍尔牧师》和弗里德里希·沃尔夫的《马门教授》，都译成中文上演）、一部好莱坞（华纳兄弟影片公司）电影《裘莱士》（条莱士是19世纪领导墨西哥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战士，由保罗·缪尼扮演）。宋庆龄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说，“这部影片也是为我们的事业的绝妙宣传，因为当时墨西哥的情况同我们现在的情况有许多相似之处。”
还有一部报道中国抗战实况的实地拍摄的纪录片《四万万人》，是由世界著名的纪录影片大师、荷兰的佐里士·伊文思导演、由美国电影明星弗雷德里克·玛尔契解说的。但在送港英政府审查时，未获通过，因为它怕得罪日本人。
许多作家和表演艺术家、音乐家在香港时都帮助宋庆龄开展工作、也接受她的资助（他们当时的生活很艰苦）。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都成了各自领域中的带头人，如剧作家和导演夏衍、阳翰笙和欧阳予倩、小提琴家和作曲家马思聪、特立尼达出生的舞蹈家戴爱莲（她曾在英国的兰伯特、约斯这两个芭蕾舞团①学习和演出，在新中国是开拓性的舞蹈家和编舞家）。为保盟画宣传画并在保盟主持下举办过画展的画家有叶浅予、丁聪等人。陈依范（武汉时期外交部长陈友仁之子）把他从延安带回来的反映斗争的振奋人心的木刻、连同他自己的绘画和漫画举办过展览。
①兰伯特芭蕾舞团为英国现存最古老的芭蕾舞团，1935年由著名芭蕾舞蹈家玛丽·兰伯特（1888-1982）建立，她因在创建英国芭蕾舞方面的功绩于1954年获不列颠帝国勋章。约斯芭蕾舞团由舞蹈家库尔特·约斯（1901-1979）创建。——译者
为了推进革命文化和发扬革命传统，1941年在香港举行了纪念中国新文学先驱者鲁迅逝世五周年和革命家邓演达殉国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宋庆龄都起了主导作用，并写了非常感人的纪念文章。
1941年夏发生了一件有世界影响的事件——纳粹德国进攻苏联。《保盟通讯》在题为《中国坚守东方前线》的编辑部文章中写道：
“自慕尼黑会议以来的灾难岁月里一直不清楚的事，现在，其直接后果已经十分清楚了。……一边是法西斯侵略者……同它们相对立的，是终于团结起来的所有民主力量，他们还能发挥出内在的力量……他们合在一起就能战胜法西斯主义。
“在远东前线，中国单独抵御者侵略者的军队……在那些最初的战争年月里，苏联是中国反抗日本进攻的最好的支持者……（中国本身目前）更大的危险来自那些身居高位的纳粹同情者，他们口头上……对中国抗战持有信心，实际上却在迫不及待地期望莫斯科的沦陷和消灭中国‘共军’的机会……
“中国能够坚守远东战线，但要有效地做到这点，中国应得到其他各国的全力援助，这些国家把中国的斗争看作他们自己的斗争。中国能够取得胜利，但中国的领袖们必须认识到，同任何地方的法西斯主义都无妥协的可能，民族解放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只能通过人民的团结和共同的努力……”
在宋庆龄看来，要实现这样的团结，最需要的就是民主。这正是她在1941年10月为纽约《亚细亚》杂志所写的一篇文章的题目：《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她在文章中指出，国际局势已转为对中国有利，所有与中国友好的国家——英、美和苏联——已经联合在一起。但在回顾当年年初袭击新四军的皖南事变时，她要大家留心：“在今年年初，那些煽动内战的人似乎又要把我们的国家弄得四分五裂，给敌人打开大门。……战时自由中国之缺乏民主，是中国军队间发生军事冲突的主要原因。这对敌人是有利的。……中国缺乏民主，只对第五纵队、潜在的妥协派和求和派有利。而给人民以民主权利，无论如何也不会妨害抗战事业。相反地，我们人民热烈支持抗日战争，因此压制他们的积极性，毫无疑问是有害的。……缺乏民主使妥协派和求和派能够在暗中活动，准备投降；他们当中有很多人不仅与敌人勾结，并且还与罗马一柏林一东京轴心反人类进步的整个阴谋有联系。”
她接着又指出，英美也有这样一些势力企图使“日本脱离轴心”、“稳定太平洋局势”，办法就是缔结一个远东慕尼黑协定。“正是这些集团，不顾英美人民的同情完全在中国一边，它们同侵略者勾搭，卖汽油给他们作飞机燃料，卖钢铁给他们做炸弹。他们帮助日本加强军事机构之后，现在又可能在设法帮助它达到政治的目的——使中国媾和投降。”她最后说，中国人民在任何情况下将继续奋战，“我希望美英朋友们，为了帮助我们和他们自己，支持中国的民主的要求，坚持要他们的政府尽可能援助中国，并终止在物质上或政治上对日本侵略的一切支持。”
这一年，她仍在香港继续开展工作，如为白求恩大夫创立的国际和平医院举行“街头募捐日”活动，为支援“工合”邀请一个大马戏团从菲律宾来港表演。主持它的首演式是她在香港的最后行动之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个马戏团被迫中辍了演出，并被困在香港。）
日本偷袭珍珠港是1941年12月7日，同时进攻香港。
在战事发生的第一天，宋庆龄遇到了日机空袭，看到无数男女老少惨遭残害。她从现场用电话把她的一个声明发给英文《南华早报》，描述了这场来自空中的大屠杀并响亮地号召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战斗，直到全面胜利。她的声明全文如下：（稍有删节）
“今天早晨我醒来时，同你们大家一样，发现战争已经降临香港。我看见炸弹落在九龙街道上。我看见十几个男人和妇女被炸死——就在我的眼前。我能告诉你们我的感受吗？
“现在，在中国内地已发生了五年的事情，在香港也发生了……日本法西斯主义者曾经想先征服中国，现在又在尝试另外一个更加危险的计划……
“这一战争，如同在它之前业已失去的和平一样，是不可分的。它的任何一部分都不能同其它部分分开。如果在香港有人曾经以为分开是可能的，那么日本的炸弹已经来告诉他们，大伙面；临的共同危险将是什么。
“那就让我们明白地说出来，我们所要的是什么、我们所必需的是什么——炸弹已经千真万确地掉下来了！我们所必需的是一条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把中国自身的斗争同英国、俄国和美国人民的一致努力联结起来，把世界各地的法西斯主义彻底粉碎。我们所必需的是所有民主人民的民主联盟，使反法西斯国家的所有资源都用在最需要的战场上。我们所必需的是一条全世界的民主阵线，它将真正是世界性的、民主的。
“重庆的人民在所有严酷考验的日子里从不动摇。现在是香港人民表现出同样精神的时候了。这种精神在过去那些战争的年月里曾为他们英雄的同胞们赢得了名誉。让我们共同战斗到底，直到把日本强盗赶过大海，回到他们原来的岛屿上去。
宋庆龄”
她这篇签名的声明显示出她那无所畏惧的精神，因为几天之内她也许就会落入日本人的魔掌。朋友们已作出了为她紧急撤退的准备，但她起初不愿意走——不愿意离开她的同事、离开她会去做的救死扶伤的工作。最后她总算同意了。她乘坐的是最后起飞的几架民航机之一。这时香港机场上已是弹坑累累，起飞后六小时机场就被日军占领了。
据贝特兰回忆，她在离开之前曾说过，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保盟的工作一定要继续下去”。《一场战争的阴影》（英文），第107—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