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感谢本书作者、“风义兼师友”的老同事爱泼斯坦同志，本书出版工作的最早的组织者、新世界出版社的老友陈休征同志，以及本书中文版的出版者人民出版社的负责同志，他们把本书从英文原稿译成中文这一颇为艰巨、又十分光荣的任务委托给了我。如同所有曾在宋庆龄创办的事业中工作过的人一样，我作为她所创办和始终关怀的《中国建设》（现名《今日中国》）杂志的一名工作人员，对她是无比敬爱的，所以能为这部传记尽一点力，自然使我深感愉快和光荣。事实上，翻译这部传记的过程，也是我的一个学习的过程，使我对这位凡属炎黄子孙都应引为骄傲的、20世纪中世界性的伟大女性有了更深的认识和敬仰。
爱泼斯坦在序言中说，“她（宋庆龄）的个人品格是既完美又独特的”，“在宋庆龄身上，国际主义和二元文化思想总是同爱国主义密切结合的，后者是前两者的永恒基础。”这就是这部传记的翻译工作颇为艰巨的根本原因。具体说来，尽管本书大量“依据和引用了宋庆龄用英文写的作品——英文是她最便于用书面表达的文字”并且本书作者是用英文来叙述和描绘中国和宋庆龄的，读者在本书中文版里所认识的宋庆龄应该是——也只能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伟大的中国人、一个有着国际的和二元文化背景的热爱祖国的中国人。努力做到这一点才算是真正体现了作者的意愿、真正忠实于原文。我就是在这样一个总的指导思想下，按我所理解的“信、达、雅”的要求来进行本书的翻译的，即：力求正确地、充分地、明白地、流畅地表达原文的内涵和精神，并尽可能提高译文的文字水平。当然，这只是我为自己悬的鸽的，借用作者序言中的一句话：“我在多大程度上达成了这个目标，这要请读者来评断。”我所能说的是，我已在主客观条件和近两年时间所许可的范围内尽了我的最大努力。在这方面，作者的勤奋、谦虚和一丝不苟为我树立了榜样。
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正因为宋庆龄的许多作品原来都是用英文写的，所以当时和以后出现的中文本就存在着许多问题，如文体不一、版本歧出、讹误脱漏、译名混乱等。进行系统的、完整的校核订正是目前恐无条件进行的浩繁工程。在本书翻译过程中，凡是能找到的已出版的中文本我根据最有权威性的文本，包括1966年出版的《宋庆龄选集》。（新的宋庆龄文集正在编印出版中，惜尚不及看到。）附带在此说明，凡本书提到的所引用或参考的中外书籍（不包括刊物）已编成书目列于书后，所以在注释中都只写了作者和书名。
书后另一附录是人名、地名、专名的汉英对照词汇。除了一些众所周知的属于常识范围的名词如华盛顿、伦敦、《圣经》等外，其他均收入，以便于读者查阅。许多人名的中译不同，我采取的是用得最广泛的或符合标准的译名，在对照词汇中列出其他我所见过的中译，以期将来能趋于统一。
有一些名词或外国人士和事物为英文版读者所熟悉而未必为中文版读者所知道，为便利后者，都加了译注。也有相反的情况，即为中文版读者所熟悉而英文版读者不熟悉，从而在英文版须详述而在中文版则可适当简化。但考虑到中文版读者中将会有许多青年（以至少年），他们对于在这个即将过去的世纪中的人和事未必知之甚多，所以这种简化我减少到最低的程度。
还有一个情况须稍加说明。为了希望本书中文版能与英文版都在1992年内出版，所以翻译工作（特别是后面的若干章）几乎是紧跟着写作进行的。爱泼斯坦同志的写作态度向来是精益求精，在付印之前总要反复斟酌，所以我估计本书英文版的最后付印样一定会同我所据以翻译的英文原稿在文字上有一些不同之处，中文版要完全照改在时间和技术上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按照爱泼斯坦同志的意见，中文版在文字上以他的英文原稿为准。（如有实质内容上的改动则照改。）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蔡美彪和尚明轩同志，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的张爱荣同志，上海孙中山故居、宋庆龄故居及陵园管理委员会研究室的任舜同志，《上海滩》杂志社的王金耀同志，以及外文出版局和《中国建设》（现名《今日中国》）社的老同事康大川、孙源、侯寒江、陈廷祐、安淑渠、支水文和林德彬、孟纪青、陈日浓、魏秀堂、邱成忠、郭洪珊、姜加林、黄浣碧（爱泼斯坦夫人）等都曾在我的翻译工作中给以各种不同的帮助，谨致深深的谢意。我也要感谢人民出版社叶建华同志的合作。最后应该感谢的是妻子壁莹，没有她的关心、支持和帮助，我是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
我诚恳地期待着专家和读者对本书中译本的批评指教。
沈苏儒
1992年1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