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把台湾回归祖国提上议事日程后，负责台港澳事务的廖承志深感责任重大。他决定利用自己与蒋家的世交，采取各种形式先与台湾当局沟通，为日后两党坐下来商讨统一之事创造条件。１９８２年７月２４日，他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提笔给蒋经国写了一封信。
但是以蒋经国为首的台湾当局，立场顽固，认为这还是中国共产党“统战的诡秘伎俩”，一心一意地推行“三不政策”。廖承志的那封信转到蒋经国手中时，蒋经国看毕扔在地上不理。尽管如此，他还是思考怎样回复，以表明台湾当局对中共“统战阴谋”的态度。于是，台湾当局搬出宋美龄这位长辈，请她以长辈的名义给廖承志回信。
１９８２年８月１７日，宋美龄亲自给廖承志写了一封回信，阐述自己对祖国统一的态度，并借机攻击大陆。
宋美龄在这封信中，首先以长辈的身分回忆她与廖仲恺、何香凝的交往，混淆作为民主革命主义者的廖、何及孙中山同蒋介石的区别，把蒋介石吹捧成孙中山“三民主义”精神的忠实信徒，并掩盖蒋、廖在黄埔时期的矛盾，说蒋介石对廖仲恺怀有深厚的感情。
更为滑稽的是，她把抗战时期扣押廖承志，使之陷于囹圄之苦的蒋介石说成是廖承志的恩人。最后这段话，则以自以为高明的手段，用长辈教训晚辈的口吻，对廖承志极尽嘲弄，甚至侮辱。
宋美龄的这封信代表了国民党内顽固守旧者的主张，仍抱着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幻想不放，这封信表明宋美龄及其所代表的那些人小聪明过头，根本就无原则、正义、理念，违背历史潮流而动。
中国共产党人对这封信未作详说，继续为祖国统一大业奔走呼号，宋美龄原想放颗“心战”原子弹的想法并没有实现，相反，让世人更看到了她的小肚鸡肠。
１９８５年，蒋经国已是满身病痛了。当时，由于发生了“江南命案”及“十信案”，台湾的国际形象跌至谷底。而大陆方面，邓小平复出，实行改革开放，并连续两年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在台湾民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因此，蒋经国认识到，不能不加快改革的步伐。于是就有了１９８６年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包括解除“戒严”，开放组党，“国会”全面改造，党务革新，加强社会治安等多项重大决策。
对于台湾当局的政策松动，大陆非常欢迎，希望以此为契机推动祖国统一大业进程。蒋经国晚年的这一开明举措实施没有多长时间，他就忽然病逝。李登辉上台。
当李登辉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和国民党主席时，台湾便进入了“李登辉时代”。
宋美龄是国民党的关键人物。蒋经国去世后，她对祖国统一态度如何，直接关系到李登辉能否把蒋经国的开禁政策继续贯彻下去，为此，享有很高国际威望，曾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给宋美龄写了一封信。
宋美龄接信不久，就给邓颖超回了一封信，与五年前宋美龄回复廖承志的信中所表达的立场、观点一样，在这封信中，宋美龄并未因台湾当局开放同胞回故里省亲政策而带来的海峡两岸和平气氛的出现，而改变她对大陆高层善意劝告的借机攻击。
宋美龄在信中首先是歪曲历史，表现在：一是对孙中山提出的三大政策的背景避而不谈，掩盖真相。事实上，自苏俄十月革命爆发之时起，孙中山就极力欢迎，并希望中国有朝一日也实现“劳农专政”，对自己的中国国民党的状况甚为不满，“以俄为师”，吸收当时尽管人数不多，但已见其旺盛生命力的中国共产党帮助他改组国民党。三大政策并非孙中山一时突发，而是长期思考的结果。二是当年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对孙中山是极力拥护的，拥护的倒不是孙中山本人，而是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因为它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有许多一致的地方。后来共产党人脱离国民党是因为蒋介石背叛了新三民主义，并打击、迫害，甚至屠杀共产党人。三是抗战时期，民族统一战线之所以形成，是中共方面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义释蒋介石，到数次谈判，使蒋介石在大敌当前之际，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并不是蒋介石，而是共产党“既往不咎，诚恕相待”，蒋介石倒是“以怨报德，趁火打劫”，在抗战期间数掀“反共高潮”。
宋美龄还在邓颖超给她的信中的称谓上喋喋不休，足见其心胸之窄。
中共方面和邓颖超本人与五年前廖承志对宋美龄的回信所作出的姿态一样，并未作任何评述。
如果说五年前廖承志的那封信，宋美龄作如此回答，人们还会考虑到海峡两岸和平气氛刚刚开启，宋美龄和“官邸派”人士尚不适应，心存疑惑，能谅解她的话，那么时至８０年代末，大陆、台湾两岸骨肉团聚，血浓于水已成大势，经贸往来与日俱增。在此大势下，宋美龄如此复信，令人疑窦顿生。
宋美龄在这封回信中仍然以蒋介石时代的“心战”主将自居，殊不知，历史的发展已将“心战”战场移动到它的舞台背后，这发炸弹没有炸到别人，却炸伤了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