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上海虹口英联码头的早晨。
海风送爽，刚刚露出红红胖胖的圆脸、还未施放出淫威的太阳，挂在远方的海水平面上。水的反映，形成上面一个太阳，水下一个太阳，好看极了。
一艘“满洲号” 远洋巨轮鸣叫着，缓缓地转向、调舵，离开码头；码头岸边送别亲友的人流在挥手含泪致意。
“再见了，孩子！”
“再见了，妈妈！”
今日一分手，孤篷万里征。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说宋耀如是位刚强不屈的人。此时，他和他的太太倪桂珍，站在码头边，向远行的两位千金--宋庆龄、宋美龄，还有护送她们的温秉忠姨夫，拂袖挥泪致别，夫妇俩目不转睛地盯着“满洲号”客轮远去。
“爸爸，我已经不小了、不要为我担心！”依在栏杆上的宋美龄挥着手向亲人告别。此时，她自己没把眼泪掉下来。也许她认为，此刻她若是哭了，父母会格外挂念她的，因为她年龄最小，爸爸妈妈最宠爱她。
“妈妈，你有病，要注意身体……”站在宋美龄旁边的文静的宋庆龄，她可不像妹妹，一句话没有说完就挥泪不止了。从小看大，也许一个人的性格终生是不会改变的。宋庆龄从小就娇柔、纤弱和沉静，眼睛里流露出温柔、遐想和伤感的神情。在宋美龄的眼时，她像《红楼梦》中的林小姐，又象中世纪被囚禁在塔楼里的人质，似乎正在从遥远的地方悲哀地观察着世态人情。说心里话，宋美龄当时对姐姐倒是充满了同情。
如果说分离是痛苦的话，那么团圆则是甘甜的。可是，那团圆的甘甜将在何年何月何日呢？
人们挥手依依惜别。
依依惜别的深情，像根红绒绳牵着你和我，连着我和他；像扯不断的风筝绳，拴着游子的心。
当客轮渐渐远去，人们收回远眺的目光，低下头来不免又有几分哀愁。是啊，宋庆龄和宋美龄是第一次漂洋离家啊！儿是娘的心头肉，作为父母的不挂心是假。
为了孩子的上学，宋耀如夫妇间曾有过尖锐的意见分歧。太太倪桂珍毕竟是在中国这块封建土地上生长的女性，封建的“忠孝礼仪、三纲五常” 难免不影响她，她本身的经验就可证明。她认为，女孩不像男孩那样，男孩可以出洋上学，女孩则不必要。和她观念相反的恰恰是她的丈夫，他受了10年的西方教育，思想是比较开放的，脑子里并没有什么条条框框。
为了培养女儿，4年前也即1903年，他通过老同学步惠廉的关系，将长女、年仅14岁的宋蔼龄送到美国的威斯里安学院学习。该学院是美国第一所特许设立的女子学院，同范德比尔特大学、圣三一学校和埃默里学院一样，也是南方卫理公会办的一所学院。宋蔼龄学习还算刻苦。后来她以优异的成绩取得学位后，像父亲25年前那样，从旧金山乘船回到上海。当时宋耀如在虹口宅第的书房里和山东路印刷所的秘密政治部里，分别为她准备了一张书桌。宋蔼龄被委任为宋耀如的秘书，帮助他处理信件，把准备打给孙中山的电报译成电码。这样，宋耀如就能腾出身来，集中精力履行革命组织司库的职责。这是他培养女儿们的第一步战略计划，已经大功告成。当然，这些又都是后话了。
时隔4年后的今日，宋耀如又将二女儿庆龄和小女儿美龄送往美国，这是为了实现他的“战略计划” 之二。本来宋耀如这几天患感冒，身体不适。宋庆龄和宋美龄不让他相送，可是他硬是坚持来了，一直等到船消失在天水一线上……
“满洲号” 迎着霞光，乘风破浪，很快驶人了公海区。宋庆龄和宋美龄依窗而坐，望着远去的故土，心有依依之情。然后她们又把目光转向前方，霞光五彩缤纷，射出万道金针。银针，又化作一圈圈夺目的光环--那里不就是未来的希望吗！
海水是蓝色的，蓝色的海底又是深不可测的。然而她们那蓝色的希望又像这蓝色的海底。
此时坐在二姐庆龄旁边的小美龄，可不像姐姐那样文静安然，而是个活泼风趣的小姑娘。她望了望正在托腮沉思的姐姐，同时又理了理自己被海风吹乱了的刘海，说：“二姐，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今后的路该怎样走。”
“好姐姐，别想啦。车到山前必有路。届时再说。来，咱们吹吹口琴散散心好吗？”小美龄大眼睛一眨，灵机一动。
“我现在需要清静清静。待会儿我再陪你玩。” 宋庆龄推辞道。
“我不吗，好姐姐！” 小美龄向姐姐撒娇道：“你要不陪我玩，我一个人吹多没意思呀。”
“好，好，咱们一块吹。” 宋庆龄拗不过妹妹，只好依了她。
“好二姐，你真好。我去取琴。” 当即喜得小美龄像只欢快的鸽子，返身去行李架取口琴。这时，一个山浪打过来，船剧烈颠簸，小美龄差点儿跌倒在行李架前。
“二姐，给。你先吹一支吧广 小美龄把琴交给二姐宋庆龄，像是命令的口气。也许她是尊重姐姐的，可是话一出口就变了口气。
宋庆龄是知道小妹任性惯了的脾气的，她没有介意，只是说：“还是小妹先吹一曲让姐姐听听。”
“好，我吹。” 小美龄也不客气，把口琴放到嘴边，试了一下音符，接着便吹了起来。
那琴声由低转高，由弱转强。时而如淙淙小溪流淌，时而如骏马奔腾，时面如三江翻滚……宋庆龄听出来了，这是一支美国有名的歌曲，叫做《亚格里溪的瀑布》。歌词的大意是：在那古老的大地，在那原始的森林，有一条绿色的瀑布。像银河飞流落下，像绿缎迎着晨霞。百丈悬崖之上是她的娘家，汇入大海却是她的婆家。千轫万壑挡不住她的足迹，一路高歌，一路风尘，不怕身子摔成水花。
说实在的，宋庆龄是不喜欢这首歌的。为什么不喜欢，她自己也说不清。只觉得它的格调太高了一点，有点儿硬梆，叫人不好接受。这大概与人的性格不同一样，所以听起来反响也不一样。可是此时的小美龄却美滋滋的用脚打着拍子，合着她那兴致。
“来，我也吹一曲让小妹听。” 宋美龄吹完一曲，宋庆龄也来了只致。
宋庆龄吹了起来，调子低了八度。琴韵悠扬，其声婉转。正像她本人一样：姿容婉丽，服饰光华，多情善忧。她吹的是一首中国的《思乡情歌》。其歌词大意是这样的：穿上花裙子，蹬上高跟鞋，那是谁呀？那是我。走在长街上，惹得众人瞧。长街无尽头，我走啊走。一直走到天过午。最后回到家，还是爹娘亲，还是家里好。
“庆龄吹得不错哇！” 坐在后面的温秉忠姨夫扭过头来也和她们答讪。
“我……刚学，不会吹。” 宋庆龄红着脸说：“还是小妹吹得好。”
“姨夫。你也来吹吧！” 小美龄说。
“我要吹，非把你们吹跑不成。”
“那是为什么？”
“因为我不会吹，懂吗！”说完温秉忠哈哈笑了起来。宋庆龄和宋美龄小姐俩也跟着笑了。
随后，宋庆龄和宋美龄又要求姨夫介绍介绍美国的风土人情，温秉忠也不客气，侃侃而谈起来。
“哎哟，我的包袱被人偷去了厂’那天，轮船快到日本神户的时候，头等舱一位日本乘客喊道。
叫不出名字的大个子船长，此时闻讯赶了过来，问道：“包袱里有贵重东西吗？”
“有，有。
“什么东西，能说出它的名字吗？” 船长进一步问。
“这…这……叫我怎么说呢广 原来这位日本乘客丢的东西也是刚从中国盗回来的一件罕世文物--金银镯。
大个子船长见这位失主当着这么多的乘客不愿说出，马上给失主使了个眼色，到了他的办公室，方知是一双中国国宝金银镯。
头等舱的全体旅客都是怀疑对象了，当然，也包括宋氏姐妹二人。“满洲号” 被日本人扣在神户港3天，真是岂有此理。
乘客等不及了，纷纷起来造反，向日方提出抗议。别看宋庆龄平时恬静温和，遇到这种不讲理的事，她也敢站出来据理力争。
“一个人丢了东西，就惩罚全船乘客，不让开船，这也太不讲道理了！假如我们中国人丢了东西，就让你们日方赔给黄金，你们干吗？”
“对，这位小姐说得对！” 全船乘客立刻声援。
此时，宋庆龄又要站起来讲话，坐在旁边的小美龄，扯了扯姐姐的衣襟，示意她不要再讲。在异乡他国，多心眼儿的小妹的担心不是没有必要。于是宋庆龄忿忿不平地坐了下来。
全船乘客的情绪被宋庆龄的一把火点燃起来，纷纷与日本当局争吵起来。也许是日方做贼心虚，当他们弄清金银镯的不明来历时，马上命令开船，向全船乘客做了让步。
一场闹剧结束后，受了屈辱的“满州号” 开出了神户港，向美国的檀香山和旧金山驶去。时值8月金秋，天高气爽，海有多蓝天有多蓝。几只海燕，从海面窜向湛蓝的天空，不时地发出几多低鸣的叫声。
那一年的农历七月初十，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满洲号” 终于结束了横越太平洋的航行，抵达终点港旧金山。只见港湾浓雾茫茫，这是一个多雾的早晨，连人港口都看不清楚。待到日出雾散后，轮船才慢慢驶人，在码头停稳。移民局的官员登上船，在休息室的一张桌子后面坐定。乘客们排成一条长队，挨个儿出示证件。宋庆龄和宋美龄姐俩因为有姨夫温秉忠的相送和步惠廉先生的前来迎接，顺利地通过了检查。她们没有像大姐宋蔼龄初来美国求学时那样，屈辱地受到美国人的冷遇和非难。
“我们比大姐初来时的命运好。” 当即宋美龄得意洋洋地对宋庆龄说。
“爸爸有经验了。” 宋庆龄莞尔一笑。
在港口的出门处，爸爸的老同学步惠廉先生，热烈地拥抱了她们小姐妹，犹如见到了多年不见的亲人（实际他们在上海分别还不到半年时间）。几个星期后，宋美龄第一次认定，美国的学校会像父亲向她保证的那样好，步惠廉先生也像父亲一般地体贴她们。
宋庆龄和宋美龄姐妹俩最初被安排在新泽西州萨密特小镇的一所私立学校补习功课。这所克拉拉·波特温小姐创办的学校环境优美，朴实无华。1906年，宋耀如赴美筹款时，曾随温秉忠到该校参观，留下相当美好的印象，当场他即向波特温小姐联系了两个女儿在此学习的事情，波特温小姐愉快地同意了。
宋庆龄在萨密特镇私立学校补习法语和拉丁语，准备投考大学，她仍然十分用功。后来镇图书馆馆长路易斯·莫里斯回忆道：宋庆龄--“那个严肃的姑娘”，总是贪婪地阅读成年人读的小说、传记和历史等等，这些“远远超出她那个年龄的普通姑娘的口味”。在她的同学埃米莉·多纳尔的记忆中：“年龄较长的那个女孩，因为由于年龄和气质的关系，她总是回避我们幼稚的游戏和嬉闹，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就这样，经过一年的补习，1908年9月5日，宋庆龄正式考人姐姐宋蔼龄当时正在就读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
这一年秋天，学校开学了。临分手时，宋庆龄把小妹安排在了新泽西州避暑山城德莫雷特的皮德蒙特学校，小美龄住在宋蔼龄同学的母亲莫斯夫人家中。
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宋庆龄自小培养出来的勤奋精神再度表现出来，她对哲学课程尤感兴趣。她的文学及写作水平亦较高，又热心于社会活动，因此很快担任了校刊《威斯里安》的文学编辑和哈里斯文学社的通信干事。班上讨论问题时，宋庆龄态度温文，声音柔和，但却滔滔雄辩，颇有见解，深得同学们的钦佩。
宋庆龄与家人一直保持密切联系，父母更是关心远在地球另一边的3个女儿。宋庆龄的同学许多年后还记得，她和妹妹到萨米特市不久，就收到一个从中国寄来的包裹，里面全是给她俩的花花绿绿的漂亮衣物。当时，她们做美国样式服装，也都是用从上海寄来的料子缝制的。每当她们两个自己在一起的时候，她们往往马上换上中国旗袍。
但是，宋庆龄最关心的是当时中国国内局势和革命的发展。父亲清楚女儿的想法，常常给她写长信，告诉她这方面的情况，并寄给她剪报。因此，身在大洋彼岸的宋庆龄对中国革命的曲折发展十分了解，并常常为此担心、忧虑。同学们问她为什么总是那么关心国家的事情，而不无忧无虑地玩乐时，她说：“我不能忘记中国，也不能忘记孙中山先生说过的话。如果忘记了，人生就失去其意义。”
中国必须变革。但到底怎样变革？当时宋庆龄开始了自己的思索和探寻。她在《威斯里安》院刊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即《四小点》、《阿妈》、《现代中国妇女》、《受外国教育的留学生对中国之影响》，这些文章宣扬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及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思想。有一次在历史课上，宋庆龄毫不掩饰地表现出这种思想。当时历史老师让学生讨论关于“对祖国的情感” 问题。轮到宋庆龄时，她给大家讲了对自己祖国的情感和希望。讲述时，她声音如平时一样柔和圆润，态度温文尔雅，但是大家却看到，她的大眼睛里燃烧着“足够照亮整个大地的火焰”。后来，在一次测试中，历史老师又看到一份表达了同样思想的答卷。他不得不大为惊叹：“这是使人万万想不到的，从一个看起来是温和的中国学生、且是一个女孩子的身上，竟能见到这样的意见。” 下课后他找到宋庆龄，首先称赞她的答卷是“动人的很好的论著”，但转而又说，这不是在历史课中应该学到的东西。宋庆龄坦率而答：“是的，我明白，但我想这张卷子是个人的表示，一个学生的见解，自然不会有人误解成别的意思吧！我只是追求真理。”
就当宋庆龄苦苦探索革命真理的时候，中国国内爆发了辛亥革命，腐败不堪的清王朝轰然塌倒，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中华民国，孙中山就任第一届临时大总统。宋耀如把这一振奋人心的喜讯迅速告诉了女儿宋庆龄，并寄给她一幅第一批制作的共和国五色旗。宋庆龄接到信和旗子，激动难已，她跑到校园里，一把扯下清朝的黄龙旗，挂上新的国旗，并振臂高呼：“打倒专制！高举共和旗帜！”接下来，她写了热情洋溢的政论性文章仁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高度评价中国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
这场革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它意味着四万万人已从君主专制政体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这个专制制度已经存在了四千多年；在它的统治下，‘生存、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是被剥夺的。它还标志着一个皇朝的覆灭。这个皇朝的残酷压榨和自私自利，使这个一度繁荣昌盛的国家，沦为一个贫穷不堪的国家。清政府被推翻，意味着具有最野蛮的制度而又道德沦丧的这个皇朝的毁灭和废除。
但是非常遣憾，还没等到宋庆龄当时的热情冷却下去，辛亥革命就失败了。
1913年8月，孙中山被迫流亡日本。宋耀如全家随后也移居横滨，继续协助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这一年的春天，宋庆龄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1908年被留在德莫雷斯特山城的宋家小妹宋美龄吧。在这里，宋美龄一共住了9个月。许多年后，宋美龄仍以十分眷恋的心清回顾了那段生活：
在皮德蒙特我读八年级。我在皮德蒙特住了九个月，过得非常愉快。使我十分感兴趣的是，我发现和我同读八年级的许多学生实际上是小伙子和大姑娘。他们从遥远的山区来这里，其中许多人，为了弄到来皮德蒙特求学的钱而教了好几年小学。所有这些人对我都表示很大兴趣。而我呢，则开始更深入地了解了那些为了生存、甚至为了要筹措受初等教育费用而奋斗的人们的生活。我认为，我小时与这些人接触，影响了我对那些出身贫寒的人们命运的关心。若不是在皮德蒙特读书，我就永远不会接触到他们。这使我认识了他们的真正价值。因为，说到底，他们和他们那样的人，正是任何民族的主体。
正是在皮德蒙特，我初步懂得了如何分析句子的奥秘。当时我的英语知识，顶多是略知一二，因为我在美国才呆了两年。我在词语的表达方面闹了许多小笑话，使我的语法老师感到为难。为了纠正我的毛病，她让我试着从语法上分析这些句子。她的努力应该说是有成效的。因为人们现在说我的英文写得挺好……村里人总是把我当作什么怪物看待。但是管它怪物不怪物，反正我能和我的伙伴一样喜欢吃老亨特先生杂货铺里卖的五分钱一块的口香糖。我常常买这样的糖吃。我记得，我们三四个小女孩中若谁有一枚五分钱的硬币，能够请别的孩子一道吃奶酪饼干和大棒棒糖，我们认为那就是一次了不起的款待了。这些糖果就摆在亨特老先生小店的玻璃橱窗里，是那样的诱人。尽管那时候玻璃橱窗里除了陈列那些商品以外，还在同样显眼的位置放着满是斑斑点点的粘绳纸，可我们不大懂得苍蝇和细菌的危害，也不在乎这些东西。然而，我还是一直活到今天，以向你们讲述那段往事。
弗洛伦斯、海蒂·亨德里克森、弗洛西·埃迪顿和我，在圣诞节前几天，决定做一件使他人愉快的事情，因为圣诞节的真谛要求我们这样做。我一生中从未体会到行善之举使我何等兴奋。我们共做一件善事，各尽其力，每人出二十五美分，凑足一美元，为铁路那边的一个穷苦人家买土豆、牛肉饼、苹果和桔子。我们努力做到谦逊不骄，不让别人知道我们的高尚行动。但我们太兴奋了，连店里的亨特先生都听到了我们叽哩咕嗜地争论买些什么食品最合适。我记得--因为生理学是我喜欢的课程，因而我坚持主张买糖，而且要多买些，我认为食糖里有大量碳水化合物，能使那些瘦小的孩子们的身体暖和些，使母亲有足够的体力。而向这一“伟业”捐款的另一位好善乐施的伙伴则强烈主张买土豆。她说土豆最能填饱肚子，是产生热量最多的食品。亨特先生好奇而津津有味地听着我们这一激烈的辩论。最后，他慷慨地每样都捐赠了一点，才解决了我们的难题……在我们抱着包裹吃力地跨过栈桥时，我们都感到自己好像鲜花盛开的圣女贞德行进在执行神圣使命的途中。然而，当我们走近拟定的受礼人藉以蔽身的破烂的木棚子时，我们面前站着的是一位心灰意冷。形容枯搞的母亲，她那一窝孩子紧握着她的双手，站在那里，从她的裙子后面偷看我们。我们吓呆了，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我们把包裹丢在地下，撒腿就跑了，跑出了一段距离，感到勇气又来了，我们又放慢了脚步，我们中的一个人壮着胆子喊了一声“祝你们圣诞快乐！” 然后，我们又更快地跑起来。
我们最喜欢的消遣之一，是采集榛子。现在我还能想到那条长长的、尘土飞扬的路。每当星期天下午，我们常常沿着这条路步行到树林里去。有时我们运气好，碰上驾着车赶上来的好心肠的农民，让我们坐上车去，还让我们分享他的午餐。我总是受到人们一些善意的戏弄……
我读了大量的书。我最喜欢坐在住房两棵树之间的那条长凳上看书。那是莫斯太太的房子。她是男生宿舍的负责人。我和她一起住在楼下的套间里--有她和两个女儿，罗西娜和鲁华比--莫斯太太想对我表示亲切时，她就允许我做饼干。我做的饼干烤出来总不像样。似乎我天生就不具备当厨师的才能……
当年一共9个月的生活使宋美龄对那个南方小镇充满了感情，她的英语发音都带有浓郁的南方乡音。一年夏天，宋美龄在北部的一个暑假补习班学习，历史老师也叫她叙述谢尔曼将军在南北战争中进攻南方的经历。当即来美龄忧郁地答道：“原谅我，这个问题使我很难过，因为我是个南方人广
1909年，12岁的宋美龄结束了在皮德蒙特山城9个多月的补习功课生活，也随两个姐姐之后进入了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但当时由于宋美龄年龄太小，还不够当一名正式学生。于是院长安斯沃思让她住在自己家里，和自己的女儿埃洛伊西一块玩儿。
埃洛伊西体质赢弱，但性情活泼，只比宋美龄小两岁。她们两人很快就亲热起来，一道在维多利亚式的主楼过道里跑来跑去，窥视和捉弄学院里的女学生。
一天，她们俩看见一男一女向会客室里走去。于是她俩便绕过南楼，溜到会客厅后的窗帘后面，窥看这对情人。
“上次我们在小树林里约会的时候，是那两个小丫头打扰了我们的团圆。”男的说。
“我亲爱的，今天可好啦，我们不在小树林里啦，而是在会客厅里。”女的接着说。
他们说完正要接吻的时候，窗口传来了一阵“嗤嗤”的笑声。待屋里那两人看时，只见又是那对讨人嫌的小女孩。当即那男的要去追她们，被女的拦下了：“你不晓得，那是院长的女儿和她的中国小客人。”
一天，她们两人比赛向大门中心抛石子儿，大门是紧闭的，中间有一双门环铃儿，射响了就算赢。一下、二下、三下…… 突然间，大门开了，走出一位中年教师叫艾柯卡，但见一个没长眼睛的石子儿，径直朝他脑门儿飞来，他“哎呀”一下捂住了脑门。血顺着他那手指“嘟嘟” 地冒出来。他望了一眼玩石子儿的不是别人，正是院长的女儿和她的东方小客人，也就甘吃个哑巴亏，自己跑到医疗室去了。但宋美龄和埃洛伊西当即却都吓傻了。她们担心艾柯卡会向院长告她们的状。谢天谢地，那位教师并没有告她们的状。于是，她俩再也不敢撒野了。
好景不长。有一次她俩因为埃洛伊西弄脏了小美龄的花手绢而吵了嘴。当时小美龄板着脸，很不高兴。埃洛伊西承认了错误，并喊她姐姐，但小美龄还是撅着嘴。埃洛伊西非常怕自己的朋友感情受到伤害，于是便把此事告诉了妈妈。当时院长妈妈出面向小美龄谈到了宽宏大度的美德，并问她是否对自己的狭隘心肠感到羞耻。不料当即小美龄眨了眨大眼睛，脱口回答说：“不，安斯沃思夫人，我倒是挺喜欢这样。”
不过，从此来美龄和埃洛伊西的关系又恢复如初，像鸟的翅膀、车的双轮一样儿--形影不离了。
不久，学校派专人对小美龄进行个别辅导，她们是青年教师马吉·伯克斯和露西·莱斯特。伯克斯小姐的母亲、英语教授伯克斯夫人照管小美龄的个人需要，为她做衣服，帮助她到城里买鞋。宋氏姐妹穿的是美国样式的服装，但她们的衣服都是用上海寄来的中国料子缝制的。每当她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往往马上换上中国服装。要是此时有同学突然撞进宋美龄的屋子，她就会忙不迭地钻进大壁橱，换上普通西式服装后才出来。
与一般人相比，小美龄当年显得成熟过早。衣服常常是一天三换，男女之间的事她也最敏感。她异常活跃，喜于交际，并且常常恶作剧，但是她的那副伶牙俐齿往往能使她摆脱困境。当时抹胭脂口红被视为伤风败俗，有一天宋美龄用了中国搽脸的粉，又涂了口红，后来被人发现了。
“哎呀，美龄，” 一位年纪较大的学生惊叫道：“今天又抹胭脂又涂口红，好漂亮哇！”
“是的，” 小美龄回敬了一句：“美国的胭脂口红不能用，我用中国的，关你们什么事！”
1912年，宋美龄终于成了大学一年级新生。
在校期间，她已显示出非凡的领导才能。她发现两个同她年纪相当的女孩--艾罗斯·安斯涅夫和喀拉瑞贝尔·马歇尔--是她顺从的追随者。但使她恼火的是，人们不让她和这两个朋友参加大一点的女孩可以参加的姐妹会。于是宋美龄同两个充当干事的女孩成立了一个特别组织，自有章程，自行召集会议，甚至邀请一些教师也参加进来，扩大其组织的影响。
她们这3个女孩子还创办了一份报纸，主编当然是宋美龄，每周出5份，内容从不相同。每份5美分，销售一空。
在整个4年大学生活中，她学了法语和音乐（理论、小提琴和钢琴），还选修了文学、历史、植物学、英文写作、圣经史和．讲演。此外，1916年夏天，她在佛蒙特大学选修教育学，也获得了学历。
由于宋美龄幼年开始多年远离祖国，在美国度过了其性格成型的时期，已经变得非常的美国化，以致当时她认为自己不是中国人了。“只有我的脸像个东方人。” 这是她在韦尔斯利大学常被引用的口头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