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上海莫里哀路宋庆龄的寓所就成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另一条战线上的一个指挥部。
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2天，中国共产党就向全国发出抗战宣言，红军随即集结开赴抗日前线。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再次重兵进攻华东门户上海。对此蒋介石调集70多万军队进行抵抗。
宋庆龄看到随着国共合作实现，全国新近出现的共同抗日局面，非常高兴。她一直盼望的全民抗战局面已经开始，而且她早已着手进行的抗日准备工作，也将收到成效。
在宋庆龄的积极推动下，妇女抗敌后援会在何香凝的住宅召开了成立大会，会上何香凝被公推为主席，宋庆龄和宋蔼龄担任了常务理事，一些国民党军政官员的太太们也出任了理事。在宋庆龄和何香凝领导下，妇女抗敌后援会立即展开工作：进行抗日宣传，训练妇女担任战地护士，号召大家捐钱捐物支援抗日。一时间，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
后来，该团体改名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敌将士总会上海分会”，从属于宋美龄领导的妇慰会。宋美龄听说后激动万分，除给二姐打电话外，她又亲笔写了一信，派专人把信送到上海宋庆龄处，以表示她对二姐胸怀坦荡和磊落无私的无比钦敬。
1937年8月13日上海抗战爆发后，宋庆龄以比上次“-·二八”淞沪抗战更高的热情，发动妇女捐款捐物，训练妇女担任照料伤员的战地护士，并组织抗日宣传。一时间，她比以往更忙了。当时她亲自撰写了大量文章，分析抗日形势，鼓舞人民树立抗日必胜的信心。她还到处进行演讲，号召人们为抗日出力出钱；并向外国朋友介绍中国抗战的实际情况，争取国际力量对日本侵略者的谴责。
一次，宋庆龄到南洋女子中学演讲，几天后仅该女中附近居住的居民就赶做出1000多件丝棉背心，经宋庆龄转送给了前线将士。在妇慰分会的动员下，上海妇女还赶做了20万双手套送往前线。当国民党政府准备发行5亿元的救国公债时，10年来宋庆龄第一次对政府的决定没有给予批评，而是从支持政府抗战的角度给予了充分的合作。她亲自布置了上海妇女“献金”日，号召大家踊跃购买公债。仅9月5日那一天，上海妇慰分会的常务理事们就购买了23000多元救国公债。
当时宋蔼龄在妇慰分会中也积极工作。一次，宋庆龄筹备了一次中外妇女联席会议，以便向各国在上海的妇女代表报告中国抗日情况；并期望通过她们向全世界揭露日本侵华真相，以使各国同声谴责和孤立日本帝国主义。会议召开那天，宋庆龄偏偏病了，不能亲自出席。紧急关头，宋蔼龄当仁不让地登台主持了会议，并且亲自用英语向各国妇女代表进行演讲。她报告了上海妇女救亡运动的开展情况，要求各国妇女主持公道，敦促她们本国政府同中国联合起来，共同制裁日本。当即宋蔼龄流利的英语和表达的与宋庆龄一致的思想，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好评。
不久就是1937年的11月，大上海沦陷于日军之手后一个严寒过早降临的冬季。
中国军民艰苦卓绝的上海保卫战进行了将近3个月，使日本帝国主义速战速决、迅速灭亡中国的计划成为泡影。但是这次战役也暴露出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许多弱点。如蒋介石虽然派出了重兵，但他自以为是、越级随意指挥军队的毛病并没有改正。结果，往往使官员不知所措，自乱阵脚。虽然当时国民党允许人民救亡组织存在，但对人民并不真正信任，对各救国团体的活动又给予了太多的限制。加上战争初期中日两国军事实力确实存在差距。于是，日本侵略军在付出了五六万人伤亡的代价后，最后还是攻占了上海这座被称为东方明珠的美丽城市。
上海失陷，使国民党的首都南京也暴露在日军炮口之下。蒋介石先是把政府机关迁往武汉，后来又迁到了战时陪都重庆。1937年岁末，南京军民虽对日军进行了殊死抵抗，但最后南京还是失守了。于是，灭绝人性的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一次就屠杀中国放下武器的军人和平民30万人，致使天地变色，人神共愤。“南京大屠杀”彻底暴露了日本政府宣传的“东亚共荣”的虚伪和欺骗，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武力征服和亡国灭种的侵略野心，同时也更加激起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决心。
当时，国民党政府西撤，作为国民党中央执委的宋庆龄此时要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下的上海坚持抗战，显然已不太可能，而且也随时面临着生命危险。当时中共中央非常关心宋庆龄的安全，拍来电报要求她离开上海，最好是到香港开展抗日工作。国民党政府也非常希望利用宋庆龄的声望，所以动员她随国民党政府西撒。此时，虽然尚不是中共党员的宋庆龄，却明确表示要尊重中共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的意见，转移到香港开展新的抗日工作。
当时，中共中央建议宋庆龄转移香港和宋庆龄决定尊重党中央的意见离沪去港，都是有着明确的战略考虑的。彼时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宣布同英国交战，香港名义上还是中立地区，香港毗邻广州，便于直接同国内来往而支持抗日；同时因香港还在英国人手里，蒋介石对那里不能直接控制，可以少受国民党特务的干涉和监视，在香港可以更加方便地同各国支持中国抗战的外国人和华侨联系，并且宋庆龄在广大华侨中有着崇高的威望，她可以很方便地把华侨捐助的抗日物资收集起来，运送给中国抗日军民。所以，当宋庆龄的联络员李云把中共中央建议她到香港开展工作的电报交给她时，宋庆龄立即表示，按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意见办，并开始着手进行准备。
离开上海前，宋庆龄发表了致国际友人的声明。她用铁一般的事实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罪行，呼吁世界各国都来拥护和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她还建议各国政府采取抵制、封锁、制裁的办法去惩罚日本帝国主义，以支持中国的抗日和维护世界和平。当时宋庆龄就高瞻远瞩地指出，及早对侵略者进行惩罚，也是为了世界各国自己的利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制止侵略，使其他国家免遭法西斯的进一步入侵。
在当时西方一些大国沉湎于拿中国作牺牲品去满足日本法西斯的胃口、从而保存他们自己时，宋庆龄的识见已经洞穿了时局发展的趋势；可惜他们听不进去，以致后来发生的情形早被不幸言中--日本帝国主义偷袭珍珠港，给美国造成极大损失；随即日本进攻香港、新加坡和缅甸等地，又使英国损兵折将，一度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
1937年12月23日，一个寒冷而灰暗的早晨。
国民党密探和日本特务都缩起了脖子，紧盯着上海莫里哀路29号寓所。但是，特务们没有发现今天与往日有任何不同之处。
上午有两位外国妇女被邀请进入了孙夫人宋庆龄家中，窗帘半遮着，可以看到宋庆龄与这两位外国女士谈笑风生。她们边谈边饮咖啡，壁炉里炉火熊熊，驱赶着严寒，一明一暗的炉火辉映着她们的笑脸。
今天一切正常--国民党密探发出了报告说。
没有发现异常情况--日本特务亦向其特高课报告说。
然而，一条事先商定好的秘密指令却在此时发出。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接到宋庆龄的电话，立即雇了一辆出租车悄俏地驶近这所房子，平稳地停在了后门的墙下。车子刚刚停住，孙夫人宋庆龄和女佣李姐就出现了。当即没有任何交谈，车门无声地打开了，孙夫人和女佣李姐迅速从两侧车门进入车内。“沙--”旋即汽车箭一般地向码头疾驰而去。
而此时两位外国女士依然在室内大声谈笑，似乎主人仍在盛情招待她们。
其实，这两位女士今后很长时间里，将成为这里的主人--她们是宋庆龄请来在她外出时负责照看这所房子的，同时她们今天也负有一个特别的任务，即掩护宋庆龄平安离开。
国民党密探和日本特务都没有想到这一招，他们还站在寒风里，为这两位不知名的外国妇女放哨巡逻呢。
上海外滩码头。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大上海，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名义上还是独立的，还在由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管辖。其他外国侨民当时也正在撤退，几艘渡船正把岸上的乘客一批批送往江心的大轮船上。码头上熙熙攘攘，一派大逃亡时的混乱景象。而且本宪兵和特务也夹杂其中，查访他们认为重要的人物。一时间，寒冷、恐怖、混乱和灰暗构成了这里的主调。
此时那辆出租车开到了外滩码头，下车后就用头巾掩住半个脸的宋庆龄，挽住艾黎的胳膊，两人用英语大声地说笑着，旁若无人地向挂着外国旗的渡船走去，俨然一对外国夫妇。他们身后，紧跟着提一个小包袱的李姐。那些特务和密探瞪起凶狠的眼睛，但是没人朝他们望一眼，他们也无法看出任何破绽。就当一个恶棍注意到宋庆龄的半边脸庞有些像中国人，刚刚伸手准备拦截盘问时，宋庆龄和艾黎早已跃身一跳，上了渡船的甲板。
宋庆龄与中共地下党的联络员李云小姐，此时也在这艘船上。
渡船开出很长一段时间，确信没有人跟踪后，宋庆龄才与李云接上了头。
李云在船上向宋庆龄汇报了中共中央关于宋庆龄到香港后的安排，宋庆龄当时表示完全同意党组织的意见。
她们到达香港那天，正值圣诞之夜。到处灯火通明，一派欢乐景象。宋庆龄刚刚来到住处，一位白发长鼻子的圣诞老人就向她献上一份可爱的礼物。在这里她终于摆脱了国民党特务长期对她的骚扰，可以全身心地投入支援抗战、保卫中国的斗争之中。宋庆龄来香港后的心情，顿时就像明净的天空一样，愉快起来。
1938年3月，在香港的宋庆龄接到了一个通知，邀她到武昌出席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同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何香凝也接到了通知。当时去还是不去，两人商议后决定，不亲往参加，但要密切注视会议的动向。
国民党的此次会议是在当时国民党的临时首都武汉召开的，会上通过了一个宣言和一个重要文件--《抗战建国纲领》。会后宋庆龄仔细审读了这些文件，她感到国民党在抗战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进步，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情；但同时在很多问题上，又显得极不彻底。为了促进国民党继续向进步的方面转变，阻止其向反动的方面倒退，宋庆龄与何香凝对这两个文件进行认真研究后，决定联名发表一个声明。
于是在香港一所普通的房子里，这两位现代中国社会的伟大女性坐在一起，你一句我一句，开始起草她们的重要声明。
“国民党既然自己提出了一个包含进步因素的纲领，那么就等于给了人民一个合法斗争的武器，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武器，推动它前进……”宋庆龄说。
“是的，这个纲领还可以按进步的立场去解释，用这个纲领去对国民党进行监督……”何香凝也表示了差不多相同的意见。
“好！这个声明的题目我已经有了！”宋庆龄立刻笑着说。
“哈哈，肯定要有‘拥护抗战建国纲领’这一句！”何香凝也说。
“‘不错。我想的正是《拥护‘抗战建国纲领’，实行抗战到底》这个题目，你看怎么样？”
“好！我们的文章就做在这个‘拥护’上。”何香凝击掌叫好。
“我们要首先肯定临时代表大会制定的这个纲领。嗯，写上
一、重振党纪，严厉制裁一切偷生怕死、贪污舞弊。欺民枉法之负责党员……。
二、尊重民意，实现民权，彻底取消一切有形或无形压制民意、妨碍民权之法令。
三、……停止任何方式之党派斗争，务使全国人民一致精诚团结。
四、时刻不忘民族国家之耻辱，胜困不骄，败亦不馁，贯彻抗战建国之目的，切勿中途易辙。凡稍得胜利，即妄冀和平，实为屈辱之主张，犹应坚决反对，勿使我民族国家，重陷万劫不复之地。
五、严防敌寇阴谋，勿中其一切挑拨利诱之伎俩，务使其不战亦能灭亡中国之毒计无从实现。
六、严厉执行剥夺从事傀儡汉奸者之公民权，没收其全部财产，如身为党政负责人员，犹应加以严峻之刑律。
七、勿忘全国同胞在被占区域或作战区域……种种惨痛，……党政当局，贵能牺牲少数人之安荣利禄，而以解除全国人民生活苦痛为前提……救济难民，抚慰流亡，优恤阵亡将士家属及死难同胞，取消与禁止一切苛捐杂税及高利贷，斟酌情形豁免赋税或减低租税……等等，当努力实行，务使全国同胞乐于追随吾党，抗战到底。……
当时，宋庆龄一口气竟说出了7条建议。
何香凝听完，故意喊起来：“好啊，你这哪里是什么宋何的七条建议，分明是中共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翻版！”
“翻版怎么样？就是照着抄过来也无不可，关键是看说得对不对，中共的主张有利于国家民族，我们当然可以汲取其精华部分，广为宣传！”宋庆龄雍容地笑着。
“这回老蒋看了我们的声明，肯定又要心里叫苦，口里骂娘啦。”何香凝说。
“我们拥护他的纲领，他要敢骂娘，就等于在全国人民面前表明他的纲领是虚伪的。我看他没有这个胆量！”宋庆龄倒胸有成竹的样子。
“他当然不敢在公开场合骂，要骂也只能关在自己的斗室里骂。”何香凝又笑着说。
“如果他关在自己屋子里骂，那是自骂自听，等于骂他自己。但在全中国全世界面前，我们这个声明一定会产生强烈反响的！”宋庆龄说。
“就这样定稿了，发出去！”何香凝拍板了。
1938年4月15日，宋庆龄、何香凝的联合声明公开发表了。声明向全世界表明了两位真正执行孙中山遗志的正直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坚定抗战的心声。她们在国民党中央虽然没有实权，却有着崇高的威望。这个声明果然引起强烈反响，又一次为她们赢得了人民的尊敬。
又是一个浓雾迷漫的早晨。
宋庆龄来到香港岛的一个码头，准备取道海上前往广州。快要开船时，一位朋友匆匆赶来，一把抓住宋庆龄的手，焦急地说：“孙夫人，现在广州每天遭到几十架日本飞机的轰炸，实在是太危险了！眼下广州是一座没有空防的城市，日本飞机在那里简直是为所欲为，为夫人的安全计，还是不要去了吧！”
“不！正因为那里现在是抗战前线，我才要亲自去。你不必为我担心。”宋庆龄感谢朋友的关心，却不能接受她的建议。
“夫人，如果那里真有非处理不可的事情，能否改在离城市重要设施远一点的地方，或者就在香港处理最好。日本侵略军的炸弹可是不管你身份如何，落在身边就会粉身碎骨的呀！”当时那位朋友对宋庆龄前往广州的危险看得十分清楚。
“广州同我感情上的联系太紧密了，当她遭受战火劫难的时候，我不能漠视不管。我要同那里的人民一起，共同保卫这座美丽的城市。至于危险，你不必太担心。十几年前，叛军陈炯明部炮轰广州总统府，我就经历了极大危险，但是我平安地渡过了难关。这次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也不能奈何我的……”说到广州，宋庆龄柔情似水；而说到侵略者，她的眼睛里，却几乎喷出火来。
当即宋庆龄挥挥手，毅然踏上了轮船的跳板。国难当头，已经没有什么危险能把她吓倒了。
当时的形势是，日军攻占徐州以后，紧接着兵分两路，一路直扑国民党临时首都武汉，一路从海上进逼广州，企图把他们所占领的地区连接起来。
广州是国民革命的策源地，早年孙中山先生在这里建立大元帅府，宋庆龄在这里经历了许多不平凡的日子。现在她住在香港，与广州咫尺之遥，眼看这座美丽的南方城市遭受战争的威胁和破坏，使她不能不加倍地关注着广州。
当时日军进攻广州，为的是切断中国从海上的对外联系。这些疯狂的军国主义分子，每天出动大批飞机对广州狂轰滥炸，城市设施和平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到极大损失。但是英勇的广州人民没有屈服，他们同仇敌忾，全力保卫着自己的家园。
为了鼓舞人民的抗战意志和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当时宋庆龄不顾广州上空每天盘旋不绝的日军轰炸机，冒着生命危险，数访广州，写下了她直接投身抗战的又一光辉篇章。
这一次，宋庆龄得到消息，中共重要领导人邓颖超将亲往广州，帮助组织妇女参加抗日运动。宋庆龄与邓颖超在大革命时期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她们在工作和事业上互相支持帮助，并有很好的私人感情。但是1927年以来，她们已有10多年没有见面了。邓颖超此次前来广州，使宋庆龄有了与她当面晤谈局势与重叙友情的绝好机会。宋庆龄得知消息后十分高兴。她决定为邓颖超的工作提供方便。
宋庆龄在广州战事最紧的日子里亲临广州，时任广州市长的吴铁城为她举行了官方的盛大欢迎会，人民群众则在街道两侧自发欢迎她们心目中的国母和民族英雄。
在广州宋庆龄加紧工作，为迎接邓颖超的到来做好各种准备；同时全面了解广州的抗战局势，并向有关当局提出保卫这座城市的作战意见。
邓颖超此次受中共中央特派来广州会见宋庆龄和何香凝等知名人士，并鼓舞广州人民的抗敌意志；以进一步巩固国共合作，加强抗日统一战线。
邓颖超得知宋庆龄已先一步来到广州欢迎自己，十分感动。那天她们像久别重逢的姐妹，亲切拥抱，互相问候。接着，邓颖超专门向宋庆龄介绍了中共中央关于时局的分析和斗争策略。当即宋庆龄坚定地表示，要为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多做工作。然后宋庆龄陪同邓颖超一起在广州视察并会见有关人士，为邓颖超在广州的工作提供了极大方便。
邓颖超当时在广州活动时间很短，但宋庆龄的风度和热情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送走邓颖超，宋庆龄开始对广州进一步视察。当时在广州这个几十万人口的城市，日本侵略军已经投下了10万枚炸弹。到处是残垣断壁，记载着日寇的累累罪行。而各医院的受伤难民，则更是日军侵略罪行的铁证。
当时宋庆龄来到中山大学附属医院，这里刚好有一个从炸死的妇女腹中取出的婴儿。母亲死了，婴儿还完好无损，嗷嗷待哺。宋庆龄非常怜惜，抱起来在他那可爱的小脸蛋上印上一记亲吻，她嘱咐医生护士要加倍关心这个小生命。于是，宋庆龄抱着这个小婴儿的照片和小婴儿的遭遇旋即见诸报端，从而对揭露日军暴行和呼唤国外支援中国抗战，起到了非常有力的作用。
宋庆龄还去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向先烈们敬献了花圈，并参观了黄埔港等军事设施。她勉励抗战官兵和人民群众发扬广州人民反帝爱国的光荣传统，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
同年9月，日本侵略者对广州的进犯加紧，为了声讨日寇罪行并争取国际援助，广州人民决定举行几万人参加的夜间火炬游行。宋庆龄在香港听到这个消息，遂决定亲往参加。当时，许多朋友再一次劝她：“广州没有足够的高射火炮，弱小的中国空军也没有足够的飞机可以升空同日机作战；而且当时广州的防空预警系统非常落后，只有等日本飞机飞过海岸线以后才能发现，而那时距广州的飞行时间不过几分钟了，人群根本无法疏散。十万人的火炬就是敌机轰炸的最好目标。这样的活动太危险了，精神虽然可嘉，冒此风险却大可不必。”但当时宋庆龄则坚定地说：“抗战必有牺牲，过去没有举行火炬游行，每天照样有官兵和平民死于日机轰炸之中。而今天的游行，实是一种力量和决心的显示。纵有牺牲，亦对国际社会必有震动，对全国抗战必有鼓励！”
于是宋庆龄又一次来到广州。游行的当晚，她手持一只火炬，站在成千上万群众的前排，率领大家浩浩荡荡地穿街过巷，呼喊抗日口号。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她毫无惧色。这个游行示威活动，通过外国记者的笔端传向全世界，为争取世界各国人民和海外华侨支援中国抗战，再一次发挥了重要作用。
宋庆龄还在集会上专门对妇女同胞讲话，号召她们辛勤工作，缝制棉被和军服，并且眼光要放得长远，不限于仅仅支援在广州作战的部队，还要把这些军需品送给远在北方作战的中国军人。她要求每个妇女都要制作一条棉被或者一件军服，而且当场自己捐出了够做几十件军服的钱款。
当时宋庆龄为保卫广州呕心沥血，国民党政府的某些人却以为广州靠近香港，日军不敢攻占，因而不作认真的抗击准备。结果日军一来，他们只好率先逃窜，从而使广州轻易落入敌手。沦陷后广州居民大多疏散外地，以表示他们不向敌人屈服，不同侵略者合作。宋庆龄在广州沦陷前夕，也悲愤地离开这里，返回香港并全身心地投入了新的抗日救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