檀香山远离中国，孤悬于太平洋中心，从地理上说两地风马牛不相及，但谁也意想不到，孙中山从这里点燃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火种。
1894年夏、秋间，孙中山和陆皓东漫游京、津，“以窥清廷之虚实”。
他们在天津“窥”到了李鸿章的底细，知道他是由“军功”这一条道路直往上爬的。又凭着戈登和其他外国人的帮助，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被提升为总督、大臣，被尊为傅相，成了清王朝忠实的看家犬。
他们在天津“窥”到了李鸿章发财致富的方法，其中之一，就是在各级文武官员从全国各地蜂拥而来请求提升任命时，敲诈勒索他们的钱财。
他们在天津“窥”到了贪官污吏是怎样地影响了中国抵御外侮的准备工作。当时，炮舰的官员实际上享有走私的专利权。一个海军青年军官告诉孙中山，他已经气愤不过而辞去了职务。原因是他不得不签署一个几吨煤灰的受货单，而这受货单是作为火药订约和付款的。
他们在北京看到了京城“政治之龌龊，百倍于广州”。
孙中山从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乡村政治，乃中国政治中之最清洁者，愈高则愈龌龊。”
而中日甲午战争更加暴露了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和李鸿章的卖国嘴脸。
1894年7月15日，日本不宣而战，在朝鲜牙山口外的丰岛海面，对从朝鲜返航的清舰“济远”、“广乙”发动突然袭击，挑起了侵略中国的战争。同时，日本又派出陆军进犯牙山的中国驻军。
8月，清王朝被迫对日宣战。
政治上的投降主义必然导致军事上的失败主义。清王朝被迫宣战以后，李鸿章采取了被动挨打的战略。他命令陆军“可守则守，不可则退”，命令海军“保船制敌”，“不得出大洋浪战”。
清王朝的投降政策，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招致了中国军队的节节败退。
10月下旬，日本侵略者分兵两路，大举进犯中国，沿途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欠下了中国人民难数的血债。
中国人民怀着无比的仇恨，自发地掀起了武装抗日斗争的热潮，坚决回击了日寇的疯狂进攻。
中国败在日本手下，暴露了清王朝的腐败无能，“上等社会多不满意于军界”；“人民怨望之心愈推愈远，愈积愈深，多有慷慨自矢，徐图所以倾覆而变更之者”。
孙中山义无反顾了，他决定到檀香山去，在那里创立兴中会，“纠合海外以收臂助”，回国发动起义。
1894年10月，孙中山游历了天津、北京、武汉，回到上海，得到郑观应帮助，领到了出国护照，从上海起航，经日本抵达檀香山。
这时候，夏威夷群岛和侨居此地的华侨，与过去相比，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1893年1月，由于美国幕后策划，夏威夷王国发生了政变，废除了君主制，建立了共和政府。触类旁通，这不由使华侨意识到：衰弱的祖国，如果不奋发图强，也将会导致亡国；而大清帝国的政体，也并非不可移易。随着而来，美国势力排华的暴行，增强了侨胞的民族意识，促进了他们的团结，加深了他们的爱国观念，也有助于他们接受反抗清廷的思想。
在甲午战争中，清王朝惨败的消息传到檀香山，“外国报纸讥消备至，华侨愤恨”。他们“感于祖国危亡，知非驱除满虏，无以刷新图治”，“慨然有澄清之志”。
就连“猛张飞”孙眉，思想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如一些回忆录所说，他“往日思想顽固，侧重保守，至是耳儒目染，心理为之一变，每闻乡人自祖国来，报告总理时作歌颂太平天国及反清复国言论，咸不以为异。戚族中有恫以抄灭家族等辞，促其劝阻总理行动者，概一笑置之”。
孙中山先到茂宜岛会见孙眉，向大哥说明来意。
这次，孙眉称赞孙中山“志大言大，首赞成之，且划拨财物一部为助”，还亲自给檀香山的亲友写信，介绍胞弟的抱负。
檀香山是广东华侨集中的地方，华侨资产阶级的力量也比较雄厚。在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香山县和香山附近各县，好些人与孙中山一家有同乡、戚属、同事和朋友的关系。
孙中山满怀豪情壮志，在檀香山极力鼓吹革命。
与孙眉友谊至笃的邓荫南，“经营大糖榨于茂宜山，容纳华工数千人，获资颇丰”。他“生平好猎，善枪法，能从背后反射击鸟，百无一失，又能自制炸药炸弹”。邓荫南听了孙中山的革命宣传，“心折之，愿倾家相助，遂订生死交焉”。
开设仁记西餐店的宋居仁，“觉得西人对我华人非常苛待，故革命之心日炽”，“忽闻孙逸仙极力宣传革命，斯时颇为心动，未几，果见其来餐店，对居仁说明实行革命。居仁闻知，立即将西餐馆生意收盘，挺身随他行革命”。
孙中山经过多方游说，奔走了一个多月，终于有20多人表示愿意投身反对清王朝的斗争。
应该说，这是很大的成功。
1894年11月24日，由孙中山倡议，在卑涉银行华人经理何宽家里，召开了兴中会成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孙中山、何宽、李昌、刘祥、程蔚南、邓荫南、郑金、黄亮、黄华恢、钟木贤、许直臣、卓海、李禄、李多马、林鉴泉、郑照、刘寿、钟工宇、曹采、刘卓、宋居仁、陈南、夏百子、李杞、侯艾泉等20多人。
他们围着长桌坐着，庄严肃穆，整整齐齐。坐在主席位置上的孙中山，手握《兴中会章程》，把对祖国、对同胞的深情厚谊，对清朝统治者、对外国侵略者的愤怒控诉有机地探合起来，慷慨激昂、抑扬顿挫、朗朗有声地念着，使得那些远离故乡的游子回肠荡气，感慨万千。他们望着宽额隆准，脸圆口方，浓淡适中的眉毛下，双目炯炯有神的孙中山，好些人不由热泪纵横了。
“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力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茶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今强邻环列，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用特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抒此时限，奠我华夏。”
这是一篇声讨清廷腐败误国的檄文，是一支疾呼中外华人拯救中华的进行曲，是一篇宣告中国人民开始进行民主主义革命的宣言书。
会议一致通过了孙中山手拟的《兴中会章程》。
《章程》没有公开载明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革命主张，是“以免会员有所戒惧，盖其时华侨尚多不脱故乡庐墓思想，惴惴于公使领事之借辞构陷”。
《章程》规定，本会干部由全体会员“公举”，“凡会内所议各事，当照合少从多之例而行，以昭公允”，包含着民主主义内容。
《章程》规定，凡人会之人捐银五元，另设义捐，为武装革命筹备经费。
根据《章程》规定，会议选出刘祥、何宽为檀香山兴中会正副主席，程蔚南、许直臣为正副文案，黄华恢为管库，李昌、郑金、黄亮、李禄、李多马、邓荫南、林鉴泉等八人为值理，决定会址设在“华人消防所”二楼。
会议将告结束的时候，举行了宣誓仪式，各人以左手置于一本打开的（圣经》上，右手向上高举，由李昌朗诵誓词：“联盟人某省某县人某某，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神明鉴察。”
后来，孙中山曾对同志解释采用这种宣誓方式的理由，说这是模仿当时欧美各国和檀香山人们在法庭上作证的方式，“借以坚定会员人会的志向，忠诚不渝，不是马马虎虎的玩意儿。加入兴中会对当时专制统治政府说来是大逆不道的造反行为，按清律是要杀头，甚至抄家灭族的，故不得不设法坚定同志们的信心。”
兴中会以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宗旨，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团体。
兴中会的创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标志着比较正规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端。
从此，孙中山成了民主革命派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