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发动华侨革命，孙中山环绕地球四圈，走遍天涯海角。
他在旧金山建立的美洲同盟会，把美洲大陆的广大华侨发动起来，使他们由沉睡到觉醒。
当年招待过这位伟人的小姑娘，通过所见所闻，生动真实地道出了当时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的片段。
孙中山先生于1910年1月、2月间由美国东部到旧金山。当时，同盟会旧金山支部的负责人是李是男和黄伯耀。他们两人和我大哥温雄飞（本文作者、温雄飞的妹妹温微德系中国同盟会会员--编者注）都是同盟会旧金山支部的创始人。但在1910年，我大哥已经同盟会安排前往檀香山，负责同盟会檀香山支部的工作，所以孙先生来到旧金山，只由李是男和黄伯耀迎接。
李是男和黄伯耀对于孙先生到达后的住处，没有事先作特殊的安排，只在一个旅馆里预定下房间。孙中山先生一到就提出要求加强保密，迁出旅馆。李是男和黄伯耀经过商量，决定把孙先生的住所设在我家。为此，他们两人和我妈妈黄好商量。我妈妈在哥哥影响下，对同盟会忠心耿耿，马上答应。接着他们又找了我五姐温藉真与六姐温卓凡，她们也高兴地赞成，马上动手收拾房间。
最后，李是男和黄伯耀又来找我。我是全家最小，又是顽皮撒娇的女孩，所以，他们来做我的思想工作。李是男首先问我，孙中山先生是什么样子？当时我们全家都熟悉孙先生的照片，我就从相片簿里找出孙先生的照片。黄伯耀接着问我，见到孙先生认不认识？我一听，知道孙先生已经到了旧金山，拉着他们一定要去看孙先生。出乎意料之外，他们立即同意带我去见孙先生，但一再叮嘱见了孙先生，不准跳蹦、高声吵闹，还对我讲，因为清王朝在旧金山有领事，手下还有一批保皇党人，想要捉拿孙先生，所以见了也不能称呼孙先生，只可轻轻地叫先生。
在我表示照办以后，他们就带我乘电车去孙先生住所。记得那是一个十分阔气的旅馆，转上转下，忽然转人一个房间，孙先生正坐在桌边写字。我一见孙先生，就冲口而出：“先生，我是八仔。”（我在家中排行第八）李是男和黄伯耀随即向孙先生介绍，我是温雄飞最小的妹妹。孙先生把我拉到身边，问我家庭情况与住屋情况。
那时我只有10岁，但常和家中来客打交道，并不怕生，就详细地回答孙先生提出的问题。他问得十分仔细，家里有几个人，干什么事，住屋有几间，有几个门，如何出人都问到了。李是男和黄伯耀也不断插话作解释。现在回想起来，孙先生当时问得这样仔细，是从确定秘密住所的需要出发的。这次问话足足有两三个小时，到后来，我答不上来了，孙先生又向李是男、黄伯耀询问，我乘机溜到走廊里去看古董和油画，被黄伯耀追回来，我又去翻孙中山先生的书，看照片和插图，黄伯耀看我闹个不停，就把我送回家。
到家后，妈妈的房间已经搬空。原来妈妈和五姐住一间大的，我和六姐住一间小的，现在妈妈和我们三姐妹挤在小间里，把大间腾出给孙先生住。
孙中山先生住人我家前，李是男一再嘱咐我们要保密，随便什么人来打听孙先生，都说没有，还在大门外装上电铃，规定自己人揪铃的暗号是一短一长二短，不合规定不开门，来人进门以后，还要经过口号和手号的检验，才能会见孙先生。按照当时同盟会规定，只有同盟会会员才能由支部主盟人传授这些口号、手号。我们三姐妹都没有加入同盟会，因此李是男要我们全家加入同盟会，但是孙先生即将住人，我们的人会仪式来不及举行，就决定以后再补，先教会口号与手号。
口号我已记不清了，是来人问一句，主人答一句，来人补一句。这三句都是普通的日常问好，不知道的人不会想到是暗号。都对了，说明是同盟会会员，很像军队的口令，不过军队口令天天换，而同盟会的暗号一直未换。我只学过，没用过，因为那时来看望孙先生的，实际上只有李是男、黄伯耀、李旺、黄芙苏等四人，我们都认识，不需要用暗号。手号就是握手时，双方都将拇指弯人手心，一握手，就知道对方是不是同盟会会员。这个手号当时十分流行，旧金山的同盟会会员都这样握手，人人皆知，实际上不成其为暗号了。
除了口号和手号，当时同盟会内部还有一种吃饭时用的暗号。这个暗号是李是男特别注重的，即在吃饭前，如果在座的有人不是同盟会会员，主人就用左手举起饭碗，右手夹着筷子，向每个人招呼“吃饭吃饭”，似乎是一般的礼节，其实左手所举饭碗虽是向在座的人逐个打招呼，而右手所夹的筷子，始终指向某一个人，所指的就不是同盟会会员。如果主盟人发现指得不对，可以同样来一次，把筷子指向另一个人，这就是纠正，另一个人才是外人，这个动作一做，讲话都要保密。
吃饭过程中，通知保密的还有一种暗号，即表面上是用匙舀汤，但是舀汤前先用汤匙在汤碗边上刮一圈或大半圈，尽量发出声音，使大家注意，然后舀一匙汤，故意在汤碗边上平拖一下，似乎是刮去余汤，防止下滴，其实匙尖所指，便是外人。所谓外人，原指非会员，后来凡是在座有不宜泄密的对象，都可用此暗号。
我们学完暗号，黄怕耀就陪孙先生来了。孙先生一见我就叫我八仔，拉着我的手去见妈妈，没完没了地谈起话来。这时黄伯耀叫我拿出大门钥匙，由他交给孙先生，孙先生亲自到门上试过收在身边。所以从头一天开始，孙先生就不必徽电铃叫门，随时可以自己开门进来。
孙先生并不是天天住在我家，多半是天亮出去，晚上回来，而且住几天、隔几天，有时甚至隔半个、一个月不来，也有时连续几天整天在家，不过这种情况比较少。
孙先生在家，由我负责送水、送饭、开床、铺床。送水是送茶水和咖啡，洗脸洗澡不用送水，因为厕所间有烧水器，点着就可以烧热水。每次我送茶水进去，孙先生总是讲：“八仔，够了，我自己来。”我们家煮咖啡，本来很随便，咖啡壶里放一点水和咖啡在酒精炉上煮一下就算了。孙先生却很会煮咖啡，水放多少，咖啡放多少都有一定的比例，多了要发酸，少了没味道。开头我弄不好，后来学会了，烧得较好，孙先生只要喝我煮的咖啡。早晨和下午各送一次咖啡，同时送烤面包片、奶油奶酪，下午这一餐，毫无例外，孙先生总是边吃边看书，或者看文件、信件。
送饭的日子也很多。孙先生回家忽迟忽早，多半是我们已吃过了。于是单独为他开饭，由我送进去。遇到工作忙的日子，孙先生也单独在房间里吃。难得遇到孙先生有空，他就到客厅里和我们一起吃，吃完我们往往缠着他讲故事。孙先生讲的故事很简单，无非是革命党人怎样偷运军火等，并没有人名地名。孙先生讲故事的时候，我们尽可以顽皮，我甚至坐到孙先生膝盖上，拉他的胡子。可惜这样的日子总共没有几次。
除了送水、送饭以外，开床（孙先生临睡前由我把盖单揭去，被子摊开）、铺床（孙先生起床后，由我把被子铺平，覆上盖单）这两件事，也是固定由我做的，姐姐们不插手。孙先生每晚多半要看书到深夜，床开好我就没事去睡了。
其他事情由我妈妈包下。原来我家洗衣、烧饭都是我妈妈干，孙先生来了，当然也是这样。但是李是男和黄伯耀提出，我大哥已去檀香山，家中没有男人，所以孙先生的衣服不能在我家晒出来，就由他们送华侨洗衣店去洗。同时，他们还规定，准备孙先生的饭菜，不准我家买大量罐头食品，因为我家穷苦，平时不买罐头，突然大量买起罐头来，会引起怀疑，只好由同盟会暗暗送来一些罐头作为应急菜。
我只干送水、送饭、开床、铺床四件事，占的时间不多，能照样读书、送货、做手工、做作业。那时我已进了同盟会旧金山支部举办的“金门两等学校”读书，是这个学校惟一的女学生。那时唐人街还有缠足的风俗，我二姐就缠过小脚。正是在同盟会帮助下，我才能突破旧习，进了学校。我能学些中文回国服务，也是辛亥革命前后的新风。
同盟会旧金山支部原有五个核心人员，我大哥和李是男、黄伯耀、李旺四人忙着办报，黄芸苏一人忙办学。金门两等学校的所谓“金门”是指旧金山海湾的峡口，“两等”是指小学生与青年人都教。当时黄芸苏是校长，另有几个教师。除了小学部，还有补习班教华侨青工识字。学校收费比私塾低得多，不像我姐姐们读私塾那么费钱，所以我能顺利读下去。
黄芸苏在国内考取过秀才，中文很好，后来离开家庭只身游美，办学谋生，并宣传革命。辛亥革命时，曾随孙先生返国在南京临时大总统府电务组负责译电。
我家原来住在唐人街的白鸽笼里，那是五层大楼，可是房间极小，一个门牌内就有百把户，一层就有几十家，厨房厕所都是一层合用，住户大都是粗工，其中青年人多是华侨各个堂口的打手、枪手，我家女孩多，有人扬言要抢亲。于是我妈妈下了决心，不但迁出白鸽笼，干脆迁出唐人街，租了企李街男青年会的房子。这里是大街，日夜行人不断，抢亲的人不敢来。为了租这较贵的房子，我们姐妹着实多做了不少手工，否则付不了房钱。
我家租的是一座两层楼的木板屋，楼下是男青年会的单身宿舍，租给学生、职员住，我家住楼上，但是有一座木梯从街上直接通楼上，不经过男青年会的单身宿舍，只通我家一户，因此，实际上是单门独户，便于孙先生进出，而且站在门口可以看清街上动态，也便于我们为孙先生警戒。
楼上原有一个内部木梯，可以通到楼下男青年会单身宿舍，我家迁入后，把通这个木梯的门锁死，内外堆些杂物。孙先生住来前，黄伯耀来看了多次，亲自拿了木匠工具，把门锁换好，铰链修好，搬开什物从为这条通道十分有用，万一有情况，一下去就是男青年会的单身宿舍，前后有门，都可出去，还有公用厨房、厕所、走廊、空间，足够迷惑来人。孙先生住来后，对这个后门也很注意，亲自察看了一番。
这些防范措施并不多余。孙先生在伦敦曾被清朝大使馆绑架，在新加坡化名李竹痴，在日本化名中山樵，才能入境。孙中山先生早就在檀香山从事革命活动，但在檀香山的住址仍要保密。在旧金山清王朝的领事还有相当势力，华侨也比檀香山多得多，堂口复杂，有按同乡建立的，有按同姓建立的，相互之间常常械斗，枪支可以公开买卖，各堂口都有自己的枪手、打手。清领事收买一些堂口的大佬和师爷，准备暗杀和绑架革命人士。
据李是男和黄伯耀谈，当时清王朝驻华盛顿公使馆直接雇有侦探，跟踪孙中山先生。所以，孙先生每到一处讲演完毕，马上要更衣换装，由同盟会布置掩护，才能离开。李是男当时属优西堂，黄伯耀属江夏堂，这两个堂口都派出枪手担任警卫，防止保皇党捣乱会场，捣毁报馆。
当时全美致公堂都拥护孙中山先生，旧金山洪门致公堂是华侨中最大的堂口，办有《大同日报》鼓吹革命。但是整个旧金山致公堂里，竟没有一个同盟会会员，这和檀香山同盟会会员加入致公堂的情况大不相同。连《大同日报》的记者也曾聘保皇党人欧渠甲充当，这和檀香山的《自由新报》直属同盟会檀岛支部，也大不相同。正因为同盟会旧金山支部和旧金山洪门致公堂之间没有统一的组织，所以清王朝的旧金山领事有空子可钻。当时李是男和黄伯耀手下，总共只有几十个同盟会会员，而且各有职业，多是书生，要保卫孙中山先生，顿感实力不足，幸好孙先生是秘密到达旧金山，开头未曾引起注意。
孙先生一到旧金山立即指示李是男、黄伯耀，实行大发展、大转变，公开举行大会，广泛征收会员，而且亲自带领同盟会会员一律加入致公堂。这一改变迅速扭转了局面，革命派勃兴，保皇派龟缩，为以后轰轰烈烈的筹款奠定了基础。为了筹备大会，孙先生每早到《美洲少年》编辑部，晚上由李是男、黄伯耀陪同回来。
根据李是男、黄伯耀规定，孙先生在家时，我们姐妹三个要轮流望风。这件事我做不大来，因为一向好玩爱动，安不下心，而且街上行人众多，到底要注意什么人，心中无数。但既然规定要望风，只得经常从窗口向外看有没有人冲上木梯，有没有人在门前停留不走。我妈妈对我们姐妹望风，很不放心，隔一会就要自己来看一次，一到夜深入静，就叫我们睡觉，由她望风到天亮，这样，白天的工作就要靠我们姐妹了。李是男、黄伯耀与我妈妈商量以后，规定了四条，叫我们姐妹记牢。第一是对绕来绕去、不高附近注视我家的人，要记牢他们的衣着和面貌；第二是注意门前新来的小贩，记牢所用和所卖的东西；第三是不准任何人进门，来人一定要进门，马上叫醒妈妈对付；第四是对冒充找人、看房、抄电表、查煤气的，故意拖延开门，等我妈妈出来处理。
那时，我和楼下的住户都熟识，李是男和黄伯耀专门叫我去探听男青年会宿舍有没有新房客住入，并要我对那些住户讲，有烂仔要来抢亲，有事请他们帮忙（在那时华侨社会中抢亲是平常事），好多住户马上拿出刀枪安慰我，叫我不要怕烂仔。那时，我二姐、三姐已出嫁，五姐、六姐算大姑娘了，不许可到下面男舍走动，我才10岁，又顽皮，又活跃，所以只叫我一人下楼去做工作、打招呼。我记得那些日子，李是男和黄伯耀都佩带手枪，还曾拿出来给我们看，我曾扳过空枪，结果连空枪也扳不动，大家哈哈大笑，大概是保险没有打开。
孙中山先生到达旧金山不久，中国同盟会旧金山支部就在各报公开登载启事，通告召开成立大会。这一下子，清王朝驻旧金山领事和保皇党的（世界日报）发了狂，华侨中多数堂口拥护革命，也有个别堂口准备捣乱，唐人街一片紧张气氛。这时《美洲少年》报办公室受到监视（设在唐人街外，只有一个房间），孙先生不能去了，他就全天住在我家，而在黄伯耀开设的寿材店里设立同盟会旧金山支部的秘密联络点，孙先生有事和他们商量，由我负责送信，有时一天数次。
这个寿材店也在唐人街外，由我家去那里，要穿过唐人街，横过三条马路，大约走半小时。当时李是男、黄伯耀规定，孙先生的信件，只由我一人送，不让别人来我家，还规定我每次送信，都从寿材店工场的大门进入，穿过后门到寿材店写字间。这些保密措施当然不够。保皇党一查《美洲少年》报编辑人员的住址，马上就会发现我家。事实上，报上的通告刊出不久，就发现保皇党公开出动，派人站在对街，监视我家。这时我的送信任务变得困难起来，必须从楼下男青年会单身宿舍穿出，或者利用凌晨与黄昏买菜、送货和上课、下课的机会进出。即使这样，保皇党也开始公开监视我、跟踪我。这样拖了一星期，同盟会支部和洪门致公堂准备就绪，就公开派出枪手，请孙中山先生在洪门致公堂居住。
随着革命浪潮日益高涨，保皇党迅速分化，走向崩溃，不敢公开捣乱。1910年和1911年，我带头卖花募捐，跑遍全市各个角落，保皇党不敢碰我。为此同盟会旧金山支部发给我一幅奖状。
同盟会旧金山支部成立大会开过以后，威胁解除，孙先生又到我家居住。后来他去南部、小埠等地演说，每次回到大埠，总是住在我们家。
同盟会支部召开成立大会那天，我们全家都去了。会场设在拉森儿ycetnn戏院。大会在李是男致开幕词后，请孙先生演说。他在演说中，分析了革命形势，指出清王朝必亡，号召广大华侨参加同盟会，从事宣传与筹炯。接着黄伯耀致闭幕词，解释了加盟手续，当场就有几百人签名加盟，我们全家也签了名。盟书是印好的，只要签一个名字就行，但签名后要向孙先生朗读盟书，举手宣誓，接着孙先生和每个加盟人握手。孙先生见到我，也跟我握手，并且拿出一个青天白日徽章，亲手替我别上。我一直珍藏着这个徽章，直到日本军国主义侵占南洋时，才被迫毁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