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是英人康德黎的得意门生，康德黎又是孙中山伦敦蒙难的救命恩人。两者有着非同寻常的师生关系。
1887年春，年轻有为的外科医生康德黎携家眷从伦敦到香港。这本是一个很难作出的举动。但他却慷慨成行了。
在去香港的路上，康德黎计划着如何向中国学生传授西医，办一所医学院的想法在他脑中逐步形成。
勇于进取是康德黎的一大特点。他被称为“无可抵抗的力量的化身”。可以想像他到香港所引起的冲击力。不久，圣约翰救护队的香港分队建立起来，康德黎自己掏钱办的Peak医院也建成了。然后是著名的“康德黎热”--香港西医书院的建立。建立委员会，筹集资金，然后是招生。
在他的第一批学生中，最优秀的便是来自一个广东小村的孙逸仙。师生之间保持着亲密的往来。
给康老师留下至深印象的是中国学生的非凡的记忆力。在没有领教到中国学生的学习特点之前，这些英国老师甚至犯了一个不小的错误。在一次为获得证书而进行的专业测验中，老师们发现学生们的试卷都完全正确。但比较各份试卷时，老师们发现答案丝毫不差。段落、句子、句号、逗点都是标准的。主考官认为学生们是互相抄袭。故又重新出题开考，并严密布置了监考。令他们大跌眼镜的是，学生们的答案仍是完全正确，丝毫不差。英国老师们这才明白，这些中国学生可以把500页教科书烂熟于心，可以回答书上的任何问题。
不过，康德黎对中国传统教育方式是抱批评态度的，因为它只是教学生们死记硬背。康德黎夫妇去广州的麻疯村进行医学考察时，特带着孙中山作为翻译随行。他们给每个病人五元钱及一些香烟。这种举动是很令一般中国人瞠目结舌的。因为这样的病在中国是一种可怕的瘟疫，人人避之而惟恐有及。此行孙中山干得很出色，并因此获得了奖学金。为了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使他们不至于成为书虫子，康德黎还发动学生们玩板球。这是一种盛行于英国的户外游戏，双方各11人参加。在英国，人们极为欣赏会玩板球的年轻人。康德黎告诉大家：在英国人的心目中，板球是一项立刻会对你产生好印象的技能。听他这么一说，学生们，包括孙中山在内，都答应要练成为全能的板球手。
1891年3月，孙中山在香港参与创立教友少年会，名为“培道书室”。成立会上有青年教友40余人。会中有图书、玩器、讲席。琴台。又请外国人晚间在此讲授专门之学。康德黎是应邀者之一。
1892年，孙中山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由于学校严格的学习制度，当初同人校的12名同学，读完五年领得行医资格证书的仅有孙中山和江英华两人。医学毕竟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孙中山毕业后在澳门行医，康德黎特地鼓励他多实际操作。逢有疑难手术时，康德黎还特意去澳门帮助他，替他压阵。当着医院负责人的面，孙医生主持了需要娴熟的技术、冷静的判断、机智与灵活的重大手术。乘船去澳门本应是一种愉快的旅行，但占用了康德黎日常工作的大部分时间。“我为什么要去澳门帮助他呢？因为我爱他敬他。因为这个原因其他人会为他去战斗去牺牲。他有一种使人们注意他并使他们愿意在手术台或战场上为他效劳的天性；这是一种难以解释的影响，一种有效的以将人吸引到他的一边来而表现出的魁力。”
康德黎很佩服他的学生在令他吃惊的环境中做手术时体现出的镇静，近20年后他都还没有忘记。他风趣地描述了孙中山在类似大排档的环境中动手术的情形。
“动手术在中国不像在西方那样秘密行事。孙动手术的时候，外行的医务委员会成员走进来自己坐在手术台附近，病人的亲戚和朋友围在旁边专心观看。最令观众感兴趣的是切除结石的手术。这是一个吸引了当地绝大多数人的手术，因为结石在四邻不是一种罕见的病。切开口子去找结石需要很多‘凉风’以使观众们不至于昏过去。--在中国南方每个人都拿着一把扇子。但找到结石时，他们的昏厥恶心就都全忘掉了。欢呼和‘咳呀’的惊叫表明他们所遭受的难以忍受的煎熬已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至于陪孙中山去乡下出诊，则更有意思了：
“在中国生病是一件引人注意的事，医生的光临差不多要引起公开集会。一个外国医生的到访更令人感兴趣，特别是在郊区和村子里。他被所有的人簇拥着到房里，一群朋友围着病人。村民们在门口仔细打量，占据了每一个有利地形。他不得不这样诊断病情，或者处理一个外科小手术。”
密密麻麻的人群，挥汗如雨，大葵扇呼呼拉拉地响，这就是孙中山做医生时的条件。当时，以西医医人也殊为不易。
1895年，康德黎夫妇离开香港回国。他们到了日本，向朋友道别，又转道檀香山。在那里，偶然遇到了学生孙逸仙。他们已经知道孙中山因为涉嫌推翻清王朝而不得不亡命他乡。考虑到孙中山将长时间被迫流亡，康德黎建议他去伦敦继续攻读医学，以便将来在其他地方行医就业。
当康家在伦敦中国使馆附近的Devonshire街46号安顿下来后不久，孙逸仙就出现在当地。他在 Gays Inn Place找到了住处，几乎天天都去康家--在被中国清使馆官员绑架之前。
这场轰动了世界的绑架事件使孙中山成为世界性的新闻人物。这使他经历了一生中最大的危险，也为他奠定了领导反清革命的地位。
康氏夫妇为拯救学生而奔走呼吁。他们已经对中国这块土地及这块土地上的人也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在看到中国落后的一面的同时，他们也为所接触到的孙逸仙这样的年轻的中国人的爱国之情和立志改革中国的志向而感动。因此，在和中国人的交往中，他们并无一般英国人的那种傲慢，而是充满特别的关爱。正是这种特殊的感情，使孙中山摆脱了将被处以极刑的厄运。
梅布尔的机智和作为女性的细心常使她在特殊的历史时刻表现出色。当年孙中山在伦敦被绑架，英人柯尔向康家报了信。送走柯尔后，梅布尔就直奔孙中山的住处，她想到那里可能有些东西对孙中山不利。她将一些纸收集起来付之一炬，其中有孙中山和朋友、同志的来往通信，有联系地址，有通讯密码。这既保护了孙中山，又保护了其他可能涉及的人。
康德黎四处奔走的结果仍不明朗。情急之中，曾想用柯尔的建议，内应外合，孙中山由中国使馆的房顶破顶而出，和邻屋主人商量，由邻屋作为援手，由康德黎在外边接应。于是康德黎去苏格兰场与巡警相商，请求他们派一巡警与其同往波德兰区协助。但警署的人认为这样的计划不免有失威严，安慰康先生说孙某必定会从中国使馆正门大大方方而出。
事件惊动了英国最高当局。孙中山终于从正门出来了。康氏夫妇悲喜相交。大家都为孙中山脱险而举杯相庆。这天康家人来人往，都是来见孙中山的。他到深夜才得以人睡。自履险以来，这是他所睡的第一个安稳的觉。这觉一连酣睡了九个小时，直到楼上孩子们的喧闹跑跳之声惊醒了他。
肯尼斯·康德黎是康德黎夫妇的小儿子，孙中山被难时他还没有出生，孙中山的书中提到的是他的哥哥姐姐。在他脑海里，有一幅非常深刻的图像，这就是：
在我大约五岁的时候，在Herfodshire的乡间住宅。一个太阳衔山的傍晚。孙逸仙在果园里散步。他穿一件灰色的常礼服，杭堡帽徽向前倾以挡住刺眼的光线。他将双手放在背后，陷入深思。我差点要像平日那样冒失地冲向他。但我停住了。“他可能在想大事。”我自语道，然后悄悄离开了。我一点不怕孙医生，他是一个很和善的人。但或许我父母和保姆在我脑子里灌输了这种念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思考问题时是不能去打搅的。
如果说1896年孙中山伦敦被难，康德黎夫妇所关心的主要是孙中山个人的命运的话那么，1912年前后康氏夫妇对孙中山的关注，就远远不止孙中山本人，而是涉及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民国政治命运的重大问题。这期间，康氏夫妇不仅沉浸在孙中山革命成功的喜悦之中，而且替孙中山进行谋划，以力所能及的方式，为民国献计献策。
辛亥革命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美国筹款。全世界的目光在追寻孙中山的同时，也把关注的焦点对准了康家。康氏夫妇还未曾见到孙中山，便为他出谋划策，帮助他与英国政府方面取得联系。当孙中山还在美国时，梅布尔就写信给孙中山通报了英国方面的情况。以下是她于10月30日给孙中山的信：孙医生：
Dosy先生说如果您愿意来这儿的话他愿安排您与爱德华·格雷先生见面。这会有助于您。
我写信给《泰晤士报》，抗议其称您和您的政党为“叛乱者”。数年前您们是被称作“改革者”的。不过我想编辑不会愿意刊登，但为您的声望计他理应如此。
当您不太忙时请写信给我们。您知道我们是多么为您的成功而高兴。
梅布尔·巴克利·康德黎 谨志
信中谈到的nosv先生，是康氏夫妇的密友。Diosv先生就孙中山在中国领导的改革运动写了不少大胆的文章。他对中国的改革运动极感兴趣。他是康氏夫妇的好朋友，故能分享他们同孙中山这位伟大人物保持亲近关系的特权，能够亲聆孙中山讲述他对未来中国的政治、法律、社会问题的看法。许多关心英国妇女政治地位问题的英国妇女常向康德黎谈及中国妇女地位的问题，她们想知道孙中山对妇女选举权的看法。尽管这个话题在当时的英国还是禁区。Arthur．hosy便在1912年2月的《地球报》上公开阐述了孙中山就这事的观点。他甚至说，如果中国任命一男一女两位教育部长也不奇怪，这可以分管男女教育问题。
然而，朋友们的帮助并未促成孙中山与英国外交大臣格雷的会面。出于策略的考虑，格雷请人转致孙中山：“请求容许这种外交上的沉默。”显然，英国政府避免帮助任何一方。
孙中山终于到了伦敦。这些天，无数电报、信件像雪花一样飞向康家。孙中山行止不定，而他只要到伦敦就必定到康家。
梅布尔替孙中山收了一份电报。电文是暗码，后面新加了汉字。梅布尔已养成了做地下工作的技巧，她抄下暗码、汉字，把原电退回信差。
当梅布尔将这封电报交给孙中山时，孙简单地看一看，然后微笑地放进衣袋里。第二天，梅布尔说及电报的事，孙中山才平淡地说：“那是要求我做共和国的总统的。”
在伦敦，孙中山一有空便到康家与老朋友畅谈往夕，探讨中国的未来，康家不仅成为孙中山的重要活动场所，而且成了中外各种信息、信件的集散地，成为特殊的新闻中心。在伦敦逗留了一星期后，孙中山离开英国去法国。
然而，康家并不因孙中山的离去而平静下来，相反地，更热闹了。各种各样的人，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来到康家。在这些人当中，有一名日本《神户先驱报》驻伦敦的记者，他对康先生暗示孙中山是日本在中国惟一要支持的人《神户先驱报》的主编花费100英镑拍电报要这位记者提供孙中山的每一个细节。这是各国在“严守中立”形势下，日本官方通过非官方渠道透露对孙中山进行支持的信息。考虑到外交与政治形势，康氏夫妇没有将这一消息公开，而是通过信函方式让孙中山知道这一外交动态的，这在梅布尔给孙中山的两封信中都有所反映：
11月23日
孙逸仙阁下：
想告诉您的是，我们俩都十分真诚地希望您成功，您会达到您的目的，无论您在何处，我们的祝福都伴随着您！
我们相信，上帝将引导您的步伐和判断力。
继续前进直至成功。把您的足踏在岩石上就永不会跌倒。您是中国的加里波的，我是第一个这样说的人，现在《评论之回顾》（Review of Reviews）这样说，实际上也如此。
詹姆斯、梅布尔 谨志
加里波的（18071882）是意大利著名的爱国者及将军，为意大利的独立奋斗了一生。
11月25日
孙逸仙阁下：
现在您已经离开此地，看似平静，但我们对您的关切丝毫不会减弱，我们将永远怀着深情的回忆，关注着您的事业。
我们的朋友都很高兴，您在这里的消息众口相传，每个人都信任您，希望您将来获得更大成功。
衷心致意。
梅布尔·巴克利·康德黎
梅布尔的这种关切和鼓励令孙中山深感欣慰。
康氏夫妇终于笑了
1912年元旦，是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日，梅布尔特意拍了一份贺电。而在给孙中山的信中，她更多地倾诉了复杂的心情。
1912年1月3日
孙博士：
我们为您回国受到热烈的欢迎、终于获得您应该达到的成功以及将摆脱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悲惨处境的亿万人民强烈的感激之情而高兴。上帝承诺了您的愿望，我们祈愿他会全力支持您面临的重任。没有人能取得更伟大的成就，但我们相信您能如此，并为此而高兴。这儿的每一个人开始和我们更轻松地谈起您。他们感觉更加轻松。您的出现第一次令他们大吃一惊。多年来全世界一直在嘲笑中国朝廷，他们不会处之泰然地失去这种嘲笑的乐趣，我们曾一直为此而感到悲哀，现在笑了。我们除深切同情外别无他念。当您说服我们现存的政府必须被推翻，我们就一直支持您。因为我们知道，智慧与知识不会错。
我只希望袁世凯放聪明些帮助您。帝制拥护者们应该投降以免流血。中国将会统一，更繁荣幸福。
我们最感兴趣的是看到您的新内阁。中国有许多人才，现在他们既然说得上话，您将没有什么麻烦。
这边常有人来希望我们介绍他们，以引起您的注意。我寄上一个绅士哈利肯先生的名片，他想要一张经营照明电器的特许证。他是可以信赖的，打算很快去中国，可能的话，将去拜访您。
另一个人是个裁缝，想要一张介绍信以便做衣服。不过要讲明的是，我们以这样或那样的理由推掉了大多数人。
新年愉快。我们很高兴您的新纪元是我们的元旦。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们想发封电报给您。我在1月1日发电报给您。但我担心您收不到，因为我们不太清楚您的地址。现在我们把电报发往南京。
康博士、柯林、奈尔、坎斯代致问好。愿诸事顺遂
我想您的妻儿该多么感激啊！
最近您会很忙而不能来看我们。我们将一直想念您。
梅布尔·巴克利·康德黎 谨志
从梅布尔的信中看得出来，由于中国的落后，由于种族的歧视，他们在拥有孙中山这样的朋友时并不轻松。对中国的轻视与嘲笑带给他们的是悲哀。因此，当中国终于成为一个共和国，当他们的朋友终于得以成为这样一个新共和国的首任大总统时，可以想见他们的心情是何等的愉快了。
和康德黎在中国的九年里，梅布尔对中国充满了感情。
梅布尔给孙中山的这些信，孙中山都-一详细看了。他太忙，无暇作复，直到1月21日，才匆匆给康德黎夫妇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我已履行了中国临时共和国政府的总统职务。我以无私的热情接受了总统的任务，借以贡献我自己做拯救中国四万万人民出于万分危殆与耻辱的环境的臂助。我应该很早的写信给你们，但自从我到这里以来，尤其是履行现在的任务时，忙碌异常，这样或那样的事务常常妨碍我这样办，如你们可能想像得到而深深地体谅的……
康德黎曾在《孙逸仙和中国的觉醒》一书中对孙中山作出很高的评价：“在对孙中山作描述时，我知道我在刻画这个非凡人物这点上是完全失败的。我对他的推崇可能歪曲我的判断，使我的笔限于大过狭窄的方面。但愿在这方面没有出错。我已抑制而不是夸大自己对他的感情。我从未见过孙逸仙那样的人。如果要我举出我所知的最完美的人，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孙逸仙。他总是我们家里最受欢迎的来宾，孩子们和仆人对他都很尊敬。他态度和蔼。谦谦有礼，常为他人着想，谈吐风趣，风度恰人，以一种无法形容的方式将人吸引到他这一边。这令我想到他是奉献给他所从事的事业的一个独特的存在。”
自1911年年底孙中山离开英国后，再也没有机会去英国旧地重游。但他仍和康德黎夫妇保持了近十年的通信往来。在西方列强转而支持袁世凯的时候，康德黎夫妇仍坚定地站在孙中山的一边。1913年5月，孙中山曾请康德黎代为在英国散发《致各国政府人民电》，指出因北京政府涉嫌刺杀未教仁，应停止银行贷款给袁世凯的北京政府。1919年3月，得知康德黎遭车祸，写信安慰，并寄出有关国际开发中国的计划一份，请康德黎帮助了解英国人时此计划的反映。1921年4月，孙中山寄信给康德黎，请他帮助联系（中国的国际发展》在英国出版，并请康德黎请柯尔逊爵士为书写序。康德黎夫妇对于孙中山所托付的事都-一尽力为之。
1921年12月，梅布尔去世，孙中山得知消息后，很感悲痛。在给荷马·里夫人的信中，他谈到自己的心情：“圣诞节刚过，我就得到了康德黎夫人去世的噩耗，感到十分悲痛。我想你此刻也已得到这不幸的消息了。康德黎夫人性格倔强，各方面都令人喜爱。我再也得不到康德黎夫人的宽慰和鼓舞的来信了！康德黎博士真不幸！我真不知道现在他没有了夫人，怎能生活下去……”
1922年由美国 G．P．Putmam’s on出版（中国在国际间的发展》一书时，孙中山特在扉页注明：“谨以此书敬献给曾赋予我生命的尊敬的师长和挚友詹姆斯·康德黎爵士夫妇。”可惜的是，梅布尔再也看不到这本书了。
康德黎夫妇的孩子们一直对中国保持着良好的感情。1949年以后，他们不顾朋友熟人的反对，表示对新中国的同情。小儿子肯尼斯还到中国参加过国庆庆典。
1987年10月13日，康德黎的长孙胡·康德黎（Hlgh Cantle）等一行三人来到翠亨孙中山故居参观访问。他说：“这是一次对我祖父的朋友兼学生的出生地的历史性的访问。”他还向该馆赠送了一本1969年在伦敦再版的孙中山所著的《伦敦被难记》，此版本的封面取1897年初版时的样式。这时，距孙中山人西医书院正式成为康德黎的门生已整整一百年过去了。
金按榔山依旧青翠，兰溪流水依旧潺潺。俱往矣，一代伟人和他的可敬师长，而他们之间传奇的友情则依旧留存在人们的缅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