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期间，孙中山为解决军事和财政方面遇到的莫大困难而绞尽脑汁。他争取两位美国友人作为军事、财政智囊，就是其中的举措之一。
这两位美国友人是谁？是怎样为孙中山出力献策的？此文会详细告诉你。
在孙中山的革命中，他曾与支持其革命的部分美国人士携手合作，制定过一个庞大的募集军费、训练军队的革命军事计划。1910年中国南方之所以没发生大的军事起义，其原因乃将军事行动的“全部希望寄托于在美国的筹款计划”之上，由此可见这一计划之不同凡响。孙中山与荷马·里、布思三人就是这一计划的导演者与实行者。
荷马·里（1876年11月一1912年11月）是一个富有冒险精神和浪漫气质的美国人。他的祖父是一位医生，住在田纳西州。父亲到科罗拉多州开矿，渐富，便迁居丹佛市，荷马·里便出生在此，后迁居洛杉矾。他自幼立志从戎，因体检不合格，未能如愿，乃钻研军事学。当墨西哥革命风起云涌之际，他参与了革命策划工作。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中国如火如茶的反帝反封建的改良与革命运动，极大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在1900-1908年间，荷马·里曾帮助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到美国的康有为组织和训练勤王军，并与美国政府与实业界进行接触，试图组织一次反对清王朝的中、美联合军事征讨。考虑到军费问题，1908年，他联合了已退休的美国大银行家查理·布思（Charles．Beach．Bithe）（1851年一1913年4月）加入中国反清革命行列。布思虽然年老，退休后仍在洛杉矾经商，与美国东部的金融家保持联系。他非常热心这一活动，没过多久，他就将与美国大金融机构有联系的童年好友--艾伦（W．W．ieen）吸收成为活动发起人，并与居留美国哈特福德市的容闳建立联系。容闳作为一名革新派人物，一直做着推翻清王朝的梦，自然满心欢喜地参加了这个以美国人构思的反清革命活动。
从“中国红龙计划”到“长滩计划”
在容闳的竭力推荐之下，他们很快抛弃了维新派，转而支持孙中山。
其实，荷马·里与孙中山在数年前曾有过接触，孙中山对荷马·里的最初印象很深，孙中山在1911年11月中旬与伦敦《滨海杂志》记者的谈话中详细地叙及他与荷马·里相遇的情景。他说：“有一次，我正向一群追随我的同伴演说，看到了一个身材瘦小的年轻人，他身高不够五尺，年龄和我相仿，脸色苍白，显得体格纤弱。事后他来找我，对我说：
‘我愿意和你共同奋斗，我愿望帮助你。我相信你的宣传一定能够成功。’
从他的口音，我听出他是个美国人。他伸出手来，我紧紧握着向他道谢。但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猜想他也许是个传教士或学者。我没有猜错。在他走后，我问一位朋友：
‘那驼背的小个子是谁？’
‘哦，’他说，‘那是荷马·里上校，当今世界上出色的军事天才之---不，也许是最出色的一个。他精通现代战争的战略战术。’
我吃惊得几乎合不拢嘴。
‘正是他刚刚表示愿意和我共同奋斗。’
第二天早晨，我拜访了荷马·里，现在他是将军，而且是（无知之勇卜书的著名作者。我告诉他，一旦我的革命获得成功，而我的同胞又授权于我，我将聘请他为首席军事顾问。”
他们重新拟定了一个反清活动计划，这计划的内容是：筹集军费500万美元，枪支10万条，子弹1亿粒，用以帮助孙中山革命。这项计划，很快被称为“中国红龙计划”而得到荷马·里、布思以及艾伦的赞同。
“中国红龙计划”已实施将近一年。实施之初，艾伦规划要募集款项900万美元。艾伦于1909年2月向摩根公司提出这一计划，希望得到资助，遭到拒绝。于是，发起者们变更募款条件，准备以更多更大的经营中国实业的特许权为贷款条件来吸引财团与银行家们，同年9月，艾伦亲自拜访摩根，然而，艾伦又一次遭到摩根的拒绝。“红龙计划”没有取得任何收获，原因恐怕是多方面的。原因之一，当与这项计划支持的目标人物--孙中山有关。“红龙计划”是支持孙中山的，而孙中山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孙中山将给予资助者什么样的承诺？将来能否兑现？这些问题在美国人眼中，还都是未知数，包括这项计划的发起者们，也是有忧虑的，尽管他们对孙中山的革命很信任。因此，发起者们迫切希望见到孙中山，得到上述问题的答案。碰巧得很，此时孙中山打算得到法国的一笔贷款的希望刚刚破灭，正打算离法赴美。
1910年年初，孙中山在美国纽约会晤了艾伦。2月21日，荷马·里在洛杉矾寄信给孙中山，表明荷马·里等人对孙中山反清革命的支持与同情之心，并邀请孙中山到洛杉矾会晤。24日一早，孙中山在旧金山收到了这封信，欣慰之情自不必言表。当天，孙中山就给荷马·里写了回信，打算事务办妥后即往会晤。
3月上旬，孙中山抵达洛杉矾，在长滩旅馆同荷马·里、布思相见，并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在3月10--14日的会议中，孙中山与荷马·里、布思三人经过详细考虑，拟定了新的军事计划，即长滩计划。计划决定募集并训练士兵，用一年半时间筹集军费350万美元（准确数字是363．5万美元），以期一举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具体措施是：由孙中山以同盟会会长名义出面劝止中国长江流域及华南地区一切不成熟的武装起义计划；由布思任军需处处长，以“中国同盟会驻国外的唯一财务代表”的身份，“代表本会及以本会名义全权处理接洽贷款、收款与支付事宜”，从纽约金融机构筹措资金充当军费；由荷马·里任指挥官，训练一支武装部队，作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会上，建立了由会长。军需处处长和指挥官三人组成的军事“辛迪加”。会后，三人各负其责，开展工作，为革命计划做准备。
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注意到了他们所列计划的不够现实之处。这恐怕要从其发起人的个性中寻出一些因由。荷马·里是这样解释自己的名字的：战争与诗。因为他的名“HOmer”正好与希腊名诗人相同，他的姓“Lea”则正好与美国内战时期的著名将军相同。当荷马·里的抱负不能在他自己的祖国施展时，他跑到了墨西哥去。也许正是这种“期于高远，忽于细微”的诗人般的气质成为他和孙中山之间在性格上的共同点，从而制定出如此庞大的军事计划吧。
得力的军事顾问与失败的财政全权代表
荷马·里的工作是训练士兵。在初见孙中山时，他就曾对孙中山说：“没有军队，你既不可能建立也无法维持一个政权。我确信，中国人经过适当的训练就可以组成出色的军队。”长滩会议以后，荷马·里的工作做得很有声色，他不但在加州华人子弟中招募士兵，还直接指挥、训练这些士兵，他麾下拥有四个陆战团，兵力相当可观，并已引起清王朝的注意。由于给养困难，有人建议荷马·里将这支军队交给中国政府管理。孙中山在11月7日致荷马·里函就这支军队的未来前途问题同荷马·里交换意见。他在信中写道：
“关于中国政府注意你在美国练兵之事，我认为这支军队如仍在你指挥之下，极可能是中国政府意欲接管这些军队，将之调回中国并加以消灭。正如中国政府前此对淞沪铁路之所为，初则伪装要管理该路而将其收买，但铁路甫经易手，即掘起铁轨，将其连同机车、车厢一并运往台湾，任其腐朽了之。而中国现政府要保留你所训练的四个团，按中国当前的情势实无可能。我认为，这一事件的后台乃是图谋私利的中国现任驻华盛顿公使张荫棠。”
三人中最难做的事情，莫过于布思所承担的筹款工作。布思身为美国银行家，对美国金融界很熟悉，深知此项工作之艰难，但他相信孙中山的革命必定成功。革命成功后优厚的资金偿还条件能吸引某些财团或财商资助中国革命，由于借款数目比较大，他把希望首先寄托于那些大财团和大财商身上。他先到美国东部各大城市活动，游说金融界，希图得到贷款。他一边募款，一边注视着美国政治、经济、新闻界的动态，随时向孙中山通报。
孙中山也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三人会议之后，他指示国内革命同志停止广东地区的武装起义活动，广泛地进行群众宣传工作，在广东沿海地区建立训练士兵的基地，并将有关情况通知荷马·里和布思。6月22日，孙中山给布思去信，就长滩会议计划向布思报告了中国国内的一些情况。表示已将布思有关中止所有不成熟活动的建议转告国内的领导者，他们均表示同意，并允许将此事通知各省党人，立即停止举事。孙中山表示是年冬季前将会停止此类活动，以便有数月平静的时间可供工作。
布思为筹款之事，甚为着急。他随身携带孙中山给他的委任状和由中国国内各省革命代表签署的文件，在纽约遍访大银行与大财商，力图取得贷款。他的好友艾伦先生也不碍情面，三番两次去找摩根。在布思与艾伦的联合努力下，一些银行家与财商对孙中山的反清活动开始关注，个别人略有同情孙中山的倾向，但没有人做出任何款项的承诺。6月25日，布思写信给孙中山，汇报这一情况。这封信碾转于途，直到9月3日才抵达槟榔屿孙中山住所。4日，孙中山便写回信给布思。正值革命党人筹划广州起义之际，经费尤其紧张，所以孙中山在回信中特别希望布思“先汇五万元以助我党筹备事宜”。
布思在纽约的筹款活动，远非想像的那般顺利。银行、大商团的主人们，终归不愿拿出钱来去赌中国这场革命。但是，布思却没有放弃筹款计划，他开始改变策略，改变目标，放弃对大金融机构所抱的希望，把目光转向三人“辛迪加”所吸收的会员身上，仍在从筹款的角度给孙中山以道义上的帮助。
1910年9月10日，布思与荷马·里商议召集了一次“辛迪加”会议，向会员筹募，然而，遗憾的是油于这些会员无力筹集如此数目的款项，会议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布思不得不于10月ZI日和11月1日先后两次写信给孙中山，直接报告财团商议结果。
孙中山在开会之前便从布思的来信中得知即将举行“辛迪加”会议一事，对此次会商结果，尤为关注，在11月8日复荷马·里函中提及会议结果问题，他说，“10月已过，至今尚未见确实消息”。同日，孙中山也给布思写了一封信，询问会议结果，表明自己担心纽约筹款计划可能完全落空。
筹款之事一直是个难题，随着形势的发展，经费的筹措与实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孙中山的同伴们有些支持不住了，他们要求孙中山改变计划，实行自主行动。孙中山也不得不面对现实，在11月8日给布思的信中明确表示：因为“许多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我认为只需原来所拟数额的十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即足以胜利完成整个任务，50万金元当可供我们目前所需……如在今后三个月内能筹得此数，便可及时满足我们所需”。“若逾此时限，我们则不再等待，而将自行采取措施。”
布思个人是无法拿出这样一笔巨款的，在向美国大银行家与大财商、“辛迪加”所属成员募款失败后，他开始向朋友求助。1911年2月间，布思奔赴新泽西州，走访了一位很有钱的朋友希尔。希尔以前曾表示过赞同布思的中国计划，布思向希尔说孙中山是中国真正的统治者，并称在华贸易获利“超过贪婪的梦幻”，但希尔并未被布思打动。布思在4月13日致孙中山表示筹款无望的信中，建议孙中山自己向希尔求助。
孙中山自己一直扮演着宣传与筹款的角色，布思筹款无望，并不意味着一切活动都完结了。孙中山还有自己的办法，事实上他也并没有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长滩计划上，尽管他把长滩计划作为一个举足轻重的砖码。他又开始了游说募捐的生活，在1911年3月6日给布思的信中说他“目前正在我的侨胞中募款，并已募集所需半数以上，余下部分则希望能在我东行过程中募得”。与此同时，孙中山仍希望布思给以援助。到4月下旬，广州起义迫在眉睫。孙中山按照布思的建议，亲自拜访了布思的朋友希尔，结果还是落空了。于是，他致电布思：
1515 Garlield Avenue
布思先生：South Pasadena 洛杉矾 加利福利亚州已见希尔，毫无结果，你能否设法，时间紧迫，速盼回复。
中山 芝加哥Clark街 太和号303号
这封电报没有注明发电时间。
从有关史料来看，孙中山抵达芝加哥的时间是4月28日，而这封电报发自芝加哥，因此，电报发出时间只能在28日至5月1日之间。
接着，他又致电荷马·里，请他尽快和布思商量筹款之事：荷马·里先生：长滩洛杉机 加州请和布思协商，尽力而为，时间紧迫。（我已电告他）
中山
芝加哥南303号太和号
此封电报与上封电报应是同一时间发出。
当然，孙中山发电报的实际意义已经不大了，孙中山与荷马·里、布思之间的革命计划已完全失败。
荷马·里最后的旅程
荷马·里是在病重之际不顾医生的劝阻而东行的。他的一生中最后的旅程是中国之行。
早在1911年5月底，孙中山在美国各处的华侨中筹款的活动暂告一段落。他给荷马·里发出一封电报。5月 31日 荷马·里 加州长滩刚回来。信收。下周去。是见你的时候了。
此电也是最近新发现的电报之一。有关资料显示，孙中山与荷马·里的洛杉矾之会当与荷马·里的东行活动有关。
10月底和11月初，孙中山在美国又先后给暂居伦敦萨福伊（SaVO旅店的荷马·里发去两封电报，是有关武汉起义成功后孙中山对黎元洪的看法与国内革命形势的报告。稍后，孙中山也乘船到达伦敦，与荷马·里同住萨福伊旅店。在伦敦，荷马·里协助孙中山劝说英国政府保持中立，停止借款给清王朝，并同孙中山一起进行有关政治、贷款的谈判。当然，新近的有关论者认为英国停止贷款给清王朝主要基于其本国政府的立场，也是一种国际惯例，说荷马·里或孙中山在其中起了多大的作用似有夸张。不过，荷马·里代孙中山与英国四国银行团主任商谈却是事实。
荷马·里伴孙中山回到了中国。
孙中山早在1911年12月30日与上海《大陆报〉记者谈话时，就称荷马·里“大抵可称为天下最大之陆军专门学家，欧美军界均极尊重之”。
孙中山对荷马·里的军事才干的赏识具有预见性。虽然荷马·里不被同时代的国人看重，但他对日本将成为中、美两国的敌人。对太平洋战争爆发的估计，皆被历史所验证。珍珠港事变前夕，麦克阿瑟将军在菲律宾所设计的防御地图就与荷马·里在《无知之勇冲的作品相近，以至军方以为从学校图书馆中所藏的荷马·里的书里获得地图的学生是窃取军事机密的间谍。甚至日军进攻的钳形路线，也与荷马·里预期的一致。
荷马·里陪同孙中山从上海赴南京参加了总统就职仪式。
1912年2月15日，“孙总统率领文武官员往祭明太祖陵，在典礼中，惟一允许参加的白人，是统领荣誉卫队的荷马·里。回城后，孙博士低声说：‘我的好友，没有你伟大而不自私的帮助，中国还不会有今日。’可是没有听见答复，孙博士转身看见荷马·里将军已瘫痪地坐在一张椅子上，孙博士是个医生，立刻知道他是中风的迹象，才为之一惊。荷马·里清醒过来后，觉得左边半身不遂，但是他鼓起力气说：‘我常常说我要埋身中国国土，可是我现在要暂时回美国家乡养病了（4月15日）。荷马·里和他的夫人搭日本邮船‘新月号’由上海出发，于是年5月到达他从来不被推崇的伟大的国度，他悲恸地对他的亲密的助手奥白郎说：‘好了，我的工作完了！”’。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荷马·里追随其左右，这是不少在孙中山身边的人所不能理解和接受的。革命巨头与一个有残疾的其貌不扬的小矮个儿在一起，令他们感到不舒服。另一个活跃在孙中山身边的外国顾问、澳洲人端纳，便对荷马·里有着强烈的偏见。但是，孙中山对此却毫不理会，他对朋友拥有的只是关切。6月27日，当孙中山听说荷马·里身体有所好转之时，马上写信给荷马·里夫人鲍尔表达欣喜之情。以后，孙中山与荷马·里之间又有书信交往。然而，事与愿违，荷马·里得的是不治之症，他双目失明，身体完全瘫痪。
当孙中山得知荷马·里身体瘫痪之时，心情非常难过，再次在《大陆报〉上高度评价荷马·里，他说：
“荷马·里先生的躯体不幸畸形，但他具有非凡的才智，他虽不是军人，却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哲学家，对革命问题有卓越的见解。在与革命有关的军事策略问题上，他给了我全面帮助。他对军事有深远透彻的见解……他为人真挚诚恳，为中国革命贡献了全部心力。”
1912年11月1日，在美国洛杉矾，荷马·里不幸与世长辞，年仅36岁。据说，医生认为，荷马·里病情的恶化，主因在其中国之行的劳顿。
噩耗传来，孙中山悲痛异常。14日，孙中山给荷马·里夫人写了一封唁函，表达对这位美国朋友的深痛哀悼之情：“尊贵的荷马·里夫人：从报纸上得悉荷马·里将军去世的消息，我极为哀伤。我本想致电给你，以表达我深深的同情与吊唁，但是事实上，直到今天，我都不相信报纸上的报道是真实的。”孙中山感到，失去荷马·里将军，他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和真正的朋友。
荷马·里对当时的南北议和是持反对态度的。在一次孙大总统欢迎会中他曾警告说：
“中国现在是一个共和国，美国也是一个共和国，你们的共和国和我们的一样，只有靠利剑才能保有她的美景和自由……中国的敌人是她历史性的和平主义、政治上的腐化和日本三者。我们有着这三个共同敌人，如果不能预防和打击它，我对于这个国家都无能为力了。我是一个垂死的人，我在我的书中，曾警告过美国。我现在要用口头来警告你们，除非你们心底有另外一个‘战斗的和尚丶指中国历史上领导平民革命的明太祖而言），自由的中国将会衰亡的。假如这个‘战斗的和尚’没有来，有共和国或没有共和国都是一样的，这个古老帝国的末日的到临，将是不可避免的啊！”
荷马·里虽然去世了，但作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孙中山与荷马·里的夫人鲍尔女士一直保持着通信来往，鲍尔女士对中国革命给予关注与同情。他们之间的通信往来一直保持到20年代。
布思的贺信
荷马·里为中国革命贡献了毕生精力，那么，布思在筹款失败之后，是不是就销声匿迹，与孙中山亦或中国革命就一刀两断了呢？从最近发现的布思致孙中山英文函的内容可知，布思一直关注着孙中山的行踪和中国社会的变化，仍然给孙中山以力所能及的帮助。
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外震动。布思先生闻讯，更是喜出望外，当即电贺孙中山。1月6日，又写信致意。孙先生：
美联社电称您已抵达上海，并当选为新共和国总统，这一消息是何等令人高兴，谨致以热烈祝贺！
一两天后，美联社又报道了您去南京开始在那里执政的情况。这是完成您计划的另一步。我个人认为，美国公众舆论对您非常友好。而您慎重的对外宣言书又加强了对您的关注和对您的友好情绪。我曾鼓励我所能影响的新闻界对您做出支持，对您的政党的成就做有利的解释，甚少或没有不利的批评。
我已一些时候没有收到荷马·里将军的信了。但您这里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估计他将在您回国途中与您同行。我希望他身体健康，特别是他的眼疾，当然我知道已有很大好转，能够不妨碍他与您一起走。因为我相信他在诸多方面都有助于您。
我把这里晚报的一篇剪报封入，我想您会感到满意。我知道您会有许多问题要解决，许多困难要克服，然而，我确信您任何时候都能应付这个局势。
我们全家向您和您的家人问候！
布思 谨志
又及：我估计在您收到此信前，会与您的儿子孙科相遇，他给我写了短信说他正在回国途中。”
这封英文信不仅表达了布思在民国成立前后的喜悦心情，而且叙及其本人在民国成立前后对孙中山进行以力所能及的帮助。也表明了美联社在舆论导向上是比较倾向于孙中山的。从布思的信中还可以了解美国公众舆论对孙中山的友好态度。
在布思与孙中山以前的交往中，经常提到孙科，这封信又讲到孙科正在回国与孙中山见面，并且孙科与布思有信件交往，看来，孙科与布思之间也有良好的关系。
令人遗憾的是，布思并没有比荷马·里活得更久。在荷马·里去世后不久，布思也于1913年4月去世。
因布思保留的文稿，人们得以了解荷马·里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而布思本人却没有渲染自己。但是，作为一名帮助过中国革命的人，无论他是否成功，都是值得我们给以积极评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