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日本实业家、摄影爱好者，与一位中国革命家建立了真挚的革命友谊。这友谊不怕风吹雨打，不因时间的流逝而淡漠，不会以两人作古而消逝……
宋庆龄致梅屋庄吉先生的一封信亲爱的梅屋先生：
听到梅屋夫人得病的消息我甚为难过。我十分为她的病担心，并希望手术不要给她带来太多的痛苦。谨请向她致意，并请告诉她我时常惦念着她。
关于你信中提到的营野先生，我相信我丈夫已给他发了电报，我确实希望我们的朋友再次当选。
至于我国的政治形势，你是知道的，有很多自私的和有野心的人企图竭力将中国投入欧战，这一步骤对我们来说无所谓得失可言。
非常遗憾，许多人为了微不足道的一点钱却情愿牺牲国家的生命。
我的丈夫在为创建中国几乎付出了他的整个青春之后，他深深地感到，有一些政府官员把金钱和地位视为高于一切，放在诸如真理、名誉与自尊心之上，他们是在贬低自已的人格。
祝愿阖府健康，并请将有关梅屋夫人健康状况的更多的情况告知我。
你忠实的朋友
孙·洛士文
1917年4月2日
（注：洛士文即宋庆龄的英文名字aamnd，缩写R．）
宋庆龄致日本友人梅屋庄吉先生的这封信，原件是英文的，曾由梅屋女儿千势子及其丈夫国方春男收藏着。日本研究宋庆龄的专家久保田博子，征得国方夫妇的同意，1983年首次将此信发表在日本辛亥革命研究会会刊《辛亥革命研究〉第3号上，这里是第一次在我国发表该信的译文。
这封信是研究孙中山、宋庆龄的革命思想、研究他俩与梅屋夫妇的友情及中日友好关系史的一件重要史料。
梅屋庄吉先生是日本著名的实业家，曾经采取秘密援助经费及武器的方式，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这在过去是鲜为人知的。日本新闻记者车田让治通过参阅《梅屋庄吉文书》和采访梅屋家属及友好，在1975年出版了《孙中山与梅屋庄吉》一书，1979年又改名《您发动革命吧--一个与孙文革命生涯有关的日本人》再版，这样梅屋夫妇与孙中山、宋庆龄的关系以及梅屋支援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史料，才被详细、具体地介绍出来，引起中、日两国及世界史学界的重视。这些史料，大部分是符合史实的；少数尚须进一步考证。兹将其中部分重要史料介绍如下--
康德黎介绍他们相识
1868年（明治元年），梅屋生于日本长崎，生父叫本田松五郎。后来他过继给梅屋家，成了贸易商梅屋吉五郎的养子。15岁时，梅屋就瞒着父母，搭乘他家的“鹤江丸”航行到上海，他决心在海外大干一番事业。以后他在朝鲜、日本、南洋等地经营过采矿、大米等行业，因不太顺利，便转到香港经营照相业。由于业务关系，梅屋交际甚广，成为日本人在香港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1895年，孙中山从檀香山经香港回国，决心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清朝统治。他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缺乏经费和武器。孙中山与他的老师、英国医学博士康德黎商量，康德黎表示愿意帮忙。在一次宴会上，康德黎将孙中山介绍给为人侠义、在香港有一定影响的梅屋庄吉，这便是他们二人的初次见面。
两天以后，孙中山来到梅屋照相馆，梅屋把他带到自己的书斋。交谈中，孙中山要使被称作“睡狮”的中国猛醒的决心，深深地感染了梅屋。他紧紧地握住孙中山的手说：“您发动革命吧！我以资金帮助您。从今天起，我是属于您的。”
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
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起义是1895年的广州起义。为筹备这次起义，孙和梅屋频繁地来往于香港、广州之间。梅屋提供了经费，并以贸易商的身份作掩护，购买和运送武器。但起义之事被清王朝察觉，未及发难即遭失败，以致孙中山最早的盟友陆皓东和会党首领朱贵全及丘四等均遭杀害。
在康德黎和梅屋的劝说下，孙中山搭船出走神户。为了避免给梅屋招来麻烦，商定以后通过孙中山的友人欧建时进行联系。
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北方蓬勃兴起。孙中山准备乘机在广东发动第M次起义。7月中，他乘船到达香港海面，但港英当局不准他登陆。在一只舢板上，孙中山与香港的兴中会会员举行紧急会议，决定由郑士良等赴惠州发动起义，史坚如等赴广州活动以资策应，梅屋帮助杨衢云、陈少白等向他们接济饷械。当时革命党用重金秘密购买了一批武器，梅屋则冒着生命危险完成了接收这批武器的任务。
10月6日，惠州起义爆发。孙中山在台湾积极准备内渡指挥和筹运军械支援，后因日本政府及台湾日本当局的破坏，起义再次失败。
1905年7月，孙中山到东京筹建同盟会。这时，梅屋已把香港的照相馆转让给别人，回到了日本。一天，他来到孙中山的寓所，二人谈起同盟会的筹建事宜及机关报的印行计划。梅屋表示：由于他的电影生意兴隆，他将可以拿出更多的钱来支援革命。几天后，梅屋再访孙中山，当场提供了一笔现款，其中的一半，成为机关报的印行经费。在梅屋的援助下，11月《民报》终于创刊。
1910年11月，孙中山在槟榔屿召开秘密会议，策划在广州准备更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并决定从西贡和日本购买武器。在日本为之积极活动的，就是梅屋。他在东京日比谷的街角设立了事务所，挂出“承认中国共和国促进同盟会”的牌子。同时，为了支援这次起义，他还几次送营野长知、宫崎滔天等志士到户国，直接帮助孙中山工作，并为他们提供了旅费、活动费和留日家属的生活费。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1911年4月爆发了著名的黄花岗起义。起义虽因敌众我寡而失败，但它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在上海同盟会总部的负责人陈其美致电梅屋：“武昌起义成功，恳请派遣营野氏及（援助）资金。”梅屋接电后，于10月底即提供革命经费、活动费、旅费等11万元。11月，他又给进行武昌攻防战的同志们寄去17万元。
这个时期，日本产生了好几个支援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民间团体，主要的有善邻会、中国问题同志会、太平洋会、有邻会等。梅屋和头山满是有邻会的主要发起人。他们派遣了由6名医生和10名护士组成的医疗团，在头山满率领下，于12月7日前赴上海。梅屋负担了这一行人的准备金、旅费、报酬及留守人员的生活费，他还受陈其美的委托，为革命军制作了军票，这是中华革命军发行的第一号军票。
1912年1月 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梅屋立即致电祝贺说：“衷心祝贺您就任大总统。同时，我愿为早日使贵共和国得到各国的承认而努力奋斗！”
1月18日，梅屋以“承认中国共和国促进同盟会”的名义，在精养轩举行招待会，参加者有政界、言论界、在中国的日本浪人等有识志士72人。在会上，梅屋作了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以来中国政情的报告；会议一致通过了推动政府早日承认中华民国政权的决议。
孙中山亡命日本住在梅屋家
1912年3月12日，袁世凯窃取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他一上台，立即残酷镇压革命党人。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遭到失败。袁悬赏重金购买孙中山等革命领导人的首级，并派出大量刺客。孙中山不得不在1913年8月9日再次亡命日本，来到神户港。但日本政府已决定接受袁世凯的要求，不准孙中山登陆，并要逮捕他。梅屋与犬养毅、头山满、古岛一雄等日本友人立即进行援救工作。头山满去活动政府首脑，终于达到默许孙中山留日的目的。梅屋则委派意野长知、菊池良一与古岛一雄接应孙中山。
由于孙中山来日消息已在报上披露，他们经过周密策划，才使孙中山安全地到了东京，先在头山满住宅隐蔽两天，最后到大久保百人街梅屋家安身。为了避免被袁世凯情报机关及其刺客发觉，孙中山几乎不再外出，同外部的联络由梅屋担任。头山满还派了4名青年壮士住在梅屋家中保护，梅屋也备有手枪常不离身。孙中山这次在日本的时间长达两年零八个月，但由于梅屋等人的保护，袁世凯派人行刺的计划终未实现。
孙中山在梅屋家中安顿下来后，就继续积极策划倒袁活动。他频繁地与日本朝野有影响的人士进行秘密会谈，筹集讨袁借款和购买武器。据千势子回忆，当时孙中山部下的革命志士，经常有四五个人住在梅屋家里。对于孙中山饮食起居的照顾，甚至更换汗衫、支取零用钱等琐细事，均由梅屋夫人来担当。这是梅屋的主意：为了安全，一切有关孙中山的事情都不让婢仆来做。这个时期，是孙中山与梅屋庄吉夫妇关系最亲密的时期。
在梅屋家里举行结婚仪式
据日本外务省档案《关于孙文动向件》记载，宋嘉树于1913年8月4日，即孙中山亡命日本的前几天，携眷来日。29日，宋的二女儿宋庆龄在美国留学毕业后，也径赴日本。宋嘉树原是孙中山的秘书，孙任临时大总统后，宋的大女儿宋霭龄接任秘书，因而宋氏父女来日后与孙中山的接触频繁。1914年5月以后，宋霭龄准备与孔祥熙结婚，宋庆龄便接任孙中山的秘书。共同的目标，使宋庆龄与孙中山之间产生了感情，而宋庆龄与梅屋夫妇的关系也就随之日益密切了。这年9月，宋氏姐妹回上海时，梅屋夫妇还特意赶到横滨港送行。
1915年10月，宋庆龄再次来日本，与孙中山完婚。这桩婚事遭到双方亲朋中大多数人的反对，梅屋夫人也曾劝说过孙中山。但孙中山对宋庆龄的深情，感动了梅屋夫人，她非但不再劝阻，而且亲自陪伴孙中山和宋庆龄置办结婚用品，帮助他们操办婚事。10月25日，孙、宋在日本著名律师、证婚人和田瑞家里办理手续，双方交换结婚誓约书。他们的新房，安置在宋庆龄住的“中山寓”。11月5日举行了结婚仪式。
结婚仪式和宴会在梅屋家二楼大厅举行。由于环境所限，仪式十分简单。介绍人是梅屋夫妇。新郎、新娘喝了梅屋夫人斟的酒后，犬养毅唱了祝福歌。然后，由头山满作中介人，孙中山与梅屋庄吉、宋庆龄与梅屋夫人分别结成义兄弟和义姐妹。
支援讨袁战争及创办航空学校
1916年4月 27日，孙中山离日归国，5月 9日在上海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
这次讨袁战争最大的困难仍然是缺乏经费与武器。为此，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居正特委任梅屋庄吉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武器输人委员”。在梅屋的文书中，至今还保留着这张委任状和武器订货单，它们成为梅屋援助讨袁战争的佐证。
还在中华革命党总部设在“中山寓”的时候，梅屋就将日本民航的创始人之一坂本寿一介绍给孙中山。此后，孙中山与坂本寿一谈到了在革命战争中运用飞机的问题，并向中华革命党提议在杭州西湖开辟飞机场，开办航空学校，请报本任教，让戴天仇（季陶）负责与坂本联系，筹办此事。梅屋从坂本口中知道这些情况后大喜，他说：“太好了，我来助你一臂之力。报酬、资金等不必担心，一切由我来承担。”
受到鼓励的坂本，即与孙中山具体商量筹建中华革命党航空学校的步骤。鉴于当时中国国内的政治状况，他们商定航空学校校址暂时设在日本滋贺县近江八日市街的冲野野原。他们还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中招募志愿报名者，经坂本面试，最后录取了47名学生。在多方的努力之下，中国最早的航空学校诞生了，学校门口挂起了“中华革命党近江八日市飞行学校”的牌子。
在学校每天的训练项目中，头一项是让学生在飞机场练习骑自行车，之后是汽车驾驶的速成训练。飞机场的地租及购买原料。自行车、汽车的费用，学生的住宿费、伙食费、津贴等，都是梅屋送来的。当时梅屋是这个学校的顾问，还掌管党的经费，负责供应工作。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5月18日，他派人在上海刺杀了孙中山最得力的助手陈其美。由于形势紧迫，梅屋等人决定把航空学校迁到中国内地。就这样，“中华革命军东北军航空队”正式成立了，报本任中华革命党航空顾问及航空队总司令。
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的一片讨伐声中毙命，黎元洪接任大总统，实权却落在袁世凯的心腹、皖系军阀段棋瑞手中。段继续与革命军为敌，中华革命党准备派出航空队，一举粉碎北京政府。7月2日，航空队到达青岛东北军总部所在地，但孙中山认为袁世凯死后政局会有所变化，指示各方“按兵不动”，待与黎元洪协商后再定。9月21日，东北军与北京政府代表鉴署了《和平条约》，这一支中国最早的空军，也随着中华革命军的解散而解散了。
在孙中山逝世以后的日子里
1925年1月26日，孙中山病重，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正在患病的梅屋得知后，一面与几位友人商量，立即派营野到北京帮助照料，一面通知在大连的义女梅子及其丈夫冈本理治，要他们赶到北京，代表自己前往慰问。
3月12日，孙中山逝世，梅屋同中国人民一样悲痛欲绝。4月12日，他忍着病痛参加了日本友人在青山会馆举行的追悼会，他决心为孙中山的未竟事业而继续努力奋斗。
1934年1月23日，梅屋患癌症在东京逝世，享年67岁。当时举行了盛大的安葬仪式。为了表彰他为中国革命和日中友好作出的贡献，中国驻日公使蒋作宾送去青天白日旗和日章旗，覆盖在他的灵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