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孙中山小二十多岁、正处于花季的宋庆龄，美丽、端庄，楚楚动人。她由秘书、情人到妻子角色的转变，在宋家、革命党内部乃至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但冷静的思考，这桩婚姻并非浪漫，并非一时冲动……
海风习习，汽笛声声。
1907年12月上旬的一天，一艘由日本开往越南河内的法国邮轮起航了。
为了组织广西镇南关起义，孙中山决定亲自督阵。
法国邮轮中途停泊在上海吴淞口时，因为孙中山不能下船，只好约好友宋嘉树前来相见叙谈。
孙中山站在甲板上，望着熟悉的港口和那边雾气腾腾的都市，正在感慨中，甲板的另一侧，身穿黑色教士服装的宋嘉树走了过来，老朋友相见，亲热无比。孙中山紧紧握住宋嘉树的手。
宋嘉村道：“听说有位过路的友人要我到船上会面，我就想到了是你！”
宋嘉树指指孙中山身后：“你看，我把孩子们也带来了。”
孙中山转过身，只见倪桂珍正微笑着从甲板那头走来。身旁是两个秀丽的女孩。一个约八九岁，一个稍长一些。个个如花似玉，出水芙蓉一般。
孙中山指着稍大一些的姑娘，高兴地问：“如果我没猜错，是霭龄吧？”
宋嘉树笑了：“不，这是庆龄，那是美龄。霭龄已经在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学习了。”
孙中山深怀感触：“时光如流……孩子们这么快就长大了，我都不认识了。”
宋庆龄有些羞涩地望着孙中山，突然用一种清朗悦耳的声音说：“先生，可是我认识您。”
孙中山：“哦？……”
宋庆龄：“爸爸给我们看过您的照片，他说，中国是睡着的，这个人却是醒着的……”
1913年秋，宋庆龄自美返国途中，突接爸爸一封加急电报，要她直接到日本横滨，与家人团聚。为什么到横滨？庆龄不得而知。她接到电报的时候，着实想了一阵子。是不是革命失败，举家逃亡？
“爸爸，我这里有一封信，是美国朋友带给中山先生的，你安排个时间，我亲自面交他。”庆龄说。
“那就明天吧！”宋嘉树说道。
9月16日，她的爸爸带她到东京去见孙中山，同行的还有霭龄。他们父女来到孙中山住宅，恰巧孙中山不在。他们同等在那儿的陈其美，以及日本友人闲谈。
不一会儿，孙先生回来了，和来客-一握手。
大家无言，喝着主人送上的茶水。
宋嘉村打破沉默，他指了指坐在角落的女儿：“这是庆龄。她刚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来东京探视我们。”
宋庆龄欠身，俯首：“您好，先生。”说完嫣然一笑。
孙中山望着宋庆龄--他已经认不出这位美丽的女郎就是那次在船上见到的小姑娘。为了弥补进门后对她的忽略，孙中山苦笑着说：“我读了你的论文，可惜‘最伟大的事件’已消逝--我们又一次做了流亡客……”
宋庆龄抬起头来，口气十分坚毅地说：“不，辛亥革命已经永远载入人类的光辉史册！”
“说得好。我们这里有不少人已经丧失了信心，急需要你来宣传。”孙中山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孙先生，我这里还有您的一封信呢！”庆龄说完，便去拿信，交给中山。
“嗅，是老朋友哈曼来的！”中山边看信边问，“他现在怎么样？”
“他现在很好。临回来那天，他亲自为我送行，并祝贺你革命成功！”
“成功什么？现在连家都没有了！”孙中山直言快语。接着又说，“你的任务完成了，我谢谢你。”
“先生客气了。”庆龄说这话的时候，脸红红的。
孙中山把他们父女送出门外的时候，陈其美也跑了出来，与霭龄开玩笑地说：“宋秘书，你这裙子好漂亮啊！”
霭龄牙一咬：“你不瞧你那色迷迷的小样儿！进了门就直顾瞧美人儿……”
庆龄脸一红：“姐，瞧你！”
父亲瞪了霭龄一眼，那意思是：“亲姐妹间，也没个正形！”
二次革命失败后，宋嘉树全家到了日本神户。为离东京的孙中山近一些，后移居横滨，租了海滨山上的一幢楼房。从这里可以俯瞰东京湾，是外侨中上流人士居住的地区。孙中山摒弃了“十年不过问政治”的宣言，宋嘉树与他共商反袁大计，制定新的建党纲领。孙中山的寓所成了当然的流亡者总部，每日来聚会的革命者络绎不绝。看到孙中山忙碌不堪的情景，嘉树要求蔼龄重新回到孙中山身边，继续担任秘书。蔼龄推说不适应这里的气候，身体不太舒服，要等几天看看再说。
不久，庆龄参加了流亡者总部的工作，她思路清晰，眼光敏锐，剖析事理直中鸽心，不为表面现象所迷。她没有个人企图，一心一意做好流亡者的组织工作。她文静、谦和，善与人处，很快博得众口一致的称赞。
孙中山听从嘉树的劝告，亲手写了一张条子，对蔼龄的身体健康表示慰问，并请她康复以后，能尽快回到自己那里工作，他需要她协调处理那些繁杂的具体事务。
一周以后，蔼龄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孙中山面前。孙中山热情地同她握手，表示在她离开的日子里，许多事情都显得乱糟糟的，希望她能帮助他尽快恢复以往有条不紊的工作秩序。
蔼龄满怀信心，在孙中山办公室一角安下了她的小桌，并以她的干练很快把孙中山从文牍纸堆中解放了出来，使他有时间和精力专门考虑更重要的事情。
孙中山顿显轻松。
当时，日本外务省的密探偷偷地监视着孙中山的每一个行动和他所接触的每一个人。这些密探的报告清楚地记录着庆龄她们来访的次数。1914年二月至3月，根据日本监视报告记载，宋庆龄又多次随大姐来到孙中山的寓所，并且在一次孙患病的时候帮助看护他。在这样的环境下，她对孙中山的工作、个人品格、生活方式都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孔祥熙参加宋家家宴后没几天，蔼龄就正式向孙中山提出了辞职。孙中山舍不得失去这样一位好助手，沉默了好一会才开口，他语调沉缓，高度评价了蔼龄几年来的工作，赞扬了她的工作精神、办事能力和负责态度，并对蔼龄作了诚恳挽留。孙中山说，如果准备结婚，以后可以多留一些时间处理家务，每天只要能来两三个小时帮他处理一下最重要的事务，都将非常感激。
蔼龄突然发现孙中山好像苍老了许多，辛亥革命给历尽千年黑暗的中国带来一线曙光，结果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又把国家投人黑暗之中，这对革命者来说是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人民的失望情绪达到了极点。孙中山自己也同样心情沮丧。这时候离开，蔼龄心中也有些不忍。为孙中山的至诚感染，蔼龄几乎要答应留下来了。但她忍住了，沉默了一会儿，终于决心彻底离开。她向孙中山推荐了妹妹庆龄来接替秘书工作。她介绍说，庆龄非常崇拜先生，热情高，意志坚定，是一位凡事追求完美的理想主义者，她在各个方面都比自己更强，肯定能干得更好。孙中山默默点了点头。
这一天，两人几乎没再说话。蔼龄处理了手头紧急的事务，把其他的案卷作了清理，未完的事情都加了说明性的文字，为庆龄能很快了解情况、展开工作做了准备。
蔼龄下午离开的时候，孙中山中断了和党内干部的谈话，亲自送出门外。握手道别后，又一直目送她的车子远去，直到消失在长街的尽头。
孙中山回到空荡荡的办公室里。
庆龄从内屋进来收拾好文件。
孙中山叫了一声：“蔼龄！”显然他还沉浸在以往的习惯和感情中。是啊，孙中山是重情感的人，以至于将庆龄当成蔼龄。
庆龄停步，慢慢回过头来：“先生，是喊我？”
孙中山挥挥手，不无歉疚地道：“哦……庆龄，请你马上给我录写一份誓约！”
宋庆龄：“我得先去送送克强先生。”
孙中山无语。
庆龄说：“我敬重克强先生！为了共和国的诞生和存在，他同您并肩浴血奋战了10年。”
孙中山注视着宋庆龄，神情默然。
庆龄接任秘书后，她不仅在工作上帮助了孙中山，更在精神上支持了孙中山。她对革命的赤诚炽烈之心，如同一支火炬照亮了孙中山一度灰暗的心清。
庆龄的单相思和她的“南柯一梦”
庆龄离开黄兴驻地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到中天。白茫茫的晨雾早已散去，丽人容貌般的樱花，更显得迷人。大海在微风中也活跃起来，涌起浪花，铺卷到岸边的青石旁，堆起白色的泡沫；两只相恋的海鸥去岸边寻食；一对花喜鹊在樱花枝头鸣唱……庆龄猛然想起了什么……21岁的庆龄也该相恋了？今天她为能给孙中山先生办成一件事情、解除他几天来的苦恼而高兴。她想马上见到孙中山。外面的风光虽然诱人，而没有中山在旁却感到孤独……
令人失望的是，她想见到的孙中山已不在办公室。他到哪里去了呢？桌上又没有留下条子。中山啊，庆龄在爱你，你怎么这般粗心。要知道，这是少女最清纯的爱啊！庆龄伏在桌上，又怀疑起自己是否一厢情愿……
庆龄已经21岁了，在那个年代，像她这样年龄的女人大多已是人之母了，而她却还没有一次恋爱的经历。她汲取了父母容貌的优点，在美国时，很多同学都称她是“大家闺秀，清纯可爱”。如今，学问和知识赋予了她高雅的气质，朴素不失华美的衣服突出了她的青春。如果说女人外表的包装，是为了找一个可以托身的男人，那么庆龄则一反潮流，她宁可不包装。朴素文静是她给人的印象；追求真善，是她抛给男人的绣球。可是，谁能拣她的这个“绣球”呢？她总是这样认为：爱我的人我不爱，有心人找上门来。她留美归来，从见到孙中山第一面起，就像发现了新大陆，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出色的男子，令她吃惊。她不是因为一种心底喷发出的强烈炽热而一见钟情，不是出于青年男女那种自然的两性相吸。对孙中山的这种感情完全是一种多日来理智思考的积淀。现在这种潜意识中的东西，与日俱增，开始占据她心灵的大部。一个原本模糊的东西开始渐渐明晰起来。只有这样的人，才是可以托身的男人，值得辅佐的领袖……她不希望对方把她当成孩子看待。有时，这让她心烦意乱。她几次想谈开，皆因少女的害羞，使她难于启口……
起风了，一阵风吹来，夹着樱花的散瓣，越过了窗户，散落到办公桌上。她在惊叹之余站起身，上前关上门窗，这时庆龄才从幻想的云端跌落到现实的空间。外面有脚步响声，是他回来了？出门细看时，原来是一个淘米的老太太在路边，不禁又使她失望。她索性倒在床上，干脆谁也不理了。
啊，外面的风似乎大了起来，吹得窗户微微作响。万物萌生，杨柳叶絮，樱花开放。美好的季节，迎来了一个人、一个胜利者。近看却是孙中山总理，他身着饰有金穗的将军服，胸前别一支新郎式的硕大红花，脸上漾出了幸福的笑容。庆龄自己披着长长的洁白婚纱，依偎在孙中山先生的身边。总理有力的胳膊绕过背后，搂紧庆龄的腋下，两人迎着拂面春风，向教堂缓缓走去。两边挤满了人，女人脸上笑着，眼睛里却射出嫉妒的光。对，是要让她们嫉妒！别人的嫉妒正说明自己的幸福。哦！牧师就在前面。“孙中山，你真心实意爱庆龄这位姑娘吗？”
“我要像心肝一样地疼爱她，让她的聪明智慧帮助我建立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
“宋庆龄……”啊，牧师的声音怎么变得这样冷峻！庆龄仔细一瞧，牧师竟变成了父亲查理，他眼睛里射出两道寒光，紧紧地逼视着自己，直盯得周身寒彻……
“啊”地一声，庆龄惊醒了。原来是南柯一梦。壁炉的火早熄了，屋里冷得如同冰窟。只有清冷的月光透过树影，斑斑点点照在窗上。庆龄拥着被子坐了起来。她还是在床上，懒得动一下。脑海里的活动够激烈了，用不着身体运动……孙中山是父亲的挚友，他的年龄同父亲相仿，他一直把自己当小侄女看待，自己一片痴心他会接受吗？父亲能同意吗？年龄的悬殊是一个障碍，但这不是主要的。自己的择偶标准早就讲过，做事看本事大小，不论贫富丑俊，父亲是同意的。夫妻双方的年龄究竟应该是多大，基督教的教义中并没有限制，任何国家关于婚姻的法律中也没有规定，年龄大了小了的非议只存在于世俗的观念中，革命者不都是世俗观念的反叛者吗？还有就是孙中山已有妻子，这是个麻烦。不过她是个旧式女人，孙中山和她之间早没有了爱情，没有爱情的婚姻当然应该结束。这看来也不会成为不可解决的问题。庆龄想来想去，最最关键的还是孙中山喜欢不喜欢自己。即使喜欢，碍于叔侄情面，他也许一辈子都不会开口，这事么，必得自己主动才行。对！今天就应该寻找机会，试试他的态度。可是，怎样去行动呢？庆龄读过的爱情小说中的情节一幕一幕在脑子里出现了……
感情的东西还需明说吗……
孙中山回来的时候，已是下午3点，庆龄迎接了他。他很高兴地对庆龄说：“今天，新加坡来了客人，那批款项已经落实。真是雪中送炭，有了款项，那批军火也有了着落。袁世凯，我与他誓不两立！”孙中山甩下礼帽，脱下风衣递给庆龄。
“走时很急，是你家父来喊我的。也没有给您留下纸条。让你等急了吧？”孙中山笑着说。
“再急，告诉梅屋夫人总是可以吧？”庆龄没有因事急而原谅他。
“好，我知错。下不为例。”
“……”庆龄没有说话。
“晚上，我和你家父还要去。人家来了，是为我们革命做贡献来的，我们怎么也得招待人家吧！只得再给你这个宋秘书请假了。”
庆龄还是没有说话，只是把一杯茶呈在孙中山面前。
“谁叫我是个总理呢？总理，总理，总的管理。你家父亲自安排的，说我必须出面。现在是听你的，还是听你家父的？请你表态。”孙中山见庆龄不高兴，在竭力缓和气氛。
“好了，你这个大总理，除了忙还是忙。晚上我再找你汇报工作。”庆龄终于说话了。
“那好，9点吧。”孙中山先生道。
晚上9点，庆龄沏好茶水，等待孙中山，同时她又把友人的来信，以及要回的信件，注明轻重缓急，分层放在一起，置于案头。她理了理思绪，话从哪儿讲呢？忽然间，她又有些犹豫：感情的东西还需要明说吗？她想，孙中山是明白人，自己的言行举止，自己的内心世界，自己……他不会不知道！此时，她又隐隐约约地感到：感情的东西无需自己表白！在这种极端矛盾的情况下，一阵车鸣，孙中山驱车回来了。庆龄把他迎进屋里。
“庆龄，晚饭在哪吃的？”孙中山关心地问。
“梅屋夫妇出门了，是我自己做的。”庆龄答道。
“吃了就不饿了。”孙中山开玩笑说。可庆龄想笑笑不出来。
“你又喝酒了，怎么酒气这么大？”庆龄问道。
“不光喝了，还喝了不少。你家父有肾病，不能喝。我再不喝，请客就没有气氛了。”孙中山正说着，庆龄把一杯茶放在他的面前：“多喝点水，冲淡一下。”
接着，庆龄也靠着中山身旁坐了下来，她把去黄兴处谈话的情况汇报给中山听。
中山听完后，“哈哈”笑了起来：“这个‘老黄忠’，为人直爽，直来直去，有人说我是孙大炮，实际他也是一门大炮，比我更直。好解好合。庆龄我得感谢你。”
“感谢什么？能替你办点事，分担一些忧愁，庆龄就没有非分之心了。”庆龄话中有话地说道。
“是，天下还是宋秘书能理解我。我能有你这位秘书，也是上辈天缘。”孙中山呷了一口茶道。
“是真心话吗？”庆龄追问。
“那还有假！”
“是真心话，就不要喊我宋秘书了。”
“为什么？”孙中山问。
“我听起来不顺耳。”庆龄答道。
“你就是我的秘书，怎么不顺耳？”
“你自己想去吧，反正我是这样觉得。”
二人一阵沉默。孙中山又开口道：“庆龄，今天我好像感到你有什么心事在瞒着我？”
“不，不，我没有什么心事。”庆龄背过脸去，“只是，只是……”
“只是什么？”孙中山急问。
“只是你这个大总理，我庆龄不敢高攀。”庆龄说到这里，又指了指桌上的文件和来往信件，“那案上有你的文件和信函，已整理出来了，请你过目。天已不早了，我也该体息了。”说完她就走出了门，消失在夜幕中……
“庆龄--庆龄--”任孙中山如何喊叫，庆龄没再回头。
这一夜，孙中山失眠了……
庆龄的一句话，使孙中山酒醒几分。这是女性的纯情，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更宝贵呢？孙中山回到屋里，虽是近50岁的人了，仍是激动不已。他来回在屋内踱着脚步，脑海里浮现出庆龄留给他的一幕幕形象来……
那是他最困难的时候，外有袁世凯通缉，内有密探监视，党内四分五裂，生命随时都有危险，庆龄坚定地做他的秘书，来到他的身边，这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在日常的工作中，他们一起工作，一起交谈思想，她用她那女性的温柔来抚平他受了创伤的心灵。
那是自己生病的时候，庆龄来了，问寒问暖，那天正是他高烧不退，大夫给他输液。输了三瓶液，她一声不响坐在身边，整整守了一夜……
那是一天夜里，他去出席一个重要会议，很晚很晚才回来。庆龄在办公室，边整理文件，边耐心等他，直到凌晨3点，他才驱车回来。庆龄才放心地离开。像这样的情况不止一次。
今天，她又去黄兴处谈话，主动为自己分忧解愁。所有这些都令他感动。
庆龄是爱他的，她用全身心的投入，去支持他的工作、他的理想的实现。这一点，孙中山早有察觉。可是孙中山因年龄的差异也常把庆龄当成孩子看待，并无非分之心。否则，会对不起自己的老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的。
抛开父辈不讲，如果年龄再倒退30岁，他是要选择庆龄的。在孙中山眼里，庆龄不像蔼龄那样，更注重于理想的追求。她有大家闺秀之形象，反叛传统之性格，温柔贤淑之品德，献身真理之高尚。在当今这个世界上，还难于寻到这样的新女性。他深深地爱着庆龄，只是受着社会观念束缚，加上周围人事关系的复杂，事业未成，他不敢越雷池一步。只好把这爱，深深地埋在心底。如今庆龄的态度明朗化了，把绣球抛给自己，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面对现实，去理智地处理。
在这个世界上，爱和被爱都是幸福的。他有心接受这纯真的爱，可风险不亚于一场推翻帝制的革命。孙中山，你作为革命领袖，敢冒这个风险吗？于是，一个斗大的问号，摆在他面前：是迎上去还是退下来？
孙中山经过一夜理智的思考，他以一个革命家的气概勇敢地选择了前者。革命不就是解放全人类；解放全人类，不就是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吗？作为一个革命者，应该有反叛的精神，应该获得原本属于革命者的一切，包括他的婚姻家庭的选择。如果连妻室家庭的选择自由都没有，还称得起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吗？
在这个决心下定之后，他顿感一身轻松。但是，要真正实现他这个决心，还要有详尽的实施计划。方方面面，左左右右，每一步做不到，都会前功尽弃。因此，需要他认真地对待，决不可大意和“轻敌”。
他想到了以下几个问题，主要是年龄上的差异和领袖的身份引发的议论，因此要过“五关”，关关重要。
首先是庆龄的父母关。这点很重要。估计会遭到宋家父母的强烈的反对，甚至引起宋家家庭的分裂。
二是自己的原配夫人关。这一点，孙中山自己有把握解决。但是也会导致他与儿女们的感情决裂。
三是党内关。党员同志，包括他自己比较信任的战友，会以传统观念强烈地抨击他。这一点，他不怕。真理在手，何愁人们不会理解。
四是社会舆论关。舆论虽然阻挡不了潮流和他与庆龄的结合，却能把好人变臭，以此干扰他的事业。
五是基督教会的干预，不过不会产生大的作用。他可以不做考虑。
“五关”，风险的五关。第二天，当孙中山把这五关的风险，正式转达给庆龄，要她重新考虑时，庆龄莞尔一笑道：
“只要你不怕，我就敢跟！说实在的，在一个革命者面前，五关，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原是人们自己给自己圈画的‘牢笼’。我们献身革命，还不是冲破思想牢笼，砸去束缚自己身上的锁链！”
“是啊，讲得好啊！”孙中山赞不绝口。
这次，庆龄与孙中山的长谈，不像以前那样，已由空洞变为现实了。庆龄主动承担了解决第一关的任务，也是最重要的一关--父母关。然后庆龄又主动为中山解忧，如果前妻工作难做，她可以做妾，都不在乎。末了，又一关一关做了分析，考虑可能出现的困难，制订了具体方案。
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创造中国第一个民主自由的家庭，他们在迎接着一场急风暴雨的到来！
蔼龄辞去了秘书工作一身轻。
日本，樱花烂漫时节，蔼龄和孔祥熙以闪电般的速度定了下他们的婚事。孔祥熙拿出两枚银币轻轻一撞，银币发出清脆甜润的声音。这是大吉大利的兆头。4月的一天，他们的婚礼如期举行了。
二妹庆龄接替秘书后，也很快进入了角色。她的工作较之大姐更为细致、周到、严谨，受到了孙中山的高度评价。按照中山先生的说法，走了个关羽，来了个赵云。孙中山在事业上又有了支持，在精神上得到了安慰。现在他精神焕发，信心倍增，改造国民党的大业进行得卓有成效。
孙中山真切地感受到了庆龄对他事业的重要和精神上的支持。要真正完成他的革命大业，他的身边不能没有庆龄。庆龄也由衷地爱着孙中山，愿意为他和他的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他们尽力保守着这个秘密，但是一年之后，庆龄和孙中山相爱的消息传了出来。蔼龄是宋家第一个听到消息的人，也是感到刺激最大的人。
孙中山对党的改造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他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得以确立和巩固。他度过了令人担忧的精神上的颓唐时期，重新焕发了朝气，将再次成为中国革命的风云人物。蔼龄对这一事实看得非常清楚。庆龄如果和孙中山结婚，从家庭的利益上考虑，当然是大有好处的--但是，问题在于自己曾向孙中山抛出过多次绣球，孙中山没有接。而现在，庆龄到孙中山身边不到一年，他们就相爱了，而且据说爱得那么深。人最不能容忍的是什么？蔼龄想起了一句名言：人最不能容忍的，是看见一个傻瓜在自己曾经失败的领域取得成功，固然庆龄不是傻瓜，而是比自己更聪明、漂亮。能干的姑娘。但千不该、万不该她是自己的妹妹。如果她是另外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蔼龄也许会为她祝福，为孙中山感到高兴。但不幸的是她却偏偏是自己的妹妹！这就大不相同了！自己碰了壁的事，作为妹妹她就不应该再次去做，可她居然不给自己留这个面子……对，面子问题是这件事的核心。庆龄向孙中山表示爱情是跌自己的面子，孙中山接受她的爱情也是跌自己的面子。她不愿意不声不响地就这样给别人栽了，她要采取行动，反过来栽他们的面子……
宋嘉树得知此事：岁差悬殊，这不是爱情！庆龄被软禁了……
蔼龄先向父亲谈了这件事。
查理不相信这会是真的，他跟孙中山接触频繁，同样也经常见到庆龄，并没有发现过任何蛛丝马迹。但蔼龄保证这事千真万确，她说，尽管他们的相爱极其秘密，可我有最最可靠的情报。查理要求蔼龄不要激动，自己要认真想一想。蔼龄说，好的，我等着你的意见。
查理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最后他歪倒在榻榻咪上，陷入了沉思。
自己和孙中山初次相见的时候，蔼龄4岁，庆龄1岁。多年来，不论是孩子们在国内还是在万里之外的美国读书，自己一直在给她们讲孙中山的伟大品格和革命思想，希望的是她们能像自己一样，追随孙先生的革命事业，为国家的新生和富强而努力奋斗。自己一直把孙中山看做家庭的一员，没有什么事情对孙中山隐讳，也同样没有对孩子们隐讳。她们一直是称孙中山为叔叔--这是妥当而放心的称呼。但是没有想到她们一到成年，不仅把聪明才智献给孙中山领导的事业，而且要把爱情献给孙中山。先是蔼龄，爱得是那么痴迷，幸亏自己及时点拨，她才抽身，没有给自己和孙中山的友谊投下阴影。现在庆龄也陷入了这个误区。究竟是自己给她们灌输的东西出了偏差还是另外有因？他苦苦思索，检讨自己多年来的一言一行，没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那是什么原因呢？对，一定又是青春期崇拜。一个女孩子到了青春期必然会对异性产生了解、爱慕的渴望，那么首先吸引她们的自然是她们能够接触到的活生生的男人。她们会在诸多异性中比较、选择，而她们倾心的对象当然是其中最优秀者。她们只管把自己的感情向这个男子倾注，并不管对方的身份、家庭、年龄等状况，不考虑实际可行性。她们会把这个人神化美化，想像得完美无缺，浑身都放射着光环。然后做出在成年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
查理把自己考虑的结果讲出来的时候，蔼龄大叫起来：“不！完全不是这样。庆龄留过洋，受过高等教育，她不是你说的那种无知无邪的女孩子；而且她已经20岁，也过了那种发痴发呆的年龄。如果不采取措施，她会把这变成事实的！”
查理惊住了，是的，蔼龄说得完全正确。自己刚才是想偏了，庆龄是一个有思想、有抱负的大姑娘了，她不会再陷入那种误区。天啊，先是蔼龄有这种想法，阻止了蔼龄，现在又出来个庆龄，阻止了庆龄，下面还有个美龄呢。难道冥冥中真有一种叫做命运的东西，注定宋家的一个女儿要和自己多年的这位朋友结合吗？如果真是那样，莫不如尊重庆龄的选择了。
查理语调沉缓：
“既然庆龄是一个有责任能力的大姑娘了，那么她在爱情的选择上应该是自由的，我们不能多加干涉了。”
蔼龄本来要跳起来了，但她很快控制了自己。要是反应过分造成和父亲的对立，反而可能促成这件事。请将不如激将，何不从反面激一激，看父亲的反应再说。
“爸爸，这是你的真实想法吗？当初你怎么对我说的来着？什么年龄的悬殊，教义的约束，家庭的丑闻，社会的影响……那么振振有词，那么理由充分，今天怎么全变了呢。难道你受到什么压力，向谁屈服了吗？难道你为了什么好处，要出卖自己的女儿吗？”
“你，你胡说什么？”查理果然大怒了。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阻止这桩蠢事呢？”
“这件事有些不妥我们可以对庆龄提忠告，让她自己处理。在一个新型的家庭里，恐怕不能采取硬性措施。那样这件事的传播范围会扩大，对她不好，对我们其他人的形象也不好。”
“忠告是没有用的，爸爸！必须采取行动。如果这成为事实比采取过头的行动更难堪。”蔼龄寸步不让。
“这得让我再想想。”
“我已经想好了！现在国内的危险已经不大，我和祥熙也准备回去到他说的那个‘中国华尔街’去看看。我们全家乘机都返回国内，这样就理所当然把庆龄也带走了，没有什么影响，不会引起任何猜测和动荡，这是最体面也是最有效的方式。”
“我跟庆龄谈谈再作决定吧。”查理已经有些松动了。
“不要谈。这事要做就得干净利索。把船备好，叫上她就走。否则，谈过之后，她不同意走怎么办，采取强制办法吗？她嘴上不说，躲起来怎么办，兴师动众去搜查寻找吗？岂不反而搞得满城风雨，把丑闻自己张扬了？”
“我们跟孙先生怎么讲，他对这样做怎么看？几十年的友谊难道说就这样打碎了吗？”
“这样做正是为了维护我们之间真正的友谊。假如丑闻发生了，不仅损害我们宋家门风，也对孙先生非常不利。我们这样做他会理解的。”蔼龄为了达到目的，可以把歪理讲得像真理一样。
“依你说来我们只好这样了？”查理仍有些犹豫。
“我们别无选择！爸爸，为了你呕心沥血建立起来的这个家，为了孙先生的革命大业，我们只能如此。”
查理长叹一声：“好吧，只是这样做我总感到对不起孙先生池委屈了庆龄……”
“爸爸，你把公务上的事处理一下，家事我来安排，我现在正好没有多少事，可以为爸爸分忧。”蔼龄说完带着一脸的刚毅果断告辞了。”
“分忧？谁知道是分忧还是添忧呢。”查理望着蔼龄的背影喃喃自语。
1915年春天，查理突然宣布全家结束流亡生活，返回上海。庆龄表示反对，她要求继续留在孙中山身边工作，因为改造党的工作非常紧张，她已熟悉情况，突然走开会影响整个进程。但是她的意见没人理睬，一切都安排好了，她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再和孙中山联系，便被带上船，连夜驶回国内。
在此之前，查理已经在上海霞飞路新购买了一所砖结构的房子。他知道危险并没有过去，单独住进虹口的老家，难逃袁世凯的迫害，而这所房子在法租界之内，袁世凯不能在这里肆无忌惮地行动。更重要的是蔼龄认为这里能受到“青帮”的保护。她通过陈其美已经和黄金荣、杜月笙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黄麻皮是法租界内的警探头子，杜大耳朵手下喽罗成群，抢、绑、杀、偷无所不为，他们的威慑力足以使想对宋家下手的人心存后顾之忧。
回国的船上，庆龄一直在猜测。她在家庭中从没有受到如此对待。不听自己的意见，甚至不允许发表意见，实际上变成了被裹挟而去。她已预感到是因为自己和孙中山相爱的事情所致。她不急不恼，决心和父亲敞开谈谈。她有充分的理由，爱情是不以年龄、贵贱、贫富、种族、肤色而被隔绝的，真正的爱情是心灵的沟通，是摒弃一切利害关系的超凡脱俗的两性间的相互吸引，古来多少父母干出过棒打鸳鸯的蠢事，结果不仅毁了子女的幸福，也酿成了终生的悔恨。扼杀爱情，是旧世界最落后最不人道的行为，一个革命者怎么可以走这样的老路呢？父亲是在美国生活过的，中国旧式的不人道的理学观念应该是很少的，怎么突然变得像个封建卫道士一样了呢？她相信自己可以说服父亲，父亲最终会支持自己，尊重自己的人生选择。
但是，这一路查理内心十分矛盾，他不敢面对庆龄，怕看她那双眼睛，也怕听她的理由，他知道自己拿不出充分的道理去说服女儿，一旦交谈投降的可能是他自己。查理采取了躲避的办法，一路上一直和蔼龄、祥熙等在一起，不给庆龄这个机会。
回到上海后，杜月笙对查理的家进行了拜访，实际上主要的是拜访宋蔼龄。
蔼龄托人介绍了一位名门子弟，匆匆来家见了一面，即由查理宣布了庆龄订婚的消息。
庆龄真急了，她大声抗议：在这样的家庭里，还出现包办婚姻，什么打倒封建，什么实现民主自由，都是假的，还口口声声谈论革命，都是假革命！查理听后十分痛苦，他回顾自己一生走过的道路，都是追求民主平等，主张个性解放，为什么到了自己家庭里的问题上，反而扮演了封建卫道士的角色，为什么要剥夺女儿的自由？她有爱和被爱的权利呀！还有由此带来的和孙中山的关系问题戾竟该怎么处理才好？
但是蔼龄不愿意父亲退缩，庆龄订婚的消息已经宣布，只有硬顶下去。她说，过不了多长时间，庆龄自然会回心转意的。她会找到新的爱情，将那段梦幻般的经历忘掉。我们并没有得罪孙先生，他没有正式向庆龄求婚，没有向宋家的家长表示过这个意思，我们当然不知道他有过什么想法。一切都会悄悄平息，事后大家都会装得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根本用不着顾虑。蔼龄还建议父亲，为防止出现不测，应该把庆龄看管起来，在结婚之前不能让她随便活动。查理惊叫一声，这不跟山村野夫封建顽固们的做法一样了吗？我们新式文明家庭里怎可以做出这样的事？蔼龄微微一笑：是的，这做法是陈旧了一点，但过去那么多人家采用它，就说明它有效、管用，有效管用的就是好的，就不要再瞻前顾后。譬如我们的革命也是这样，要从袁世凯手中夺回权力，什么办法管用就用什么办法，通过国会选举能牵制他，就谋求在选举中取胜；武力可以打倒他，就动用武力。我们办事都是先考虑结果，而不是先考虑手段。只要能达到目的，什么办法都可以用……
查理又征求妈咪的意见--自从倪桂珍生下6个孩子，查理便随了孩子们，也开始称呼妻子为妈咪。妈咪是家庭中的铁腕人物，对孩子们要求素来严厉，查理原想妈咪会比蔼龄态度更激烈--查理没有想到蔼龄的态度是搀杂了个人情感因素的，如果想到这一层，他也许早就能站在庆龄的立场上慎重地考虑--没有想到妈咪只说了一句：“基督保佑！”查理感到全家人忽然都成了哲学家，庆龄是理想主义，蔼龄是实用主义，自己是“违心”主义，妈咪呢，好像是虚无主义，她说的更像一句禅语，只是自己一时猜不透。基督保佑，保佑什么？保佑对庆龄采取软禁吗？保佑庆龄的追求实现吗？查理实在犯难了。
事实上庆龄被软禁起来了。现在她完全失去了自由，被关在房子里，由女仆看着，不许离开房间半步，不许和外界接触，只等着成亲的日子。庆龄悄悄地给孙中山写了信，问他现在是否还需要她，自己应该呆在家里还是仍回到他身边去。负责看管她的女仆同情她的境遇，站在了庆龄一边，把这封信秘密地带出去送到了邮局。
孙中山很快回了信。假使没有女仆的聪明机智，这封信可能就落在了别人手里，那样历史也许就要完全重写了。孙中山在信中鼓励庆龄立即回到他身边，在感情和事业上他都非常需要她。庆龄受到鼓励，她不再孤单，她有了精神上的援军，有了可以回归的大本营。她决定逃脱家庭的樊笼，到日本去和他相会。可是，由于看管较严，两次出逃，均告失败。
庆龄失踪，孙中山心急火燎……
几天来，庆龄不来上班，孙中山已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了。他派人去宋家打听，得到的情况却使他大吃一惊：宋家举家回国，庆龄被挟持，余况不明。
此时，由于孙中山与庆龄的事已经达到半公开的程度，对于党内的反对和各方面的反对意见，孙中山毫不理睬，他坦率地发表个人的看法说：“我孙中山不是神，我是人”；“我是革命者，我不能受社会恶习惯所支配”；他义无返顾地表示：“我家我国，我家我妻。”这些肺腑之言，表示了一个真正革命者对待爱情、婚姻的光明磊落和坚定的情怀。
孙中山离不开庆龄。那不是空喊，对于孙中山来说，革命也在需要她。庆龄，20世纪一个伟大的女性、一个不可多得的姑娘！她的纯情个性，则更多地来自宋氏家庭那种特殊的物质、文化与精神生活氛围。浓烈庄重的宗教气氛，诗情画意的田园生活，优雅和谐的家庭亲情，美丽动听的美国民歌，婉转悠扬的钢琴音乐，一帆风顺的成长经历以及无忧无虑的物质生活，等等，都给庆龄的气质和性格注入了那种纯真、质朴、美好、善良及理想主义的诗化成分。
在庆龄离开的那些日子里，孙中山只要一闭眼，庆龄就亭亭玉立在他面前。回忆庆龄在身边工作的日子，她给了他多少支持，分担了他多少忧愁。他托付给她的不但有日常事务，还有他的秘密通信。他经常对时局和问题发表的真知灼见，使她受到有关中国革命的教育。她也能写出漂亮的文章来。理想使他们献身一个目标，工作使他们不知疲劳。如今庆龄离开，他一下觉得少了许多东西，实有“人去楼空”之感，常使他陷入沉思状态。他原本是个爱读书的人，现在变了样，常是打开书本，眼睛却凝视别处，心猿意马，甚至不思饮食，脸庞明显消瘦了一圈。
房东梅屋夫人是个热心肠的人，很担心他的身体，做了不少营养丰富的菜肴给他吃。孙中山夹了两下就放筷了。梅屋夫人忙问，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俺的饭菜不合口味？中山摇头不答话。梅屋夫人看出了门道，单刀直人地问，是不是患了相思病？他沉默了一下，真实地回答：“庆龄是位好姑娘，也是我的好帮手，我忘不了她。遇到她以后，我感到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爱，知道了恋爱的苦乐。”
孙中山也是爱交流思想的痛快人。接着，他又向梅屋夫人披露了多日心中的郁闷和矛盾。他说：“卢夫人是我的结发之妻，是父母自动包办而娶，已给自己生育了三个儿女，付出了辛劳，这是中山永远不能忘记的。但是为了中国革命，我长期在外奔走，与卢夫人长期分居，她不同意我对事业的选择，想把我束缚在家里，守着她。这是不可能的。加之，她过于保守，我过于反叛，性格兴趣不一致，徒有夫妻之名啊。说实在的，自己不应该有那种非分想法。但是，我又无法扑灭胸中燃烧的对庆龄的爱情。有了庆龄在身旁，我感到踏实些。确实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在我们的日本国，爱情是个人的自由，别人不好说什么。只要你个人认为是幸福，就应该大胆追求。”梅屋夫人为孙中山那种青年般的热情而感到惊奇。
“那你们二人定下来了吗？”
“我已下了决心与卢夫人分离，与庆龄结合。”孙中山回答道。
“不过，我要提醒你，与年龄相差悬殊的女人结婚，是要折寿的，不知你考虑没考虑？”梅屋夫人又道。
“人活着的价值，不是为活着而活着。如果能与庆龄结合，即使第二天死去我也不会后悔！”
“想不到你是这样的爱庆龄！”梅屋夫人被孙中山的真诚所感动。“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以成全你们，并协助操办婚事。”
“在日本结婚，是有法律条文的，要办不少手续。”接着梅屋夫人又与孙中山-一策划起来。‘泪前我先帮你置办家具，布置新房。而你呢，要办两件事：一是尽快与前妻解除婚约，二是派人把庆龄从上海接过来。日本的手续，我来帮办，你说好吗？”
“谢谢夫人。”孙中山把全部的心意浓缩成这四个字。
于是孙中山立即派自己的贴身秘书朱卓文，去澳门原配夫人卢慕贞那里联系解除婚约之事。并带了孙的亲笔信，孙在信上明告，他打算同谁结婚以及为什么有这个想法，等等。卢夫人理解他。据有人回忆，卢当时说，她不会写中文和说英文，连走路都不利索，因为她缠过足，所以她不能像庆龄那样帮助他。一日夫妻百日恩。出于对丈夫的关心，她基本上答应了。
事实上，这对夫妻婚后的关系一直是名存实亡。他们分别的时间比相聚的时间要多得多，双方的思想境界和观念意识一开始就不一样，以后差距越来越大。
正如孙中山所说，卢夫人在一个方面确实帮助了他的革命工作--为他解除了家室之累，独力把三个孩子扶养成人（尽管孙中山和他的哥哥孙眉经常寄款接济，这也是很不容易的）。但她的思想感情同他不同。对孙中山来说，他的革命活动赋予他的生命以意义和动力，艰难险阻无所畏惧。对卢慕贞来说，这样去冒险犯难是很难理解的、完全不必要的，而且使全家人都会遭殃。因为按照封建律令，孙中山敢于反对“神圣的天子”，是要株连九族的。为此，孙中山有时不得不把家眷带到或送到他流亡的地点。
辛亥革命之后，他曾把卢慕贞带到南京，分享胜利的喜悦。她看到他就任临时大总统，怎么也兴奋不起来，更多的是觉得不舒服。
1913年，形势发生逆转，这在卢夫人看来是他们又要恢复过去那种到处躲避追捕的噩梦式的生活了。那一年她曾带着一个女儿到东京作短暂停留，不幸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受了伤。卢觉得这不是一个好兆头。就是在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她也觉得不是很安全。孙中山有很多敌人，独裁者袁世凯同清廷一样，到处派出间谍和杀手。
因此，卢慕贞同意孙中山找一个比她自己更适于一起生活的伴侣。她知道他已经找到这样一个伴侣，可以同他一起工作并随时随地照顾他，表示很欣慰。但她起初认为没有必要离婚--为什么这位新夫人不能做“侧室”呢？在中国古老的传统中，“侧室”不算是不光彩的地位，因为丈夫纳妾是完全正当的，并且常常是得到原配夫人的同意的。
但对具有现代观念的孙中山来说，纳妾是他要努力在中国消除的最令人厌恶的落后陋习之一。对受过美国教育的宋庆龄来说，当然更是如此。孙坚决不同意这样做。
当朱卓文把卢慕贞带到日本来见孙中山时，经过孙中山的劝解，离婚的事情，双方很融洽地解决。双方签署了一份由东京著名律师和田瑞草拟的文件。
此事结束后，孙中山收到庆龄从上海发来的急函，详述了自己被禁的状况，希望得到解救。
面对这封信，孙中山心急火燎。他当即写了一封挂号信给在上海的老友宋嘉树。5天后，他又发了一封电报给庆龄。信音皆无。万般无奈之中，孙中山便再次派使者朱卓文去上海迎救庆龄。
此事能否办成？中山在焦急地等待着。
有情人终成眷属
1915年10月上旬的一天，朱卓文领命前去上海解救宋庆龄，并带女儿同行。孙中山亲自将他们父女送上船，他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朱卓文，一位孙中山的忠实秘书。他与孙中山是广东同乡，曾在美居住多年，后被中山先生召回。此人办事干练，机智，善于雄辩。孙中山的一些重大事务都是亲自交给他操办，被中山称赞为：“人才不可多得，善解棘手之事。”
朱卓文听了孙中山的交待后，感到此事不比一般，但他还是愉快地接受了下来。富有心计的他，特意把女儿慕菲雅带在身旁，他认为：男同志的缺陷应由小女弥补。有时，女同志出面，往往会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慕菲雅聪明，她继承了父亲身上的优点。同时，她又是庆龄孩提时的朋友。她了解庆龄，庆龄也了解她。朱卓文相信，由他父女出面，即使再棘手的事也会成功。孙中山答应了下来。
果不出朱卓文所料，在他们父女到达上海的第三天，就通过小女与庆龄接上了头，并把孙中山的亲笔急信转给了庆龄。信中叙述了中山先生的情思以及要庆龄随朱氏父女立即返东京，面谈要事。庆龄阅后，泪流满面，不能自己。同时，朱卓文还给她讲述了孙中山与卢慕贞协议分离的经过，出示了二人签署的离婚协议书，还说他是离婚的证明人之一，令庆龄感慨不止。
接着，庆龄也当场表示：“我已不计后果了，眼下也不考虑那么多了。究竟怎么走，还请朱先生拿主意。”。
“此事容我想想，操之过急，会适得其反。”
此后，他们又见了一次面，专门讨论走的方案。
在一个静静的夜晚，同情庆龄的女仆在外帮助望风，一切都安排得很周密，尽量做到万无一失。庆龄给父母留下预先写好的一张字条。因门被反锁，她偷偷地打开窗户，跳下阳台，利用床单结绳，顺绳坠下二楼，再越墙而出，坐上事先准备好的车子，人不知鬼不觉地直驶上海码头，与在码头上买好船票等候的朱氏父女接上了头。等轮船开起时，她才像笼中鸟飞上了自由的蓝天。此时，庆龄虽释重负，却并不十分轻松。她站在甲板上，理了理秀发，平了平心跳，遥望大上海的万家灯火，又望了望大海的远方，尽管夜色苍茫，但她却看到了希望。
10月24日，庆龄回到了日本，下午1点50分，到达东京火车站。孙中山驱车前去火车站迎接了她。
胜利是在重重困难中取得的。当两位封建的反叛者拥抱时，他们露出的微笑，是向世人的宣告：胜利永远属于革命者！
第二天，即1915年10月25日上午，宋庆龄与孙中山在廖仲恺、和山田纯郎等数人陪同下，十分愉快地到牛社区袋叮五番地日本著名律师和田瑞家中办理结婚手续。并由这位律师主持签订了婚姻《誓约书》。誓约书签后，和田瑞律师在家中设宴招待了他们，以示祝贺。
下午4点30分，他们驱车回到大久保百叶三百五十番地的梅屋庄吉家举行茶点宴会作为公开的结婚典礼。
一切都是按照梅屋夫妇的安排，一切都是按照梅屋夫妇的布置。结婚典礼在梅屋家的二楼大厅里举行。在正面大楼的壁龛前面，八折金凤屏风，辉煌耀眼。左右两边是中国造的红木高低架，架上的青磁大花瓶里插着盛开的菊花。菊花在日本象征着吉祥如意，而在中国象征着白头偕老。一切都朴实无华。
客人相继来到，总共有五六十人之多。其中有执掌日本政权的政界人士，有真诚地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志士，也有当时表示同情孙中山，却企图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实现各自目的的人物。他们是：犬养毅、宫崎寅藏、营野长知、头山满、内田良平、吉岛一雄、小川平吉、杉山茂丸、寺尾亨、佐佐木安五郎。另有在日本的廖仲恺夫妇等。接着，孙中山和宋庆龄坐汽车到来。
在一阵喜庆的鞭炮声中，新娘新郎下了车，缓缓步人大厅。宋庆龄戴着大花边帽，穿着一件粉红和淡绿花图案的裙子，衬裙透出白色，手里拿着一束花，显得十分俏丽动人。孙中山一身西装和她手拉着手进门来到大厅，由等待在那里的照相馆的摄影师从各个角度摄下他们的情影。
客人们拥过来，向他们表示祝贺，然后大家围坐在新婚夫妇的两侧，由牧师宣布婚礼开始。在一阵“赞美诗”的音乐声中，由房东梅屋夫妇充当媒人，新郎新娘喝了梅屋夫人斟的交杯酒后，日本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犬养毅唱起了《祝福歌》。这以后，头山满站在中间，孙中山和梅屋、宋庆龄和梅屋夫人，分别喝了结为义兄弟、义姐妹的交杯酒后，在诗意的气氛下，酒宴开始了。大家频频举杯，频频祝福，把婚礼推向了高潮。
11月5日，头山满在上野精养轩主持有十多人参加的招待会。向外界宣布了孙中山与宋庆龄这对革命者结婚的消息。招待会上展示了结婚仪式上客人围着新郎、新娘所拍的照片。孙中山一些真诚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朋友，为孙、宋的结合感到由衷的高兴。当然也遭到了一些反对，毕竟胜利属于革命者。
嘉树追女赴日，婚礼闭幕，嘉树只好面对现实
再说上海宋庆龄的家里，这一天，宋母不愿看到的事终于发生了：女儿不在了，留下了一封家书。宋父闻说庆龄逃走，也慌忙放下手中的筷子，跑到楼上，只见窗户洞开，床单被扯……他问仆人，仆人不知所以。宋家上上下下全乱了。妈咪担心庆龄的安全；蔼龄大嚷着：私奔，私奔！一个姑娘家做出这种事，丢尽了全家的脸面。主张由她派人去把庆龄追回--她是完全可以办到的。嘉树否定了蔼龄的意见，宋家的事只能由宋家的人自己处理，决不能动用外人，更不允许青帮插手。蔼龄知道庆龄这一去，事情已不可挽回，父亲又是这种态度，于是立即又变了口气，反过来劝嘉树不要生气，顺水推舟成全他们好了。蔼龄说，这一来，以前一直和你称兄道弟的前大总统孙中山，就自动降了辈，成了你的东床女婿，今后再见面，你就是他的岳父大人了。这句话大大刺激了嘉树，他对蔼龄大发脾气：先前主张采取激烈措施的是你，但你只出主意不出面；现在弄成了这个样子，又反过来装好人，说风凉话，好像一切都是我这当父亲的不是。嘉树带着一肚子气匆匆赶往日本。
“嘉树，你还有病在身！”宋母实在担心，“还不如让蔼龄去好！”
“事到如今了，谁去我也不放心！”
嘉树在神户上岸后又换乘火车赶往横滨，他本是想阻止这桩婚事的，但是却来晚了一步，他一路风尘赶到的时候，庆龄和孙中山已经在日本著名律师和田瑞的主持下办完了结婚手续。那天下午，婚礼行将结束，嘉树赶到了梅屋庄吉的大门口，站在那里，气呼呼地高喊：“我要见抢走我女儿的大总理！”“请你们放我进去！”屋内一阵哗然。
梅屋庄吉夫妇很担心，欲出门劝解宋父却被孙中山拦住了：“不，这是我的事情。”说完走向门口。梅屋庄吉还是不放心紧紧跟在孙中山后面。孙中山慢悠悠地走到大门口的台阶上站了下来，稳稳地说：“请问，找我有什么事？”突然，暴怒着的宋嘉树“刷”地跪在地上说：“我的不懂规矩的女儿，就拜托给你了，请千万多关照！”然后在门口的三合土上磕了几个头，头都快蹭到了地上了。就这样，他回去了……
爱激动的嘉树还是向两人发泄了一通不满，孙中山一言不发，庆龄向父亲作了解释，这一切均出自自己本心，父亲应为他们祝福而不是发怒。她拿出了两人订立的婚姻誓约书给父亲过目。誓约书已经律师作证并由当事人签字生效。
嘉村接过来，只见婚姻誓约书是这样写的：
此次孙文与宋庆龄之间缔结婚约，并订立以下诸誓约：
一、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
二、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共同努力增进相互间之幸福。
三、万一发生违反本誓约之行为，即使受到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保持各自之名声，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何等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
上述诸誓约，均系在见证人和田瑞面前各自立的誓言，誓约之履行亦系和田瑞从中之协助督促。
本誓约书制成三份，誓约者各持一份，另一份存在见证人手中。
誓约人 孙文（章）
立约人 宋庆龄
见证人 和田瑞（章）
耶诞1915年10月 26日
最后，宋嘉树不死心，又跑到日本政府请求，说庆龄尚未成年，是被迫成亲的。日本政府答复，手续齐全，合乎日本和中国法律，我们不能干预。
木已成舟，一切都无可挽回。嘉树怀着复杂的心情默然返回上海。他决定面对现实，向家人宣布：“庆龄已经和孙中山正式结合了。”
妈咪为庆龄置办了丰厚的嫁妆，张张扬扬送到日本，以此回答了社会上盛传的流言蜚语……
当父亲生病的时候，庆龄又从日本专程回上海看望，以弥补父亲的伤心，重叙父女亲情，想不到这竟是与父亲的诀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