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炯明早年跟随孙中山革命，深受信任。但他是革命党内阴险狠毒的野心家、阴谋家。
讨袁斗争结束后，孙中山为捍卫民主共和成果，高举护法旗帜，而陈炯明却暗中与北洋军阀勾结，酝酿叛变分裂的鬼胎。
1917年护法军兴，中山先生率海军南下，以大元帅名义开府广州。先是讨袁讨龙之役，陈炯明虽在惠州发动民军叶伯质、林海山、严德明等部约千人与龙济光的惠州守将李嘉品作战，并已得到城内湘军罗绍就、金国治两连起义响应，及袁世凯身死，李嘉品调离惠州，讨龙军人城。其时，朱庆澜已就广东省长职，即派张天朗为东江编遣处处长，洪兆麟为副，将讨龙军十数营收编，归其自己直辖，陈炯明曾因此被委为亲军总司令，嗣因朱去职作罢。这时适值段棋瑞派臧致平率师由闽人侵潮汕，粤省人心惶惶，群起呼吁，通过中山先生的提议，桂系督军莫荣新始允拨广东警卫军20营以为援闽粤军成立的基本部队，并任陈炯明为该军总司令兼闽粤边防督办。因此这支援闽粤军可说就是在中山先生领导下，孙、陈合作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组织过程中，除原有各级军官外，主要干部都摆在领导地位上。如以邓铿为总司令部参谋长，许崇智为第二路司令，蒋介石为总司令部上校参谋，等等。
但是，援闽粤军的处境并不是那么好的，因为桂系督军莫荣新等，不但不愿意让它求得出路和发展，而且多方掣肘，欲从各方面或明或暗地来加以扼杀。在这样艰难困苦当中，大家只好同心协力，团结一致，从自力更生中来求得发展，因此，在援问战争过程中，虽械弹饷都得不到广州方面的接济，而在战事胶着时候，桂系军阀又威迫中山先生离粤赴沪来加重对援闽粤军的打击，但是援闽粤军仍能在极端困苦当中取得绝大的胜利，从而占领了闽南。闽西北的广大地区，扩编了大量的兵力，使部队比原有军力得到三倍以上的发展。
在援闽军事胜利战局稳定以后，特别是在部队扩编整训的时候，孙、陈之间的派系之争便渐露端倪了。例如许崇智任第二军军长，蒋介石任第二支队司令，吴忠信为第八支队司令，孙本戎为第某支队司令（以上孙派），龚振鹏任预备支队司令，陈炯光为警备支队司令（以上是陈派）和第一、第二军方面其他比较重要的干部来说，就隐藏着派系分明的迹象。因为中华革命党的成员是比较有组织的，而且许崇智以第二军长的名义来吸引一般人也是比较有力量的。因此，陈炯明处心积虑在潮汕后方培植从属于他的军事势力，如钟景棠、黄凤纶等，或为支队司令或为统领（海丰派），甚至有一度曾拟以其弟陈炯光所部改为定威军来扩大海丰系的影响（定威是黎元洪总统给陈的军衔），为大家反对而止。同时参谋长邓铿也得不到他完全信任，而比较信赖参谋处长叶举，因为叶在政治上是比较落后的，这样也就潜伏着后来分裂的重要因素，至于其他部队的军官和干部在当时比较接近于陈炯明。
在时局转变当中，在孙、段（棋瑞）联合下，援闽粤军与闽督李厚基通过停战议和也进一步勾结起来。那就是在回粤成功后交回闽省地盘为取得子弹充分补充的交换条件。在回师粤省酝酿当中，中山先生拿了15万元大洋为援闽粤军回师出发费，并派未执信为使者来往沪漳之间。中山先生对陈炯明回师粤省的决心，并不是绝对没有怀疑的，因此除曾迭电陈炯明催促外，在朱执信回报时也催得很急。朱执信曾对中山先生说：“人们出发国内外旅行，都要准备行李和其他一切，何况一个大军团出发作战关系到前途的胜负，哪里可以不筹备好一切呢？”实则陈炯明的政治野心对于广东是不能一日忘怀的。不幸的是：朱执信于援闽粤军出发前夕，便急急返至广东方面进行军事策动工作，为人暗算而牺牲了。
1920年8月间，援闽粤军回师，战事开始，那时蒋介石已丢开他的第二支队司令职务，由上海回来跑到河源前线当许崇智第二军的参谋长。仅仅三个月的时间，战事便告结束，不久粤省局面也已大定。但局面大了，人事也复杂了，时局焦点也集中到广东来了。参谋长邓铿兼任粤军第一师师长，在编军问题上陈炯明与邓铿是有矛盾的。那时我任军务处处长，有一天，我到总司令办公室内，见陈、邓二人正在谈论，陈见我来忽问我说：“你记得谁说黄任惠是不愿意将他的部队编人第一师的。”我答：“黄任寰是一个起义军人，谅他不敢说这些话。”陈稍有赧色。因为陈把黄任寰部队拨归钟景棠（海丰派），邓铿不服，两人因而争论起来。
援闽粤军底定粤局后，中山先生以大0的名义，任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省长。由于援闽粤军的胜利，不但时局重心转到广东方面来，而且影响到全国和北方政局的演变。同时也为中山先生一向所主张的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领导全国革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中山先生于1920年11月间到广州，重组护法军政府，主张召集非常国会选举大总统。他在召集第一、第二师官兵讲话时说：“革命政府是号召革命的根本，比如经营企业或生意，首先必须挂起招牌，择吉开张，决不能以半掩门姿态出现。非常政府成立后，才可以得到外国的承认和争取关余到我们手里来。”
但是陈炯明不同意这样做，或不同意急切这样做。
有人说：陈炯明不赞成中山先生选举总统的主张，是因为陈炯明与正在拥兵洛阳的北洋军阀吴孚有勾结，据我所知道，当时陈炯明曾派秘书邓伯伟为代表赴湘与赵恒惕联系，赵知孙、陈之间意见不一致，因而拉陈与吴佩孚合作，并电请陈、吴二人结为金兰兄弟，但得不到陈的同意，而且陈的复电曾有“竖子不足与谋”之语。及后赵恒惕电询中山先生北伐一事，陈又有“孙公北伐不如抵掌之易”的复电，即此也可见陈炯明当时意气的骄矜。
同时陈炯明曾派湘人谭某为代表到吴佩孚那里联系，但谭因得到吴的信任而暗中为吴拉拢洪兆麟与他合作，准备拆除炯明的台。至于实际情形，是因为陈曾草拟“联省自治”，废除大总统名义改称执政的计划草案，征求段棋瑞意见，并得到了他的同意（所谓“联省自治”，照陈炯明口头的说法，是以广东为中国的普鲁士，把中国变为德意志式的联邦），并拟将这个计划草案征求各省首先是西南各省的同意。且已得到唐继尧、赵恒惕、卢永祥等的默契，当然孙先生不能因此而不实行自己的主张。
1921年4月初，非常国会选举出中山先生为非常大总统后，出现放爆竹的汽车环市而驰，中山先生对邓铿说：“举我做大总统，市民都是很欢迎，看来只有陈总司令反对。”
大总统选出后，又提出了就职与暂缓就职的问题。陈炯明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孙先生暂不就职，即便就职，也尽可以大总统的名义赴欧美各国作政治活动。”理由是：北京政府摇摇欲坠，因为它所控制的北洋部队和督军们天天伸手向它要钱，而又得不到外债，即使借到些小外债，也只能弥补一时，中山先生为南方各省大总统，已没有人向你要钱，或要任何东西，看南北政府谁的寿命长呢？因此又有一班好心好意的文武官员双方往返磋商，以求解决办法。大家认为胡汉民先生是可以劝劝中山先生的，胡汉民曾对大家说：“在南京政府时代，不论什么公文，我都可以自己先行处理，把公文往抽屉一塞罢了，在让位问题上，我抓住了先生说过的话，谁能推倒满清，我就让位给谁，才能迫使他履行自己的诺言，现在可不成了。”
在就职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时候，有一天陈炯明正在省长公署午餐，忽报中山先生来了，陈忙着出来迎接，坐下时，中山先生笑说：“竞存（陈的别字）你回粤来做了很多事情，同时大家都有了差事，不过独我一人还在向隅，望你委任委任吧。”
这些辛辣的讽刺说话，使陈哑口无言，只得殷勤敷衍一番，从而决定了5月5日为大总统就职日期。
1921年5月5日中山先生就任大总统职后，即任陈炯明为陆军部部长兼内政部部长，任程潜为陆军部次长，代理部长职务，每逢陈炯明出席总统府会议的时候，在散会后，中山先生即邀请陈到其房内，把写好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条幅摆在地下对陈演讲，并以说服和让步的办法（不盖指模）使陈终于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1921年6月间，陈炯明率援桂粤军出发西江前线，以参谋长邓铿留守后方，在对梧州敌军开始总攻以后，桂军沈鸿英率部窜至清远地区，正在这个时候，总司令部忽接汕头尹骤旅长电报说：“潮汕方面部队有一部不稳，发觉后抓到几个为首煽动的人员，事已寝息，并查出在广州设有秘密机关，与驻广州某部有关联。”于是派出宪兵按址搜查，结果抓到总司令部参谋罗某一名（忘其名）、总统府差遣一名（忘其姓名）和几个驻在北较场部队的士兵，他们撒毫洋在地企图逃脱不遂。这事发生在邓铿率部出发清远对沈鸿英作战前夕，邓参谋长乃将拿到为首人犯枪决，以资震慑，以弹乱萌。究竟此事真相如何始终没有查明，只知在汕头为首煽动的人犯，是在回粤战事当中跟着邹海滨搞过义勇军的湖南军人，是与洪兆麟的部队有关系的人，因为留守汕头和广州的部队，都是洪兆麟的部队。同时扣押总司令部参谋罗某时，他还大声吵闹说：“你们不能扣押我，要把我送到总统府才能处理。”邓孚办理此案，颇感苦恼，但因敌军正在压境，如果后方有变，势将影响全局，在此紧要关头，也只好采取决然手段。
大家都知道邓铿是中华革命党成员，他身任总司令部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重职，且正欲埋头训练他所领导的部队，以为全军示范，他为人小心谨慎，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中，不但难以应付，而且在思想上也是有斗争的。记得有一次，大约在总统就职前后时期，我与翁式亮旅长和党部谢良牧三人正在总司令客厅谈到加入中华革命党的问题，邓铿来到我们面前，问谈何事，我们据实以对。邓对谢良牧说：他们二人由我包办好了，谢应允而去，但以后邓铿始终没有对我们谈及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