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12月14日，孙中山离开纽约赴伦敦。
这一次美国大陆之行，孙中山收获颇丰，不仅在气势上压倒了保皇党，而且民众对于孙中山本人以及他所从事的革命事业，也逐渐有了深刻认识。
到1905年，孙中山开始革命活动恰恰10年。在这10年中，孙中山颠沛流离，矢志不渝为革命奔走，而中国的国内形势也开始悄悄生变。他曾于1900年秋发动惠州起义，起义虽然失败，但却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孙中山明显感到民心大变：5年前的起义失败后，“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甚至亲人都将他视为洪水猛兽；而此时“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
在这10年间，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一支革命的重要力量：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形成。随着国内新式教育迅速发展，出国留学盛极一时，与中国传统文人迥异的现代知识分子人数骤增。他们深受新思潮影响激荡，成为革命派的重要力量。
1905年4月，《革命军》的作者邹容病逝狱中，这本有“号角一声惊梦醒”之誉的革命书籍又掀起思想狂潮；1905年12月，革命党人陈天华蹈海自尽，他的革命檄文《警世钟》、《猛回头》亦再引万人传颂，甚至被“奉为至宝”。另一方面，卢梭、伏尔泰、华盛顿等悉数被介绍进来，革命思潮，汹涌而来。
这个时期，记录孙中山坚忍不拔从事革命的书籍已相继出版，如《伦敦蒙难记》、章士钊编译的《孙逸仙》,也在焦急地思索与寻找国家出路的有志之士当中引起震荡。有些年轻人读了孙中山的传记后，被深深感染并激励着，甚至有人“几欲破浪走海外，以从之，不能得；则如醉如痴，甚至发狂”，许多官费派往海外的留学生也想借机“往西洋觅孙逸仙”，人心所向，孙中山已在民众心中确立了他的革命领袖地位。
当时，一些在英、法、德、比等国留学的学生也经常给他们仰慕的革命者孙中山写信，孙中山也萌发了去欧洲一见的想法，但苦于没有经费。旧金山《大同日报》主笔刘成禹写信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欧洲留学生，对方立即凑足旅费，电汇孙中山，邀请他来欧洲大陆，孙中山顺利成行。
就在孙中山离开美国不久，康有为穿着紫色袍褂来到美国。在华盛顿，他获得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接见。在费列得尔菲亚市，穿着蓝色漂亮军服的保皇会两个连的候补士官生，手持黄龙大旗和美国星条旗做他的随从护卫。租雇的军乐队为他开路，沿途保皇党徒大放鞭炮，夹道欢迎。
但是，历史毕竟是前进的。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谁敢预言幸福命运和美好的未来竟不照顾这位素受尊重、穿着丝袍的学者；相反，却降落到最易受人轻视，穿着西装，把三民主义放在口袋里，无声无息地悄悄溜到欧洲的孙逸仙的身上呢？”
1905年春，孙中山从英国渡海到比利时。孙中山在那里与留学生着重讨论了革命的方略和依靠的对象。朱和中等留学生根据自己在国内活动的体会，主张以“更换新军脑筋，开通士子知识”，即运动军、学两界为手段；孙中山
则认为“秀才不能造反，军队不能革命”，应借会党力量为可靠。双方各执己见，辩论了三天三夜之久，最后达成谅解，“定为双方并进”。
讨论会结束，留学生盛筵招待孙中山。香槟酒数巡之后，大家根据孙中山提议，畅谈建国要义，各抒己见，气氛热烈。夜深了，孙中山提议成立革命团体，得到响应。孙中山于是亲拟一份誓词：
天运 年 月 日
某某押（指印）
主盟人：孙文
由朱和中开始，依次亲笔立据。朱和中看到孙中山亲书的誓词，忍不住笑着说：“康梁说先生目不识丁，今见誓词简老，书法遒劲，知康梁之见忌而思毁之也。”孙中山回答：“我亦读破万卷书也！”
宣誓完毕，孙中山把联络暗号告诉30多位加盟者：
问：君从何处来？
答：从南方来。
问：向何处去？
答：向北方去。
问：贵友为谁？
答：陆皓东、史坚如。
这也表明在孙中山的内心深处，一直铭记着那些最早付出生命的革命者。比利时留学生的革命团体一经成立，孙中山又到德国、法国去开展工作，在留欧学生中形成了一支有组织的革命力量，“革命党人之声势为之一振”。
孙中山在法国期间，还有一个插曲。在巴黎，一天，孙中山午餐归来，忽然发觉皮包被割破，加盟者的誓书和重要文件被一窃而空。孙中山怀疑留学生全体背叛，又急又气，马上电告比、德加盟者，责问：“若有悔心，曷不明言？纵欲收回盟据，亦应好说，何须用此卑劣手段？”
比利时留学生马上派遣胡秉柯赴巴黎。当时孙中山已迁往别处，胡千方百计才与孙中山会面。当时孙中山甚怒：“我早知读书人不能革命，不敌会党。”这句话倒表明孙中山一直存在的对依赖知识分子发动革命的怀疑，而失窃事件使他刚刚建立起来的欲在知识分子当中发展革命力量的想法有所动摇。
胡秉柯耐心地向他解释：“比京全体同人得知这件事，即公推我前来向先生表明态度：比京全体同人中，无一人参与盗窃盟据的事，也无一人有后悔之心。”正在谈论间，孙中山收到了柏林加盟者的信件：“叛党只此四人，全体未叛。”
原来，因众意难违而加盟的留德学生王发科、王相楚，三分钟热度过后，冷却下来一想，又心生悔意。两人匆匆跑到巴黎，与也是刚刚入盟的汤芗铭、向国华密商。受二王影响，汤、向二人也打了退堂鼓。他们决计由汤芗铭、向国华出面“邀请”孙中山外出午餐；王发科、王相楚则乘机潜入孙中山的房间，割破他的皮包，拿走了所有欧洲革命成员的盟据和一封法国政府致安南总督的介绍信。两人如获至宝，马上呈交清驻法使馆，当作将“功”赎罪的明证。
有趣的是，驻法公使孙宝琦没有忘却驻伦敦公使龚照瑗上次的教训。他不愿意给自己惹麻烦，训斥了他们一顿，把介绍信的内容密电清廷以后，又派人把原件送还孙中山。
1905年4月中旬，孙中山第二次来到布鲁塞尔，经贺之才介绍，走访了第二国际。孙中山与执行局主席王德威尔得、书记处书记胡斯曼会晤，提出了接纳他的革命组织为第二国际成员的请求。孙中山扼要地解释了他的组织的目标和纲领：“第一，驱除篡权的外来人（指满族统治者），从而使中国成为中国人的中国。第二，土地全部或大部分为公共所有，就是说很少或没有大的地主，但是土地由公社按一定章程租给农民，……每人依其财产数量缴纳租税。”目的在于“防止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的现象，就如欧洲各国所发生过的那样。”
筹备中国同盟会
20世纪初，一些国内革命团体的领导人因反对清政府而流亡日本，日本便成了中国革命党人最集中的地方。尽管革命团体已经开始零零散散出现并小有规模，但各自宗旨不尽相同，又有地域性等弱点，所以孤悬海外、一盘散沙的几个革命小团体，无法成为领导全国反清革命的核心。兴中会主要活动于香港和海外华侨及部分会党之中，知识分子很少加入，且多数会员为广东籍，也难以成为整个革命运动的领导者。
鉴于这一状况，孙中山主张建立新的大团体，以领导全国的反清革命。1905年6月11日，孙中山借助留学生筹集的路费，自法国马赛登上“东京”号轮船东进。7月19日，孙中山抵达日本横滨。几天后，他又立即赶到东京。当时，留日学生荟萃东京，革命热情高涨。黄兴、宋教仁两人更是朝气勃勃，劲头十足。
孙中山是由宫崎寅藏介绍与黄兴结识的。对于其过程，宫崎后来有很详细的回忆：
孙逸仙由欧洲回到日本后，来我家里访问。对孙询问有无杰出人物之事，我说：“仅仅两三年间，留日学生猛增，有一个叫黄兴的，是个非常的人物。”孙说：“那我们就去看看他。”我说：“我到他那里去把他请来吧。”孙说：“不要那么麻烦了。”于是，我们两人就一起到神乐坂附近黄兴的寓所访问。和我同住过的末永节，那时和黄兴同住在一起。
到达黄寓时，我要孙逸仙在门口等一等，我推开格子门喊了一声：“黄先生!”末永节和黄兴一起探出头来，看到孙逸仙站在外面，说：“啊!孙先生!”黄兴想到有许多学生在屋里，立即做手势，示意孙先生不要进去；我也会意了，随即出门去等待。顷刻，黄兴、末永节、张继三个人出来了，将我们带到中国餐馆凤乐园。寒暄过后，彼此不拘礼节，有一见如故之感。
孙中山与黄兴这一谈就是两个多小时，却没怎么沾桌上的酒和饭菜，直到最后两人才举杯祝贺。
这无疑是一次历史性会面。孙、黄两人在组织“革命大同盟”一事上取得基本共识后，7月28日，孙中山在《20世纪之支那》杂志社与宋教仁、陈天华等华兴会骨干会晤，孙中山重点强调了革命力量联合的重要性，他说：
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之瓜分，但忧自己之内讧。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终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争，元末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明(玉珍)之乱。此时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故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方今两广之间，民气强悍，会党充斥，与清政府为难者，已十余年，而清军不能平之，此其破坏之能力已有余矣！人遇到其间人才太少，无一稍可有为之人主持之……若现在有数十百人者，出而联络之，主张之，……一旦发难，立文明之政府，天下事从此定矣！
像是百川归大海。湖北、四川、广东以及其他各省的留学生，也先后拜会孙中山，拥护他组织统一的革命团体的主张。这样，由孙中山提议组织的统一革命团体，已不是兴中会、华兴会、日知会、光复会等团体的平等联合，而是组成了一个新的革命团体，这个新团体实际上已接受了孙中山的主张和领导，所以事实上是兴中会的扩大。
1905年7月30日下午，由孙中山、黄兴邀约，各省有志于革命的留学生和旅日华侨70多人，在内田良平住所集会，共同讨论创建新的革命团体的事。这是中国革命者一次史无前例的聚会。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以及其他团体的成员和个人，除甘肃省没有留日学生之外，全国内地17个省都有代表到会。
孙中山首先在会上作了一小时的演讲，之后便被公推为会议主席。
结成全国性的革命大团体已是大势所趋。《论语》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对于这个革命大团体的名称，有人提议“对满同盟会”，但孙中山解释说，“革命党宗旨，不专在排满，当与废除专制创造共和并行不悖”，这一想法马上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同。
显然有深思熟虑的孙中山提议命名“中国革命同盟会”，黄兴建议，出于党员行动有利考虑，将“革命”二字删去；一番讨论过后，“中国同盟会”的名称最终确定下来。
讨论到中国同盟会的宗旨，又是一番争论。
孙中山首先提议：“中国同盟会应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
有些人赞成孙中山的提议；有些人却表示，宗旨的前三句好理解，可以接受；后一句不适当，建议删去。顿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平均地权”这一纲领，是孙中山因袭中国固有的思想、吸取欧美社会现实的教训，于1903年提出的。他坚决不肯放弃它。
孙中山从世界各国社会革命的历史及趋势讲起，认为，现代文明国家最难解决的就是社会问题，它和种族、政治二大问题一样重要。中国虽工商业尚不发达，社会纠纷不多，但也应该未雨绸缪，防微杜渐。孙中山不失时机地宣传自己的观点：“平均地权即解决社会问题之第一步方法，吾党为世界最新之革命党，应高瞻远瞩，不当专向种族、政治两大问题，必须并将来最大困难之社会问题亦连带解决之，庶可建设一世界最良善富强之国家。”
即便仍然有些人士对“平均地权”的必要性不理解，或者不大赞成，但孙中山的理想、激情和理论，还是使大会通过了他提出的“四纲”。黄兴随即提议“请赞成者书立誓约”。于是由孙中山即席起草了盟书，黄兴、陈天华略加润色后，制定了一份誓词。
从湖南到来的曹亚伯率先站起，边走边说：“大家主张革命，才来这里；如果不主张革命，何必来呢！”他走到桌旁，执笔蘸满墨水，爽朗说道：“我凭良心签名。”说罢，写上“曹亚伯”三个大字。盟书被孙中山交由黄兴保管，然后大家再进入另一个小房间，由孙中山授以同志相见之握手暗号及秘密口号：
问：何处人？
答：汉人。
问：何物？
答：中国物。
问：何事？
答：天下事。
面对着眼前这么多的生力军，孙中山兴奋地与新会员一一握手，祝贺“君等已非清朝人矣”。说完，突然，“轰”的一声巨响，大伙大吃一惊，上前一看：原来是厅后面一块木板倒塌。孙中山马上幽默地宣告：“此乃颠覆满清之预兆，值得诸君高兴啊！”最后，会员推举黄兴、宋教仁、陈天华、马君武、汪精卫等八人起草同盟会章程，准备召开成立大会。
亲手建立革命党
1905年8月11日，清朝留学生会馆门前张贴着定于13日召开欢迎孙中山大会的告示。
当时，虽说正值暑假期间，许多留学生已经他游或者回国，可那天下午，到会的竟有1300多人，而最初警方只允许300人，后来又追加到900人。会场富士见楼挤满了人群，后到的几百人挤不进去，就伫立街边仰望着。
身穿洁白西装的孙中山，由宫崎寅藏陪同，从容步入会场。刹那间，会场内外，掌声雷动。人们抬起脚后跟，双眼直追着孙中山。站在后面的人，被前面的遮住了视线，挤得更是厉害。当孙中山走上了主席台，整个会场却立时鸦雀无声，显出一种庄严肃穆的宁静。
宋教仁致了欢迎词，热烈掌声过后，孙中山开始了为时4个小时的演讲，题目是《中国应建立共和国》。
孙中山首先指出中国没有沦亡的道理。他说：
离东二年，论时不久，见东方一切事皆大变局，兄弟料不到如此……近来我中国人的思想议论，都是大声疾呼，怕中国沦为非、澳。前两年还没有这等的风潮，从此看来，我们中国不是亡国了。这都是由我国民文明的进步日进一日、民族的思想日长一日，所以有这样的影响。从此看来，我们中国一定没有沦亡的道理。
革命，向来是没有一帆风顺的。而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在当时最主要的障碍，还是保皇派的论调在人们头脑里的影响。这一点，孙中山比谁都更清楚。他话锋一转，对准保皇派：
有说欧美共和的政治，我们中国此时尚不能合用的。他们说由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这是天然的顺序，不可躁进的；我们中国的改革最宜于君主立宪，万不能共和。殊不知此说大谬。我们中国的前途如修铁路，然此时若修铁路，还是用最初发明的汽车，还是用近日改良最利便的汽车，这个道理虽是妇孺亦能懂得。所以君主立宪之不合用于中国，不待智者而后决。
孙中山最后以慷慨激昂的口吻宣告：“所以我们决不能说我们同胞不能共和，如说不能，是不知世界的进步，不知世界的真文明，不知享这共和幸福的蠢动物了。”“现在中国要由我们四万万国民兴起。今天我们是最先兴起一日，从今后要用尽我们的力量，提起这件改革的事情来。我们放下精神说要中国兴，中国断断乎没有不兴的道理。”
孙中山饱满的热情和雄伟的气魄激励着留学生。程家柽在随后的演说中，难以抑制对孙中山由衷的赞美之情说：
法国不仅有一拿破仑，美国不仅有一华盛顿。先有无数的拿破仑、华盛顿，而此有名之拿破仑、华盛顿，乃始能奏其功，故今日吾国不可专倚赖孙君一人。人人志孙君之志，为孙先生之为。中国庶克有济。
这次东京留学生欢迎大会实为同盟会成立前的一次群众性动员誓师大会。这次大会使更多的爱国志士了解并熟悉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会议形成的热烈气氛与以前遭遇的不解以及反对形成强烈对比，对此，宫崎寅藏也感慨万千：“昔年孙君来此，表同情者仅余等数辈耳！中国人则避之惟恐不及。今见诸君寄同情于孙君如此，实堪为中国庆慰！”
火山爆发似的革命激情是压抑不住的。经过20多天的筹备工作，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在东京赤坂区日本友人阪本金弥的住宅内举行，共300多人参加大会。
会议由孙中山主持，黄兴宣读同盟会章程，主要内容有：“本会定名为中国同盟会，设本部于东京，设支部于各地。”规定：“本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本会设总理一人，由全体会员投票公举”等――可惜的是当时通过的同盟会章程，这份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已遗失，现在所能见到的是第二年5月16日改订的《中国同盟会总章》24条，是陈少白保存的油印件。
黄兴首先倡议：“公推孙先生为本党总理，不必经选举手续。”众人举手赞成。这正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
这时，39岁的孙中山一定感慨万千。1894年深秋，年仅28岁、可说一无所有的孙中山与二十几位同龄人在远离中国的美国檀香山成立“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当时，这只被少数与闻者认为是几个少不更事的年轻人的“痴人说梦”，没有几人认真看待。谁会想到1905年，在他的倡导下，各种革命力量汇成了中国第一个近代意义的政党――中国同盟会呢？
章士钊在《孙逸仙》一书的序言中声称：“孙逸仙者，近今谈革命者之始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此有耳目者所同认。……则谈兴中国者，不可脱离孙逸仙三字。”《警钟日报》则干脆说，“第一之孙起，当有无量之孙以应之”，“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
时势造英雄。孙中山，在革命风浪中搏斗出来了。这位伟大人物，赢得了人们的敬佩和信赖。
若干年后，孙中山在文章里坦率地说，直到此时，“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之前，“虽身当百难之冲，为举世所非笑唾骂，一败再败，而犹冒险猛进”，但孙中山仍然不敢在自己身上能期待排满事业的成功。而现在，这个曾经被认为“不过广州湾之一海贼”的中年人，已被全国各地的革命志士公认为革命领袖了。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同盟会成员主体，从1905年至1907年间加入的会员来看，留学生和学生占了90%以上，说明孙中山的革命理念已赢得了知识分子的认同，而后者也成为改变中国历史的动力，孙中山后来在《建国方略》中形容：“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里，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也”。
在同盟会成立大会上，黄兴提议将宋教仁创办的《20世纪之支那》杂志改为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与会者表示赞同。
1905年11月26日，被改组为同盟会机关报的《民报》正式创刊。而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号上撰写了《发刊词》，第一次公开阐述了他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主张。
孙中山这样写道：
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人种胥冶化焉。其他旋维于小己大群之间而成为故说者，皆此三者之充满发挥而旁及者耳。
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或于人为既往之陈迹，或于我为方来之大患，要为缮吾群所有事，则不可不并时而弛张之。嗟夫！所陟卑者其所视不远，游五都之市，见美服而求之，忘其身之末称也，又但以当前者为至美。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迹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
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
但孙中山在这800多字的发刊词中，并未具体阐释“三民主义”的详细内容。直到一年后，在东京举行的《民报》发行一周年纪念大会上，面对六七千听众，孙中山才在题为《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前途》的演讲中，第一次系统陈述他的建国思想。
关于民族主义，孙中山说：
民族主义，并非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种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民族革命的缘故，是不甘心满洲人来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同盟会把民族主义放在第一位，这应该说是正确的。因为，也许用民族复仇情绪比“自由、平等、博爱”更能煽动起人们的革命激情。但是，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民族主义毕竟不同于会党农民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孙中山也逐渐认识到这一点，他特地澄清“民族主义”决不是单纯的种族复仇，也不是一些小革命团体和一些革命党人所持有的单纯的“种族革命”，“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他更是在以后的文章和演说中极力加以辩解。以后甚至提出了“五族共和”这一带有民族平等思想的口号。
关于民权主义：
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将来民族实行以后，现在的恶劣政治固然可以一扫而尽，却是还有刃。恶劣政治的根本，不可不去。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要去这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这由政体不好的原故，不做政治革命是断断不行的。讲到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所以我一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
在如何实行民主政治方面，孙中山在演讲中已经提出“五权分立”的思想。他说：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应要研究的，就是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兄弟历观各国宪法，成文宪法，是美国最好；不成文宪法，是英国最好。英是不能学的，美是不必学的。英的宪法，所谓三权分立，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各不相统属。这是从六七百年前，由渐而生，成了习惯；但界限还没有清楚。后来孟德斯鸠将英国的制度，作为根本，参合自己的理想，成为一家之学。美国宪法，又将孟德斯鸠学说，作为根本，把那三权界限，更分得清楚；在100年前，算是最完美的了。120年以来，虽数次修改，那大体仍然未变的。但是这百余年间，美国文明日日进步，土地财产亦是增加不已；当时的宪法，现在是已经不适用了。兄弟的意思，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是要创一种新主义，叫做“五权分立”。
除了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三权外，孙中山增加了两项：考选权和纠察权。孙中山解释，考选权本是中国创始的，将来中华民国宪法，也必须设立独立机构，专掌考选权，他希望借此“可以除却盲从滥选及任用私人的流弊”；至于纠察权，“专管监督弹劾的事”。
民生主义：
社会问题在欧美是积重难返，在中国却还是幼稚时代，但是将来总会发生的；到那时候，收拾不来，又弄成大革命了。革命的事情，是万不得已才用，不可频频伤国民的元气。我们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这真是最大的责任。
可见，孙中山是有相当远见的一位革命者，对欧美工业发达以后，贫富日益悬殊的社会问题也看得十分透彻。他认为，问题根本在于没有解决土地问题，文明进步、地价日涨造成富者日富、贫者日贫。因此，他设想民生主义的具体内容，就是核定地价，增价归公。
解决的法子，社会学者所见不一，兄弟所最信的是定地价的法。比如地主有地价值一千元，可定价为一千，或者多至二千，就算那地将来因交通发达涨至一万，地主应得二千，已属有益无损；赢利八千，当归国家。这于国计民生，皆有大益。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端自然永绝，这是最简便易行之法。欧美各国地价已涨至极点，就算要定地价，苦于没有标准，故此难行。至于地价未涨的地方，恰好虑行此法。
虽然孙中山在那时已详细论述了自己的三大主义，但当时还并未出现“三民主义”这一词汇。据冯自由回忆，当年12月，香港中国日报代售《民报》广告，时任中国日报社长的冯自由感觉在广告上登载“提倡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一语太过冗长，于是简称“三民主义”代之。第二年，中国日报在悼念陈天华的大会上，冯自由在挽联中写“誓覆满酋政府，实践三民”。但当时这个词语还曾一度遭到胡汉民的讥笑，认为冯自由用此简称并不恰当，“往往以此为谈柄”。然而随着孙中山的认可，“三民主义”由此确立。
“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构成了孙中山完整的思想体系。它们的提出，使革命派有了比较完整的理论基础，而且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半个多世纪中国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