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偕陈璧君负气出国之后，可乐坏了蒋介石。此后，蒋介石一步一步地取代了汪精卫，攫取了国民党的最高权力。4月，蒋介石当上了军事委员会主席。接着，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他通过提出限制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5月，乘机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兼任新设的军人部部长。同时，被推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后让位给他在政治上的代理人张静江。6月5日，蒋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是时，谭延于汪走后代理国民政府主席，但他是一个“伴食宰相”，一切惟蒋是从。这样，北伐战争开始后，蒋介石已攫取了国民党的党政军一切大权。蒋介石的专权引起了国民党内许多人的不满，让人们回想起作风民主的汪主席的好处，于是“拥护汪主席，请汪主席回国复职”的呼声四起。1926年下半年至1927年4月间，各省、市党部掀起了“迎汪复职”的浪潮。特别是坚持联俄、联共政策的武汉政府，在挫败了蒋介石迁都南昌的阴谋后，继续反对蒋的军事独裁，热切盼望汪精卫早日赴汉，共商国事。
蒋介石实际上非常反对汪精卫回国，认为“迎汪即是倒蒋”，但迫于全国迎汪呼声之高，也假作姿态催汪回国。对于迎汪，中国共产党也是赞同的，认为只有汪回来，国民党左派才能形成“中心”，也才能抑制蒋介石的独裁倾向。陈独秀表示:“我们赞成汪回，于国民党，于国民政府，于蒋有三种好处:第一，是武汉攻下后国民政府局面扩大，工作扩大，汪出来则政府增加得力负责之人，更能增强国民政府的力量;第二，是新近来归的小军阀，现时国民政府还不能丢掉这班人，他们与蒋之间的冲突，有汪出来可以和缓一些;第三，现时张静江等在粤的腐败政治，汪回可望整顿，不致被贪官污吏劣绅土豪断送了国民政府之民众的基础。”
汪精卫负气出走后，蒋介石攫取了国民党的最高权力。
1926年10月14日，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市地方党部联席会议在广州召开，18日，通过《请汪兆铭销假案》，并以联席会议名义
致电，谓:“本日提出讨论，静江同志亦报告介石同志请公从速销假，共肩党国巨任之电，经全体一致决议，由本会迅电请公即日销假视事。除蒋同志派静江、石曾两同志欢迎外，由本会推何香凝、彭泽民、张曙时、简琴石四同志，即日前来欢迎，务乞眷念党国，立即移驾回粤。”1927年1月1日，蒋介石也电称:“谭、张、顾、何诸同志，昨到南昌，详述党务政治情形，知非兄速回，不能补救，望兄之切，无由表示，请以兄念弟爱弟者，而测弟孺慕之情为何如也?尚期璧姊同来。”2月2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扩大联席会议决议请汪尽速回国，出席即将召开的二届三中全会。28日，蒋介石再次来电称:“如兄不来，则弟惟辞去一切职务，以谢党国。”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南洋大楼开幕，这次会议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反蒋会议，与会者们一致认为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一意培植私人势力，现在又挟军力与党和政府对抗，制造军事独裁。如果不及早加以抑制，蒋介石必将成为袁世凯第二。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议案，“中央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条例”等，均意在提高党权，削弱蒋介石的个人权力。会议还通过今后中央军事委员会不设主席，由汪精卫为首的7人集体领导。11日，在二届三中全会上汪精卫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并主席团主席、中央党部组织部长、军委会委员并主席团主席和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等。汪得到这些消息，甚为得意，认为东山再起的时机已到，汪精卫和陈璧君再次研究了国内形势，认为回国的时机已到，于是兴冲冲地由法国启程，经德国、波兰、莫斯科，日夜兼程，由法归国。
1927年4月1日，汪精卫乘坐的俄国邮轮抵达吴淞口。武汉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专程赴沪迎汪。蒋介石、吴稚晖、蔡元培等来晤，并在孔祥熙宅会谈，讨论“分共”问题。汪表示希望暂能维持合作，自己愿负调和之责。4月2日上午，在宋子文宅与宋等晤谈。晚，与李石曾单独会晤，继续讨论“分共”问题。李宗仁探得汪氏住处之后，和白崇禧等一行兴高采烈地去拜访他。李宗仁回忆说:汪氏的言谈风采，在梧州时给我第一次的印象太好了，那时我对他简直崇拜到五体投地，此时也认为他一旦恢复领导，则党内纠纷，卑刻便会烟消云散。这次在上海见到汪氏，我看他有点心神不定的样子。我们便向他陈述共产党最近在武汉跋扈的情形，以及在上海把持工会、学生会，扰乱治安，妨碍军事进展，若不加以抑制，前途实不堪设想。我们都诚心诚意地希望汪能恢复领导，谋求解决。这时中央党、政、军各负责人群集汪寓，大家一致抱怨共产党，诚恳地希望汪先生重负领导的责任。起先，汪总是默默地静听各方的控诉，未作表示。最后他才郑重地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我一听汪氏此言，立刻便感觉到糟了，党内势将从此多事。汪是此时惟一可以弥缝党中裂痕的人，现在他不但不想弥缝，反而促其扩大，则本党的分裂将不可避免。我当时便对汪解释说:“有谁主张残害农工呢?大家的意思，不过以为工农运动不可太越轨，影响革命军的进展，只希望工农运动能与军事配合，不要在后方胡闹就是了。”但是汪氏言辞总是闪闪炼炼，充满了疑虑。
4月3日，在上海莫里哀路孙中山故居，蒋介石、汪精卫、吴稚晖、李宗仁、蔡元培、李济深、李石曾、钮永建、宋子文、邓泽如、古应芬、张静江、黄绍等会谈，提议召开中央全体会议解决党内纠纷。蒋介石等表示，暂时容忍，出于和平解决之途。吴稚晖说:“现在共产党以武汉为中心，从城市到农村都在搞暴动，武汉的国民党已被共党所挟持，迟早要被吃掉。”蒋介石说:“目前我党已处于一个危险时期，也是一个转折关头，如果让共党再猖狂下去国民党就要垮台，现在一切党国命运在于汪主席复职。”汪精卫说:“蒋先生要兄弟来究竟要做些什么呢?”蒋介石说:“第一是复职。第二是把苏俄代表鲍罗廷赶走，此人在武汉成了太上皇，非把他赶走不可。第三是‘分共'。这三件事必须坚决做，立即做，请汪主席指示。”汪精卫回答说:“联俄容共的政策为总理手定，不可轻言更改。此事事关重大，须召开四中全会做出决定。党的民主制度、组织原则是必须遵守的。”吴稚晖站起来激动地说:“汪兄弟，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要讲什么组织原则，还要对共党心存幻想。”接着李宗仁、李石曾等人纷纷发言，反对汪精卫的意见，要求汪精卫不要偏袒中共。会中一致要求:汪氏留沪领导，并裁抑共产党的越轨行动。而汪则一再申述总理的容共联俄及工农政策不可擅变，同时为武汉中央的行动辩护。是时为武汉中央派来接收东南财政的大员宋子文沉默不发一言，其他与会人士则与汪氏激烈辩论。辩论至最高潮时，吴稚晖十分激动，竟向汪氏下跪，求其改变态度，并留沪领导。会场空气，至为激荡。吴氏下跪，汪则逃避，退上楼梯，口中连说:“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全场人都为之啼笑皆非。紧张的场面，也充满了滑稽成分。
会议决定主要办法，即“召集中央全体执行监察委员联席会议于南京，以求解决。在未开会之前，赞成暂时应急之法数条如下:（一）负责通告中国共产党首领陈独秀君，立即制止国民政府统治下之各地共产党员，应即于开会讨论之前，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中央解决。（二）对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鄂后，因被操纵，所发命令，不能健全，如有认为妨害党国前途者，于汪同志所拟召集之会议未解决以前，不接受此命令。（三）现在各军队及各省之党部团体机关，认为有在内阴谋捣乱者，于汪同志所拟召集之会议未解决以前，在军队应由各军最高长官饬属暂时取缔，在各党部各团体各机关，亦由主要负责人暂时制裁。（四）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敌对政府之阴谋团体，不准存在。”蒋介石发表拥汪通电。声称:“自汪主席归来以后，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惟有统帅各军，一致服从。”
4月5日，汪精卫又和陈独秀发表了《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的联合宣言》，强调:“我们的团结，此时更非常必要。”鼓吹国共两党“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如同兄弟般密切”。革命群众一时看不清他的真面目。《联合宣言》一出，国民党右派人士为之大哗。这天，汪精卫与蒋介石、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柏文蔚、宋子文、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白崇禧、古应芬、甘乃光等在上海道尹署（特派员公署）开谈话会，汪声明本人与共产党领袖联合发表之宣言，仅言两党不可发生误会，未言两党共治中国。大家皆不以汪氏的行为为然。吴敬恒尤为气愤，当众讽刺汪说，陈独秀是共产党的党魁，是他们的“家长”，他在共产党里的领袖身份是无可怀疑的。但是我们国民党内是否有这样一个党魁或“家长”呢?吴说:“现在有人以国民党党魁自居，恐怕也不见得罢?”说得汪十分难堪，大家不欢而散。
照片上的横幅表达了人们对汪精卫“革命”的期盼，可是很快他即步蒋介石“清党”的后尘悍然“分共”。
汪精卫致函张静江，说明前往武汉之原因。中央执行委员会来电称:“中央已公奉执事为常务委员兼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之一，并任命为民政及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之一，工作重要，请速来鄂担任，时局严重，切勿稍延。”谭延、孙科、徐谦、顾孟余、陈友仁、宋庆龄等23人亦电请汪精卫速来汉，解决严重时局。由于汪、蒋在“分共”时间上发生了分歧，加之中山舰事件记忆犹新，如果汪留沪与蒋合作，只能成为蒋的附庸。考虑再三，权衡利害，
汪精卫还是决定先去武汉。4月6日，汪精卫由上海赴武汉。临行致电各党部，说明即日启程赴汉。抵武昌后，拟向中央提议，开一扩大会议，以解决一切重大问题。致函李石曾，声明本人对国共关系的意见:第一，民国13年来改组之国民党，其精神与方策决不可牺牲。第二，如以党为不必要则已，如以党为必要，则党之纪律不可不守，否则，党必为之破碎糜烂。
4月10日，汪精卫到达武汉，受到大量群众的夹道欢迎，使汪精卫非常感动。在10万民众参加的“迎汪大会”上，汪精卫说:“中国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4月11日，汪精卫出席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报告回国经过。会议决定对廖案有关人员进行审查，并被指定与谭延，陈公博、徐谦等人负责审查廖案总解决办法。那里的革命气氛和强烈的反蒋呼声，使他只能摆出左派面孔，发表激越演说，做出进步的姿态。4月12日，他还在为武汉《中央副刊》题词中写道:“中国国民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了，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四一二”政变发生后，他通电痛斥蒋介石破坏三大政策。4月13日，汪精卫主持中政会会议，讨论蒋介石指使周风岐屠杀罢工工人等问题，提议于16日下午召集所有中央执监委员谈话会，讨论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问题，国民党员与共产党员如何合作问题。随后汪精卫出席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及汉口特别市党部欢迎会，并发表演说，斥责蒋介石缴上海工人纠察队枪械，屠杀工人，“是反对农工，反对总理手定的政策，完全是反革命。”4月15日，汪精卫手书:“总理所定联俄，容共，农工三政策，是整个的，破坏一个政策，即是破坏整个政策，即是将改组本党的精神意义根本取消。一切革命同志，应该起来拥护此整个的政策。”汪出席国民党中执会第七次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着即开除蒋介石党籍，并免去本兼各职，交全体将士，各级党部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依法惩治。4月16日，汪精卫还致电各省各级党部及各级地方政府，申斥蒋等竟敢使西山会议继续开演于南京，竟于上海屠杀工人，如此丧心病狂，自绝于党，自绝于民众，纪律具在，难逃大戮。指出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蒋实赞其谋，今日何忍对于总理留遗之党及其政策加以毁坏”。他谴责蒋杀害共产党人，甚至操着悲天悯人的腔调说:“每日得着各地屠杀的消息，真使我们流泪。”汪精卫忙于谴责蒋介石，蒋介石则忙于成立政府。蒋介石在筹划建立南京政府的过程中，原打算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以四中全会的名义宣布建都。但因不足法定人数而只好作罢。胡汉民提议以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召开会议，宣布在南京建都，这一提议得到大家赞同。在蒋介石和胡汉民的督导下，1927年4月17日，由吴稚晖主持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73次会议，做出“国民政府于18日在南京开始办公”的决议。同时发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奠都南京的宣言。
4月18日，蒋介石控制下的南京国民政府就在旧江苏省议会举行典礼，由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蔡元培将南京国民政府的大印授予胡汉民。南京国民政府由胡汉民、张静江、伍朝枢、古应芬任常委，胡汉民主持政府工作，实际充当国民政府主席的角色。政府下设办公机构，钮永建任秘书长，随后设外交部伍朝枢任部长，财政部古应芬任部长。后来，又相继设立司法部王宠惠任部长，交通部王伯群代部长，大学院蔡元培任院长，民政部薛笃弼任部长。蒋介石又宣布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成立，让胡汉民担任主席。蒋介石自己则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身份主宰南京国民政府的一切大权。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典礼上，胡汉民发表演说时，表示要“一致拥护蒋总司令，以巩固革命阵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的宣言，更是明确宣布“以军事全权托付”蒋介石。蒋介石则发表对国民革命军将士的训示，要他们“一致效死，拥护我们南京建都的真正国民政府，并且要消灭共产党所操纵的伪国民政府”。
武汉方面同时以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铭的名义，下令撤去国民革命军蒋总司令职务，任命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唐生智副之，并拟组织东征军顺流东下，讨伐叛逆。汉方军人唐生智、张发奎、程潜、朱培德等，也都摩拳擦掌，恨不得一举荡平东南，方泄其愤。“四一二”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的内外危机迅速增长，帝国主义军舰的威胁，蒋介石对武汉的封锁，资产阶级工商业主闭厂怠工，地方流氓分子造谣煽惑，武汉政府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难。国库空虚，财政枯竭，政府内部反共气氛日趋浓厚，军队内夏斗寅、许克祥、朱培德等接连发动反共政变。随着形势一天天恶化，反共势力日复一日地增长，这一切使汪精卫感到在武汉坚持，凶多吉少。
6月1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约见汪精卫，出示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紧急指示。汪精卫看到《五月指示》后大吃一惊，密令中写到:一、无视国民党的禁令，实行自下而上的土地革命。二、在湖南湖北组织一只由2万共产党员和5万工农组成的工农革命军。三、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旧思想的一律驱逐，由各界工农代表取而代之。四、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反革命军官。汪精卫看完《五月指示》后冷汗直冒，由拥共一百八十度转为反共，成为一个坚决的反共分子。他把共产国际《五月指示》看成是共产党颠覆国民党的证据，以此作为他反共的“理由”。6日，汪精卫偕谭延、徐谦、孙科、顾孟余、邓演达等离武汉赴郑州。
10日，汪精卫与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决议:（一）组织政治委员会开封分会，以冯玉祥为主席，指导陕、甘、豫等省党务。（二）成立河南、陕西、甘肃三省省政府，分别以冯玉祥、于右任、刘郁芬为主席。（三）第二集团军扩编成七个方面军，第四方面军撤回武汉。6月中旬，汪精卫开始召集中央党部中非共产党的负责人，商量和共产党分离的方法，并召集国民党军事将领，布置防范共产党，听候中央决议。7月11日，汪精卫出席中政会会议，提议禁止请愿讨蒋运动。13日，汪精卫主持国民党中执会政治委员会第37次会议，提议要注意工人的行动，对土豪劣绅的审判为政府职权，农民协会勿庸过问。他还发表《主义与政策》一文，谓“所谓容共，是容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共同致力国民革命;如果对于共产党员，见着就捉，捉着就杀，固然是与总理容共政策大相剌谬。如果要将共产党的理论与方法适用于国民党里，甚至要将国民党共产化，那么，只能说是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不能说是容共，必为总理所不容”。
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7月13日公开发表《宣言》说:“目前，革命已处于危急存亡之时刻，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最近已公开准备政变……因此，中国共产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看到中共发表的宣言后，7月14日晚，汪精卫召开秘密会议，确定了“分共”。15日他主持召开紧急会议，汪精卫拿出《五月指示》说:“我们从这份指示中可以看出五层意思，都是很厉害的。同志们，目前本党已经到了严重的关口，必须在这个会上做出生与死的抉择。”到会的国民党军政要人，孙科、唐生智等，纷纷发言支持“分共”，只有宋庆龄的代表陈友仁反对。汪精卫对宋庆龄等说:“孙先生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根据其三民主义之原则来发展他的观点，改变他的策略。当初他联合袁世凯，后来经过事实的教训就发动了讨袁，当初他依赖陈炯明，后来他又义无反顾地发动征讨陈逆。如果孙先生看到今天武汉的形势，看到共党正虎视眈眈地欲篡我党之权、我党之军，他会怎样?他一定会改变他的三大政策的。”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军队中任职的共产党员，在即日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但汪精卫说:“我们不像蒋介石那样搞武力清党，而是采用和平的‘分共'，这是最稳妥的步骤。”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南昌发动了武装暴动。武汉国民政府放弃了和平“分共”的政策，开始搞武力“分共”。1927年8月8日，汪精卫召开了国民党中央紧急扩大会议，通过了“武力分共”决议案。在武汉也开始了大肆逮捕处死共产党人，开始了血腥的大屠杀。其凶残程度较之蒋介石毫无逊色。汪精卫怎样来解说自己的变化呢?他颠倒是非地说，这是由于共产党放弃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同时，他也不得不向国民党的反共先驱们表示引咎、认错。他把自己说成“是误解了总理的容共政策”，并宣称:“我们惟一纠正错误的方法，是先补过，后引咎。”所谓“补过”，就是疯狂残杀共产党人和忠实于三大政策的中山信徒;而“引咎”，则是旨在求得南京政府的谅解。汪精卫以凶残的反共行动最终背叛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这是汪精卫、陈璧君夫妇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他们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