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7月，各种反动势力相互勾结，联合起来绞杀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当时，中国出现了三足鼎立的政权:蒋记国民党南京政府;汪记国民党武汉政府;奉系军阀的北京政府。它们各自为政，称霸一方，互相争雄。此外，大小军阀林立，派系纵横，兵戎相见;新旧军阀恣意横行，官僚政客四处钻营，猖獗一时的反动势力把中国闹得乌烟瘴气。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举起了沾满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鲜血的屠刀，向南京政府表明他也是坚决反共的;并希望以反共为条件，宁、汉合流，以保住领袖地位。但汪精卫此举，恰被蒋介石抓到口实，汪被攻击为勾结共产党的祸首，合作遭到拒绝。宁、汉之间文电往来，吵来骂去，争斗不休。他们争闹的焦点，实际上是由谁来统一谁，由谁窃取国民党的称号，成为“正统”的问题。然而，为争夺国民党内的领导地位，汪、蒋之间又展开了激烈的争斗。“七一五”政变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宣布东征讨蒋。洛阳冯玉祥跑出来调停，致电汪，力劝“宁汉息争”，汪精卫复电宣称:“对蒋只有公愤，但国民政府法统当以死争。”坚持不妥协立场。宁、汉之间不仅斗文，而且在长江中下游厉兵秣马，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摆出随时东进讨蒋的姿态，严阵以待，大战一触即发。冯玉祥跑出来调停，电称:“凡有妨碍北伐者，即是反革命”，似乎各打五十大板。宁方首先复电，痛斥汪精卫要“以蒋君为功狗而烹之”，称汪反蒋全出于个人恩怨，把一切分裂之责任全推到汪的身上。
此时，南京政府内部又起争端，蒋介石独裁专制，排斥异己，蒋同李宗仁、白崇禧矛盾日深。蒋介石处决第十军军长王天培，成为蒋、桂矛盾的导火线。这又引起各部将领的极大恐慌，王是黔军将军何应钦的同乡，何颇有兔死狐悲之感。于是，李、白与何串通一气，寻机发难。这时，军阀孙传芳等又率部反攻，徐州失陷，浦口告急，蒋介石在军事上也一筹莫展。李宗仁、白崇禧写信给唐生智，称“只欲武汉反共，于愿已足”，表示愿与武汉妥协，甚至说“不管长衫佬赞成与否，我们主张合作”。于是李宗仁、白崇禧乘机倡议，说武汉既已‘分共'，应该欢迎汪精卫来南京。李、白的用意很清楚，一方面是拿汪精卫压蒋介石，逼蒋下台;另一方面是为了消除西部的压力，以
集中全力抵御孙传芳南侵之师。桂系向蒋“逼宫”，主张“为了团结全党，总司令下台为好”。何应钦也表示赞同。蒋介石气的说:“好，我走，你们去和好了。”在内外压力下，蒋介石被迫于8月13日通电下野，返回奉化，玩弄“以退为进”的把戏。
事实上，蒋介石的下野，并不是汪精卫等人的胜利，宁、汉合流后，汪精卫取消了武汉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等于汪精卫主动交出了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权力。汪精卫之同意交权，是想到南京坐第一把交椅。汪精卫得知南京政府内讧，心中大喜，即发一电，称“对迁都无异议”，准备赴南京得到国民党大权。8月16日，李宗仁来电，提议速将国民政府迁往南京。17日，汪精卫出席中政会会议，提议迁都南京。19日，汪精卫致电李宗仁，告知已经决定迁都南京，并说明东下之师，只有急难之宜，是协助宁方防止孙传芳军队攻宁，并无他图，同时邀李宗仁等赴九江商谈宁、汉合作事宜。汪精卫还出席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提议撤销中央前次对于胡汉民、蔡元培、吴稚晖、李济深、张静江、蒋中正、古应芬、肖佛成、陈果夫等开除党籍之处分。8月22日，双方代表在庐山正式会谈，达成合作协议。“宁汉合流”不但没有使汪精卫获得任何好处，反倒使其处于四面楚歌之中。
始作俑者桂系李宗仁对汪精卫的认识非常到位，他曾在回忆录中说:“当时党内的重要领袖，如汪、蒋、胡等，及其私人的党羽与小政客等的想法，却和我们忠实同志们完全两样。他们对党国前途根本置之脑后，一切考虑纯以个人和小团体的政治前途为出发点。我党至此，非蒋、汪、胡三人赤诚合作，不足以谈复兴，但是他们三人相处有年，他们自己均深知他们三人绝无合作的可能，因此从未打算真正长期合作。偶尔合作，彼此都知是相互利用，得机则必然又来一个你死我活。但是当时使我们忠实党员们所最感痛苦的，便是他们三人的度量德性均不足以表率全党，领袖群伦，而使党员大众一致归心。汪兆铭的为人，堂堂一表，满腹诗书。言谈举止，风度翩翩。使人相对，如坐春风之中。初与接触多为折服，故颇能号召一部分青年。然汪氏黔驴之技，亦止此而已。其真正的个性，则是热衷名利，领袖欲极强，遇事又躁急冲动，欲达目的，既不择手段，也不顾信义。每临大事，复举棋不稳，心志不定。此种心神，常在会议席上充分表现。汪氏每次主持重要会议时，神志多不安定，周身摆动，两手捶个不停，一反其平时雍容和穆的风度。再者，汪的待人，亦极虚伪。凡汪氏所不喜的人赴其寓所访问，汪氏亦均屈尊接见，娓娓倾谈，状至亲昵。然客甫出门，汪便立现不愉之色，顿足唾弃。转瞬之间，态度判若两人，凡此均足以表示汪的为人。所以吴敬恒曾骂汪是‘伪君子'和‘花瓶'，足见许多老同志也认为他不能负实际责任。总理在世时，汪总是受命出使四方，从未负过党政专责。但是汪氏却是个心比天高，热衷权力的人。”
9月4日，汪精卫同徐谦、顾孟余、何香凝、陈公博、朱培德、程潜等登楚振号军舰自九江启程，9月5日抵达南京。没想到，汪精卫抵京之日即挨当头一棒，只见街头遍贴反汪标语，辞句极尽尖酸刻薄之能事。汪精卫是一位极易冲动的人物，忍愤东来，其心本虚，一见这些招贴，不禁又肝火大动。在李宗仁欢迎他的会议席上，汪便质问李宗仁说:“你们既然欢迎我到南京来，为什么又要贴标语骂我呢?”“汪先生，”李宗仁说，“谁敢贴标语骂你呢?只是宁、汉刚恢复合作，局势尚未安定，一部分下级党员不识大体，擅自贴出这些标语来——你看这些标语，不都是不署名的吗?”但是汪仍旧气愤不已。李宗仁又说:“汪先生，做个政治家，有人拥护有人反对，总是难免的。你看美国选举总统时，不是也有人反对吗?我希望你能淡然处之，并常住中央，继续领导。”
汪精卫出席欢迎会并演说:“过去两方的分歧，并非个人间意气之争，乃由于对于党国前途之见解不同。如今两方同志间应该知道引咎，尤其应该知道补过。如今四中全会开会在即，则一切取决于此会议，以解决一切纠纷，而奠定党的根本，使分裂之局，归于完整。”6日，汪精卫致电武汉国民党中央，嘱各机关速行迁宁。8日，他出席南京军事委员会欢迎宴会称:“吾党同志以观点不同而裂，并非为私，武汉迟南京三月而清党，所受痛苦滋多，今已悔悟，决计打倒共产党，与南京同志推诚合作，何敢复有他求?大敌当前，私人误会相愿负荆，必能团结。革命惟合作乃能成功，昔日分裂，非因私见，今兹合作，实出至诚。”汪精卫到南京后，即提出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想以此统一国民党各派，确立他在国民党的领袖地位。但是，汪精卫的主张遭到胡汉民等人的坚决抵制。当时，胡汉民、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人因蒋的下野而同时离开南京，避居上海。为了顺利召开四中全会，汪精卫在9日偕谭延、孙科、宋子文等离宁赴沪，邀请胡汉民等人赴会。结果，胡汉民、吴稚晖“匿不见面”，而张静江、李石曾则坚持“若开第四次会议，彼等绝不至南京”，遂使四中全会搁浅。汪精卫一去，在南京的中央执监委，遂亦联袂去沪。9月10日，由谭、孙、汪等出面邀请在沪各同志，在莫里哀路1号开非正式会议，交换全党大团结的意见，到会者计有:汪精卫、谭延、孙科、李烈钧、李宗仁、程潜、张静江、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于右任、朱培德、杨树庄、伍朝枢、褚民谊、邹鲁、张继、谢持、覃振、许崇智、王伯群、傅汝霖、甘乃光、居正、刘积学、缪斌等二十余人。惟胡汉民、蒋中正二人，因与汪不洽，拒不出席。会议讨论宁、汉政府合并和统一党务的问题。西山会议派的张继发言说:“既要统一党内各界同志，就要承认上海的中央党部，就要废除二届一中全会上的《弹劾西山会议案》。这个非法决议案是当时左倾路线的产物，必须宣布废除，否则怎么能团结统一党内同志?”汪精卫反驳说:“中央的决议岂可任意废除，除非由将来的四中全会作出新的决议。”汪精卫的发言遭到宁、沪代表的强烈反对。李宗仁说:“我们迁都南京后，于6月7日宣布林森、张继等18位同志恢复党籍的决议，所以才有今日统一党务的基础。汪同志，你也不必再坚持过去的决议了。”汪精卫仍坚持说:“南
京的决议我们武汉中央并不知道。现在我提议:西山会议派绝不能参加二届四中全会，但为了团结同志，可容纳个人参加，不能容纳上海党部。二届四中全会必须在武汉召开，否则我们武汉的同志不参加会议。”这时宁、沪代表们开始翻汪精卫的旧账，指责汪精卫反共不力，贻误了党国事业。宁方代表自称他们是反共的先进，而沪方代表则更标榜他们是反共先进中的先进，这使汪精卫不得不自责说:“武汉方面防范共产党过于迟缓，请求处分。”孙科突然站起来提议说:“各位，兄弟提出一项折中办法，由宁、汉、沪三方共同组织一个中央特别委员会，作为过渡，先使合作告成，然后再谋补救的办法。”孙科的折中方案得到了大部分代表的同意，由于孙科是武汉方面的代表，汪精卫不好坚持反对，也勉强同意了这个方案。
谈话会共开三天，会中一致决议于三个月之内举行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解决一切党内纠纷。在三全大会开会前，以各处代表合组的“特别委员会”为党的最高执行机关;同时宁、汉两中央政府亦合并改组，由“特委会”另行选举国府委员，并委派军事委员会暨各部部长。中央政治会议，则暂时撤销。汪精卫在会上表示赞同，又亲自拟定了汉方6名委员的名单。继汪早年的老友、现在的政敌胡汉民等“长衫佬”与蒋介石“共沉浮”;蒋的爪牙群起鼓噪，为蒋喊冤，请蒋复职;桂系指挥不了全局，南京政府几乎陷于瘫痪;冯玉祥也抱怨宁、汉双方不顾大局。西山会议派又活跃起来，其首脑许崇智沪寓，“前本门可罗雀，今则终日车水马龙，哄闹如市。谢持、张溥泉等亦日相过从，共商大计。闻该人士有主张提议合宁、汉及自身三方同主党政之议……”其忙碌程度足见一斑。
经宁、沪、汉三方多次较量，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由32人组成，其中包括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等人。这个不伦不类的机构，却打破了汪以汉吞宁的计划，将汪派排斥在外，剥夺了汪精卫的“合法”领袖地位。在这场国民党内部的权力再分配中，汪精卫一无所得，又四面遇敌。13日，汪精卫就和陈璧君商量，是否应赞同成立特委会，陈表示犹豫，汪精卫召集谭延、孙科、顾孟余、陈公博等汉方要人在宋子文寓所开秘密会议，商讨对特别委员会态度。陈公博认为成立特委会不合法统，我们无权解散原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陈璧君也认为在特委会中，汪精卫不可能惟我独尊，更担心蒋介石打起“反中央”的旗号来反汪。于是第二天汪不去出席会议。会后，汪精卫分别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国国民党各同志，声明引退。当夜，汪精卫竟偕陈璧君乘船离上海赴九江，转往庐山。特委会成立之后，9月20日正式改组南京国民政府，谭延任国民政府主席。同时组织政务委员会，由汪精卫、胡汉民、谭延、蔡元培、李烈钧5人任常委。特委会还宣布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由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谭延、白崇禧、何应钦、朱培德等14人组成主席团。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的成立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改组，标志着汪精卫的领袖地位被剥夺，汪派人物大多被排斥，使汪精卫的政治野心受到了沉重打击。汪精卫绝不甘休，21日他由九江赴汉口。22日，汪精卫出席武汉政治分会成立典礼并发表演说，题为《宁汉合作之经过》，指责南京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职权”，南京9月15日所开的会议，“不是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汪在汉口另组武汉政府政治分会相对抗，宁、汉关系又趋紧张。
此时，在上海，一批与蒋共进退的官僚政客，如吴稚晖、张静江之流正为蒋复职而左右周旋;在南京，蒋的全班人马基本没动。尽管南京政府的上层开了多少次会，庙里的菩萨更换了多少牌位，但十八罗汉都是蒋记的班底。蒋在来自各方的复职呼声中，又东山再起。
10月，发生了南京讨伐唐生智的战争，汪氏夫妇在武汉无法立足，秘密由武汉经上海回到了广州。在此之前，张发奎、陈公博等人也回到了广州。他们与李济深联合，形成了粤派势力，以宁、粤纷争代替了宁、汉对立。汪精卫于10月30日召集在粤的中委会成员开会，通电全国否认南京的特别委员会的合法性。汪精卫说:“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非全国代表大会无权取消。成立特委会取代中委会职权，等于取消了中委会，不合党的法统和组织原则。”汪精卫邀集外地的中委会委员前来广州，在广州召开四中全会。
11月10日，蒋介石由日本回到了上海。为了推翻特委会，决定采取“联汪反桂”的方针，回国前他就派宋子文携其亲笔信去广州与汪联络。蒋介石回到上海的当日，就立即致电在广州的汪精卫，约汪赴上海商谈党务，并宣称“欲使中国国民党复归完整，非相互谅解，从速恢复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可”。“此后党国重任，惟兄是赖。凡能于党国有益，则弟必尽我心力，依照兄之意图，不渝始终，以尽区区之意。若兄能来沪晤商一切，胜幸焉。”汪精卫见蒋介石有诚意，便发表演说表示愿意合作并决定于11月16日乘船赴上海和蒋介石谈判国民党各派的联合问题。因广东的李济深是广西人，与桂系的李宗仁等关系密切，蒋介石要求汪精卫设法将李济深赶出广东，以破坏粤、桂联盟。为此，汪精卫、陈璧君、陈公博、张发奎、黄琪翔等人，进行了多次密议。对于驱逐李济深，他们均表赞同，认为只有这样，他们在广东才能站稳脚跟。蒋介石回国后，立即邀请汪精卫、李济深去上海，协商合作问题。汪派即决定利用李济深离粤的时机，发动政变。张发奎也避往香港。
16日，汪精卫抵香港，后转乘亚洲皇后号启程赴沪，就在当天夜里，按照事先的密谋，黄琪翔等人以“护党救国”为号召，声言打倒新桂系，在广州发动了政变。黄绍连夜逃往香港，汪派势力占领了广州，随即出兵西江，开始了粤、桂战争。18日晨汪精卫抵沪，寓戈登路伍朝枢宅。蒋介石闻讯前来与汪精卫会晤，双方谈了很久，解释从前误会，并对于党务政治交换意见。汪精卫等人极力攻击特委会，要求立即取消特委会的职权。随后，于右任、吴稚晖、李石曾等前来晤谈，表示赞成开四中全会，气氛甚洽，大家共进午餐。蒋介石则发表告国民党同志书，要求立即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结束特委会的职权。蒋利用二届四中例会预备会和各派之间的争斗把他复职的第一个障碍———特委会扫除了。接着，又把矛头对准了他的政治对手西山会议派，利用他一手策划的南京“一一·二二”血案，剥夺了西山会议派的一切发言权。下一个就轮到了汪精卫，
11月24日起，国民党各派头目在上海开谈话会，决定12月3日召开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预备会是按时召开了，但是会议的议题却变成了汪派与反汪派的互相攻讦。李济深甚至提出广州事变是“共产党之阴谋”，攻击汪精卫、张发奎等与共产党有联系。吴稚晖、李宗仁、李石曾等则联名提出“对汪精卫等主使张、黄叛变的检举案”。汪精卫等虽一再声明广州事变与共产党无关系，但一开始，汪精卫等人就处于被告的不利地位。在两派斗争中，蒋介石则始终处于超然地位，他貌似公允，力劝双方停止纷争，“捐弃成见”，共同“促成四中全会召开”。
汪精卫为了改变自己不利处境，争取蒋介石的支持，则首先提议蒋介石复职。他称:“惟有请预备会议即日催促蒋介石同志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才是解决党务、政务、军事问题的当务之急”。李宗仁等则声明自己一贯拥蒋。这样，预备会做出请蒋复职，并由蒋主持召开四中全会的决议。蒋介石终于在下野4个月后，重新上台。汪精卫夫妇在上海备受指责。汪精卫去访胡汉民，胡竟称病不见;和吴稚晖见面时握手，吴也不理不睬，佯装没看见。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等人，或通电，或演讲，指责粤变为共产党之阴谋，要求查处汪精卫等人，不准他们出席在蒋介石宅召集的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为了了解广州事变的真相，特别是查明共产党在广州的活动，汪精卫于12月初派陈璧君作为特使，回广州密查。12月4日，陈璧君乘伏见丸抵香港，何焯贤专程到码头迎接，随即一起回到广州。此时，留在广州的陈公博等中央委员致电汪精卫，请他立即回粤，主持救国大计。汪精卫表示，回粤与否，需待陈璧君调查结果再定。陈璧君在广州活动数日后，急急忙忙返回上海，向汪精卫报告说:共产党在广州活动频繁，黄琪翔有容共行为，共产党可能在广州发动暴动。汪精卫听了陈璧君的报告，于12月9日连发三次密电给陈公博、张发奎等人反共。中国共产党人在张太雷、苏兆征、叶挺、叶剑英等人的领导下，于12月11日举行了广州起义，占领了广州，坚持战斗了三天才撤离。广州起义发生后，汪氏夫妇在上海更是如坐针毡，遭到普遍的非议，汪精卫就连续召开记者招待会，声明张发奎等人绝非共党。同日，陈璧君在善钟路私宅接见记者，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蒋介石利用共产党发动的广州起义，给汪扣红帽子，对汪发动新的攻势。中央监委邓泽如于14日提出了对汪精卫等人的弹劾案，指责汪为粤变主谋。李宗仁、李济深也表示，应拒绝汪出席四中全会预备会，李济深又给蒋介石写信，请求派兵讨伐张发奎。15日，汪夫妇去蒋介石处，看到李的信后，二人抱头痛哭。蒋介石则巧施手腕，劝汪暂离上海，以保安全。16日，南京国民政府又下令查办汪精卫等人，并派当地军警，监视汪等之住所。汪挣扎反扑，终招架不住，躲进医院，称病谢客。汪精卫与陈公博、顾孟余等被南京政府下令通缉。17日，汪精卫发表通电宣布引退。谓:“数月以来，兆铭以参加反特委运动之故，备受特委方面之仇视，始则惴惴然惟恐兆铭无共产嫌疑，不惜百方以图诬蔑，今则又惴惴然惟恐无所借口，不惜别立名目，甚至不惜毛举宁、汉分裂时代之议论文字，以图掘已合之创痕，夫果救党主张能确实达到，则个人问题，直同敝屣。于此尚有一言者，清党固当务之急，而救党亦目前要图。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不可不开，中央执行、监察两委员会不可不恢复，特别委员会不可不取消。”
汪精卫前往法国临行之前，陈公博前来送行。汪精卫劝陈公博也一起去法国，陈公博却提出相反意见，陈公博说:“我总是不明白汪先生遇事便出国。中山舰事件发生时，先生本可不必走的，却走了。四中全会快召开了，李宗仁、胡汉民都离开了，拥护汪先生的人不是没有。凭汪先生的资历和威望，还担心选不上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说:“蒋介石既然容我不得，我又何必留在他身边合作?合则留，不合则去，这是我的办事原则。与其受人之羁縻，不如离去。”陈公博说:“我的想法与汪先生不同。合则留，不合则去，虽然有古君子之风，但我认为每个国民对国家都有一份责任。我的处世原则是:合则留，不合则打，打不过才去。我也知道留在上海有一定危险，但我要做一个斗士，上海就是我的斗场。我手下没有兵，但我手中有笔，有一批朋友，我要同蒋介石展开理论上的战斗!”在白崇禧的武力相逼、蒋介石的“好意”相劝下，当夜，汪精卫偕陈璧君、曾仲鸣乘法国轮船离沪。21日抵香港，旋由港启程赴法，1928年1月中旬到法国马赛。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重新给予蒋介石（前排右四）掌握党和军队的最高权力，汪派再次败北。
四中全会正式召开前，南京国民政府做出决议，增推蒋介石、孙科、林森为国民政府常委。蒋介石携宋美龄由沪至宁，正式宣布复任总司令职。随后，蒋介石命谭延，丁惟汾、陈果夫等接收特委会机构，恢复中央常务委员会并由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做出决定，停止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甘乃光等人出席四中全会，交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处分。胡汉民等人因与蒋介石不合而离沪出洋。1928年2月，蒋通过二届四中全会，改组了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了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谭延为国民政府主席。同年10月，国民党中央第一七二次常务会议通过《训政纲领》，蒋介石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兼海陆空三军总司令;蒋拉拢胡汉民，导致汪、蒋关系的破裂，种下了汪派公开反蒋的根苗。蒋以纵横捭阖的手段攫取了中央大权，也成了各派军阀、政客共同反对的目标。汪精卫虽身在国外，却密切注视着国内政局的变化。
对蒋介石的得势，汪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接二连三地写文章。从1928年4月开始，他先后抛出了《复驻法总支部函》、《一个根本观念》、《致陈树人书》、《复林伯生书》等文章书信，说国民党改组精神“此时实已岌岌摇动”，如果“本党改组之精神消失净尽，而本党亦随以俱亡”，打出“改组国民党”的幌子，把矛头指向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和蒋记国民党。他给在国内的汪派人物去电，打出“改组国民党”的招牌，把矛头直指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和蒋记国民党。陈公博没有追随汪精卫亡命海外，他决定去上海，陈公博到上海后，住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今黄陂南路）一所民宅内。一连几个月深居简出，日日埋头于著书立说，日夕所思索的是怎样在政治上打开局面，“使革命复兴”。5月7日，他创办了《革命评论》周刊，在《革命评论》上，陈公博还与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大开笔战，在国民党内部闹得天翻地覆。8月，传来胡汉民即将回国的消息，一度使蒋介石大为紧张。一天，他跑到陈公博家，说:“胡汉民回来一定要动兵的，我们应该要准备。”谁知胡汉民是支持蒋介石的，于是蒋、胡合作迅速形成，蒋介石为了拉住胡，对汪派的态度发生变化。在南京，蒋介石制定了“政治倒汪”的计划，蒋派陈立夫在南京、上海，重提“三·二”事件，做汪精卫企图谋害蒋介石的宣传。陈公博忍不住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叙述宁、汉合作后汪精卫对蒋介石的谅解经过，并对“三·二”事件做了解释。在信的末尾，陈公博对蒋介石说:“汪、蒋能合作固佳，就是合而不作也有利。”蒋介石接信后，曾到上海和陈公博谈话。陈公博向蒋献议:“我赞成汪、蒋合作，不是希望汪先生做国民政府主席，你做总司令，或汪先生做党的领袖，你做政府领袖这样简单。我以为今日汪先生是代表革命青年，你还可以代表革命军人，以革命青年和革命军人合作，中国才有办法。”蒋介石虽当面表示:“陈立夫是小孩子，不懂事，我将责罚他。”但实际上却因陈立夫反汪有功而不断奖励他，不久陈
立夫即升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28年冬，与汪精卫相呼应，自称“猛野”（粤语，意即勇敢之士）、说“不合则打，打不过才去”的汪派骨干陈公博，伙同顾孟余、甘乃光、王法勤等人组织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在上海成立，它的总部设在法租界，各省市及海外设有分部。他们利用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反蒋情绪，打着恢复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的革命精神的旗号，“继承本党孙总理的三民主义，继承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纲领，集合革命同志，努力改组运动，务期重新建设能担负实现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而后已。”会议没有正式选举中央委员会，而以“粤方委员”组成临时领导机关机构，奉汪精卫为精神领袖。但汪精卫并不承认他是“改组派”的领袖，因为有人向他献议，他应该做全党的领袖，而不仅仅是“改组派”的领袖。“改组派”的实际领导责任落到了陈公博的肩上。
改组派总部设在上海，下设总务、组织、宣传三个部。活动的主要方式是利用国民党原有的组织，建立改组派的各级地方组织。从中央到基层分为四级:中央设总部;各省市机构外各地设支部;支部设书记1人，委员若干人;支部下设分部，分部设书记1人;分部下设
小组，小组设组长1人，组员3人以上至10余人不等。这个组织成分复杂，基本队伍是大革命时期一部分国民党左派，及其他出身中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它成为反蒋派中人数最多、政治影响最大的一个派别。至1929年上半年，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和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河南、湖南、广东、四川、山东、山西、绥远、辽宁、甘肃等省相继建立了支部，并在香港、法国、日本、越南、新加坡等地建立了海外支部。“改组派”的发展组织，扩大势力，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连年不断的新军阀混战和国民党内部几次大规模的反蒋风潮，都没有离开过改组派的魔影。
蒋介石为包办国民党三大，用圈定与指派的方式产生出席三大的代表。3月11日，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陈璧君等十四人联名发表了《关于最近党务政治宣言》，反对蒋介石指定“代表”。宣言指出:“同人等对此违法之代表产生法，虽屡次提出异议，而主持中央者，竟充耳不闻。同人等深恐此种大会一旦开成，其结果适与巩固党及中国和平之期望相反。同人等为遵守总理遗教，努力革命，对此种大会誓不承认。当此本党陷于危亡，革命濒于失败之今日，绝不畏惧强御!始终与本党忠实同志共同奋斗!”1929年3月15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蒋介石包办的大会上，通过了很多处分反对蒋介石之人的决议案。蒋介石在主席团报告中说:“今日讨伐叛徒，以国家论，是为讨伐叛将;以党论，即为讨伐反革命分子。此等叛党分子，应由大会开除其党籍。”结果大会通过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叛党乱国罪”，永远开除党籍，改组派领袖陈公博永远开除党籍，顾孟余开除党籍三年。对汪精卫则予以书面警告的处分，处分汪精卫的理由是“迹近纵袒弄兵，酿成广州共变”。1929年3月1日，陈公博乘船抵达法国马赛，前往迎接他的是汪精卫的亲信秘书曾仲鸣。次日早上转赴巴黎，下午他去拜访汪精卫、陈璧君夫妇，报告国内“改组派”的活动情况。
陈公博在巴黎的生活自在悠闲，他住在城里，汪精卫夫妇住在乡间，一星期见一两次面。4月，他去伦敦住了两个星期。返回巴黎后，陈公博在郊外的云山门租赁了一层楼房，很想在法国做上一两年寓公。蒋介石继编遣会议之后，又急于召开国民党的三全大会，好似连续点燃了两只火药桶。国民党内部的矛盾立即爆发。蒋、桂又起战端，桂系倒鲁（涤早）立何（键），“湘案”成为战争的导火线。桂系战败，第四集团军瓦解。蒋介石倒桂得手之后，效法张仪的远交近攻之法，拉阎攻冯。冯面对蒋军的强大压力，通电下野，西北军据守潼关，只守不攻，一场厮杀转为纵横捭阖的政治阴谋，演出了一场曲曲折折的蒋、阎、冯离合剧，国民党各派新军阀几乎都卷入了内战漩涡。军事倒蒋浪潮迅猛发展，使汪精卫与陈璧君看到国内形势大有可为，汪精卫夫妇对陈公博的悠闲态度感到不满，决定由陈璧君去劝说陈公博，立即回国领导反蒋运动，汪夫妇也准备随后回国。陈公博回忆陈璧君劝说他的情况:
那时我已赁了一层楼在巴黎郊外的云山门，打算做比较长住之计，一天汪夫人忍不住便找我去谈话了。
“我以为汪先生年纪大，身体又多病，才常居国外，怎么以你这样的年轻人也打算常住外国?”汪夫人的脾气一向谈话都用责备和质问的神气。“不常住怎么办?”我实在猜不出汪夫人是怎样的心事。“我不信国内一点办法都没有?”汪夫人提出了意见。
“什么办法?要办法只有反蒋和打仗，汪先生是不愿意的，因为现在还是汪、蒋合作。”我禁不住发点牢骚。“你怎么知道汪先生不愿意?现在蒋介石这样做法，谁也忍不住，只有你才忍得住。”汪夫人大约用激将方法了。
“对于政治和党务，我真有些厌了。如果要我干，汪先生也得回国。否则你们会住巴黎，难道我不会住巴黎?”我那时对于怎么干，其实一点把握也没有。“你肯回国，汪先生也一定回国的。”汪夫人似肯定地保证。这样汪先生是要我回国了。我和汪夫人谈话之后，再见汪先生商量以后的步骤，汪夫人又每天催我启程，我遂于5月12日离马赛回国。”
改组派纠集了二十多个省市党部、海外总支部反对国民党三全大会，开展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斗争。陈公博回到香港后，立即与上海总部联系，决心发动武装反蒋。为了制造反蒋舆论，汪精卫在国外写了一系列的文章。5月，他发表了《十八年的总决算与十九年的新局势》一文，称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三大”，是“段祺瑞式的善后会议”，“倒蒋运动”是“民主势力与封建势力之争”，公开与蒋介石决裂。6月，汪精卫又发表谈话，号召“一般有廉耻的文人，应该奉献此身于民主势力，将血作水，以溉民主势力之根，将身作肥料，以沃民主势力之果。”9月，改组派总部也发表了《讨蒋宣言》。
看到国内这种混乱局面，陈公博感到自己“毛头小子”担不起此项重任。他一面进行军事发动，一面电请汪精卫立即回国主持大计。1929年9月17日，张发奎在湖北打出“护党救国军”的大旗，发表《拥汪讨蒋宣言》，电请汪精卫回国:“主席回国方可对国内军事发挥号召力，对官兵之影响尤为重大。即使返国不能深入军中，亦可居香港以指导军事，策励士气。”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决定回国抗蒋。临行前他与陈公博等人联名发表一篇《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最近对时局宣言》，历数蒋介石的十大罪状:“习于专制，私利是图，首内启本党之纠纷，复外援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派以自固;啸聚群小，把持政权，摧残民众，排除异己”。在国内由改组派发动的武装反蒋运动掀起之后，汪精卫、陈璧君于10月上旬返抵香港，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联席会议”的名义，组织“护党救国军”，第一路总司令为冯玉祥、第二路总司令为阎锡山、第三路总司令为张发奎、第四路总司令为唐生智、第五路总司令为石友三、第八路总司令为李宗仁。1929年，没有一天停止过新军阀内战的炮声。接受汪记国民党中央的委任，打着“护党救国”旗号的就有张发奎、俞作柏、唐生智、石友三等部，先后发动了反蒋战争。真可谓战云蔽日，硝烟弥天，“俨有气吞河岳之势”。12月2日，石友三部在浦口，宣布拥汪反蒋，用几十门大炮向南京城轰击，随即北撤，宣布就任护党救国军第五路军总司令。3日，唐生智在郑州发出有75人
列名的《反蒋通电》，又发表《拥汪联张通电》，5日，山东的韩复榘也通电声援唐生智、石友三。
由于改组派公开反蒋，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于12月12日通过决议，开除汪精卫的党籍，由国民政府明令通缉。16日，中央监察委员会也通过开除汪精卫党籍的决议，并发布《开除汪精卫党籍判定书》，历数汪的罪状后，宣布:“汪兆铭背叛党国，罪无可逭，应予开除党籍，并请国府饬令各文武机关一律通缉。”汪精卫领导的反蒋斗争，开始时很有气势，改组派当时设想，蒋介石已经到了天怒人怨、四面楚歌的地步了，只要他们把“护党救国”的大旗在空中一挥，便有千军万马来响应。但实际上，真要发动起来却颇费周折。
陈公博首先策动张发奎起兵反蒋。在汪精卫的鼓动下，唐生智、石友三发起反蒋战争，与桂、张军呼应。但蒋介石利用他掌握的中央大权，采取又打又拉的手段，在阎锡山、张学良的支持下，击败张、桂联军，石友三和唐生智，汪精卫的武装反蒋运动，以彻底失败而告终。改组派追求的只是用汪记的国民党取代蒋记的国民党，他们做出的几声反蒋呐喊，是抵挡不住蒋介石镇压的。
“护党救国”斗争失败后，汪精卫、陈璧君夫妇在香港蛰居，静待时机，以图东山再起。汪精卫于1929年12月1日，回答南洋通讯社记者访问时，特别指出:“今日之倒蒋运动，就全体人民而言，则为推翻专制，保障革命民权;就全党而言，则为打破个人独裁，恢复民主集权制度。此为倒蒋运动之真正意义。”汪精卫则对来访的危道丰，畅谈其政治分权制的主张，此外，为了争取奉张的支持，汪也写了一封长电给张学良，电文中除谴责“蒋（介石）藉党之名，行一人独裁之实”，更详述彼等扩大会议“求党真实意义实现”的七项基础条件:（一）筹备召集国民会议，以各种职业团体为构成分子。（二）按照《建国大纲》制定一种基本大法（其名称用约法抑用宪法再定），确定政府机关之组织及人民公私权利之保障。此基本大法，应由国民会议公决，如时期紧急或由扩会公布，将来俟国民会议追认。（三）民众运动、民众组织应按照建国大纲，由地方自治做起，“严防共产党激起阶级混斗之祸端”。（四）各级党部对于政府及政治，立于指导监督之地位，不直接干涉政务。（五）不以党部代替民意机关。（六）总理遗教，所谓以党治国乃以党义治国，应集中人才，收群策群力之效。（七）关于中央与地方之关系，按照建国大纲采均权制度，不偏于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上述七项基础条件是汪等人政治建设的蓝图。1930年国民党内部的争战，又从蒋介石、阎锡山的争吵开始。阎怕蒋介石打垮其他派系后收拾他，便在1月22日的演说中公开提出“整个的党、统一的国”的主张，反对蒋独揽大权，用武力消灭异己。双方展开“电报战”，2月10日，阎要求与蒋共同下野，公开向蒋提出挑战。2月15日，于1928年8月回国就支持蒋介石的胡汉民与谭延、王宠惠致电阎锡山，声称:“国有纲维，党有纪律，个人进退，绝无自由”，批驳阎要求蒋下野的主张。16日，蒋介石发表昭告军人书，希望全国军人“明察叛变、讨伐之别，顺逆之分，公私之辨阎则与反蒋失败而被他控制在山西的冯玉祥达成一致的反蒋谅解。阎、冯与蒋介石的争斗愈演愈烈，阎、冯为能在政治上与蒋介石南京政府相抗衡，也想举出汪精卫的招牌;而汪也想借阎、冯的军事力量打倒蒋介石，以恢复他在国民党内的领袖地位。双方一拍即合，携手反蒋。于是，平津、香港间信使往来，鱼雁不绝，汪精卫随时准备北上参加反蒋大合唱。汪的行动受到了改组派内部特别是中下层干部的反对，他们认为阎、冯与蒋介石是一丘之貉，劝汪不应做军事投机。但汪精卫不同意，他强调政治是现实的，不打倒蒋介石，一切无从谈起。
1月中下旬，汪精卫派陈公博、王法勤北上，先与各派接洽，察看虚实。3月27日，陈、王动身去太原，与阎锡山等集议，会商组织党部的事。这时西山会议派的邹鲁、谢持也在平津活动，阎锡山电请他们到太原，讨论党务问题。经过协商，决定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然后组织政府。可是，这次会议由谁来召集呢?改组派与西山会议派为此争吵不休。他们大体达成了“汪主党、阎主政、冯主军”的协议。但是，由于改组派与西山会议派的争论，先成立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的计划却无法实现。4月1日，阎锡山通电全国，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就任副总司令，开始军事反蒋。党务急需汪精卫出面主持，因而多次致电汪精卫请其北上。汪精卫和陈璧君在香港商议行止，决定答应北上，但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故意延宕时日。
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一直势不两立，虽因都同受蒋的压迫，在反蒋上走到一起来了，但对党统问题却都非常敏感。陈公博认为，广州国民党二届中央是合法的领导，应该以此名义，组织党的领导机构，否则名不正言不顺。邹鲁则认为，他们是被二大开除党籍的人，改组派的主张实际上否认了西山会议派的合法性。只能以西山会议派的沪二届为党统。这样，各说各的理，互不相让。汪精卫则主张尽量调和矛盾，不要分裂，早日组成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以便由党的名义产生政府、总司令部。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在党统问题上反而争吵得越来越凶，双方开动宣传机器，互相攻击，其争论之烈，并不比战场上的厮杀逊色。这个反蒋联盟的龌龊内幕，无形中在新闻报道中泄露出来了。为了调解各方关系，阎、冯再次电促汪精卫尽快北上。后覃振煞费苦心，提出了折中方案，即成立一个中央党部委员会，由一、二、三届的“革命”分子参加，这样抛开了粤二届与沪二届的矛盾。5月初，在天津召开的讨论党务的会议取得了较圆满的结果。阎又派人持函南下，催汪速北上。
汪精卫为何在香港迟迟不肯北上?原来汪认为，北方各派争吵不休，过早北上，陷入争论之中，有碍取得党魁的地位。再就是汪精卫原希望桂、张能在两广取胜，开府广州，对他更有利。7月，桂、张军失败，他才把希望转到北平。此时，北方各派已经妥协，遂于7月15日偕陈璧君、曾仲鸣等绕道日本赴天津。22日，汪精卫一行乘日轮“加贺丸”到达塘沽口外。天津各界予以隆重欢迎，北平派专车到天津迎接。
1930年8月7日，各反蒋派的军阀、政客、党棍云集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正式开幕。会议通过了扩大会议宣言、组织大纲、中央政治会议规则等文件。会后，又推阎锡山、唐绍仪、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谢持等人为国府委员，以阎为主席。
阎锡山非常迷信，他要选择黄道吉日就职。民国十九年九月九日九时九分，阎锡山在怀仁堂宣誓就职。汪精卫居右，谢持居左，阎居中，颇有一番左右丞相簇拥新皇帝登基的景象。阎锡山之所以选择此日，谐音九九，有长治久安之意。9月13日，汪精卫主持扩大会议临时会议，并与阎、冯联名提出训政规约，省审查委员会条例，县审查决算委员会条例，地方保安条例四案。会议通过了训政规约及地方保安条例案。他还对记者发表谈话。称:“南京政府若不容纳下述四项条件绝难实行停战。（一）集国民会议。（二）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三）实行扩大会议提出之七项基础条件。（四）共同防剿赣湘鄂三省之共军。”
当北方阎、冯联军与蒋军鏖战于河南、山东，北平“扩大会议”热闹非凡的时候，拥兵几十万，徘徊在关外的、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张学良却在观望着。南
京、北平代表都到沈阳“各逞苏、张之舌，一劝其合纵，一劝其连横”，都想争取到张学良，以战胜对方。据说，阎锡山将一国宝周代铜镜送给张学良，以拉张入伙;南京政府委任张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而且送以巨款，使张的势力能伸向关内，要他助蒋一臂之力。9月18日，张学良发表出兵华北的通电，倒向了南京方面。20日晨，东北军入关，阎、冯联军腹背受敌。第二天，北平国民政府扩大会议的首脑，都避入太原，北平政府也就名存实亡了。
1930年9月9日，北平国民政府宣布成立，阎锡山等在怀仁堂宣誓就职。张学良出兵华北的通电，成了“扩大会议”的催命符。扩大会议的成员都纷纷自找门路，各行其是。阎锡山以“蒋军使用毒瓦斯，愿退避三舍”，将部队全部从前线撤下来。冯玉祥的西北军也在蒋军“银弹”、“肉弹”的进攻下，迅速瓦解。山西本来地狭财蹙，又来了一群扩大会议的显贵、阔佬，更增加了人民的负担，真是雪上加霜。山西人民为了表达他们对国民党军阀、党棍们的憎恶，在演唱山西梆子时，编进了扩大会议的先生们喝光山西醋的情节。
原想抱阎锡山、汪精卫的粗腿青云直上的政客们，万万没想到会被困在黄土高坡上。这里既没有香港、上海的灯红酒绿，也没有北平那么多百游不厌的风景名胜，他们人人情绪颓废，穷极无聊。有的写情诗，有的涂艳画。陈公博等人居然拿个山西梆子女艺人打趣开心，甚至陈璧君、覃振也参加起哄，一时闹得太原满城风雨。有人为此事写了一首打油诗:“国事真是丢那吗!近日心事乱如麻，从来不食山西醋，来看佳人郭艳霞。”这下把这群政客的丑恶灵魂都暴露无遗了。
阎锡山拿出一百万山西票子，资助扩大会议的人员遣散，这些政客们眼看着山西醋也不能喝了，遂各奔东西了。10月30日，汪精卫偕冯玉祥返太原，与阎锡山相晤，决定阎、冯下野，汪离晋。下午七时汪与阎锡山、冯玉祥在阎之总司令部晚膳，至晚九时辞去。11月1日晨，汪精卫偕夫
人及同行者二人，乘汽车出城，先至晋祠，略做流连。午餐后直赴大同，于阳明堡雁门关小憩，游览了长城古迹，赋七绝一首:
残峰废垒对茫茫，塞草黄时鬓亦苍，剩欲一杯酬李牧，雁门关外度重阳。
汪精卫面对残峰废垒、塞草凄黄的景色，为扩大会议唱了一道挽歌。汪精卫、陈璧君在天津住了几天，3日晨，两人由平绥铁道经张家口行抵北平。6日晨，由北平抵天津。11月中旬，汪精卫与陈璧君离津东渡，经日本转赴香港。21日，汪精卫致书改组同志会各党部各同志，宣布取消改组派。谓:“扩大会议各派之联合，各有不得不然之故，绝非一时利害的结合，也绝非苟且迁就。当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成立之后，就有人提议将从前各种派别一律消灭，我个人则认为时机未到。我如今提议所有各派应将原有组织一律取消，共同站在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下一致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