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9月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踌躇满志，大有主宰九州“舍我其谁也?!”傲视天下的架势，他更加独断专横，很快就与胡汉民交恶，使国民党内政潮又起。也使汪精卫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胡汉民与汪精卫势不两立，1927年汪精卫在武汉背叛革命，胡汉民已在南京与蒋介石合作，使汪精卫不能参加南京政权。后来汪精卫“改组派”反蒋，胡汉民就坚决助蒋。1928年8月末，胡汉民从欧洲回国，当时曾有人力劝胡不要再进南京去供蒋利用，胡回答说:“自古武人只能马上得天下，没有文人就不能马下治天下。汉高祖还要有个叔孙通帮他定朝仪。现在只要做到不打仗，就可以用法治的力量来约束住枪杆子。我即使不去南京，也自会有人去受他利用。”胡汉民和汪精卫都竞争着做蒋的政治工具是极其明显的。接着胡汉民就到上海、南京，倡议试行五院制。10月，把蒋介石捧上了国民政府主席之职。时人讥胡为叔孙通。因为根据孙中山先生手订的建国大纲，那时就行五院制，是颇为牵强的。南京国民政府真正控制的地方，只是长江下游几省，不过中国领土的三分之一左右。事实上仍处在军政时期，硬说是训政，又来一套宪政的制度，这是胡别有用心的作法。
1927年4月，胡汉民、蒋介石、王宠惠等在南京汤山聚会，他们是另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对峙的主要角色。
胡汉民之所以一定要去捧蒋，是为了抵制他的政敌汪精卫，同时也抱着一种政治上的幻想。胡当时几乎见人就称赞土耳其总统凯末尔的作风，因为凯末尔在带兵打败了希腊以后，经常住在风景地区，醇酒妇人，把国家大政交给一只眼的伊斯默。胡很想蒋也学凯末尔榜样，带新妻宋美龄到各地闲游。胡则以伊斯默自居。胡的老友邓泽如早就看透蒋的流氓根性，认定胡入宁将来必无好结果。在胡过香港时，邓以竹笼内装小黄雀相赠，象征日后胡的下场也会如此。胡对邓的话，概不入耳。
胡在南京做立法院长时期，真是帮了蒋的大忙，但蒋介石并不领情。蒋、胡二人因“训政时期”约法发生冲突，1931年2月28日夜，蒋介石以宴请议事为名，将胡汉民解送汤山俱乐部监禁起来。蒋的卑鄙行径，引起了舆论界的公愤，胡的亲信、党羽以广州为大本营，掀起反蒋浪潮。4月30日，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肖佛成、古应芬联名发出弹劾蒋介石的通电，指斥蒋违法乱党、窃夺军权、潜植羽翼。胡被扣后，孙科即派铁道部医官广东人邓某替胡看病（血压突高）。邓奉孙命秘密询胡应怎样办，胡拜托孙科及王宠惠一定要在两广建立反蒋局面救他，甚至不惜与汪派合作。蒋发觉各方反感很大，政治上必起变化，大请立法委员吃饭，疏通感情。蒋又极力拉拢孙科。有一天，请孙去吃饭。宋美龄十分殷勤，替孙不断地搛菜，并说:“我们是自己人（以亲戚口吻），他（指蒋）老了，以后一切，一定要哲生（孙科字）多多帮忙，不可见外。”孙不为所动。不久，孙科到上海，派梁寒操赴香港与汪接洽，汪立即同意，并以孙亲来广州为条件。
汪精卫见有机可乘，出来发表《为胡汉民被囚重要宣言》文章，责斥蒋介石“一面摆酒请客，一面拔枪捉人，以国民政府主席，而出于强盗绑票之行径，较之青霜剑中之狗官，有过之而无不及”，并表示要与胡汉民尽弃前嫌，密切合作，联合反蒋，并会晤了孙科、许崇智等。汪精卫的同党也大肆活动。4月，刘叔模因替华佛带信给汪精卫告之陈铭枢在上海的言行，到广州会见汪精卫。对会面情况，刘叔模回忆说:“谈完话之后，汪精卫把曾仲鸣叫出来到客厅里陪我，自己上楼写信去了。这次谈话经过的时间很长，大约在两小时以上。在两小时多的谈话时间内，汪精卫起坐不定。一会起身将这个窗户打开，一会又起身将那个窗户关上。或者倒一杯茶送到客人面前，或者将花盆从窗台移到桌子上。有时从沙发上移坐在椅子上，有时将椅子从这个方向移到那个方向。总之，每隔一个时间，甚至每隔几分钟，他总要起身一下，做一个动作。在他似乎是对客人表示殷勤，而在我则感觉到他并没有专心同客人谈话。以后见面次数较多，证明这简直是他的常例。”
汪精卫还在5月1日发表《致海内外各党部各同志东电》谓:“今者广东方面，见党国垂危，奋起挽救，此诚乃讨蒋之最后一着，吾人惟有相互戮力，以期得最后之成功。事变至此，宜即依据总章，召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解决一切。在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未开以前，须集合一切革命同志，共济艰难，只求精神团结，区区形式，不可置重。”9日，汪精卫还接见《南华星期报》记者谓:“本人对蒋介石曾忍耐过，也曾希望过。但1929年以后，知道这种忍耐与希望，是不能救党救国的，所以才决心将蒋打倒。蒋身为独夫，土崩瓦解之形已成，所以我对于此次倒蒋前途颇为乐观。我对于粤方此次倒蒋运动，决定在外从旁积极援助，无参加政府之意。”
在国民党各派系间昔日为敌，今日为友，翻云覆雨，反复无常，是司空见惯的事。什么汪派、胡派、西山会议派、冯派、桂派、粤派，这次三教九流人物凑到了一起。5月24日，孙科、陈友仁、许崇智等人抵香港，偕唐绍仪、张发奎、白崇禧等人，同去汪精卫宅与汪氏夫妇会谈合作事宜。汪表示:“过去我与胡先生不和，都是上了蒋介石的当。蒋之所以专横跋扈，就是因为我们不团结。这回反蒋一定要合作到底，即使万一失败了去跳海，也要抱在一起去跳。”第二天，汪精卫等联名发出通电，限令蒋介石于48小时之内，即行隐退。27日，在广州成立了国民党中央非常会议，以汪精卫、孙科、邓泽如、李文范、邹鲁五人为常委。同时成立了国民政府，推汪精卫、孙科、唐绍仪、古应芬、许崇智等人为常委，汪为首任主席。
汪精卫和胡汉民两派联合反蒋，实际上不过是互相利用而已。胡派分子对汪却有戒心。被囚的胡汉民也认为“目前舍汪无足与蒋对抗者，但陈（公博）、甘（乃光）万不能共事”。胡派对汪派采取了一个“去皮存骨”的方针，即只接受汪精卫个人，而不要汪派其他人物，如陈公博、顾孟余等人，都不准参加。胡汉民的话使汪精卫大为不满，认为是“去皮存骨”，想拂袖而去。因而在非常会议内部也矛盾重重，非常会议的主持人古应芬、陈济棠对汪精卫态度还好，对陈公博、顾孟余持一种排斥态度，如果不是孙科、李宗仁等极力劝汪忍耐，以团结为重，汪精卫和陈璧君已有两次发脾气要回到香港。这时正好陈公博由欧洲归来，汪对陈公博说:“我打算一有机会便走了，在广州非常受气，不独许崇智当众向我谩骂，连小小的西山会议派的桂崇基也当众和我为难。”陈公博劝汪应真诚与胡汉民合作，陈璧君立即气呼呼地说:“你劝汪先生与胡汉民合作，你知道不知道他们要去皮存骨，连你他们都不想要。”汪精卫和陈璧君商议，想派陈公博去上海与宋子文接洽，试探蒋、汪合作的可能性，陈公博没有接受此任务。这时蒋介石也派宋子文暗中拉拢汪精卫说:“广东要汪先生是只要骨头不要皮，我们南京要汪先生是连皮带骨一起要。”汪听后非常动心。汪反蒋，只是为了取得权力和地位，与蒋争天下，为达此目的，可不择手段。现在蒋主动来联汪，汪何乐而不为呢?当然是欣然同意了。
正当宁、粤间争闹不休，蒋介石在南方指挥内战之时，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东北数千里锦绣河山沦于日寇铁蹄之下。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全国抗日民主运动迅速高涨起来。强大的革命洪流，冲击着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这既迫使南京蒋介石不能不对广东让步，又迫使广东方面不能不对蒋议和。汪精卫的广州政府主张反对专制独裁，主张民主政治和主张积极抗日，于是学生们把汪精卫奉为他们的政治领袖。前往南京游行的学生们，欢迎汪精卫到南京主持党国大计，他们打出的口号为:“欢迎护党救国的汪先生”、“欢迎主张实现民主政治的汪先生”、“欢迎反对不抵抗主义的汪先生”。汪精卫则一方面批评蒋介石动用武力镇压学生，另一方面发表了他的政治主张。汪精卫在接见学生代表团谈话时说:“应付目前局势的方法，兄弟认为有八个字，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让，最低限度上不唱高调，这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宁、粤分裂是以蒋扣留胡为导火线的，在陈铭枢代表蒋介石南下议和中，粤方以最低限度须先释放胡为先决条件。10月12日，陈铭枢到南京，向蒋介石报告了议和经过后，立即提出释放胡的问题，蒋亦明知此点如做不到，粤方代表是不会来的，故被迫答应。次日下午陈铭枢即去见胡汉民，递交了汪精卫、孙科等人的联名信，并详述粤中情，同时劝胡捐弃前嫌，以国事为重，胡表示首肯。陈铭枢随即劝他先去见蒋，胡汉民亦同意。陈铭枢即陪同胡前去，蒋、胡见面时，表现尚觉融洽，胡汉民对东北问题发言甚多。当即由蒋决定，推陈铭枢及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吴铁城等同胡一起赴沪，候晤汪、孙等人，并欢迎他们入京，开和平统一会议。14日晨，蒋又亲往胡宅拜访，下午陈铭枢等陪同胡赴沪。胡汉民抵上海后，即致电唐绍仪、汪精卫、孙科等人，说:“弟亦容或为过误中之一人，然平日自检，担负以往过误则较轻，而今日盼望吾辈纠正过去错误之心最切。”胡汉民到上海后，古应芬、陈济棠替胡报仇的目的已达到，两人对和谈的态度颇为冷淡，汪精卫最热心，孙科的态度倾向于汪。
国难当头，宁、粤双方同时唱出和解的调子，听起来似乎是喜讯佳音，实际上，他们把国难之时当成重做政治分赃的好机会。汪精卫乘此要求进行国民党内权力的再分配。经蔡元培、张继、陈铭枢等人的调停，宁、粤双方决定在上海举行和谈会议。10月18日，汪精卫夫妇乘麦狄生总统号由香港去上海，行前，再次对陈公博、顾孟余表示，胡汉民身边净是政客，与我们格格不入，而与蒋介石合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20日，以汪精卫为首的粤方代表团一百余人到达上海，和胡汉民会合。汪精卫到上海后，常对人表示他们改组派人多，都想一官半职。汪愿当行政院长兼一个部长，用意是露骨地想当行政院长。陈公博也几次对大家说，最好叫汪做行政院长，好维持大家反蒋的团结。顾孟余是阴谋家，叫汪不宜在反蒋的局面下上台，不如稍候时机，在蒋、汪合作的形势下上台。胡汉民对汪精卫无诚意，不愿汪抓权。胡和汪从1926年离开广东以后，一直是遥遥对垒，到这时才因为似乎一致反蒋，才有可能见面。当时国民党中也颇有人以为这回胡、汪两个“领袖”能合作了，国民党可以改变了过去内部派系斗争的局势。
当胡汉民、汪精卫第一次在上海伍朝枢住宅见面的时候，汪作出一付谦虚诚恳的样子，对胡说:“中山先生在日时，我就是小兄弟，现在经过多少离合悲欢，回想起中山先生，真是痛心!我情愿听老大哥的教训。”于是胡也就公然用老大哥的口吻说了几句批评的话。然后胡汉民、汪精卫、孙科三个人同照了一张像，表示从此要团结起来了。可是他们一方面和蒋方代表在和平会议中明争，一方面又展开内部同床异梦的暗斗。胡汉民当时对于再返南京，最无指望，因之反蒋情绪最高。他生怕汪与蒋妥协，自己又不是和议代表，只有在后台出主意，极力鼓舞和推重孙科。
22日，蒋介石乘飞机抵沪，立即同宋子文会商，然后才约于右任、蔡元培、张继和陈铭枢晤谈。是日下午一时，蒋到孙科寓
所与汪精卫、胡汉民等人会见，彼此握手后，互道契阔，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巨头会谈，谈笑风生，握手言欢，真似亲密无间，旋即正式举行会谈。出席者为: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于右任、蔡元培、张继、陈铭枢、李文范、邹鲁、伍朝枢、张静江、李石曾、陈友仁、邵元冲、孙科、林森等十六人。众人入座后，由胡汉民请汪精卫先发言，汪起立说:“同志们年来隔离，致行动冲突，但系为公，非为私。此次代表粤方同志解决一切，共赴国难。”同时并提出粤方三项主张:“（一）国府组织宜如德、法总统制，由行政院负政治责任;（二）废除总司令职;（三）由一、二、三届中委任党事。”同时对蒋所拟关于他个人进退的电稿，表示赞同。蒋介石继起发言，先赞成汪发言，并说:“本人亦如是，公而忘私。”又说:“诸同志皆党中前辈，本人为后进，向来服从前辈。此次诸同志议定办法，凡胡、汪先生同意的事，我无不同意照行;若我不行，尽可严责。”言毕，李石曾发言，先述及国难和团结的必要，主张大家马上入京，已无须在沪会议。蔡元培、张继等即表同意。孙科立即起来反对说:“我们此来系代表粤府，须照预定程序，议有端倪始可入京，否则须电粤府请示。”汪随即说:“入京本无不可，不过现下若入京，则协议签诺之事，各方将误会吾人为自由意志，反为不佳。”蒋对汪言，表示谅解，赞成即在沪会议，并说:“胡先生可代表本人。”又叮咛地说:“胡、汪先生同意的事，无不照办。”就这样，蒋、汪、胡几年来的恩恩怨怨似乎告一段落。
经过蔡元培、陈铭枢、张继等人对宁、粤间的调停，10月27日，宁、粤双方在上海伍朝枢宅举行和平会议，粤方代表为汪精卫、孙科、邹鲁等，宁方代表为李石曾、蔡元培、陈铭枢、张继、张静江、吴铁城。会议争斗的焦点是:粤方坚持蒋介石下野为和平条件，而宁方力主“中枢不宜更动，维持党统”。11月7日，会议宣告结束，这是一次双方政治分赃的会议。会议经过激烈斗争，最后达成协议:双方“各于所在地”召开国民党四全大会，分别选出同等数量的中央执、监委员作为合作的基础，由双方选出的中执委召开一中全会，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实行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并改组南京国民政府，随后宣布取消广州国民政府。对此，鲁迅于10月29日写了一篇《沉滓的泛起》的杂文，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表演，“恰如用棍子搅了一下停滞多年的池塘，各种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着筋斗漂上来，在水面上转一个身，来趁势显示自己的存在了。”什么蒋派、汪派、胡派、西山派，都不过是被国难搅起的古的、新的沉滓而已。这时，蒋介石派宋子文去上海，给汪精卫送去二百万元。汪表示“不需要”，陈璧君立即说:“如果他不接受，我可以接受。”就这样，汪精卫、陈璧君决定卖身投靠蒋介石了。
按照双方的协议，11月12日至23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南京“四大”，蒋在开幕式上做了《党内团结是我们惟一的出路》的讲话，标榜大会的使命是“团结内部”、“抵御外侮”。通过了恢复汪精卫、陈公博、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李济深等481人党籍案。11月18日和12月3日，反蒋各派分别在广州和上海召开四大。广州四大在胡汉民主持下举行，会议提出“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口号，并坚持蒋下野和改组南京政府的要求。12月7日，广州中央党部正式宣布成立。因内部争论，造成会议分裂，汪派代表二百多人退会后回到上海。在准备袍笏登场之先，这班“代表”在上海大世界游艺场举行了一次内部分赃会议，在会议上选出了唐生智、王懋功、曾仲鸣、唐有壬、谷正纲、黄少谷、萧忠贞、邓飞黄、范予遂、陈孚木10人作为汪、蒋妥协条件中给予改组派的十名“中央委员”人选。因为大世界这个地方是演滑稽戏和妓女集中的地方，所以当时鄙视他们的都称之为“大世界中委”、“野鸡中委”。会议还决定了参加政府和党部分赃所得的部长人选。这群人为了争“中委”，争“部长”、“次长”，在会中结成了许多小集团，勾心斗角，各不相让，争持不下，结果打得一塌糊涂。同时因为有一部分“代表”由粤来沪时误了船期，在选了“中委”的第二天才赶到，这一部分人因为“中委”向隅，于是自以为于改组派有功，势在必得“中委”头衔的人又声称“选举非法”，大叫大闹。当时上海报纸把这场臭不可闻的丑剧都绘声绘影描述起来，讥诮他们这就是“共赴国难的序幕”。于是这班家伙才悄悄收兵，不好再公开闹了。
宣告下野的蒋介石走出中央会议厅大门。
三个大会开完后，粤方强烈要求蒋下野，12月15日，国民党在中央党部举行临时常会，在京中央执监委均参加，于右任任主席，决议案为:
（一）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蒋中正呈请辞职案，决准蒋同志辞职;推林森同志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同志代理行政院长。
（二）考试院长戴传贤、监察院长于右任、立法院长邵元冲呈请辞职案，决议慰留。
会后蒋介石发表辞职通电，略谓:“乃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已以委曲求全的精神，接纳全党团结之方案，而在粤同志迄未能实践诺言，共赴国难。胡汉民同志等微（五）日通电，且有必须中正下野，解除兵柄，始赴京出席等语。是必使中正解职于先，和平统一方能实现。权衡轻重，不容稍缓须臾，再四思维，惟有恳请中央准予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蒋再次施展“以退为进”的伎俩，宣布下野。
蒋介石行前曾约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谈话，说:“本人甚盼汪先生能不顾一切，任此艰钜。前在沪时，曾向汪先生面述此意，汪太客气，希望三位再代转达。中兴本党，非汪先生莫属。”同时蒋又留函致于右任、何应钦、孙科等人，说:“全会既开，弟责即完，故须还乡归田，还我自由。”并说:“此去须入山静养，请勿有函电来往，即有函电，弟亦不拆阅也。”次日，蒋果然登上了溪口妙高台。22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开幕。
会议:（一）推举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于右任、叶楚伧、顾孟余、居正、孙科、陈果夫等九人为中执会常委，并以叶楚伧为秘书长。
（二）选任国府主席、委员及五院院长案，主席团对于国府人选，提出声明两点:（1）五院院长及所属各部长、委员长不兼国委;（2）现任军人不兼国委。众无异议。
（三）选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
（四）选任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唐绍仪、张人杰、萧佛成、邓泽如、谢持、许崇智、王法勤、李烈钧、邹鲁、邵元冲、陈果夫、叶楚伧、宋子文、王柏龄、方振武、熊克武、阎锡山、冯玉祥、赵戴文等33人为国府委员。
（五）选任孙科为行政院长，陈铭枢为行政院副院长，张继为立法院长，覃振为副院长，伍朝枢为司法院长，居正为副院长，戴季陶为考试院长，刘芦隐为副院长，于右任为监察院长，丁惟汾为副院长。
（六）通过中央政治会议组织原则:（1）中央政治会议以中执监委组织之;（2）中政会议设常务委员三人，开会时轮流做主席;（3）中央候补执监委得列席中政会议。
（七）选举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为中政会议常务委员。
（八）关于国难会议、国民会议及国民代表大会等之组织及缩短训政实行宪政各案，决议:（1）国难会议由国民政府于半个月内召集，讨论御侮、救灾、绥靖各事宜;（2）国民救国会议之组织及召集，由中常会筹议办理;（3）应从速限期完成地方自治，筹备召集国民代表机关，交中常会遵照建国大纲妥速议定办法。
四届一中全会闭幕时，冯玉祥始到京，当天他着青布短棉袄进入会场，其朴素作风便引起了全场的注意。他在会上发表演说，说:“只有自己到总理陵前痛哭流涕，责备自己对不起国家，痛自忏悔。党中先进同志，汪先生学识宏富，胡先生是总理信徒，玉祥自己是混账。蒋先生有其长处，有其短处，在郑州同我结金兰时，有海枯石烂，此志不渝，结果竟自打起来，致成今日之局。盼同志用手用嘴将此三人拉在一起，到总理陵前认罪忏悔。”出乎意料的是，汪精卫突然称病不至。此时，蒋、胡、汪三人各有用心:蒋介石游玩于山水之间，心怀诡计，待机而起;汪精卫安坐于上海租界，假称养病，窥测跨入南京中枢的门径;胡汉民则以广东为根据地，与蒋介石周旋到底。冯自参加一中全会闭幕会以后，旋即到沪晤汪。冯对人说:“此次南来目的，完全想团结同志，以谋抵制暴日，故望各领袖能在一块负起救国责任。”又说:“若汪于最近期内痊可，当劝其速入京;对胡亦同样希望，必要时拟到香港一行;对蒋亦望其能尽其责，共赴国难。”冯在此期间，对团结合作，极为努力。在一片劝驾声中，蒋、汪、胡仍无入京表示，孙科于1月8日晚中委谈话会中说:“愿回粤一行，促胡北来。”于右任等力阻，以孙负行政责任甚重，不能离开。孙说:“将短期离京，到奉化请蒋，到上海请汪。”各方仍多方劝阻。散会后，孙即同财政部长黄汉梁乘车赴沪。事为居正得知，立即赶到车站，时车已开动，居即嘱站员摇铃停车，旋登车劝阻。孙坚决表示:“本人定将胡、汪、蒋一齐拉到南京，以求达到兴正团结之目的。”孙到沪后，即电胡速驾，又准备到奉化劝蒋，因未得蒋肯于接见的复电，故未便成行，乃改派何应钦、居正前往。此时的孙科真是彷徨失措，大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
为了实现蒋、汪合作，12月17日，汪精卫派陈璧君、陈公博、顾孟余、曾仲鸣等人去南京，与蒋介石洽谈。行前，汪精卫在病榻上叮咛陈公博说:“你们到了南京，对于一般老先生势必要让他们一点。”他们到南京后，住在铁道部官邸，蒋介石当天就打电话给陈璧君，因铁道部官邸人员太杂，邀请他们去军官学校见面。经过秘密谈判，达成了蒋、汪合作的协议。第二天，蒋介石在励志社宴请在南京的中委，蒋介石、林森、陈璧君、陈公博先后发言。1932年1月12日，陈铭枢同张群乘火车返沪，车抵笕桥，蒋来电令折回，即下火车改乘蒋派来的汽车回杭，重到澄庐晤蒋，蒋书亲笔信一封，交陈铭枢携沪转汪。16日陈铭枢至沪，即将蒋函交顾孟余转汪。汪得蒋函后，当天下午即赴杭，行前发出两电，一致胡汉民，一致孙科，说他已应蒋邀赴杭。17日，蒋介石派贺耀祖为代表，陪同陈璧君、顾孟余、褚民谊等人去上海，欢迎汪精卫去南京。接着汪精卫又赶到杭州，同蒋介石、孙科、张继、张静江五人，在杭州西湖风景优美的烟霞洞举行会议，“相见甚欢”，“甚为融洽”。蒋、汪实现合作。次日蒋、汪合电致孙科，说他们将候胡来后，即联袂入京，并要孙电胡速驾。同时，蒋、汪又合电致胡，请他北来，“一同入京，协照哲生及诸同志。”胡汉民复汪精卫电，除称病谓“非长期休养不可”外，并谓:“只须中央行责任内阁之职权，必能发展开一新局。”胡汉民被蒋介石抛弃了。17日，张继、张静江由京乘汽车赴杭，当晚与蒋介石、宋子文密谈。次日上午，蒋派毛邦初亲驾蒋自备飞机到京，直入国民政府找孙科，说蒋、汪有要事相商，须立即前往。孙即与何应钦、吴铁城同去，当日下午一时许抵杭，即赴烟霞洞。当时张继、张静江正宴请在杭的各中央委员，蒋、汪均在座。宴毕即在别室密谈，参加者有蒋介石、汪精卫、孙科、张继、张静江五人。会议内容，秘而不宣。会后记者问孙科会谈结果，孙答:“圆满，圆满。”又问:“何时回京?”孙答:“就去。”孙在杭呆了两天，20日同汪一起由沪入京，21日蒋直接由杭入京。此时蒋、汪分别发表谈话，论调完全一致，一拍一合，俨似表演双簧。
自蒋、汪先后入京，22日在南京的中央委员齐集励志社会谈，先由何应钦报告关于接到朱绍良、熊式辉电报前方“剿赤”军事及军事问题，然后由吴铁城报告上海日本人发动暴乱情形，再次由覃振报告最近外交状况。报告完毕，到会的中委均默不作声。数分钟后，蒋起立发言说:“关于对日问题，无论和与战两办法，惟须国内真正实现团结一致。总之金瓯不能有一点缺损，否则殊难对付他人的整个计划。”23日蒋、汪、孙等在宋子文家密谈，达三小时，对陈友仁提出的对日绝交方针，反对者居多。24日开特务委员会，讨论对日问题，其他各委均未发表任何意见。惟蒋、汪二人发言最多，论调完全一致，都认为:“已往既不能战，又不能和，今后将为国家百年大计打算。”并说:“陈的外交政策，是不懂国情，徒作孤注之一掷。”继又表示:“决将以忍辱负重、脚踏实地之精神，为有效之努力。”其余中委未发表任何意见，会上否决了陈的对日方针。当日陈提出辞呈，与孙科一同赴沪，旋孙亦辞职。以后中执会、中常会均有电致孙，请打销辞意，并派居正、张继、张静江赴沪挽留。后又派何应钦、吴铁城前往，孙行踪秘密，终日寻找不获。
27日，蒋、汪召开中政会议，到会委员60人，汪精卫任主席，决议要案:“（一）函中央执行委员会，本会议常务委员已到京，特务委员会应毋庸存在;（二）成立外交委员会，选出委员人选，蒋作宾为主席兼常务委员，顾孟余、顾维钧、王正廷、罗文干为常务委员。”
28日，蒋、汪召开中常会，蒋介石任主席，会议决议:（一）行政院长孙科辞职照准，选任汪精卫为行政院长;
（二）立法院长张继辞职照准，选任孙科为立法院长，孙科未到职以前，由覃振代理。
就在当天晚上开会后的数小时以后，卫戍京沪的十九路军，在全体人民的推动下，在淞沪揭开了民族抗战的序幕。3月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又决议由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此形成了蒋主军、汪主政的蒋、汪合作的新局面。汪、蒋合流，共同统治中国的时期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