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禁止鸦片的问题
道光二十年到二十二年（1840年到1842年）的鸦片战争，是封建的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转折点。
在鸦片战争前的七十年间，以英国人为主，外国商人一年比一年增加地向中国贩运鸦片。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印度实行鸦片专卖，这时每年已有一千箱鸦片输入中国；到了嘉庆年间（十九世纪初期），每年输入量增加到四千多箱；到了鸦片战争前几年间，每年多到四万箱左右（每箱一百斤或一百二十斤，在鸦片战争发生时，每一箱在中国海口出售价格按质量高下为四百银元到八百银元）。
在战前时期的正常贸易中，英国商人主要向中国输出毛织品和印度棉花，而从中国输入茶、丝等物。由于中国社会自给自足的经济，加上政府在对外贸易中实行限制和防范的政策，英国不可能在中国为自己的商品打开市场，因而出现贸易逆差。英国商人曾努力向中国推销棉纺织品，但销路很小，改变不了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商人发现鸦片是对他们最有利的商品。它的售价比成本高得多，而且它具有这样的特殊性质：人们只要吸鸦片成瘾，就不能不经常地、愈来愈多地需要它。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如果吸毒成风，就会成为鸦片的广大市场。因此，不顾中国官方的禁令，非法地大规模地向中国推销鸦片成为英国商人追逐高额利润，并改变对中国贸易逆差的重要手段。据英国官方材料，在1837年7月到1838年6月这一个年度内，中国从英国（包括印度）的进口总值是五百六十万镑，其中鸦片占百分之六十（三百四十万镑）。而这年中国对英国的输出总值是三百一十万镑，中国入超二百五十万镑。这就是说，除掉鸦片，在正常贸易中，英国人卖给中国的商品总值比它所买去的中国商品总值少九十万镑。
那时，美国人也从土耳其贩运鸦片到中国来。其数量仅次于英国，例如，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在输入中国的鸦片总额四千五百箱中，美国占一千九百箱。
中国方面，早在嘉庆四年（1799年）就已禁止鸦片进口。嘉庆年间，曾多次发布这种禁令。例如嘉庆十九年（1814年）的上谕指出，“鸦片烟一物，其性至为毒烈，服之者皆邪慝之人，恣意妄为，无所不至，久之气血耗竭，必且促其寿命”。还指出：“其来由于番舶先至广东进关后，以渐贩往各省”。这道上谕认为在海关上认真查禁，是禁烟的比较易行的办法，“如（外国商人）仍有违禁私与中国商民交易者，查出按例治罪，杜其来源，较之内地纷纷查拿，实为事半功倍”。（注：《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四册，故宫博物院1932年编印，页19。）但是这些禁令并没有起什么效果，鸦片仍源源不绝地输入中国，外国商人贩卖鸦片的船只公然停泊在黄埔。
道光元年（1821年）起，在广州海口上，形式上加强了禁烟。“凡洋艘至粤，先由行商出具所进黄埔货船并无鸦片甘结，方准开舱验货。其行商容隐，经事后查出者，加等治罪”。（注：江上蹇叟（夏燮）：《中西纪事》卷四，同治四年刻本，页2。）这是把责任加于官许的经营进出口贸易的中国“行商”身上。道光三年（1823年）两广总督阮元奏折中说：“现在内港及黄埔、澳门、虎门各海口，尚无偷透”，这是说，正式进口的商品中没有鸦片。但是他承认，“外海地方，潜行贩卖，越入各省，不能保其必无”。（注：《清道光朝外交史料》第一册，故宫博物院1933年编印，页41。）事实上，鸦片进口的主要途径是通过非法的走私，“鸦片趸船尽徙之零丁洋，其地水路四达，凡福建、江、浙、天津之泛外海者，就地交兑，其销数之畅如故也。”（注：《中西纪事》卷四，页2。）不但“如故”，而且走私买卖的规模越来越大。英国和美国商人用来囤放鸦片的趸船，从黄埔移到了珠江口外的零丁洋（亦称伶仃洋）上，外洋运来的鸦片都存在趸船上。外国的鸦片贩子在广州和中国商人进行交易，由中国人的走私船到趸船上取货。这些走私船备有武器，成群结队，自由地越过关卡，把毒品输送到广东、福建、浙江以及其他沿海省份。层层官员对此不闻不问，他们从外国的和本国的走私贩子得到了大量的贿赂，有些官员自己就参与走私活动。甚至两广总督也用官船供走私贩运。许多地方官员以及在他们背后的中央大员直接间接地从鸦片走私中得到好处。依靠走私的途径，英国、美国的鸦片贩子无所顾忌地进行着他们的肮脏的贸易。
清朝官方渐渐地发现了由于鸦片大量进口而引起的一个后果，就是现银的出口。嘉庆年间，朝廷在禁止鸦片进口的同时，也禁止“偷漏银两出洋”。但那时还不很清楚这是密切相关的两件事。按正常的商品贸易来说，中国是出超的，其所以出口现银，就是因为大量鸦片走私进口的原故。道光十一年（1831年）监察御史冯赞勋的奏折说清楚了问题：“查烟土一项，私相售买，每年出口纹银不下数百万，是以内地有用之财而易外洋害人之物，其流毒无穷，其竭财亦无尽。于国用民生，均大有关系。”（注：《史料旬刊》第三期，故宫博物院文献馆1932年编印，页83。）早在道光初年，已经开始出现“各省市肆银价愈昂，钱价愈贱”（注：监察御史黄中模道光二年（1822年）的奏折。《道光朝外交史料》卷一，页14。）的现象。一两银子在道光元年（1821年）前后值制钱一千文上下，到了道光十六到十八年（1836-1838年），值到一千三百到一千六百文了。当时人们认为，这就是现银出口，内地银两短绌所造成的结果。银贵钱贱使各级地方官员感到吃亏，他们以各种名义向百姓征收的税大多是钱，而向上报销则以银两计。道光十三年（1833年）江苏巡抚林则徐说：“近年以来，银价之贵，州县最受其亏。而银商因缘为奸，每于钱粮紧迫之时倍抬高价。州县亏空之由，与盐务之积疲、关税之短绌，均未必不由于此。要皆偷漏出洋之弊有以致此也”。（注：《林则徐集·奏稿》，中华书局1965年版，页136。）由于鸦片私运入口造成了银贵钱贱，造成了对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不利的影响，所以禁止鸦片就更显得是个迫切问题了。
虽然朝廷几乎每年都下令禁止进口和贩运鸦片，但是这些禁令都不发生效果，腐朽的官僚机构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事实上，越是严厉禁止，贩运鸦片的利润越大，各级官员也越可以得到更多的贿赂。于是有的官员提出了“变通办理”的主张，其代表是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他在道光十六年（1836年）上了一个奏折，主张“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也就是让鸦片贸易合法化，使官员们从走私商人得到的贿赂变成国家的税收。他以为，嗜鸦片的人都是“游惰无志、不足重轻之辈”，所以除了“文武员弁士子兵丁”以外，可以听任民间吸食。至于漏银的问题，他以为在鸦片贸易合法化后，规定“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就可以解决了。（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此书以后简称《鸦片战争资料》）第一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页471-474。）
许乃济的“弛禁”主张立即得到广州的一些大员（两广总督邓廷桢等）的响应，但也遭到了另一些官员的反对。御史袁玉麟很有力地驳斥了许乃济提出的论点。他说，政令应该是划一的，既然在民间开禁，就无法禁止“官弁士兵”吸食。只准“以货易货”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并没有那么多出口货用以同鸦片交换，“内地载出之茶叶大黄等货，与外夷载入呢羽钟表等货，仅足相抵。今每岁添入二千万两银之鸦片，则内地安得再有二千万两之货与之相抵”，因此既然准许鸦片进口，那就必然只好用银子去买。（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以后简称《道光夷务》）第一册，齐思和等整理，中华书局1964年版，页11-12。）
弛禁的主张显然站不住，但是怎样才能有效地禁止鸦片，应该从何下手呢？道光十八年闰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认为只在海口禁止鸦片进口是无效的，根本办法是禁止吸食鸦片，他主张对吸鸦片的人限期一年戒绝，过期犯禁的处以死刑。皇帝把他的奏折发交各省官员征求意见。最坚定地支持他的主张的是湖广总督林则徐。他还提出了禁止吸食鸦片的六条具体办法，并在两湖地区切实执行，取得良好效果，获得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和拥护。黄爵滋强调因鸦片进口而“漏银”的危机：“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注：《道光夷务》第一册，页32。）林则徐也认为，鸦片流行，不但吸食的人受害，而且使财富“漏向外洋”，所以必须视为严重的问题，“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注：《林则徐集·奏稿》，页601。）他们是从维护封建统治政权立论，所以道光皇帝不能不为他们的主张所打动，官员中也没有人能公开表示反对。
当时，吸食鸦片很普遍，各级官员和各级衙门里的人员，军队里的军官和士兵，嗜好这种毒品成瘾的人越来越多。所以，黄爵滋的那种逾期不戒烟的人处以死刑的主张，是许多官员不赞成的，道光皇帝也没有采纳。但是弛禁的主张是没有人敢提了。提出弛禁主张的许乃济受到了降职的处分。曾经同意弛禁的两广总督邓廷桢也表示应当禁止贩运鸦片。以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为首的一些大员是鸦片走私得利者在朝廷中的代表，他们希望维持鸦片走私，一贯地暗中抵制和破坏禁烟措施，在表面上则以“有伤国体”为名表示不同意公开买卖鸦片。
道光皇帝这时下了决心禁止鸦片，他想从禁止鸦片进口来解决这个问题。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1838年12月31日），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到广州去专办这件事情。
（二）林则徐的禁烟和英国侵略者
林则徐(1785-1850)，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是主张严禁鸦片的主要代表人，也是鸦片战争时期清朝官员中抵抗派的首领。他在嘉庆十六年（1811年）中进士进入官场，先后在浙江、江苏、陕西、湖北、河南等省任地方官，还在河南督修过堤工，比较了解社会的情况和民间的疾苦。他曾与黄爵滋、龚自珍、魏源等提倡经世之学，他们是一群对腐朽黑暗的现实政治不满，要求有所改革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道光十二年林则徐任江苏巡抚，比较注意兴修水利，十七年调任湖广总督。在他受任钦差大臣离京时，他的朋友龚自珍写了一篇送行文章，文章说，在广州禁烟，外国人可能动武，应该有所准备。林则徐复信同意这种看法。龚自珍的文章还要林则徐警惕在广东的官员绅士中都会有阻挠禁烟的人。对此，林则徐答复说，他所担心的还不是在广东那边有人阻挠。这实际上是说，阻挠可能来自京城。所以他说：“如履如临，曷能已已！”（注：龚自珍：《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附林则徐的《复札》。见《垄自珍全集》上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页171。）他知道是冒着风险去广州的。
林则徐在道光十九年正月下旬（1839年3月）到达广州，立即雷厉风行地开展禁烟运动。原来并不赞成严禁鸦片的两广总督邓廷桢在形势推动下，转变为禁烟派中得力的重要人物，他向林则徐表示一定要“合力同心除中国大患之源”。林则徐在赴广州途中，已经根据他所掌握的情况，开列了一批“汉奸”的名单，通知广东地方官迅即把他们拘拿起来。这批汉奸都是勾结外国鸦片商人从事走私贩运的人。
外国商人根据多年的经验认为，清朝官员都是可以买通的，官方的禁烟无非都是没有雨的雷声。他们没有料到，新来的钦差大臣表现了完全不同的作风。他到广州半个月后，通知外国商人把运抵海口存在趸船上的鸦片全数缴出，毫无通融余地。他还指名捉拿多年来从事鸦片走私，恶名昭著的英国商人（以后改为把他们驱逐出境，不准再到中国）。由于他所采取的坚决措施，二百多英国商人终于在当年三四月间被迫交出了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鸦片。英国政府派驻广州的商务监督义律，不让英国商人把鸦片烟直接交给中国官方，而要先交给义律，再由他以英国商务监督的名义交给中国政府。义律采取这种做法是为了使鸦片纠纷成为两国政府之间的问题，为下一步的阴谋作准备。他的这种做法恰好表明了英国政府是公然支持非法私贩鸦片的。当时，美国在广州的商人也被迫交出了一千五百四十箱鸦片烟，同样经过义律的手转交。
英、美商人交出的鸦片二万多箱，约二百三十多万斤。林则徐把它们全部在虎门当众销毁。销毁的方法是在海滩上挖了池子，把鸦片浸泡在盐卤水中，再投入石灰，使它沸腾起来，最后引潮水冲入海中。有些外国商人看到了这个场面，他们承认销毁工作确是做得很彻底。在贪污成风的清朝官场中，查禁鸦片一般都成为发财致富的手段。林则徐的销毁鸦片是一个非常突出的行动。
林则徐还要求外国商人具结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注：《鸦片战争资料》第二册，页243。）义律在被迫交出鸦片之后，指使英国商人拒绝按照林则徐的要求具结，率领他们在四月十二日退出广州。这些商人先是住在澳门，后又都到了泊在九龙的尖沙嘴附近的海船上。义律下令英国商船一律不准进入黄埔做买卖。他向英国政府报告，要求派军队来准备武力解决。所以在林则徐销毁鸦片以后，中英间贸易断绝，其责任是在义律，而不在林则徐。
林则徐并没有封锁广州海口。相反的，他认为，正常的贸易应当照旧进行。任何国家的商船，只要不夹带鸦片，并且具结承认以后也不带鸦片，都允许进口。在四月以后的六个月内，有四十五艘美国商船和其他国家的十七艘商船相继具结进口。英国的商船，虽然急于想把装载的货物脱手，但由于义律的命令，只能继续停泊在海上。五月二十七日，在九龙的尖沙嘴发生了英国水手行凶杀死了一个中国人的事件。林则徐要求英国人交出凶手，义律无理地拒绝。这时，义律手下有两艘军舰，七月二十七日，义律率军舰突然炮击九龙山口，那里的中国水师船和炮台发炮还击。即使这样，林则徐仍然表示，只要英国人把凶手交出来，只要英国商船具结不再贩运鸦片，广州港口仍然是向英国人开放的。林则徐还派员在澳门同义律谈判，但义律只是用谈判拖延时间，等待国内的军队到来，所以谈判没有结果。
九月间有两艘刚从印度开来的英国商船不顾义律的禁令，按照林则徐规定的条件请求准予进口，这是义律不甘心的。九月二十八日，义律率领军舰闯入珠江口，在穿鼻附近阻拦进口的英国船，并和水师提督关天培所率领的中国师船接战。在紧接着的十天内英国人又连续六次进犯驻有中国军队的官涌（九龙尖沙嘴以北的一座小山梁）。林则徐和邓廷桢在军事上已经做了些准备，所以英国人的这几次进攻都被打退了。这虽然不是取得大胜，但确也使英国人看到，在广州是有戒备的，对于侵入者是敢于抵抗的。林则徐、邓廷桢把这几次战斗向朝廷作了报告，按照官场的向例，这类报告不免有些浮夸的字眼，例如奏报中说：“旬日之内，大小接仗六次，俱系全胜”。但总的说来，这个奏报还是比较实在的。奏报中说明对待英国人的态度是：“苟知悔悟，尽许回头”，这就是说，并不准备同英国决裂。所以“他国货船遵式具结者，固许进埔（黄埔），即英国货船，亦不因其违抗于前，而并阻其自新于后”。林则徐派官员对于已经进口的一般英商船的船长，“面加慰谕”，而对于因英国兵舰阻拦未能进口的另一般英国商船，也准备“查明下落，护带进埔”。（注：《道光夷务》第一册，页241-243。）林则徐这时当然不知道英国政府将要派军队来。他是紧紧抓住禁止鸦片这一个问题，采取了既有原则，又比较稳妥的政策。
但是，在北京的道光皇帝的头脑愈来愈发热了。他在接到林则徐等关于七月二十七日九龙山炮战的报告时已经亲自批示说：“朕不虑卿等孟浪，但戒卿等不可畏葸。”（注：同上书，页226。）对于林则徐等“接仗六次，俱系全胜”的奏报中所说的对英国商人政策，皇帝认为是错误的。林则徐等说：“英国商人苟知悔悟，尽许回头”，皇帝批示道：“不应如此，恐失体制”。林则徐等说，对于愿意具结的英国船，许其进口，皇帝批示道：“恭顺抗拒，情虽不同，究系一国之人，不应若是办理。”皇帝下令说：“著林则徐等酌量情形，即将英吉利国贸易停止，所有该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结”（注：同上书，页242-243。）。
林则徐不能违抗朝廷旨意，他宣布“自十一月初一日（1839年12月6日）起，停止英吉利国贸易”，（注：同上书，页247。）十二月初一日（1840年1月5日）又进一步下令禁止一切英国船只进口。但即使在这以后，林则徐和义律之间还交换过几次信件，并没有决裂。直到英国政府派出的侵略军队到达广东海面的时候，情势才发生了根本变化。
1840年2月（道光二十年正月），英国政府决定派出所谓“东方远征军”开往中国。当时英国议会曾辩论对中国出兵是否合理的问题。议院中的“反对派以拒绝为支持一种恶毒的、有伤道德的交易而进行战争的理由反对政府的政策”。（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中译本三联书店1957年版，页284。）所谓“恶毒的、有伤道德的交易”当然就是指鸦片贸易。下议院中仅以微弱的多数通过支持政府的立场。内务大臣罗素向议会发言为政府的立场辩护，说明英国开战的目的是：“为商务监督及女王陛下的臣民所忍受的暴行与虐待要求赔偿，为英国商人们在恐吓与暴力之下所受到的损失要求赔偿，为英国商人们的人身和财产获得保证，使今后免受暴虐与残忍的待遇，并能够在正常的情况之下经商”。（注：Maspero:《中国》，据张雁深译文。）许多英国资产阶级的历史著作力图证明，英国当时对中国作战虽然因中国方面禁烟而引起，但并不是为了保护鸦片贸易，而是为了要求在“平等”地位上进行正常的贸易。中国有些资产阶级学者也附和这种说法。当时英国官方对作战原因的公开说明，例如上举罗素的话，的确都小心避免提到鸦片烟，但是所谓“英国商人们在恐吓和暴力之下所受到的损失”，很明显的就是针对林则徐迫使英国商人交出鸦片烟而言，所谓“为英国商人的人身和财产获得保证”，就是针对林则徐提出的如果以后再贩烟“货尽没官，人即正法”的要求而说的。既然如此，怎么能说不是为保护鸦片走私呢？
至于说，中国的封建皇朝在贸易关系上不以“平等”态度对待外国，所以英国发动战争是为了争取“平等”。——这是一种强盗逻辑。强行进入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否认这个国家有权自行规定自己的对外政策和对外贸易制度，企图用武力来取得在这个国家中为所欲为的地位，而称之为要求“平等”，这是十九世纪的作为世界霸主的英国资产阶级的强盗逻辑。
英、美的有些历史书说，如果不是林则徐禁运鸦片，英国对中国的这次战争也会发生。这种说法是对的。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发动这次战争，除了保护鸦片走私以外，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当时英国资产阶级中热心鼓吹对中国作战的有两部分人，一部分人是鸦片走私贩子，例如被林则徐驱逐出境的查顿和玛地臣。这两个人多年在中国沿海从事鸦片走私而发了财，回国后不久，都成了国会议员，玛地臣还受封为爵士。另一部分人是同对中国贸易有关的工业、商业、航运、金融等方面的资本家。他们竭力企图把英国的工业制造品推销到中国去。当时英国已经发生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的危机，英国资产阶级在全世界到处寻找新的市场。中国这样一个广大的国家自然成了他们觊觎的目标之一。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在对外贸易上的那些限制和规定是使英国工业品不能畅销于中国的主要障碍，因此他们主张用武力冲破这种障碍，使中国成为对于英国商品自由开放的广阔市场。如果没有林则徐禁止鸦片，英国资产阶级也会找另一借口来发动战争，这是可以断言的。（注：法国作家Cordier论述鸦片战争说：“要找一作战的借口是很容易的。但是一个信基督教的国家，却在一个所谓野蛮国家的君主努力停止一种很不道德的贸易的行动上，去寻找开战的借口，是不太值得的。”（Cordier:《中国通史》，据张雁深译文））
英国资产阶级在1840年发动战争是以保护肮脏的鸦片走私为其直接原因，企图用武力迫使中国放弃一切自我保卫的措施，而向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自由开放——所以这次战争，在英国方面，完全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
（三）战与“抚”
道光皇帝无论在禁烟问题还是在战争问题上，都没有一贯的坚定的方针。以禁烟来说，他虽然曾经显得很有决心，但是一遇到阻力时，他的决心就象肥皂泡一样消失了。在他的朝廷中，有许多官员本来就不赞成严禁鸦片，因为鸦片贩运是为他们带来好处的。而主张禁烟的多数官员也只能寄希望于用一种比较省力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腐朽的封建统治集团，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消除自己身上的痼疾。虽然事实很明显，把外国鸦片贩子运来的毒品接运入口，把鸦片运销国内各地，都与各级官员的包庇、受贿有关，而且许多大小官员就是鸦片的嗜好者。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比较显要的官员因鸦片而受到惩治。皇帝和官员们对于外国情况并没有任何了解，以为只要略施威吓，并以停止贸易为武器，就可以使外国商人再不敢私贩鸦片，从而一劳永逸地在国内禁绝鸦片了。因此他们认为，从外国的鸦片贩子下手来解决禁烟和相连带的白银外流的问题，似乎是最省事的办法，用不着同时向自己内部的贪污腐朽做斗争，就能解决问题。道光皇帝在决心禁烟时派林则徐到广东，其动机也就在此。他没有料到，在外国的鸦片贩子的背后，有着他所吓不倒，反而使他吓倒的一种力量。
在封建统治集团中，林则徐是头脑比较清醒的一个人。他在就任钦差大臣以前，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也是全不了解的；到达广州之后，他很重视探访外情，注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和动态。他组织人编译澳门报刊上的材料，还积累资料，编辑《四洲志》草稿，以求了解这些国家的历史、疆域和政治情况。虽然他所了解的还很有限，但是他渐渐懂得，对于这些国家是应该认真对待的。
林则徐在广东力谋加强戒备。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初他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原任两广总督的邓廷桢调任闽浙总督）。他在虎门口外海面设置木排铁链，又购买西洋大炮，添置炮台、炮位，在珠江口两岸加强布防。他命令水师提督关天培等率领水陆官兵认真操练。看到了沿海人民对英国侵略者的同仇敌忾，他认为“民心可用”，召募了一些渔民、蛋户加以训练。根据当时的军事形势，他认为必须采取“以守为战、以逸待劳”的作战方法。
英国政府派好望角海军提督懿律（义律的兄弟）统率所谓东方远征军，并委任他和义律为全权代表同中国交涉。道光二十年五月（1840年6月），英国侵略舰队到了广东海面，宣布封锁广州，禁止所有船只进入广州省河。林则徐移驻虎门，校阅水师，并且张贴告示，动员人民，准备作战。懿律和义律根据英政府的训令，避免在广东拖延，率舰队主力北上。六月初侵略军在厦门海面与闽浙总督邓廷桢统辖下的水师发生冲突。接着英军乘福建以北防务空虚，向浙江沿海进攻，首先到舟山海面，登陆占领定海县城。一部分英军驻守定海，其余继续北上，七月十六日到了天津的白河口。
朝廷一面空喊要在浙江进剿，收复定海，一面看到外国兵船迫近京畿，十分紧张，只想用温和的方法劝使他们自动退到南方去。按当时统治者的语言，这叫做用“抚”的方法。所谓“抚”，实际上成了屈服和投降的别名。
直隶总督琦善在白河口象接待客人一样地接待了英国兵船。懿律和义律把英国外相帕麦斯顿致中国“宰相”的照会交给琦善，由他送呈皇帝。（注：照会见《道光夷务》第一册，页382-387（这是当时皇帝读到的译文）。）皇帝从阅读这个照会中得到的结论是，英国兵船并不是来挑衅的，只是因为林则徐等在广东查禁鸦片办理不善，所以才北上请求“昭雪伸冤”。其实，帕麦斯顿的照会明明包含着极端粗暴的勒索和讹诈：要求按价赔偿“所有逼夺之货物”（这是指被林则徐没收销毁的鸦片）；要求割让一个或几个岛屿；为达到这些要求，要封锁中国海口，并对某些地方实行军事占领，未得满意结果时，不能停战；而英国这次出兵的一切费用，要由中国负担等等。
道光皇帝下谕指示琦善拒绝割让海岛和偿还烟价：“当日呈缴之烟，原系违禁之件，早经眼同烧毁。既已呈缴于前，即不得索价于后”。至于要中国担负英国出兵费用一点，皇帝没有提到，他那时大概以为这不过是异想天开的奇谈，根本不值得答复。但是皇帝的谕旨中又说：“上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仗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朦，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驰至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伸冤抑。该统帅懿律等，着即返棹南还，听候处理可也。”（注：《道光夷务》第一册，页391-392。）琦善在致懿律的照会中照样写上了这些话。（注：同上书，页387-388。）很明显，这是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林则徐，想以惩办林则徐来搪塞武装进犯的洋人。帕麦斯顿的照会还不敢公然指责中国的禁烟，关于要求赔偿鸦片这一点，只能含糊地说是“货物”（英文原文是这样说的）。现在，皇帝和琦善明确地把林则徐的禁烟说成是“措置失当”。英国人虽然没有因此而完全满意，但是从此禁烟宣告失败。在广东禁烟的林则徐等官员倒成了罪人了。
琦善向皇帝报告说：“天津切近京畿，凡盐漕铜船皆由此来，最为咽喉重地。设使边衅一开，该夷狡焉思逞，频相滋扰，致我劳师糜饷，所关匪细。且海道处处可通，如黑沿子庄并无口门之所，该夷尚能乘坐小船，设法上岸，又安得有如许弁兵，旷日持久，无时无处，不加堵御？诚恐防不胜防”。（注：《道光夷务》第一册，页425-426。）这是皇帝和琦善等大臣认为洋人既然到了天津口外，就只能和他们妥协了事的原因。白河口的英国人曾在附近沿海一些地方自由登陆，不但在黑沿子庄这种“并无口门之所”，而且到了山海关这样的要冲。他们在到过山海关以后，向一个清朝官员说：“因闻山海关地方，向多古迹，是以前往观看”，又说：“该处只有弓箭，并未见有炮位”。这个官员答以“此系密防，岂能令尔望见。”直隶总督琦善把这件事报告了皇帝，并且说：“该夷所恃者大炮，其所畏者亦惟大炮。山海关一带，本无存炮，现饬委员等，在于报部废弃炮位内，检得数尊，尚系前明之物，业已蒸洗备用。”（注：同上书，页460-461。）在英国舰队到了广东海面后，皇帝曾多次下诏，令沿海各督抚严加防范，各省督抚也纷纷报告，已经做了准备，其实完全是空话。这个直隶总督倒并不真是以为拿明朝的废炮可以吓倒洋人，不过是以此来证明他的辖区完全没有防御侵略者的能力。
琦善在白河口同懿律有过几次书信来往，并同义律进行了两次会谈。英国人坚持包括赔偿鸦片烟价在内的各项无理要求。琦善除了承认一定重治林则徐的罪以外，对其余问题，含糊地答应，只要到广东去，一切都可商谈。这样，英国舰队就在八月二十日离开白河口，折回南方。
英国舰队又到了浙江海面。英国人向琦善表示过，在他们的要求未得到满足前，决不放弃已经占领的定海。派在浙江的钦差大臣伊里布丝毫没有作战布置，他向英国人求和，并且应英国人的要求向定海居民发出布告说：“务须各安耕读，自保身家，如果夷人并不向尔等扰害，尔等亦不复行查拿也。”（注：《鸦片战争文献》。见《国闻周报》第十卷第四十八期。）于是英国方面宣布浙江休战，除留下少数兵力外，全军移向广东。
在“抚”的空气高涨，皇帝已表示不信任林则徐的情况下，本来反对严禁鸦片的官员们大肆造谣中伤，陷害以林则徐为首的禁烟派和抵抗派。九月，道光皇帝下谕申斥林则徐、邓廷桢，给他们加上“误国病民”的罪名，把英国侵略军沿海骚扰，各省“纷纷征调，糜饷劳师”，说成是他们“办理不善”的结果。（注：《道光夷务》第一册，页483。）被革职的林则徐还上奏说，为海防长久之计，应当不惜经费，“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并要求“带罪前赴浙省，随营效力，以赎前愆。”对于这个奏文，皇帝加上了“无理，可恶”，“一片胡言”等等批语。（注：《道光夷务》第一册，页531。）
林则徐被罢免后，在白河口“抚夷”有功的琦善接任两广总督，在广州和英国人义律谈判（懿律已经因病回国）。琦善完全不作任何作战准备，只想在谈判中用延宕的办法来使对方降低他们的要求。义律决定再度使用武力。道光二十年十二月，英军突然袭击和占领了虎门外的沙角、大角两个炮台。水师提督关天培统率守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使敌人遭到较多的伤亡。但是琦善立即求和，按照义律的要求擅自订立《穿鼻草约》，答应割让香港、赔偿烟款六百万元等。英军随即占领了香港。
道光皇帝在知道英国硬要割地赔款之后，忽然又改变方针，主张打仗了。原来他以为，已到天津海口的英国军队既然很容易地就撤往南方，可见他们并没有多么厉害；既然已就“抚”，就不应该再要求割地赔款。割地，有伤“天朝”体面，赔款，钱又从何而来！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日（1841年1月27日），皇帝下诏表示决心在广东和浙江把英国人“痛加剿洗”。（注：《道光夷务》第二册，页712。）一个月后，他命令把琦善革职锁拿，查抄家产。
义律没有拿到《穿鼻草约》规定的赔款，又获悉清朝政府调兵遣将的消息，就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二月上旬，英军向虎门炮台发动进攻。琦善的投降政策使许多官兵丧失了战斗意志，英军轻易地占领了虎门的十余座炮台和一千余尊炮位。水师提督关天培亲自上炮台率部抵抗，他在这一次战役中牺牲。
英国方面由于在华兵力不足，在二月初把留在浙江定海的部队全部撤退。钦差大臣伊里布因而能够奏报“收复”定海。已经下了作战诏书的道光皇帝这时认为，伊里布一直不敢和敌军作战，不能加以剿灭，“可谓庸懦无能之至”，（注：《道光夷务》第二册，页830。）所以也给了他以革职的处分。
道光皇帝这时似乎真是有了作战的决心。他下令从湖北、四川、贵州、河南、广西、江西调动军队开往广东。他派遣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尚书隆文和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一起负责广东的军事。杨芳先到了广州，此人号称名将，但也和琦善一样，竭力采取“抚”的办法以避免作战，因此他受到皇帝的申斥。皇帝认为他“只知迁就完事，不顾国家大体”，训示他说：“此事更无他议，唯有进剿一法。……断不准提及通商二字”。（注：《道光夷务》第二册，页956。）随后，奕山和隆文也到了广州。他们在出京前由皇帝“面授机宜”，要他们“一鼓作气，殄灭丑类”。四月初，奕山在毫无切实的军事部署的情况下和侵略军打了一仗，只打了七天，广州城外炮台全部失陷，一万八千军队溃散了。正在英军要发动攻城时，奕山挂起了白旗乞降。在奕山主持下订立了新的停战条款，其中主要是奕山和中国军队于六天内退出广州城，七天内交付六百万元赔款。奕山迅速地做到了这些条款，英军在取得赔款时，四月十九日退出虎门。
道光皇帝这一回批准了奕山的投降行动。原来他的作战的决心和禁烟的决心一样，是一遇挫折就迅速息灭了。他说：“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注：《道光夷务》第二册，页1046。）既然这些洋人已经在广东退出虎门，而且在浙江也已交还了定海，那么面子上也还算过得去，一切事情就算完了。打败仗的奕山等人没有受到任何处分，惩罚反而落到了已经革职的林则徐、邓廷桢身上，皇帝下令把他们“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六月初，皇帝下令，广东和其他沿海各省在前一时期为加强防务而从外省调集的官兵一律裁撤。
但侵略者却不认为战事已经告终。英国政府在知道义律率兵到了大沽口又撤回，然后在广东订立《穿鼻草约》这些做法以后非常不满意，认为义律没有能贯彻执行原定的计划。英国政府撤回义律，改派曾在印度任职的朴鼎查担任全权大臣，同时更换了司令官，增加侵略军力。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中旬（1841年8月初），朴鼎查到了广东，立刻通知中国官方，要出兵北上以求满足去年在白河口提出的全部要求。这以后一整年中间，英军在福建、浙江、江苏发动了一连串的攻势。清朝当局手忙脚乱地调兵遣将，布置抵抗。但是在任何地方都显不出有抵抗的决心和能力。英军在七月间一度占领厦门，为了要进攻更北的省份，不久就退出厦门，但仍盘踞鼓浪屿。八月中旬英舰到了浙江海面，第二次占领定海，并且占领了镇海和宁波。这一回，浙江的守军进行了抵抗，但在这些抵抗失败，派去浙江的钦差大臣裕谦在镇海兵败自杀后，浙江巡抚刘韵珂就断定军事抵抗是无用的，只能寻求别的出路，也就是求和。侵略军在占领了浙江沿海这几个地方后，就在这里过冬。因此浙江变成了一个军事中心。道光皇帝派遣另一个皇侄奕经为扬威将军到浙江主持军务。奕经虽然主战，但只想靠临时从各省凑集的军队一战而侥幸取胜。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底，奕经以一万三千多的兵力反攻宁波、镇海，迅速地失败退却；紧接着，英军以一千二百多人向慈溪追击，使奕经的大军全部溃散。于是这个扬威将军也不再想“扬威”而赞同刘韵珂的立场了。这时侵略军丝毫无议和之意，它似乎还要在浙江进一步占领杭州，这使浙江当局十分恐慌。但是英军在三月下旬放弃宁波，腾出兵力到浙江以北的地区寻找更致命的打击点。在一度攻占乍浦以后，四月底英国舰队到了江苏省长江口外。五月初八日，英军攻占吴淞、宝山，江南提督陈化成在吴淞率部抵抗，壮烈牺牲。由于两江总督牛鉴怯懦畏战，清朝官兵无抵抗地放弃了上海。英国侵略者扬言要进入长江，还要更往北去。
道光皇帝原来寄希望于扬威将军奕经，这个希望落空后，又转向求和的方针了。皇帝派遣原任盛京将军的耆英以钦差大臣名义到浙江，并起用被认为是善于实行“抚”的政策而能博得英国人的好感的伊里布。耆英和伊里布接受的任务就是设法在尽可能低的条件下求和。虽然皇帝下达的命令中仍然写上“相机追剿”一类的空话，其实从朝廷到地方上的官员和将军们，已经完全丧失在战场上的信心了。
在战争中心移到了长江口的时候，耆英、伊里布奉派赶到江苏，立即同英方联系，要求停战言和。但侵略者拒绝，他们要在更有利的情势下才提出媾和的条件。英军退出上海，由吴淞口西驶，进入长江。历史上称为天险的长江，在腐朽的封建统治者的手中，对于初来的英国舰队，成了敞开的通道。五月二十八日，英国舰队进入长江，四天后，越过被认为是长江的第一重门户的江阴炮台。六月十四日，镇江被攻陷。七月初一日，英国兵舰已经停泊在南京的下关。
急急忙忙赶来的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加上两江总督牛鉴，在南京，全部接受了朴鼎查提出的和约条款，不敢有任何异议。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订立了可耻的城下之盟——这就是南京条约，在近代史上第一个加在中国民族身上的不平等条约。
（四）战败的原因
让我们来看看鸦片战争中作战双方力量对比的形势。
英国军队在武器方面，显然居于优势地位。但是同样明显的是英国侵略军在另一方面又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鸦片战争开始时，英国的“远征军”一共是配有大炮的十六艘兵船（帆船），四艘轮船，以及若干艘运输船，其全部海陆军人数为五千多。战争后期，增加了兵力，共有兵船二十五艘，轮船十四艘，共载炮七百多门，除炮兵外，有步兵一万余人；由于抽出部分兵力分驻香港、厦门、定海和镇海，向南京进军的兵力不过七千多人。在当时交通条件下，从英国本土航行到中国，至少要四个月。从印度到中国至少要一整月。用少数的兵力，侵入一个遥远的大国，这本来是一种海盗劫掠式的冒险行动。他们虽然可以在漫长的中国的海岸线上任意选择一点进攻，却不敢较久地占领，不敢分散兵力，不敢过于深入，实际上只能靠突袭取胜，进行讹诈。所以侵略军到了大沽口，并不登陆深入，重新回到广东；侵略军占领了厦门、宁波、乍浦等地后，不久又放弃；最后它进入长江，并不占领什么地方，在南京城下讹诈目的达到后，即退出长江，这些都是因为他们兵力有限，不敢把战线拉得过长，不敢让战争拖延过久的原故。
中国方面战争领导权掌握在腐朽的封建统治者手里，他们和本国的广大人民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他们不但不能充分利用在本土上作战能够取得的有利条件，反而由于他们的所作所为而丧失了这些有利条件；不但不能利用远来的敌人所处的不利条件，使之陷入愈来愈大的困难，反而使对敌方本来是不利的条件变成了有利的条件。
中国的将军督抚们是怎样解释他们的战败的原因的呢？试举几个有代表性的说法。道光二十一年九月，浙江巡抚刘韵珂在定海、镇海继福建厦门之后失陷时，向皇帝报告说，这三个地方都已尽力做了防御的准备“而该夷乃直如破竹”，其原因他认为是：“盖其炮火器械，无不猛烈精巧，为中国所必不能及。又该逆漂泊于数万里之外，其众皆以必死为期，万夫一心，有进无退，而财力充裕，无一处不勾结汉奸，无一汉奸不得其重贿，为之致死，此其所以逞凶肆逆，各省不能取胜之实情也”。（注：《道光夷务》第三册，页1300。）认定自己无力作战的琦善在道光二十年十二月用“船炮不坚，兵心不固”（注：《道光夷务》第二册，页655。）八个字来说明广东的情形，他又说：“此时若竟与交锋，无论船炮既不相敌，兵心亦多畏葸，……并有内地奸徒，串嘱打仗。故该夷之虚实，我则无由而知，而此间之动静，无时不窥探通报。”（注：《道光夷务》第二册，页628。）关于琦善所说的最后一点，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在浙江的奕经也向皇帝报告说：“所有宁波一带，山势陆路，汉奸处处为之导引，反较我兵熟悉。……官兵虚实，逆夷无不尽知。以故两次接仗，转致失利”。（注：《道光夷务》第四册，页1669。）
可见这些将军们并不认为“船坚炮利”是敌人取胜的唯一原因。他们虽然竭力夸张武器的作用，但还举出了些使他们失败的其他因素：自己方面“兵心不固”，而实行冒险侵略行动的敌人倒是兵心很固；外来的侵入者能尽知我方的虚实，而在本国国土上作战的军队反而象个瞎子似地连“山势陆路”都不如敌人那么熟悉……。这些奇怪现象并不是被敌人吓破了胆的将军们的乱说，不过他们没有把事情说完全，更不能说明这些怪现象产生的原因。
“兵心不固”的现象的确是严重的。道光二十二年四月，皇帝诏书总结战争的情形说，“将弁兵丁，动谓船坚炮利，凶焰难当，因而见贼仓皇，望风先溃”。（注：《道光夷务》第四册，页1849。）但这还是把兵心不固归因于武器。其实封建统治者所豢养的军队本来是为了镇压人民的，只能在手无寸铁的人民面前逞凶暴。到了鸦片战争时，清朝军队更是腐败到了极点。徐继畬（在战争时，曾任厦门附近的地方官）这样描写官兵的情况说：“人不知战，名之为兵，实则市人，无纪律，无赏罚，见贼即走”。（注：《退密斋文集》。《鸦片战争资料》第二册，页597。）黄钧宰（《金壶七墨》一书的作者）描写由各省调到广东的军队情形说：“奉调之初，沿途劫夺，……抵粤以后，喧呶纷扰，兵将不相见，遇避难百姓，指为汉奸，攘取财物。校场中互相格斗，日有积尸。”（注：《金壶七墨》。见上书，页615。）琦善向皇帝的报告中提到广东水师中发生的事情：“众兵曾向提臣（指水师提督）讹索银钱，否则即欲纷纷四散。……该提臣势出无可如何，……每名散给洋银二元，甫得留防”。（注：《道光夷务》第二册，页777。）很多地方海防早已形同虚设，例如在定海第一次失陷时，当地县衙门里当幕僚的王庆庄说：“定镇额兵逾万；后减至二千余，承平日久，隶尺籍者，半系栉工修脚贱佣，以番银三四十元，买充行伍，操防巡缉，视为具文”。（注：《犀烛留观记事》。《鸦片战争资料》第三册，页240。）封建统治者用这样的军队来同拥有优势武器的侵略军作战，当然谈不到旺盛的士气。而掌握战争领导权的封建统治者在整个战争中一贯地没有坚定的方针。从皇帝到将军、督、抚，和战方针不定，说战没有切合实际的作战方法，稍受挫折，立刻求和；和议不成，又空喊作战。在这种情形下，当然更谈不到鼓起坚强的军心和民心。
封建统治者既然没有决心反对侵略者，既然在抵抗侵略的战争中仍然继续纵兵扰民，当然它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没有群众帮助的军队，反而不如得到一些汉奸导引的外国侵略者那样熟悉“山势陆路”，这也是不奇怪的。为侵略者所收买的汉奸在居民中终究只占极少数。封建统治者无法解决在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矛盾，却极度夸张汉奸的数量和作用。奕经在浙江向皇帝报告说：“曹江以东，到处汉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孰奸孰良，竟莫能辨。”（注：《道光夷务》第四册，页1669。）奕山在广东也说：“密查粤省情形，患不在外而在内。各商因夷以致富，细民藉夷以滋生。近海商民，多能熟悉夷语，其中狡者布为奸细。”于是他得出结论说：“防民甚于防寇，此所谓患不在外而在内者此也。”（注：《道光夷务》第二册，页994,995。）把几乎所有的民众都说成是汉奸，显然是瞎说，但这种说法恰好说明，封建统治者心目中最大的敌人是民而不是“夷”，即使在同“外寇”——外国侵略者作战的时候，仍然认为“防民胜于防寇”！
外国侵略者多年在沿海活动，的确经过各种途径收买了一些汉奸，到了战时，这些汉奸成了他们的有用的助手。但封建统治者其实并不真是仇视汉奸，特别是一到了所谓“议抚”时，汉奸成了他们所利用的宝贝。例如有一个鲍鹏，本是在广州为英国著名的鸦片贩子颠地跑腿的走狗。两广总督琦善到广州接替林则徐时，把鲍鹏收罗了来，使他成为一个八品衔的官员。琦善在广州与英国人的交涉，鲍鹏都参与在内。英国人关于鲍鹏的记载说：“这人原在颠地先生在广州所开的公司里当买办”，又说：“我方和琦善之间的前前后后的一切接洽中，联络媒介就是前面提到过的买办鲍鹏，他是一个机敏聪明的人，约有四十五岁，混合话说得很流利。”（注：《英军在华作战记》。见《鸦片战争资料》第五册，页94、174。）林则徐说：“广东夷务大不可问，静老（琦善字静庵——引者）以为秘计，不令外人知情，密任直隶守隶白含章及汉奸鲍鹏往来寄信，虽甚秘密，其实人人皆知。”（注：林则徐在道光二十一年正月的家书。见《鸦片战争资料》第二册，页563。）
何止这个八品衔的鲍鹏是个汉奸！琦善本人以及耆英、伊里布等一心一意宣传敌人的力量强大，曲意求和的大员们，何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汉奸？这种戴花翎的汉奸，使中国丧失抵抗外来侵略的能力，在战争中实行失败主义，投降主义；他们的危害是那一些为敌军指引路径、刺探消息的小汉奸所无法比拟的。
封建统治阶级同农民起义军作战时总是决心很大的，例如最近的一次镇压白莲教起义，即使战争中失利，即使战争拖延不决，它也要打下去。你死我活的阶级矛盾决定了它这样做。但在鸦片战争这样的对付外来侵略者的战争中，它却那样地易于动摇，那样地经受不起挫折，这当然也是为它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浙江巡抚刘韵珂在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向皇帝指出，如果战争继续下去，就有十大“可虑”。其中第一到第七项说的是敌方武器精良，又有汉奸帮助，自己方面军心民心都不可用，所以无法战争等等。到了第八项，他说到了封建统治者的命根子，征收漕粮的问题，他说，因为有战争，漕粮收不齐，“今大兵复又失利，催征更属为难”。然后第九项，他说到内地“匪徒聚众抢掠”的问题，他说，虽然已经多方“弹压”，但是“现在米麦蔬菜，价日增昂，小民度日艰难，即使前此各奸民未能复集，安保此外不另有不逞之徒乘机而起”。最后第十项，是说，“沿海七省，警备已将两载……计七省一月之防费，为数甚巨，防无已时，即费难数计，糜饷劳师，伊于胡底？”（注：《道光夷务》第四册，页1678-1682。）刘韵珂的“十可虑”论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对外的战争能一下取得胜利，当然很好，可以更加强在内部的统治。但是失败，那怕是一点小小的挫折，都会使已经存在着的内部危机大大加强起来。长时期的战争是他们所不敢设想的。
封建统治者不可能在民族自卫战争中动员广大人民的力量，只能靠有限的军力在漫长的海岸线上到处分兵把口，在任何一点被突破时，就惊惶失措，除了节节败退外没有别的办法。本来是敌寡我众的形势，但是在实际战场上却成了敌众我寡的形势。在浙江兵败自杀的裕谦说：“彼可并帮来犯，我则必须扼要分守，彼可数日不来，我则必须时刻防备，已成彼众我寡，彼聚我散，彼逸我劳之势”。（注：《道光夷务》第三册，页1226。）本来应该是侵略者力求速战速决，旷日持久对他们是很不利的，但腐朽的封建统治者却害怕战争延长更甚于侵略者，一想到“糜饷劳师，伊于胡底”就感到危机重重。封建统治者不能使敌人每取得一个胜利都付出一定的代价，也不能使敌人看不到胜利的前景而陷入困境；反而使侵略者因为轻易地取得一个个胜利，并且因为看到讹诈的手段能够生效，从而大大地增加了他们的威风。
鸦片战争中一些主战的将军、督抚很快就变到主和的立场。道光皇帝也曾显得好象是坚决主战，但是他不断地动摇，终于接受屈辱的和约。这就因为他们在主战时都不切实际地认为可以一战取胜，当速战论行不通，马上就转到了投降主义。林则徐是一贯的坚决的主战论者，但他最多只能在他曾负责的广东地区加强防务。在封建官僚集团中虽然还出现了林则徐这样优秀的人物，但他在本集团中只能受到排挤和打击。当整个封建统治势力已经被敌人的海盗行为所吓倒，而认为议和投降比打仗有利得多的时候，林则徐被撤职查办是不可避免的。
签订南京条约的耆英、伊里布、牛鉴向皇帝报告说：“臣等伏思该夷所请各条，虽系贪利无厌，而其意不过求赏码头，贸易通商而止，尚非潜蓄异谋。与其兵连祸结，流毒愈深，不若姑允所请，以保江南大局”。（注：《道光夷务》第五册，页2262-2263。）封建统治者所说的“异谋”，就是指改朝换代而言。为什么封建统治者同造反的农民势不两立，而同他们也曾表示痛恨的“洋鬼子”终于妥协，这就是因为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前者公然有“异谋”，而后者并不“潜蓄异谋”的原故。
（五）三元里的斗争
英国侵略者在发动对中国的战争时，显然不能不考虑到，以少数的“远征军”去与成亿的中国人敌对是危险的事。中国政府的外强中干和中国人民对这个政府的敌对情绪，是他们认为可以利用的机会。一个有名的鸦片贩子安德森在战前向英国政府提出的侵略计划说：“（中国的）一般人民并不喜欢他们的政府”。“对于中国，和对于一切软弱的政府一样，勇敢地施用武力，可以收到意外的效果。用这手段，我们可以恢复我们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但是除非等到中国政府拒绝我们的正义的要求，迫不得已时，不可对一般中国人加以损害，否则便使我们的利益与政策受到损失”。（注：英国蓝皮书：《对华贸易有关的英商给政府的呈文》。见《鸦片战争资料》第二册，页663。）
英国政府派出的“远征军”采取了这个鸦片贩子建议的策略。侵略军初到广东时，用汉文发布一个声明书，书中“向中国人保证，这次远征对于和平居民并无恶意，远征完全由于林则徐的虐待英人而起，大军所攻击的，仅仅是政府的官员、军官、以及兵士”。（注：《英军在华作战记》。见《鸦片战争资料》第五册，页63。）当时，英国资产阶级认为，中国的皇帝和官兵们在对外关系上实行的“锁国政策”，是他们所遇到的唯一障碍，只要打碎这个障碍，庞大的中国就向他们自由开放了，因此，采取这样的策略是最聪明和适当的。中国封建统治者对于这一点印象很深，非常愤慨。耆英和伊里布报告上海一带情形说：“（英军）张贴伪示，本国与百姓毫无战争，最愿彼此和睦，广开通商之路，但大清官兵不肯议和。此等鬼蜮伎俩，尤令人愤满胸怀”。（注：《道光夷务》第四册，页2024。）
但是事实的发展同侵略者的预想相反，侵略者以为能在所到之处把敌视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广大人民拉到自己一方面来，这种妄想是完全落空了的。
许多地方的中国人还是第一次接触到西方侵略者，完全不知道这些武装的陌生人跑来是为了什么，这次战争是怎么回事，他们需要从亲身经验中逐渐认识这些。英国侵略军侵入中国沿海的许多地区和城市，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显示出海盗的本色，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严重罪行。广州城外的“十三行”，原是与外国商人贸易的场所，被英国侵略者洗劫一空。英军的铁蹄所到之处，如厦门、定海、定波、乍浦、镇江等地，人民都遭到了摧残和劫掠，生命财产受到惨重的损失。英军的侵略暴行，引起东南沿海地区广大人民的强烈义愤。他们自发地起来为反对外国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例如，在福建厦门近郊的乡民曾以抬枪等为武器与英军展开激烈的战斗，歼敌多人。在浙江宁波、镇海、定海等地出现反抗侵略者的“黑水党”，多次神出鬼没地狙击英军，有时用小划艇袭扰和消灭敌人。在江苏太仓等地农民埋伏击杀英国士兵，使侵略军胆战心惊，不敢上岸。靖江人民还用抬枪击中英军船舰的火药舱，敌船起火，狼狈逃窜。在台湾的台南、台北、基隆等地人民也多次击溃英军的进犯。在广东，广州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当时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一面光辉旗帜。
当英国侵略者认定清朝官兵并无抵抗能力的时候，他们在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十日（1841年5月30日）在广州城北约五里的三元里遇到了他们所没有料到的敌人，打了一场特殊的仗。
这时，广州的统帅“靖逆将军”奕山已经放弃抵抗，同英国侵略者订约言和，到达广州城边的侵略军官兵们正在肆行劫掠奸淫。这一天，侵占四方炮台的英国军队忽然发现他们面对着数以千计的敌人。一个英国军官这样描写道：“30日上午，一大群一大群的敌人集合在军营的后面，以长矛、盾牌和剑为主要的武器。……敌人散布在一哩以上的地面上，大约有五千人之众，……两小时以内，敌人增加到七千人以上，露出许多军旗和几枝火绳枪。”（注：《英军在华作战记》。见《鸦片战争资料》第五册，页225-226。）原来这些并不是中国官兵，而是普通的老百姓。其中主要是农民。来自附近一百零三乡的群众越聚越多，他们打着三星旗，抱着对侵略者的仇恨，用最简单的武器进行肉搏。侵略者被分割在几处，陷入群众的包围中，很难摆脱。雷雨更使他们增加困窘。到了第二天，奕山应英国人的要求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解围，劝说群众的领袖们引导群众散开。侵略军才得以陆续撤退。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终于发展为激流狂涛的人民反帝斗争，可以说，最早就萌芽在三元里。只就鸦片战争的各方面形势来看，三元里的斗争也足以说明若干重要问题。
在三元里爆发的斗争中，普通的农民群众不顾官方已经屈膝求和，自己起来惩罚侵略强盗，而这些侵略强盗却得到了封建官员的帮助，这决不是一件偶然发生的事，而是深刻地表明了由这次战争引起的内外阶级关系变化的趋势。广州附近的居民接触洋人较久，琦善说：“粤省民风，浇薄而贪，除业为汉奸者更无庸议外，其余亦华夷杂处，习见为常，且率多与夷浃洽”。（注：《道光夷务》第二册，页777。）奕山也据此而断言“防民胜于防寇”。三元里的群众的英勇斗争用事实驳斥了这些敌视人民的封建官僚的谬说。
三元里的斗争在近代中国历史中第一次显示了只有在广大人民中存在着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力量。封建统治者不认识，更不可能发动这种力量。但是，封建统治者在企图抵抗外来侵略势力时，也并不是想不到利用人民，按他们的说法，叫做“借资于民”。
封建统治者的“借资于民”的办法，有“募勇”和“团练”这两种形式。所谓“募勇”，就是官方出资雇佣壮丁作为正规军的辅助。例如林则徐在广州曾从渔民、蛋户和滨海居民中募勇五六千人。扬威将军奕经在浙江除从各省调兵一万一千多人外，还“募乡勇二万二千人”。（注：贝青乔：《咄咄吟》。见《鸦片战争资料》第三册，页176。）林则徐有《议覆团练水勇情形折》，说明了他对募勇的态度和作法。他说：“当防夷吃紧之时，恐此辈（指“粤东渔民蛋户以及滨海居民”）被其勾作汉奸，或为盘运鸦片，利之所在，不免争趋。仍惟收而用之，在官多一水勇，即在洋少一匪徒”（注：《林则徐集·奏稿》，页881。）。这种看法是有代表性的。浙江道御史殷德泰奏请在沿海各省招募水勇也说：“沿海一带，率多利涉之人，……其人小利自驱，招之即至，为我用则成水勇，为夷用则为汉奸。”（注：《道光夷务》第三册，页1314。）派到浙江的钦差大臣裕谦则说：“浙江之乡勇水勇，亦不过羁縻匪类，不使内讧而已”。（注：《道光夷务》第三册，页1266。）浙江巡抚刘韵珂曾在乍浦一带从“游民”中募勇，他说：这些“游民”，“性多犷悍，无事之时尚难冀其安分，有警之日，势更易于为匪”，所以他一面“添兵弹压，以驯其桀骜之气”，一面“将游民中之强壮驯良者，挑充乡勇以分其势，如有夷船豕突乍洋，即令协同攻击，似于安内攘外，两有裨益。”（注：《道光夷务》第三册，页1217。）总之，在他们看来，他们所募的“勇”是也可以成为“汉奸”、“匪类”的人，是他们所很不放心的人，只是暂时利用一下罢了。从这种观点出发，其具体做法可想而知。林则徐说：“雇用此辈，流弊亦多，权宜虽在暂时，而驾驭必须得法。盖其来从乌合，非比有制之师，而又犷悍性成，每易藉端生事。……故当其招募之时，即令查明亲属，取具的保，……临事不藉冲锋，只令备为策应。……若辈久处行间，习知虚实，其中亦有所不宜，故又须加意防维，随时稽察。果能遵守纪律，出力向前，则留营酌编入伍，否则酌量资遣，妥为管束，以杜日后非为”。（注：《林则徐集·奏稿》，页882。）可见，林则徐对于下层人民群众的态度，基本上属于封建统治者利用人民力量的观点，并不真是相信人民的力量。林则徐认真地执行禁烟，坚决地抵抗外来的侵略者，符合当时中国民族、中国人民的利益；这是他高出于其他封建官僚的地方。因此，他实行募勇，还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
至于所谓“团练”，那是指农村中地主绅士自己编组的武装力量。在镇压白莲教的战争中，这种团练起了很大作用，它并不是人民的武装，而恰好是同造反的农民对立的武装。道光二十一年九月，皇帝发出了这样的号召：“沿海各处乡村，均宜自行团练乡勇，联络声势，上为国家杀贼，下即自卫身家”；还提到了不久前的白莲教战争的经验；“从前三省教匪滋事，尽有由义勇出身擢至大员者”。（注：《道光夷务》第三册，页1316。）意思是希望各地方的地主绅士们仍能同样地出力。但是鸦片战争和白莲教战争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在镇压农民革命的战争中，各地方的地主绅士同农民处于势不两立的地位，而集中地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封建朝廷的战争决心是始终不懈的，所以在官兵失利的情形下，地主绅士们愿意竭尽全力组成武装以支援。在鸦片战争中，朝廷的和战方针是那么动摇不定，地方的地主绅士们当然也就要对战争采取观望态度了。侵略者的仅以政府官员，军官和士兵为敌的表示，对于绅商地主们是起了作用的。在侵略军进入长江，攻陷镇江后，扬州的盐商和绅士们竟派出代表向侵略者献银三十万五千两赎城，这是一个最明显的事例。所以，鸦片战争中，沿海各省虽然都鼓励地主绅士们“自行团练乡勇”，但这种地主绅士的武装在许多地方并没有起什么作用。
在广州方面，南海、番禺、顺德一带农村的地主绅士在鸦片战争中，通过他们原有的“社学”的组织，团练乡勇，参加抗英。这和抵抗侵略态度坚决的林则徐的影响有关。三元里的斗争，参加的除农民外，有当地的丝织工人，打石工人，人数近万，已远远超过团练的范围。一些主持社学的地主绅士参与了这次斗争，并在群众中起领导作用。这些农村中的较小的地主和绅士，由于面临着侵略者的暴行，在群众自发的反侵略的斗争高潮中，也表现了斗争的积极性，但是他们的基本态度毕竟是追随地方官员的。所以他们很快地听从投降主义的官僚奕山、余保纯的劝说，停止了斗争。在三元里的斗争后，奕山为了掩饰自己对侵略者的投降行为，把这一次斗争当做自己组织团练的成就，向皇帝报告，并给其中“有功人员”请赏，得到赏的就是这些领导社学的地主绅士，其中有的由此而做了官。参与这个斗争的劳动人民中的英雄，则“名不见经传”，而只流传在当地人民的口碑上。据调查，有的参加三元里斗争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自称“生不到衙门，死不到地狱”，不愿向官府领赏，后来参加了五十年代的农民起义军。（注：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三元里抗英斗争史料》，1978年修订本，页171。）
三元里的斗争，是中国人民长时期的、大规模的反帝斗争的最初的胚芽，它基本上是农民群众的自发斗争，而且地主阶级还在里面起着领导作用。当时，有些反对投降主义的人以为，如果广州的官员不去解围，三元里的斗争就能够取得很大胜利，甚至对整个战争起决定作用。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要发展成为对历史起决定作用的力量，还必须经历许多曲折漫长的道路。当然，另一种否认三元里的斗争的历史意义的看法更是完全错误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国民党反动派由于他们对外国侵略者实行投降主义而对革命人民实行镇压，就对任何歌颂三元里斗争的历史记载表示极端的仇恨。（注：例如罗家伦在1931年的一篇文章中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受了这种巨创深痛，事后还是不知发奋图强，三元里这件事的抵消力，自不在小。因为大家都相信官弱民强，汉奸急于求和；我却不相信到了十九世纪的世界，还可以执梃以挞坚甲利兵”。（郭廷以编《中国近代史》的引论）这个国民党反动派的历史学家是想使大家都相信，官是强的，民是弱的，求和的并不是汉奸，既然没有“坚甲利兵”，就只能求和，而不应该抵抗。）他们极力诋毁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的三元里斗争，就是为了企图否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的力量。这恰好证明了三元里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
（六）南京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
在道光二十二年七月（1842年8月）订立了《南京条约》以后，由于英国的要求，中英双方在广州和香港继续商谈，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和八月（1843年7月和10月）又成立了《五口通商章程（附海关税则）》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又被称为《虎门条约》，《五口通商章程》也被视为虎门条约中的一部分）。这二者的内容大部分是关于通商口岸贸易的具体章程。这些章程中涉及的事项本来应该是中国作为主权国家自己决定的，现在却都按照侵略者的利益而作出了规定。这两个条约包含着一些在南京条约没有的重要内容。综合这三个不平等条约，可以看到英国侵略者经过鸦片战争强加给中国的是什么东西：
一、五口通商，即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
二、赔款二千一百万元，其中六百万元是赔偿林则徐在广州没收的鸦片（战争中期，英国人已在广州向奕山勒索过鸦片费六百万元，现在是又付一次），三百万元是偿还过去广州的行商所“欠”英国商人的款项，一千二百万元是赔偿英国这次出兵的军费。
三、割让香港。南京条约规定“因英国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准将香港一岛给予。”
四、协定关税。南京条约中说：通商口岸“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根据这条规定，次年成立所谓通商章程时又同时议定了各项进出口税率。这样，就开创了关税税则中国不能自己作主的局面。
五、南京条约中规定，废除原在广州实行的行商制度（即只有中国官方指定的商人有权经营出入口贸易的制度），以后英商“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这就是，英国按照它的需要迫使中国实行对外贸易自由的政策。
六、南京条约中有这样一个条款：“凡系中国人，前在英人所据之邑居住者，或与英人有来往者，或有跟随及伺候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御旨，誊录天下，恩准全然免罪，且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受难者，亦加恩释放。”（注：《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页31-32。）这一个条文在当时中国官方很明确地认为就是说：“汉奸一概释放”。（注：例如伊里布、刘韵珂奏文中说：根据议款中的规定，他们“联衔出具告示，以历次所获夷俘汉奸，业已遵旨释放，嗣后军民人等，不得再行查拿”。见《道光夷务》第五册，页2442。）这就在实际上创造了外国侵略者有权保护他所收罗的和雇佣的间谍奸细的局面。
七、五口通商章程中规定，以后如在通商口岸的英国人犯罪，不能由中国处理，而“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这就开创了外国人在中国不受中国法律管束的局面，开创了在半殖民地中国的所谓“领事裁判权”的制度。
八、五口通商章程中规定以后每一通商口岸准许停泊一只英国“官船”。这就开创了中国近代史上外国兵船可以自由地进入中国领海以至内河的局面。
九、南京条约中规定英国人可以携带家眷到通商的五港口居住，虎门条约又补充说，“但中华地方官必须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议定于何地方，用何房屋及基地，系准英人租赁……”清朝官员本以为这种规定可以避免口岸上的纠纷，但是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利用这个条文在通商口岸划定居住地区，造成了所谓“租界”的制度。
十、虎门条约中有所谓“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这样的规定，根据这一条，英国就得到所谓“最惠国待遇”（一种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后来别的侵略国家也援例得到这种特权，就是任何一个国家从中国勒索到什么好处，其他国家都可“合法”地“一体均沾”。
首先利用中英鸦片战争的机会跟着英国也来同中国订立类似的条约，攫取同样的权利的是美国和法国。
得到南京条约的签字的消息后，美国总统泰禄立即派了一个特使加勒·顾盛到中国，这个加勒·顾盛是曾经长期在中国经营鸦片走私买卖的约翰·顾盛的本家弟兄。
加勒·顾盛在道光二十四年正月（1844年2月）到达澳门，立即同护理两广总督的程矞采交涉，他表示要到北京向皇帝呈递国书，同中国订立“永远和好条约”。和顾盛同来的有三艘美国炮舰，他模仿英国的经验，以炮舰的威胁作为提出要求的后盾。在他致程矞采的一个照会上说：“上次中英战争，实由于广州当局漠视英国官吏的权利所致。……如果在过去五年经验的前面，中国政府回复到已经招致灾祸的途径上去，我们只有把这种行径，看作中国企图再与一个大国战争的证据”。（注：J.B.Moore：《国际公法汇览》。转引自卿汝楫著《美国侵华史》第一卷，页60。）
清朝政府只得专派钦差大臣到广州和顾盛谈判，承认美国在中国享有和英国同样的一切特权。这个钦差大臣就是在南京条约上签字的耆英。耆英和顾盛于道光二十四年五月（1844年7月）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订条约，所以称为望厦条约。
望厦条约除了割地赔款以外几乎包括了英国所订条约中的一切内容。而且有些项目，规定得比英国的条约更具体、更多地损害中国主权。
关于协定关税，虽然南京条约已开其端，但用的还只是“秉公议定则例”这样一个比较含糊的说法，而望厦条约则更明确地说：“倘中国日后欲将税例更变，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所以后来人们说，半殖民地中国的“协定关税”制度是由美国人确立起来的。
关于领事裁判权，望厦条约中明确地规定包括一切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都在内，地区上也不仅限于通商口岸。按照望厦条约，在中国的美国人，如果因事被人控告，不管控告者是谁（是中国人，或是美国人，或是其他任何外国籍人）“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只能由美国的领事官处理。所以，半殖民地中国的领事裁判权也是由望厦条约进一步确立起来的。
望厦条约又有“合众国……兵船巡查贸易至中国各港口”的规定，这也比英国的条约中的有关规定更扩大了。
最后，望厦条约中同样规定了“倘中国日后……另有利益及于各国，合众国民人应一体均沾。”（注：见《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页51-57。）
中美望厦条约成了中国和法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订立不平等条约的范本。搞成这个条约的顾盛向国务院的报告说：“美国及其他国家，必须感谢英国，因为它订立了的南京条约，开放了中国门户。但现在，英国和其他国家，也须感谢美国，因为，我们将这门户开放得更宽阔了。”（注：W.F.Johnson：《美国外交史》。转引自《美国侵华史》第一卷，页79。）美国的资产阶级学者也不得不承认，望厦条约具有侵略性，“显现了帝国主义的色彩”。（注：Dennett：《美国在远东》。转引自丁名楠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页58。）
在望厦条约签字后不久，道光二十四年六月底（1844年8月间），法国派遣的特使剌萼尼也带了兵船七只，轮船一只来到了澳门，要求与耆英会晤。耆英先派人向法国人探问他们的来意，然后自己到澳门同剌萼尼进行谈判，终于在九月十三日（10月24日）双方在停泊于黄埔的一艘法国兵船上签订了一个条约，被称为黄埔条约。耆英向皇帝报告说：“该夷通商章程，业经议定条款，一切均照英、米（即美国——引者）二夷新例，字句互有异同，情节尚无出入”。（注：《道光夷务》第五册，页2879。）这就是说，凡是英国人、美国人得到的好处，都同样给了法国人。清朝政府这时已经决心采取所谓“一视同仁”，随便那一国的“夷”都不得罪的态度，但是在与法国的谈判中仍然发生了困难，这是因为法国人还提出了独特的要求，这就是天主教的“弛禁”的问题。
天主教在明朝传入中国，并在有些地区吸引到了一些信徒。到了雍正年间，清政府明令加以禁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处进行其“殖民事业”时，传教士常常被使用为先驱者，基督圣经被看做是和炮舰同样有效而相济为用的武器。直到鸦片战争时，从西方国家来的传教士在中国沿海不断地进行活动。中国官方始终把中国人信从“夷教”看做非法，这是西方国家所不甘心的。法国人和中国的贸易本来很少，他就抓住传教问题来做文章。黄埔条约特别规定了一款：“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注：《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页62。）这样就是明确规定了中国政府要保护法国人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按照所谓利益均沾的原则，当然其他外国人的传教事业也同样受到了保护。）
但是仅仅有这一条，法国人还不满足。剌萼尼坚持必须由皇帝正式颁布命令，将天主教弛禁。到了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预定互换双方政府正式批准的条约以前，剌萼尼又提出，表示如不满足这个要求，“约册即不必互换”，最后又用炮舰威胁，说是还有兵船续来，“两国之事，正未可知”。（注：《道光夷务》第六册，页2934、2949。）清朝政府让步了。道光二十六年正月（1846年2月）皇帝上谕：“天主教既系劝人为善，与别项邪教迥不相同，业已准免查禁”等等。（注：《道光夷务》第六册，页2964。）
虽然天主教在明朝已曾传入中国，但是这回的弛禁却有特别的意义。封建统治者在外国的压力下作出这个让步以后，传教成了外国侵略势力渗入中国内地的一个重要武器。
总之，经过鸦片战争，英、美、法这三个西方的主要资本主义强国迫使中国开始套上了不平等条约的枷锁。他们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为的是要奴役这个古老的国家。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各种恶劣制度在这些条约中初步奠定了基础。这场战争和这些条约充分暴露了封建统治者完全没有能力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在战前，封建统治者为保卫自己而在对外贸易上设立的种种防范全部崩溃。从此，中国社会不可能不发生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系列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