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民革命中的各阶级、阶层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上，反复发生的农民革命，既没有资产阶级的领导，也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那时还没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后，到了二十世纪初年，新产生的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才开始注意到农民的力量，但他们没有能力在革命中实行对农民的领导。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来把农民发动和领导起来，是更晚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无产阶级能够把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发挥到最大的程度，也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革命才取得了真正的胜利。在鸦片战争后的一段长时期内，中国农民的革命斗争仍然同过去的封建时代一样，得不到比它更先进的阶级的领导。
受着严重的封建剥削的农民群众，是封建社会中的巨大的革命力量。他们中革命性最强的是生活最贫苦的贫农阶层。在历史上每一次农民大革命中，贫农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是骨干，有时成为领导者。“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52年版，页22。）。毛泽东在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作的这个论断，也完全适用于过去的封建时代的农民革命。但是只有贫农，还形成不了广大的农民革命队伍。事实上，封建时代的每一次规模比较大的农民革命，总是在封建统治者不断加强对农民的剥削与压迫，使得中农群众，首先是比较贫苦的中农也感到无法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才爆发起来的。在封建社会中，文化为地主阶级所垄断。过着最贫苦生活的贫农几乎完全没有机会接受最起码的文化。比起贫农来，中农有可能稍微多一点文化，也较有可能对于本村、本地区以外的世界多一些见闻。因此，贫农往往和贫苦中农联合在一起领导和进行农民革命，他们在历史上曾多次地把革命火焰燃遍了中国大地。
城镇和农村中的小手工业者、小贩、水路和陆路的船夫、车夫和其他运输工人等的生活地位和贫农、中农差不多，他们大多本来就是贫苦的农民，也能够成为农民革命中的基本队伍。
在封建时代，特别是在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剥削使得下层广大人民生活十分不安定的时候，社会上往往存在着大批游民。他们得不到比较固定的、正常的职业，为寻求生存条件而流浪各处，经常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虽然他们绝大多数本来是贫苦的农民，但是江湖放荡的生活赋与他们一种特殊的社会性格。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这种游民更加大量存在。毛泽东在论述中国革命问题时多次提到游民的问题。
毛泽东在1926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一著名论文中说：“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页8。）
毛泽东在1939年的著作中，论述作为中国革命的动力的各个阶级、阶层时又说到“游民”，他指出：“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造成了中国农村中和城市中的广大的失业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有许多人被迫到没有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找寻不正当的职业过活，这就是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许多迷信职业家的来源。这个阶层是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其另一部分则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他们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又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因此，应该善于改造他们，注意防止他们的破坏性”（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640-641。）
但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以前，没有人能够完满地解决如何引导游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而防止和克服他们对革命的危害性这一个困难的问题。
在封建社会里，各式各样的游民，有时被反动势力所收买，成为封建统治者雇佣的兵勇和地方豪绅组织的武装的一个主要来源。但是反对势力不可能完全吸收他们。流离失所的游民们，为了争取生存的条件，自发地组织起来，发泄对现社会秩序的仇恨，但他们的行动往往只限于经济的要求，缺乏远大的政治目的，因而形成所谓土匪和强盗。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条件下容易接受所谓“招安”，也就是接受反动势力的收买。当革命形势出现的时候，他们可以成为革命的积极参与者，甚至成为勇敢的先锋。他们多半是来自贫苦的农民，所以很容易和革命的农民找到共同的语言。比起株守在一小块土地上，通常是忠厚朴实的贫苦农民来，他们富于社会经验，见多识广，更多权变和机灵，所以在农民革命队伍中能够起很大的作用，有时甚至成为革命的领导者。有了他们参加，大大增加了农民革命的声势。但同时，他们也往往把无组织性、无纪律性、流寇主义、单纯破坏性这些坏东西带进了农民革命队伍。他们既是农民革命中的勇敢分子，又往往成为革命中的不坚定分子；既给农民革命涂上了绚烂的色彩，又成为败坏农民革命并使农民革命终于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广大劳动农民起来革命，是向地主阶级造反。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封建皇朝曾经多次被农民战争的暴风雨所推翻。农民革命能够给封建统治秩序以严重的打击，但是农民阶级不具备新的生产力，不能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消灭封建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而代之以新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他们所做不到的。造反的农民在意识形态上也摆脱不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毒害。每当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不能照旧生活下去，地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因而形成革命形势的时候，有些在政治上失意的地主阶级分子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跑到农民队伍中来寻找出路。他们带来了地主阶级的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同时也带来了地主阶级的政治和思想的影响。他们中有的在农民队伍中成为起重要作用的谋士，或者甚至成为领袖人物。他们既在农民队伍中，不能不在某种程度内根据农民的意志行事，但也往往是按照地主阶级的本能来利用农民的力量。农民阶级没有彻底独立的世界观，完全排斥进入自己队伍的地主阶级的坏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农民革命胜利在望的时候，从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力量越来越多地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这种情形不能不导致农民革命的变质。农民革命纵然取得了推翻一个旧的封建皇朝的胜利，但是胜利的果实却总是为地主阶级用这样那样方法所窃取。新起的皇朝仍然是地主阶级的政权，农民仍然处于封建的压迫下。
所以，总起来说，在还没有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时代，活动于农民革命内部的主要社会力量就是：贫农、中农、游民和某些地主阶级分子。在封建时代的每一次比较大的农民革命中，都可以看到这几个阶级、阶层在起着它们的作用。它们的力量对比的状况，它们的互相影响和互相排斥，它们为争夺领导权而进行的斗争，染成了每一次农民革命的特色。
我们现在所要考察的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太平天国农民大革命，是领导权掌握在贫农和贫苦中农手里的一次大革命，他们是在和游民的破坏性进行了必要的斗争而建立和保持自己的领导权的。参加革命的也有地主阶级分子，但是人数很少，在革命的初期，不足以形成影响运动发展方向的力量。
广西黔江和郁江合流处的桂平以及浔江北岸的平南等县的山区是太平天国的摇篮。当太平天国的创立者在这个地区进行活动，从传播一种新的宗教开始，酝酿着他们的伟大运动的时候，还有其他许多农民造反的队伍象无数火花一样迸发在广西省和相邻近的湖南省、广东省的各地。最初的太平军，不过是同时并存的许多股农民造反队伍中的一个。
在太平天国革命发动前的道光二十七年到三十年（1847-1850年），见于文献记载的广西农民起义队伍多达二三十支。官方对他们的活动情形的描述是“随起随灭，随灭随起”，“忽起忽散”，“东奔西突，此拿彼窜”。（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前言，中华书局1978年版，页1。）他们一般立有“堂”的称号，如大胜堂、得胜堂、合义堂、聚义堂等等。这种称号是天地会的标志。官方又称之为“堂匪”，说他们“立一堂名，互相纠集，义取平等，以兄弟相呼，有大哥、晚哥之号，聚则众数十或数百，合党竟至逾千逾万，散则如鸟兽，无一定之巢穴，一定之头目”。（注：民国二十六年《邕宁县志》卷三四。转引自《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页95。）道光三十年有广西的南宁、柳州、浔州、梧州、思恩等府的举人和绅士到北京的都察院“呈控广西匪乱情形”，都察院据以上奏说：“贼皆用红布裹头，所竖旗帜，上有‘替天行道，反清复明’字样，枪炮、器械、马匹俱全。”“逆匪横行，延及七府一州”。（注：民国二十六年《邕宁县志》卷三四。转引自《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页42-43。）这里说的“匪”、“贼”，都是指天地会。“反清复明”、“替天行道”是天地会在造反时所用的口号。
天地会这个秘密组织早在清朝初期的康熙年间就产生了（据这个组织的内部传说的故事，它的成立是在康熙十三年，即1674年）。到我们现在所论述的这个时期，一百九十年间，这个组织特别在福建、两广、湖南等地区秘密地蔓延。它自称为“洪门”，在有些地区又改称为“三点会”或“三合会”。（注：以后，天地会蔓延到更多地区，变为各种不同的名称。毛泽东在关于游民的论述中提到的“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都是天地会这种组织变化而来的。）天地会的组织形式是所谓“山堂”，每个山堂有自己的头子（称为“大哥”），经过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兄弟这样的形式来组成，参加天地会就是参加某个山堂。在江湖上有一定资历与号召力的就可以自为头子，自建山堂。他们有一些口口相传的隐话和暗号，因而不同山堂的人在江湖上相遇时可以互相招呼，有相互协助的义务。这个秘密组织的基本群众和它的领导者主要是江湖游民。他们的生活条件使他们特别需要这样一种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他们依靠这种组织来争取生存条件，对抗官府的压迫，进行各种对封建统治秩序说来是非法的行为。在社会阶级斗争形势激化的时候，他们也用这个组织来对封建统治者进行武装造反。所以清朝政府一贯严格禁止天地会。
按天地会内部流传的对本组织的历史的叙述，它的宗旨是“反清复明”（推翻清朝，恢复明朝）。这个口号是清朝初年，明朝残余力量在南方沿海地区进行最后挣扎的时期留下来的。但是经过一百多年，天地会的组织并不总是在这样的宗旨下进行活动。只是在发动公开对抗清朝统治者的武装起义的时候，“反清复明”这个传统的口号往往仍然成为他们的旗帜。他们只能使用这个传统的口号，似乎他们反对清朝统治，不过是为了要代之以一个汉族的封建皇朝，这就说明，他们并没有真正足以动员广大农民群众的政治口号。
天地会的组织形式也是他们的一个很大弱点。各个山堂互相独立，没有隶属的关系。威信高的“大哥”有时可以使别的山堂俯首听命，但也难免旋分旋合，不能形成统一的巨大力量。每个山堂自成一股势力，也就成不了大气候，所以往往不敢公开打出反清的旗帜，而只能在局部地区内戕官劫库，占山称王。由于缺乏远大的政治目的，缺乏统一的组织，所以他们的行动往往带有很大的投机性，在形势不利时从他们中很容易产生叛变行为——把自己出卖给封建统治者。也有些地方，豪绅恶霸参加到天地会里去，成为某些山堂的头头，更使这个组织的政治面目不清。例如有名的张嘉祥，是广东高要人，流落到了广西贵县，在县城的一家卤货铺当佣工，又经营过鸦片烟馆。道光二十六年开始当强盗，在横州集众竖旗，称雄于郁江上。他属于天地会的组织，立堂名“怡义”。他以“杀官留民，劫富济贫”的口号号召群众，最盛时拥众万余人，但是到了二十九年，他受招安，改名国梁，当了清朝官方得力的走狗。在太平军起义后他是追击围剿太平军的大帅向荣的部下，成为太平军的一个劲敌。
天地会的弱点充分反映了游民这一个阶层的消极因素。在广西及其附近的地区与太平天国发动起义的同时，天地会发动了许多股的起义，但是它们都是随起随灭，其原因就在于它们所具有的这些弱点。
天地会在广西各地的起义，对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客观上起了掩护的作用，起了分散敌人力量的作用。比起天地会来，太平天国是一个新起来的力量，初起时的声势还比不上天地会。虽然太平天国运动还是一个自发的农民革命，但是它有比较明确的斗争纲领，有严密的统一的组织，从各方面说，它达到了天地会所没有能达到的水平。太平天国最后也是失败了，但是它起自一个狭小的地区，发展为全国性的巨大势力，成为中国在无产阶级产生以前的历史上的一次最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
（二）金田村起义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最早的组织者是洪秀全(1814-1864)和冯云山(1822-1852)。
他们两个都是广东花县人。洪秀全生于离广州城北约一百里的名叫官禄的一个小村子里，他家世代是农民，有少量自耕的土地，他的父亲和两个哥哥耕田度日。只有他这个小儿子从七岁起入私塾读书，但在十六岁时即因家贫辍学，参加家庭的农业劳动。他从十八岁起，十几年间在本村和邻村当蒙馆的塾师。多次到广州考秀才，都没有考上。就在当塾师的期间，他开始建立一种新的宗教信仰。冯云山是他的最早的同志之一，也是一个乡村塾师。太平天国正式的官书中说他“家道殷实”，（注：《天情道理书》。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此书以后简称《太平天国资料》第一册，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页371。）看来他和洪秀全一样，是个从中农家庭出身的青年。
在鸦片战争及其以后的时期，广州是中国的对外关系和内部社会关系剧烈震动的中心。出生于广州附近的这两个青年成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创始人，不是偶然的。
按照太平天国的文献记载和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的记述，洪秀全的早年有一些神奇的故事。洪秀全在道光十六年（1836年，即鸦片战争前四年）到广州应考时，偶然从街头两个不相识的人得到了一部叫做《劝世良言》的小书，带回家中，粗读了一下。第二年他又到广州应试，仍然失败，回家后生了一场大病。病中他感到被天使接到了天堂，一个庄严的老人向他指出妖魔迷惑世人的情形，并给予他宝剑，令他把闯上高天的妖魔一一逐落地狱，又有个年轻的人帮助他斩妖，如此等等。到了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这已是鸦片战争以后），他重读七年前得到的那部小书，感到书中所述与那年“升天”时所见情形很多地方相符。原来他在天上遇到的就是书上所说的上帝和上帝的儿子耶稣，而他自己乃是上帝的次子，由上帝赋与他以一种神圣的使命。……
现在我们知道，洪秀全所得到的那几本题为《劝世良言》的小册子是一个叫做梁阿发的人在道光十二年（1832年）所写的。这个梁阿发生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年轻时是给外国传教士印刷《圣经》的工人，因而同外国传教士接近，成了基督教徒，一生以传教为业。他的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得到了洪秀全这样一个读者，当然是他完全没有料到的。洪秀全的所谓升天不过是他病中的幻觉，他浏览那几本小册子所得印象是这种幻觉产生的来源，这种幻觉在事后的描述中显然是被几倍地渲染和加工了。洪秀全完全不了解基督教是什么回事，他真是把《劝世良言》看成一部专门为他准备的“天书”。这部“天书”中着重论述的只有上帝是“独一真神”而一切偶像都应废弃这一点受到他特别注意。在这一思想的启发下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撤除学塾中的孔子牌位。“天书”中引用了基督教《圣经》中的某些语句，例如：“神乃选世界所以为狂者，以愧智；亦选世界之弱，以愧强；又神选世界之卑贱见轻忽者，且为无者，以败为有者”，（注：这是基督教圣经《哥林多前书》中的话，在《劝世良言》中用的是当时的《圣经》汉语译文。这段话在后来的汉语译本中是这样的：“上帝却选了世上愚拙的，教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世上软弱的，教那强壮的羞愧。上帝又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洪秀全为这样的语言所激动。见韩山文的《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资料》第六册，页849。）这类从原始基督教遗留下来的语句，多少反映了被压迫的奴隶的反叛思想。这个年轻的塾师从这类语句中受到了很大的激动。这几本粗陋的基督教宣传小册子中传达的一些离奇的神话和某些含意暧昧的鼓动语言，通过洪秀全而对即将爆发的农民大革命起了触媒的作用。
洪秀全在道光二十三年“读懂”了那部小书以后，以为上帝给了他启示，使他负起宣传一种新的宗教信仰的使命。他本来为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失败而愤懑，从此他放弃了从考场中找出路的打算。他在广州和家乡一带的见闻，使他痛感到这个社会充满了腐朽、黑暗、不公正的现象，他把他的新的宗教信仰看做是医治这个社会的“福音”。这时他只是一个宗教宣传者，而不是已经立志于推翻清朝统治的农民革命家。这种宗教宣传，虽然是他走向革命的始端，但只是在这种宗教信仰和实际的阶级斗争相结合的时候，它才真正成为革命所利用的武器。
洪秀全开始在本乡传播他的上帝的信仰时，只得到很少的同情者，其中有他的家庭成员和个别的亲属和朋友。他和也是塾师的冯云山撤除孔子牌位的大胆行动以及他们所传播的新信仰遭到乡村中一些人的反对，因而失去了教席。他们两人在道光二十四年二月（1844年4月）一起离开家乡，辗转来到广西的贵县山区。他们在贵县几个月间吸收了一百多个农民为信徒。洪秀全在当年十月回到广东花县。冯云山则到了贵县邻近的桂平的紫荆山区。
冯云山在荒僻的紫荆山区，开始时靠拾牛粪过活，并为人雇作短工，这样逐渐深入山区，成了一家富户的塾师。他在这里进行了艰苦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即道光二十五年到二十七年（1845-1847年），他从山区的居民，主要是贫苦农民中，组成了拥有三千多信从者的“拜上帝会”。太平天国的重要领袖人物很多是由冯云山在这时团结起来的。洪秀全和冯云山的离乡出行，特别是冯云山在紫荆山区的深入工作，对于他们的宗教宣传发展为革命斗争是重要关键。洪秀全回到故乡后，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作品。洪秀全的这些作品虽然大部分是道德的、宗教的说教，但已包含着超出这个范围的内容。他发挥农民的纯朴的道德观念以启发群众走向严肃的斗争，要人们“勿拜邪神，须作正人”（注：《原道救世歌》。见《太平天国资料》第一册，页87-90。）；他又在宗教的外形下为苦难的农民展示出值得为之斗争的美好前景：“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乱极则治，暗极则光，天之道也。于今夜退而日升矣，……行见天下一家，共享太平”。（注：《原道醒世训》。《太平天国资料》第一册，页91-92。）道光二十七年七月（1847年8月），洪秀全也到紫荆山区，与冯云山会合。他被尊为这个新宗教的教主和领袖。
从当时的中国社会阶级斗争形势来看，一场农民大革命的客观条件是成熟了。但是原有的可以供农民革命利用的组织形式和口号旗帜，例如天地会，不能满足一场农民大革命的需要。它要求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口号和旗帜。洪秀全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带来的基督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但必然性的历史通过这个偶然的事件而实现了。并不是基督教俘虏了洪秀全，影响了中国的革命农民，而是洪秀全按照中国农民革命的需要利用了基督教的某些形式。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洪秀全曾到广州向一个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习基督教，但是这个美国传教士拒绝给他施“洗礼”，不承认他是真正的基督教徒。这个美国牧师在1852年的一个报告中叙述他对洪秀全的印象是：“在述其异梦时，彼之所言实令我莫名其妙，迄今仍未明其究从何处而得此种意见，以彼对于圣经之知识无多也。”（注：罗孝全：《洪秀全革命之真相》（简又文译），见《太平天国资料》第六册，页824。）难怪这个美国牧师不能承认和理解洪秀全的信仰。洪秀全的“上帝”并不就是这些传教士的“上帝”。他不过是从那几本基督教小册子中拿来了一个“上帝”，使在封建重压下的中国农民革命取得了一个新颖的形式。
“拜上帝会”的组织，表现了这样几个特色：第一，这个宗教宣布了只有“上帝”是真神，其他一切向来为人所崇礼的对象都是妖魔，一切人都是上帝的子女，都是平等的。这种思想使农民群众在精神上大大解放。在封建社会里，一切精神界的权威，孔夫子、菩萨、阎罗王、龙王等等都是地主阶级权力的象征，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精神势力。现在既然这一切都不过是妖魔，那么，农民为什么不该站在上帝的一边去同站在妖魔一边的人作战呢？既然一切人都是有平等权利的上帝的子女，那么，为什么农民不该起来粉碎封建主义的等级制度呢？第二，这个宗教所包含的一神论的思想起了把习惯于散漫生活的农民结成一个统一的组织的作用。第三，这个宗教要求严格的道德生活（绝对禁止奸淫、嗜杀、贪财、赌博、吸烟、酗酒），最能响应这些要求而组织起来的群众主要是贫苦的农民，他们成为整个运动的骨干力量。
拜上帝会的活动首先引起了地方上的地主势力的敌视和迫害。在同这些反动的地主势力的斗争中，拜上帝会的势力迅速发展，到了道光二十九——三十年（1849-1850年）时已有众万余人，分布在广西的桂平、贵县、平南、武宣、象州、博白、陆川等县，最远的还有一部分在广东的高州、信宜一带。在广西各地天地会的组织纷纷攘攘地进行武装活动的形势下，拜上帝会也决定发动武装起义。他们在编组军队和制造武器等方面做了充分准备后，号召所属的群众集中到桂平的金田村。道光三十年十月、十一月间，他们在桂平县的新墟、平南县的思旺墟和在金田村附近，先后击败了清朝官军的几次进剿。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他们在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公开宣告同整个封建统治势力处于武装对立的地位。
参加太平天国武装起义的群众主要的是各地的贫农、雇农。紫荆山上的“烧炭佬”是最早参加的骨干，他们是没有或绝少土地的贫农。最早参加的还有贵县的龙山山区的矿工和桂平码头的担夫，他们也是破产的农民，有些是从外地流浪来的。除了贫苦的农民以外，有一些经济地位属于地主富农的人家，由于发迹不久，没有功名，或其他原因而社会地位很低，受到当权的地主绅士欺凌和排挤，因而也卷进了革命的农民队伍中来。
在起义后，洪秀全称为天王，他是最高的领袖。在他下面，有东王杨秀清，西王肖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他们形成最高的领导集团。在他们中间，按其阶级成份说，杨秀清、肖朝贵是贫农，而韦昌辉、石达开是出身于地主家庭。在这里面，值得注意的是杨秀清在革命中的地位。在封王诏中明确提出：“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注：《天命诏旨书》。见《太平天国资料》第一册，页680。）在金田起义的十个月后，东王掌握了全军的军权。
杨秀清（约1820-1856），生长于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区内，十岁以前就没有父母，以种山烧炭为业，不识字。他和肖朝贵都是“烧炭佬”中的领袖人物，他们在参加运动后，很快就被吸收在以洪秀全为中心的领导集团中。在金田起义以前，杨秀清曾多次假托上帝下凡，附在他身上说话，因而他成了“天父”的代言人。肖朝贵也用同样方法成了“天兄”（耶稣）的代言人。不能认为杨、肖是用落后的巫术来攫取权力，使运动的创始人洪秀全、冯云山大权旁落。杨、肖的确是利用了闭塞的山区本来流行的鬼神附体的巫术的形式，这和洪秀全的梦魂上天的说法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别。他们之所以能在群众中建立威信，并不是因为他们利用巫术的形式，而是因为他们假借“天父”“天兄”的名义所说的话常常是在重要的关头（而且最初几次还是在洪秀全、冯云山因事不在当地的情况下），起着稳定人心，指明方向，打击敌人的作用。正因此，拜上帝会的创始人洪秀全、冯云山承认了他们具有为“天父”、“天兄”立言的特权，这种特权的被承认，并没有破坏天王洪秀全和其他诸王之间的亲密的兄弟般的关系。在杨秀清掌握全军军权的时期，太平天国迅速地取得巨大的胜利，这充分证明，这个出身于贫农的统帅具有非凡的组织才能和领导才能。在天王以外的五王中间，地位仅次于东王的是西王肖朝贵和南王冯云山。但这两个人都在起义的一年后于征途中牺牲。一直到太平军进入南京后，杨秀清始终在军事和政治的全局上是洪秀全的主要助手。
以洪秀全为首的领导核心的组成，是贫农和贫苦中农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居于优势这一基本事实的反映。
（三）向南京的进军
太平军在金田村起义以后，经过连续两年的艰苦战斗，从广西省打进湖南省，并穿越整个湖南省，而于咸丰二年十二月（1853年1月）攻占长江中游的重镇武昌。然后，全军由武昌沿长江东下，迅速地占领了南京城，这是在咸丰三年二月初十日（1853年3月19日）。长江下游的这座古都城被宣布为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
这两年多的进军，总的说来，是胜利的进军，但其间经历了多次严重的风险。
在金田村起义以前，清朝朝廷已经因为广西的官员和军队无力扑灭本省各处造反的烽火而从外省调遣军队到广西来，并把以善战著名的湖南提督向荣调任为广西提督，又起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兼广西巡抚。但这时官方所注意的还只是所谓“堂匪”、“会匪”，即天地会的各股起义力量。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遣戍到伊犁后曾在新疆办理开垦。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他被赦回京，先后受任陕西巡抚、云贵总督。二十九年因病请假回籍，三十年十月在奉令前赴广西的途中病死了。朝廷改派前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主持广西的军务。李星沅到达广西正是金田起义发动之时。官方立刻认定金田村这支初起的起义军是他们的最危险的敌人。李星沅集中了本省和从广东、福建、湖南、云南、贵州调来的军队共约万人，由广西提督向荣为前线指挥，来对付太平军。
金田村在紫荆山区的南麓，太平军起义后，立即占领在金田村以东约三十里的大湟江口，打算由此经水路转入更广阔的区域以至进兵桂林。向荣先是以全军分路进攻，企图一举歼灭太平军，但在太平军的有力的反击下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向荣改变办法，死死堵住太平军的出路。于是太平军转入紫荆山区改从西北方向的武宣、象州地区冲出去，但仍然遭到清军阻击而未能实现。太平军又及时转移，折回到金田村这一带，终于向东北由山间僻径突出重围，经过思旺等地而到了蒙江上游的山城永安。这样，在紫荆山区一带的狭小地区内东突西奔，一共用了八个月的时间。太平天国在开始发动时就称王宣布国号，固然造成声势，但因此而过早地引起了封建统治者的集中注意。这时，领导者还没有军事经验，他们没有能在敌人兵力尚未集中的时候，迅速地转移，也没有能寻找敌人的弱点，集中力量歼灭其中的某一部分。这就使他们几乎被敌人扼死在摇篮里面。经过这八个月的战斗，他们开始初步取得了机动作战的经验。
但是在太平军到了永安的时候，他们又据城筑防坚守，遭到敌方的更大的兵力的包围。全军长期株守一个山城，当然不是聪明的办法。在半年后，他们才寻找到机会突围北上。接着他们去围攻桂林，用了一个多月，没有成功，便移师向湖南进兵。在经过全州的时候，冯云山这个在运动创立过程中起了特出作用的领袖，被敌方的炮火击中而牺牲。在全州城北湘江上的蓑衣渡，太平军遭到敌人的袭击，蒙受了严重的创伤。为了整顿补充自己的队伍，他们不得不在湖南的道州、江华、永明间徘徊了两个月。在这支农民的部队中，初出省界，就发生了怀土恋乡的情绪，一部分人要求由永明、灌阳打回广西。以杨秀清为首，坚持了在当时的情况下唯一正确的方针，就是把从广西追来的敌军抛到后面去，继续前进。于是他们东进到郴州，北攻长沙。围攻长沙一个多月未能得手，却在这里又牺牲了先行部队的司令西王肖朝贵。在撤去长沙之围后，他们向西由宁乡到益阳。在洞庭湖边，他们得到了数千条民船。这使他们能够回过身来越过洞庭湖而占领岳州（今岳阳），清朝从各方调集来的大军都还蜂聚蚁集在长沙、益阳一带，而太平军已经迅速地由岳州直扑汉阳和武昌了。太平军在武昌停留了不到一个月，就沿江东下，在二十多天的时间内，先后攻克九江、安庆、芜湖，直趋南京。
太平军的领导者，各级军事指挥员和战士绝大多数是从来没有打过仗的。他们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清朝政府调动了几倍于太平军的军队来实行围剿追击。统帅这些军队的威风凛凛的钦差大臣、总督、巡抚、将军，遇到了这些在不久以前除本村以外没有人知道名字的贫贱的农民，却一一地败下阵来，无法阻挡他们的前进。
在金田起义时，太平军共约二万人，其中有战斗力的不足万人。它的兵力逐步扩大。在永安时全军有四五万人，有战斗力的人约近二万。经过蓑衣渡一战的损失后，进入湖南时，剩下不到一万。他们在湖南、湖北逐步有了十几倍的扩充。从武汉东下时已经号称拥有五十万之众了。
太平军从广西山区向武汉、南京的进军过程中，虽然遭受过若干挫折，但全军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战斗意志，始终保持着在统一指挥下的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始终能认真执行对一般老百姓“秋毫无犯”的纪律。它的行动表现出它真是能够扫荡人间一切“妖魔”的革命军队，它所要扫荡的妖魔就是以清朝政府为代表的封建统治势力，因而受到了广大的下层人民的拥戴。所到之处，许多贫穷的和已经失掉土地的农民，许多本来已经流离失所，没有什么“恒产”可以留恋的劳动者，例如湖南的郴县、桂阳一带山区的开矿采煤的工人，湘江上的纤夫、船户、码头挑脚，许多城镇中的铁匠、木匠、小贩、轿夫等等象潮水一样涌进了太平军的队伍。因此，太平军就能够象滚雪球一样地不断地扩大起来。也有许多已经“落草上山”的穷人成群结队地加入太平军，他们大多是属于天地会的组织。
怎样对待天地会的组织，从阶级关系上说，就是怎样对待江湖游民。江湖游民是太平军扩充其队伍的一个主要来源。在广西、湖南、湖北，天地会的组织是非常多的。如果拒绝天地会参加，太平军就不可能扩大自己的队伍；如果让游民的坏习气支配自己，太平军就不能维持它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维持它的严肃的政治面目。这是太平军所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
早在金田起义时，就有不少天地会的人参加，其中有的人象罗大纲，在向南京的进军中已经成了太平军中的重要的将领。但是也有些人三心两意，例如张钊、田芳等，他们原来是罗大纲的同伙，都是浔江上的“艇匪”的头头。太平军方面派人和张钊等建立了联系，但是他们中除了罗大纲以外，一则因为害怕拜上帝会的严格纪律，再则因为清朝官方这时也正向他们“招安”，他们终于没有参加太平军，反而跑到了敌人方面去了。一些和他们接触的拜上帝会的人还受到他们的影响而发生动摇。在几年后，太平天国的官书《天情道理书》中提到这件事说：“时有大头妖（张钊的外号是大头羊——引者）在江口，全无一点真心，借名敬拜上帝，于沿江一带地方滋扰虐害，肆行无忌，只图目下快心，不顾后来永福。我们兄弟间有不知天父权能凭据者，因一时困苦，遂易其操，欲改其初志，同流合污，跟随大头妖，利其货财，贪一时之衣食，几为所诱。蒙天兄下凡（这是指肖朝贵以耶稣的名义说话——引者）唤醒弟妹，指出大头妖乃是贼匪，实非真心敬拜上帝之人……于是众兄弟聆天兄圣旨憬然醒，恍然悟，因之不敢前往”。（注：见《太平天国资料》第一册，页367-368。）张钊等人率所部投入清官军去后，参加进剿太平军，号称“大头军”，所以太平天国官书称他为“大头妖”。
《天情道理书》中还提到1850年广西武宣的“土匪陈亚癸”，说他“聚党数千，掳掠乡村，扰害良民，奸邪淫乱，无所不至”，（注：见《太平天国资料》第一册，页376。）这个陈亚癸也是天地会的一个头子，也曾经表示要同太平军合作，但他的行动仍然保持着脱离群众的那些作风，结果很快就被敌人消灭了。所以在太平天国的官书中提到他作为一种鉴诫。
这一类初期的经验使得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提高了警惕。太平天国要求参加自己的队伍的人必须成为拜上帝会的教徒，也就是必须完全接受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服从在这种宗教信仰基础上的组织纪律。为了使自己的队伍既能扩大，而又不致受足以败坏农民革命的坏习气的影响，他们是采取了他们所能采取的最好的办法。
宗教迷信是封建时代的农民的精神上的沉重负担。但是在没有现代无产阶级的领导以前，农民即使是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也难以完全摆脱这个负担。他们没有科学的政治的语言来表明他们的造反的目的和方向，来论证他们的造反的合理性，所以，往往只能借助于宗教的语言。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创造了农民的上帝来对抗封建统治阶级用以愚弄人民的一切鬼神，并且在这个上帝的名义下激发群众和组织群众。他们宣布，造反的目的不是为了一时的吃喝享受，而是为了保证一切穷苦人民的长远福利的神圣目的；也不仅是为了推翻满洲人的皇帝，而是为了建立一个符合于上帝意志的天国，这就比天地会的号召具有更深刻得多的内容，真正激动了一切被压迫的农民群众。由此，他们就使得为进行这样的斗争所必要的组织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具有神圣的色彩，成为对一切参加者必须接受的约束。谁要参加太平天国的事业，谁就必须承认太平天国的上帝，并且按照上帝所要求的一切去做，否则，就不是真正可靠的同伴。这在太平天国的革命者看来，是非常明白的事情。
有的历史评论者对此表示惋惜说，如果太平天国不坚持他们的宗教信仰，只讲反清，那就会吸收更大量的天地会群众，甚至招来许多地主阶级分子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这种说法是对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所起的积极作用缺乏足够的估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太平天国这个单纯农民革命，是依靠他们所建立的宗教信仰而表达反封建的斗争目的的，也是靠这种宗教信仰而保持了贫农和贫苦中农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的。
就对天地会—游民阶层的关系来说，正因为太平天国坚持了只有在崇仰同一的上帝的条件下才吸收他们参加，所以它能够在其进军过程中吸收了属于天地会的大量游民群众，并把他们溶化到自己的队伍中来，而不为他们所同化。
但是，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农民，从宗教迷信中寻找他们的革命的语言和思想武器，这当然又是他们的一个很大的弱点。在这里，我们可以指出下列两点：第一，正在进军中的太平天国虽然依靠宗教的力量来保持了自己队伍内部的统一性，但是对于在他们以外的各种农民革命力量，他们的宗教却成了一个狭隘的宗派。在太平军北上后，在广东、广西，继续出现一股股的农民起义，其中主要是天地会组织领导的。他们有的声势也还不小，但是他们仍只能重蹈已往的覆辙，每一股各行其是，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被敌人消灭。太平军虽然也派人和他们进行一些联系，但不可能对他们实行领导，帮助他们提高，也就只能坐看他们自生自灭。
第二，就太平天国内部来说，靠宗教为武器终究不能真正改造游民的习惯势力以及参加到农民队伍里来的地主阶级分子。在打到南京以后，形势显然和以前有了变化。天京已经建立，“天国”似乎已在眼前，在这以前的打天下的过程中，太平军成功地抵制了足以破坏农民革命的游民习惯势力和其他势力，在所遇到的各种挫折的考验下证明了自己的力量。现在，胜利又要来考验它了。虽然仅仅打下南京远不是全国的胜利，但这考验对它已经是十分严重的了。
（四）北伐和西征
毛泽东在论述游击战争中建立根据地的问题时指出：“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409。）封建时代的农民战争的历史条件造成了这种流寇主义。特别在游民群众中，流寇主义有着深厚的基础。揭竿而起的农民在广大地区内流动作战，冲破强大敌人的围剿、堵击，因而能在一个时期内保存自己和发展自己，但是流寇主义不能使他们得到最终的胜利。
在太平天国的队伍内部有大量的游民成分，它所处的历史条件使它不可能摆脱流寇主义的战争的传统，它不能正确地解决建立根据地的问题。
紫荆山区是太平军的发源地，但并不成为它的根据地。太平军从广西出发，进行的是无根据地的战争，一路占领的乡村和城市，都迅速地自动放弃。它的进军虽然大大地震撼了封建统治势力，但它在进驻天京以后，不能不面临敌人倾全国的力量来进行的围攻。
这时太平天国派出了一支有二万人左右的军队继续北上。这支军队在咸丰三年四月（1853年5月）从扬州出发，迅速地穿越安徽、河南，在郑州以西的地区渡过黄河，迂回到山西境内，而在八月下旬进入了直隶省。这支军队和天京完全隔绝，甚至消息不通。当时洪秀全、杨秀清给予这支军队的方针是乘虚而入，直捣清朝的首都。他们显然因为有了占领南京的经验，以为用一支不大的力量孤军深入，就能同样地占领北京。但是这样一支部队在流动作战中，能够使腐朽的封建统治军队无可奈何，疲于应付，而要攻下坚守的重城却是困难的。这支部队越过黄河后曾围攻豫北的怀庆府城（今河南沁阳县治），五十多天没有打下来。当它进入直隶后，发现从保定方向正面进攻北京不可能，就折往东去，攻到天津城边。这是这一支勇敢的军队到达的最北的地区。它从长江边上打到这里，花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在这里，它面临敌方的严重阻力，严寒的冬天也增加了它的困难。它在咸丰四年正月（1854年2月），不得不南撤。这支军队的指挥员是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他们都是广西人，贫农家庭出身，在金田起义时就参加了，林、李二人在这以前都曾在外地当过兵。他们在指挥这次进军中，极其英勇顽强，坚贞不屈地一直战斗到死在敌人的囚笼里，他们是太平天国的英雄人物。这支军队在两年内驰骋六省，转战几千里，震撼了清朝统治的心脏地区。但是他们所执行的军事方针使他们很难避免失败。北伐军没有能在所到之处充分发动可以发动起来的群众，没有能在天津附近受阻以至撤退的情形下防止自己的士气的涣散。在撤退之后这支军队就失去了机动作战的能力。退到阜城被围困时，吉文元战死。林凤祥和李开芳从阜城突围后，各带一部分人分别死守直隶省的连镇和山东省的高唐（后又撤至茌平冯官屯），被敌人围困了十个月和一年的时间，终于全部覆灭了。太平天国虽然从天京几次派部队北上去接应和援救，但都没有成功。
就太平天国的战争全局来说，这次北伐的失败只是局部性的。这个局部战争虽然是流寇式的，但战争的全局这时已经转为与流寇主义相反的另一极端了。为什么他们不能用更大的力量进行北伐呢？原因是很明白的，因为已经有了“天京”这个大包袱，他们把主力用来保持这个大包袱。
这本来是农民战争的所不能解决的许多矛盾中的一个。如果只是东奔西窜，虽然能够在敌人面前有很大的主动性，但是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他们为了急于求得成功，又会犯相反的另一种错误：过早地占领中心城市，而一旦取得了中心城市并企图巩固地守住的时候，他们逐渐地丧失主动性，逐渐丧失了主动地进攻敌人的能力，也就逐渐丧失了战场上的优势（如果北伐军当时竟能达到占领北京的目的，也将难以避免陷入这一矛盾。如果以为太平军要是全力北伐打下北京就能取得完全的胜利，这是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如何能既保持灵活地打击敌人的地位，而又不断扩展自己的根据地以至取得最后胜利，这是历史上农民战争没有能解决的问题。这当然不只是军事问题，而首先是个政治问题，农民战争的政治上的弱点使它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这里就军事形势看。太平天国奠都天京之后，在天京外围，它只占了镇江、扬州几点。在南京城外，有一支清朝的庞大军队屯驻在孝陵卫、紫金山一带，这叫做“江南大营”；而江北还有一支称为“江北大营”的清朝军队，以扬州城外为中心。所以，天京是处于敌人包围中。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当然只能用一支偏师去进行北伐。他们的主力除了用来对付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外，还用来向南京以西的长江上游地区进兵。争夺长江上游地区，是为保住天京所必要的。
咸丰三年四月（1853年5月），在出动北伐部队的同时，太平军发动了西征。在这方面，太平军进行的是争城夺地的战争。它首先在安徽，当年内占领了安庆、庐州（合肥）这些重要城市和其他许多地方。同年，它在江西同清军激烈地争夺南昌，随后撤围北上，于八月间占领九江。到了咸丰四年，太平军又进入湖北，再度占领武昌，甚至更往西一度占领了荆门、宜昌，这是太平军沿长江达到的最西的地区。同年，太平军进入湖南，在这里，它遇到一个最凶恶的敌人，这就是曾国藩的湘军。湘军在靖港一战遭到失败后，重新整顿，在这年下半年和其他清朝部队一起进行反扑，从太平军手里夺回了湖南的岳州和湖北的武昌，并且进而围攻太平军占领的九江。被迫退出两湖的太平军集中了主要的兵力来对付湘军，十二月在湖口、九江附近给了湘军以巨大的打击。于是太平军又在咸丰五年二月中旬第三次占领武昌。这时湘军主力仍在江西，太平军和从广东方面北上的一部分天地会的起义力量相配合占领了江西的大部分地方，使曾国藩只能龟缩在赣东北的一隅。到了咸丰六年五月，太平军又击溃了钦差大臣向荣统率的江南大营。这时长江千里，西自武汉，东到镇江，都在太平军掌握中。虽然北伐军完全失败了，但在长江中下游太平军却达到了它的全盛时期。
从咸丰三年到六年的太平军的西征，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就其总的战略意图来说，是为了确保天京，所以它基本上只是在长江沿岸活动。它一次次打败了敌人，占领了一个个城池，却因此分散了自己的兵力，始终处于内线作战的地位。敌人仍然能依靠它所控制的全国的力量逐步地重新组织力量来进行反攻。
这里我们要说一下太平军所遇到的最凶恶的敌人——曾国藩的湘军。
清朝的正规军——“绿营”在过去对内的白莲教战争和对外的鸦片战争中都已证明了它的腐朽和无能。在太平天国初起时，清朝调动了全国的绿营的主力对太平军尾追堵击，完全无效。向荣算是当时最有名的将军，他带领了绿营兵从广西跟着太平军，一直“送”到了南京，南京城边的江南大营就是向荣统领的。以绿营组成的江南大营、江北大营守在南京旁边几年，只能坐视太平军进进出出。封建统治者已不可能指靠绿营来战胜太平军。这时，曾国藩出来组织了一支新的反革命军队——湘军。在反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曾国藩渐渐地成为中心人物。
曾国藩(1811-1872)，出身于从富农而成为地主的家庭，道光十八年（1838年）考中进士，以后做了十多年的京官，升任到礼部侍郎兼兵部侍郎。咸丰二年（1852年）因为母亲病死回到湖南湘乡家中。朝廷命令他在本省办团练。由此他开始了反太平天国的事业。向来的所谓“团练”只是各地方的分散的地主武装。对付太平军这样的大规模的、有坚强组织的农民武力，分散的地主武装是无用的。曾国藩打破了办团练的老办法，组成了一支在绿营以外的正规军，它具有与绿营不同的特点。
曾国藩湘军的骨干是以保卫封建传统思想为职责而没有做过大官或没有做过官的读书人，这些人主要是中小地主和富农的知识分子。他利用同乡、师生等关系把这些人结合在一起。他主张要在山僻地区招募兵士，按他的说法是：“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注：《初定营规二十二条》。《曾文正公杂著》卷二，页2。）其所以选择山僻地区，是利用其还未受到外界革命风波的影响，其所以看中所谓“有农夫土气者”，是利用其落后性，不觉悟性。湘军招兵，多半是由营官亲手在他自己的家乡中招募，这样来造成一种深厚的封建隶属关系。兵士的待遇，比绿营略高。对所招兵士，都令其取具保结，把里居、家属姓名，指纹都登记下来，以利于控制，防止逃亡反叛。从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出，曾国藩确是用了深心来组织这一支新的反革命武装的。
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封建统治势力固然已经十分腐朽，但是地主阶级有两千多年统治中国的历史，它的政治经验是极其丰富的，它绝不会束手待毙。当太平天国横扫半个中国，而一支偏师也能直逼京畿的时候，清朝政府确是处于十分危急的状态。它象一个垂死的有机体一样把它内部一切潜藏的活力都动员起来。组织湘军的曾国藩、江忠源、罗泽南、胡林翼等人就是在这危急时刻被动员起来的力量。他们多半不是出自世代簪缨的高门华第，虽然中过举人、进士，但还保持所谓“书生”的面目，因此比久处高位的官僚对于群众有较大的欺骗性，也比那些纨袴子弟能干得多。他们比较熟悉世情，能够把小地主、富农的兢兢业业地向上爬的那种劲头用到反革命事业上来。通过他们，清朝统治者在农民革命的大风暴前团结了中小地主、富农及其知识分子，并利用了为他们所影响的落后群众，这是清朝统治者能够渡过这场难关的一个重要原因。
湘军于咸丰三年（1853年）初开始在湖南组成，次年出省作战。曾国藩用自己的名义发出了一道檄文。这个檄文的措词是很狡猾的。他称太平天国为“粤匪”，企图利用地方观念来动员“三江两湖之人”。接着申诉太平天国的罪状是把“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扫地荡尽”，号召一切“读书识字者”来保卫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名教，他说：“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这就是说：不仅是为了保卫清朝政权，而是为了保卫封建主义的全部传统。为打动被封建迷信蛊惑的下层群众，他又列出太平天国的另一条罪状是不尊重关庙、岳庙以及一切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据说太平军的行动已为“鬼神所共愤”。于是孔、孟、关、岳直到城隍老爷、土地公公都被这个卫道之士请了出来作为讨伐叛逆的农民的后台了。
决不可以认为这些自命为“卫道之士”的“书生”比职业的武夫善良一些。曾国藩开始在长沙办团练时，已经得到了“曾剃头”的绰号，因为他杀戮很多。他当时说：“三四十年来应杀不杀之人充满山谷，遂以酝成今日流寇之祸”。（注：《与冯树堂》。《曾文正公书札》卷一，页16。）他明确认定，对不安分的老百姓，杀得太少太迟了。这些“书生”自以为他们的一切行为都为了保卫封建主义之道，都是有充分“理论”根据的，所以在屠杀造反的农民时是极其心毒手辣的，用曾国藩自己的说法是：“书生好杀，时势使然耳”。（注：《与江岷樵》。《曾文正公书札》卷一，页18。）
咸丰四年（1854年）湘军在湖南、湖北对太平军的反扑，是从太平天国起义以来，清朝军队第一次得到的比较象样的胜利。虽然接着湘军又遭到挫折，但清朝政府已不能不承认湘军的战斗力超过原有的绿营。到了太平天国后期的战争中，湘军就愈来愈成为清朝的唯一的主力了。
（五）《天朝田亩制度》
农民革命的理想到底是什么？从封建剥削下争取解放的农民到底要建立一个怎样的社会呢？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的每一次农民革命都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企图回答这个问题。太平天国的英雄们第一次给这个问题做出了一个农民阶级在没有比它更先进的阶级的领导下所能够做的最完整的回答。他们不停留在“四海之内皆兄弟”“扫尽妖魔，天下太平”这一类笼统的含糊的语言上，他们力求对农民的理想社会作出一个具体的规划。——这就是太平天国在定都南京后宣布的一个文件：《天朝田亩制度》。
我们不知道这个文件的作者是谁。这个文件是通过革命的烈火从千百万在封建桎梏下的农民的要求和愿望中提炼出来的。这个文件由已经有了三年的革命战争经验的英雄们写出来，不是偶然的。没有这样的经验，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
太平天国从一开始就设立了完密的军事组织。五人为一“伍”，其中一人为“伍长”；五个伍长上设一“两司马”，四个两司马上设一“卒长”，五个卒长上设一“旅帅”，五个旅帅上设一“师帅”，五个师帅上设一“军帅”，每一军帅共辖一万三千一百五十五人；再以上则由全军统帅（“正军师”）派出“总制”“监军”以指挥各军帅。这样的军事编制把散漫的农民队伍组成为有严格纪律的统一战斗集体。前面已经说过，在最初起义时，参加太平军的人，多半是全家参加的。他们的田产——如果有什么田产的话，都要变卖了交给“圣库”。富户们参加时都实行了这一条件。在作战中，一切缴获的财物都必须交公，绝对禁止“私取私藏”。在全军中实行一种大体平均的供给制度，这种制度维持相当长久。敌方这样描写说：“伪官虽贵为王侯并无常俸，惟食肉有制。伪天王日给肉十斤，以次递减，至总制半斤，以下无与焉。其伪朝内各官一切衣食，皆向各典官衙取给，军中亦然”。（注：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资料》第三册，页277。）可以说，太平军全军中，过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这种对于维持这个军队的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的军事组织的经验，成为《天朝田亩制度》这个文件的一种依据。
这个文件说的是整个社会组织，而并不仅是“田亩制度”。它之所以采用这一标题，反映了劳动农民在革命中最关心的就是土地问题——土地归谁所有，如何分配，而这问题也正是推翻封建社会制度的最中心的问题。
《天朝田亩制度》（注：见《太平天国资料》第一册，页318-326。）在这问题上提出的原则是平分土地，其办法是按每家人口（包括男女老幼）平均分配耕地，人多的多分，人少的少分（十五岁以下的孩子比大人减一半）。文件规定把田地按产量多少分为从上上等到下下等共九等，这是为了做到分配均匀的原故。文件又规定，每一家还要栽桑树，养蚕纺织，缝衣。甚至具体规定，每一家养五只母鸡，两头母猪……。
这样的分田办法的前提，很明显的，是剥夺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没收地主所有的一切土地。文件中并没有明白说出这一点来，其作者显然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天朝田亩制度》中完全没有地主的地位。“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这个农民革命的纲领就是这样大胆地提出了一个土地归“天下人”共有，否定地主阶级的所有权的主张。
《天朝田亩制度》进一步画出了它的理想社会的结构。它把太平军中已经行之有效的组织系统移到了社会上来。每一万三千一百五十五家由军帅一人统管，在军帅下逐级设师帅、旅帅等，其基层是每二十五家（五个伍）设一个两司马。文件说：“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所谓国库，每二十五家设一个，但两司马要把国库收入上交到军一级，而只是“存其钱谷数于簿”。“所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钱。如一家有婚娶弥月事，给钱一千，谷一百斤，通天下皆一式”。至于“鳏寡孤独废疾”，“皆颁国库以养”。“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伍卒为之，农隙治事。”所以，由一个两司马统管的二十五家就成为理想的公有制社会的经济单位。这个文件要人们相信，只要按照上帝意志实行这样的公有制，几千年来贫苦农民所梦想的人人饱暖幸福的社会就实现了。“盖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矣。此乃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真主救世旨意也”。
以两司马为首的每二十五家是公有制经济的单位，同时也是执行文化教育、武装自卫、司法行政的职能的单位。每二十五家中设一“礼拜堂”，由两司马在那里“教读圣书”，“讲听道理”。还设立类似民兵的制度：“每军每家设一人为伍卒”，有警时参加杀敌捕贼，无事时为农耕田。民间诉讼由两司马处理，解决不了，逐级上报，直到军帅一级以至上奏天王。两司马还有责任每年一次把所属的各家中“有能遵条命及力农者”（注：“遵条命”就是遵守太平天国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的各项基本规定。有的历史学者因为《天朝田亩制度》中有把官“黜为农”、“贬为农”这样的说法就以为这是贱视农民的表示，甚至因此认为这个文件并不代表农民的观点，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文件中明确地说道：“民能遵条命及力农者则为贤为良，或举或赏。”力农被认为是做官的一个条件。官被证明不能称职的则应“黜为农”（仍旧当农民）。这同封建统治阶级对于官与农民的关系的看法恰好是对立的。）向上保举，经过层层上级审核后由天王任命为官。对于已经做官的人，这个文件也详细规定升和贬的制度：每年一次由各级“首领”审查他们有无“贤迹”与“恶迹”，逐级上报，最后由天王决定加以“超升”或“谴谪”。还规定：“凡天下每一夫有妻子女三、四口或五、六、七、八、九口，则出一人为兵”。这是指正规军，与伍卒不同。
这些就是《天朝田亩制度》所画出来的理想社会和理想国家的图案。这个图案的确画得十分粗糙，但其轮廓和线条却也十分清楚。这是一幅交织着现实和幻梦，交织着彻底的斗争性和不切实际的空想的图画。这里面既有由革命的烈火燃起来的大胆的想象，又充分暴露了小生产者的狭隘的实际主义；既闪耀着历史的远见，又覆压着旧时代的沉重的阴影。
这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它宣布在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之后，要建立起不容许任何剥削制度的公有社会，因此它表现了高度的革命彻底性，没有一点同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妥协的余地，一点也不寄希望于地主阶级发“善心”，甚至同农民作为小所有者的私有性表示了某种程度的决裂。这些小农民已经抛弃了他们的一小块土地而参加到太平军的洪流里，战争的烈火使他们突破了小私有者的圈子，创造性地提出了未来的理想社会的设计，并且以为可以用自己的手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天国。但是，他们毕竟只有小生产者的经验。他们从诚朴的农民的实际主义出发，并不描绘“江湖好汉”所憧憬的“大斗分金，大秤分银”的浪漫主义图画，而不过是每家养五只母鸡，两头母猪，婚娶弥月时给钱一千，谷一百斤等等。在他们的天国中不过是两千多年来小农民过惯了的结合着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生活，不过是闭塞的狭隘的农村中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在封建剥削制度下，他们要想安定地过这样的劳苦生活也办不到，而现在他们说，天国将保障所有的人一律过这样的生活。他们把理想社会想象得既美好而又暗淡。他们没有想到，靠这种平均主义绝对建立不起理想的天国。他们的反封建斗争越是彻底，将越是为新的阶级分化创造条件，为一系列新的阶级斗争打开道路。他们不能预见还有漫长道路的阶级斗争的远景，也不知道，在这漫长道路上他们走的不过是最初的一小步。
这些在残酷的战争中的农民不做“桃花源”的幻梦，他们丝毫没有沾染上不要国家，不要军队，不要政府的愚蠢妄想。他们要建立的是以天王为首的统一集中的国家，并试图以农民所能设想的方法给这个国家加上民主的色彩。当然，他们也想不到，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分散的小生产为基础，除了产生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权以外，不可能产生别的。
在这幅小农民画出来的理想国的图案中，没有城市，没有商业，没有独立的手工业。他们无法把这些东西安插到《天朝田亩制度》里去。这些东西在一个农民的自给自足的社会中没有存在的余地。实际上，太平军在进入南京后，曾一度解散原来的城市和取消商业。他们在没收天京城里所有的官僚、退休官僚、大地主的住宅和所属的一切财产的同时，也在实际上没收了各种商店中的一切物资。所有的物资都被集中起来，分类储存，成为军队，即国家所有的财富。居民都被分别男女编组起来，全部纳入太平军的军事组织。手工业者被编入军队所属的“诸匠营”和“百工衙”中。这样，整个城市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大军营。他们宣布：“凡物皆天父赐来，不须钱买”，商业也就很自然地被废除了。这样的做法，应该说，是符合于《天朝田亩制度》的精神的。
这种政策是农民所能想出来的对待城市的最革命的政策。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城市剥削农村，城市中盘踞着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城市的繁华是积累了农民的血汗而形成的。起来造反的农民用他们所能采用的办法向城市实行报复。太平天国的英雄们认为不能简单地把城市抢光烧光，而要有秩序地把它纳入自己的社会制度中去。在这点上，太平天国远远地高出于单纯的流寇主义之上。
但是，太平天国的这种城市政策有着明显的致命的弱点。它的前提是要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农村社会，而事实上，当时中国各地，特别在太平军到达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消灭商业是不可能的。不久太平军在天京城外特准设立各种商店，开店的人要得到批准，领取天朝的“文凭”，所卖的货物是由“圣库”发给，这可以说是一种公营商店。但是这样的公营商店没有能长期存在，显然，“圣库”不可能源源不断地提供货源。他们纵然能用强制办法消灭城市中的商业，却怎样也消灭不了农村中的集镇贸易。只要军事局势略一安定，集镇贸易又自行恢复起来。太平军在初期对所占领的其他一些城市，也不同程度地实行了对南京城的办法。但是在这些城市中的商业消灭或衰落以后，在其附近农村集镇上的商业反而更加繁荣了。在后期，太平军在江南地区更无法实行初期的商业政策，只能在城市中也开放市场。他们发给商铺以称为“商凭”的营业执照，允许在遵守法令的条件下自由贸易。事实证明，太平天国的英雄们消灭不了、也控制不住商品经济这个“魔鬼”。虽然在《天朝田亩制度》中不承认这个“魔鬼”，但他们终究无法在实际生活中否认它的存在。他们所设计的整个社会由废除剥削制度的自给自足的农村组成的方案，也就很明显的不过是一个不能实现的空想。
《天朝田亩制度》中提出来的社会制度事实上从未真正实行过，也不可能真正实行。
在未到南京以前，在流动作战中，说不上实行他们的田亩制度。当时情况按清朝官方记载是：太平军每到一处即发布告示，“令富者贡献资粮，穷者效力”，清朝官方记载，在咸丰三年初进入武昌时，“亦如此出示，设馆收贡，仅行一日，见所获无几，遂逐户搜括”。当然是搜括富户。官方记载又说：“此时盖专掳城市，仍不扰乡民”。“不但不掳乡民，且所过之处，以攫得衣物散给贫者”。（注：《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资料》第三册，页270、271。）专掳城市，当然是因为城市财富比较集中的原故。
在既入南京并重回江西、湖南一带时，就不能不进一步来解决管理农村的问题了。清朝官方记载说：太平军派人入各村庄，“勾通富户奸佃劣仆，访问窖藏所在，许掘得分给”。这是在经济上打击农村中的地主富农。不久后又在乡村中按照《天朝田亩制度》的规定设立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伍长各官。有些地方并出示曰：“天下农民米谷，商贾赀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大口岁给一石，小口五斗以为口食”。（注：《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资料》第三册，页272、275。）这也是根据《天朝田亩制度》的精神，但如果认真这样做，就成了剥夺一切农民和小商贩的所有，而由国家负起供养全部人口的责任，这是行不通的。显然，他们并没有真这样做，因而“遂下科派之令，稽查所设乡官，一军之地共有田亩若干，以种一石终岁责交钱一千文，米三石六斗核算，注于册籍”。（注：《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资料》第三册，页275。）曾国藩后来在同治二年（1863年）的奏疏中也说：“粤匪初兴，粗有条理，颇能禁止奸淫，以安裹胁之众，听民耕种以安占据之县，民间耕获与贼各分其半”。（注：《沿途察看军情贼势片》。《曾文正公奏稿》第二十一，页15。）
清朝官方的这些记述虽然未必很准确，但由此可见，太平天国实际做到了在经济和政治上打击农村中的地主阶级，农民们不交租给地主，而直接向国家纳税。也就是说，《天朝田亩制度》中的革命的方面是在一定程度内实施了的。至于土地的绝对平分，并把除维持最低生活需要以外的一切多余的粮食、财产都归“国库”这种想法，是并没有实行，也是不可能实行的。
在太平军西征的时候，东王和北王、翼王会奏天王说：“建都天京，兵士日众，宜广积米粮，以充军储而裕国课。弟等细思，安徽、江西、米粮广有，宜令镇守佐将，在彼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注：《贼情汇纂》。《太平天国资料》第三册，页203-204。）天王批准了这个建议。据此，可见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当时认为立刻去实行平分土地等事是不适当的，还是要用“交粮纳税”的办法来解决军队所需要的粮食问题。
必须指出，太平天国在其所占领的农村中对于地主的统治权力和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的打击的程度是很不平衡的，甚至在不少地方是很不彻底的。太平军到达一个乡村时，对地主富户给了经济上的打击，再加上当地农民起来斗争，就在事实上造成了农民不承认地主的土地所有制的情形。但在这种斗争比较薄弱的地方，地主的地位就动摇不大。有些地方形式上设立了乡官制度，实际上并没有消灭地主在当地农村中的统治地位。
所谓乡官（即两司马、卒长）都是从当地居民中选拔出来的。在地主势力确已受到严重打击的地方建立起来的乡村政权，固然较多具有革命的性质，但在不少地方的乡官的人选却往往还是旧的地主和地主的狗腿子一类人物。清朝官方记载说：“（太平军）胁田亩多者充伪官，而以贫户充伍卒”；“尽有乡官本刁健讼棍，饶有机阱，每备礼物入城献于贼目（太平军的官员——引者），与之款洽，倚为护符”。（注：《贼情汇纂》。《太平天国资料》第三册，页273、275。）“（乡官）皆以本乡土人为之，其中以土匪充数者固多，然因留恋家产佯为应承者亦不少”。（注：涤浮道人：《金陵杂记》。《太平天国资料》第四册，页642。）这些记载表明，当时有不少地主阶级分子混入太平天国的乡村政权中。依靠这类乡官，当然不可能建立真正的革命秩序。
上述情形都表明，太平天国并不能成功地管理农村和城市。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单纯的农民革命好象一场暴风雨，可以给封建统治秩序以严重的毁坏，但是并不能保证建立一种能够代替旧秩序的新制度。要彻底推翻农村中的封建剥削制度而使农民群众再也不过被剥削的生活，要彻底摧毁地主阶级的统治而代之以农民群众的真正的民主制度，要把本来是建筑于对农民的剥削制度上的城市经济转变为真正对农民有利的城市，这都是十分艰难的任务，这样的任务不是单纯农民的革命所能完成的。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提出的方案，固然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他们所作的试验，固然终于是失败了的，但是他们的经验使得中国革命中的这些复杂问题所包含着的各种矛盾更加鲜明地显示了出来。只就这点说，也是对于解决这些问题的重大贡献。
（六）天京城内的大变乱
当太平军向南京进军过程中，好象用筛子把旧社会筛了一道一样，筛出来的跟着它一起走了，剩下的照旧留在本地。但当太平军发展到长江下游，占领了南京这样的大城市，有了比较固定的地区时，除了一些逃走了的地主阶级分子以外，它不得不听任整个社会中的一切成分都包罗在自己的队伍里面，使它的内部成分的复杂性大大地增加。城镇给它带来了更多的浪荡游民。城镇中不少地主分子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商人、手工业者，因为无路可走，不得不表示顺从太平军。农村基层政权中混进了不少地主阶级分子，还有许多被打败溃散了的清朝军队中的兵勇也参加到太平军内来了。
在这种情形下，特别需要一套如何在革命队伍中加强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措施，以及如何在革命中对待各个不同阶级、阶层的政策。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不能提出这样一套政策和措施。他们的宗教帮不了他们忙。《天朝田亩制度》这样一个只能对封建秩序起破坏作用而带有很大空想成分的纲领，也显然无济于事。
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在胜利面前没有保持清醒的头脑，相反，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思想愈来愈多地侵蚀到革命队伍内部。他们模仿封建统治阶级的排场和作风，在天京大兴土木，建筑王宫，过着养尊处优、豪华奢侈的生活。清朝官方的情报说，天王洪秀全临朝时，只有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几个王可以进见，其他官员都排列在大门内，按照仪式跪拜，呼喊“万岁”。天王同其他诸王的关系（更不用说同其他官员和将士的关系）再也不是兄弟关系，而是君臣上下的关系。每个王都有千人以上的僚属和侍从人员。杨秀清每出府，“开路用龙灯一条，计三十六节，以钲鼓随之，其次则绿边黄心金字衔牌二十对，其次则铜钲十六对，……役使千数百人如赛会状”。（注：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资料》第三册，页179-180。）封建等级制度甚至搞到极端繁琐的地步。以“天王诏令”的名义颁布的《太平礼制》，规定了“臣下”对天王的子女和其他各王的子女的不同称呼，天王长子称“幼主万岁”，第三子称“王三殿下千岁”，天王的长女称“王长金”，次女称“天二金”，其他各王，如东王的长子称“东嗣君千岁”，第二子称“东二殿下万福”，东王的女儿称“东长金”，“东二金”等等。对王以下各级官员以及他们的子女的称呼，也有规定，如丞相至军帅称“大人”，师帅至两司马称“善人”；丞相子至军帅子称“公子”，师帅子至两司马子称“将子”；丞相女至军帅女称“玉”，师帅女至两司马女称“雪”。在公子、将子、玉或雪中，又有等级区别，如丞相子称丞相公子，军帅子称军帅公子，等等。（注：《太平礼制》。见《太平天国资料》第一册，页103-105。）官员们出行都坐轿，天王的轿夫六十四人，东王的轿夫四十八人，下至两司马还有轿夫四人。高级官员坐轿时，小官和兵士都要回避或跪在道旁，否则就要受到惩罚。这些情况说明，太平天国领导者进入大城市以后，失去了同群众同甘共苦的作风，他们已经严重地脱离了群众。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并西征占领长江两岸时，有些原来执行的政策实际上已不再坚持。咸丰六年（1856年），和太平军同时进入江西的一部分从广东来的天地会部队，保留着原有的组织，打着自己的旗号和太平军一起作战。这虽然增加了太平军的声势，但这些天地会部队有很重的游民习气，所起的影响是很坏的。可见太平军已丧失用自己的严格的组织和纪律来溶化游民势力的能力了。
当太平军初起时，地主富农分子是舍弃了自己的财产，同造反的农民一起来打天下的。太平军实际上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才容纳他们。情况变化了，当然不可能再这样做。在安徽、江西、湖北各地，许多富绅、地主接受了太平军的任命，担任各级乡官，却是为了保持自己在农村中的统治地位。
太平天国的敌人在战场上打不败太平军的时候，不会不想到使用内奸的传统老办法。例如有个江宁府学廩生张继庚在天京假作归顺，暗中联络党羽，秘密同江南大营的向荣通消息，企图里应外合，在咸丰四年被破获。这还是从内部进行破坏的比较低级的方式。愈来愈多的阶级异己分子混在太平军内，似乎为太平军工作，其实是以各种手段腐蚀农民队伍。这种“看不见的敌人”成了太平军最危险的敌人。
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天京城内发生了咸丰六年八月到十月（1856年9月到11月）的大变乱。太平天国中地位最高的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还有地位次于这几个王的秦日纲（在定都天京后受封为燕王），都卷进了这场大变乱。
矛盾首先发生在洪秀全和杨秀清之间。杨秀清不但实际上掌握着军政大权，而且还不放弃他代“天父”立言的特权。当他自称“天父”附在他身上的时候，洪秀全只能按习惯下跪听令。咸丰六年，在已经把清朝的江南大营击溃以后，杨秀清更加居功自傲；七月里他假托“天父”的意志，要洪秀全封他为“万岁”。这实际上是不承认洪秀全具有至高无上的君主的权力，至少是要求平起平坐。这时，在江西前方的韦昌辉乘机率三千兵力赶回天京，深夜进城，在杨秀清没有戒备的情况下，攻进东王府，把杨秀清杀死。这一天是咸丰六年八月四日（1856年9月2日）。接着的两个多月中，韦昌辉在天京实行恐怖的统治，杀死了东王部下和群众二万多人。这时，清朝官方的报告说，看到长江上有无数“长发”的尸首顺流而下。
韦昌辉(1823-1856)，广西桂平金田村人，家庭富有，是兼营典当业的地主。他虽然花钱捐得监生的资格，仍遭到当地官绅的欺压，因而为冯云山所说动，率全家参加起义，并成为太平天国领袖人物之一。起义从金田村开始，就是因为韦昌辉在那里毁家发难的原故。在定都天京后，韦昌辉对掌握大权的杨秀清表面上很恭顺，竭力逢迎谄媚，但心怀不满。有的记载说，他杀杨秀清是受了洪秀全的指使，这大概是可信的。他是否利用以及如何利用洪秀全的名义而使谋杀杨秀清扩大为一次大屠杀，则无可考。贫农出身的燕王秦日纲，广西贵县人，金田起义最早参加者之一，是个头脑简单而勇于作战的悍将。他追随韦昌辉，参与了谋杀杨秀清和天京大屠杀的暴行。
在大屠杀正进行时，翼王石达开从武昌前线回到天京，反对韦昌辉的这种行动。韦昌辉又想杀死石达开。石达开匆匆逃出天京，并且从安徽组织兵力，准备打回天京。这时，洪秀全已经在天京城内发动反击，经过两天交战，迅速镇压了韦昌辉的力量，所杀的只有二百人，就把局面稳定下来。秦日纲也在这时被杀。
石达开(1831-1863)，虽然很年轻，但在西征中是重要的统帅之一。他在战场上的勇略和才智使敌人畏惧。江西和安徽的一些地区在他管理时，对待地主绅士比杨秀清和缓，这曾使杨秀清对他不满意，他也对杨秀清擅权不满。而且他对于洪秀全、杨秀清的那一套粗陋的宗教迷信，不大附和。在韦昌辉死后，石达开到了天京，成为主要的执政者。但他不能得到洪秀全的信任。到了第二年五月（1857年6月）他跑出天京，率领所部，离开太平天国而独立行动。他带走了不少精兵，使太平天国的力量在韦昌辉的屠杀后又一次遭到很大的削弱。
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因为个人恩怨和权力争夺而互相猜忌，以至发生火并，这在历史上是不少见的。这种火并当然会损伤自己的力量。韦昌辉就是利用了洪秀全和杨秀清的矛盾而掀起了一场大变乱。他以自己的行动表明他已成为农民革命的敌人。他在天京城内进行的这样大规模屠杀，在自古以来的中国农民战争史上是罕见的，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农民领袖互相火并的性质。在以后的太平天国文书中，仍然尊杨秀清为东王，并把他被杀的日子定为东王升天节，而韦昌辉则再不被称为北王。这是太平天国自己对于这场天京大变乱所作的结论。
在这场大变乱发生时，太平天国还远没有达到预期推翻清朝统治的目的，但是领导者们已经从草莽英雄一变而为他们所说的“小天堂”的主人。洪秀全和杨秀清陶醉于既得的胜利中，为争夺权力而争斗起来，这既是小生产者的狭隘观点的表现，又是受地主阶级意识侵蚀的结果。他们当然无法防止在自己内部地主阶级势力的抬头，而恰恰为它创造了机会。
这场天京大变乱成为太平天国从飞跃发展的形势转向下坡路的标志。干部的损失、军事力量的削弱，固然是直接造成的后果，但更严重的后果是政治和思想上的危机的加强。过去，人们是在人人都是兄弟，并力斩邪除妖，建立人间天国的号召下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这种号召在太平天国领袖集团的分裂和相杀中黯然失色了。过去，太平天国的革命政治和革命思想是以宗教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自经天京大变乱后，这些宗教的语言也不能不丧失其魅力了。
但是，由金田起义和向南京胜利进军而兴起的革命势头还没有因这次天京大变乱而完全被打断，韦昌辉的破坏活动以失败而告终。农民革命的主导力量（虽然它所具有的弱点愈来愈严重地表现出来）战胜了这次政变。所以，在这以后，太平天国在总的衰落过程中还能取得某些胜利，并且继续维持了八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