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国侵略者在太平天国初期的态度
太平天国革命发生在鸦片战争和五口通商以后，也就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已经侵入中国的时候。这是已往的农民战争所从未遇到过的一种历史条件。太平天国最后是被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和中国封建统治者合力扼杀了的。但是外国侵略者并不是一开始就表示他们同太平天国处于敌对地位，而且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外国侵略者和清朝统治者之间还发生了战争（历史上被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外国侵略者的军队甚至打进了清朝皇帝的京城，给了封建统治者以它所难以忍受的打击，而这二者之间的合作却正是后者受到这种打击的过程中形成的。
在太平天国初期取得胜利的时候，清朝的有些地方官员已经无耻地请求外国侵略者的帮助。苏松太道吴健彰代表署两江总督杨文定在上海向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请求派海军入长江，帮助清军击退太平军，这还是在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下南京的前几天的事。吴健彰其人本来是广州同顺洋行的行商，又是上海美国资本的旗昌行（一个贩卖鸦片的有名的商行）的合伙人。他是一个道地的买办官僚。
美国在咸丰三年也曾通过某些关系向清朝追击太平军的主帅向荣表示了愿意在军事上给以援助的意思。但这时，清朝政府还不认为有必要求助于外国，而英国、法国、美国也不愿在清朝政府还没有明确表示态度的时候立即用行动来表明自己的立场。他们需要对他们还很不熟悉的中国由于太平军的惊人的胜利而造成的复杂形势观望一下，才来决定采取什么政策对自己最为有利。因此，他们觉得比较聪明的办法是对中国国内战争暂时采取“中立”的态度。
英、美、法三国公使在咸丰三年和四年（1853年和1854年）先后从上海访问天京，直接与太平军领袖接触。这是为了了解这个突然兴起的政权的底细，同时也是对清朝政府的一种姿态。清朝在上海的官员向朝廷多次发出警告，说这些外国可能正在暗中帮助“叛党”。这些国家用这种姿态作为对清朝政府进行讹诈的资本。
在咸丰三年首先到天京访问的是英国公使文翰，三月间他在天京会见了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并与东王杨秀清交换了信件。接着，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在同年十一月到了天京，燕王秦日纲和他进行了会谈。第三个去的是美国公使麦莲。麦莲的前任公使马歇尔上校在咸丰三年已曾想到天京，但因为他的船在镇江搁浅而未能到达目的地。麦莲在咸丰四年五月虽然到达天京，但他拒绝了天京官员向他提出的“觐见”东王杨秀清的要求，却把他所乘的兵船上驶芜湖，然后就返回上海。这些外国公使都是乘坐自己的兵船进入长江的。当时清朝政府固然不敢阻拦外国船自由行动，而太平天国政府也还不懂得外国船是无权在长江航行的。
太平天国领袖除洪秀全和其他个别将领（如当时驻守镇江的罗大纲、吴如孝）外，过去谁都没有接触过外国人。他们的确还非常缺乏国际知识，也不免受到封建统治者留下来的“万邦来朝”之类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他们又以为这些外国人和自己宗教相同，供奉同一个“上帝”，有共同的宗教语言，因而把他们称为“洋兄弟”，这又显得过于天真。但是总的说来，太平军的领袖们对待这些外国使者的态度是不卑不亢的，表现了农民革命家的本色。例如，英国公使向太平军的领袖们声明英国“绝对保守中立，不助满人”，得到的是“充满自信心的冷静态度”的答复：“尔等如帮助满人，真是大错，但即令助之，亦是无用的。天父帮助我们，没有谁能与他作对的啊！”（注：《英国政府蓝皮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太平天国资料》第六册，页903。）这种态度和清朝的官员恰成鲜明的对立。这些外国使者从天京除了带回一些太平天国的出版物外没有得到任何东西。
太平天国是否承认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是这些外国使者急于要弄清楚的问题。英国的文翰到了天京后特别把南京条约等文件抄送太平军领袖，甚至在其致东王的信中威胁说：“我国与中国政府曾签订条约，有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岸经商之权利。如贵军或其他人等在任何形式之下对于英侨生命财产有所侵害，英国亦必采取与十年前抵拒各种侵害之同样手段，施以抵拒；彼时曾将镇江、南京及其附近各城占据，并签订和约”。（注：《英国政府蓝皮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太平天国资料》第六册，页910。）法国与美国公使也同样地向太平军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不能得到满意的答复。美国公使麦莲向国务院报告中确定地说：“天王兄弟及其臣下，当他们成为这个中华帝国的主人后，是不是会承认清朝政府与英、美、法三国已签订的条约义务呢？这是极不可能的”。（注：转引自卿汝楫著《美国侵华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52年版，页413。）
太平军严禁鸦片，这一点也是各国十分注意的。一个随同美国公使到天京去的人记载说：“吸菸不特严禁，而且禁令有效。抽鸦片之禁当然更为严厉执行了”。（注：原文见1854年6月24日《先驱报》。）英国的米赫斯牧师也说：“此革命运动如能成功……，鸦片将被严厉禁绝，非同现在只有禁烟之虚名，将必实行禁绝”。（注：《太平天国资料》第六册，页917。）对于仍把鸦片作为对华贸易的重要项目的英、美来说，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情。
当时，有些外国传教士认为，信奉上帝的太平天国取得胜利是对西方各国非常有利的事。早在咸丰二年（1852年）向外国报道他所知道的洪秀全的革命的美国牧师罗孝全说：“与外国战争（指鸦片战争——引者）之出人意外的结果乃是中国之开放，如今，倘此次革命将推翻偶像之崇拜而开放（中国的）门户，使（基督教）福音得普遍传播于全国，则其结果岂非同样奇妙耶？”（注：罗孝全：《洪秀全革命之真相》。同上书，页825。）对他的意见表示同意的米赫斯牧师（此人研究了文翰公使访问南京所得的材料）说：“如果革命军成功后，吾人所可预料之利益，乃是大开海禁以便传教和通商，及输入种种科学的改善，此在授受西方，均受其益”。（注：《英国政府蓝皮书》。同上书，页917。）这些传教士建议自己的政府实行真正的中立。他们同情太平军的出发点是：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将极大地有利于西方国家，它们由1840年的侵略战争在中国取得的地位将因太平军的胜利而大为巩固和发展。
这些传教士的想法，不能为他们的政府所接受。这些政府派在中国的公使经过亲自考察后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英国公使文翰向政府报告说：“我曾说他们（太平军）已创立一种新宗教，可以称之为一种伪造的启示。这个宗教大概是以旧约和传道小册子为基础。但他们已掺入迷信及谬误成分于其中，足令一般毫无成见者怀疑其信仰是否真有诚意，抑或只是几个首领徒然利用其做为政治势力之工具，借此蛊惑众教徒之心而望其矢忠不变”。（注：《英国政府蓝皮书》。《太平天国资料》第六册，页896。）美国公使麦莲的报告更直截了当：“他们（太平军）几乎完全由内地的无知识的、没有思想的群众所组成。……他们的来源是内地的强盗群……他们是不值得文明世界之重视的。而且，他们也许不能在他们所夺取及劫掠的城市之外，组织政府机构，这些城市之夺取与劫掠，是由广大群众受了最高度的煽惑，对于一切握有财产的人恨入骨髓所致”。（注：转引自《美国侵华史》第一卷，页111。）
公使们的见解显然要比那些传教士实际得多。他们不承认中国的造反的农民和资本主义侵略者所信奉的是同一个上帝。当然这并不是什么宗教问题，而是政治问题，阶级斗争的问题。以这些公使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侵略者在太平天国革命一开始时就明确地认识到，他们在中国只能同“一切握有财产的人”站在一起，不管这些人多么愚昧，多么落后；他们也明确认识到，由太平天国所代表的贫苦劳动群众是他们在中国的真正敌人。
清朝政府已经在鸦片战争中证明是一个禁不起讹诈的政府，它已经在南京条约和其他一系列条约上签了字，对于这些条约，虽然侵略各国越来越感到不满足，但如果清朝的覆灭就是这些既得权益的丧失，是它们不甘心的。咸丰四年（1854年）英、美、法都提出了修改1842到1844年订立的条约的要求，它们所要的修改，不用说就是扩大它们的既得的权益。它们要利用清朝政府因为太平天国革命而陷入严重的内部危机的时候进行更大的讹诈。所以它们决定不摒弃清朝政府，也不轻易地答应帮助它，而要表示“中立”，甚至作出可能支持太平军的姿态，这无非是向清朝政府表示：你不出好价钱，是做不成买卖的。
（二）在上海和广州的虚伪的中立
英、美、法的所谓“中立”的虚伪性，咸丰三年、四年（1853年、1854年）在上海和广州已经充分表现出来了。
太平军在咸丰三年占领南京、镇江后，并没有立即向东往上海方面进兵（以后有七年之久没有这样做）。但是上海一带的群众受到革命的影响，引起了激烈的动荡。这使得在上海的所谓“租界”里的外国人十分恐慌。在英、美、法的领事的主持下，成立了外侨的武装组织，准备与他们的海军（当时，有四艘英、美、法兵舰停泊在上海）合作，进行“防卫”。前面已经说过，租界本来就是非法的。他们现在公然认为他们有权用武力来对抗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防卫他们所诈骗得来的东西！
在上海一带，有一个属于天地会系统的群众秘密组织，叫做小刀会，它在咸丰三年八月初（1853年9月初）发动起义，占领上海县城，并在县城里建立政权，其首领刘丽川称为“大明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小刀会起义后曾占领上海、嘉定等六个县。他们虽然同太平军有过联系，但是双方不能实行必要的合作，太平军这时还没有致力于开辟南京以东的地区。小刀会在苏州企图发动的起义失败后，它所已占领的除上海以外的几个县先后为清朝军队夺去，到了九月底成了孤守上海县城的形势。但即使是这样，清朝官军围攻上海县城仍然达十五个月之久，最后还是靠外国武力的帮助，才于咸丰四年年底（1855年2月）使小刀会在上海失败。
外国租界是和上海县城紧相邻近的。围攻上海县城的清朝官军也就必然要在租界边缘活动。咸丰四年四月借口有几个官军兵勇进入租界地区，英国、美国联合发动了一个军事行动，以他们的兵舰上所能用的武力为主，向清朝军队进攻，把它赶到距当时租界边缘较远的地方。清朝军队并没有认真作战，而是立即后撤。这一战，在英、美资产阶级历史书上称为“泥城之战”（因为英军是从南京路向泥城桥进攻）。当时英国外相表示完全赞同英国在上海的领事的“勇敢与判断”。（注：《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页432。）这一战的结果并不是恶化了英、美等国同清朝当局的关系，反而使这种关系融洽起来，从而使这些侵略国家不但能够进一步扩大了租界的地区，确定了租界的独立地位，而且能够在上海攫取了对全局有重大关系的利益，即控制中国的海关。
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买办官僚苏松太道吴健彰在这时又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人物。在小刀会起义占领上海县城时，他在城里被俘获。当时正在上海的美国公使马歇尔和美国传教士晏玛太亲自到城里设法帮助吴健彰脱逃出来。（注：《太平军纪事》。《太平天国资料》第六册，页928。）以后，吴健彰就一直在租界里以清朝官员身分进行活动。在所谓泥城之战后，皇帝对于上海官员们发出谕令，表示担心“夷人”与“上海叛匪”勾结，并且提出对付“夷人”的方针是：“着怡良（两江总督）许乃钊（江苏巡抚）督饬吴健彰设法羁縻，妥为控制，仍当责以大义，杜其奸谋，一面赶紧设法攻剿，迅图克复”。（注：《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此书以后简称《咸丰夷务》）故宫博物院1932年刊本，卷七，页23。）于是由吴健彰代表清朝当局向英、美、法赔礼道歉，作出了“租界不可侵犯”的保证。前文（第四章第二节）提到所谓《上海租地章程》在咸丰四年曾进行一次修订，这次修订就是在泥城之战后由吴健彰和英、美、法三国领事商定的。根据新的章程，租界更加成为一个由外国资产阶级统治的具有完全独立的政权的地区。
在小刀会起义后，清朝政府设在上海租界内的海关立即被群众所捣毁。吴健彰本来兼任上海海关监督，但他要想重建海关受到英、美等国的阻挠。各国领事提出这样的一种奇妙的说法：清朝政府要在此重新设立海关，势必要有一定的保卫力量，而如果容许这些保卫力量进入租界，那就破坏了租界的“中立”。因此，在上海的海关就无法恢复起来。外国商人对此当然十分高兴，上海对于他们实际上一时成了个不收进出口税的“自由港”。上海海关收入对于清朝政府是十分重要的，特别在那军事开支庞大的时候。这个问题到了泥城之战后才算解决了。吴健彰和英、美、法三国领事在咸丰四年六月二十九日订立了一个协定，由苏松太道聘任外国人来担任上海税务司。根据这个协定，法国、美国、英国各一人共同组成了一个上海的关税管理委员会。这样，就开创了中国海关由外国人管理的这种殖民地制度，这种制度在几年以后由上海一地而推广到了全国。
在泥城之战以前，这些怀有阴谋的外国侵略分子有时故意向清朝官方表示他们同情小刀会的起义，例如美国公使麦莲曾向两江总督怡良说：“我们承认这一个革命运动（指上小海小刀会——引者）是一个有力量的、够尊敬的运动，有资格向外国政府要求享受交战国的权利，不管他们所控制的土地是大是小”。（注：转引自《美国侵华史》第一卷，页146。）但这不过是借以进行要挟讹诈的伎俩。经过泥城之战，在租界地位、海关控制权等问题上，清朝当局无一不使侵略各国满意之后，假面具就完全不需要了。
咸丰四年六月间，在美国公使麦莲参加下，英、法、美三国驻上海领事协议采取措施企图强迫小刀会起义军退出上海县城。他们与清军合作，完全断绝了租界和上海县城之间的交通，使在城内的起义军不可能从外面得到任何接济。最后则由法国人直接向起义军作战，法国租界是与县城紧相邻近的。法国的海军陆战队同清朝官军相配合，攻破了上海县城。小刀会领袖刘丽川和其他许多战士牺牲在城内，突围出城的一部分到了别的地区参加起义。有些逃到租界内的起义者被租界当局“引渡”给清军。清朝政府为了感谢法国人的重大帮助，承认十六铺一带的沿江地段划入法租界内。但法国官方还虚伪地表示，他们只是因故而同小刀会起义者发生冲突，并非有意要帮助清朝官军，他们的立场仍然是“中立”的。
咸丰四年在广东，天地会也纷纷发动起义。几乎全省郡邑都被各个堂号的天地会势力所占据。广州附近各城镇的起义军包围广州，企图加以占领。十月间，陷入困境的两广总督叶名琛致函英国的驻华公使（兼香港总督）包令，要求英国海军帮助官军共同来摧毁进攻广州的“叛党”。包令表示不能接受这种请求，并且正式发布公告，说是英国人对于发生在广东的内战严守中立，不得参与内战的任何方面。但是英国绝不愿意广州城落到造反的群众的手里。他们在中立的名义下实际上在广州实行了干涉。英国人呤唎著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说：“1854年包令爵士使英国海军与罪恶昭彰的两广总督叶名琛联合，共同蹂躏广东。广州几乎是清朝政府在广东全省唯一据有之地，清朝政府是依靠英国人的力量才保有这座城市的”。（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译，页131。）呤唎的书和别的外国作者的记述还具体记载了英国海军帮助清方打破天地会党对广州城的水上的封锁，以及英国海军攻击驶出海岸的天地会党的武装船只并用海盗名义把俘获的会党分子交给清朝官方等等情形。
使英国人恼火的是叶名琛并不因为他们事实上的帮助而改变他拒绝同外国人接近的态度。一个英国作者记载说：“（对于叶名琛的求助）包令当然回答说，他无权干预中国的国内事务。但是他带了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去保卫广州的洋行，无疑的，这支海军的来到对压平叛乱是起了作用的。包令本来以为在这种情况下，叶会邀请他到他的衙门内进行会晤。但事实上什么会晤也没有。”（注：S.Lane-Poole:The Life of Sir Harry Parkes，第一卷，页221。）
叶名琛是当时极端守旧的封建官僚的一个代表，他对外国人常常表现得十分倨傲，而在面临人民的造反时，却又把向外国人乞援看成理所当然的事情。他根本不考虑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来对付外国侵略者，因而在不久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他作出了极其可耻而又可笑的表演。
咸丰四年在上海小刀会起义和广州天地会起义的过程中，英、美等国所谓的“中立”显然是虚伪的，不过当时的历史条件使得他们在公开放弃“中立”的伪装而站到清朝政府方面去以前，还要狠狠地先把清朝政府揍一顿，这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虽然这种情形看起来好象很奇怪，但是上面我们已经讲到在上海经过所谓泥城之战而实现了中外反动势力共同镇压小刀会的起义，这其实已经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在一个局部地区的具体而微的预演。
（三）所谓修约问题
咸丰四年（1854年）英、美、法为了扩大它们既得的权益而向清朝政府提出修改条约的要求，照它们自己的说法，提出修改条约是有“合法”根据的。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订立的中美望厦条约中规定，对于已成立的条约“两国各宜遵守，不得轻有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不无稍有变通之外，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注：《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页56。）在同一年订立的中法黄埔条约也有类似的话。根据这种规定，美国、法国认为有权在咸丰六年（1856年）按照它们的需要提出任何修改条约的要求，虽然按照原来规定，至多无非是说，可以按具体情况作些个别修改而已。英国和清朝订立的条约中甚至根本没有修改条约的话，但是它认为，根据所谓“最惠国的待遇”，它也有把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订立的南京条约在满十二年时，即咸丰四年（1854年）进行修改的权利。（注：见英国外相克勒拉得恩于1854年2月13日致驻华公使包令的信件。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附录16，页765。）同样，根据片面的最惠国待遇，既然英国可以要求在咸丰四年修改条约，美国、法国也都有权在这一年提出修约要求了。——强盗们的“合法性”原来是可以按照这样的逻辑而制造出来的。
清朝官方最初是在咸丰三年（1853年）知道英国可能提出修约的要求。这年三月两广总督叶名琛奏报说：“据密探禀称，该国王（指英国——引者）因道光二十一年间定条约时，曾许给有十二年后再行更易之议，本年正计届期，亦难保其不乘此内地匪扰兵分之际，从旁窥伺，别有要求”。（注：《咸丰夷务》卷六，页8。）这个消息颇使已遭到太平军严重打击的清朝官方感到恐慌。但这个昏庸糊涂的叶名琛始终没有查一下，对英国的条约中根本没有“曾许给有十二年后再行更易之议”！他还把道光二十二年订的条约误为二十一年。
英国政府当时指示它的驻中国公使向清朝政府提出修改条约时所应达到的目的，其最主要的几点是：一，争取广泛地进入中国的整个内地和沿海各城，至少也要争取长江的自由航行，并进入直到南京的沿江各城以及浙江省沿海各大城；二，实行鸦片贸易的合法化。三，废除对外国的进口货和为向外国出口而购买的货物的内地税。（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页767。）美、法政府都分别训令它们在中国的公使对英国的要求予以支持和合作。不过英国政府在对其驻中国公使的训令中又表示，在提出这些要求时不必急于求成，“把修约延迟相当的时间，确乎是会有一些好处的。”主要的一点好处是，“我们将会有更好的方法来推断变乱（指当时的太平天国战争——引者）的可能结果，并能据以策划我们的谈判”。（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页765。）这就是说，再对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看一下。
咸丰四年三月（1854年5月）英国和美国都更换了驻华公使，在新的公使包令和麦莲来到后，叶名琛又奏报说：“该两国公使同时更易，其中必各有因。初来颇觉秘密，迨至再四查询，始知皆由于道光二十二年，前在江南订约时，有十二年后再行重订等语。本年闰七月初六即已届期（按，这是1842年南京条约满十二年的日子——引者），该国王等分遣各酋来粤，即专注意于此。”咸丰上谕对此的答复是：“该夷意在要求，尤当不动声色，加以防范，届时，惟有随机应变，以绝其诡诈之谋。叶名琛在粤有年，熟悉情形，谅必驾驭得宜，无俟谆谆诰诫也”。（注：《咸丰夷务》卷八，页4。）按当时清朝体制，两广总督同时是负责一切“夷务”的钦差大臣。叶名琛曾多年任广东巡抚，咸丰二年升任两广总督，但他对外国情形其实毫无了解，他的“不动声色加以防范”的办法就是，一概拒绝接见这些外国公使。在英、美、法三国公使共同坚持要求下，叶名琛派了一个知州和一个知县传话说：“叶总督并未奉有谕旨办理变通事宜。”（注：《咸丰夷务》卷九，页2。）所谓变通事宜即指修改条约。三国公使改而到上海去活动。他们会到了两江总督（怡良）和江苏巡抚（这年上半年是许乃钊，下半年是吉尔杭阿），并且表示，如果在广州和上海都不能解决问题，他们就自己到天津去。
吉尔杭阿向皇帝报告他和三国公使会谈中曾驳复了修约的要求：“当答以英夷原定章程，名为万年和约，本无十二年变通之文，即当永远遵行，包酋（指英公使包令——引者）不应有此不经之谈。美、法二夷，虽有十二年变通之约，而无另定新章之语”。（注：《咸丰夷务》卷九，页2。）在这点上，吉尔杭阿比叶名琛高明一些，他至少把条约原文查了一下。但是吉尔杭阿向皇帝建议不妨接受修约的要求。他说：“兹麦酋（指美公使麦莲——引者）固执十二年变通之约，欲由长江直至汉口设立码头，势将无从阻止。莫若将机就计，钦派资深望重之大臣，前来议定妥协章程，允其所请。……否则一朝决裂，乘金陵未复之时，闯入长江，诸事不复受商，动辄为所挟制，一误再误，长江中又添一巨患矣”。（注：《咸丰夷务》卷八，页35。）原来这时三国公使已先后访问天京，他们中，特别是美国很明显地表示愿意给清朝政府以军事上的帮助来换取条约权利的扩大。据两江总督怡良说，美公使麦莲交给他的照会中有“如蒙奏准，自当襄助中华，削平反侧，否则奏明本国，自行设法办理”（注：《咸丰夷务》卷八，页20。）等语。所谓“自行设法办理”则又包含着威胁的意思。一般说来，当时在上海的清朝官员与买办资产者的关系最深。吉尔杭阿就是最早主张对修约要求全面妥协，以换取外国的帮助的一个官员。但吉尔杭阿的主张遭到朝廷的驳斥。皇帝的上谕说：“著吉尔杭阿相机筹办，示以抚绥之恩，折其虚骄之气，俾不致更萌妄念，方为妥善”，同时命令长江上的军事长官“于江路下游圌山关一带，扼守海口，毋令夷船阑入，致与贼匪勾结”。（注：《咸丰夷务》卷九，页5。）可见清朝政府这时仍怀疑“外夷”和太平军“勾结”，所以虽然不愿意惹怒洋人，但认为吉尔杭阿的建议是不可行的。
咸丰四年八月英、美公使乘兵船到大沽口，法国公使没有同去，只派使馆秘书同行，这是因为法国的兵船这时正在修理的原故。他们声称，北上的目的是要面见皇帝和大学士，提出要求。清朝政府连忙派出官员到大沽口外拦阻。英国公使包令书面提出了十八条要求，美国公使麦莲也提出了十一条要求，其主要内容就是上述英国原定的方案，一句话，就是要全面地使中国向西方侵略国家开放。清朝政府看了这些要求后，认为“所开各条，均属荒谬已极，必须逐层指驳，以杜其无厌之求”，只有关于“民夷相争”要求“秉公办理”的问题，上海外国商人要求减免欠税的问题，广东茶税要求减轻的问题，这三条，还可考虑，但也只能到广东去具体商量。（注：《咸丰夷务》卷九，页40。）
英、美公使这次北上虽然未得到任何满意的结果，但他们并没有坚持要到天津和到北京，而是悄悄地又回到了上海和广东。清朝政府认为这是他们并没有多大伎俩的证明，却不知道，这些国家本来想对中国国内形势发展再观望一下。而且，当时英国和法国由于同俄国间的克里米亚战争尚未结束，不可能在远东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所以它们在中国暂时避免采取过于强硬的态度，以免使自己反而处于窘困的境地。
广东的叶名琛在英、美等国公使北上时向皇帝报告说：“该夷酋等如果经抵天津，无论所要求者何事，应请敕下直隶总督，仍令该夷酋等速行回粤，臣自当相机开导，设法羁縻，以期仰慰圣廑”。（注：《咸丰夷务》卷十，页14。）似乎他很有办法来对付“夷酋”，但事实上他的“设法羁縻”仍旧是封建官僚惯用的推托、拖延的老办法。
到了咸丰六年（1856年）六月，叶名琛又奏报英、美、法三国重新提出修约问题，虽然他仍说不出任何对付办法，但他自信地说：“嗣后该夷酋，无论行抵何省，总令其回粤听候查办，臣（叶自称）自当……随时驾驭，设法箝制，庶可消患于未萌也”。（注：《咸丰夷务》卷十三，页13。）
咸丰六年提出修约要求的三国中，活动最积极的是新任美国公使巴驾。巴驾本是个传教士，多年在中国活动，并当了外交官。巴驾带了以美国总统名义写的信到中国。他竭力主张用兵舰做后盾来向清朝政府提出要求。但是美国政府当时并不可能用较多的兵力到远东。巴驾先在广州与叶名琛交涉无效，随后到福州想经过闽浙总督投递总统的书信，也遭到拒绝。他又到上海，想经过买办官僚吴健彰做媒介来使清朝官方同意进行全面修约的谈判。这时，吴健彰已被革除苏松太道的官职，但仍为官方所倚重。两江总督怡良在巴驾到上海后向皇帝报告说：“该护道（摄理上海道）蓝蔚雯，邀同吴健彰往晤巴驾，询其来意，据称该国王因十二年之期已满，给与国书，须入京面告大皇帝，有酌办事件”。怡良评论说：巴驾的“言词要挟，居心实属叵测”。（注：《咸丰夷务》卷十三，页28-29。）巴驾究竟说些什么，在外国文献中有记载。他说：“到了今日，只有让叛乱的人们（指太平军）知道，英、法、美三国联合一致，同情并支援清朝政府。这样叛军将会看到，他们是无力抵抗这一巨大力量的”；但是“如果大皇帝拒绝西方国家之友谊的表示，则将来的发展是难于逆料的。而且，如果太平王今后对外国公使建议签订条约，各国公使接受他的建议，大皇帝是不能埋怨我们的了。”（注：转引自《美国侵华史》第一卷，页160。）
巴驾在上海用空言要挟没有能达到目的，他因为没有兵力，只好回到了广东。英、法两国虽然都支持巴驾的活动，但他们认为根据咸丰四年北上的经验，不使用武力是不会有效果的。所以它们的公使没有同巴驾共同行动。英国公使包令当时向政府报告说：“我的意见仍然是以单独行动，而没有一支堂皇兵力助其声威，欲求从中国人方面取得任何重要让步，是毫无希望的。”（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页787。）英、法对俄国的克里米亚战争在1856年结束，它们已有可能调动兵力到远东。当巴驾由上海回到广州的时候，英国开始动起手来了。
（四）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和入侵天津
咸丰六年九月（1856年10月）英国突然发动了对广州的攻击，其借口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中国的官员和兵勇为捉拿海盗在一只名为“亚罗”的快艇上捕了十二个当水手的中国人。这只快艇的主人是中国人。为了便于走私，船主聘用一个英国人当船长，并曾向香港政府登记，但在出事时登记已经过期。英国方面就认为，中国无权在英国船上抓人，还说，船上悬有英国国旗，被中国兵勇扯下了。因为是以这样的借口挑起的战争，西方的历史书上称为“亚罗战争”。两广总督叶名琛对这一事件采取了妥协态度，把被捕的水手都交给了英国人，并辩解说，当时船上根本没有英国旗。其实在这样一只暧昧的船上即使扯掉了一面英国旗又算得了什么事！
英国发动这次战争的根据是如此薄弱，以至当时英国议会在应否为此而与中国作战问题上发生了激烈辩论。下议院通过了对于帕麦斯顿政府的对华政策的不信任案。帕麦斯顿解散议会，在新的议会中他得到了多数。帕麦斯顿早就有对中国进行一次新的战争的打算。马克思评论帕麦斯顿政府说：“战争已变成帕麦斯顿独裁的生命攸关的条件”。“他站在教士和鸦片走私商中间”，“跟圣洁的主教和邪恶的鸦片走私商走在一起的，还有大茶商，他们大部分都直接或间接从事鸦片贸易，因此热中于取消与中国签订的现行条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十二，页155,161,162。）很明显的，并不是因为有了亚罗船事件才发生这一次战争，而是帕麦斯顿政府需要发动对华战争，才有了这个所谓亚罗船事件。
英国驻华公使包令借口亚罗船事件向叶名琛发出了最后通牒，接着派出军舰三艘，撞入珠江口内，占领了几个炮台，并炮轰广州城。叶名琛虽然从来没有认真备战，但是广州的民间武力和一部分兵勇进行了抵抗。而且英国方面这时也还没有足够的兵力占领广州，所以侵略军在骚扰了一阵后就撤退了。叶名琛立刻上报皇帝：“防御英夷获胜”。但这并不能使皇帝感到放心，上谕说：“此次已开兵衅，不胜固属可忧，胜则该夷必来报复。……当此中原未靖，岂可沿海再起风波”？（注：《咸丰夷务》卷十四，页15。）在清朝政府方面，力求同侵略者妥协了事，力求避免决裂，这是整个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特点。到了咸丰七年（1857年）初，听说英国派到中国来的新的代表正在途中的时候，上谕说：“倘此次派来之人，尚讲情理，即应以理相接，勿使再有借口，俾得自为转圜。”（注：《咸丰夷务》卷十五，页10。）他们不知道，这时，英国帕麦斯顿政府已经在国内完成了舆论准备，新派来的全权特使额尔金是带着军队来的，他所负的任务并不是“转圜”，而是要用武力来迫使清朝政府就范，达到进一步侵略中国的目的。
这时，法国的篡位的皇帝拿波仑第三也决定参加对中国的战争。法国人说，咸丰六年正月，有一个法国传教士（马神甫）在广西西林县进行传教活动，被地方官吏杀死。但西林县的知县否认发生过这样的事件。清朝官方并向法国人指出，按照条约外国传教士是无权到通商五口以外的地区去活动的。
在这一所谓“马神甫事件”发生后一年半，法国以此作发动战争的借口，派出了全权特使葛罗，率领它的远征部队与英国共同行动。
英、法政府又邀请美国合作，但美国政府决定不参加战争。在咸丰七年（1857年）春受任为驻华全权公使的列威廉奉行的政府训令是“在一切和平的方式上同英、法两国公使合作”。（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页546。）根据这个方针，美国在这场战争中扮演的角色是以劝和者的姿态支持持械行凶的强盗以达到共同分赃的目的。
以英国为首的这次战争虽已一切准备就绪，但是咸丰七年（1857年）下半年印度军队爆发民族起义，以至不得不调用额尔金率领到中国的军队去印度，所以对中国的战争又延迟了一些时候。在咸丰七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广东海口大体上平静无事。这年十月，叶名琛收到英国的额尔金和法国的葛罗到任的照会，其中包含着明确的武力威胁的话，并且限期答复。但是叶名琛向皇帝报告说：他已在回照中驳斥了“英夷法夷”的要求，“其鬼蜮伎俩，饕餮潜谋，谅亦不过如此”，而且吹嘘说，可以乘此时机，把他们历来提出的要求“一律斩断葛藤，以为一劳永逸之举”。皇帝十二月二十七日上谕欣慰地表示：“叶名琛既窥破底蕴，该夷伎俩已穷，俟续有照会，大局即可粗定。”（注：《咸丰夷务》卷十七，页37。）但实际上，在这道上谕发出之前，广州的局面已经急剧地变化了。
十一月初一（12月16日）英法兵船驶进了省河。叶名琛这时传谕，“该夷如无动静，兵勇毋许挑衅”。（注：《咸丰夷务》卷十七，页39。）其实是听任敌人从容作攻城的准备。到了十三日，侵略军开始发炮轰击，其部队立即登陆，两天后，广州就被占领。所有的在广州的清朝大员都被敌人俘虏。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叶名琛被英国人捉到船上，以后被遣送拘留在印度（咸丰九年死于加尔各答）。与叶名琛同时的湖南巡抚骆秉章描写这个钦差大臣说：在“夷务方兴之时”，“叶名琛以渊默镇静为主，毫无布置，惟日事扶鸾降乩，冀得神祐”。（注：《咸丰夷务》卷十八，页11。）还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讥讽叶名琛的说法，说他实行的是“六不”，即“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叶名琛虽然没有公开地投降敌人，但是他实质上和投降主义者没有什么区别，不过他常常以虚骄的自大来掩饰他的投降主义罢了。当封建统治者的妄自尊大越来越被迫放弃，许多当权者面临外国侵略者就求和乞降，实行逃跑主义的时候，叶名琛就成为一个罕见的怪物了。
仅仅占领广州不是侵略者的目的。英国的额尔金和法国的葛罗立即率领舰队北上，他们先在上海投递照会作为一个过场，然后直奔大沽口。和他们共同行动的不但有美国的公使列威廉，而且沙皇俄国的公使普提雅廷也参加进来了。沙皇俄国利用清朝政府进行反太平天国的战争和应付英、法等国制造的麻烦的时机，单独地在中国北部边疆进行了野心极大的侵略活动（见下一节）。普提雅廷于咸丰七年九月到了香港决定同英、法、美共同行动，一起北上。英、法已经同清朝政府处于战争状态，而美、俄则装作是清朝的朋友，但它们之间的合作关系是很清楚的。当时的两江总督何桂清也这样说：“美、俄二夷则乘衅附和，希冀坐收现成之利。”（注：《咸丰夷务》卷二十，页4。）咸丰八年三月，这些敌人和“朋友”都到了大沽口外。
虽然英、法已经宣战，并已占领广州，但清朝政府丝毫没有诉诸武力的打算。当各国使者到上海时，上谕说：“现在中原未靖（指太平天国——引者），……不得不思柔远之方，为羁縻之计（其实就是对外妥协）”。（注：《咸丰夷务》卷十九，页23。）两江总督何桂清也竭力说，不能“轻言用兵”，因为“就天下大势而论”，“内寇外患，交并而来，又将从何措手”。（注：《咸丰夷务》卷二十，页5。）所以他认为现已无法阻止这些“外夷”到天津，那就只好“钦派大臣（在天津）与之接见，稍加以词色，使无衅可寻，与之筹定大局，令其缴城（指广州城）息兵”。（注：《咸丰夷务》卷二十，页6。）上谕同意他的意见。
皇帝派出直隶总督谭廷襄等人到大沽口外，他们先同俄、美两家接触（这两家为了表示与已开战的英、法不同，先到了大沽口外）。后到的英、法二家则借口谭廷襄不是全权大臣，拒绝同他谈判。这四家分别装成红脸和黑脸，向清朝政府进行诱骗和恐吓。清朝方面虽然知道它们是互相串连的，但仍企图对俄、美两家进行所谓“牢笼”，要他们“从中说合”，（注：《咸丰夷务》卷二十一，页13,16。）来使杀气腾腾的英、法愿意和解。清朝政府打算做出的让步是减税，甚至“必不得已，于闽省粤省附近通商海口之地，酌加小口各一处”。（注：《咸丰夷务》卷二十一，页39。）这样的让步和四国的要求相距极远。侵略者已经看穿了清朝政府害怕对外战争的弱点，当然不肯就此了事。皇帝的上谕向直隶总督谭廷襄等说：“该督等切不可以兵勇足恃，先启兵端，天津固不难制胜，设其窜扰他处，恐非天津可比”。（注：《咸丰夷务》卷二十一，页22。）但事实立刻证明，就是在天津方面，清朝也表示不出任何抵抗外敌的决心。
四月初八，英、法突然开炮攻击大沽炮台。谭廷襄等奏报说：“该夷船联络直上，闯入内河，砟炮轰伤兵勇甚多，不能站立，以致退散。炮台即时被占”。（注：《咸丰夷务》卷二十二，页23。）清朝将领们仓皇逃跑，英、法侵略军迅速地兵临天津，俄、美“和事佬”也跟着来了。这时虽然朝廷官员中有些人提出战的方针，但有的不过是慷慨的空论，有的则以为依靠地方绅士办团练就能克敌制胜。比较有特殊见解的是兵部左侍郎王茂荫，他的奏文中说：应该在北京设防，“战而胜固善，即战不胜，退之城外，亦可以守”。（注：《咸丰夷务》卷二十三，页24。）但是清朝政府对于外敌，是除非有保证能轻易地获胜，决不敢真正抵抗。失掉京城而长期抵抗是它所根本不敢设想的。在此五年前，农民革命的太平军也曾兵临京津，封建统治者抵抗得是那么顽强，那么有决心。而这回他们对于已经侵入天津的外国侵略者是一心一意只想求和了。
皇帝立即专派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花沙纳到天津，还特旨起用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声名狼藉的投降主义者耆英参与在天津议和。（注：这回耆英没有能起多大作用，由于他在谈判进行中自行由天津回北京，受到审讯，终于被皇帝“赐死”。）英国提出的条件，连皇帝看了也认为“直欲以中国地方，听伊出入，所请断属难行”。（注：《咸丰夷务》卷二十四，页39。）但在继续谈判中，清朝方面只能节节退让，最后全部接受了英、法、美、俄四国的要求，签订条约。
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分别于咸丰八年五月十六日、十七日（1858年6月26日、27日）签字，主要内容有：英、法公使驻北京；增开通商口岸；外国人可入内地游历、通商、自由传教；修改税则；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往来；中国分别向英、法赔款四百万、二百万两银，等等。俄、美两国打着“调停”的幌子，用伪善和狡诈的手腕，早在中英、中法条约签字以前（6月13日、18日）就诱逼清朝政府签订了中俄、中美天津条约。除了赔款以外，俄国、美国获得了英国、法国从天津条约所得到的一切。
主持订立这些条约的桂良、花沙纳签约之后奏报皇帝说：“此时夷人窥破中国虚实，凡吾国家艰难困苦情状，了如指掌，用敢大肆猖獗，毫无顾忌”。——其实应该说是看破了封建统治者的弱点。桂、花二人在奏文中着重说明国内“民变”的可虑，“国家内匪未净，外患再起，征调既难，军饷不易，”所以决不能战。奏文中又申述这些外国侵略者似乎也还可信任：“观其不敢害叶名琛，知有畏忌天朝之意；观其仍肯交还广东，即时退出海口，知无占据地方之心”。“今番（这些“外夷”）感激圣恩，从此待以宽大，示以诚信，果然永敦和好，可省国家兵力，亦是羁縻一法”。（注：《咸丰夷务》卷二十七，页1-3。）这种说法代表了一部分封建官僚（有些当权的封建官僚对这一点还表示怀疑）对于西方来的外国侵略者的“新”认识，这种“新”认识为封建官僚在政治上的买办化打下了思想基础。
而且这时期，在被英、法侵略军占领的广州城，一些清朝大员已经创立了直接地、公开地为外国侵略者服役的实例。
在英、法侵略军于咸丰七年十一月占领广州，把两广总督叶名琛抓走后，清政府在广州的其他大员，广州将军穆克德纳、广东巡抚柏贵等，都成了侵略军的俘虏。穆克德纳的满洲驻防军已全部被解除武装。侵略者决定恢复柏贵和穆克德纳的原来职位，并且公告说：广州城已在联军武力管制之下，但政府交给柏贵管理。由两个英国人和一个法国人组成一个委员会，驻在巡抚衙门里实行管制，凡是巡抚发布的布告，都须经这委员会加盖印信。所以，以柏贵为首的广东政府，已成为傀儡政权。但是柏贵和穆克德纳仍继续向清朝政府递送报告。当然，报告中并不如实地叙述他们和侵略军的关系。他们的一个奏文中说：“奴才一身何惜，惟大局攸关，不得不苟且忍耐，曲为羁縻”（注：《咸丰夷务》卷十八，页1。）。清朝政府居然还“谕令柏贵等，宜借绅民之力，驱逐夷人，然后从而开导，示以怀柔”。（注：《咸丰夷务》卷十八，页8。）
到了咸丰八年正月，湖南巡抚骆秉章查明了广州情形上报清廷后，朝廷似乎才恍然大悟。骆秉章说：“上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958年1月9日——引者）后，始将将军巡臣送回抚署，而令夷目率夷兵监之。收缴省城各标及近城各团军器，收省河各炮船归夷目统带，并以夷兵分守各城门。出示则用四夷酋与将军抚臣会衔。……将军抚臣等关防虽在，其公文均须由夷人阅过，始能发行。……柏贵既与夷酋商办，彼此同住一署，柏贵所陈必皆夷酋之意”。（注：《咸丰夷务》卷十八，页11-12。）
奇怪的是，虽然知道柏贵已做了敌人的傀儡，但是清朝政府并不对柏贵作任何谴责，仍承认他是广东巡抚。到了英、法军占领大沽炮台北方形势紧张时，给新任两广总督黄宗汉（注：黄宗汉是在咸丰七年底奉令出任钦差大臣两广总督的，他离开北京后显然有意一路耽误，一直到次年五月才到广东境内。这已是天津条约订立的时候了。）的上谕中还说：“此时柏贵有无挽回补救之方，以赎前愆，并着黄宗汉传旨谕令知之”。（注：《咸丰夷务》卷二十二，页28。）
广州城在侵略军统治下达三年多之久，柏贵在这期间病死。清朝政府又派了劳崇光去当广东巡抚，他仍然进广州城（咸丰九年七月）和侵略军的管制委员会“合署办公”，继续维持傀儡政权的局面。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侵略军只占领过如定海那样的小城市，在那里侵略者自己担任行政长官。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广州城，侵略者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而又让它同清朝的中央政府保持联系，可以说，这是开创了在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中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一种形式。
（五）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沙皇俄国
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即中英鸦片战争后十年，沙皇俄国向清朝政府要求开放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都在新疆）这三处进行贸易。在这以前一百多年间，中俄间的通商只在蒙古边境，经过恰克图一地。清朝政府拒绝开放喀什噶尔，其他两处则同意了。咸丰三年（1853年）俄国政府又要求让俄国人的船到上海等沿海口岸进行贸易，这个要求受到断然拒绝。
但沙皇俄国这个时期的侵略野心，主要是对着黑龙江流域。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订立尼布楚条约时曾受到遏制的这种野心，到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重新膨胀起来。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沙皇任命穆拉维约夫为东西伯利亚总督，使他负起对黑龙江流域实行侵略扩张的任务。道光三十年（1850年）穆拉维约夫擅自在黑龙江口的庙街（今尼古拉耶夫斯克）树立俄国国旗，设兵屯守。因为这是公然破坏尼布楚条约的行动，采取比较谨慎态度的俄国外务大臣表示反对，但这行动得到了沙皇尼古拉第一的支持。穆拉维约夫积极扩充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军，他认为，为实现“占领阿穆尔（即黑龙江）的意图”，“唯一的方法就是向我们的懦弱的邻国（指中国）炫耀武力”。（注：《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一卷，（俄）巴尔苏科夫编著，1891年莫斯科出版。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3年出版，页298。）
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咸丰四年（1854年）五六月间，穆拉维约夫借口要抄近路紧急增援堪察加方面以防英、法海军进攻，亲自率领兵力相当大的船队由石勒喀河入黑龙江，一直东驶出海。为了掩饰这种对于中国领土的公然的侵犯，穆拉维约夫特别通过驻在北京的“达喇嘛”（注：当时有俄国传教士团驻在北京，所谓“达喇嘛”即传教士团中的修士大司祭。）向清朝政府说明“本大臣之往东海口岸也，虽由中国黑龙江地面行走，然一切兵事应用之项，俱系自备。并无丝毫扰害中国，且绝无出人不意，因而贪利之心。两国和好已久，此意必能相谅。……但愿中国同心相信，勿以兵过见疑。此次由中国境内行兵，甚得邻好之益。如将来中国有甚难之事，虽令本俄罗斯国帮助亦无不可”。（注：《咸丰夷务》卷八，页25-26。）
清朝政府虽然在黑龙江上兵力薄弱，不敢加以拦阻，却也没有被这一篇好话迷惑住。上谕说：“俄罗斯性情狡猾，诸事从无实话，不可不防。”（注：《咸丰夷务》卷十，页31。）认为：“内地江面，不能听外国船只任意往来，此后断不可再从黑龙江行驶”。（注：《咸丰夷务》卷十，页18。）可见这时俄国和清朝都明确认为黑龙江是中国的内江，因为按照尼布楚条约，中俄边界远在外兴安岭一带。
只隔了一年，咸丰五年（1855年）四五月间，穆拉维约夫又以同样的借口进行了在黑龙江的第二次航行，实际上是武装示威，并且于八月间在松花江口与中国官员进行了所谓“划界”问题的会议。所谓“划界”问题原来是在咸丰三年（1853年）俄国方面提出的。当时俄方咨文说：“窃查俄罗斯国与大清国分界处所，自格尔毕齐河之东山后边系俄罗斯地方，山之南边系大清国地方，虽经议定在案，惟贵国立有界牌，敝国尚无界牌”，所以现在要求中国方面派员和东西伯利亚总督商办“在无界牌之近海一带地方亦设立界牌”。（注：《咸丰夷务》卷六，页32。）在得到这个咨文后，清朝政府经过慎重的考虑，认为从恰克图以东直至大兴安岭，两国边界总的是清楚的，（注：同上书，页34。）俄方要求仅是在格尔毕齐河边界建立界牌，这个要求可以同意。（注：《咸丰夷务》卷七，页1。）但是当清朝政府派出划界专员通知俄方后，俄国人却又故意留难拖延了一段时间，到了穆拉维约夫第二次航行黑龙江，他的部队到了松花江口时，他才让谈判开始，显然是别有用心的。果然谈判一开始，俄国方面就极端无理地宣布：应该以黑龙江为“两国最无可争辩的天然疆界”，也就是要把黑龙江左岸全部地区以及整个沿海地区都划归俄国所有。（注：《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一卷，页442。）中国代表拒绝了这种无理要求，并宣读了咸丰三年俄国的咨文，因为穆拉维约夫的要求显然远远超出他们自己的咨文的内容，这使穆拉维约夫无法回答，这次谈判就这样结束了。清朝皇帝在收到关于这次谈判的报告后的上谕中说：“黑龙江、松花江左岸，其为中国地界确然无疑，该夷胆敢欲求分给，居心叵测”。（注：《咸丰夷务》卷十二，页4。）
清朝当局明知沙皇俄国“居心叵测”，一定不会罢休，但是他们始终不认真加强军事防御力量。当时的情况是如同吉林将军景淳所说：“东省兵丁军器，一概不足”，（注：《咸丰夷务》卷八，页5。）景淳要求把调到南方去镇压太平天国的部队调回一部分来，“以资防守”，但朝廷的答复是：“此时粤匪未平，正在攻剿之际，调出官兵，万难遽行撤回。”（注：《咸丰夷务》卷十二，页24。）反动的封建统治者始终把本国的人民看做最大的敌人，所以只好说：“从来抚驭外夷，惟有设法羁縻，善为开导，断无轻率用兵之理”。（注：《咸丰夷务》卷十二，页24。）既然下定这样的决心，当然只能听任对方为所欲为。
咸丰六年（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已经结束，俄国人又公然在黑龙江上进行第三次武装示威的巡行。黑龙江、吉林的地方长官纷纷上报说，不但俄国人的兵船来往纷纭，而且他们到处上岸搭棚建屋，存粮屯兵，上谕对此仍然只说了些“不可轻启衅端，亦不可漫无限制”、“外示羁縻，内加防范”这类空话。（注：《咸丰夷务》卷十三，页21。）这时，英国已经开始在广州动起手来，俄国沙皇政府决定派出普提雅廷为专使，向清朝当局表示：“贵国内地不靖，外寇侵扰广州”，所以要派专使到北京“办理两国交涉一切事件”。（注：《咸丰夷务》卷十五，页8。）这时俄国人装成是中国最好的朋友，说他们的目的只是“祈将两国边界之事及早完结，以后情愿与贵国彼此相安相保，共防将来不测之事，两国永远相安，互相辅助。本国深知大义，非同贪利之国可比也。但愿贵国勿怀疑心，致误大事。”（注：《咸丰夷务》卷十五，页13。）清朝当局拒绝普提雅廷到北京。
于是，一方面普提雅廷到香港，如前文所说，和英、法、美的代表合作行动，另一方面，穆拉维约夫在黑龙江地区肆无忌惮地进行其所谓“殖民政策”，事实上对整个黑龙江左岸进行了军事占领，他宣布，从1858年航期开始“凡留在左岸的居民，均属我国（即俄国）管辖”。（注：《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一卷，页514。）他甚至表示：“我认为，如果我们被迫对中国人使用武力，那么阿穆尔（即黑龙江）将是我们的主要作战基地。在瑷珲登陆，从那里有几条平坦大道，穿过人烟稠密的地区，通向南满和北京”。（注：同上书，页502。）
在普提雅廷到香港与三国合作以前，曾先到天津海口活动，这时他只是含糊地提到所谓边界问题。清朝当局认为，边界问题在尼布楚条约中已经明确解决，只有乌特河流域在恰克图条约中规定为两国共有，其具体国界可以会同勘定。因此要求普提雅廷到黑龙江方面去同指定的中国官员解决这问题。普提雅廷表示还要先回国请示。清朝当局这时给俄国发出咨文说明这种情形，并且说，估计明春普提雅廷会到黑龙江方面，“黑龙江大臣（将）届时前往会晤，公同查勘乌特河界址。至海兰泡等处，均系中国地界，近来贵国人船往来不绝，并自盖房屋居住，屡经中国好言晓喻。穆拉维约夫等置之不理，实属有违成约，中国与贵国和好多年，不应令属下人任意占踞中国地方……”。（注：《咸丰夷务》卷十七，页20。）所以清朝政府这时态度很明确，认为黑龙江左岸（包括海兰泡等地）都是属于中国的地方，这是符合于尼布楚条约的。事实上，普提雅廷并未回国，反而到了香港，随同英、法、美三国公使一起到上海。他在上海给中国当局的咨文中除支持英、法、美的要求外，特别提到中俄两国边界问题，公然说：“不能以兴安岭为两国边界，当以黑龙江为界”。（注：《咸丰夷务》卷十八，页33。）清朝当局在驳斥这一主张时，通知黑龙江将军奕山：“如果该夷（指普提雅廷）折回黑龙江，即着奕山据理拒绝，仍照前议，将乌特河地方会同勘定”。（注：《咸丰夷务》卷二十，页1。）这时，清朝官方又知道俄方可能会把勘界一事交穆拉维约夫负责，所以又命令奕山，根据这个精神“向穆拉维约夫详细晓喻，务期驾驭得宜，勿使该夷肆意侵占。”（注：同上书，页2。）
这样，就发生了咸丰八年（1858年）阴历四月间（阳历及俄历为五月）清朝的黑龙江将军奕山同沙俄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之间的瑷珲谈判。这次谈判的第一天，穆拉维约夫就拿出了一个事先准备好了的条约草案，其基本点就是横蛮无理地主张以黑龙江为两国间的国界。奕山当然不能接受这个条约。第二天，穆拉维约夫不出面谈判。俄国的档案如此记载：“为了留有余地，一旦今后产生某种误会需要作最后决定时他好再出面”，所以第二天，他就称病不出，而由他的一个助手彼罗夫斯基进行谈判。（注：《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一卷，页527。）显然，穆拉维约夫也觉得迫使中国的代表接受这样的条件不是有把握的，所以要“留有余地”，但是谈判的第五天，奕山就完全屈服了。第六天，奕山和穆拉维约夫签订了一个条约，这就是瑷珲条约。奕山向皇帝的报告中说，在会议期间“夜间瞭望夷船，火光明亮，枪炮声音不断，……势在有意寻衅”，并且说：“势处万难，若不从权酌办，换给文字，必致夷酋愤激，立起衅端，势难安抚”，所以只好妥协，“以纾眉急”。（注：《咸丰夷务》卷二十五，页13-15。）俄国方面的档案则说，中国官员的屈服是因为：“一则中国虚弱无力，清皇朝风雨飘摇，二则他们害怕我们联合英国”，俄国人还向奕山说：“俄中两国维持和好，实悉赖我国皇上宽宏大量。根据中国近年来的各种行径，我国完全有权采取其他行动”。（注：《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一卷，页528。）
从这些简略的记载中，不难看出，沙皇俄国的扩张主义者是进行了多么凶恶和无耻的威胁和讹诈。
瑷珲条约文字极为简短，但这简短的条文造成的中国领土损失是惊人的。根据这个条约，大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广大领域都划为俄国领土，乌苏里江以东直到海边的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则被说成是中俄两国“共管”之地，黑龙江、乌苏里江成了俄国可以自由通行的航道。而且所谓中俄共管不过是为了过渡到俄国独占。只隔了两年，在中俄北京条约中就已实现了这个过渡，乌苏里江以东也成了俄国的属地。
订立瑷珲条约的半个月后，俄国在天津以和事佬的身份同清朝政府订立了中俄天津条约。但第二次鸦片战争到此尚未结束，不久后，英法联军又入侵北京，俄国也跟着一起同清朝政府订立北京条约。即使不去说俄国在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得到的其他好处，只是瑷珲条约就使它象恩格斯在当时所指出的“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注：《俄国在远东的成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页662。）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以不同面目出现的侵略中国的强盗帮中，沙皇俄国实际上成了获取赃物最多的一个强盗。
按清朝当局事先给与奕山的命令，奕山根本无权与俄国人订立这样的条约。瑷珲条约签字的时候，英法联军已经攻占大沽口，进抵天津。焦头烂额的清朝政府虽然一向对于东北边疆十分重视，但这时忍痛咽下了这一口苦药，不敢正式宣布否认瑷珲条约，而且还在天津与英、法谈判中无可奈何地寄希望于俄国这个“朋友”的“从中说合”。
上谕把瑷珲条约已经成立的消息告诉负责天津谈判的桂良等人，并说：“今俄国已准五口通商，又在黑龙江定约，诸事皆定，理应为中国出力，向英法两国讲理，杜其不情之请，速了此事，方能对得住中国”。（注：《咸丰夷务》卷二十五，页18。）而俄国在天津也仍然以中国的好朋友自居。桂良等奏报：普提雅廷表示：“愿送中国火枪一万杆，各项炮位五十尊，……求奴才等代奏，并云嗣后夷患极宜预防，海口炮台万不足恃。伊拟备文回国，令派修造炮台并教兵技艺及看视金银矿苗各官前来中国，代为制备一切，实系感激图报，万无他意，不必见疑”。（注：同上书，页39。）清朝政府尽管多么软弱，多么糊涂，但也看得出沙皇俄国这个“朋友”又来了一个新花招，越是说“万无他意，不必见疑”就越是大有可疑。上谕对这事的回答是：“其欲令人来教导技艺，踩看矿苗，均着婉言回复，勿许为要”。（注：同上书，页41。）
（六）从天津条约到北京条约
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时期发生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在清朝封建统治者的身上显著地表露出了这样的矛盾——它不敢抵抗外国侵略者而只能屈服于它的压力之下，但又要在本国人民面前极力保持它的“尊严”，表示它还是能驾驭“外夷”而不是无力到只能受“外夷”支配。在从咸丰八年（1858年）的天津条约到咸丰十年（1860年）的北京条约之间的形势发展中贯串着这种矛盾，因此以咸丰皇帝为代表的中央政权的发号施令是如此地缺乏一贯性，摇摆不定，常常自相抵牾，终至只能听任侵略者摆布。
天津条约订立后，跟着就在上海同英国人进行修改税则的会议。咸丰皇帝这时似乎忽然发现，经他自己批准的条约中“以派员驻京，内江通商，及内地游行，赔缴兵费始退还广东四项，最为中国之害”，（注：《咸丰夷务》卷三十一，页31。）他要把在敌人炮口下作出的可耻的屈服，在谈判桌上说服敌人取消掉。他甚至荒谬地主张，以免除关税来换取上述四条的修改。参加会议的大臣们不无理由地认为，免税当然是“外夷”愿意接受的，但他们在欣然接受以后仍然会按照条约索取他们所要的一切。这些大臣没有向英国提出这个荒谬的主张，也不敢要求修改那四条，尽管皇帝三令五申地催促他们用他们自己的名义“晓谕”对方。他们只能报告皇帝说，当委婉地暗示到这几点时，立即遭到对方严拒。上海的会议断续进行了半年之后，皇帝终于无可奈何地表示：“夷情狡执，该大臣等（指参加会议的大臣）迫于时势，亦属势处两难。该大臣之苦衷已在朕洞鉴之中。因思驻京一节，为患最巨，断难允行。至进京换约，如能尽力阻止，更属妥善”。（注：《咸丰夷务》卷三十五，页40。）他这时只想能做到不让外国的使臣长驻京城这一条。他认为，让外国使者长驻京城无异于公开宣布朝廷已“为外夷所监守”。（注：《咸丰夷务》卷五十，页16。）（后来的事实确也是如此，帝国主义国家派来的外交代表成了半殖民地的中国政府的操纵者）。按照天津条约规定，一年后正式换约。咸丰皇帝不愿意在京城换约，也无非是为了想表示，这些屈辱的条约不是由皇帝自己负责的。总之，都是想为代表封建统治权威的皇帝保留点“体面”。参加会议的大臣们当然能体会到这意思，他们尝试说服英国人同意把长驻外使的地点和换约地点移到京城以外。但是，对方寸步不让。
侵略者会给封建统治者及其最高代表者以“体面”的，但这时还不给，他们要在得到后者彻底屈服的保证后才给。所以清朝方面对天津条约似乎又反悔的表现，只使得侵略者准备进一步施行武力威胁。
咸丰九年五月（1859年6月），预定换约的时间已到。英、法、美三国公使自行到大沽口外，他们都有兵船随行，特别是英国，来的是以海军上将何伯所率领的一支相当大的舰队。这时清朝方面决定接待这些公使，但指定他们不带武装由大沽口稍北的北塘口登陆到天津，并且预先告诉他们说，“现在大沽海口，已节节设备，如轻易入口，恐致误伤”（注：《咸丰夷务》卷三十八，页17。）清朝方面的这些要求显然是完全合理的，是无可非议的。但英法方面不理会这些通知，它们认为在中国应该有权要走哪里就走哪里。五月二十五日（6月25日），英法兵船蛮横地撞入大沽口，自行排除航道上的障碍物，开炮轰击炮台，并以陆战队强行登陆。他们没有料到，这时中国炮台对他们实行了猛烈而有效的反击。炮战继续了一昼夜，侵略者遭到了严重的失败，英国的四艘炮艇被击沉，还有几艘炮艇失去了作战能力。登陆部队半数以上伤亡，海军上将何伯也受伤。英法侵略军被打得如此狼狈，如果没有在场的三艘美国兵船的援助，几乎无法退出大沽口。美国在这时期本来一直以中立者自居，没有参加英法的这次军事行动，但在紧急关头，却出来作了这与他的“中立”的身份不合的行动。
英国和法国侵略者对于1859年的这一次意外的失败是不甘心的。但由于中国以外的国际局势的影响，英法两国到1860年初才有可能联合派出相当大的兵力，仍分别由额尔金与葛罗为专使，再一次宣布同中国处于战争状态。
大沽口的炮战在清朝当局看来也是一个意外的事件。这次炮战完全不表明清朝皇帝及其政府对于侵略者的政策有了什么改变。炮战后五天的上谕中说：“驭夷之法，究须剿抚兼施，若专事攻击，恐兵连祸结，终无了期。不如趁此获胜之后，设法抚驭，仍令就我范围，方为妥善”，并且表示担心：“惟恐各官兵，因此次获胜，总以攻剿为是，致误大局”。（注：《咸丰夷务》卷三十八，页56。）所谓“设法抚驭，仍令就我范围”，其实是央求他们仍然前来北京，进行换约。美国公使这样办了，清朝当局在京城和美国人完成换约手续后，还请他们转达英、法公使，希望他们“复寻旧好，进城换约”。（注：《咸丰夷务》卷四十，页5。）俄国新派的公使伊格那替业幅也到了北京。在咸丰九年十一月间传说英法海军即将到上海时，上谕却要上海地方当局派员“前往问其是否来此议和，于该国调兵等事佯为不知，看其如何回答，或可迎机开导，俾就范围，亦可为弭兵之计”。（注：《咸丰夷务》卷四十五，页5。）朝廷虽然也命令加强海防，准备迎击，其实是没有作战的决心的，所以负责大沽口防务的将军僧格林沁向皇帝不满地说：“用兵之道，贵乎鼓作士气，不宜稍有游移，心无专主。……若今日言和，明日言抚，兵丁与该夷虽有不共天地之心，将领常存畏首畏尾之念，一旦人心懈怠，难再收拾”。（注：《咸丰夷务》卷四十六，页4。）
咸丰十年初，两江总督何桂清（此人早就成了上海买办资产者的政治上的代表人物）根据皇帝的旨意，要中国商人同英国商人联系，向英国公使探听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议和。英国人当然提出了一大串新的要求。由于英法军队即将开到，二月十六日英、法公使分别发出给清朝当局的最后通牒，要求“立即和无条件地接受”四项条件，其中包括对大沽炮台的行为“道歉”，完全实行天津条约和追加新的赔款等项。他们明知这时清廷还不会完全接受这些条件，所以同时放出风声，说不久就要举兵北上，而且要“拦漕停税”（截夺从南到北海运的漕粮，停止交纳关税），这又是清廷十分害怕的事。
在上海通过买办商人同侵略者进行求和的谈判看来是行不通了。咸丰皇帝忽然表现了强硬的姿态。闰三月初一上谕说：“该夷不自引咎，不遵开导，仍以必不可行之事，志在必行，在中国岂能俯首受其挟持。现在天津等处，设防严密。如果该夷带兵前来，惟有与之决战。但此次用兵之后，该夷断非有心和好，所有前议条约，概作罢论。”（注：《咸丰夷务》卷五十，页1。）但是还不到一个月以后，由于英法的北上的恐吓尚未实现，皇帝的口气又改变了。上谕说：“如果任其带兵北来，与之决战，即我兵全操胜算，亦必至兵连祸结，后患无穷，终非善策。不若仍在上海反复开导，毋令决意北来，庶可消患于未形”。（注：《咸丰夷务》卷五十，页33。）所谓“反复开导”就是向敌人要求降低条件，赐与和平。这样的任务仍然交给上海的买办商人及其政治代表两江总督何桂清等人。但是侵略者还是不受“开导”。四月里，英法的一部分军队分别在浙江的定海和山东的烟台等地登陆，并且占领山东的成山角，这是南北漕运必经的海道上的咽喉。五月初，何桂清等在进行所谓“反复开导”时，却在和英法商量，请他们出兵帮同攻打太平军，原来这时太平军正在胜利地东进，已经攻占苏州。何桂清向皇帝奏报说，英法方面对天津条约的全部和今年二月提的四条一点也不肯让步，只要接受他们的要求，不但英、法军北上的危险可以消失，而且他们还可以出兵助战，所以“仰乞皇上天恩，逾格从权，可否准将英法二国原定天津条约及续请四款，准予照办，庶几南北两衅，可期立时消释。”（注：《咸丰夷务》卷五十二，页17。）这时皇帝表示反对这种主张，而且立即罢免何桂清，令薛焕继任。但薛焕其实完全是何桂清同类的人。五月下旬，英法的军队已经到齐，额尔金、葛罗二人也到达上海，并即启碇北上。薛焕向皇帝报告他的几年来办理“夷务”的经验是：“驭夷之法，全在顺其性而驯之”。他又说：“兹值我国家多事之秋，人人皆知以和为贵。……若不量为变通，恐益滋决裂，惟有姑顺其性，以期抚议有成。”（注：《咸丰夷务》卷五十三，页43。）在这敌兵已经进压国门，按理应该表现抵抗的决心的时候，皇帝却又表示同意薛焕的主张，下令直隶总督恒福在英、法军队到达海口时“拣派善于词令的人，询其来意。”并且“详细开导……或可稍有转机”。（注：《咸丰夷务》卷五十三，页45。）敌人来意如何，难道还需要向敌人打听吗？可是皇帝居然相信薛焕的报告：“该酋等有会齐兵船，……偕抵大沽海口，察看中国如何举动，始决战和之说”，因而认为“是该夷等志在求和之说，尚非无因”。（注：《咸丰夷务》卷五十四，页13、15。）原来求和的不是自己，反而是武装压境的敌人！
在皇帝的这种方针指导下，实际上成了开门揖盗的形势。英、法军队从容地在没有设防的北塘口登陆，抄袭大沽炮台，轻易地占领了炮台，僧格林沁的部队挂了白旗撤退，而且一直撤退到通州（今北京通县）。天津被敌军占领，实际上是由清朝地方官员把敌军迎进了不设防的天津。
皇帝派出了大学士桂良到天津，会同直隶总督恒福都以钦差大臣身份同英法议和，表示接受本年一月对方在上海提出的四条。但是侵略者这时的要求又提高了，要增加赔款，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等。侵略者根本不同这些钦差大臣谈判，只是迫令他们同意所有提出的要求。桂良等奏报皇帝，除了接受对方要求外别无其他办法，他们已向英法发出同意的照会。显然，他们之所以敢于这样做，是根据咸丰皇帝的避战乞和的方针。但这时咸丰皇帝忽然又变了卦，对桂良等大加申斥，认为他们怯懦无用。七月下旬，咸丰皇帝口口声声说现在只是对外夷“暂时羁縻”，一定要准备进行一次“决战”，而且“决战宜早不宜迟”。（注：《咸丰夷务》卷六十，页7。）“刻下唯有与之决战后再抚，舍此别无办法”。（注：同上书，页26。）而且“朕今亲统六帅，直抵通州，以伸天讨而张挞伐”。（注：同上书，页30。）就在发出“御驾亲征”的吹嘘的这一天（七月二十四月），英、法侵略军从天津向通州方面推进。但是人们没有看到什么“决战”，只看到皇帝又急急忙忙派出了级别更高的钦差大臣（怡亲王载垣，尚书穆荫）同对方进行和议，想劝阻敌军不到通州。他们在给英国人法国人的照会中说：“贵国所开各款，业经允许，自无不可面定”。（注：《咸丰夷务》卷六十，页34。）皇帝深恐前方的军队轻于作战，破坏“抚局”，特别通知统兵的僧格林沁说：“现在议抚之王大臣，料已行至通州。……僧格林沁等断不可轻于一试，以期于抚局有丝毫之益，实为万幸”。（注：同上书，页35。）
英法军队越来越逼近通州。咸丰皇帝已经决定对于英法的要求，除了“索要现金”及“带兵进城”（进北京城）这两点外全部接受，即使这两点也不是绝对拒绝。但是侵略者寸步不肯退让。皇帝这回又似乎真下了抵抗的决心。八月初的上谕看上去象是一个宣战的号召。其中历述了英法自咸丰七年进兵广州以来的罪行，然后说：“逆夷犹敢逞凶带领夷兵，逼进通州，称欲带兵入见，（把敌人进兵北京说成是“欲带兵入见”！——引者）朕若再事含容，其何以对天下？现在严饬统兵大臣带领各路马步诸军，与之决战。近畿各州县地方士民，或率领乡兵齐心助战，或整饬团练，阻截路途。……务各敌忾同仇，明攻暗袭，以靖逆氛”。（注：《咸丰夷务》卷六十二，页19。）
咸丰皇帝把作战的希望寄托在通州一带布防的僧格林沁的部队，以为他至少能在英法军队进犯时进行有效的阻击，然后能争取对方降低一点条件以达成和议。他又荒谬地以为英法派到通州的谈判代表巴夏礼是他们的“谋主”，把他扣留下来就是一个大胜利。事实上，清朝军队这时已毫无斗志，这主要是在战争中所执行的混乱的政策所造成的。八月七日，英、法军队向通州以西的八里桥一带发动进攻，僧格林沁的部队几乎全军溃散。于是北京城就敞开在侵略者面前了。
咸丰皇帝听到八里桥的败绩后，立刻逃出北京，到热河的行宫去了。他的弟弟恭亲王奕訢被任为钦差大臣“督办和局”。
英法侵略军到了北京城外，首先绕道到西北郊的圆明园，抢夺园内的金银财宝，并劫走所有能搬动的珍贵文物，九月九日英军纵火烧毁全园建筑。这个经过清朝一百多年经营，汇集中国人民的血汗的结晶，综合中西建筑术，聚集古今艺术品而成的壮丽宫殿和园林，顿时变成了废墟。法国大文学家雨果在1861年写给朋友的信中愤怒地斥责英法侵略者这一罪行。他写道：“在两个胜利者瓜分赃物的条件下，圆明园大规模地遭到了蹂躏”。“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在我们眼中，中国人是野蛮人，可是你看文明人对野蛮人干了些什么！”雨果又正确地指出：“治人者所犯的罪恶是与治于人者不相干的。政府有时会做强盗，但人民是永不做强盗的。”（注：转引自丁名楠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页158。）
有些官员主张在北京城外和敌人作战，但逃到了热河的咸丰皇帝说：“必须厚集兵力，一战成功，方为计出万全”。（注：《咸丰夷务》卷六十五，页4。）这时有谁敢保证“一战成功”？当然唯一的出路只能求和。留在城里的一些大臣自动开放了安定门，让英法军进城。本来驻在城外的奕訢也按照咸丰皇帝的命令进城“与该夷将本年所议续约，画押盖印，并将八年天津和约互换”。（注：同上书，页23。）这时只能不折不扣地接受对方要求的一切，一个字也不敢驳回了。咸丰皇帝说：“业已入城，一经驳斥，必致决裂，只可委曲将就，以期保全大局”。（注：《咸丰夷务》卷六十六，页14。）
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间，恭亲王奕訢不但同英国、法国订立了北京条约，而且接着又同俄国订立了一个条约。沙皇俄国的公使伊格那替业幅在咸丰九年六月初到北京后，向清朝当局进行交涉，提出了些新的要求，其中主要的一点是要把瑷珲条约中规定为中俄共管的很大的地区都占为己有。清朝当局拒绝接受这些要求。咸丰十年四月间，在知道英法将再次兴兵进攻北京时，伊格那替业幅从北京到了上海。他向英法侵略者提供了关于白河沿岸清军防务的情报和俄国东正教教士私自测绘的北京详图，并指出城防最薄弱的地点。所以俄国人实际上成了英法侵略者的同伙和参谋。在英法军队到北京时，俄国的公使又钻进了北京城，自称来为双方调停，其实是乘机迫使清朝承认他所曾经提出的那些要求。这回清朝当局不敢拒绝了。恭亲王奏报说：“伏思该酋（指俄使）心怀叵测，未便过于拒绝”，（注：《咸丰夷务》卷六十七，页10。）结果在十月初二（11月14日）又订立了中俄续增条约（亦称中俄北京条约），满足了沙皇俄国的要求。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朝政府被迫订立的一连串不平等条约（包括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和在上海订立的“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的主要内容，这里综合地说一下。
一、北京条约把天津条约中所规定的对英、法的“赔款”，都增加为八百万两，外加上“恤金”：英国，五十万两；法国，二十万两。
二、如前所述，俄国攫取得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极其广大的领土，共约一百万平方公里有余。
中俄天津条约中说：“日后大清国若有重待外国通商等事，凡有利益之处，毋庸再议，即与俄国一律办理施行。”（注：《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页88。）从此沙皇俄国也得到片面的最惠国待遇，成为侵略中国的国际强盗帮中“平等”的一员，而且成为他们的互相竞争和争夺中主要的一员。
由于片面的“最惠国待遇”，以下所说各点，虽分别写在不同的条约上，但都成为所有这些强盗可以共同享受的权利。
三、除鸦片战争已开放的五口外，沿海又开放天津、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南、淡水、潮州、琼州这七口，并在长江沿线开放镇江、南京、九江、汉口四口。在新疆，对俄也加开了喀什噶尔一口。
四、外国船（包括兵船）可以往来于沿海各通商口岸，也可以在长江一带自由通航，外国人可以任意在内地游历、通商。
五、外国教会有了在中国各地自由活动的权利。充当翻译员的法国教士甚至私自在北京条约中增加上了“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注：同上书，页147。）的条文。
六、领事裁判权有了详密的规定：中国不但无权审理在中国犯了刑事案的外国人，而且凡涉及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民事案件都要由“中国地方官与（外国）领事官会同审办。（注：同上书，页98（中英天津条约第十七款）。）”
七、进出口货物的税率，除茶、丝、鸦片外，一律按值百抽五的原则规定，而且洋货运入内地只抽百分之二点五的子口税，以代替各项内地税。中英通商善后条约中还有“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人帮办税务”（注：同上书，页118（该条约第十款）。）这样的话，从此外国人管理中国的海关似乎有了“合法”的依据。
八、鸦片烟成为合法的进口商品。
九、条约中有准许华工出国到英、法属地或其他外洋地方作工的规定，当时外国侵略者已经在东南沿海掠买华工，大批贩运出洋，这种暴虐行为从此得到了“合法”的保障。
十、外国派遣公使以征服者的姿态进驻中国的京城。
条约中的这些规定以及其他一些规定使得中国更深地堕入半殖民地化的泥坑。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后果不仅表现在这些条约上。经过这次战争，形成了外国侵略者与中国封建统治者联合镇压中国人民革命的形势，使中国封建统治者开始成为西方列强的附庸与工具。这是我们以后要讲到的。
（七）封建统治者把谁看成真正的敌人
这里我们还要说一下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团练”的问题。我们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已经看到，封建统治者在对付外国侵略者时常常说要“借助民力”。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咸丰十年七月二十七日的类似宣战号召的上谕中说：“近畿各州县地方士民，或率乡兵，齐心助战，或整饬团练，阻截路途……”（注：《咸丰夷务》卷六十一，页3。）似乎也是在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但封建统治者的所谓组织团练，决不表示他们相信人民的力量，决不是真正想动员人民力量来抵抗外国侵略者，也决不可能真正动员人民的力量。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情形继续证明这一点。
当英、法侵略军侵入津、沽时，清朝方面在京畿一带提倡办理团练不可谓不起劲。但是由朝廷派出的大员督率地方绅士富商组织起来的团练并不能在侵略军进攻中起拦截尾追的助战作用。绅士们的热心办团练，是借此派捐敛钱，或者作为进入官场的阶梯。他们需要有一点武力，也是为了在兵荒马乱之际，保卫自己的家业。所以僧格林沁奏报说：“现在津郡城乡，团勇不过万人，设遇有警之时，可以镇压土匪，不能调出迎敌。”（注：《咸丰夷务》卷四十六，页2。）奉令回籍办团练的焦祐瀛、张之万也奏报说：“查武清之杨村，静海之独流等，均已举行团练，但均系弹压土匪而设，可以保卫乡闾，未必即能打仗”。（注：《咸丰夷务》卷六十，页23。）清朝当局在它的正规军队遇敌即溃，而且又不断地向敌人乞和的情形下却幻想由地方上的绅士们领导的团练抗御敌人，当然只能落空。焦祐瀛等的奏报中又说：“抚议一起，人心懈怠，不但兵无斗志，亦复民无固心”。（注：《咸丰夷务》卷六十，页25。）这所谓民无固心其实就是绅士地主们的心理。下层群众中蕴藏着的愤怒，在没有组织与领导的情况下，最多只能表现为对侵略军的个别的破坏行为。官员和绅士们领导组织的团练不但不能动员下层群众的积极性，反而只起阻遏的作用。所以在侵略军向北京进逼时，甚至出现这种奇怪事情：“夷人北来时，津郡为之代雇车百数十辆，途中复应付柴草。……武清县民团未奉地方官的示谕，不肯与该夷为难。”听到这样的报告，连咸丰皇帝都认为“殊出情理之外”，（注：《咸丰夷务》卷六十一，页31。）但其实这种现象正是封建统治者所实行的政策所造成的。
特别能说明问题的是在广东省的情形。
在咸丰七年广州城被英、法侵略军占领之后，清朝政府在毫无办法中想出了这样一着：要广东的官员“传谕各绅民，纠集团练数万人，讨其背约攻城之罪，将该夷逐出省城”。（注：《咸丰夷务》卷十八，页5。）广东省城附近的劳动群众有三元里的斗争传统，对于占领广州的敌人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小股的敌人出城往往受到袭击，如果很好地组织这种斗争，是可以困扰敌人的，甚至有可能使它在城内站不住脚，但是要求一战而逐出敌人，是不切实际的。更奇妙的是清朝当局规定了这样的方针：要把这种进攻说成是与清朝官方无关的，等到进攻得胜，“然后由地方官员出为调停”。（注：同上书，页6。）这时有前户部侍郎罗惇衍等三个地方上的大绅士主持办理广州城附近各地的团练，他们自称在积极准备实现收回广州城的任务。皇帝要那个拖延很久才到任的两广总督黄宗汉同罗惇衍等商量：“将攻击夷人之事令罗惇衍等专办，而该督作为局外调停”。（注：《咸丰夷务》卷二十六，页38。）这真是难以思议的事，要这些绅士以人民的名义去同侵略者决战，而官方则作为“局外”人进行“调停”！到了咸丰八年的天津条约已经订立之后，皇帝要罗惇衍如果确有把握，仍可进攻广州，但谕令黄宗汉，“照会该夷，使知构兵之故，与官无涉”。（注：《咸丰夷务》卷三十五，页5。）在这情形下，这些绅士们哪里会真去打仗？他们报告皇帝说：“臣等仰体圣意，自当按兵不动，遥作声威。而乡曲愚民，颇难明白徧谕。刻下沿海乡村，仍有忿然不平，不肯甘心接济夷人及为夷人服役者。该夷以势力欺压，间有民夷仇杀之案。当此万难措手之时，有此一着，便知公愤尚在人心，未始非牵制之一术。且出自百姓，与官绅无干”。（注：《咸丰夷务》卷三十，页35。）上谕答复说：“现在夷人仍踞省城，既不与官绅为难，亦只可暂与相安。其民夷仇杀之案，无关大局者，仍当毋庸与闻”。（注：《咸丰夷务》卷三十，页37。）这样一来，不但“官”，而且“绅”都成了“局外”人了，在侵略者面前不甘心屈服的就只剩下不懂事的“乡曲愚民”！
但这些“乡曲愚民”却不承认官与绅是局外人。黄宗汉报告说：他已同罗惇衍等商量好，“攻剿之举，既不能计出万全，则且缓兵蓄威，毋使（外夷）有所借口，以免贻害沿海地方”，这实际上是说决定同占领广州的敌人和平共处，但是“无如好事之徒，安心构祸，肆口骂罗惇衍等虎头蛇尾；虚糜民间数十万银两，抚议一到，遂即按兵不动。……其催令臣督兵进剿匿名揭帖，竟贴至臣署前，并有用石块包揭帖，于夜深时由墙外掷进者。……”（注：《咸丰夷务》卷三十一，页10。）下层人民群众对侵略者的愤怒转移到这些愚弄人民而向侵略者妥协的官绅身上，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时，办团练的绅士们的任务也就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弯。咸丰九年初罗惇衍等奏报说：“臣等驻扎花县，……申谕北路乡民，不准仍与夷仇杀。”而且因为占领广州的侵略军表示要到花县，所以他又从花县向北撤退，“一面约束壮勇乡民，不准妄动。”（注：同上书，页12、13。）
广东这一角的情形，已足够使我们看到，封建地主阶级到了这个历史阶段已经彻底地堕落；在外国侵略者的压力面前，它只能起约束人民群众的爱国斗争的作用。不管外国侵略者如何欺凌与侮辱它，它也宁愿向他们妥协，甚至想依靠他们来求自己的生存。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朝封建统治者始终没有把外国侵略者当成真正的敌人，因为他们心目中的真正的敌人不是别的，而只是革命的人民——太平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