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俄国对中国西北边疆的侵略
沙皇俄国不仅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吞并了我国东北边疆的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地区（见第六章第五节），而且紧接着，又把黑手伸进我国的西北边疆。咸丰十年（1860年）俄国强使清朝政府接受的北京条约中有一条是关于西部边界的（该约第二条）。随后，清朝政府和沙皇政府各自派出官员在新疆的塔城（塔尔巴哈台）会晤，按照这一条文的规定，进行西部边界问题的谈判。中国在新疆的西北国界原来是在巴尔喀什湖的北岸，但是北京条约第二条却举出巴尔喀什湖以东约三百多公里的斋桑泊和在它以南约四百多公里的特穆尔图淖尔（伊塞克湖）作为划界的标志。俄国人还按照自己的需要解释这个条文，以便更多地占夺中国的领土。他们以武力做后盾迫使清朝政府按照他们的解释来“严格遵守”条约的规定。在同治三年九月（1864年10月）签订的关于划定中俄西部边界的塔城议定书，完全是沙皇俄国方面的欺诈和武力威胁的产物。
沙皇俄国派出的全权代表巴布科夫在他所著书中供认了俄国政府和官员们如何挖空心思进行欺诈。为了把斋桑泊地区和特穆尔图淖尔地区都说成是俄国的领土，他们利用北京条约第二条汉文本和俄文本有些用语的不同来捣鬼。北京条约第二条把雍正六年（1728年）所立的一个沙宾达巴哈界碑作为西部国界的起点，中文本中说，国界线是由此“向西”到斋桑泊等等，（注：《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页150。）而俄文本却说是“向西南”。由于“向西南”划，对俄国更为有利，他们坚持，在这点上只能以俄文本为根据，因为俄文本是“正本”，而“在译成中文抄写时，造成了明显的错误”。（注：巴布科夫：《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中译本1973年版，页265。）但是他们是不是一切都以俄文本为准呢？也不。他们发觉，俄文本中所说的“中国现有卡伦”在中文本则说是“常驻卡伦”（卡伦即哨所），而“常驻卡伦”这个用语可以被利用来做文章，他们决定在这里必须照中文本。他们把“常驻卡伦”解释为固定设制的卡伦。由此，他们就说，中国的国界必须按那些固定设制的卡伦来划，至于在此以西的“前列卡伦”和“外线卡伦”一概不算数。这一点是俄国方面始终坚持，而清朝官员开始时是坚决反对的。巴布科夫书中说：俄文本和中文本的这种不相吻合处“应当归咎于在最初制定时核对条约的两种文字上的疏忽大意。”（其实可能是因为当时并没有想到可以这样来利用常驻卡伦这个用语。）但是被认为“正本”的俄文本毕竟没有“常驻”字样，怎么办呢？这个厚颜无耻的扩张主义者认为这没有什么关系，“由于中国委员完全不懂俄文，这种情况在当前的谈判中并没有什么特别不便之处”。（注：巴布科夫：《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中译本1973年版，页206。）
清朝官员们到了具体划界时才看出俄国人在北京条约中把西部界线写得那么简略是存心不良。代表清朝政府参加塔城会议的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说：整个界线虽然“袤延万里”，但“其中并未指明逐段立界地名，已属有意欺混侵占”。（注：《同治夷务》卷八，页54。）由于中国方面拒绝接受俄国人对条文的解释，同治元年的第一次塔城会议没有得到什么结果。总理衙门的官员们在北京向俄国公使继续辩论有关问题。他们说，如果早知道条文中说的不是由沙宾达巴哈“向西”，而是“向西南”，他们是不会同意这个条文的。他们又说，“常驻”并不是长驻的意思，而且北京条约的条文中也没有明白说常驻卡伦就是边界线，但是他们始终不知道在俄文本中连“常驻”这个字眼都没有！
当然，蓄意侵略的强盗不会因字义学、法理学的辩论而让步。俄国人从会议开始前就不断地出动军队，分股进入阿尔泰、塔城、伊犁等地区，抢劫骚扰，宣称要强占他们认为属于他们的地方。象巴布科夫书中所说，他们在新疆，仿照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方面已经实行过的做法，用武力造成既成事实。巴布科夫说：“我国部队分布在国界上（他们所片面认定的国界——引者）的这一事实明确地向中国人表示，我们有充分的可能随时以武力来支持我们的要求。”“我们在实际上占据了接近常设卡伦线的地方，以此向中国代表们指出，我们坚定不移地认定这条线就是国界线。”（注：《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页187、278。）同治二年五月间，在伊犁地区，清朝军队与侵入的俄军接仗，互相开炮轰击，俄军受到挫折。但是负责边防的将军们断定自己毫无作战能力，清朝政府也十分害怕决裂。总理衙门说：“查西北一带边疆，道路绵远，防不胜防。似目前议战议守，两无可恃”。因此，只能接受俄国方面的分界的方案，“倘再不准其照约议分，迁延日久，势必愈形决裂。现值后饷两绌，若堵御不力，致被深入，恐所失愈多，转圜愈难”。（注：《同治夷务》卷十八，页51、52。）虽然总理衙门又说，在会议中，还要“酌量情形妥为商办，倘能挽回一二，于边疆亦不无裨益。”（注：《同治夷务》卷二十二，页26。）但是妥协的调子已定，软弱的态度只能使蛮横的敌人更加蛮横。
俄国人对于清朝方面要求重开塔城会议的答复是，只有“不加变更地接受我国的划界草案”，才能派出代表到塔城开会，否则就“停止划界事务”。（注：《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上册，页287。）这就是说，根本不是举行什么会议，完全没有商谈的余地，清朝政府的代表所能做的事只是在俄国提出的划界草案上签字。沙皇俄国的这种极端蛮横的态度对腐朽无能的清朝统治者起了作用。以明谊为首的清方代表们不敢提出任何异议地接受了俄国人起草的议定书和他们画的地图。就这样，沙皇强盗又从中国割去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但这还只是他们对中国西北地区的一系列的巧取豪夺的第一步。
扩张主义者的胃口永远不会满足。沙皇俄国经过同治三年（1864年）的划界议定书而夺得的中国领土，虽然已经超过了北京条约第二条的规定，但是他们觉得，北京条约对他们还是一个束缚。他们在消化已得的赃物的同时，利用当时新疆的形势，继续寻求机会攫取更多的领土。
这里要说一下当时新疆的形势。
有一个原在陕西的阿訇名叫妥明（又称妥得邻）的人，到了乌鲁木齐，和清朝的参将索焕章相勾结，在同治三年（1864年）利用当地回人和汉人间发生纠纷的机会，杀死提督，赶走都统，占领了乌鲁木齐。妥明又排挤了索焕章，自号为清真王，企图号令陕、甘各股回军。但他的政权没有可靠的社会基础，他的残暴的军事统治引起了回、汉和其他各族人民的反对。他虽然占领了乌鲁木齐附近若干城市，并曾向西发展到伊犁地区，但没有能长久维持他的统治。在伊犁地区兴起了另一股势力，为首的是号称“塔兰齐苏丹”的阿布特拉，他在同治五年（1866年）正月占领了伊犁大城，（注：伊犁地区当时有九个城，伊犁大城即惠远（今伊宁）。）继之还占领了塔城。妥明则在同治八年（1869年）被以南疆的喀什噶尔为据点的阿古柏所战败和杀死。
南部新疆的各个地区，也有一些上层封建主利用维吾尔和其他各族人民群众对清朝的腐朽、卖国的统治及其欺压少数民族的政策的不满情绪，实行地方割据。阿古柏是浩罕汗国的一个军官。浩罕与新疆西部接壤，在光绪二年（1876年）为俄国吞并以前是一个独立的汗国。其疆土包括现在苏联的吉尔吉斯的大部分地方和乌兹别克、哈萨克和塔吉克的一部分地方。浩罕的汗（王）曾与清朝政府修好，但有时也有侵入中国领土的活动。南疆维吾尔人中早就失去了权力的统治者（和卓）的后裔布士尔克一直流亡在浩罕。这时，浩罕利用南疆的混乱形势帮助布士尔克实行复辟。阿古柏在同治四年（1865年）带了浩罕兵进入中国境内实行了这个阴谋，他们占领了喀什噶尔，并渐次占领南疆各城。到了同治六年（1867年）阿古柏赶走了布士尔克，自己称汗，号为毕调勒特汗。在他战胜了妥明以后，又向北疆发展其势力，但他没有能吞并在阿布特拉占领下的伊犁地区。阿古柏的统治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各族人民实行残酷的奴役和掠夺。他勾结沙皇俄国和英国，指望依靠它们的支持，分裂中国国土，维持一个独立的王国。
这样，无论在南疆或北疆，都出现了复杂的混乱的形势，清朝统治遇到了严重困难；这对于沙皇侵略者说来，是个好机会。
沙皇俄国多次派遣军官同南疆的阿古柏接触，进行拉拢，在同治五年（1866年）已同阿古柏成立协定，规定俄国有权到南疆追捕逃人。同治十一年（1872年），沙皇政府在同阿古柏订立的条约中，承认阿古柏是“独立国君主”，而阿古柏则承诺给予俄国某些在南疆的特权。但是在同阿古柏的关系上，沙皇俄国遇到了英国的争夺，后者比较成功地使阿古柏充当自己的走狗，这点我们在以后还要提到。
在北疆，按照同治三年（1864年）的塔城议定书仍然属于中国的整个伊犁地区，首先成为沙皇侵略者所觊觎的目标。同治十年（1871年）沙皇侵略军袭取了伊犁城，由此引起了中俄之间在七十年代的一系列的紧张局势。
起先，在伊犁以东的地区被自称清真王的妥明所占领，而伊犁的清朝官军受到威胁的时候，清朝的伊犁将军在同治三年底到四年间居然不计后果，屡次向俄国人乞求派兵援助。北京朝廷虽然不反对地方当局这样做，但也感到这有引狼入室的危险。在看到俄国人并不急于出兵的时候，总理衙门说：俄国方面“于借兵助剿之事，情词闪避，难保非俟我之降心相求，以便其乘机挟制之计。”（注：《同治夷务》卷三十四，页2。）又说：“俄人诡谲性成，每多乘危挟制，无论现在不肯借兵，有意居奇，就使拨兵前来，能为我用，胜则要求滋甚，败则任意索赔，种种掣肘，已难筹办。”（注：《同治夷务》卷四十，页1。）总理衙门对于沙皇俄国的侵略本性，总算还有点认识。在同治五年（1866年）伊犁已为阿布特拉占领后，总理衙门说：“伊城与俄境毗连，现既为贼所踞，俄人易起侵占之心”。（注：《同治夷务》卷四十二，页27。）
果然，俄国人在观望了一段时间后，终于决定出兵消灭阿布特拉的地方政权，直接向清朝政府进行勒索。当时，清朝官方在具体实施塔城议定书时采取了十分迁就的态度。本来塔城议定书规定在一年后要在议定的国界线上具体勘察，设立界牌，但这工作拖延多年未办。同治八年（1869年），在俄国方面要求下，双方派出大员，从沙宾达巴哈到塔尔巴哈台山脉的哈巴尔—阿苏山口这一段的地区内进行了这一工作。这是整个西部国界线中在伊犁地区以北的一部分。清朝派出的大员，是署理伊犁将军兼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荣全和科布多参赞大臣奎昌。俄国方面的主持官员巴布科夫十分满意地说：“荣全和奎昌都以充分的信任对待我，把全部边界事宜交付我的手中，同时还委派了中国官员归我指挥。”而且荣全和奎昌在工作开始后不久就离开边界听任巴布科夫一个人指挥一切。巴布科夫说：“实质上我不只是俄国的委员，而且是代行中国委员职务的委员。这一切都能指望中国官员在设置界牌的时候，确切遵循我的指示，毫无反对意见，这后来也就得到了证实。”（注：《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页414、415。）因此，在这次划界中，俄国又在这里那里多占了不少的地方。这就又一次用事实证明，腐朽的清朝统治，包括其全部官僚机构的存在，对于俄国扩张主义者是多么有利的事。
沙皇的军队在同治十年（1871年）五月以“代管”伊犁地区的名义占领了伊犁，并且宣称还要进兵乌鲁木齐。清朝政府连忙叫荣全从科布多率兵前往“接受”伊犁，遭到俄国人的拒绝。俄国人在塔城附近同荣全谈判中反而提出了更多的领土要求。荣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谈判移到北京进行。俄国公使的照会声称，只有在清朝政府能保证“其地安辑，并设官治理”的条件下才交还伊犁，还说，同治三年所定的边界“有弊病”，应当加以修改“使之分明便利”，又要求“在蒙古地方与天山南北路即布伦托海、乌鲁木齐、哈密、阿克苏、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处设立领事馆”等等。（注：《同治夷务》卷八十七，页14、16、17。）事情愈来愈清楚，沙皇扩张主义者不仅要借口新疆局势混乱而久踞伊犁地区，还想乘机对同治三年议定的国界，作更加有利于他们的修改，并表现了对整个新疆以至蒙古的野心。谈判了一年多毫无结果，总理衙门无可奈何地说：“该国既于伊城遂其鸠居之计，复于各处冀为蚕食之谋，其心殊为叵测。”（注：《同治夷务》卷八十八，页35。）
沙皇侵略者盘踞伊犁地区达十年之久。光绪二年（1876年），左宗棠进军新疆，粉碎了企图分裂中国的阿古柏反动政权，也就剥夺了沙皇侵略者不交还伊犁的借口。但沙皇侵略者又换用了别的手法，继续进行对中国领土的蚕食。在叙述这些以前，我们要先来看一下对中国西部领土抱着野心的另一个侵略国家——英国在这时期的活动。
（二）英国对中国西部边疆的侵略
英国依靠炮舰政策，同别的侵略国家一起打开了中国的沿海的大门，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英国所占的份额长期居于首位。它主要以东南沿海为根据，向长江流域伸展其势力。但它的活动并不仅限于沿海、沿江地区。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它以已经成为它的殖民地的印度为基地，把侵略的黑手伸向了中国的西部，即云南、西藏和新疆等地区。
在英国势力已经侵入与印度相邻的缅甸的时候，为了打开一条从上缅甸到云南的道路，英印政府在同治七年（1868年）第一次派遣所谓“探险队”由缅甸境内的伊洛瓦底江边的八莫出发，撞入中国境内，意图经过腾越（现名腾冲）到达大理。这个由斯莱顿上校率领的队伍只到达腾越，当时统治这个地区的杜文秀拒绝他们继续前进。（见第九章第二节）在杜文秀的势力被镇压下去后不久，同治十三年（1874年），英国又一次组织“探险队”，由上校军官伯朗率领，人数约有二百，实际上是支武装部队。但驻北京的英国使馆向清朝政府把它说成是少数几个人的“游历”。英使馆还派了一个翻译官马加理前往参加。伯朗的部队在光绪元年（1875年）初越过中国边境后，遭到了当地中国人的武装的阻击，侵入者被迫退回八莫，马加理的蛮允（离边境不远的一个地方）被打死。英国方面立即抓住这个题目，掀起了一场大风波。
在伦敦政府指使下，驻华公使威妥玛（此人在中国已活动过三十年，以擅长讹诈勒索而著名）向清朝政府提出了范围极为广泛的要求，连妥协成性的总理衙门官员也觉得无法完全接受。清朝当局捕杀了被认为凶手的十几个人，还答应赔偿巨款，但仍不能使英国人满意。在事件发生后的一年半的时间中，除了总理衙门在北京同威妥玛进行谈判外，在天津的李鸿章也受命进行谈判。这种谈判无非是请求对方降低要价。英国人添派军队驻扎在缅甸、云南边境，并且出动兵舰到渤海湾内。威妥玛表示，如果不全部接受他的要求，就要撤退使馆，断绝关系，也就是以战争来威胁。他几次中断谈判，径自出京到上海，做出决裂的姿态。清朝官员们对决裂二字怕得要命。李鸿章说：“若果决裂，不仅滇边受害，通商各口先自岌岌莫保。南北兵力皆单，已有之轮船炮台断不足以御大敌。加以关卡闭市，饷源一竭，万事瓦解”。（注：《李文忠公译署函稿》卷三，页47。）这时，俄国人已经占领了伊犁。李鸿章向总理衙门通知了这样的情报：俄国人与英国人密商，“将来英兵进滇，俄兵亦由伊犁进，使中国首尾不能相顾”。（注：《李文忠公译署函稿》卷三，页5。）李鸿章这个情报是从美国一个副领事得来的。这其实是各个侵略者互相配合共同施加恫吓与压力。
最后，谈判的任务完全落到了李鸿章身上。光绪二年（1876年）六、七月间的烟台会议上，李鸿章全部接受了威妥玛提出的要求，成立了烟台条约。烟台条约规定，为马加理被杀，中国赔银二十万两，还要派专使到英国去赔礼道歉，又规定云南边境通商事宜应订立章程，而且英国官员得在大理或云南其他地方驻留五年察看通商情形。这样，清朝当局就被迫把云南完全开放在侵略势力面前。不但如此，烟台条约中还包含了远远超过这次云南边境事件的内容。条约规定宜昌、芜湖、温州、北海成为通商口岸，英国可以派员驻在重庆，并指定长江沿岸六个城市准许外国轮船停泊，还对领事裁判权作了更具体的规定等等。
烟台条约在正文之外，附有关于西藏的一个专条。这个专条的内容大致是，英国人为了“探访”印度、西藏间的路程，将派员由北京出发“遍历甘肃、青海一带地方，或由内地四川等处入藏，以抵印度”，或“由印度与西藏交界地方派员前往”，总理衙门都要发给护照，“妥为照料”。（注：《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页346-350。）英印政府早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就不断阴谋通过北印度进入西藏，所以在订立烟台条约时乘机搞了这个附件。到了光绪十一年（1885年），印度官员马科雷根据这个条约要求总理衙门发给护照，组织了约三百人的武装队伍，企图由哲孟雄（即锡金）越过边境入藏，遭到藏族人民的坚决反对。次年，英国和清朝政府为缅甸问题订立条约，清朝政府承认英国对缅甸的最高主权，而英国则表示放弃派员入藏的行动。虽然如此，英印政府侵入西藏的野心仍不死。光绪十六年（1890年）在英国方面坚持要求下，清朝政府派驻藏帮办大臣副都统升泰为代表，在加尔各答同印度总督会商，缔结了藏印条约。（注：《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页551-552。）继之，双方又派员在光绪十九年（1893年）续订藏印条款。（注：《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页566-568。）这两次条约除了划定西藏和哲孟雄的边界外，给了英国对西藏通商的便利条件，把亚东开放为英商能自由往来和居住的商埠。虽然由于西藏人反对，亚东的开放没有实现，但是英印政府由此打下了进一步侵略西藏的基础。
侵略中国的列强既互相配合、勾结，又互相竞争、排挤。在云南，同英国竞争的是法国，而在西藏，沙皇俄国也同时进行着侵略阴谋。关于法国对中国西南边境包括云南的侵略，将在下文谈到。沙皇政府在七十年代派遣到中国西部进行活动的以陆军上校普烈热瓦尔斯基为首的所谓调查团，曾两次潜入西藏境内，光绪五年（1879年）他们深入到距拉萨不远的地方，为西藏地方当局阻止，被迫出境。沙皇俄国还从布里亚特人中培养了一个名叫德尔智的奸细，此人精通蒙文、藏文，在八十年代到了西藏，成为尚未成年的达赖十三世的教师，他不但为沙皇政府提供种种情报，而且努力用反华、排英、亲俄的情绪影响达赖十三世和西藏官员。
在那个时期，英国与俄国是亚洲大陆上的两霸。已经占领了印度和克什米尔的英国在六十年代末，又使形式上还是独立国家的阿富汗成了自己的附庸。沙皇俄国势力也深入中亚细亚腹地，一直到达阿富汗的边境。它们在中亚细亚形成了尖锐对立的形势。俄国力求阻止英国势力继续向北扩张，而英国方面则担心北极熊的鼻子甚至有伸进印度来的危险。它们双方对于我国的新疆的侵略活动是它们在中亚细亚的对立和争夺的一个部分。
当阿古柏的反动政权以南疆的喀什噶尔为中心渐渐地几乎吞并了整个新疆的时候，英国的间谍人员就不断地来到喀什噶尔地区。同治九年（1870年），曾经与俄国政府谈判英俄两国如何在中亚细亚划分势力范围的英印政府的重要官员弗赛斯来到阿古柏的朝廷，和他联系。阿古柏既和俄国人订立了条约，又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同英印政府订立条约，英国得到了在阿古柏的统治地区内通商、驻使、设领事馆的权利。阿古柏想利用这两大国间的抗衡而实现其分裂中国的国土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狂妄野心。英印政府除向阿古柏供给武器外，还派出了军事教官，军事工程人员以及其他人员为阿古柏服务。阿古柏愈来愈投入英国的怀抱，使俄国人十分妒嫉。
在清朝政府命令左宗棠进军新疆的时候，英国就以阿古柏的保护人的身份进行活动。英国驻华公使竭力劝说清朝政府不要出兵，而要承认阿古柏在新疆南部的政权。英国侵略者的阴谋是想通过阿古柏政权使新疆南部成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并用以阻挡沙皇俄国势力向南发展。至于沙皇俄国，如果遇不到什么阻力，就一定会从它已经占领的伊犁出发，进而占领新疆北部。这样，中国的新疆就会在实际上为英俄两国所瓜分，并成为它们互相争夺的地区。
（三）左宗棠的西征和伊犁条约
当沙皇俄国侵占了伊犁地区，而喀什噶尔的阿古柏的势力扩及南北疆的时候，在伊犁以北的塔尔巴哈台地区，乌鲁木齐以东的古城（奇台）地区，虽然还有一些清朝军队，但数量很少，完全没有什么战斗力。此外，在新疆北部还有一些汉族地主阶级组织的民团，其中最著名的是乌鲁木齐附近的徐学功，他的部队以骑兵为主，最多时达五千人，很能打仗。俄国人从伊犁向东想占领玛纳斯的途中，曾被徐学功拦截，遭到很大损失，因而未能达到目的。但是这些民团毕竟只是分散在各地的地主武装，成不了气候。为了恢复新疆的秩序，清朝当局不能不从关内派出军队。这个任务落到了左宗棠的身上。在左宗棠统帅下，为镇压陕西、甘肃省回民起义，积聚了一支相当强大的武力。同治十二年（1873年），他的军队到达河西走廊。次年，他的一部分军队（由张曜带领）进驻新疆哈密地区，在这里兴办水利，垦荒田二万亩。光绪元年（1875年），朝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左宗棠的军队在新疆进行的战争，形式上是它在陕、甘地区的军事行动的延续，其性质则有了改变。陕、甘的回民起义的领导者虽然几乎都是上层封建主，但是这种起义是下层群众在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下对清朝封建统治者的反抗的表现。残酷地进行镇压的左宗棠，是执行了封建统治者的反动的民族政策和阶级政策。在进入新疆后，左宗棠的军队所面临的敌人是对于新疆各族人民实行暴虐的统治和压迫的阿古柏政权。阿古柏本人是从国外来的一个阴谋家，他的政权对内依靠新疆某些民族的上层反动分子，对外又和英国、俄国的殖民主义者、扩张主义者相勾结。左宗棠的西征消灭了反动的阿古柏政权，打乱了英国、俄国侵略中国的西北地区并在这个地区分割中国的领土的阴谋。
在左宗棠准备出关西征时，封建官僚集团中有很多人提出反对。西征的总兵力约为二百二十个营。虽然在哈密地区实行了屯垦政策，但封建的军队在这方面成绩是很有限的。部队每年所需饷银共一千万两以上都须由关内各省分摊。反对者既怀疑出兵能否致胜，又认为不值得为此而花费这样大的财力。这种反对意见还有国际的背景。
李鸿章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一个奏疏中从“筹饷”的角度出发反对用兵新疆，他认为新疆这个地区“即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似乎新疆只是个应该及早卸掉的包袱。他还进一步说，阿古柏已经“与俄英两国立约通商，是已与各大邦勾结一气，不独伊犁久踞已也。揆度情形，俄先蚕食，英必分其利，皆不愿中国得志于西方。而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师老财痡，尤虑别生他变。曾国藩前有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之议，殆老成谋国之见。”（注：《李文忠公奏稿》卷二十四，页19。）在这个问题上，特别显出曾国藩和李鸿章这两个洋务专家只能成为卖国的奴才。他们竟公然认为应该整个放弃玉门关外的中国领土！同他们相反，左宗棠决心从阿古柏手里收复新疆。针对李鸿章放弃新疆的主张，他指出：“若此时而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守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注：《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六，页36。）这是说，甘肃和蒙古西部都将受到威胁。
李鸿章明知当时新疆是处于俄、英两国虎口之下，阿古柏不过是它们运用的一个小卒，但他主张承认阿古柏的政权。他的主张完全适应于英国侵略者的阴谋。光绪二年（1876年），在烟台会议结束时，英国公使威妥玛向李鸿章提出了阿古柏的问题。李鸿章报告总理衙门说：“喀什噶尔回王（指阿古柏——引者）现求印度大臣介绍，转嘱该使（即威妥玛）探询中国之意，能否准喀酋投诚，作为属国，只隶版图，不必朝贡，免致劳师糜饷，兵连祸结。”（注：《李文忠公译署函稿》卷六，页28。）这所谓“投诚”显然是要求在实际上承认其为一独立国家，只是在名义上算是“属国”。这时左宗棠的大军已经开入新疆。李鸿章和与他接近的官僚们完全赞成接受英国方面提出的办法。清朝派驻英国的公使郭嵩焘在后一年致函李鸿章还说：“去岁威妥玛代为之请，实机会之不可失者。”（注：《养知书屋文集》卷十一，页9。）李鸿章对他的看法完全同意，并且讥讽左宗棠的行动说：“左帅新复吐鲁番、托克逊等城，自谓南路折箠可下。朝廷日盼捷书，催协饷如星火，更无以雅各刊（即阿古柏）投诚之说进者。然将来势必旋得旋失，功不覆过”。（注：《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十七，页13。）
由于阿古柏同英国勾结得很紧，所以俄国人对于左宗棠向南疆进兵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左宗棠的军粮有一部分还是向俄国人买的。而英国人则竭力向清朝政府为阿古柏作说客。李鸿章这个在清朝外交活动中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的角色，这时主要是充当着英国的工具，这点在阿古柏问题上是表现得很清楚的。
当时，李鸿章正在把国家财力大量用于经营他的北洋海军，所以他极力强调海防的重要，而视西北边防为可有可无。左宗棠处于在西北地区拥有重兵的地位，使他不能不重视新疆问题。从本质上看，他们之间在新疆问题上的分歧，是要不要捍卫领土完整的问题，是在帝国主义势力压迫面前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左宗棠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行是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的爱国主义的表现。
左宗棠的大军以刘锦棠所部为先锋，在光绪二年（1876年）首先向天山北部进兵，同阿古柏手下的白彦虎等人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夺取了乌鲁木齐及其附近各地。白彦虎原是陕西回民起义的一个头子，起义失败后逃到甘肃，又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出关到了新疆北部。他率领手下数千兵力，投靠了阿古柏，成为阿古柏的得力打手。他是回民起义的叛徒。刘锦棠所部在光绪二年九月占领玛纳斯后，没有再向西进，这显然为了避免同俄国人直接冲突。第二年开春后，他们转向南路，迅速攻下阿古柏、白彦虎及其他部将据守的吐鲁番、托克逊、达坂等地。阿古柏退到库尔勒，绝望自杀。为争夺继承权，他的儿子伯克胡里杀死他的另一个儿子海古拉。伯克胡里和白彦虎分兵把守天山南路各地。正在这时，英国人和受英国人影响的郭嵩焘又提出了让喀什噶尔独立成国的建议。左宗棠对此尖锐地表示了异议。他说：英国人既然要为“安集延人”立国（阿古柏来自浩罕国的安集延，所以当时称之为安集延人），“则割英地与之，或即割印度与之可也，何乃索我腴地以市恩！”他又指出英国人的阴谋是“为印度增一屏障”，却要把自从汉朝以来就属于中国的喀什噶尔分割出去，这有什么道理呢？（注：《左文襄公奏稿》卷五十一，页18。）光绪三年，左宗棠的各路军队在南疆继续多次击败了白彦虎，先后占领了喀喇沙尔（焉耆）、库尔勒、库车、阿克苏等地。伯克胡里和白彦虎继续在喀什噶尔、和阗、叶尔羌、英吉莎一带作最后的顽抗。整个战争在这年十一月间结束，伯克胡里和白彦虎逃到了俄国境内。
左宗棠在新疆的进军能够比较迅速而顺利，主要的原因是在于阿古柏、白彦虎的反动统治极其不得人心，遭到维吾尔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强烈反对，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阿古柏自杀，他的儿子们互相残杀，他的部下分崩离析，使左宗棠所部在南疆广大地区内没有在作战中遇到很大困难就取得了完全胜利。但是左宗棠的军队毕竟是支封建的军队，也从来不以纪律严明著称，它在所到之处给居民的扰害是无可讳言的。
俄国人起先没有料到清朝能够出兵新疆而且很快地恢复在这个地区的统治，所以他们在开始占领伊犁时表示，只要清朝能够保证这个地区的安定秩序，就交还伊犁。俄国人把战败逃亡的伯克胡里、白彦虎等人都收容下来，当然是不怀好意的。光绪四、五年间（1878、1879年），阿古柏残留下来的力量曾屡次在俄国人的支持下企图打回喀什噶尔，都失败了。俄国人再没有借口可以霸占伊犁，但仍继续推拖延宕。光绪四年（1878年）底清朝政府为索还伊犁派出的专使到达俄国。
这次派到俄国去的专使是个被认为通洋务的崇厚，但他甚至连伊犁地区的形势也全不了解，一切都听凭俄国人要怎样就怎样。利用了这个谈判对手的颟顸胡涂，俄国人使他在光绪五年（1879年）八月签订了一个条约，按照这个条约，伊犁地区的九城虽然还给了中国，但是在这地区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和南境特克斯河一带地区仍属于俄国，交还中国的伊犁地区处于西、北、南三方面被俄国占领地区包围的孤立地位。而且，中国方面还要给俄国五百万卢布的“偿金”。条约又把同治三年的议定书中规定的塔城附近和喀什噶尔附近的边界作有利于俄国的修改；还给了俄国以在蒙古和新疆全境进行贸易的权利，并作了使俄国能够通过西北地区到天津和长江流域进行贸易的各项规定。而且新条约还包含了俄国在中国的东北地区的松花江上的某些特权的规定。
崇厚未经请命擅自订立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引起了朝廷中多数官员的愤慨。朝廷决定拒绝承认这个条约，并且把崇厚拘捕起来，定为死罪。沙皇政府立即通过驻华公使提出抗议，并且实行武力恫吓，除了在伊犁地区集结军队以外，又调动太平洋舰队向黄海进发。这样，在光绪六年（1880年），中俄间形成了极其紧张的关系。
但这时，俄国并不真是要对中国进行一场战争。俄国已经和正在逐步地征服中亚细亚几个汗国，而且刚取得对土耳其的战争的胜利（1877-1878年），参与了瓜分土耳其的国际会议（1878年）。沙皇俄国需要一个时间来消化它在欧洲和亚洲取得的大量赃物。对俄国说来，不用进行一次战争而能使得自己在中国的地位进一步巩固，是最有利的。而且英俄间的矛盾特别在中亚细亚地区继续尖锐化。俄国在向各方面膨胀其势力中，不得不考虑到不要过分造成同英国的对抗。英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既不愿意俄国一下子得到如此巨大的收获，也不愿意清朝政府在一次同俄国的战争中崩溃，它竭力运用自己的影响使清朝政府妥协让步以解决中俄间的问题。
清朝的官员中虽然有人喊叫不惜对俄一战，但是主要的当权者完全接受了英国方面的斡旋，采取了避免战争、委曲求全的一系列措施。清廷派出了原任驻英公使曾纪泽（曾国藩的儿子）出使俄国，并开释了对崇厚的惩处。左宗棠的军队进入新疆作战时，他自己一直驻在肃州（酒泉），光绪六年（1880年）他把肃州的大营移进到哈密，这虽然是表示对俄国的强硬态度，但不久清朝政府就把左宗棠从新疆召到北京，名义上说是因为“时事孔艰，俄人意在启衅”而要他“来京陛见以备朝廷顾问”，（注：《清季外交史料》卷二十二，页6。）但这明显的是不准备在西北边疆上战争的一种姿态。
曾纪泽在俄京圣彼得堡同俄国人进行了历时一年的谈判，终于在光绪七年正月（1881年2月）订立新的条约（这叫做《改订条约》和《改订陆路通商章程》，即中俄伊犁新约）以代替崇厚所订的条约。按照新的条约，（注：《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页381-390。）崇厚原约所割让的特克斯河一带地方要还给中国，原约所给予俄国的那样广泛的贸易权利也做了某些限制，而作为俄国的这种“让步”的交换条件，中国对俄的“偿款”提高到了九百万卢布。曾纪泽之所以能够做到改订条约，主要是英国起了作用。俄国这次“让步”，实际上具有同英国妥协的性质。但这所谓“让步”，不过是把它本来想贪婪地一口吞下去的东西让出了一小部分罢了。新的条约当然并没有使它有什么损失，而只是使它取得的赃物盖上了合法的印记。后来，根据这个条约的规定，清朝政府又签订了几个勘界议定书。经过伊犁条约和这些勘界议定书，沙皇俄国在中国西北边疆，除了由于塔城议定书而吞并了的四十四万平方公里以外，又多攫取了七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但是在这方面俄国对中国领土的蚕食还没有停止。光绪十八到二十年（1892-1894年）间，清朝连年派官员同俄国人分段具体勘测边界。利用清朝官员的昏庸胡涂，俄国人又越过已有的条约的规定而多占了不少地方。主要在帕米尔地区，中国又有两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轻轻地落到了沙皇俄国的手里！
（四）半殖民地的外交
在发生了同治九年（1870年）的天津教案后，法国人借端讹诈，清朝政府被迫派出专使到法国去“赔礼道歉”。（见第十一章第二节）这是清朝政府第一次正式派出使节到西方国家。派出的大臣是崇厚，他在1871年初到法国时，法国正处在翻天覆地的动荡中。为战争和革命所震撼的法国资产阶级政府无法接待他，他被搁在一个小城市中等了半年。他的主要随员是法国驻华使馆所推荐的两个法国人和另外一个英国军官（他们都做过中国海关的官员）。这些宝贝随员足够使他对于法国当时的局势毫无了解。他向朝廷的报告中把在他到法国后爆发的巴黎公社革命说做是“法国都城散勇内乱，巴里（巴黎）不守”。（注：《同治夷务》卷八十五，页1。）他的随员把他带到英国、美国逛了一阵。等到法国资产阶级政府镇压了巴黎公社而站稳了的时候，他才被带回到法国。这时，以血腥地屠杀巴黎工人而著名的梯也尔刚登上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宝座不久，他傲慢地接见了中国皇帝派来“道歉”的使节。
但崇厚还不是常驻国外的使节。他在完成了“道歉”的使命后就回国了。到了光绪三年（1877年），清朝政府开始在西方各国设立若干常驻的使馆，其中的第一个设在伦敦，公使是郭嵩焘，他又是作为一个“道歉”的使者而派出去的。英国人利用马加理案迫使清朝政府派出这样一个使节，由此就有了驻英使馆。
外国公使能够进入北京，是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打进了北京的结果。而清朝政府最初到外国的外交代表是在无理的压力下被迫地派出去的。这样的互换使节，显然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平等的外交关系的正常情况，而是中国已陷入半殖民地的屈辱地位的一种反映。
在崇厚出使的前两年，清朝政府还在外国人的摆布下搞了一场派遣“外交代表”出国的滑稽剧。其所以是滑稽剧，因为这个代表团是以几个外国官员为主而组成的。从咸丰十一年（1861年）起担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蒲安臣在同治六年（1867年）准备卸任回国。由于蒲安臣自己的建议，并由于担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从旁怂恿，总理衙门决定聘任蒲安臣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前往西方各国。因为生怕英、法见怪，又找了一个英国驻华使馆的官员和一个担任过中国海关官员的法国人充当蒲安臣的副手。另有几个中国官员随同而去。总理衙门当时申述派遣这个代表团的理由是：“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注：《同治夷务》卷五十一，页27。）但是想依靠这些外国人来了解外国之情伪，解决外交上的问题，只能说是异想天开！对于清朝政府的这个任命，蒲安臣向美国国务卿报告说：“为着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文明的利益，我决定接受”。（注：F.W.Williams:Anson Burlingame and the First Chinese Mission to Foreign Powers,页90。）
这个由一个美国人为首“代表中国”的奇怪的使团于同治七年（1868年）出发，首先到了美国。蒲安臣在那里以中国的代表身分向公众发表演说，大放厥辞，说中国“欢迎你们的商人，欢迎你们的传教士。要求你们的传教士把光辉的十字架插到中国的每个山头上和每个山谷中。”（注：F.W.Williams:Anson Burlingame and the First Chinese Mission to Foreign Powers,页139。）他的演说是按照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梦想来描画中国的前途，而他竟自称是在向世界介绍中国已经走上了“进步”的途径。蒲安臣在美国还擅自同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签订了一个所谓《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按照清朝政府聘任蒲安臣时对他的职权的规定，他是无权自行签订条约的。起草这个条约的西华德说：“该约包含了目前美国政府所认为最重要的事项。”（注：F.W.Williams:Anson Burlingame and the First Chinese Mission to Foreign Powers,页147。）这个条约中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关于中国人和美国人可以“随时来往，总听其自便，不得禁阻”的规定，（注：《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页262。）这种形式上好象是平等互惠的规定完全是伪善的语言。它丝毫没有改变美国人在中国所享有的种种特权，而只是使中国穷苦人民被用诱骗和贩卖的方法输送到美国去充当“苦力”的事实合法化。美国在开发和建设沿太平洋的西部地区时大量地利用中国的劳动力。1860年中国人在美国约有三万五千人，到1870年增加到六万二千多人。他们都在最恶劣的条件下从事筑路、开矿、垦荒等苦工。六十年代在修建西部铁路的工程中死亡的中国工人的数目之多，使人可以说，从加利福尼亚州往东一千几百公里的大铁路几乎是用中国工人的骨头铺成的。在六十年代末，加利福尼亚州等西部各州的资本家仍继续需要吸收廉价的中国劳动力供他们剥削，所以在西华德的条约中才有这样的规定。这种规定并不妨碍美国资本家在不久后感到中国工人为数过多时又煽动起种族主义的排华运动。许多在严酷的劳动中幸存下来的华侨，在七十年代以后美国西部各州的排华运动中遭到了虐杀。这些事实，由于已超过这里所谈的主题，就只能简单地提一下了。
前文已经说过，美国当时主张侵略中国的列强实行合作政策，共同维持清朝政府的统治（见第九章第四节）。这种政策的实质就是使中国成为在列强共管下的半殖民地国家。西华德在1861-1868年间任美国国务卿，他是使美国成为太平洋上的帝国的主张的创始人。为了实现这个主张，美国力求使自己在共管中国的列强中居于领先的地位。蒲安臣争取充当清朝政府的外交代表是适应这个目的的。他在用清朝政府名义签订的条约中大讲什么中国的一切内部事务“总由中国皇帝自主”，也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正因此，这个条约受到了英国的嫉视。在英国人看来，“美国这个暴发户，作为主角直接向……英国在东方的优势地位挑战，这样的前景是极难容忍的事情。”（注：F.W.Williams:Anson Burlingame and the First Chinese Mission to Foreign Powers,页163。）所以，以蒲安臣为首的这个使团到了英国时，英国政府对它采取很冷淡的态度。新上台的自由党的外交大臣克拉兰顿在致蒲安臣的信中表示英国侵略中国的领导地位是决不放弃的。接着，蒲安臣的使团又到欧洲大陆的各国，最后到了俄国。蒲安臣在俄国病死，这才结束了这一幕荒谬的滑稽剧。
在蒲安臣的使团后，清朝政府虽然没有再干类似的傻事，但是清朝政府派出的使节，无不以外国人作为顾问。例如，上述到法国的崇厚就有两个法国人和一个英国人和他同行。第一任驻英国公使郭嵩焘的顾问是英国人马格里，此人曾受李鸿章重用，从光绪三年（1877年）起，他担任清朝政府驻英使馆的顾问几达三十年，在此期间，自郭嵩焘以后的每一任驻英公使都依靠这个英国人办事。在光绪六年（1880年）到俄国谈判伊犁问题的曾纪泽，是在前一年接替郭嵩焘担任驻英公使之职的。他到圣彼得堡时以马格里和日意格作为自己的顾问。日意格是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就和左宗棠勾搭，为他办理各种“洋务”的一个法国人。
不但清朝政府派出国的使节离不开外国顾问，而且它的全部重要的外交活动都有外国人参与。特别是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几乎成了主持对外事务的总理衙门的总顾问。李鸿章在光绪二年同英国人举行烟台会议时，赫德和天津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成了他所仰仗的帮手。驻藏帮办大臣副都统升泰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同英国的印度总督缔结藏印条约时，赫德派了他的弟弟赫政充任升泰的助手，这样的事，现在看来，几乎是难以置信的。下文我们还将看到，在中法战争期间，赫德及其属员起了多么显著的作用。
在外国的公使入驻清朝的首都后，提出了面见皇帝的要求。这个要求为清朝官员们所竭力拒绝，起先他们说：皇帝尚未亲政，摄政的皇太后不便延见外国公使。但是由于外国人坚决反对这个借口，而且皇帝总有一天要亲政，所以这所谓“觐见”的问题成为总理衙门和其他官员们在好几年间纷纷议论的一个大问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认为不应当让洋人面见皇帝，更绝对不能容忍洋人在面见皇帝时不行跪拜的礼节。到了同治十二年（1873年）初，皇帝亲政，外国公使们乘机又把这件事当做迫切的问题提出来。清朝当局无法推诿，经过大臣们又一次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后，终于在这年五月实行了一次觐见。参与觐见的有俄国、美国、英国、法国、荷兰的公使或代办及一个德国的翻译官（德国公使那时不在北京）。日本这时有一个特派大使在北京，也同时得到了皇帝的接见。在此次觐见前，总理衙门和外国公使们进行了反复的辩论，最终的决定是按照外国人的办法以鞠躬礼觐见皇帝。
在当时“觐见”成为一个严重的争议，显然不只是形式问题。各国公使是作为战胜者，甚至征服者而进入北京的，他们要求确立自己在半殖民地中国的主人的地位。如果让外国公使不用跪拜礼随时入见皇帝，在清朝官员们看来，就是公开承认以皇帝为首的封建统治者已经屈服在外国侵略者面前的事实。他们虽然无力改变这个事实，但是把这个事实向被统治的广大人民明白地宣布出来，毕竟是足以招致危险的后果的。
虽然同治皇帝不久就死掉，清朝当局又可以用皇太后摄政的理由来拒绝外国公使觐见，但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统治势力已经在各个方面受着外国侵略势力的支配这一事实，却是怎样也掩盖不住的了。光绪二十年（1894年）一个初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马建忠概括叙述这种形势说：“其公使傲睨于京师以陵我政府，其领事强梁于口岸以抗我官长，其大小商贾盘踞于租界以剥我工商，其诸色教士散布于腹地以惑我子民”。（注：《适可斋记言》，中华书局1960年版，页89。）这越来越成为谁都看得见的事实了。
担任总税务司的赫德和他所任命的各个海关税务司不但由于掌握了中国的海关，因而控制了中国出入口贸易，控制了清朝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而且他们所进行的广泛活动使他们实际上对清朝的外交、军事以及地方的用人行政拥有很大的发言权。这种情形使当时的某些官僚和知识分子感到忧虑和愤慨。光绪五年（1879年），总理衙门曾有令赫德总管南北洋海防的主张，薛福成表示反对，他说：“赫德之为人，阴鸷而专利，怙势而自尊，虽食厚禄，受高职，其意仍内西人而外中国。彼既总司江海各关税务，利柄在其掌握，已有尾大不掉之势，若复授为总海防司，则中国兵权饷权皆入赫德一人之手！”（注：薛福成：《庸庵文编》卷二，页53。）任赫德为总海防司之职的荒谬主张虽未成为事实，但是他的势力继续有增无已。光绪十六年（1890年）左右陈炽所著《庸书》中不指名地提到赫德说：“海关厘税岁入三千万，仰其鼻息以为盈虚。引党类数百人，糜工资二百万。渐而阴持朝议，显绾邦交，偶或侵之，颠蹶立至。……英君主授以男爵，功在彼国，其事可知。……国家旧制，于臣工制驭綦严。乃独于一西人，倚任多年，毫无疑虑，中外大臣，皆尊而信之！”（注：陈炽：《庸书外编·税司》卷上，页14。）薛福成和陈炽都是初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他们比较勇敢地指斥清朝政府不该如此信赖这个外国人。但这当然并不是赫德一个人的问题。封建统治者已经甘心让中国陷于半殖民地的地位，他们只能在各方面接受外国帝国主义的支配，在这条件下，他们的统治地位也才得到帝国主义的承认。
帝国主义竭力要清朝政府派出驻外公使，是为了增加一个直接的渠道来把他们的影响渗透到封建统治集团中去。这个目的显然是达到了的。前面已经说过，第一个担任驻英公使的郭嵩焘在阿古柏的问题上就完全接受了英国的主张。郭嵩焘在光绪二年（1876年）所著的《使西纪程》中说：“近年英、法、俄、美、德诸大国，角立称雄，创为万国公法，以信义相先，尤重邦交之谊，致情尽礼，质有其文，视春秋列国殆远胜之。而俄罗斯……英吉利……足称二霸，……绝不一逞兵纵暴以掠夺为心。其构兵中国，犹展转据理争辩，持重而后发。……处今日之势，惟有倾诚以与各国相接，舍是无能自立者。”（注：郭嵩焘：《使西纪程》卷下，光绪年间刻本，页24-25。）他对帝国主义世界的统治秩序是多么心悦诚服！在他看来，除了老老实实地接受这种秩序，以半殖民地的地位与这些“很讲道理的”侵略者“倾诚相接”，中国是再没有别的出路的了。
另一个早期著名的驻外使节曾纪泽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在英国的《亚洲季刊》上发表了一篇《中国先睡后醒论》，其中说：经过中法战争后，“反而中国与西国人相交，更为亲睦，更出以实心，为从前所未见。其于英国尤为莫逆。诸国有所请于中国，苟能合理，每许虚公妥议，可从则从，从前亦无此舍己从人之美意。近日与诸国交接，中国可谓和谐而无强求，以后当复如是也。愚以中国虽记其前之屡败，决不愿弃其和好之心，盖中国不似他国，一受灾害始终切齿”。（注：用当时颜咏经、袁竹一的译文，见何启著《新政真诠》第一编的附录。）这种无耻的言论已经达到了公开地向侵略者献媚的程度。在曾纪泽这一类洋务派官僚的身上，帝国主义者已经成功地铸造出了合于他们的需要的第一批买办“外交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