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俄战争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帝国主义列强，在订立辛丑条约中，暂时表现了它们为侵略中国的共同利益而形成的一致性。但这种一致性很快就为互相倾轧和冲突所代替。
在辛丑条约订立后四年发生了日俄战争(1904-1905)。这是争夺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权利的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在这次战争中，站在日本背后，支持它的是英国、美国。英国和日本在1902年1月订立了英日同盟条约。这个条约中说，订立这个条约是为了“维持清帝国的独立和完整，并保证一切国家获得在清帝国中的商业和工业的机会均等。”这就是前面说过的门户开放主义。也就是要保证中国成为一个对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大开门户的半殖民地国家。这个英日同盟的锋芒是针对俄国的，因为俄国当时对东北三省实际上实行了独占。在日俄战争进行中，美国方面也向列强发出一个通牒，重申门户开放主义，表示保持中国的完整是各国得到商业上机会均等的必要手段。
沙皇俄国武装占领中国的东北，清朝政府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只能依靠其他列强的反对来和俄国情商，希望它逐步撤兵。光绪二十八年三月（1902年4月）俄国同清朝政府成立了一个撤兵协约，俄国答应从签字时起，分三次，每次相隔六个月撤退在东北全境的军队。虽然这年九月，俄国依约撤走了盛京（辽宁）西南部的军队，但到了光绪二十九年三月（1903年4月）第二次撤兵期届满时，俄国不但不遵约撤退在盛京的其他各地和吉林的军队，而且提出七点要求，作为撤兵的先决条件，这些要求实际上是要清朝政府承认不但东三省，而且蒙古都是俄国的独占势力范围。沙皇俄国的这种侵略野心，引起了日俄间的战争。英国和美国企图用日本的力量来打破俄国对中国东北的独占，并且削弱俄国在远东的势力。日本是想取代俄国在东北的地位，它在向俄国宣战时还唱着“保全中国的主权土地”和“各国在中国工商业机会均等”的调子。
在日俄战争发生前，清朝有些官员主张联合日本，对俄作战。但清朝政府既没有对外作战的力量和决心，日本也不愿意中国参战。战争甫经爆发，日本政府就以“清朝财政现状，到底不许与外国战争；不宁惟是，倘中国人民于战争中，对一般外国人开始排外运动，殊有遗祸日本之虞”为借口，劝告清廷，在东北三省以外地区严守中立，而以全力维持国内安宁（注：牧野义智：《中国外交史》。转引自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1947年云南大学出版，页350。）。这也就是说，要清朝政府让出东北做战场，坐视日俄在中国境内厮杀。
日俄战争从1904年2月（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开始。清朝政府竟然宣布把辽河以东划为交战区，而自称是处于“局外中立”的地位。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这时的一个奏折表明了当时清朝政府的窘态。他指出，在这两强交兵之际，要“谨守局外”，也必须有重兵设防，而“详查形势，扼要设防，至少亦须有六万人，以万人拱卫京师，以五万人分布边要，庶可资以屏蔽”。但是他手头只有二万兵力，饷源也无着落，因此他说：“甲午之役……关内外各军不下二十万，仍每以兵单为忧。况现在俄日交閧，人之兵力倍蓰畴昔，而驽下如臣，处此财力极窘之秋，提此二万余众之卒，布置防守，实有不能不为鳃鳃过虑者也。”（注：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二十六，项城袁氏宗祠藏版，页2、3。）
俄国在海陆战场上都遭到失败，而日本也打得精疲力尽。在美国的调停下，双方进行和议，战争以1905年9月订立朴茨茅斯条约而结束。朴茨茅斯条约规定，辽东半岛南端俄占旅顺口、大连及其附近水面和从长春到旅顺口的铁路都转让给日本。日本曾向清朝政府表示，“日本政府于战事结局，毫无占领大清国土地之意，”（注：《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八一，1932年刊印，页27。）这不过是一句假话。清朝政府在日俄议和时也曾发出照会说：“在议和条款内，倘有牵涉中国事件，凡此次未经与中国商定者，一概不能承认。”（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六十九，故宫博物院1932年编印，页14。）但是，日俄和议订立后，日本政府派代表到北京进行谈判，使清朝政府承认了俄国在满洲南部的特殊地位完全由日本继承。清朝方面由庆亲王奕劻、外务部尚书瞿鸿禨和北洋大臣袁世凯为代表，在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1905年12月）按照日本的意愿，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三款，附约十二条。清朝政府不但表示“概行允诺”朴茨茅斯条约中的有关规定，而且还同意额外给予日本以某些权益。
在日俄战争时，英帝国主义发动了对中国西藏的武装侵略。英国侵略军一千多人在光绪二十九年十月（1903年12月）强行越过印度和西藏的边界，在次年二月（1904年4月）攻陷江孜，又在六月（8月）进踞拉萨。侵略者以武力威胁西藏的一部分宗教领袖订立了《拉萨条约》。由于这个条约是撇开清朝政府而订立的，其内容又是旨在使西藏完全沦为英国支配下，清朝政府不能不表示反对，它命令在拉萨的驻藏大臣有泰拒绝签字。以后，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三十二年（1906年）清朝政府派官员同英国代表在印度和北京先后两次谈判，结果仍没有能完全废除拉萨条约所规定的内容，但英国分裂西藏的阴谋没有得逞。英国侵入西藏的军队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底才完全撤出。
英国的这次入侵西藏又具有同俄国抗衡的作用。俄国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已开始扩张势力到西藏，特别到了1900年，俄国勾结西藏的宗教领袖达赖十三世企图独占西藏。在英国出兵时，沙皇政府向英国提出抗议，说是“对于英国此举，认为有碍大局，或须设法以保护在西藏的俄国权利。”（注：王勤堉：《西藏问题》，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页33。）由于在日俄战争中失败，俄国只能放弃了它对西藏的野心。
虽然发生了日俄两国以中国领土为战场进行的火并，发生了英国对西藏的武装侵略，但是总的说来，在辛丑条约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主要不是用战争的手段，而是用和平的、比较隐蔽的手段进行压迫和侵略。这是因为，第一，通过义和团运动，它们感到用武力征服中国并不是轻而易举的；第二，它们已经使得清朝统治者重新成为它们的驯服的工具。
辛丑条约第十一款里说，“大清国国家允定，将通商行船条约内，诸国视为应行商改之处，及有关通商各地事宜，均行议商，以期妥善简易。”这就是说，要完全按照帝国主义各国的需要来修改关于“通商行船”（其实是关于中外经济关系）的已有的条约规定。在辛丑条约订定后两年间，清朝政府先后同英国、美国、日本订定了新的所谓《通商行船续约》。这些条约牺牲中国主权为外国轮船航行于中国长江上游和其他内河，为外国资本到中国内地设厂开矿，为外国商品在中国内地倾销，设立了充分有利的条件。在对外贸易中，拿1901年到1903年这三年来说，平均每年进口额四亿七千三百万元，出口额三亿一千一百万元，入超达一亿六千二百万元。与十年前，即中日甲午战争前三年（1891-1893年）相比，进口额增加了一倍以上，出口额只增加百分之八十六，入超增加了二倍多一点。
中国的沿海和内河轮船航运业，几乎完全为外国公司所操纵。在光绪三年（1877年）进出于各通商口岸的轮船，以吨位计，外国轮船占百分之六十三点三（六百七十二万吨），中国轮船占百分之三十六点七（四百万吨）；到了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外国轮船所占份额达百分之八十四点四（六千二百多万吨），而本国轮船只占百分之十五点六（一千一百多万吨）。中国的大轮船公司仍只有一个招商局。虽然在1900年前后许多地方办起了不少轮船公司（它们多数是地方绅士和商人办的，也有官办的），但它们的规模很小，发展困难，往往只办了几个月或几年就倒闭了。
外国的轮船公司，最主要的还是英商的太古公司和怡和洋行。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德国、法国、美国、荷兰等国的轮船公司也都来经营在中国的航运。长江沿岸各口的对外贸易几乎占全国的一半，所以在长江上（由上海经汉口到宜昌）展开了许多外国轮船公司的激烈竞争。在义和团运动时，从事长江航运的除太古、怡和二家外，还有英国的两家较小的公司，日本的大阪商船公司，德国的汉堡公司和北德意志公司，四年后，又增加了个日本邮船公司。日本还设立湖南轮船公司经营汉口与湖南之间的航运。接着法国的东方轮船公司也加入长江航路。为了有利于竞争，日本把它的几个公司合并成为日清轮船公司。英国太古、怡和两家和日本的日清公司成为这场竞争中的胜利者。中国自办的招商局虽然一直进行着长江航运，但它和外国轮船公司相比，越来越处于劣势。1903年，航运长江的轮船以吨位计，英国的太古、怡和和日本的大阪公司共为二万多吨，招商局是七千多吨（为前者的三分之一强），到了1911年，英国的二家公司和日本的日清公司已达近五万吨，而招商局却只有八千多吨（为前者的六分之一强），所以长江实际上成为外国轮船的天下。
前面（第十四章第三节）讲过在1900年以前列强争夺在中国的铁路修筑权的情形。许多铁路的实际修筑则是在1900年以后。1900年前开始兴筑的有些铁路也是在1900年后才完成。直到清皇朝覆灭的1911年，中国土地上有了九千六百多公里铁路。其中，东北的东清铁路、南满铁路分别由俄国和日本直接经营，山东的胶济铁路是德国直接经营的，云南的滇越铁路是法国直接经营的。这几条具有殖民地性质的铁路共长三千七百多公里，为全部铁路总长的百分之三十九。这时，北京到奉天（沈阳）、北京到汉口、石家庄到太原、上海到南京、开封到洛阳、天津到浦口等线已修成铁路，这些铁路由于借款而受到外国势力控制。这一类在外国势力控制下的铁路共约五千二百公里，为全部铁路总长的百分之五十四。以上两部分共占百分之九十三。只有百分之七，即六百六十多公里的铁路是中国自主的，其中包括清朝官方出资并用本国工程师筑成的北京到张家口之间的铁路和民间集资修筑的若干短距离的铁路，如潮州到汕头的铁路，以及有一些已经出卖给外国又花钱赎回的线路。
帝国主义列强在1900年后的几年间变本加厉地在中国攫夺开矿权。首先就是李鸿章创办的颇能赢利的开平煤矿落到了外国资本支配下。在八国联军进兵京津时，开平矿务局的总办张翼在英军的威胁下，把矿务局全部资产卖给了英国商人。这笔买卖其实完全是个骗局。英商为经营这个煤矿设立了个“开平有限公司”，资金定为一百万英镑。它以三十七万五千镑的股票分给中国的老股东，作为购买全部产业的代价。其余的属于英商的六十二万五千镑的股票绝大部分都是所谓“虚股”，也就是根本没有缴纳股金。这样，英国商人几乎没有花一点资金就把中国当时最大的一个煤矿拿去了。（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开平附近成立了滦州煤矿公司，这是在直隶总督袁世凯支持下的一个官督商办的企业。其初意是同开平竞争，并达到收回开平的目的。但结果，官僚主持的“滦州”竞争不过帝国主义的“开平”，1911年“滦州”并入“开平”，成为英国资本支配下的开滦公司。）。
帝国主义以多种形式霸占了中国各地的矿权。有的援德国在山东的先例，取得铁路附近的矿权，例如日本南满铁路公司取得奉天省的抚顺、烟台煤矿，俄国的东清铁路公司取得满洲里、扎赉诺尔煤矿。有的与清朝官方协议合办，实际上取得了支配权，例如安徽巡抚与英国签约合办歙县、铜陵、大通、宁国、广德、潜山六处煤铁矿，袁世凯手下的官员与比利时签约合办直隶临城的煤矿，又与德国签约合办直隶井陉的煤矿。有些中国商人经营的矿，因资金不足而出租给外国商人，或向外国商人借款，因而落到了外国商人手里。例如直隶宛平、河南焦作的煤矿就是这样地为英国资本所控制。帝国主义列强还胁迫清朝政府，出让某个矿区或某个地区的开矿权，例如清朝政府曾把四川江北厅的煤矿出让给英国的布仕公司，把山西的东部、南部的许多州县的开矿权让给英国的福公司，把云南东部七个府（几乎占全省面积的一半）各种有色金属的开采权让给了英法合资的隆兴公司。在清朝末年，全国煤产量，除土法开采的近四百万吨外，用机器开采的约五百万吨，其中属于帝国主义控制下的煤矿占百分之九十以上。
除了航运、铁路、矿业外，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的工业投资也迅速地增加。以棉纺织业来说，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英国、美国、德国的资本在上海开办了五个大厂，1900年以后的几年内，又先后出现了日本资本的三个大厂。在清朝末年，外国资本在上海纺织业中居于绝对优势，在全国也几乎占了一半。以造船业来说，英国资本的耶松船厂在1900年合并了祥生、和丰两个厂，大肆扩充，垄断了当时上海的造船工业。以烟草工业来说，1902年成立的英美烟公司，在十年中，工厂由一个增加到四个，工人由百余人增加到近万名，资本由十万另五千元增加到一千一百万元，超过当时中国所有烟厂资本的七倍。
从1901年起到清朝末一年（1911年），外国在中国开办工矿企业的资金大约在七千万元以上。但应该指出，这些资本很大部分并不是从它们国内带来的。不少身无一文的外国流氓来到中国，凭借帝国主义在华特权进行其“冒险家”的活动，若干年内就成了拥资百万的资本家，他们的资财是在中国国土上巧取豪夺，剥削得来的。正因此，帝国主义的少量投资能够发展为巨大的势力，一位近代经济史研究者指出：“在二十世纪初年占了中国发电业一半天下的上海电力公司，我们能相信，从帝国主义者口袋中拿出来的资本，只有区区五万两之数么？可是这是事实。英国的老公茂纱厂老板就拿他的纱厂情形给我们作证，证明这并不是上电一家所独有的现象。他在1914年就这样对股东们透露过：纱厂现共有纱锭四万另九十六枚，这个数目是在没有要求增加资本的情况下，从1900年起由一个三万纱锭的纱厂添置起来的”（注：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序言》，页11。）。
帝国主义采取“和平”的经济侵略的方式，清朝统治者是满意的，但是帝国主义以为这种侵略方式不至于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那就大错特错了。以下我们将看到，一方面清朝统治者努力适应帝国主义的要求以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一方面，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这时期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人民以不同于义和团的形式进行新的斗争。
（二）慈禧太后的“变法”
在戊戌政变中，慈禧太后剥夺了光绪皇帝的一切权力，打掉了他举起来的变法维新的旗帜。但是，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这一系列事变以后，慈禧太后也想把自己打扮成主张“变法”，实行“新政”的旗手了。
慈禧太后本来已经准备用端王载漪的儿子溥代替光绪做皇帝。由于订立辛丑条约的列强的要求，端王载漪定了斩监候（不立即执行的死罪），充军到边地永远监禁。他的儿子也就失去了候补皇帝的资格。光绪的皇位算是保住了，但他在朝廷中没有发言权。一切实权仍操在慈禧太后手上。
当朝廷还在西安的时候，慈禧太后已经开始唱起变法的调子。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发布的上谕表示，皇太后和皇帝同心一致地要实行变法。上谕中说：“法积则敝，法敝则更，要归于强国利民而已”。“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事穷则变，安危强弱全系于斯”。（注：《义和团档案史料》，页914-916。）这道上谕还限期要求朝廷百官，驻外使臣，各省督抚各抒己见。二十七年三月初下令成立以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等人组成的“督办政务处”。说是为了实行“变通政治，力图自强”，所以要设立这样一个机关进行统筹考虑。七月里，下令从明年开始，在科举考试中，不再用八股文。八月初，又下令整顿京师大学堂（百日维新中创设的京师大学堂在政变后继续存在），并把各地原有的书院改成学堂，要求各省城设大学堂，各府设中学堂，各县设小学堂。接着又命令各省选派学生，用官费送到外国留学，学成后，将分别赏给进士、举人的头衔。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曾明令废除八股文而代之以所谓策论，把旧式书院改为新式学堂，但这两件事在政变后立即被慈禧太后否定了。要各省派遣留学生，这是在百日维新中还没有正式提出过的办法。
朝廷在离开西安的前四天，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二十日，以慈禧太后的名义发布一道文告中说：“变法一事，关系甚重。……朝廷立意坚定，志在必行”。又说：“尔中外臣工，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民生之转机。予与皇帝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他策。”（注：《义和团档案史料》，页1327-1328。）这简直是发誓赌咒要实行变法了。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朝廷，所以要在这样的时刻高喊变法，首先是为了讨好帝国主义列强，博取列强的信任。在看到了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的变法上谕后，买办官僚盛宣怀这样说：“今两宫一心，已饬议行新政，将来中外（指清朝朝廷和帝国主义列强——引者）必能益加修睦，悉泯前嫌”。（注：《义和团档案史料》，页924。）盛宣怀为朝廷草拟致列强政府的信稿中写道：“敝国现议实行新法，正期图报各大国之惠于后日”。在正式发出的国书中“实行新法”四个字改成了“力行实政”。（注：《义和团档案史料》，页931、933。）这些话明白地点出了所谓“变法自强”的新政的实质。
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要求，在二十七年六月间，原来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成外务部。这不仅是名称的改变，为此事而发出的上谕说：“从来设官分职，惟在因时制宜。现当重定和约之时，首以邦交为重，一切讲信修睦，尤赖得人而理。”（注：《义和团档案史料》，页1256。）这就是说，从此以后要一心一意以同帝国主义列强和好为最高宗旨了。十一月下旬，朝廷回到北京，它在快要返抵北京的时候，发布上谕说，一到北京后，“各国驻京公使亟应早行觐见，以笃邦交而重使事”，除了由皇帝接见各国公使外，还要由皇太后接见各国公使夫人。（注：《义和团档案史料》，页1342。）是否接受“觐见”，过去是长期引起争论的问题。
总之，慈禧太后之所以要宣布实行新政，主要就是为了要在回到京城时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于帝国主义列强前面，向他们表明：她的政权决不是一个顽固守旧的，而是一个能够顺应帝国主义需要的政权。
曾经作出对外宣战诏书的慈禧太后，现在说是要“变法自强”，为什么不但不使帝国主义担忧，反而使他们放心呢？这是因为所谓变法自强不过是洋务派封建官僚的老调子。我们已经说过，慈禧太后虽然由于争夺权力的原故而打断百日维新，但她对洋务派的主张是并不反对的。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洋务派的封疆大吏显示出他们最能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宠信。洋务派的纲领也就成为从西安回到北京的慈禧太后所遵循的纲领了。
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的宣布要变法的上谕重申了康有为一派的“罪行”：“康逆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注：《义和团档案史料》，页915。）表示同康有为的变法划清界限。这个上谕中说：“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注：《义和团档案史料》，页914。）这是说，封建主义的根本原则是不可能变的，能变的只是某些方法。显然，这完全是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
响应朝廷的号召，刘坤一和张之洞这两个在长江流域首创“中外互保”的总督，在二十七年五、六月间联名发出三个奏折，当时被称为“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注：《张文襄公全集》卷五十二，1928年刻本，页9-29。）他们认为，变法的第一步要从“育材兴学”做起，其办法就是开设“文武学堂”，废除八股考试制度和旧式的武科考试制度，奖励到外国留学。他们又提出了“整顿中法”和“采用西法”的各项措施。他们所说的“采用西法”，无非是用洋法练兵，用开展览会等方法来鼓励工艺，以至铸用银元，行印花税票等。他们也声明，他们提出的办法和康有为的主张“判然不同”，而且“大率皆三十年来已经奉旨陆续举办者”。慈禧太后对他们的奏折表示欣赏，说要“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注：《义和团档案史料》，页1328。）
在李鸿章死后，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刘坤一也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死去。于是袁世凯与张之洞成为各省督抚中的主要人物。他们两人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联名上奏，主张停止科举，推广学校。他们说：“近数年来，各国盼我维新，劝我变法，每疑我拘牵旧习，讥我首鼠两端，群怀不信之心，未改轻侮之意。”“科举夙为外人诟病，学堂最为新政大端。一旦毅然决然，舍其旧而新是谋，则风声所树，观听一倾，群且刮目相看，推诚相与”。（注：《养寿园奏议辑要》卷三十五，页2-3。）可见他们之所以主张废除科举考试，着眼点还是在于使封建主义的统治政权披上“维新”的外衣而求得帝国主义的信任。
在八国联军之役以前，慈禧太后是平衡地使用封建守旧派的官僚集团和更多带有买办性的洋务派官僚集团。自经此役以后，可以说，慈禧太后已经使朝廷成为洋务派的朝廷。从此，守旧派与洋务派这两个官僚集团的区别也就不再存在了。
慈禧太后之所以高唱变法，又是为了应付国内的危机。辛丑条约的订立虽然使她逃避了从外国来的危机，但是国内的危机却显然是更加严重了。不但在被压迫被剥削的下层广大群众中到处埋伏着待燃的火种，而且属于上层社会的一些阶级、阶层，包括各地的士绅、中小地主、商人、新兴的资产阶级，对于清朝政权的不信任感也空前地增长了。为了使这些阶级、阶层感到这个政权还是有希望的，慈禧太后也不得不重新弹起三年前光绪皇帝弹过的调子。
慈禧太后的朝廷在回到北京后最初三年间所实行的“新政”，比较突出的有三件事：
第一是提倡和奖励私人资本办工业。光绪二十九年八月（1903年9月）朝廷成立了商部，由前一年曾被派往英国、法国、比利时、美国和日本考察的皇亲贵族载振任尚书，工矿业和铁路都归这个部管理（三年后这个部改称农工商部）。商部成立后就着手制定商律，并提出了“奖励公司章程”。章程中说：“向来官场出资经商者颇不乏人，惟狃于积习，往往耻言贸易，或改换姓名，或寄托他人经理，以致官商终多隔阂。现在朝廷重视商政，亟宜破除成见，使官商不分畛域，合力讲求，庶可广开风气。”（注：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页641。）允许私人资本自由发展，原是维新派的主张。直至中日甲午战争时，清朝一直实行的是把新式工业紧紧地控制在官方手里的政策。到了外国资本已经深深地侵入中国工矿各部门，官方已经无力控制时，清朝才来鼓励私人资本，这虽然是对资产阶级的一种让步，但显然已为时太晚。而且它的奖励办法不过是对于投资设公司的商人按照投资数量的多寡给以不同的官衔。实际上保护私人资本的措施是一点也没有的。
第二是废除科举考试制度，设立学堂，提倡出国留学。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朝廷又一次通令各省选派学生到西洋各国讲求专门学业。二十九年（1903年）颁布了学生章程。这时，已经实行了对各级学堂毕业的人授与贡生、举人、进士等名衔的办法，而且规定按照科举考试制度通过会试的人还必须入京师大学堂分门肄业。三十一年（1905年）根据袁世凯、张之洞的建议废除了科举考试制度。为形势所迫，封建统治者终于不得不给与资产阶级的西学以合法的地位，如同给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以合法地位一样。
第三是改革军制，这就是逐渐裁撤旧式的绿营、防勇，组成新式的军队。清朝末年的各省“新军”就在这时开始形成。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北京成立练兵处，主管官员名义上是光绪皇帝的叔父奕劻，实际上是袁世凯。在袁世凯统率下的北洋六镇是最先成立的新军。为了培养新军的官兵，清廷令各省设武备学堂，并且从三十年（1904年）起，每年派百人左右到日本学习军事。
这些新政既没有起到加强清朝统治的效果，也远不足以使社会各阶级、阶层感到国家已有了新的气象。如果说光绪皇帝依靠康有为一派人造成的维新运动的声势而弹出的调子在社会上层各阶级、阶层中曾经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那么到了这时候，以辛丑条约的巨大屈辱和沉重赔款为背景，这些调子已经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作用了。
封建官僚政治的腐朽黑暗一切照旧。为了年年支付巨额的庚子赔款，全国各省，原有的赋税加码征收，新创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层出不穷。各省长官除贪污中饱外，又以筹款办理新政的名义自行增加捐税。光绪三十年（1904年）官方文书中承认：“近年以来，民力已极凋敝，加以各省摊派赔款，益复不支，剜肉补疮，生计日蹙。……各省督抚因举办地方要政，又复多方筹款，几同竭泽而渔。其中官吏之抑勒，差役之骚扰，劣绅讼棍之播弄，皆在所不免。”（注：《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页5251。）这样的事实，当然不是一些不痛不痒的“新政”所能掩盖得了的。
清朝统治者已经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甘心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以维持自己的存在，这更是掩盖不了的事实。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家陈天华在1903年这样说：清朝政府“及到庚子年闹出了弥天大祸，才晓得一味守旧万万不可，稍稍行了些皮毛新政。其实何曾行过？不过借此掩饰掩饰国民的耳目，讨讨洋人的喜欢罢了；不但没有放了一线光明，那黑暗反倒加了几倍。”（注：《警世钟》，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以后此书简称《辛亥革命资料》）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页113。）
到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慈禧太后居然同意一些官员的建议而考虑立宪问题，并在第二年宣布预备立宪。这看起来，好象比百日维新的光绪皇帝还走得远一些。所谓预备立宪的真象如何，将在下文去讲，这里要说的是，清朝的朝廷，在度过了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的难关之后，依靠帝国主义者的支持，才得以重新回到北京，它面临着严重的国内危机。这时，不但被剥削被压迫的下层群众感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且统治者和剥削者也感到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慈禧太后从表示决心变法到开始预备立宪，既是为了向帝国主义讨好，又是统治者已经感到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形势的反映。
（三）孙中山的早期活动
第三次革命高潮紧跟着第二次革命高潮到来了。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是第三次革命高潮开始的标志，它和义和团运动在国内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下失败，相隔只有五年。
经过戊戌维新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中国的内外矛盾不但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加倍激化起来了。这些矛盾主要的就是中国人民同外国帝国主义的矛盾，同封建主义统治势力的矛盾。由于清朝统治者已经完全成为在帝国主义面前唯唯诺诺的奴才，已经完全成为帝国主义侵略和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也就集中表现于反对清朝统治者的斗争。
前文已经说过，在第二次革命高潮中，走上政治舞台的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他们在政治上的代表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八国联军，辛丑条约及其以后的社会政治形势，迅速地把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推进到爱国运动和社会政治运动中。他们在政治上的代表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带来了在第一次革命高潮和第二次革命高潮中所没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纲领、革命理想和革命组织。它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这是第三次革命高潮的根本特点。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孙中山(1866-1925)。
孙中山，原名孙文，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现称中山县）翠亨村的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他的父亲租种别人的几亩田地，还兼充更夫。童年的孙中山参加家庭的农业劳动。比他大十二岁的哥哥孙眉（孙德彰）曾不得不到地主家里当长工，并在同治十年（1871年）出国到檀香山去谋生。孙中山在光绪四年（1878年），十三岁时也到檀香山，在这以前，他只在家乡的旧式书塾读过几年书。
檀香山（火奴鲁鲁）是太平洋上的夏威夷群岛的首府。美国殖民主义者，以传教士为先锋，在十九世纪初叶开始侵入这个岛国。当地原有的居民在残酷的剥削下大量死亡，人口不断减少（十九世纪初叶有二十万人，1850年左右就降到十万人，1893年仅余五万八千人左右）。由于缺少劳动力，从1865年起开始从中国输入“苦力”。也有些中国人去经商。孙眉到了那里先是做农业工人，积了一点钱后独立开荒，经营农场，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间渐渐发展为一个农牧业资本家。那时夏威夷虽然名义上还是独立国，但已在美国势力支配下。后来，在1898年，美国帝国主义终于并吞了夏威夷。
孙中山在夏威夷五年，依靠哥哥的资助，先后攻读了英国教会和美国教会办的两个中学校。他在学校里信奉了基督教，遭到他的哥哥极端反对。因此他只能辍学回国。这时他的家庭的经济状况已经由于孙眉的原故，而发生根本变化。他的父亲不再当更夫，有了土地，而且雇工帮助耕种。孙中山也就能继续求学。光绪十年到十一年（1884-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他在香港英国人办的拔萃书院和域多利书院攻读。这以后，他开始学医，先是在外国教会办的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的医校，继又传入香港的雅丽医学院，这个医学院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英籍华人何启办的。
由此可见，孙中山在青少年期间，受封建传统教育的影响很少。他所受的是西方国家培养殖民地知识分子的教育，但由此他接受了与封建思想相对立的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和自然科学知识。他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经验比同时期的康有为多得多。他的出身也同来自官僚家庭的康有为不同。
孙中山青年时期对他的前辈广东人洪秀全的事业表示敬仰。他在广州和香港学医时常同一些同学和朋友议论时事和政治。孙中山在广州的一个同学郑士良（他在离开博济医院附设学校后到惠州开办了一个药房）同洪门中人交往很多。孙中山在广州时还结识了在广州舆图局任测绘生的尢烈，他也同洪门有联系。洪门是天地会、三合会系统的江湖秘密结社，洪门中传统的反清思想对孙中山是有影响的。在香港和孙中山交往密切的有陈少白（美国人在广州办的格致学院第一期毕业生，又转入雅丽医学院学习）、尢烈（这时到了香港华民政务司署任书记）、杨鹤龄（澳门的一个大商人的儿子）等人。这四个年青人被他们的亲友称为“四大寇”，是因为他们敢于讲些反对清朝腐朽统治的议论的原故。
光绪十八年（1892年），二十七岁的孙中山从雅丽医学院毕业后，先在澳门，然后在广州行医。二十年夏，他和他的一个在少年时就意气相投的同乡陆皓东一起到北方游历。他们由广州过上海而到天津。在上海，孙中山会见了郑观应和王韬，这都是当时著书立说，鼓吹资产阶级倾向的政治改良的著名人物。王韬给孙中山介绍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门下的一个幕僚。孙中山到天津后，经过这个幕僚送给李鸿章一封他在出行前已经准备好的长信。
国民党的历来的一些历史撰述者力图论证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从幼年时就已经确立，以后一直不变地保持下来，这种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孙中山在1893年的《上李鸿章书》可以证明，直到这时，他的基本思想并不是革命。他在这封上书中的基本主张是“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8。）这样的主张比封建官僚的洋务论虽然进了一步，但并没有超过同时期的康有为的上皇帝书的水平。
国民党反动派吴稚晖为孙中山写的别传中说：“中日交战前，先生（指孙中山）由湖南出扬子江口，由海路入北京，深夜冒险晤李鸿章于私邸，陈说大计，劝李革命。李以年老辞”。这是荒诞的神话。李鸿章既没有接见孙中山，孙中山的上书也显然决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如同从来的读书人一样——求知于当道。他的信中说：“推中堂（指李鸿章——引者）育才爱士之心，揆国家时势当务之急，如文者亦当在陶冶而收用之列”（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16。）。信中又说明他个人的计划是想致力于农业，拟先赴法国及其他各国考察，然后回国，“游历内地、新疆、关外等处，察看情形，何处宜耕，何处宜牧，何处宜蚕，详明利益，尽仿西法，招民开垦，集商举办”。“深望我中堂有以玉成其志”（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18。）。
孙中山是个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但他的思想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他经历了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到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的发展过程。直到中日甲午战争时，他基本上还没有跳出改良主义的范围，在这以后，才有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萌芽。
孙中山向李鸿章上书时是中日甲午战争前夕。他的书信没有从李鸿章得到什么反映。他和陆皓东游历了北京后经武汉回到南方。甲午战争爆发时，孙中山重到檀香山，在那里成立了名为“兴中会”的组织，这是在光绪二十年十月（1894年11月）。
参加檀香山兴中会的有当地华侨工商界人士二十多人，其中包括孙眉（孙中山的哥哥；这时已成为相当大的资本家）、邓荫南（一个在檀香山发迹的农业资本家，参加三合会）、何宽（当地一家银行的经理）等人。檀香山兴中会以救国为宗旨，章程中对中国处境表示深切的忧虑，不指名地斥责清朝统治者的误国。其中说：“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又说明立会的宗旨：“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盖我中华受外国欺凌，已非一日，皆由内外隔绝，上下之情罔通，国体抑损而不知，子民受制而无告。苦厄日深，为害何极！兹特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19。）但是这个在侨民中的小组织对于如何才能救国，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方针。在这个小组织成立后，孙中山随即回到香港，光绪二十一年正月（1895年2月）又在香港成立了兴中会。
参加香港兴中会的除了孙中山和他在香港的旧友陈少白、陆皓东等人外，还有属于辅仁文社这个组织的一些人员。辅仁文社成立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其中主要人物有杨衢云（新沙宣洋行船务副经理）、谢缵泰（一个在澳大利亚的著名侨商的儿子）、刘燕宾（炳记船务公司的经理）等人。杨衢云被选为香港兴中会的会长。
香港的兴中会一成立，立即准备在广州发动起义。孙中山到广州以行医为名进行军事准备，他还设立了农学会的组织作为掩护。杨衢云在香港负责接应。香港的兴中会的章程中也没有明确地宣布革命，但入会的人须一律宣誓，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注：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中华书局1960年版，页14。）这是把三合会的反清复明的老口号，改造成了资产阶级语言。孙中山的有些朋友本来就和洪门有联系，辅仁文社的杨衢云等人的这种联系更多。杨衢云等人又同香港的英国势力有较深的关系。在兴中会的活动中有在香港政府中供职的何启和两个英国记者插手，他们参与了讨论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的会议，并且表示可以运动英国政府承认起义后成立的新政府。（注：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革命史编辑社1928年版，页12。）这时是在中国遭到中日甲午战争失败，订立了马关条约之后。英国人之所以对于兴中会的广州起义发生兴趣，是因为他们认为，如果出现中国全面崩溃，列强瓜分中国的形势，这是他们可以利用的一着棋子。日本在港领事在知道了这事的时候，也曾派人向兴中会表示，如果发动起义，日本政府可以暗中帮助（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页13。）。
兴中会在广州的起义，预定在这年九月初九日发动。但事先，广东官方发觉了。官方破获了起义的机关，查到了从香港偷运到广州的枪械。孙中山的老友陆皓东和参加起义的会党头头丘四、朱贵全等人被捕，都遭残杀。孙中山幸能逃脱。
这次起义力量基本上是靠三合会。杨衢云预定从香港召集会党三千人到广州，此外还联络了广州附近各地的会党组织。关于三合会这类的秘密结社的性质和弱点，前面已经多次谈到过。这种秘密结社在国外侨民中散布很广，成为他们在国外艰苦生活条件下的互助组织。兴中会所号召起来的会党群众，主要是城市贫民，而且带有花钱雇佣的性质。所以一下子就好象能集合相当大的力量，但一受挫折，也就立刻涣散了。
清朝官方悬赏缉拿这次起义的为首人物。孙中山的名字在通缉文书中写作“孙汶”，表示这是洪水猛兽一般的人。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官方侦察到孙中山在英国伦敦。孙中山自广州失败后，即由香港赴日本，再经檀香山而到美国，又转到了英国。清朝驻伦敦的使馆设计把孙中山诱骗入使馆，准备把他偷偷押运回国。由于他的英国朋友的营救，他才得以释出。经此事件，孙中山在国际间开始作为中国的革命家而驰名。
孙中山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转变到主张革命这点，他自己曾谈到过。1896年他用英文写的《伦敦被难记》中说，他本来赞助那种“有见于中国之政体不合于时势之所需，故欲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倡行新政”的政治运动，（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50。）这显然是指康有为领导的政治运动。这种政治运动“偏重于请愿上书等方法，冀万乘之尊或一垂听，政府之或可奋起”，只是在看到请愿上书方法不可能生效的时候，“吾党于是怃然长叹，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52。）
孙中山在海外流亡各地时，仍以兴中会的名义在华侨中进行组织和宣传工作，但收效很小，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又到了日本。这时在日本还很少留学生，在华侨万余人中，赞助他的人不过百余人而已。在国内的知识界中，这时正是康有为的全盛时期。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都流亡到日本。孙中山、陈少白还想同康有为商谈合作，为康有为所拒绝。兴中会的杨衢云在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曾到南非等地，这时也在日本，与梁启超会谈过一次，也没有谈成。但孙中山和梁启超在1899年过往甚密，梁启超甚至同意双方合并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组织。由于康有为和他的其他学生徐勤等人的坚决反对，没有成为事实。
孙中山在香港的同志继续进行联络会党的工作。到了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孙中山又到香港图谋同李鸿章合作实行广东独立，并在惠州举行了依靠会党力量的武装起义。这两个活动都没有成功。这是第十九章第五节已经说过的了。领导惠州的军事行动的是孙中山的老同学郑士良。
惠州之役后，孙中山继续他在国外的流亡生活。他在日本住了两年，又到过越南，并经檀香山而到美国。这时期，他从留学生和华侨中得到了较多的同情者。后来孙中山说：“当初次之失败也（这是指1895年广州起义的失败——引者），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这是指1900年惠州起义的失败——引者）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这之不成矣。”（注：《建国方略·心理建设》第八章。见《孙中山选集》，页199。）1904年，他在美国报纸上发表《中国问题之真解决》一文，这篇文章说，只有推翻清朝政府的统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才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文章中说：“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将满洲鞑子从我们的国土上驱逐出去。我们的任务确实是巨大的，但并不是无法实现”。这篇文章“向文明世界的人民、特别是向美国的人民”发出呼吁：“要求你们在道义上与物质上给以同情和支援，因为你们是西方文明在日本的开拓者，因为你们是基督教的民族，因为我们要依照你们的政府而缔造我们的新政府，尤其因为你们是自由与民主的战士。”（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254、255。）孙中山在这里实际上是向西方的资产阶级呼吁。西方的资产阶级已经腐朽没落，不能成为东方民族求独立求进步的事业的支持者，这点是孙中山当时不了解的。但是，孙中山作为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派的立场是已经确定了。孙中山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活动家的社会影响，在1900年后迅速地扩大，是由于当时国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爱国政治运动正在涌起，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许多先进分子已经不满足于改良主义的思想而趋向于革命的原故。
（四）资产阶级的爱国运动
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之役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表现出继续发展的趋势。拿全国各地逐年创设的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工矿企业来说，中日甲午战争后六年间（1895-1900年）共有一百零四家，资本总额二千三百多万元，每年平均投资三百八十万元多一点。这以后，从1901年到辛亥革命前一年的1910年十年间，共有三百七十家，资本总额八千六百二十万元，每年平均八百六十二万元。特别是1906、1907、1908这三年，新设的工矿企业及其资本总额分别为六十八家，二千三百万元；五十八家，一千四百万元；五十二家，一千六百万元。这可以说是出现了个发展的高潮。
这些民族资本的企业绝大多数都是规模很小的。各地还有不少资本不足一万元的工厂，没有包括在上述统计之内，这些小工厂多数其实只是手工业工场。在上述三百七十家企业中，资本在一万到五万元的有一百五十三家，五万元到十万元的有五十九家，十万元到五十万元的有一百一十六家，五十万元以上的有四十二家，其中超过一百万元的有十五家（注：这些统计数字根据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页399-401。）。
有些大企业家在这时期发展得很快。突出的例子是张謇，他创办的南通大生纱厂在1899年投产，该厂资本当时是七十万元，到了1908年，已增加为二百八十万元。十余年间他陆续创办和参加投资的企业有二十多个，这些企业的资本共有九百多万元。能够发展得快的大企业家同封建官场有较多的联系，或者同帝国主义有较多的联系，或者这两方面的联系都较多。至于众多的中小企业家，既受到帝国主义在华资本的压力，又无法抗拒封建主义的摧残，其处境一般都是很困难的。
新式企业为数诚然还是很少的，但是它们集中在若干城市中，所起的社会影响是很大的。许多人认为，振兴实业是救国的重要方法，而为了振兴实业，就不能不反对和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
这时，开始发生了不同于义和团的新形式的爱国群众运动，那就是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为主的爱国运动。康有为一派人当初成立保国会等组织，虽然已经是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爱国运动，但斗争的锋芒没有针对帝国主义，它所吸引的主要的只是地主阶级中倾向于资产阶级化的一部分人，尤其是这种知识分子。到了1900年后的几年间，中下层民族资产阶级、商人、学生成群地参加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而且这种爱国运动开始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发生了联系。这些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为反对帝国主义攫夺我国的矿山和铁路，在各有关省分里，展开了收回权利的运动。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界在这个运动中很活跃，他们要求收回清朝政府已经出让给帝国主义的矿权和路权，创立商办的公司，准备用自己的资本来开矿修路。
山西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发起了反对英国福公司霸占晋东、晋南各地的开矿权的运动，结果是“赎回”了开矿权，还新成立了一个商办的保晋矿务公司。担任这个公司经理的渠本翘原是一个经营“票号”（封建性的金融机构）的商人，1902年曾和人合资经营双福火柴公司。由于英国福公司已经在河南北部修武采矿，留日河南同乡会发表了《告河南同乡速办矿务书》。除了主张招股成立办矿公司以外，这个宣言书中说：“今先在有矿的地方立一个保矿会，凡附近人民都得入会，立一誓约，永远不准把矿地卖给洋人，如敢故违，加以重罚。其有奸猾巧诈小人，贪小利忘大害，不入本会，想卖洋人地者，一经本会稽查出来，加以倍罚，处以死刑。……地方官吏，督抚、司道有敢谄媚洋人强迫百姓卖地，一面河南京官奏参，一面河南绅商学生控告。那些赃官污吏，汉奸民贼，虽想苟图富贵，偷卖民矿，谅他也是不敢的。”（注：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页748。）这个宣言书使用通俗易晓的文字，显然是想用爱国保乡的情绪感染和鼓动广大群众。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左右，收回路权的运动也发生于安徽、山东、云南、四川、吉林、黑龙江等省。
收回在粤汉铁路的修筑权的运动，在有关各省中形成了蓬勃的热潮。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广东、湖南、湖北三省都有绅商成立组织，主张废除清政府同美国的合兴公司订立的合同，把铁路收回商办。留日本的学生组织了鄂、湘、粤三省铁路联合会，支援这个运动。经过两年的斗争，终于迫使清朝官方向合兴公司交涉，付出一笔赎款，把已修成的广州到三水的一小段铁路和合兴公司所享有的各种特权收回。在已经由清政府出卖给帝国主义的京汉、津镇、道清、沪杭甬、川汉等铁路预定通过的各省，也纷纷发生收回在路权的运动。
各省进行的这种运动，带有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保卫家乡的性质。因此，参加这种运动的除了资产阶级的中下层以外，还有资产阶级的上层人物以至一些地主绅士和地方官员，下层广大群众也为这个运动所激动。这种运动采取向清朝当局提出要求，并且通过清朝当局向有关的帝国主义国家交涉的方式，所以它本身并不是一种造反或革命的行动。官方有时还不能不表示支持这种运动，例如张之洞在收回粤汉铁路的问题上自命为“三省绅民代表”办理向合兴公司交涉事宜。（注：《张文襄公全集》卷八十五，页34。）由于各地民族资产阶级没有雄厚的实力，经过这种运动而成立的矿务公司、铁路公司一般的都没有什么成效。赎回粤汉路权的款项甚至是由张之洞向英国借的。但是这种运动在当时所起的政治作用还是很显著的。它使广大群众感到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迫切性，并加深了对清朝政府的卖国政策的憎恨。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还发生了拒法拒俄的运动。
在这年春天，广西发生了以王和顺、陆亚发等人为首的会党起义，他们的力量发展得很快，已控制了广西的西部十余州县，且有波及湖南之势。清朝军队镇压无效。广西巡抚王之春打算向法国借款借兵来“平乱”。这个消息从在日本的留学生传到了上海。在上海的张园（注：张园是当时上海租界上的一个娱乐场所，有可供开会的场所给人租用。）举行了有四五百人参加的会议，决定通电反对王之春。参加这次会议的人一般并不赞成会党的起义行动，但他们的拒法反王的运动在客观上具有同广西起义相配合的意义。王之春这个洋务派官僚乞求法国帮助的阴谋被揭露，没有能成为事实。两年后，清朝以广西、湖南、湖北三省的兵力把广西会党的起义镇压了下去。
由于抗议俄国在东北拒绝撤兵，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在张园又举行会议，通过了致北京外务部电说：“闻俄人立约数款，迫我签允。此约如允，内失主权，外召大衅，我全国人民万难承认。”又向各国外交部通电说：“闻俄人强敝国立满洲退兵新约数款，逼我签允。现我国全国人民为之震愤。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倘从此民心激变，遍国之中，无论何地再见仇洋之事，皆系俄国所致，与我国无涉。”（注：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页129。）同时，北京的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也举行会议，向俄国抗议。东京的留学生还组织了拒俄义勇队，表示要回国充当抗击俄国侵略者的先锋。
上海的拒法拒俄运动的主要推动者是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这两个组织。资产阶级革命倾向的社会活动家、教育家蔡元培（蔡孑民）和他的同志们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教育会，准备编辑教科书，出版书报，并打算自办学校。官立的南洋公学（即交通大学的前身）中有一部分学生因反对学校当局的专制统治而退学，蔡元培（他是南洋公学的教员）和他们一起引退。中国教育会就以这些学生为基础，成立了爱国学社。爱国学社既是个学校，又有爱国团体的性质。据一个当时在爱国学社担任教员的人说：“学社既由退学风潮而产生，故学生极端自由。内部组织分全部学生为若干联，每联约二三十人，听学生自行加入某联，公举一联长，凡有兴革，多由学联开会议决，交主持者执行。”当时，各省官立学堂常常发生退学风潮，“学社中遇此事，必发电以贺之”。而且每礼拜，学社社员还在张园，“开会演说，昌言革命”（注：蒋维乔：《中国教育会之回忆》。见《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中华书局1939年版，页87-88。）。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时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的新风气。
爱国学社的集会虽说是“昌言革命”，其实，教育学会和爱国学社的参加者后来渐渐分成了两部分人，一部分人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另一部分人则倾向于向清朝当局请愿立宪。在参加拒法拒俄会议的人群中基本上也是这两部分人。但在当时这种区别还不明显。在清朝官方眼中，凡是敢于自行集会，同官方唱反调的人都是作乱造反的人。所以商约大臣吕海寰在要求江苏巡抚将为首集会的人“密拿严办”的信中说：“上海租界有所谓热心少年者，在张园聚众议事，名为拒法拒俄，实则希图作乱。”（注：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页134。）
爱国学社还同一个报纸《苏报》有关系。《苏报》本是一个平庸的报纸，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初开始由爱国学社的师生撰稿，成为鼓吹爱国运动和反清革命运动的舆论机关。这年闰五月，清朝政府勾结上海租界当局查获《苏报》。爱国学社就在这时解散了。中国教育会还继续存在。二十九年冬，教育会的蔡元培还组织“拒俄同志会”，发行《俄事警闻》一种报纸，进行反对俄帝国主义的宣传，直到日俄战争爆发的时候。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又发生了几乎遍及于全国各城市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运动，这次运动以商人抵制美国货为主要形式，这是过去未有过的新的形式。
十九世纪中叶，美国大量输入中国的苦力，这是前面（见第十二章第四节）说过的。在1877年美国的经济危机中，加利福尼亚州首先发生排斥中国人的运动。美国资产阶级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归罪于中国工人太多，煽起了排华运动。当初在需要中国劳力的时候，同治七年（1868年）美国人蒲安臣擅自以中国政府代表的名义同美国订立条约，表示鼓励中国人去美国。到了光绪六年（1880年）起，美国一方面多次要清朝政府和它订立限制中国人入境的条约，一方面又在国内颁布种种对中国人的禁例。在美国的中国工人、商人不但受到苛待，而且在许多城市里，成百的中国人死于种族主义的排华暴行中。光绪二十年（1894年）美国和清政府订立了一个载明“两国政府愿合力办理，禁止来美华工”的条约，这个条约规定以十年为期。在美国，对中国侨民的暴行继续在各处发生。这种情形使得一个美国传教士这样写道：“比起中国最糟糕的义和团的残暴程度来，在基督教的美国城乡中对中国人的暴行，有过之无不及。但是对前者的报复是浩大的军事讨伐和巨额的赔款，而后者则几乎没有一件事受到过惩处。”（注：A.H.Smith:China and America To-day,1907年出版，页165。）光绪三十年（1904年），美国方面要求继续保持禁止华工的条约。美国的旧金山和其他各地的华侨组织首先发出了主张废约的呼声。他们的呼声得到国内各地的响应，迅速地形成了一个控诉美国的排华罪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的空前大运动。
在美华侨以广东人居多，所以这个运动首先在广州掀起。不久后，资产阶级力量较强的上海成为运动的中心。光绪三十一年六月间，上海商务总会召集会议，作出了不用美国货、不定购美国货的决定。铁业、机器业、洋布业、火油业、面粉业等方面的商界头面人物签名承认执行这个决定。北京、天津和其他外地商界派了代表到上海参加这次会议。上海商务总会还发出致全国二十多个城市的商会的通告，动员参加这个运动。有些团体在社会上散发了许多传单，张贴了许多揭帖，号召商界不卖美国货，消费者不购用美国货。报纸和出版物造成了支持这个运动的强烈舆论。
这个运动迅速扩大到全国许多地方。上海、南京、北京、天津、保定以及其他各地学生纷纷集会响应，大大增加了运动的声势。上海的有些美国教会办的学校学生罢课，许多地方的工人和手工业者也以集会和其他方式表示他们对这个运动的支持。营口的码头工人曾拒绝为美国商轮起卸所载运来的煤油。
在抵制美货运动中，许多人提出“振兴工艺”，用自产的商品来代替进口货的主张。据当时的《时报》载，“自抵制美约之风潮起，花旗（即美国）面粉大为滞销”，汉口就有巨商集资创办面粉公司。《时报》又说：上海的各织布厂，“连年亏折”，而在光绪三十一年“生意之佳，为往年所未有，实因各处相戒不用美货，是以本布销场，顿形畅旺”（注：上引均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页736、737。）。这样的运动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显然是有利的。
在中国，突然发生了这样规模巨大的新形式的爱国运动，不但使首当其冲的美帝国主义大为震动，而且其他国家也感到不安。美国在中国的外交人员和教会人士向领导这个运动的资产阶级分子作软化和分化的工作，还向清朝政府威胁说：“中国如不能照约保护美国权利，中国政府担其责任。”（注：《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一期，页47。）英国公使也以在华英国商人的名义向清政府表示，“华人禁止美货一事，非但美商受损，凡各国商务均有危险之虑”（注：《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一期，页51。）。根据帝国主义的意旨，清政府下令各省督抚禁止抵制美约运动，说是“倘有无知之徒从中煽惑，滋生事端，即行从严查究，以弭隐患”（注：同上书，页47。）。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等地方大员都采取步骤限制和阻止这个运动。
这个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爱国运动在发展中不久就发生了分化。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张謇、汤寿潜、汪康年等人散布种种破坏和诋毁这个运动的言论，并且提出了实际上使这个运动涣散的措施。还有些买办商人迫于形势，签名参加运动，却仍偷偷地照常贩运美国招牌的煤油、棉布等。上海商务总会会长曾铸是在运动开始时起了积极的领导作用的人，他在七月里就宣布不再过问这个运动，发表了《留别天下同胞书》，但认为运动还应进行下去，他说：“抵制办法，仍以人人不用美货为宗旨，千万不可暴。”（注：同上书，页67。）
只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和学生群众的支持，这个运动维持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的确，这个运动并没有发展为“暴动”。参加运动的一些资产阶级团体坚持使用所谓“文明的方法”。上海的一个自称为“文明拒约社”的代表说：“文明办法朝廷自不致压制，野蛮举动朝廷自应禁止”（注：《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一期，页71。）。但是事实使得许多人看到依靠朝廷是没有出路的。在运动中，上海的《时报》发表一篇文章说：“我政府之不足为吾民可恃也久矣，衮衮诸公类具奴隶性质，而无爱国思想，拥虚位食厚禄，日以苟且图存为事”。这篇文章作者寄希望于“商民”，“禁用美货专在商民，务使与政府不着一丝牵挂”。《广东日报》也有一篇文章说：要达到废除美约的目的，“勿依赖清政府，而专恃民气是也”（注：同上书，页18、19。）。抵制美货并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的结果，这使一部分激进的爱国者不能不考虑，应当把“民气”引导到什么方向去。
（五）知识界中的革命思潮
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左右，知识界中的革命潮流开始涌现。一些年青的知识界人士通过书报制造革命舆论，有些人还组织秘密的革命团体。他们主要是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
早在1900年以前，已有一些留学日本的青年出版杂志，翻译十八世纪的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对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起了推动作用的著作。但直到1900年，在日本的留学生不到百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所宣传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对国内还没有什么影响。
从1901年起，赴日本留学的人数骤增，1904年已达三千多人。这种情形虽然同前述清朝政府提倡出洋留学有关，但是官费派遣的不过十分之二三，多数是靠自己筹款。由于到日本的费用较少（当时的人说，每年约需三百两银子），所以去欧美的留学生增加得不多，大量的是到日本。能够获得官费和自行筹款的，绝大多数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这时，许多中小地主和富农在经济上陷于破落的危机。由科举考试而做官的路子眼看就要断绝。从这些家庭出身的青年为寻求出路，拥入国内办的新式学校，有办法的就出洋留学。当时有人说：“日本留学为终南捷径”。（注：《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见张枬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页391。）虽然留学生中多数是为了做官的目的，但其中有一部分人由于接触到资产阶级的新学，由于感受到国家危亡的严重状况，觉悟到要救国不能靠清朝统治政权，也不能靠康梁的改良主义。他们感到封建旧社会已面临绝境而想探求新的出路。他们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拥护者和宣传者。
1903年，在日本的留学生陈天华写了两本通俗小册子，《猛回头》和《警世钟》。（注：《猛回头》和《警世钟》全文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以后此书简称《辛亥革命资料》第二册，页112-170。）这两本小册子在国内散播很广，影响很大。陈天华(1875-1905)，湖南新化县人，由新化实业中学堂资送出国留学。这两本小册子的中心内容是指明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危亡局势，唤起人们为改变这种局势而斗争（注：“帝国主义”是当时的报刊上已经使用的名词，例如1901年在日本横滨出版的《开智录》中有《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二十世纪世界之前途》一文（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页53）。陈天华的《猛回头》中说：“你道于今灭国，仍是从前一样吗？从前灭国，不过是把那国的帝王换了坐位，于民间仍是无损。于今就大大的不相同了，灭国的名词叫做民族帝国主义。”这实际上是说，帝国主义使被压迫国家沦为殖民地。）。他说：列强“把我们十八省都画在那各国的势力范围内，丝毫也不准我们自由。中国的官府好象他的奴隶一般，中国的百姓好象他的牛马一样。……我中国虽未曾瓜分，也就比瓜分差不多了。”他认为，列强之所以没有实行瓜分中国是“因为国数多了，一时难得均分，并且中国地方宽得很，各国势力也有不及的地方，不如留住这满洲政府代他管领，他再管领满洲政府，岂不比瓜分便宜得多吗？”因此他提醒读者说：“列位，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列位若还不信，请看近来朝廷所做的事，那一件不是奉洋人的号令？……我们倘不把这个道理想清，事事依朝廷的，恐怕口虽说不甘做洋人的百姓，多久做了，尚不知信。朝廷固然是不可违抗，难道这洋人的朝廷也不该违抗么？”这样，陈天华实际上得出了为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必须反对清朝统治的结论。
陈天华号召全国人民一致起来，“必须死死苦战，才能救得中国”。但他认为，绝不能象义和团那样地搞排外主义，那样地排斥“洋务”。他说：“须知要拒外人，须要先学外人的长处。”“若有心肯学，也很容易的。越恨他，越要学他；越学他，越能报他。不学断不能报”。这虽然好象是重复了六十年前魏源说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话，但是这时候的先进知识界对于要从外国学习什么的认识已经到达高得多的水平了。在这两本小册子中，陈天华还没有明确地提出要实行民主政治，但他说：“国家譬如一只船。皇帝是一个舵工，官府是船上的水手，百姓是出资本的东家。……倘若舵工水手不能办事，东家一定要把这些舵工水手换了，另用一班人，才是道理。”两年后，陈天华发表了《论中国宜改行民主政体》的文章。
在1903年已经喊出民主革命口号的代表作品是邹容所著的《革命军》这个小册子（注：《革命军》全文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页649-677。）。邹容(1885-1905)的父亲是个重庆的商人。邹容幼年时候受康梁维新运动的影响，关心国事，不愿在传统的经籍和八股文中讨生活，学了英文、日文，求得了些新的知识。1901年他到成都应官费留学日本的考试，虽然先被录取，但官方发觉他平日有越出封建主义常规的言论，除了他的名。于是他以自费到日本。他在日本只住了一年多，就因为反对清朝政府派在日本监督留学生的一个官员（他把这个名叫姚文甫的官员的辫子剪下来，挂在留学生会馆“示众”）而于1903年被迫回国。他到上海，与章太炎和爱国学社的一些活动分子相结识，参加了拒俄的运动。就在这时，他写了《革命军》。
这个十八岁的青年在这本两万字的小册子中充满热情地高唱革命的赞歌，主张用革命来推翻清朝的统治，求得中国在世界上的独立地位。他写道：“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吾今大声疾呼，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他赞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就，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观念。他把革命分为“野蛮之革命”与“文明之革命”，他所说的“文明之革命”其实就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他尽情地暴露了清朝政府是个腐朽、落后、卖国的政府，主张在推倒这个政府以后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宪法建立一个中华共和国。他说，“中华共和国为自由独立之国”，他以高喊“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的口号来结束他的文章。
邹容的《革命军》由章炳麟（章太炎）作序在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在上海出版。差不多同时，章太炎还发表了一篇《驳康有为书》。章太炎(1869-1936)那时已是著名的学者和著作家。他在戊戌维新时是梁启超的朋友，但由于有反对清朝统治的思想，逐渐在政治主张上同康梁一派分道扬镳。张之洞曾慕名聘他为幕僚，终因为有人攻击他“心术不正”，“时有欺君犯上之词”而把他辞退。1899年他在日本同孙中山相识。1902年，他同一些日本留学生在东京发起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他为这个纪念会撰写的宣言书强烈地表现了反对清朝统治的宗旨。1903年他在上海参与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康有为这时发表了一篇《与南北美洲诸华商书》，认为“中国只可立宪，不可革命”。章太炎针锋相对写了《驳康有为书》。他主要以反对满族的统治来论证革命的必要，同时也认为革命的结果必然要实行民主。康有为说，“中国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旧俗俱在”，所以他断定革命一定会造成混乱，不会有好结果。为驳斥这种论点，章太炎的文章说：“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它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他认为，现在提倡革命，必然要提倡“合众共和”，“以合众共和结人心者，事成之后，必为民主。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而亦由竞争以生此智慧者也。”他把革命看做是促成“民智”和“人心之智慧”（也就是人们的思想、觉悟）发展进步的动力。从这点出发，他以和邹容同样的激情歌颂革命说：“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注：《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页760。）
章太炎的文章在《苏报》上发表，《苏报》上还刊载了书评，介绍和赞扬邹容著的《革命军》说：“若能以此书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注：《上海研究资料》续编，页78。）。此外，《苏报》上还发表了一些别的鼓吹革命，反对清朝统治的评论文章。《苏报》就是因此而被查封。邹容、章太炎和其他几个有关的人被英帝国主义租界当局拘捕。邹容这个年青的革命家死在租界的牢狱里。章太炎坐了三年牢，在1906年出狱。
1903年起，在国内（主要是在上海）和在日本的留学生中，革命的出版物急剧增加。上述陈天华、邹容、章太炎的著作可以代表这时知识界中兴起的革命思潮。
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舆论界中起过显著作用的梁启超，到了日本后，在横滨主办《清议报》（旬刊），这个刊物出到1901年底，次年他又创办《新民丛报》（月刊）。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在国外以“保皇会”的名义进行活动，所谓“保皇”的含意是保光绪皇帝而反对慈禧太后，其宗旨是恢复“百日维新”的新政，实行君主立宪。他们反对用革命的方法推翻清朝统治。梁启超的刊物遭到清廷的严禁，但仍能在国内的知识界和留学生中广泛发行，受到欢迎。梁启超写了大量文章，以流畅浅显的文字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政治学说、经济学说，歌颂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和革命运动中的历史人物，鼓吹种种同中国的封建传统相违背的社会思想和道德观念。他在这方面所作的宣传工作，在数量与质量上都超过了同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分子。读他的文章的人，固然有受他的影响而赞成君主立宪的人，但也有不少人是经过梁启超而迅速地趋向于当时正在兴起的革命潮流。应该承认，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后到1903年是做了富有成效的思想启蒙工作，帮助许多原来只知道四书、五经、孔、孟、老、庄的人们（特别是青年）打开了眼界，并且从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的对比中，更感到自己民族的落后，更强烈地燃烧起救国和革命的热情。梁启超在这时期的政论尖锐地指出列强“保全中国”正表明中国处于被列强支配宰割的严重状况中，他还淋漓尽致地揭露清朝官僚政治的腐朽堕落，抨击慈禧太后的徒有虚名的“变法”，这些也正是革命派所要说的话。对于中国究竟应该进行怎样的改革，梁启超的文章，特别在1902年到1903年间表现了一种矛盾。他一方面对于推翻清朝，实行民主的革命表示怀疑和反对，另一方面又说，要救中国，不经过一次大变革，即革命是不行的。（注：例如梁启超在《释革》一文（《新民丛报》第二十二期，1902年12月）中说：“夫我既受数千年之积痼，一切事物，无大无小，无上无下，而无不与时势相反。于此而欲易其不适者底于适，非从根柢处掀而翻之，廓清而辞辟之，乌乎可哉！乌乎可哉！此所以Revolution之事业——即日人所谓革命，今我所谓变革——为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见《饮冰室文集》之九，页41-42。）他用“报馆”的宣传“宜以极端之议论出之，虽稍偏激焉而不为病”作为理由来解释他的这种矛盾。他说：“欲导民以变法也，则不可不骇之以民权，欲导民以民权也，则不可不骇之以革命。”“吾所欲实行者在此，则其所昌言者不可不在彼。”（注：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1902年10月）。《饮冰室文集》之十一，页38-39。）因此，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他的君主立宪、“保皇”的主张很不满意；另一方面，他的老师康有为和他的坚持改良主义立场的朋友们则感到他的言论走得太远，不能不给以劝告以至警告。
梁启超所表现的这种矛盾，是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正在取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而成为先进知识界中的主导思想的反映。
（六）知识界中革命组织的产生
孙中山的兴中会在檀香山和香港成立时，它的成员中大多数是侨民中的商人、农场主，也有一些侨民中的工人。它在1895年策划广州起义和在1900年发动惠州起义，所依靠的都是会党的力量。关于从1895年到1905年这十一年中参加过兴中会活动的人员，有这样的材料：总数是279人，其中侨居国外和在香港经商、做工和从事其他职业的人有219人，在广州等地的60人中多数是会党分子。国内的知识界和留学生参加孙中山的组织的人是很少的。
在1902年，参加兴中会的资产阶级分子企图在广州发动一次以秘密会党为主力的起义。洪全福（原名洪春魁），是洪秀全的侄儿，年青时参加过太平天国战争。他在太平天国失败后逃到香港，当了海船上的厨师，经过三十多年海上的劳动生活后，住在香港。他在三合会中交游甚广，有一定的号召力。他有个老朋友，澳洲经商的谢日昌，即香港的兴中会创立者之一谢缵泰的父亲。谢缵泰在兴中会中是同杨衢云相接近的。在1901年初，杨衢云在香港被清朝官方暗杀。谢缵泰想利用洪全福在秘密社会中的号召力再发动一次起义。这时又有一个香港富商的儿子李纪堂（他也参加了兴中会）愿意投资帮助。他们成功后的国号将叫做“大明顺天国”，预拟的檄文强调反满，并说，要行“欧洲君民共主之政体”。（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页110-111。）这是会党的色彩很浓，而民主革命的气味较少的一次起义。对这次起义，孙中山没有与闻。前面说过，杨衢云、谢缵泰这一派人同英国人联系较多，所以这次起义还有香港的英国人支持。提倡新学资格最老的容闳（他在基本上不是个革命派）这时也在香港，同意在胜利后担任临时政府大总统，不过他在行动未开始时就到美国去了。在洪全福、谢缵泰、李纪堂的经营下，为这次起义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他们在香港和广州设立了机关，还购置枪械，设法运入广州，约定了广州附近各路的英雄好汉，准备在光绪二十七年除夕（1902年2月）放火为号，一举占领广州各衙署，宣布成立新的政府。但是由于内部有人向清朝官方告密，预定起义的那天却成了他们在广州的机关全部被清朝官方破获的日子。这次起义在摇篮里被扼杀了。洪全福改名跑到了新加坡，几年后病死。谢缵泰后来同英国人一起在香港办英文的《南华早报》，不再过问兴中会的事了。
随着知识界中革命思潮的发展，出现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革命团体。
1903年，在留日学生的拒俄运动（反对沙皇俄国军队霸占东北的运动）中，有一部分学生组织拒俄义勇队，并由此产生了个军国民教育会的组织，用意是要在学生中进行军事训练，学会搞军事。但军国民教育会只是个松散的群众组织，没有存在多久。其中有些人回国作进一步的活动。1904年在回国的留学生推动下，分别成立了华兴会和光复会这两个革命团体。
华兴会由湖南的留学生黄兴、刘揆一、杨毓麟、陈天华等人发起，成立会在长沙明德学堂的一个校董的家中举行，到会的有从本省各地和从外省来的，共百余人，大多是学界中人。他们推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黄兴（1874-1916年），是湖南善化（今长沙县）人，县学生员出身，肄业武昌的两湖书院。1901年官费到日本留学，进师范学校，但还学了点军事。
光复会成立于上海。参加的人是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学界人士。在狱中的章太炎也参加了。刚从日本回国的龚宝铨是推动成立这个组织的主要的一个人。主持中国教育会的蔡元培被推为会长。但是在这个组织成立后一直起主要作用的中心人物则是陶成章。陶成章(1878-1912)，浙江绍兴人，年青时当过塾师，在1900年前不久开始读新书而有仇视清朝统治的思想。1902年官费到日本留学，想进成城学校学军事，受到清朝官方的阻挠。1903年回国活动。
华兴会和光复会都有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性质。它们的发起人和参加者抱着推翻清朝的目的，他们的最高理想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黄兴在华兴会的成立会上发言，谈到发动革命的地点和方法问题。他援引十七、十八世纪的英国、法国的革命经验，但认为中国革命的情况不同，不能从首都开始，而要“采取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他认为湖南的“军学界革命思想，日见发达，市民亦潜濡默化，”而且还有“洪会党人”（也就是江湖秘密结社）也抱有“排满宗旨”，一旦发动起义，“不难取湘省为根据地。”（注：刘揆一：《黄兴传记》。见《辛亥革命资料》第四册，页277。）
在严重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面，抱着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接受了农民革命的武装斗争传统。上述邹容的书主张“文明之革命”，但并不是不要武装斗争，他的书名就叫《革命军》。邹容认为“野蛮之革命”是不可取的，所指的是义和团那样的自发的斗争。这些初起的资产阶级革命分子认为，下层人民群众的力量，必须在他们的引导下才能走上“文明之革命”的轨道。1903年留日学生的一个杂志上说，中国历史上从汉朝的赤眉、铜马、黄巾到明朝的张献忠、李自成等都是“云兴鼎沸，糜烂生民，不可收拾”，“其责不在其民族之好言革命也，在其民族无善言革命之教育也。”这个作者实际上是认为，只有资产阶级出了世才能够有“善言革命之教育”，只有资产阶级能够教育农民和其他下层人民群众去进行“有意识之破坏”，“有价值之破坏”。所以这个作者认为：“下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中坚也，中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前列也。”（注：《游学译编》第十期上的一篇无署名的文章，《民族主义的教育》。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页407，409。）有个主张革命的湖南人杨笃生（杨毓麟），在1902年写了本《新湖南》小册子，他声明他的书是写给“湖南中等社会”的。书中说：“诸君在于湖南之位置，实下等社会之所托命而上等社会之替人也。提絜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者，惟诸君之责；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者，亦为诸君之责。”（注：同上书，下册，页615。）这都是说，中等社会要靠下等社会干革命，并站在下等社会前面引导他们。
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而出现的青年知识分子们懂得，要造反，要革命，没有群众的力量是不行的。他们自以为能领导下层社会，但其实他们并不理解下层社会。他们没有也无意于到农民和工人中去做艰苦的动员和组织工作。他们今天组织革命团体，就想明天发动起义，后天获得成功。他们需要立即可以利用的力量。哥老会、三合会之类的现成的组织就成为他们所看中的力量。杨笃生《新湖南》中说：“近二十年来，下等社会劳动之生殖益穷，而秘密社会之势益盛。”（注：同上书，页621。）以贫困失业、流浪江湖的游民为主体的秘密会党确是日盛一日，他们在别无生路时就占山为王，沿路打劫。杨笃生描写说，出长沙十里“多为盗薮”，而“由湘入粤行宝庆一路，由湘入黔行辰州一路，由湘至江岸行澧州一路”，都往往要遇到土匪劫掠。湖南如此，其他许多省分也是如此。当时，知识分子的革命家们在说到革命所可以运用的“下等社会”的力量时，所指的首先就是这种秘密会党。
华兴会在光绪二十九年除夕（1904年2月15日）成立，打算九个月以后就在长沙发动起义。三十年十月初十日是慈禧太后七十生辰，他们的计划是，趁省里文武官员在这天会集行礼时，爆炸起预置的炸弹，由省城内的武备学堂的学生发动起义，而哥老会在省城外各地响应，并分路进军长沙。华兴会的副会长刘揆一，也是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原来同湖南哥老会的一个大头目马福益相识，他积极主张运用哥老会的力量。为此，黄兴和刘揆一约会马福益商谈合作办法。
三十年（1904年）春，黄兴、刘揆一同马福益在湘潭第一次会晤。刘揆一描述这次会晤情形说，为了避免官方耳目，他们二人短衣钉鞋，头戴斗笠，从湘潭城冒雪行走三十里路与马福益相会于茶园铺矿山岩洞中。哥老会徒众防守在矿山各处。事先还在山际雪地掘了一个土坑，准备了几只雄鸡。深夜时，他们三人用柴火烤鸡，边谈边吃，直到天明。他们议定了有关起义的各事，并商定由黄兴为起义的主帅，刘揆一和马福益分任正副总指挥。在他们心目中，经过这一晚的会议，起义的成功就完全在握了。因此黄兴在归途、兴奋地作诗道：“结义凭杯酒，驱胡等割鸡”。（注：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资料》第四册，页277-278。）到了这年八月，黄兴、刘揆一和其他几个华兴会的活动分子又到浏阳，趁浏阳河边的普迹市举行牛马交易大会时同马福益和他属下的主要头目会面。黄兴送给马福益长枪二十支，手枪四十支，马四十匹。这时，华兴会已派人在上海收买枪械，打算在大批枪械运到时提前发动起义。但是普迹市的这次会晤立即由混在华兴会中的一个内奸报告给了清朝官方。这个内奸是马福益的部下，但早已依附长沙的著名豪绅王先谦，并受湖南官方收买，允当耳目。官方立即下手逮捕有关人士。会党的几个小头目被捕。黄兴靠基督教会里的朋友的帮助逃出长沙，到上海去了。刘揆一等也都逃脱。为这次失败的起义，黄兴、刘揆一等人破家筹措了四五万元的经费。
马福益遭到官方通缉，逃亡到广西。但在三十一年（1905年）年初他又回到湖南，准备重新发动起义，并派人到上海和黄兴联系。但不久他在湘乡被官方捕获，三天之后被杀。马福益身受酷刑，至死不屈。留日学生为他举行了追悼会。
光复会成立后同华兴会有联系，准备在长江下游发动起义以响应湖南的华兴会。华兴会的起义既然流产，光复会的配合行动也就中止了。光复会也进行了联络会党的工作。浙江省南部丽水一带的一个会党头头、拳师出身的王金宝，和华兴会约定，号召他所能影响的会党力量，打算袭取遂昌做根据地。清朝官方发觉了这事。王金宝被捕，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月被杀。
光复会里做联系会党工作的主要是陶成章。光复会的发起人龚宝铨和另一个留日学生魏兰等人也积极参加活动。他们在1904年遍历浙西浙东许多地方，和许多会党组织联系。陶成章根据地接触秘密会社得到的了解，著有《教会源流考》一文，是有系统地论述这方面的情形的最早的著作。
从马福益、王金宝这些人身上，可以看到作为游民无产者的代表的会党人物是有革命性的。由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有文化、有较高水平的思想，社会上的身份地位也比较高，而且有财力，所以他们能够把要求革命的会党分子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但是他们满足于同几个会党头头建立联系，只是一时地利用会党分子的拚命精神，而并不去做艰苦的群众工作。所以他们并不能由于做会党工作而使他们的革命活动真正在下层群众中打下牢固的基础。
除了华兴会、光复会以外，同时在武汉知识界中也有革命组织。那里知识界中的一些革命青年注重在当地军队中做工作，联络士兵和下级军官。他们在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成立了“科学补习所”这样名称不显眼的组织。由于他们同华兴会有联系，在华兴会的起义计划暴露时，他们也受到牵连，科学补习所解散。它的成员后来又以“日知会”等名义组织起来。他们的组织对于推翻清朝统治的辛亥革命首先从武汉爆发是有关系的。以后我们还将有机会谈到这些组织。
以上这些情形都表明，在1903年到1904年间，已经可以从知识界的革命潮流中看到，一个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新时期是迅速地酝酿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