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争路权的爱国运动
第二十章第四节已说到，为反对帝国主义攫夺我国铁路和矿山，在各有关省分里展开了收回利权的运动。这多半是以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为首的一个运动。在清朝覆灭前最后几年间，争路权的运动在有的省分发展到了高潮，成为促进清朝统治的崩溃的一个重要因素。
光绪三十一年到三十二年间（1905-1906年），浙江省和江苏省的绅商分别集股成立了商办铁路公司，准备各自开工兴筑在江苏境内从上海到嘉兴和在浙江境内从嘉兴经杭州到宁波的铁路。英帝国主义出来干涉。它以1898年清朝的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曾与英商怡和洋行议订过一个苏杭甬铁路的草合同为根据，认为这条铁路的权利已经让给了英国，因此要求制止商办公司修筑这条铁路。虽然盛宣怀所订的草合同内容极为含糊，而且事隔七、八年，早已说不上有什么合法的效力，但是英国公使坚持要照这个草合同办，清朝当局不敢说个不字。以庆亲王奕劻为首的外务部大臣们在和英国公使朱尔典商谈这个问题时说：“现在百姓多半醒悟，时势不同，今非昔比，如何能概用压力？只有遇事设法劝导，总期入和平一路，若操之过促，设或激成变故，亦岂各国之益？”（注：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页848。）清朝大臣们用这种婉转陈词来使英国同意把办法稍稍改变一下，就是由英国资本家借款给邮传部，而由邮传部转借给江、浙两省的铁路公司。这样，“商办”的名义还算保持，英国资本却能通过清朝政府而操纵这条铁路。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为此事发出的上谕说：只有这样做，才能“以昭大信而全邦交”，上谕还说，已经同英国公司商量好，“仍许江浙绅商分购股票，用示体恤。”（注：《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页586。）这就分明是说，以英国资本为主，而“江浙绅商”只是被允许搭股而已。
清朝政府轻易地屈服于英国的压力，激起了江浙两省的铁路公司和商界、学界的强烈的抗议。他们纷纷集会，宣言反对。浙江省还成立国民拒款公会，召开全省联合大会，号召群众踊跃投资，坚持商办铁路。浙江的铁路公司经理汤寿潜致电军机处，斥责盛宣怀，要求罢他的官。朝廷反而下令，“汤寿潜着即行革职，不准干预路事”。浙江铁路公司以“全体股东”的名义宣称，汤寿潜的话不是他个人的意思，而是代表了全体股东的，并且说：公司经理是由全体股东推举出来的，朝廷无权把他革职。（注：《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页844-846、885、886等处。）可见路权问题造成了资产阶级和代表封建买办势力的清朝当权派之间的尖锐的对立。
清朝政府这时已很懂得铁路的重要性，它不愿意看到在它控制以外的“商办”的铁路，因为这将使资产阶级的势力和地方势力有所增长。帝国主义者也愿意通过清朝政府来掌握中国的经济命脉。在这点上，他们的态度是一致的。所以当时的《民报》有个作者说：修铁路、开矿，“民间要求自办，政府则有驳无准，即千百中而允其一，亦未开办而先定制限，既开办而多方留难，深恐民间得其利益。若外人一要求，则写条约、盖御印，直顷刻间事耳，一切利害，皆不甚顾。”（注：《民报》第十八期，页103-104。）沪杭甬铁路的上述情形，就是一个例证。
但是民族资产阶级并没有雄厚的经济力量，他们要集合足够的资金来办铁路这样的事业是很困难的，而且上层资产阶级和封建的社会关系有密切的联系，他们所主持的铁路公司也摆脱不了腐朽的衙门习气，免不了浮支浪费、贪污中饱种种现象。从督抚以下层层地方官员也总是要插手到这些商办的公司中来，更使这些公司难以实行资本主义的经营。江、浙的铁路公司虽然经过斗争，在一个时期内坚持了商办的性质，但铁路却迟迟不能建成。其他有些省份的商办铁路公司也多半是这种情形。因此清朝政府觉得有理由认为商办不如官办。光绪三十四年五月的一道上谕说：“近年各省官办铁路，皆能克期竣工，成效昭著；而绅商集股请设各公司，奏办有年，多无起色，坐失大利，尤碍交通”。（注：《光绪朝东华录》，总页5930。）一方面，清朝官方以商办公司不得力为借口要加以吞并，一方面，资产阶级则有力地回击说，所谓官办，其实是靠借外债，是出卖主权给洋人。这样，在铁路问题上的斗争就愈演愈剧烈。
如果仅仅是资产阶级上层分子争权，在清朝当局看来，还是不难对付的。在上述江浙争路风潮高涨时，朝廷通知两江总督端方和江浙两省巡抚说：“现在人心不靖，乱党滋多，近因苏杭甬铁路一案，各处绅民纷争不已，难保无该党匪徒布散谣言，从中煽惑，阳借争路为名，实则阴怀叵测”。（注：《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页874。）而端方等人也向朝廷报告说：“苏浙路事起后，两省人心嚣然不靖。苏、松、嘉、湖，枭匪方炽，设若附和，深为可虑。上海宁波帮人最多，工商劳役皆有，向称强悍。屡有路事决裂，全体罢工之谣，尤属堪虞。”（注：《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页877。）在革命危机严重的时候，以资产阶级上层分子为首的争路权的运动，很可能激起广大下层群众的骚动，那是清朝统治者所最害怕的。这种情形在江浙两省争路风潮中虽没有严重地出现，但稍晚一点在四川是发生了。
宣统元年（1909年）湖南、湖北也发生争路权的运动。湖南早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成立了一个商办的铁路公司，集股准备修筑粤汉铁路在湖南省境内的一段。清朝当局不愿意把铁路交给商人办，坚持实行“官督商办”。依靠全省征集到的股款，在宣统元年到二年（1909到1910年）筑成了长沙到株州间的一百一十里的铁路。湖北省也在光绪三十二年为修筑本省境内的粤汉路和川汉路，在湖广总督张之洞主持下进行过招股。当时的张之洞表示赞成由各省的绅商投资办铁路。到了宣统元年，张之洞已调任军机大臣，并受任为督办粤汉铁路兼鄂境川汉铁路大臣，他认为这些铁路的修筑非靠外国力量不可。正在他同英、法等国酝酿借款成熟的时候，湖北、湖南两省绅商学界起来反对。他们主张拒绝借外债，要求“商办及自营自办”。在湖南，除主持铁路公司的绅商外，新产生的谘议局的议员谭延闿等也积极参与这运动。在湖北，谘议局的议员、教育会、宪政筹备会，武昌和汉口的总商会等机构的代表，还加上留日学生为此事派回的代表，一起开会，组织了一个铁路协会，“专以拒借外债，集股自办为目的”。他们又设立粤汉川汉铁路公司，进行招股。当时有人说：“湖北人之拒债，虽在湖南人之后，然其慷慨激昂，则百倍加于湖南人”。（注：铸铁：《湘路纪事》。《辛亥革命资料》第四册，页547。）这时革命党人詹大悲(1888-1927)在汉口办《大江报》，在报上著论反对铁路国有，并且认为中国和平改革已不可能；他发表了以《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为题目的文章，号召革命。湖广总督瑞澂查封报纸，逮捕詹大悲和协助他办报的何海鸣，激起了各界人士集会抗议。各界推出的代表到北京请愿，还进行绝食斗争。但是没有结果。招股办铁路的成效也很少。所以，虽有湖南、湖北两省的绅商反对，清朝政府在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仍按照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的意愿签订了关于借款筑路的合同。
就在这个合同订立的前十天，宣统三年四月十一日，朝廷发布了一道上谕，宣布确定铁路国有政策。这道上谕指责广东、四川、湖南、湖北的商办铁路这几年来毫无成效，因此“用特明白晓谕，昭示天下，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注：《愚斋存稿》卷十七，《奏疏》十七，页4。）这显然是直接为四国银行团控制粤汉、川汉铁路扫清道路。广东、湖南、湖北、四川绅商学界中都立即有人表示反对，而特别在四川形成了巨大的风潮。
四川这个大省虽然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一寸铁路都没有，但是早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已经有了个铁路公司。这个公司由当时的四川总督锡良发起，开始是官办，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改成了商办的公司。公司的计划是要修建东起宜昌，经万县、重庆而西达成都的铁路，但从官办时期到商办时期，始终只是纸上的计划，公司的资金先后募集到大约一千六百多万元。它的资金主要来自所谓“抽租之股”，就是“凡业田之家，……收租在十石以上者，均按该年实收之数，百分抽三”。（注：《川汉铁路总公司集股章程》（光绪三十年十二月）。见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页35。）这种强制性质的募股，当然不靠官方势力是做不到的。公司成为商办时仍然沿袭这办法。反对这办法的人认为这无异增加田赋，公司的主持人则说这不是捐税，因为是给股票的。由于采用这样的集股方法，所以四川全省的大小地主形式上都成了公司的股东，但把持着公司的则只是少数与官方有联系的绅士。
按照宣统三年的所谓铁路国有的政策，四川的铁路公司必须清理结束。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向北京政府报告说，公司现存的款子只有六百三十多万元，历年支出约一千万元，收支情况一时无法算清。他说：“公司开办八年，账卷山积”，现在要全部结算，“愈理愈棼，不特精密难得，即约数亦猝不易举”。（注：《四川保路运动史料》，页171。）这实际上是说，公司的收支是一笔算不清的糊涂账。王人文的态度是偏向于公司的，但是清朝政府坚持一定要执行铁路国有的政策。这就同把持着铁路公司的绅士们发生了严重的利害冲突。这些绅士们不甘心失去公司这个财源，并且害怕因清理账目而暴露出公司财政中的一切弊端。清朝政府的所谓国有其实是把铁路主权出卖给帝国主义国家，这就使他们有了号召群众起来反对的充分理由。
在铁路国有政策宣布后一个多月，五月二十一日，四川省城里铁路公司举行股东会议，实际上是有关的绅、商、学界头面人物的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决定成立“保路同志会”。谘议局的议长蒲殿俊和副议长罗纶被推为保路同志会的会长和副会长。保路同志会利用铁路局的经费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活动：出版报刊，散发印刷品，向全省各地派出讲演员，还派人到外省和进京进行联络请愿。
保路同志会发出宣言说：“政府铁路借款合同，实葬送人民死地之合同也。六百万镑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共二十五款，实将三省三千六百里路政全权，完全授与外人，四十年内，购一铁钉，用一厮役，亦不许国人置喙”。（注：《四川保路运动史料》，页184。）它宣布“以保路、废约为宗旨”，就是说，要求废除和四国订立的合同，使铁路不致落到外国人手里。所以保路会又特别申明：“川人之极端反对者，不在借款，而在借此丧失国权之款；不在路归国有，而在名则国有，实则为外国所有。”（注：《四川保路运动史料》，页221。）这样，他们就赋与这个运动以强烈的反对卖国、维护国家主权的爱国主义色彩。
发起和领导这个运动的是蒲殿俊、罗纶这些立宪派的绅士和上层资产阶级分子，他们一开始就竭力想使这个运动限制在合法的范围内，因而再三要求参加这个运动的人，“坚守破约保路之主旨，不必涉及其他问题”。（注：《四川保路运动史料》，页187。）他们把“卖国贼盛宣怀”（这时任清政府邮传大臣）当作集中攻击的靶子，以示他们并不是反对整个清朝统治。他们抬出了已死的光绪皇帝做护符，大量印发写着光绪皇帝“神位”的长条黄纸，并且从光绪的上谕中摘下了“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二句话，写在黄纸条的左右两侧。郭沫若在他的回忆录中描写当时的成都的情形说：“每家每家的人，都把这种黄纸条来贴在自己门口，一早一晚都焚香点烛地礼拜。”而且“每条街道都要扎札‘圣位台’，便是在街心扎札一个临时的过街台子，同样供着光绪皇的牌位”。（注：《反正前后》。《沫若文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5月版，页229、230。）
保路同志会号召在全省举行讲演，对于讲演会应召集什么人参加，和在什么场所举行都作了很具体的规定。按照规定，“会所须觅宏厂公所，切不可在空阔坝子”。因为“若在空坝演讲，则无识者杂羼其中，不免生意外之事”，而在公所内开会，并且要求入场者都登记姓名、住址，这样虽然“不能十分拒绝”不被邀请而硬要参加的人入场，但是“有此限制，则无识者之入场必少。而被招请者又大半身任地方公事，于生命财产观念甚重，即演讲语涉激烈，不过同生感泣，而急欲得一挽救之力，万不至有暴动”。其所以要有这些清规戒律，同志会的文件中说得很明白：“本会所最重者，一在防暴动，二在有秩序……”（注：均见《四川保路同志会讲演部“讲演及组织同志协会办法”》。载《四川保路运动史料》，页185-186。）
一方面想发动群众的力量来造成声势以对抗清朝政府的压力，一方面又想把群众运动限制在不“犯上作乱”的范围内，这是立宪派资产阶级所陷入的矛盾。
七月初一日，成都全城罢市、罢课。县城外各地也都已纷纷成立起保路会来。迫于群众的高昂情绪，以颜楷为会长、张澜为副会长的川汉铁路股东会在七月初九日发出通告说：“自本日起，即实行不纳正粮，不纳捐输。已解者不上兑，未解者不必解”。（注：《四川保路运动史料》，页294。）绅士们仍然并不是要造反。他们提出的最高口号叫做“川人自保”。七月十三日他们散发的《川人自保商榷书》中主张立即一律开市、开课、开工，并且要对“乱民”实行“弹压”，但同时主张“由保路同志会会同谘议局来“维持治安”。（注：《四川保路运动史料》，页305。）这却有点像是要由谘议局和保路同志会来做地方政权的中心了。所以朝廷根据新上任不久的四川总督赵尔丰的报告说：“川人抗粮抗捐等情，已属目无法纪，兹复倡言自保，意在独立，尤属罪无可道。”（注：《四川保路运动史料》，页308。）
七月十五日清晨，赵尔丰突然把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等九个他认为是“祸首”的绅士拘捕起来，这是这些绅士们没有料到的。赵尔丰原想强制这些绅士把运动平息下去，他也没料到，这一来，反而使矛盾大大激化了。就在当天中午，几千群众拥到总督衙门，要求释放这些被拘捕的人，赵尔丰下令向群众开枪，杀死了三十多人。从此，在四川各地的保路运动越出了温和的绅士领导者们所制定的轨道。
当时，同盟会会员虽然有些人在四川活动，但他们没有比较坚强的组织。从1906年以来，四川的同盟会会员曾多次在川北的江油、川南的叙州（今宜宾）、泸州、川东的广安、川东南的黔江图谋发动起义，所依靠的力量主要是会党，都没有得到什么成效。在四川的城市和乡镇中，会党势力相当大，他们被称为“袍哥”。他们的成分，特别是他们中的头头们的成分极为复杂。参加各地的保路同志会的，很多是会党分子。在赵尔丰制造出成都惨案后，省城附近各县的同志会就以会党分子为主力武装起来，号称同志军，有些同盟会员参加在内。同盟会员龙鸣剑是在成都的保路会初期就参加活动的。这时他到荣县，联合会党力量，组成一支同志军。赵尔丰用武力镇压各地向成都进军的同志军，虽然一时做到使成都没有为同志军攻入，但无法平息全省各处的骚动。龙鸣剑领导的那支同志军也没有能够到达成都，他们和赵尔丰的部队在仁寿、成都之间作战失利，转向嘉定（今乐山）方面。龙鸣剑病死，余部由另一个同盟会员王天杰率领回荣县。从日本回来不久的吴玉章是同盟会派来主持四川同盟会工作的，他和王天杰等人一起夺取荣县的政权，宣布独立。这是在武昌起义前半个月。
四川以立宪派资产阶级为首的争路权的运动，实际上已经在七月十五日总督衙门前的枪声中结束，转为全省蜂起的武装斗争。到了武昌起义以后，四川省内的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又展开了新的局面。这是要留到后面去讲的了。
（五）同盟会内部的涣散和它在广州的两次起义
总的说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和行动，是同革命形势的发展不相适应的。当革命条件愈益成熟的时候，他们中的许多人却因为没有能立刻看到预期的胜利而感到焦躁和失望。同盟会本来是由若干小团体联合而成，原有的小团体观念并没有完全消失。在它内部日益出现了意见分歧和派别倾轧，甚至发生了组织的分裂。
以章太炎为首的光复会首先和同盟会分裂。章太炎于光绪三十二年五月（1906年6月）在上海出狱，到了日本，受到同盟会会员和学生界的热烈欢迎。同盟会的机关刊《民报》改由章太炎主编。当时，除孙中山外，黄兴、章太炎也是在同盟会中有声望的领导人物，章太炎作为“有学问的革命家”（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见《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页443。）在知识界中有很高的威望。1907年，在孙中山和黄兴相继离开日本后，章太炎和陶成章在东京鼓动了一些同盟会会员，主张召开大会，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另举黄兴继任。这时，在东京主持同盟会会务的是同黄兴接近的刘揆一，却不赞成这种做法。孙中山在叙述他的革命历史经过时说，正在他进行钦州、廉州的起义时，“东京本部之党员忽起风潮”，（注：《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页203。）就是指这件事。这个风潮虽然暂时平息了，但从此孙中山和章太炎之间再也不能合作。
1908年陶成章和光复会的一些人到新加坡和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各地进行活动，他们重新恢复了光复会的组织，表示反对同盟会的领导，而以仍在日本的章太炎为他们名义上的领袖。有的原来不属于光复会的人，如曾接受孙中山的指挥在潮州发动起义的许雪秋也参加了对孙中山的攻击。孙中山派遣到荷属东印度各地华侨中筹款的人，和光复会一派的人互相排斥。章太炎、陶成章作为革命活动家而言，较多地代表小生产者的倾向，他们同孙中山的分裂，既有一些人事纠纷，又是保守的小生产者拒绝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的表现。
还有一部分长江流域各省的同盟会员，对于孙中山致力于在华南发动起义不满，1907年秋天，他们在日本成立了“共进会”。共进会的会员虽然并不算是脱离同盟会，但它实际上成为和同盟会并行的组织。它的章程中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人权”四句话为宗旨，把同盟会所说的“平均地权”改成了“平均人权”这样的更难以索解的话。共进会发表了一个白话文的和一个文言文的宣言，前者说：“若是守我们的本会正大宗旨去驱逐满人，世界上就称我们为革命的英雄”。后者说：“共进会者，合各派共进于革命之途，以推翻满清政权、光复旧物为目的，其事甚光荣，其功甚伟大，其责任甚艰巨也。”（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共六集，中华书局1961-1963年版，页499、501。）两篇宣言没有提到民主的问题。共进会的组织形式沿袭旧式会党的“开堂、烧香、结盟、入伙”的办法。它的一些会员虽然在不久后爆发的辛亥革命中起了不小的作用，但这个组织，总的说来低于同盟会已达到的水平。
还有一些同盟会会员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在日本有刘师培（刘申叔）、何震夫妇，他们在1907年办了个名为《天义报》的杂志，刘师培还和曾主编《民报》的张继一起以“社会主义讲习所”的名义宣讲他们的无政府主义。刘师培在刊物上大唱其高调，以为讲民族主义，讲民主政治都只能增加人民的痛苦，必须“政府既无，人民共产，无统治被治之分”那才是最好的制度。但在他的高论中已经露出反动的尾巴，他以为中国向来的专制政府其实是种“放任政治”，还比资本主义制度高明，因此在中国实行无政府主义，将是很容易的，而且他竟然说，“若于政府尚存之日，则维新不如守旧，立宪不如专制”。（注：《论新政为病民之根》。《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页974、969。）刘师培夫妇讲无政府主义是在1907年，第二年他们就由一个姻亲介绍而把自己出卖给了两江总督端方，甘愿充当清朝官方的侦探。他们回到上海，仍然和革命党人来往，探听消息，报告官方。有人就因刘师培的告发而被捕。张继后来则成为国民党中的反共极右派。也在1907年，在法国出现了个讲无政府主义的《新世纪》杂志，一直出到1910年。其主要撰稿人后来多数成为国民党的反共极右派。其中的吴稚晖在1903年的《苏报》案中已是个可耻的告密者。正在他摇身一变而自命为最高超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时候，章太炎在报刊上公开加以揭发，并且以尖锐的词锋痛斥他所作的辩解，这是章太炎在和康有为的论战以外另一次有力的战斗。吴稚晖虽然竭力辩解，但他无法否认他同当年清朝派到上海办理《苏报》案的官员有暧昧的交接的事实。出钱办《新世纪》的张静江，曾在清朝驻法国公使馆中任随员，继在巴黎上海间做中国古董生意，发了财。他既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又加入同盟会，并不吝投资供应孙中山。他的这种投资果然后来使他在蒋介石国民党中成为一个有地位的“元老”。
清朝官方开始对革命党内部实行收买政策。两江总督端方专门派人到日本在留学生中进行这种活动。担任民政部尚书的肃亲王善耆还把参加过同盟会的程家柽收为幕僚，派他带了一万元到东京，意图和同盟会联络。汪精卫就是经过善耆而变节投降的。前面说过，汪精卫在几次起义失败后，抱着绝望的情绪去从事暗杀行动。宣统二年（1910年）他和黄复生等几个人，潜入北京，准备了炸弹，计划炸死摄政王载沣，事未成被官方发觉。汪精卫和黄复生被捕，善耆亲自处理这个案件，没有按例杀掉这两个革命党人，而在监禁的名义下给以优待。一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汪精卫被释放时成为一个变节投降的两面派。
革命党人在遇到挫折时的沮丧情绪，他们中的思想分歧和组织涣散，使他们不能以强大的统一阵营去迎接即将到来的清王朝覆灭的大变局。
孙中山在宣统元年（1909年）又到西欧和美国，设法从华侨中筹集经费。他后来叙述当时的情况说：“予自连遭失败之后，安南、日本、香港等地与中国密迩者皆不能自由居处，则予对于中国之活动地盘已完全失却矣。于是将国内一切计划委托于黄克强（黄兴）、胡汉民二人，而予乃再作漫游，专任筹款，以接济革命之进行”。（注：《建国大纲》。《孙中山选集》，页205。）
黄兴、胡汉民在香港设立同盟会南方支部，主要做广州的新军中的工作，企图运用新军的力量发动起义。继袁世凯的北洋六镇后，各省也相继成立新军。清朝曾有全国编练三十六镇新军的计划，但实际上直至清朝末年编成的新军有十四镇，二十协（清朝新军的编制：镇相当于师，协相当于旅，一镇含二协）。与新军并存的半新式的军队，称为巡防营。至于旧式的绿营，只剩下很少数了。新军中的士兵和基层军官，有些是从巡防营中选拔出来的，有些是从各省新办的陆军中、小学堂中出来的，较高的军官多半在国内或到外国受过新式的军事教育。由于新军的官兵中有一些知识分子，他们比较容易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所以同盟会在各地渐渐较多地注意做新军工作。广州的新军有三个标（标的编制相当于团），曾经在两江总督端方手下当过炮兵军官而加入同盟会的倪映典，受同盟会南方支部之命，在广州设立机关，吸引新军中的官兵参加革命。预定的计划是在宣统二年正月间发动起义，以广州郊区的新军为主力，还有东、西江和潮、汕方面的会党力量的配合。但是在起义日期还未最后确定时，风声已经泄漏。有一部分新军在阴历新年时因细事和巡警发生冲突，自动鼓噪起来。倪映典不得不率领这部分大约一千多人的新军仓卒地宣布起义。他们进攻省城，对抗两广都督袁树勋调集起来的十倍于他们的兵力。有的已报名参加同盟会的军官却站到了清朝方面。经过两天的孤军作战，倪映典战死，参加起义的士兵死伤和被捕的共三百余人，其余的溃散，有些逃散到了香港。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吾党第九次之失败”。
这时，孙中山在美国的旧金山，他听到失败的消息后，就横渡太平洋，经檀香山而回到东亚。在马来亚的槟榔屿，他和黄兴等人相会。孙中山描述当时大家的情绪说：“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唏嘘叹息，相视无言”。（注：《建国大纲》。《孙中山选集》，页206。）在孙中山的鼓舞下，大家决定重振旗鼓，再在广州发动一次起义。为了使这次起义不致再遭失败，他们以为，最关紧要的问题就是筹足经费。鉴于过去依靠会党力量和最近一次依靠新军力量都不行，所以这次起义准备集合各地同盟会会员中最坚决的分子五百人——后又增加到八百人——作为“选锋”，也就是做起义的基本队伍。
孙中山又到美国向华侨募款，结果从南洋各地和美国的华侨中为此次起义共募集了近二十万元的经费。黄兴等人在香港组织了一个“统筹部”，作为组织这次起义的领导机构。黄兴被推为统筹部部长，赵声为副。赵声（赵伯先）考中过秀才，又学过点军事，曾先后在江苏新军和广东新军中当过标统（团长），与同盟会有联系。前面说过1907年郭人漳同他都奉命率部到钦州、廉州压制当地的民变。孙中山在那时发动起义，曾指望他们响应，他们都没有遵守约言。在那一事件中，郭人漳固然是玩弄两面派手段，赵声的态度也不是坚决的。后来，由于受到郭人漳的排斥，赵声不能继续在广东军队中立足，离职流亡到香港。由于他懂军事，并且他还有一些旧部下听从他指挥，所以他在1910到1911年间成为同盟会南方支部组织的起义中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他们的起义计划是由那八百名“选锋”在广州城内首先发动，占领两广总督署、水师行台等重要衙门，取得城内的枪械，然后打开城门，引进驻扎城郊的新军。他们还设想，在占领了广州后，将由黄兴统率一军出湖南趋湖北，由赵声统率一军出江西趋南京。虽然为准备这次起义，也进行了在新军和巡防营中的联络工作，进行了广州外围各地的会党力量的联络工作，以至还派人到长江中下游各省，要那里的同盟会会员们准备接应，但是被视为成败关键的是那八百个“选锋”。黄兴、赵声和其他几个预定在行动中分别担任各路指挥的人，各自召集自己认为最可靠、最勇敢的人充当“选锋”，把他们临时从广东各地和从福建、广西、江苏、浙江、湖南、四川、云南等省，从南洋各地召唤到香港。为了使他们能进入广州城内立足，事先在城内以商店和住户的名义设立了许多机关。起义的经费，主要的是用来在国外各处购置枪械偷运来武装这八百个选锋。
以一群外地来的人想一举而占领广州，这本来已是军事冒险的性质，而事实上在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实行了起义计划的又只是八百“选锋”中的一部分人。整个起义工作没有统一的坚强的领导，发难的时间既一再改变，临时担任各路指挥的有些人又主张延期，已经到了广州的几百个“选锋”中大部分退回香港。黄兴这时在广州城内，他认为在这紧要关头，敌方已经有所发觉，戒备越来越严，如再延期，无异解散，又重新决定仍在三月二十九日发动。香港方面的人接到消息，再赶到广州已经来不及了。这样，在这天下午五时半，就只有黄兴率领的一百六十多人突然发动，臂缠白巾，手执枪械炸弹，袭攻两广总督署。
起义部队攻进了只有少数卫队防守的督署，但没有抓到任何一个较高级的官员。总督张鸣岐已经逃出了衙门，转入水师行台。他和水师提督李准一起部署兵力，围攻这些起义的英雄。黄兴把他的部下分成三路，企图冲出城外，与新军和巡防营中预定参加起义的力量相会合。他们在城内各处遭到敌人的阻击，被打散，成为人自为战的局面。有的战死，有的被俘，有的看到形势无望，化装逃走。黄兴本人就是当天晚上受了伤后躲藏起来，逃出广州的。有少数人，在起义的第二天还分别地和敌人进行巷战。
另外有几支“选锋”，如陈炯明、姚雨平所率领的队伍，虽然已经到了广州，却袖手旁观，从黄兴事后所作的报告书来看，显然不仅是因为指挥联络不灵，而是因为这几个指挥者怯懦动摇的原故。（注：见邹鲁编著《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三篇，页850。）赵声所部有一百五十人，起义时绝大部分还在香港，赵声在三十日才到广州，这时黄兴的起义已以失败而告终了。
参加起义行动的绝大部分人都表现得很英勇。被俘的人，如留日学生林觉民、喻培伦等，从清朝官方留下的审讯材料来看，是坚贞不屈的，他们都被杀害了。事后有人将死于此役的七十二人的尸体，合葬在黄花岗。但实际上，牺牲的人不止此数。
这次起义是孙中山所说的“吾党第十次之失败”。由于这次的组织者主观上是动员了自己所能动员的最大财力与人力，和敌人作决死的一战，所以失败所给与他们心理上的打击是极为严重的。黄兴等的报告书中说：“此番以党之全力举事，中外周知，而事机坐误，不能有成。粤省一失，各处都不能发”。（注：见邹鲁编著《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三篇，页852。）他们以为，这次广州起义失败，全国各处都没有指望了。
（六）从日知会到文学社
在国内的有些地方，革命派进行着比较深入的群众工作。武汉的情形就是这样。
前面（见第二十章第五节）提到，武汉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有过用科学补习所名义的革命组织，这个组织因受黄兴的华兴会在湖南没有发动起来的起义的牵连而停止活动。科学补习所的主要成员是当地新军中的士兵，也有一些学界的人参加。湖广总督张之洞这时在湖北省编成了新军第八镇（张彪为统制）和第二十一混成协（黎元洪为统领），并且还在武汉设立了陆军小学堂和陆军中学堂。有些有革命要求的知识青年投入新军，如张难先、胡瑛当了第八镇的工兵营士兵，刘静庵到黎元洪部下当文书。他们在新军士兵中宣传革命思想，征集革命同志。
科学补习所的一些成员后来又在日知会的名义下进行活动。日知会本来是当地基督教会所办的供教徒阅读报纸的机构。已经离开军队的刘静庵（1875-1911年）在1905年当了这个机构的主持人。他和他的一些革命同志利用这个公开合法的机构传布革命书报，开会讲演。他们的秘密组织也用日知会的名义。他们仍特别注意在新军中做工作。1906年孙中山派了几个同盟会会员和一个法国军官到武汉，日知会会员们集合欢迎，因此引起了官方的警觉。这年秋天，湘赣边境萍乡、浏阳的起义发生后，同盟会派到湖北策划响应的人同日知会联系。因此刘静庵被捕，死于狱中。还有几个日知会的骨干分子也同时被捕。日知会的活动就此中止了，但它在新军中散播的革命种子仍在暗暗地发芽成长。
到了1908年夏天，一些有革命要求的兵士发起组织“军队同盟会”，虽然开了会，但没有正式成立。这年十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死去，整个局势发生动荡。新军中的革命士兵就在这时成立了一个名为群治学社的组织。1910年，这个组织又改组称为振武学社。这两个组织的章程只写以“研究学问”、“提倡自治”、“讲求武学”为宗旨，但实际上是起了传播革命思想，组织和积蓄革命力量的作用。
从群治学社、振武学社历时两年的活动中，可以看到两个特点：第一，他们在新军中的工作比较深入。同盟会在别的地方，例如在广东虽然也抓新军的力量，但一般只满足于把几个军官吸收到革命组织中来，以为一旦发动起义，只要军官领头，就能把士兵们带起来了。而群治学社、振武学社却是直接组织兵士。有些革命知识青年当了兵，在士兵中起了骨干作用。被推为振武学社社长的杨王鹏就是一个为革命目的而投入军队的知识青年。他是湖南人，先在湖南当兵，因为宣传反对清朝统治而被军队革除，1908年到了武汉，又在黎元洪所属的第四十一标中当兵。群治学社成立时特别做了一条规定：“本社同志介绍新同志入社时，不得介绍官佐，以防不虞”。（注：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中的《群治学社之始末》，页147。）杨王鹏由士兵升任一营左队司书生，因而和队官潘康时接近，潘康时成为破例吸收入社的军官，而他不过是个排长。第二，他们接受了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都因湖南方面轻易发动起义而受牵累的教训，因而对待起义行动，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他们处于军队的环境中，更使他们懂得要注意组织严密。所以当时有人说：“湖北党人，自成风气，类皆埋头苦干，不以外观相夸耀者也”。（注：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中的《胡瑛传》，页63。）群治学社在1910年曾作过发动起义的部署，这是因为当时长沙发生抢米风潮，这个消息在湖北被误传为革命军已经占领了长沙的原故。当他们发觉消息不确时，立即停止行动计划。虽然有几个领导人仍因此在部队中站不住脚，但整个组织没有受到什么损害。在改组为振武学社后，他们更加强了组织的严密性。振武学社的主要人员是在黎元洪的第二十一混成协中。黎元洪渐渐有所察觉。杨王鹏在1910年冬天被革除出军队，他离开了武汉。但整个组织也仍能保存着。第二年阴历的新年，这个组织又改用文学社的名义重新活动起来。
文学社以蒋翊武为社长，王宪章为副社长。蒋翊武（1885-1913年）是湖南人，曾在常德师范学校和上海的中国公学读书，这都是在同盟会革命思想影响下的学校。他在1909年同他的同志刘尧澂一起到湖北，与群治学社建立了联系，并一起投入黎元洪所属的第四十一标当兵，参加了振武学社的工作。王宪章（1885-1914年）是贵州人，初时曾想花钱捐个县官，以为有了权就可以为国家办好事，后来在革命思潮的影响下，觉得这个办法不对，听说武汉新军中颇有些志士，便投入张彪所属的第三十标当兵。文学社继承群治学社和振武学社的传统，在军队中积极而慎重地发展社员。张彪的第八镇和黎元洪的第二十一混成协所属各标、各营几乎都有了它的成员。参加文学社的也有军队以外的人，当时在武汉主办《大江报》的詹大悲是文学社的发起人和主持人之一。他在争路风潮中被捕没有影响到文学社，在武昌起义后他才得到自由。
文学社及其前身的几个组织都接受同盟会的思想影响，它们的个别成员参加过同盟会，但它们的活动与同盟会没有直接联系。由一部分同盟会会员组成的共进会，在1908年派人到湖北省活动，在武汉设立了秘密机关。他们虽然同群治学社有过联系，但开始并不注意做新军工作，他们主要是联络会党，企图立即发动起义。由于会党力量不受约束，起义计划不能实现，共进会在湖北的活动停顿了下来。到了1910年下半年，共进会在武汉重新活动起来。这时，它除了吸收学界的人参加并在各地同会党联系外，也在新军中做工作。它把有些参加过日知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以至现在还参加文学社的人拉到自己的组织里来。文学社和共进会都在新军各标营中发展自己的组织，为此它们之间发生了些磨擦和争吵。由于文学社在新军中有比较雄厚的力量，共进会觉得，要发动起义，还是需要同文学社合作。
1911年初，同盟会在准备发动广州的起义时，派人到长江流域各省策动响应。武汉的共进会和文学社也跃跃欲试。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在上海的同盟会会员宋教仁等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企图策动长江流域各省起义。它派了人到武汉，既同那里的共进会联系，也同文学社联系。但这个同盟会中部总会只是提出一般号召，并没有比较深入地开展群众工作。
1911年的武昌起义是在文学社和共进会合作下发动起来的。文学社的成员们在比较长的时间内在新军中打下的基础，对于起义的成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