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短命政权
现在我们要来看一下除湖北以外其他各省起义和独立的情况。
由于各地方的群众革命力量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发展不平衡，由于革命力量以外的各个社会势力（主要是封建地主阶级势力和立宪派资产阶级势力）采取不同的方法来对付革命，所以在各个省份中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情况，主要根据各省在革命浪潮中的政权演变情形，可以把它们分成几种类型。
湖南和贵州是一种类型。在这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群众性的起义，推倒了旧政权，建立了以自己为主的政权。但是他们的政权不能保持下去，不久就被资产阶级立宪派领导的反革命政变所篡夺。资产阶级立宪派在起义胜利声中表示和革命派合作，但随即就充当了扼杀革命派的凶手。
先说湖南。长沙起义的领导者是焦达峰(1887-1911)。他是湖南浏阳人，出身地主家庭，十八岁加入哥老会，并在长沙高等普通学堂读书，接受了革命思想。1906年去日本留学，参加同盟会，并且是共进会的组织者之一。共进会原来指望湖南、湖北同时发动。宣统元年（1909年）七月，焦达峰开始在长沙建立机关，主要从事联络会党，也做学界和军界中的工作。
在湖南的争路权的运动，象在四川一样，立宪派的绅士们起了领导的作用。以谭延闿为议长的省谘议局成为争路权的中心机关。宣统三年（1911年）春，湖南的绅、商、学界组成“湘路协赞会”，坚持粤汉铁路商办的主张，反对清朝断送主权借外债筑路。这年四、五月间，为了抗议清朝的所谓铁路干线国有的政策，长沙举行了万余人的集会，修筑长沙到株洲段铁路的工人停工进城，参与到巡抚衙门的请愿，各学校的学生也纷纷罢课。由于清政府坚持卖国政策，立宪派中的有些人和在立宪派影响下的群众趋向于同革命派合作，接受革命的主张。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长沙时，革命派立即策划响应。这时，驻长沙的新军第二十五协中，已有不少士兵参加革命。协助焦达峰做军队工作的，主要是曾在湖南新军中任排长，因有革命倾向而被开革的陈作新。革命派的焦达峰、陈作新等人同省谘议局的议员董鍈、左学谦等立宪派人士举行会议，讨论共同发难的办法。这些立宪派人士赞成发动新军起义，但认为一定不要“扰乱秩序”，反对运用会党力量，而且主张以巡防营统领黄忠浩为起义后的都督。这种主张是焦达峰等人所反对的。（注：《湖南省志》第一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页288。）湖南巡抚余诚格感到新军内部不稳，把黄忠浩的巡防营看作可以依靠的力量，他决定把全部新军限期撤离省城。这使得革命派不能不在浏阳、醴陵一带的会党力量尚未应召赶到长沙来的时候，马上发动起义。
九月初一日（10月22日），即在武昌起义后十二天，焦达峰、陈作新领导长沙城外的新军几个营的士兵武装进城，占领了巡抚衙门。守城的巡防营士兵不听长官的指挥，不发一枪阻拦。因此，起义迅速地取得胜利。黄忠浩和其他几个坚持反对革命的官员被起义兵士杀死，巡抚余诚格逃走。立即成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焦达峰任都督，陈作新任副都督。
这些年青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有很高的革命热情，他们在能够取得胜利的时候是敢于取得胜利的。在取得辉煌胜利的时候，他们当然不应当拒绝本来主张君主立宪的绅士们来参加革命；但是他们不懂得如何在同这些并不真正主张民主革命的人们合作中保持革命果实。
谘议局议长谭延闿宣称：“文明革命与草窃异，当与巨家世族、军界长官同心努力而后可”。（注：子虚子：《湘事记·军事篇一》。《辛亥革命资料》第六册，页148。）在革命派的都督府旁边成立了一个以谭延闿为院长的参议院。这个参议院的规章中说：“参议院规划军民全局行政用人一切事宜。”（注：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二编，商务印书馆1912年5月版，页8-9。）根据这个规章，凡是都督府的命令必须先经参议院决定，然后都督盖印，由参议院发交各部执行；如果遇到都督和参议院意见不一致的问题，只要参议院坚持自己的意见，都督就必须让步。这个参议院实际上就是原来的谘议局，规章中并没有“议员”如何产生的规定，却写上了一条：“参议院须增加议员时必经本院之认可”，这显然是为了防止“巨家世族”以外的人参加进来。焦达峰等人承认谭延闿的参议院自己规定的章程，也丝毫没有想到改变参议院的组成。由武汉到达长沙的谭人凤叙述当时长沙的情形说：“都督府组织一参事会，总揽全权，都督欲拍一电，亦必经该会盖戳，始得发行。为会长者，即谭延闿也。参谋部亦与该会联，不归都督节制。焦达峰特一笼中之鸟而已”。（注：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见《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三期，页53。）
这是很有意味的事。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都把建立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当理想，他们以为只要建立一个有权的议会，使行政机关向议会负责，那么不论黎元洪或袁世凯当政都不要紧。本着这种想法，同盟会的著名活动家之一宋教仁曾到起义后的武昌，写了一部《鄂州约法》，这可以说是中国的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的宪法（但只是一个省的）。这部《鄂州约法》并没有施行，不过是一纸空文。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制度在辛亥革命时期并未见于实际。只有在湖南，出现过一个有权有势的议会。但是这个议会并不是保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而倒是反对这个革命的！
焦达峰、陈作新虽然没有物色一个湖南的黎元洪来当都督，但是不敢反对谭延闿的参议院，为了取得有名望的绅士们来和自己合作，甚至宁愿削弱自己的领导权，结果使自己成了“笼中之鸟”。到底还是谭延闿这样的角色厉害，他们在焦达峰当都督的时候，利用议会来控制革命派，到了焦达峰被杀掉而由谭延闿任都督的时候，就把参议院取消掉了。有位历史学家在1935年所著的书中评论这段历史事实时认为从这里可以看到“民治”精神。他说：“湖南初奉焦达峰为都督，谘议局以其举措乖谬，谋削其权，公举谭延闿为军政部长（开始时谭有过军政部长的名义——引者），继设参议院，凡募兵给饷，任免官吏，概须经其议决，方得施行，而焦达峰无如之何。此种精神惜未充分发展，政府后亦不肯奖进，以致今日人民尚无切实参政之机会，惜哉？”（注：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页617-618。）这种看法完全背离了事情的实质，把反革命的湖南参议院当成了“民治”的模范。
焦达峰、陈作新的政权只维持了十天。谭延闿勾结了新军第五十标的一个营长梅馨在11月1日发动兵变，杀死焦达峰和陈作新。谭延闿立即出任湖南都督。他采用两面派的手法，一面把焦陈被杀归罪于“乱兵”，下令厚葬死者，亲往灵前致哀，一面又出布告说：“照得焦陈都督，实为土匪巨魁。误入该贼圈套，湖省大事几危。业经就地正法，并择妥人挽回。所有都督事务，谭绅组安施为（谭延闿，字组安——引者）。居民毋得惊恐，照常公共图维”。（注：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二编，页6。）在这次兵变以前，绅士们已经散布流言说，焦达峰是个土匪头子，并不是革命党；甚至说，留学生焦达峰早已死了，现在的焦达峰是光绪三十一年参加萍乡、醴陵暴动的会党头子姜守旦冒充的。
焦达峰、陈作新之所以失败固然由于他们幼稚、缺乏经验，看不透谭延闿这类人的阴谋，而最根本上的原因还是在于他们并没有坚实的群众基础。他们虽然依靠一部分新军发动起义，并在起义胜利后立即以原有的新军为基础招募新兵，扩编军队，但他们并没有真正掌握住军队。他们所有的最大的群众力量是旧式的会党组织。湖南各地的会党组织在知道与他们有联系的焦达峰作都督后，以为哥老会已经当权，他们纷纷攘攘地拥进长沙，跑到都督府里来。当时人描写说：“其都督署中漫无规则，有呼之为焦大哥者。”（注：同上书第二编，页5。）革命派得到会党力量的支持，这使立宪派资产阶级不能不有所顾忌，但旧式会党毕竟是落后的靠不住的力量。在看到焦达峰、陈作新被杀后，许多会党分子跑出长沙城，散归各地。各地虽然还有些不服谭延闿的会党力量，但他们或者被谭延闿以武力压服，或者只是在当地按照他们向来的做法进行些无关大局的活动。
湖北的汤化龙听到谭延闿就任湖南省都督，打电给他说：“闻公出，钦喜无量”。（注：《辛亥革命资料》第六册，页154。）谭延闿和汤化龙一样，本来是站在同资产阶级革命派对立的立场上的，他的手上还染着革命党人的血。以后，他在蒋介石国民党中被尊为“元老”。
在贵州，革命派同立宪派间发生了更加复杂的斗争。
辛亥革命前已经有贵州自治学社和贵州宪政预备会这两个带有政党性质的社会团体，它们在教育界、新闻界、并在各种社会政治活动中互相对立，互相攻击。自治学社成立于1907年，带有资产阶级革命倾向的知识分子是它的骨干，也有一些官员、地主绅士、资本家参加在内，主要领袖是张百麟。它同贵州各地的哥老会组织有广泛的联系，但它本身是一个公开合法的组织。宪政预备会则是由地方上有声势的与官场互通声气的绅士们组成的，它的主要人物任可澄、戴戡出于梁启超门下，有不少会员曾在日本参加过以梁启超为灵魂的政闻社。一个回忆录的作者说：“两派成员，自治学社中寒士和青年学生居多，而宪政预备会则是官绅居多”。（注：张彭年：《贵州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页444。）两派的政治倾向，一派接近孙中山的同盟会，一派属于康、梁的君主立宪派。不过自治学社的领导者们只是与同盟会有联系，并不是明确地抱着革命目的进行学社的活动。他们参加了贵州省谘议局，并且经过竞争，在谘议局中取得了比宪政预备会更多的席位。用革命手段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不是他们预期的步骤。上引回忆录的作者指出：“细按贵州辛亥革命的真实动力，与其说是领导者的发纵指使，无宁说是群众推动领导，还符合事实些”。（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页445。）
贵州省城的起义，发生在11月3日，上距武昌起义二十四天。这其间，已有几省宣告独立，尤其是邻省湖南（10月22日）和云南（10月30日）的独立，震动了贵州。自治学社本来没有武装起义的准备，这时加紧在官方的军队（新军、巡防营、陆军小学堂等）中进行联络工作。宪政预备会的绅士们向贵州巡抚沈瑜庆密报可能发生事变，主张捕杀自治学社的领袖们。沈瑜庆不敢立即这样办。下层群众情绪激昂，官方可能采取镇压措施，这种情势迫使自治学社的领袖们不能不采取行动。正在他们议论何时和如何发动起义的时候，陆军小学堂学生自动宣布起义。这些学生都是十八岁左右的青年，一共有二百多人。新军第一标是当地最强的兵力，兵士们表示支持陆军小学堂的学生的行动。甚至巡抚衙门的卫队也受到革命潮流的影响，拒绝把枪口朝向起义者。巡抚沈瑜庆发觉自己手里没有任何可靠的兵力，只好宣布把军政大权交给谘议局。这样，在一个夜里，起义就轻易地取得了胜利。
11月4日，自治学社的领袖者们召集各方人士在谘议局讨论成立新的政府。他们提出了建立“联立内阁”的原则，由各党派团体，包括立宪派在内，推代表参加政府。正副都督由杨荩诚和赵德全担任。杨荩诚原是新军第一标的副标统（副团长）。原标统（团长）一直坚持与革命对立的态度，这个副标统虽然事先也和革命没有关系，但在起义开始后表示站到革命方面来。赵德全是新军中的一个队官（连长），和自治学社的关系较深。军队归正副都督统领，而另设枢密院总揽政务。由自治学社的领袖张百麟担任枢密院院长，而以立宪派领袖任可澄为副院长。自治学社的另一领袖黄泽霖任巡防总统。在起义成功后，全省各地和自治学社有联系的哥老会组织纷纷武装起来，他们编成巡防军，所谓巡防总统就是统率这些队伍的。原来的谘议局改称为立法院，议员和议长都是原班人马，在这中间，自治学社是占有优势的。这样，在贵州，就出现了在自治学社领导下，也就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下的新的政权。
但是革命派领导的政权是不巩固的。第一，在起义前夕，自治学社在全省拥有社员一万四千人之多，但是在起义胜利后，它和群众的联系不但没有扩大，反而缩小了。当权的领导者没有执行什么有利于广大群众的政治措施，他们实际上成为一个谋取私利的宗派集团。第二，自治学社的领导人根据当时流行于革命派中的所谓“军民分治”的想法，把军队交给旧军官去统领，自己放弃了军权。虽然他们以哥老会组织为底子组成巡防军，企图以此作为自己的基本武力，但是哥老会组织不经过真正的改组，是不能成为可靠的革命武力的。许多哥老会分子利用革命给他们的合法地位进行扰乱社会秩序的活动，更加败坏了革命派的信誉。而且立宪派绅士们也大肆联络哥老会，公开提倡成立“公口”（当时贵州的哥老会的组织称为“公”，如“皇汉公”、“斌汉公”等），一时造成了在省城和外县“公口林立”的现象。立宪派这样做是为了搞乱自治学社领导的政权。这种情形更证明哥老会这种落后组织是可以为反革命所利用的。第三，如何对待立宪派，在自治学社里开始时有两种主张：有人主张排斥立宪派，有人主张合作，张百麟支持后一主张。但是所谓合作，实际上成了纵容反革命势力的发展。在起义以前，清朝巡抚曾根据立宪派的建议，为镇压革命而组织了一个保安营，又从兴义调来地方豪绅刘显世所率领的民团。由于起义迅速发动，保安营和刚开到贵阳的刘显世的队伍都还来不及武装起来。自治学社的领导人竟容许刘显世和保安营的组织者郭重光都参加到新政府中来，而且以充分的枪械发给这两支队伍。郭重光是个退职的官僚，他纠合一些大地主、大商人成立了一个名为“耆老会”的组织，表面上酒食征逐，实际上进行政治阴谋活动。革命派也有人主张取缔耆老会，而张百麟却说：“民主国家有集会结社之自由，区区一会，即怀异志，亦何足患”。（注：黄济舟：《辛亥贵州革命纪略》。见《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页165。）郭重光为立宪派出谋划策，鼓动他们起来推翻自治学社的政权，耆老会实际上成为反革命势力的核心。
自治学社领导的政权维持了三个月。根据郭重光的主意，立宪派花钱收买了黄泽霖所统巡防军中的一些官兵，他们在1912年2月2日袭击张百麟和黄泽霖的住宅，黄被惨杀，张侥幸逃脱。这时都督杨荩诚已带兵出省，代行都督职权的副都督赵德全却和立宪派相勾结。于是张百麟只好只身逃离贵州。自治学社的主要领袖一死一逃，自治学社的政权就开始瓦解。
也是根据郭重光出的主竟，立宪派派人到云南求援兵。云南独立后，当权的是立宪派。在杀死黄泽霖的事变的一个月后，唐继尧率领的云南军队以假道入川进行北伐的名义开进了贵阳，并且立即实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政变，把所有还在贵州军政府中求苟安的自治学社的人以及接近自治学社的人都赶下台来，连已经背叛自治学社的赵德全，不但也失去了代行都督的地位，而且还被捕杀。在贵阳成立了以唐继尧为都督的政府，耆老会的郭重光、宪政预备会的任可澄等人都担任要职。和自治学社有关系的军队全部相继被解散，属于自治学社的人，许多逃亡出省。在省城和各县，当局按名册逮捕自治学社社员，许多人被杀害。
贵州自治学社在取得政权以前，是虎虎有生气的一个组织，但是掌握政权三个月后却一败涂地，在反革命势力的进攻前面毫无一点招架之功，这里充分表现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弱点。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起义期间，用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同情，因此他们有了巨大的声势，但是到了民主共和在形式已经产生的时候，他们就再没有什么足以引起群众热情的口号和行动，这时，君主立宪派也表示可以承认民主共和的形式。所以，究竟是革命派当权还是立宪派当权，群众对这样的问题已经漠然置之了。
资产阶级立宪派从革命派手里夺取了权力以后，是否由自己独占呢？并不是的。资产阶级立宪派后面站着封建地主阶级。实际上是封建地主阶级利用立宪派来篡夺革命派的政权。贵州的耆老会和立宪派的关系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湖南的谭延闿以立宪派的身分混入革命，在他以狡诈的手段登上都督的宝座以后，他就成了封建地主阶级和无办阶级的代表人物。资产阶级立宪派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力量，它在同资产阶级革命派决裂时，就只能依靠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这些最反动的势力。关于这一点，在后面还将进一步谈到。
（二）资产阶级立宪派也不能保持自己的政权
云南、浙江、四川有资产阶级立宪派的力量，也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二者间没有象湖南、贵州那样发生流血的冲突，而是合作地进行了起义和独立运动。因为立宪派愿意参加推翻清朝的统治，所以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合作是有基础的。但是革命派没有能在这种合作中掌握领导权。虽然在省内局部地区建立了以革命派为主的政权，但就全省来说，居于领导地位的是立宪派，革命中产生的政权也就直接落到了立宪派的手里；而且由于立宪派也没有能力保持自己的政权，一些代表旧势力的实力派迅速地利用局势，取代立宪派而成为当权者。这是第二种类型。
在云南，西部的腾越（今腾冲）先发生了革命。革命的领袖张文光是当地的巨富，曾在缅甸经商，1908年参加同盟会。武昌起义后，他联合当地驻军中营以下的一些低级军官，在10月21日举行武装起义，杀死了清朝的腾越镇总兵等官员。起义胜利后正式建立政权，张文光称为滇西军都督。这是一个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主的政权，但不是全省的政权。三天后，10月30日在云南省城里也响起了起义的枪声。
昆明的起义是由新军中的军官们发动的。云南有新军第十九镇，下辖第三十七协驻昆明，第三十八协驻大理、腾越一带。第三十七协协统是梁启超的著名学生蔡锷(1882-1916)。他领导了这次起义。他是一个有初步民主思想的爱国者，他的基本政治倾向是同他的老师一致的。和他合作组织起义的有一群团营级的军官和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教官。有一些从日本回来的同盟会会员在云南新军中进行活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学生五百多人中，早已秘密传阅同盟会的宣传革命的书刊，并有同盟会的秘密组织。要求革命的风气也感染到新军的士兵群众中。当时人的回忆录中说：在武昌起义两个月前，有个新军中当排长的同盟会会员向蔡锷“直说革命情形，望蔡锷同情”，蔡锷表示，“时机不到干不得，时机一到绝对同情”。这个回忆录的作者认为，“由此可见，蔡锷当时对同盟会员进行的革命活动，内心虽然拥护，但仍留有余地”。（注：詹秉忠、孙天霖：《忆蔡锷》。《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册，页432。）到了武昌起义后，蔡锷认为时机已到的时候，同盟会组织支持蔡锷的领导。
讲武堂的教官和新军的军官有不少是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出来的，蔡锷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第三期士官生。1905年后，在学军事的留学生中，参加革命组织成为风气，第四期以后各期士官生有很多人随大流地加入同盟会组织。但是他们并不都是真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和立场，在回国后一般地与同盟会脱离关系。他们中有些在革命后掌握军权的人，成了代表反动势力的军阀。由于他们曾和革命党有过关系，因此他们懂得在革命浪潮起来时要抓住时机。在云南参加起义的军官多半就是这样的人。例如上述率军到贵州镇压了自治学社的唐继尧就是在日本参加过同盟会的第六期士官生，他在云南起义前是蔡锷的新军第三十七协中的一个营长。
昆明新军的起义很顺利地取得了胜利。第十九镇镇统（师长）锺麟同抵抗失败，被杀。云贵总督李经羲被俘，后来被礼送出境。成立了云南军政府，蔡锷任都督。这时，腾越的政权和昆明的政权形成对立的局面，双方在大理附近发生了军事冲突。经过协商，张文光承认昆明的省政权，由昆明方面委派张文光为腾越地区的军政长官。
在日本的梁启超曾寄很大希望于他的学生蔡锷，以为他既夺得云南，就有可能开辟一个立宪派的天下来，他授意蔡锷“运用滇军，兼并川鄂，雄踞长江上游，以观天下之变”，（注：陈恆安：《贵州军政府枢密院电稿摘述》。《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页271。）蔡锷的军政府虽然在省内并吞了革命派的滇西军政府，在省外还派兵到贵州消灭了那里的革命派势力，又派兵到四川，在川西南扫荡下层群众的“同志军”的力量，但是梁启超的希望没有能实现。蔡锷渐渐控制不了部下的各抱野心的军人。贵州的唐继尧固然已不受他节制，他在云南也受到部下的两个师长的挟持。所以人们说：“蔡锷形同傀儡，而当权者为李鸿祥、谢汝翼”。（注：新加坡《国民日报》，《记云南张君文光死事》。转引自《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页126。）李、谢二人都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参加辛亥革命起义时是营长，起义后迅速升任为师长。滇西的张文光因为李、谢二人的排挤，不安于位，在1913年5月自请解职，在他快要离开腾越时，唐继尧、谢汝翼派人把他杀死在澡塘里。这年冬天，蔡锷也被迫离开云南，他只当了两年云南都督，一些新起的封建军阀代替了他的位置。
浙江省也是由革命产生了以立宪派为都督的新政府。革命派的光复会在浙江影响较大，但自经1907年秋瑾、徐锡麟的失败后消沉下来了。1909年后，有些老光复会员又在浙江活动起来，他们除了象过去一样联络会党分子外，又加强了同军界的联系。新军第二十一镇所属第四十一协驻在杭州，在辛亥革命前夕，它的团、营级军官都表示造成革命。11月4日，即在武昌起义后二十多天，这些军官领导全协士兵发动了起义。浙江巡抚增韫被俘，镇统、协统逃跑。这次起义并不是光复会有组织地准备的，参加起义的军官们也只是看到大势所趋，想从革命中找个人的出路。起义的第二天，就由地方士绅们把当时在上海的汤寿潜请来，当了教督，宣告革命的胜利和军政府的成立。
汤寿潜原来是浙江省谘议局的议长，又是正在修建的沪杭甬铁路的总理。他是请愿立宪运动中的一个知名人士。在一些光复会会员和参加起义的军官们的会议上讨论都督人选时，和秋瑾合作过的会党头子认为汤寿潜曾赞同杀害秋瑾，不应当推他当都督。一个在起义前夕参加光复会的知识分子坚持推汤寿潜，他说：“湖南焦都督就职三日（其实是十天——引者）即被推倒，舆论颇多批评，浙省若再演倒督恶剧，国人将视光复义举为争夺权利，有碍革命进行”。（注：褚辅成：《浙江辛亥革命纪实》。《辛亥革命资料》第七册，页156。）这是说，如果浙江由类似焦达峰的人当都督，将难免“再演倒督恶剧”；也就是说，从湖南的立宪派人篡夺革命果实的悲剧所取得的教训，是本来应当把政权交给立宪党人。但是手里没有军权的汤寿潜上台后两个多月就自动辞职了。都督的位置辗转落到了朱瑞的手里。此人在起义前是新军第四十一协的一个标统（团长），他利用参加起义而使自己上升为实力派。
在浙江省省城起义后，全省十一个府相继成立军政分府。把持各军政分府的，有的是旧军官，如宁波是原第四十一协的协统（旅长），有的是当地的地主绅士，也有原来和光复会有关系的会党头头。鲁迅那时正在绍兴，他描写绍兴光复时的情形说：“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坤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这军政府也到底不长久，几个少年一嚷，王金发带兵从杭州进来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会来。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注：《朝华夕拾·范爱农》。《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页282。）绍兴先是本地士绅成立军政府，然后从省里来了王金发的军队。王金发是和光复会有关系的一个会党头子，所以鲁迅文章中说他是“绿林大学出身”。他当上了“王都督”以后，完全溶化在旧势力中间，说不上是革命派了。但他仍不容于省里的当权势力，不久后他被朱瑞所杀死。
在四川，情形复杂得多。
前面说过（见第二十二章第四节），在武昌起义前，四川已发生资产阶级立宪派领导的争路权的运动，这是进步的爱国群众运动。四川总督赵尔丰拘捕了为首的九个绅士，并在省城内造成了屠杀群众的惨案，这样就激起了全省各地的“袍哥”为主力的群众性骚动。资产阶级革命派也乘机进行活动。
分散在省城和各地的同盟会会员虽然不少，但他们并没有形成有组织的力量。成都的新军第十七镇有一个排长叫夏之时，在日本留学时加入过同盟会，回国后仍和同盟会有联系。11月5日，他在成都东南约五十里的龙泉驿鼓动了几个排的士兵宣布革命，夏之时被推为革命总指挥。他们往东经简阳、乐至、安岳、潼南而奔向重庆。有一些参加同盟会的知识分子在重庆城里活动，里应外合，把夏之时的部队迎入城里。这样就在11月22日光复了川东的这个重要城市。在这里成立了中华民国蜀军政府，军政府都督是同盟会会员，原任中学堂监学的张培爵，副都督是夏之时。蜀军政府的宣言文告完全是用同盟会的主张。这个军政府虽然渐次把统治权扩展到了附近若干州县，但还不是一个全省的政权。
在重庆蜀军政府成立后五天，省城里也出现了政权的更替，但这里一点也没有革命气息。四川总督赵尔丰在10月30日已把扣押起来的立宪派绅士们释放出来。这些绅士们得到自由后立即发表《告全川人民请停止战斗》宣言，他们说，由于政治局面已发生很大变动，向外国借款筑路的合同当然作废，所以保路同志会的预定目的已经达到，“现在惟应力返和平，以谋将来之幸福而已。若犹冒进不止，必至使祸毒日延日广，大局日坏日甚，川人身家之灾，愈久亦愈惨，则岂当初之宗旨哉！”（注：《四川保路运动史料》，页489-490。）在群众的斗争已经远远越出“保路”的范围的时候，立宪派绅士想以这种呼吁来熄灭革命的火焰，当然没有任何效果。各路保路军继续紧紧围困着成都城。赵尔丰看到自己已经没有任何方法控制四川的局面，就和立宪派绅士们进行谈判，在有利于自己的条件下把政权转让给这些绅士们。11月27日，赵尔丰发出文告，说是“特与将军、都统、提督军门、司、道以下各官，绅商学界诸人，协商一致，以四川全省事务，暂交四川谘议局议长蒲殿俊，设法自治。”（注：《四川保路运动史料》，页509。）就在这一天，成立了“大汉四川独立军政府”，这个军政府的文告中说：“基于世界之公理，人道之主义，组织共和宪法，以巩固我大汉联邦之帝国”。（注：《四川保路运动史料》，页511-512。）既说是“共和”，又说是“帝国”，这是最明显的君主立宪派的口吻。军政府的都督由蒲殿俊担任，而副都督是赵尔丰的亲信，新军第十七镇统制朱庆澜。这实际上是立宪派绅士和封建势力的联合政府。为了使赵尔丰愿意出让政权，蒲殿俊等绅士还同意赵尔丰带兵到川西打箭炉（今康定）去“办理边务事宜”，并承担给以兵饷和行政经费。不但如此，他们还同意，在宣布四川独立后，赵尔丰可暂不离开成都，“以便（新政府）遇事商求援助指导”。（注：《四川保路运动史料》，页504。）赵尔丰的这一着是很狡猾的，他把烫手的栗子交给立宪派绅士，而使自己处于超然地位，还可以根据局势发展，在可能时重新取回出让的政权。他的这一着又有对付奉朝廷之命率军入川的端方的作用。端方的军队这时已到达重庆、成都之间的资州（今资中），朝廷默许他到达成都时接替赵尔丰的职位。不过在成都宣告独立的后一天，资州发生兵变，端方的脑袋被士兵们砍掉了。
蒲殿俊只当了十天都督。12月8日蒲殿俊检阅巡防军，在赵尔丰唆使下，士兵当场哗变，散到全城各处抢劫。当时在成都的郭沫若在他的回忆录中描写说：“在兵变后的几天，成都城完全是无政府状态。”（注：《反正前后》。《沫若文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页251。）驻扎在城外凤凰山的新军，有一部分被调进城弹压，但他们一进城也跟着一起抢劫。城里“各街的江湖，各街的流氓”组织成了所谓“自卫团”，既参与抢劫，又自称“保卫街邻”，捉拿满身载着赃物分散的士兵。接着各县的“保路同志军”也成群结队地拥入成都。
郭沫若这样描写“同志军”的军容：“所谓同志军，有一部分是平时的土匪，有一部分是各地的乡团。大部分的鸟枪、梭标、牛角叉、铁锤、铜锤、铁锏、铜锏，虽然陈腐一点，但总还是军器，但有的却拿着锄头、挡耙、扁担、镰刀，”以至“把一把菜刀绑在竹竿头上”（注：《反正前后》。《沫若文集》第六卷，页252。）。这些同志军本来是由于立宪派绅士们倡导保路运动而唤起来的，但它起了远远超过绅士们预期的作用。郭沫若指出：同志军手里的可笑的武器事实上是“推倒了赵尔丰的原动力，杀死了端方的原动力，乃至葬送了清庭的原动力”。（注：《反正前后》。《沫若文集》第六卷，页253。）但是这时没有人能够领导这种自发的力量。立宪派的绅士固然不能，在四川活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领导不了，不能赋予这种自发的力量以明确的斗争目标。自发的群众无秩序地拥进成都城里，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要干什么。
在这种无政府的状态下，蒲殿俊的政权垮了台，朱庆澜因为指挥不动新军，跑掉了。赵尔丰虽想乘机复辟，也做不到。
成都有一些知识界中的同盟会员，在蒲殿俊的政权成立时就开会发宣言反对，现在是他们上台的好机会来了。问题是他们依靠什么力量。立宪派的失败的经验使他们看到必须有实力，但也使他们不敢号召群众力量。他们投身到了一个拥有实力的叫做尹昌衡的当权者的身旁。此人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第六期毕业生，在日本时参加过同盟会，因此算是同革命有点因缘，但正如郭沫若所说：“他不是立宪派，也不是革命党，他只是有兵权在手里的实力派”，“他那时在任陆军小学校的校长，陆军学生们便成为他的爪牙，同时因为他又是陆军的先辈，所以四川的军界大都愿意受他的指挥。”（注：《反正前后》。《沫若文集》第六卷，页256。）尹昌衡乘此时机攫取了都督的宝座，而以立宪派绅士的领袖人物之一，原谘议局的副议长罗纶为副都督。同盟会会员董脩武、杨莘友等人在他的政府中担任要职。这个政府形式上好象是实力派军人和立宪派、革命派的联合政府，但它其实是从革命风潮中产生的反革命政权。在这个政府中的立宪派已不成其为立宪派，革命派也不成其为革命派，他们一致拥戴尹昌衡这个当权者，因为只有他有能力稳定秩序，镇压那些使地主、资产阶级如此恐惶不安的自发的群众力量。尹昌衡的政府成立后一方面杀掉了赵尔丰，一方面发出了“坚决镇压破坏分子”的文告（注：《四川保路运动史料》，页513。）。它用镇压和收编的双重方法把在成都和省内各地的同志军平息了下去。
剩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对待重庆军政府。当时在四川也象其他有些省一样，群雄蜂起，同时并列着许多都督，但在省城外最重要的是重庆的军政府。成都方面用军事威胁和政治谈判终于使重庆方面让步。1912年3月，重庆的蜀军政府取消，都督张培爵到成都取得了个副都督的名义，副都督夏之时卸任出洋。于是四川在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风潮后终于统一到了代表封建地主、买办的军人尹昌衡的手里。不久后，尹昌衡为另一军人胡景伊所排挤，那是实力派互斗，同辛亥革命无关了。
在最早换旗号的湖北和湖南这两个省份中，革命派的起义胜利后，立宪派都被邀参加政权，这个事实大大地鼓舞了各省的资产阶级立宪派。他们本来以为，向清朝朝廷请愿、要求，是进入政权的方便道路，现在他们发现，在新的形势下，完全可以利用革命而进入政权。有个历史学家在评论辛亥革命时写道：“还有一件大可注意的事，就是各省的响应独立，虽由革命党人运动发难，而各省谘议局的立宪党人，无不加入革命动作。除了他们的言论指导者梁启超，尚在海外发‘虚君共和制’的议论以外，国内立宪派的人物，或任革命政府的民政长（如汤化龙），或任革命政府的都督（如谭延闿），或任其他职务，竟没有一省的立宪党人与革命党作敌对行动的。”（注：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太平洋书店1933年版，页188-189。）现象确是如此，但只说出这种现象，并没有表明立宪派在革命中所起的真正作用。
中国的地主阶级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在长期的封建时代中，他们不但积累了许多镇压农民革命的经验，也积累了许多篡夺农民革命果实的经验。资产阶级立宪派同地主阶级联系密切，他们很多人是从地主阶级脱胎而来的，他们继承了地主阶级的政治经验，并且把这些经验和从西方资产阶级学来的一些东西结合起来。他们在辛亥革命中处于一种很有利的地位，一方面他们没有当权，很容易把自己说成是赞成革命；一方面他们又不是那种“初出茅庐”的年青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很容易得到一切旧社会势力的信任。他们就是利用这些条件而成为辛亥革命中的重要角色。在上一节所说的湖南和贵州，立宪派充当杀戮革命派的刽子手；在这一节所说的云南、浙江、四川，立宪派抢先使革命的果实落到自己手里，甚至抢先充当革命的领导者。
但是资产阶级立宪派毕竟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实际上是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利用立宪派来欺骗革命派，并且利用他们的手来攫取革命的果实。看到革命浪潮汹涌难挡，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就后退一步，让资产阶级立宪派暂时站到第一线去起抵制革命的作用。某些拿到了一省政权的资产阶级立宪派人士虽然野心很大，但他们的政权并不能较久地保持，就因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在革命中并没有受到任何损伤，他们卷土重来，需要更强有力的工具，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政权也就被他们抛开了。云南的蔡锷虽然有军权，但也免不了这种命运，浙江的汤寿潜，四川的蒲殿俊就更不用说了。
四川的情形最足以表明资产阶级立宪派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他们开始是因为同封建统治势力有利害冲突而想利用群众的力量，但他们所唤起来的群众运动却使他们吓破了胆。他们被封建统治势力利用来作为结束革命的工具。他们所主持的政权只能是短促的、过渡性的，过渡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最反动、最合乎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需要的军阀政府。
（三）假革命党——军阀和流氓政客
在陕西和山西，革命后的政权直接落到类似于前面所说的从云南到贵州的唐继尧、浙江的朱瑞和四川的尹昌衡那样的军人手里。在革命前他们在军队中的地位并不高，他们沾过革命党的边，靠革命而起家，成为割据一省的当权者。
陕西的新军第三十九协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于10月22日在西安起义（和长沙起义同一天），协统手下的一个参谋官张凤翙成了大统领（以后和别省一样，改称都督）。他是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生，虽加入过同盟会，但随即脱离，并没有参与革命活动。在就任都督后，他以原谘议局副议长郭希仁作为谋士。在陕西，有些知识界的同盟会会员进行活动，领袖人物是井勿幕，他们对新军的起义，起了推动的作用。但在新成立的省政权中，他们没有什么地位。陕西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哥老会的势力很大。张奚若有个回忆录写了当时的情形。张奚若是陕西同盟会会员，在起义胜利后从外省回到西安，他写道：“到了西安之后，最感到意外的是除了张凤翙之外，所有要位都在不识字的哥老会人手中，……张凤翙没有实权，财政和兵权都在哥老会手中。”（注：张奚若：《回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页154。）井勿幕等人原来和哥老会有许多联系，但这时当权了的哥老会头子已不把革命派放在眼里。张奚若说，他在西安待了两三个月，很失望，“同同盟会的人谈，大家都认为革命失败了。”这些同盟会分子曾利用哥老会群众所具有的革命性，但没有能力领导这些群众，克服由于胜利和当权而在他们身上滋长起来的弱点。井勿幕等人寄希望于黎元洪和黄兴，想“请他们派一支革命军来陕西驱除哥老会势力”，当然这只是幻想。张凤翙既利用了哥老会的势力，以后又伺机杀死了几个不听他话的哥老会头子，逐渐把哥老会的力量改编成为七个旅又一个独立团，这样他就成了控制陕西的实力派。
陕西省独立后，山西巡抚陆锺琦害怕波及山西，命令新军第八十五标从太原出发，去防守河东。这个标的第二营官兵多有受同盟会革命思想影响的。他们领到子弹后，在10月28日夜里首先发动起义，占领巡抚衙门，枪杀了陆锺琦和协统谭振德。城里还驻有新军第八十六标，标统阎锡山采观望态度，没有让他的部队参与起义。起义胜利后，军界人士和绅士们在谘议局召开会议，讨论成立新政府。由于立宪派人士、省谘议局议长梁善济的提议，阎锡山被推为都督。他是张凤翙同期的日本士官生，也曾在同盟会里挂过名。当时人记载说：“晋省自光复后，军政府一切计画及筹款事宜，阎都督必先商之梁君善济，斟酌再三，然后开议”。（注：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二编，页204。）十月下旬，清朝官军攻入娘子关，占领太原后，梁善济又倒到清朝官方那面去了。阎锡山向进攻的清军求和不成，采取了逃避战斗，保全实力的政策，放弃太原，带领部队仓皇逃往晋北。清朝虽然夺回了山西省会，但是山西各处仍有群众性的自发的起义行动，有些同盟会会员也坚持进行了斗争。依靠这种革命形势，阎锡山终于使袁世凯承认他为山西都督，在1912年4月回到太原。此后，他成为从北洋军阀时期直到蒋介石国民党时期长期统治山西的土皇帝。
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人物是很复杂的。有些城市中的流氓头子也是混在革命队伍中的假革命。在上海、福州、广州，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利用这种挂着革命招牌的流氓政客做他们的代理人，乘着革命的浪潮，攫夺了权力。
在上海这个敏感的城市，革命的消息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没有一家报纸敢违反群众的情绪而刊载革命失利的消息，如果刊出这样的消息，报馆立刻就受到群众的包围和责难。在帝国主义势力直接控制下的“租界”以外，清朝在上海的驻军只有淞沪巡防营等少数部队。这些部队的统领看到大势所趋，也不敢公开采取反对革命的立场。但是革命派向来只是把上海作为向全国其他地方进行活动的一个据点，并没有在这里做过群众组织工作。11月3日，带有自发性的以帮会力量为主体的群众起义攻占了江南制造局，由此上海就宣布了光复。同盟会会员陈其美（即陈英士）是上海帮会集团（所谓“青帮”）的一个头子，他又得到商界的领袖李平书（即李锺珏）等人的支持，一跃而成为上海军政府都督。陈其美还对江、浙两省抱有野心，但他并不去同已经在革命风潮中控制了这两省的旧势力作斗争，却把光复会著名领袖陶成章看做眼中钉。陶成章虽然有缺点，然而不失为一个忠诚的资产阶级革命家，12月，他在上海遭到暗杀。暗杀的主使人是陈其美，执行人是蒋介石。当时蒋介石是陈其美的部下，又是租界捕房的包探头目、著名流氓黄金荣的门徒。
在福建，革命的果实也落到了名义上算是同盟会会员的流氓政客手里。福州在光复时，当地的新军和旗兵（满洲军队）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满洲人将军朴寿战死，闽浙总督松寿自杀。12月5日成立的新政权表面上看来完全是由同盟会掌握的。都督府大纲规定：“都督府以都督一人、参事员十人组织之，概由中华同盟会推举”。（注：郑祖荫：《福建辛亥光复史料》，福建建国出版社1942年版，页62。）担任都督的孙道仁是驻福建的新军第十镇统制（师长），他在起义前三天参加了当地的同盟会组织。担任参事员的十个同盟会员中为首的是个叫做彭寿松的人，其人本是缉捕局局长。他既是同盟会福建支部的主持人之一，又另组了一个名为福建军警同盟会组织，这是旧式的帮会组织。彭寿松原来就是个帮会头子，他把城市中的流氓势力组织在自己周围。手里有军队的孙道仁在夺取政权前匆忙地加入同盟会，就是为了要使自己有一点革命的色彩，并取得彭寿松的流氓势力的合作。光复后不久，同盟会福建支部和福建军警同盟会宣布合并，由彭寿松担任会长。政权机关的参事会改组为政务院，政务院的总长仍是彭寿松。以孙道仁和彭寿松为首的政府，除了改变旗帜以外，丝毫没有什么新气味。所以，这个政府刚成立不久，就觉得有必要发布这样的通告：“照得本军政府在闽起义，历经宣布树立共和政体宗旨，想尔等人民均所周知，现在假定设立省政府，（意为设立临时的省政府——引者）一切办理进行方针，仍以蕲达共和目的为准。查有少数之人，妄滋疑虑，散布谬言，甚至胆敢指本军政府办理方针与所宣布树立共和宗旨不合。……此等造谣生事，自示之后，悉应息绝，否则自干咎戾，本军政府决不姑恕。”（注：《福建辛亥光复史料》，页89-90。）
广州的独立是广州的绅商们在12月9日宣布的。在这天以前，省城以外各地打着革命旗号的军队（当时通称为民军）纷纷起来，都有奔向省城来夺权的趋势。广州的绅商们十分惊惶，他们在谘议局开会，决定“宣布共和独立”，并且请求两广总督张鸣岐担任都督。张鸣岐拒绝，他和其他一些主要官员都逃跑了。于是绅商们又决定请在香港的同盟会的名人胡汉民来当都督。半年前，同盟会曾经用武力夺取这个城市，遭到惨败，现在却由绅商们打开城门向革命派举起欢迎的旗帜了。胡汉民在10日到广州就任都督。绅商们本来以为有个革命党名人当都督，可以使各路民军安定下来，但他们立刻发现，胡汉民不过是个没有实力的空头革命家。各路民军的头子抱着个人野心，带领所部，纷纷进入广州，他们完全不受胡汉民的控制。其中最强的是陈炯明。他曾是广东省谘议局的议员，加入同盟会后，参与黄花岗起义之役，临阵脱逃。以后他到惠州一带联络帮会组织，自成一军。在广州，他和其他民军头子组成军团协会，他当会长。广州绅商看到陈炯明是个实力派，就把他推举为广东省的副都督。胡汉民在都督位置上只坐了一个多月，就辞职跑了。陈炯明继任都督。他利用军团协会的力量排挤胡汉民，而在他当了都督后立即解散了军团协会，并运用各种权术使各路民军的头子互相猜忌，逐一地解散了这些民军。陈炯明固然算是列名同盟会内的革命派，但实际上他的政权不过是广东绅商利用来结束革命形势，稳定原有的社会秩序的工具。
以上这几个省都是戴着革命派的假面具的军阀和流氓政客在革命的浪潮中上升为当权派，这是各省风云中的第三种类型。
（四）旧巡抚穿上了新都督的外衣
还有第四种类型，那就是原来的当权者，即清朝的地方的军政长官，在当地的地主绅士的拥戴下，摇身一变，变成了新政权的首脑。
在武昌起义的影响下，江西九江的新军中的一些下级军官和兵士企图响应起义，但他们没有领袖，就请五十三标标统（团长）本来同革命毫无关系的马毓宝当领袖。有了湖北的黎元洪的先例，马毓宝同意了。于是他就成了宣布独立的九江军政府的都督。这是在10月23日，武昌起义后十三天。江西省城里的绅士们看到了形势紧张，为了防止发生革命，劝告清朝巡抚冯汝骙宣布独立，但他不敢做这样的“大逆不道”的事。10月31日驻南昌的新军兵士和陆军小学、测绘学堂的学生们宣布起义。于是绅商兵学各界代表人士开会集议，推举新军第二十七协协统（旅长），本来和革命党毫无关系的军人吴介璋为大都督，成立江西军政府。他们把原巡抚冯汝骙恭恭敬敬地送出了南昌。军政府通令全省说：“各道府厅州县所属各官，仍著照旧视事。……所有民事、刑事暨习艺所、监狱、学堂，一切地方行政，均著照常办理。”（注：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二编，页21。）也就是说，行政制度、官员、社会秩序一切照旧。
在这个军政府成立十天之后，由于军界内部的倾轧，吴介璋的都督位置坐不稳了。测绘学堂教员彭程万当了都督。拥戴他的人声称是黄兴在武昌委派他当江西都督的。但他没有军队，所以他也只在都督宝座上坐了九天。九江的马毓宝率兵到省城，受到绅商的欢迎，彭程万只好辞职，马毓宝成了全省的都督。
属于这一类型最有代表性的是江苏和广西两省，这两省都是由清朝的巡抚，本省最高的军政长官宣布光复。
在苏州的江苏巡抚程德全10月26日报告北京清朝政府说：“自武昌失陷，苏省人心惶惶，谣言四起，既虑革党之构煽，又防伏莽之窃发”。（注：《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页49。）他接受当地绅商领袖的要求，11月5日在巡抚衙门前挂上一块“民国军政府江苏都督府”的招牌。巡抚改称都督，革命算是完成。既然巡抚已经革了命，就不准别人革命了，所以这个新都督第一批发出的告示中说：“照得私藏军火，军法应干斩决；苏省独立告成，防范尤宜严密”。（注：《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页63。）程德全是个善于投机的官僚。1900年义和团战争时，他以候补知县的身分在黑龙江，对于占领齐齐哈尔的俄国侵略军殷勤接待，侵略军对他很满意并表示信任。他在官场上由此发迹，一步步升到江苏省的巡抚。在辛亥革命中他摇身一变又成了民国创立时的一个要人。
广西各地会党力量很多，在革命风潮中，他们纷纷起来进行武装活动。巡抚沈秉坤同其他官员和谘议局的绅士们商议，决定抢先宣言独立。11月6日夜里，他们在桂林城里竖起几百面黄旗，上写“大汉广西全省国民军恭请沈都督宣布独立，广西前途万岁”二十四字，第二天，这个清朝的巡抚就成了谘议局公推的都督，他宣布：“改巡抚衙门为军政府，改谘议局为议院”。（注：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二编，页185。）但沈秉坤没有掌握军权，三天之后都督职位被广西提督陆荣廷夺去，陆是一个地方实力派。
安徽和山东也属于这一类型，但局势的发展有一些曲折。
在安徽的省城安庆，11月8日，由谘议局的绅士们宣告独立。安徽巡抚朱家宝当都督，谘议局议长窦以珏当民政部长。安庆的军界和知识界中有些同盟会的革命分子，他们不承认这个军政府，推出了留日士官学生王天培当都督。朱家宝表面上退让，但迅速地组织力量赶走了王天培。革命派在安庆没有实力，就去江西请求援助。从九江来的军队和本地的军队在安庆互争雄长，造成了混乱的局面。朱家宝的都督也做不成了。绅士们一时甚至找不出一个可以当都督的人来，他们组织了一个“皖省维持统一机关处”作为临时行政机关。终于他们找到了一个可以当都督的人，那就是在上海的孙毓筠。此人是安徽人，清朝大学士孙家鼐的侄孙，在日本留学时参加同盟会，1906年回国在南京被端方逮捕，态度立刻软化，投靠官方。虽然如此，革命派仍然承认他是老资格的同盟会员。这样的“革命家”当然是地主绅士们所可以接受的。12月下旬孙毓筠到安庆，以他为首的政权其实还是旧军人和地主绅士的政权。当时安徽省城以外各地已成立了好几个军政分府和类似的机关，它们都拥有武力，以革命的名义各自割据一方。它们的头领有真革命党，也有假革命党。为了发号施令，造成统一局面，在省城里有一个以假革命党为首的政权对于旧官绅来说，自然是有利的。
济南绅商学各界人士，11月5日在谘议局开会，讨论“预备独立”。山东虽然有些同盟会员在活动，但并没有形成有组织的势力。他们也有人参加谘议局的这次会议。会议的决定是请求巡抚孙宝琦宣布独立。孙宝琦向北京政府报告说：“闻谘议局集会时，激烈党已形暴动，昌言即日宣布独立。经和平党劝解，改为劝告政府，以冀转圜。”（注：《孙宝琦九月十六日致清内阁电》。见《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一期，页125。）所谓“和平党”就是指上层的立宪派绅士。孙宝琦决定接受这种请示，11月13日宣布：“山东全省人民，自今对于清朝，断绝一切之关系”，“以山东全省加入中华民国军政府”。（注：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二编，页231。）他在同一天电告北京朝廷诉述他的苦衷：他已被推为“总统”，“坚辞不获，且恐别滋事端，权宜俯允，冀保一时治安。世受国恩，形同叛逆，万死奚辞，惟有静候朝廷处置”。（注：《孙宝琦九月二十三日致清内阁电》。《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一期，页128。）袁世凯当时正竭力保持他在北方的势力，所以除了直隶、河南二省仍在他直接控制之下以外，又出兵山西占领太原，对于山东的即使形式上的独立也是不甘心的。他派了官员去协助孙宝琦，11月24日，孙宝琦宣布取消独立。因此，山东又回到了清朝的旗帜下。
（五）“不准革命”
广大的贫苦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群众在辛亥革命中是重要的角色。他们的革命力量虽然没有能充分发挥出来，但如果不存在这种力量，各省的“光复”不会这样迅速地实现。同时，因为这种力量并没有能充分发挥出来，所以各省在宣布共和胜利声中，革命的果实都落到善于随机应变的旧势力的手中。
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散布的革命思想，他们所发起的革命斗争，不能不在社会最基层的被压迫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革命动乱的时间越是延长，在广大基层群众中郁积着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积极性就会愈加迸发出来，以至完全搞乱现存的社会秩序，这是各地方的地主绅商所最害怕的。许多地方的起义的枪声一响，甚至起义的枪声还没有打响，原来的君主立宪派绅士们就表示赞成革命，地主阶级、买办阶级的代表人物和清朝的军政官员也摇身一变主张民主共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懂得，为了制止下层群众的真刀真枪的革命，不这样做是不行的。鲁迅在以辛亥革命为背景而写的《阿Q正传》这部小说中，特别写了“不准革命”一章，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真实。赵太爷、赵秀才、假洋鬼子等等，都不准下层群众革命，并为此迅速地设法弄了一个表示革命的“银桃子”挂在自己身上。
为了发动革命斗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需要从下层群众中找力量，但是在他们感到已经取得胜利的时候，就不再理会这种力量，甚至也加入了不准下层群众革命的行列。
从河南省的情形可以看到，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下层群众的革命热情，但并不能深入地、持久地进行组织和动员的工作。
开封、洛阳等地的知识界中有不少同盟会会员，他们主要通过办学校来传播革命思想，发展革命组织。在武昌起义后，他们也曾想依托新军军官的力量举行起义，但没有成功。当时的一个同盟会会员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河南的同盟会组织在辛亥年前本已在新军中建立了一些联系，但是在袁世凯重揽大权后，“倾向革命的带兵官多踌躇不前”，这是因为他们以为袁世凯当权就是汉族人当权，而且“袁世凯又是河南人，在军政界中不免沾亲带故，封建观念也就从中作祟”的原故。由于新军军官们不愿参加起义，同盟会组织“不得不转而依靠绿林力量和地方武装”。（注：吴沧洲：《河南的两次军事行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页369。）
11月下旬，同盟会河南组织计划发动一次进攻洛阳的行动，主要想依靠在嵩县的羊山占山为王的绿林的力量，他们为首的叫王天纵。嵩县的一个小学堂堂长石言是同盟会会员，他在豫西绿林中颇有声望，经过他的关系，同盟会组织派了在河南府中学堂当教员的刘春仁上羊山。刘春仁向王天纵和他的弟兄们宣说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武昌起义的情形，以及这次攻取洛阳的计划。和刘春仁一起上羊山的吴沧洲回忆说：“听了刘的讲话。他们都欢天喜地谈开了，有人说：‘先杀洛阳知府，再杀河南巡抚，赶走北京皇帝，孙文坐了天下，我们都要当官，没有人敢说我们是土匪啦！’有人说：‘六哥（指王天纵）当了都督，我们就可以出头啦！’”（注：吴沧洲：《河南的两次军事行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页363。）他们从这种认识出发，同意和同盟会合作进攻洛阳。由于清朝官方已经增兵防范，这次军事行动没有发动起来。
在洛阳地区有一个名为“在园”的农民组织。（注：杨依平：《略谈“在园”活动》。吴沧洲：《河南的两次军事行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页375-381。）建立这个组织的是住在洛阳东关下园的南大定，他是个菜农，并以染布为副业。他的住处同河南府中学堂相近，这个中学堂的教员和学生中有不少同盟会会员。他因此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染。他在下园创立的这个组织渐渐扩展开去，不但在洛阳城四关，而且在洛阳以外，直到伊川、孟津等县境内都有了这个组织。它的基本群众是农民，下园农民参加的达百分之七十以上。有些知识界中的同盟会会员也参加了它的活动。在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影响下，南大定领导的这个农民组织确定以推翻清朝为奋斗目标。但是这个组织的性质基本上仍是一个旧式的江湖会党，所以它也叫大刀会或小刀会。接受新成员时采取“摆堂”的仪式，饮血酒宣誓入盟。首领是“大哥”，以下依次排下去，直到“老十”。各地组织，每月逢三、六、九或二、五、八等日集会，练习武功。“在园”组织的声势越来越大，引起了清朝官方警觉。1911年洛阳知府察知“在园”组织有在洛阳发动起义的苗头时，立刻向省里告急。从开封派来了军队实行镇压。南大定被捕，英勇不屈地就义。许多参加“在园”活动的积极分子或者被捕，或者逃亡，组织受到了严重的摧残。这事发生在武昌起义的前夕。
同盟会组织在11月下旬约定王天纵的部队进攻洛阳时，也同时发动了参加过“在园”组织的农民群众。但是没有任何同盟会员继承南大定把这里的农民运动坚持下去。这次进攻洛阳的计划流产以后，“在园”这个农民组织消失了，这里的农民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联系也断绝了。
至于王天纵的那支部队，它以后活动在豫西一带，曾同陕西军政府所派一度打出潼关的张钫部队合作。在全国政权被袁世凯篡夺以后，羊山下来的大部分力量被编入分驻豫西各地的地方武装，称为镇嵩军。原来在河南的一个同盟会会员刘镇华任豫西观察使兼镇嵩军统领，他利用这些武力作为资本，投靠和效忠袁世凯，成了一个封建军阀。王天纵的几个大弟兄当了这个军阀的爪牙。王天纵本人被召到北京，当了袁世凯手下的官员。这种情况表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用革命呼声唤起了由破产的游民而变成的绿林好汉们，却不可能引导他们在革命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河南是在袁世凯控制下一直没有宣告独立的一个省。至于那些宣告独立的各省，在革命胜利的欢呼声中，下层群众所遇到的是“不准革命”的禁令，这种禁令甚至是伴之以武力镇压的。
在动乱程度最大、历时较久的四川，下层群众的革命力量所起的作用最明显，遭到革命后的新当权者的镇压也最厉害。在其他各省，都在革命过程中出现了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的不同形式的革命骚动。对于这些大量出现的、分散的、小规模的革命骚动，要一一加以叙述是不可能的。这里举几个典型事例也就足够说明问题了。
江苏省城是和平光复的。但江苏各地却并不那么和平。
在扬州发生了以孙天生为首的城市贫民和兵士的武装起义。（注：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编的《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江苏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中有《孙天生起义调查记》一篇，这篇调查是访问了五十余位当年亲历扬州光复的老人后写成的，执笔者是祁龙威。同一书中还有其他几篇有关的记载。）孙天生本是扬州的手工业工匠，失业后流亡到上海，接触到革命党。他在革命潮流高涨的时候回到扬州，利用江湖会党关系，把驻防当地的旧式绿营军中的一些士兵鼓动了起来。在11月7日（苏州光复后两天）他率领城外的士兵们，杀官起义，鼓噪入城。许多城市贫民和游民聚集到他的周围。几个小时内，起义者摧毁了城内的全部统治机构。他们打开盐运使的库房和大清银行，让群众来分取银钱，又打开监狱放出了狱囚。第二天，孙天生以扬州军政府都督的名义发布告示，宣布三年不完粮，诸捐杂税全免，还禁止商人抬高米价肉价。没有知识界的人参加他领导的革命，为他写告示的是个做古董买卖的小商人。新都督孙天生身缠白绸，骑马巡街，并且传见巨商富户。
封建性的盐商在扬州势力很大。恶霸、豪绅多半同盐商相勾结。他们本已准备象苏州一样地实行和平光复，孙天生的行动打乱了他们的部署。他们一面假意同孙天生商谈合作，一面散布孙天生是“冒充革命党”的流言。同时，由商会会长周树年出面邀请在镇江的徐宝山带兵来扬州。徐宝山本是盐枭头目，受清朝招安为缉私营营长。由于他凶狠残暴，绰号“徐老虎”。这时镇江已经光复，原新军第十八协的一个营长当了镇江的都督。徐宝山的部队原封不动地保存着，但已算参加了革命。他很想乘革命之机捞个地盘称雄一方，周树年的邀请正合他的意。扬州有些地主和商人不信任他，责问周树年说：“孙天生是假革命，徐宝山是否真革命？”但是周树年和其他巨绅豪富觉得孙天生比徐老虎更可怕一些，宁愿承认后者是“真革命”。徐宝山的军队进入扬州后，杀死起义军民七十余人，孙天生也被捕杀。徐宝山成为扬州军政分府的都督，周树年等人筹饷供养他。
苏南的无锡、常熟、江阴三县的边界地区在1911年发生“千人会”的农民起义。（注：《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有《千人会调查记》一文及其他几篇有关资料。这篇调查记是1960年扬州师范学院中国近代史乡土资料调查队进行调查后写的，执笔者是祁龙威。）这年七月里这个地区大雨成灾，被剥削的饥饿农民起来夺取地主绅商囤积的粮食。在抢米风潮中产生了千人会这个秘密组织。武昌起义的风声传来，农民中间传说：“皇帝已经没有了，租米可以不交了”，千人会渐渐公开活动。三县交界处方圆二十里范围内的贫苦农民纷纷参加这个组织，他们宰猪喝血酒结盟，盟辞的主要内容是：“同心抗租，临阵退缩者当众处罚”。在江苏省城和平光复后，这三县也迅速成立了由地主、资本家、旧官员组成的新政府，无锡军政分府的首脑是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出身的同盟会会员。这些新政府都采取保护地主阶级、反对造反的农民的立场，它们催迫农民照常交租。11月28日，常熟的军警下乡到王庄逮捕了千人会领袖人物周天宝。千人会以锣声号召群众集中到王庄，捣毁了王庄的几个恶霸地主的住屋和他们所开设的商铺，并且在王庄城隍庙里成立司令部，张贴出都督孙二、孙三和军师樊文涛的布告。孙二、孙三都是兼做裁缝的贫苦农民，樊文涛是穷苦塾师。
这时，江苏省境内自称都督的到处都有，但千人会产生的贫苦农民的都督是不被承认的。无锡、江阴、常熟三县的新政权，在苏州和上海的军政府的支持下派兵围剿千人会。手中只有锄头、钉耙、鱼叉、鸟枪的农民群众遭到了惨酷的镇压。千人会失败了。在群众的掩护下，孙二、孙三、樊文涛始终没有被捕，但是他们的声音再也听不到了。
还可以拿山西省东南部的长治、高平的干草会为例。（注：据1962年出版的《山西文史资料》第四辑中的《长治、高平的干草会》。）干草会是当地农民自发的组织。“群众手持木棒，随带干草，黑夜行路，手持火把”，因此称为干草会。武昌起义、太原起义的消息传来后，两县的各乡干草会“用鸡毛传信，沿村传送”，号召会众，集合起来，要求免粮免税，并且放火烧毁了许多大地主的家。这时两县还是清朝的旧县官。不久，民国的新县官上任，地主们向县里省里控告干草会。官方根据他们的控告进行镇压。各乡被认为是干草会头头的人，很多被捕，受到酷刑，被判罚款，有的还被杀头。
（六）交战与议和
前面已经说过（见第二十三章第四节），在袁世凯的军队占领汉口和汉阳以后，武昌军政府接受了袁世凯的停战建议，先是两个三天的武汉地区停战（12月3日晨到9日晨），接着是包括全国各省的十五天的停战（12月9日到24日）。
除武汉以外，发生战争的地区，主要是北方的山西、陕西，南方的皖北和南京。
清朝的两江总督驻南京。在江西、江苏、安徽三省都已宣告对清朝独立后，两江总督张人骏只剩下南京一个城。这时南京城里有江防营、缉私营、巡防营共四十多个营的兵力，其中主要的是江南提督张勋所统的江防兵二十营。由于张勋坚决主张效忠清朝，张人骏不敢接受南京绅士们提出的宣告独立的请求。南京本来还驻有以徐绍桢为统制的新军第九镇，张人骏担心新军中官兵有革命倾向，在武昌起义后，把第九镇全部调离南京城。第九镇的司令部移驻到南京城以南四十多里的秣陵关。徐绍桢本不是个主张革命的人，但看到大势所趋，决定站到革命方面来。11月8日他指挥所部进攻南京，失败了。他的部队退集镇江一带。驻镇江的第九镇第三十五标的兵士们已先一日（9月7日）宣布起义，成立了军政府，营长林述庆当了镇江都督。徐绍桢到上海和各方面联系，决定成立江浙联军，再次攻打南京。
江浙联军的总司令由徐绍桢担任。参加联军的除徐绍桢的部队外，有镇江的林述庆的部队、苏州程德全派出的刘之洁统带的部队、从浙江来的朱瑞统带的部队，还有从上海吴淞来的黎天才的数量很少的部队。他们参加作战各有自己的打算。清朝朝廷曾指派当过两广总督的岑春煊以宣抚使名义到四川去，岑春煊从广东把黎天才部调到上海准备做随他入川的卫队。武昌起义发生，岑春煊放弃了入川的打算，这支部队在上海无所依归。黎天才参加进军南京不过是想乘机捞一把，找个出路。江浙两省派出的军队也都是为了扩充势力。各个部队在作战中并不能很好地协同合作。就是原来属于第九镇的军官林述庆，现在也自立门户，不愿受徐绍桢的节制。但是南京已是一座孤城，进攻的联军兵力大于守军，优势是在联军这方面。从11月22日起经过十天的战争，联军分路占领了南京城外各个据点。张勋无力抵抗，南京的美国领事为他出面求和。在议和的条件尚未商定时，张勋率所部逃出了南京城，渡江到浦口往北走了。两江总督张人骏和城内其他主要官员也都逃走。这一天12月2日，是武昌宣布停火的前一天。
在皖北有一支由一些同盟会的革命分子领导的淮上军。在安徽省城宣布独立后几天，淮河南岸的寿州（今寿县）发生了起义，为首的是同盟会会员，曾经留学日本的张汇滔和省谘议局议员王庆云。在占领寿州后，他们以原来组织的民团和一些会党力量，再加上收编了当地的部分清朝官军，组成淮上军，分路进兵皖北各地。张勋逃出南京北走的途中，遭到占领了凤阳、蚌埠等地的淮上军的截击。淮上军企图消灭张勋的部队，没有成功。张勋到达徐州，在袁世凯的支援下扩编队伍，盘踞在那里。由张汇滔率领的一支淮上军向皖西北地区推进，先后占领了颍上（阜阳）、太和、蒙城、涡阳、亳县等地，他们还准备乘胜进军河南省，由豫东的沈丘、淮阳等地攻向京汉铁路中段地区，以扰乱湖北清军的后路。袁世凯看到这种情形，就命令河南布政使兼武卫军左翼长倪嗣冲进攻皖西北。12月10日倪嗣冲夺占太和。虽然武汉方面已和袁世凯商定从12月9日起全国停战十五天，但倪嗣冲仍继续进兵阜阳，这里是颍州府城。淮上军据城坚守，经过三天激战，敌军攻进城内，张汇滔率军突围。淮上军死于此役的有五百多人，被俘三百人。倪嗣冲除把这三百被俘人员枪杀外，还把阜阳城内所有不是本地口音的人一律当“乱党”杀死。倪嗣冲自己是阜阳人。在攻占阜阳后，倪嗣冲接着又从淮上军手里夺取了皖北其他许多地方。在1912年以后，倪嗣冲成为统治安徽的军阀。淮上军领袖张汇滔在上海被人暗杀，暗杀的指使者就是倪嗣冲。
北方的陕西省和山西省，在宣布全国停战以前和以后都有战争。袁世凯在提出全国停战时表示，陕西和山西是不算在内的。
陕西省的军政府组织了东路军，由张钫统率，在11月中旬夺占潼关，进入豫西地区。袁世凯派赵倜带领名为毅军的部队在豫、陕边境同张钫部反复交战。张钫还得到了豫西的王天纵的部队配合。12月中旬，全国已经停战的消息传来，张钫派代表到敌营去议和，代表们都被杀。战争仍然继续进行。终于在1912年1月20日，赵倜的毅军占领了潼关。张钫的陕西军队被击溃，因而西安以东的通道完全向敌人敞开了。同时，西安还受到从西面来的威胁。在陕西宣告独立后，清朝朝廷任命在甘肃平凉的满洲官员升允为陕西巡抚，驻兰州的陕甘总督长庚拨给他一部分精兵，并且派陕甘提督张行志率兵和他配合，分路攻入陕西境内。不顾外边的停战协议，升允攻到乾州，张行志攻到凤翔。陕西军政府在作战中主要靠哥老会的力量。由于哥老会的弟兄们死守硬拚，使敌人没有能占领乾州和凤翔。但是在1912年2月上旬敌人占领了醴泉，并进逼咸阳。在东西两面形势危急的情况下，以张凤翙为首的陕西军政府有过放弃西安，退到陕南的打算。最后，由于全国政权已经落到袁世凯手里，张凤翙在陕西的地位为袁世凯所承认，升允和张行志的部队才退出了陕西。
太原在10月30日成立了军政府后，清朝朝廷派新军第六镇的统制吴禄贞率部由石家庄向西攻打太原。吴禄贞是日本士官学校第一期中国学生。他虽没有参加同盟会，但有资产阶级革命的倾向。由于他花钱贿通了庆亲王奕劻，所以能够挤进为袁世凯的亲信所把持的北洋六镇。但是第六镇的军官们几乎都是袁世凯系统的人，吴禄贞并没有能真正掌握他的部队。第六镇下辖两个协，第十一协在武昌起义后拨给了荫昌，随着他南下。吴禄贞带到石家庄的只有第十二协。他派人同山西军政府暗中联系，11月4日他同阎锡山在娘子关秘密会晤，商定合作，共组燕晋联军。吴禄贞还同驻冀东滦州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一向互通声气，他的计划是以燕晋联军和冀东的军队一起进兵北京。袁世凯对吴禄贞早已抱有戒心，把他看做是必须铲除的异己分子。为此，他派人以重金贿买了吴禄贞所亲信的卫队长。11月6日的夜间，吴禄贞被这个卫队长杀死。接着，滦州的张绍曾也被清廷调离军职。
吴禄贞死后，袁世凯改派北洋新军第三镇统制曹锟及所属第五协协统卢永祥进攻山西。12月中旬，曹锟、卢永祥的军队攻陷娘子关，并且进占太原。与此同时，晋北的大同也发生战争。在大同的同盟会支部领导下，11月30日发动起义，成立了大同军政府。清廷从直隶派出部队围攻大同。以续桐溪为首的革命派分子坚守大同四十多天，弹尽援绝，放弃了大同。清军占领太原和大同，都是在全国停战的协议成立以后。曹锟、卢永祥的军队在占领太原后，还北到忻县，南到临汾，以“剿匪”名义镇压各地的革命力量。
从以上所说的情形可以看到，袁世凯提议停战议和，是为了麻痹对方、束缚对方的手脚，但并不妨碍他自己在需要的时候动用武力。当时，在南方已经宣告独立、主张共和的十二个省内反对议和，要求北伐的呼声很高，有的省还出动了北伐的军队。虽然有些呼声不过是空喊，有些所谓北伐军并不真是打算北伐（例如云南唐继尧就是以北伐军的名义进入贵州，霸占贵州的），但是如果战争的状态继续保持，从南方各省总会有些军队由各种不同动机出发而侵入到仍在袁世凯控制下的北方几个省来。用停战议和的空气冲淡北伐的呼声，这对于袁世凯是极为有利的。
在独立的各省中当权的，除了主张实现民主共和，但并不能彻底进行民主革命的革命派以外，是些穿起革命外衣的君主立宪派绅士、旧官僚、旧军阀、流氓政客。他们都已经把宝押在民主共和上，因此他们也坚持清王朝必须下台，国家必须得到民主共和的形式，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作为建立民国的功臣和元勋而保证他们的权力和地位。但是对于他们说来，革命和战争状态愈早结束愈好，如果能不经过战争，而在谈判桌上得到一个民主共和国，那是再好也没有的了。所以袁世凯抛出来的停战议和的诱饵对他们是十分可口的。
11月9日，湖北的黎元洪通电各省，要求派代表到武汉来举行会议组织临时中央政府。同时江苏、浙江、上海三个都督也在11月11日共同发出号召，要各省代表到上海集会。结果，有几个省的代表到了武汉，多数省的代表集中在上海。在上海的代表们成立了一个“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由于湖北军政府方面以首义的资格力争以武汉为中心，上海的联合会在11月23日决定搬到武汉。11月30日，代表们在武汉开始集会。这时，冯国璋的军队已经占领汉口和汉阳，正在炮轰武昌，所以会议躲到了汉口英租界，在一家洋行里举行。会议虽然通过了一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但并没有根据这个组织大纲产生临时大总统，组成临时政府。会议只是重申了在上海已经作出的决定，说是各省“公认湖北军政府为中央军政府”，要黎元洪“以大都督名义，执行中央政务。”（注：刘星楠：《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页244。）这样的决定实际上是适应于袁世凯的要求而作出的。在袁世凯通过汉口英国领事向湖北军政府提出停战三天的同时，也提出了长期停战的问题。英领事把这个信息传达到在汉口英租界内的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并且说，黎元洪须能代表各省，方能议及长期停战。因此，使黎元洪具有“执行中央政务”的身份，正是为进行和议创设前提。
各省代表会议在汉口开到12月7日。会议决定接受袁世凯所提出的在第二个三天停战后，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停战十五天的建议，并同意袁世凯派唐绍仪为代表同黎元洪或者他的代表“讨论大局”。他们还确定了和平解决的四个条件，这就是：“一、推倒满洲政府；二、主张共和政体；三、礼遇旧皇室；四、以人道主义待满人。”（注：刘星楠：《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页246。）有的记载说，会议还有这样的决定：“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注：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页391。）根据其他记载，会议虽然没有明确地作出这样的决定，但是与会的代表们对这点是有默契的。（注：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页282。）正因为已经有了这样的决定或默契，当然就更不急于成立临时政府了。
而且在成立全国政府的问题上，在长江下游三都督和湖北军政府之间还有矛盾。江苏、浙江、上海三个都督，一个是旧巡抚（江苏程德全），一个是立宪派（浙江汤寿潜），一个是流氓政客（上海陈其美），他们虽然同黎元洪没有什么原则问题上的对立，但是他们主张在上海开各省代表会议，是有他们的野心的。会议虽然从上海移到了汉口，但每省仍留下一两个代表在上海。正在汉口会议举行期间，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占了南京，这就大大提高了这三个都督的发言权。4日，他们嗾使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开会，程德全、汤寿潜、陈其美这三个都督也参与会议。这次会议决定以南京为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并且推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他们把黄兴当作一张牌打出来，是利用他作为革命党领袖的声望来压倒具有“首义”资格的黎元洪。事实上，黄兴在汉阳战败以后到了上海，手中没有一兵一卒，所以他表示推辞。
由于武昌处于对方的炮口之下，黎元洪无法反对以南京做临时政府所在地。同时，黎元洪还遭到另外一个失败。袁世凯派的议和代表虽然到了武汉，但是和议却没有能在武汉举行。黎元洪所指定，各省一致同意的议和代表是伍廷芳。伍廷芳在上海，表示不愿意离开。特别是为这次议和拉线的英国人也主张在上海租界里举行和议。对此，黎元洪也无法反对。但是对于以黄兴为大元帅，他提出了抗议，表示不能承认。
在汉口和在上海的各省代表，12月11日都到了南京。江苏、浙江、上海三个都督在最初召集这些代表时，是要求各省的都督府各派代表一人，各省的旧谘议局也各推代表一人。因此，出席会议的各省代表，多半是立宪派的人物和投革命之机的政客。这些代表中也有同盟会会员，但他们在成立中央政府的问题上并没有独立的主张。例如在汉口开会时担任议长的是老同盟会会员谭人凤，他坚持主张要成立临时政府只能以黎元洪为首脑。
12月14日，各省都督府会议在南京开始举行。会议决定根据在汉口通过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选举临时大总统。但这时从武昌传来消息，说是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在武昌向黎元洪表示，袁世凯也主张共和，而且唐绍仪即可到上海同伍廷芳开议，于是会议又决定，暂缓选举临时大总统，由大元帅暂时担任大总统的职权。黎元洪一派的人反对把黄兴摆在黎元洪之上，而黄兴自己也力辞，于是12月17日，会议又把这两张牌颠倒了一下，让黎元洪当大元帅，黄兴当副元帅。但是所谓大元帅、副元帅都不过是个名义。各省的代表实际上是在等待唐绍仪和伍廷芳在上海会议的结果，把大总统的职位空下来留给袁世凯。
12月25日，孙中山从国外回到上海，局势发生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