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宣统三年（1911年）三月的广州起义（即黄花岗之役）遭到失败后，孙中山仍继续在美国各地华侨中宣传革命。闰六月十七日（8月11日）他在一封信中说：“现时各省民心切望革命军起，以救彼等脱离清朝之苛政者，已若大旱之望云霓；而十八省之新军，亦多倒戈相助。……吾党无论由何省入手，一得立足之地，则各省望风归向矣。”（注：《复美国某埠华侨郑泽生信》。《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533。）但他没有料到两个月后，他所想望的胜利就在湖北省会开始了。他在美国中部科罗拉多州的旅途中，从报纸上看到了“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消息。
孙中山后来在他的回忆革命经过的文章中说，当时他如果经太平洋回国，二十多天就可以到上海，但是他认为，他应该“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注：《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页209。）他又认为，外交方面的关键是在英国。因此他从美国到了英国。这时外国报纸上已经有中国革命胜利后，共和国的首任总统将由孙中山担任的说法。他在英国为阻止四国银行团对清朝政府的巨额贷款进行交涉，并且想同银行团商谈革命政府借款的问题。英国方面表示，不再贷款给清朝政府，至于革命政府，那要等正式成立后才能开议借款问题。孙中山又从英国到法国，然后登轮回国。12月25日他到达上海，已经是武昌起义后两个半月了。
孙中山是第一个提倡在中国通过革命实行资产阶级理想的人，他为此已经坚持不懈地斗争了十多年。从1895年起，他被清朝政府通缉，从此他不可能回到国内活动。虽然他没有直接参加，但是人们都不能不承认，武昌起义的胜利和各省的迅速响应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多年间的革命宣传和革命斗争所结出的果实。孙中山是作为公认的革命领袖而回到国内的。
孙中山回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是就在革命党人中也有人不赞成他回国，例如坚持主张黎元洪担任临时大总统的同盟会会员谭人凤就以为孙中山最好还是在国外活动。谭人凤的自传说，他当时的主张是“黎既冒首义功，自应俾之过渡”。这实在是一种奇怪的逻辑。他又认为，“中山不悉国内情形，临时政府初起事艰，决难胜任，不如以全权大使历聘列强，备为异日正式选任。”（注：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见《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三期，页59。）
革命势力由于孙中山的回国而有了一个有力的中心人物，这使反对革命的方面感到震惊。袁世凯派到上海进行和议的代表唐绍仪在12月27日电告北京的内阁说：“默察东南各地民情，主张共和，已成一往莫遏之势”。“孙文来沪，挈带巨资，……声势愈大。正议组织临时政府，为巩固根本之计。且闻中国（指清政府——引者）商借外款，皆为孙文说止各国，以致阻抑不成”。（注：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三编，页7。）
当孙中山快要到达上海的时候，许多报纸说，他带来了“巨资”，支助革命军。孙中山在他自传中这样说：“予甫抵上海之日，同志之望我者以此，中外各报馆访员之所问者亦以此。予答之曰：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注：《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页211。）
但是和议已经在12月18日在上海开始。
袁世凯派出议和的全权代表唐绍仪，是上一世纪七十年代的留美学生，在袁世凯手下任职多年，1900年后在清朝先后任外务部、邮传部的侍郎、奉天巡抚、邮传部尚书。他既是袁世凯所信任的官员，又是个老留学生，因此被派为代表。袁世凯还派了各省籍的官员和名流多人随同唐绍仪南下。唐绍仪谈判的对手伍廷芳，也在上一世纪七十年代留学英国，曾在香港充律师，又做过清朝的修订法律大臣、会办商务大臣、外务部和刑部的侍郎，并且担任过两任驻美国使臣。他第二次出任驻美公使，1910年初回国后，住在上海，和立宪派的张謇等人接近。武昌起义后他宣布赞成共和。伍廷芳有几个参赞，汪精卫是其中的一个。前面已经说过（见第二十三章第三节），汪精卫在北京出狱后已为袁世凯所雇佣，他是随着以唐绍仪为首的代表团一起到上海的，但是到了上海以后，却又一变而成了南方代表伍廷芳的参赞。由于他既同袁世凯关系密切，又被认为是同盟会的革命家，所以他在议和进行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代表袁世凯的唐绍仪急于要求南方，也就是革命方面承认停战状态继续保持下去，虽然事实上在安徽、陕西、山西等地主要由于清朝军队发动进攻，还有战事。南方认为，既要停战，就不应有例外的地区。唐绍仪接受了伍廷芳的建议，双方通知交战地区的军队一律停战。伍廷芳接受了唐绍仪的主张，在预定的停战期满后继续停战七天（1911年12月24日到31日）。
唐伍间的上海会议所讨论的并不只是和战问题。袁世凯在会议开始时通电各省说：“此次派唐绍仪赴上海议和，实为商谈改革政治问题。本大臣向来坚持君主立宪政体，即英、德、法、俄、日本，亦均赞成君主而反对共和。故此次上海会议之结果，可预料其决无改为民主之理。”（注：《中国革命记》第十三册《记事》栏，时事新报馆1912年1月版，页4。）维持清朝皇室而实行君主立宪，这是袁世凯公开表示的政治主张。但是他的代表唐绍仪显然摸透了袁世凯的用心，在会议上表示，不但他自己不反对共和立宪，而且似乎袁世凯也并不反对，只要袁世凯能够当上总统。唐绍仪还表示，现在的问题只在于“宜筹一善法，使和平解决，免致清廷横生阻力”，“使清廷易于下台，使袁氏易于转移”。（注：《南北代表会议问答速记录》，见《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页77、79。）
12月20日的会议上，唐绍仪提议，由南北各省，加上内外蒙古、西藏，各推代表，举行“国民大会”，来决定君主或民主的问题。这就是他所说的“和平解决”善法。伍廷芳表示同意。这两个官员，尽管各自作为一方的代表，但是他们本来气味相投，当然很容易得到一致的意见。清朝朝廷，经过御前会议讨论后，12月28日发布谕旨，同意上海会议上两个代表的协议。
但是对于上海会议达成的这个协议，在已经宣布共和的各省的当权派以及集合在南京的各省都督府代表们中间，引起了疑虑和反感。这是因为：第一、袁世凯虽然再三要求停战，却乘机派兵侵入山西、陕西，这使人们认为他是实行“南和北战”的策略，在和平烟幕下争取时间，加强他在北方的地位，以便进一步用武力对付南方。如果再要推举代表召开新的会议，那就使他得到更多的时间。第二、袁世凯公开主张维持清朝皇室、实行君主立宪，这就使那些愿意袁世凯来担任民国总统的人们怀疑他是否有此决心。第三、如果还要举行一个新的会议来决定君主或民主的问题，那就是否定了已经在南京召开的各省代表会议的地位。
孙中山正在这时候回国。在他到达上海后四天，12月29日，南京的各省代表会议进行临时总统的选举。与会的有十七省代表，每一省投一票。孙中山以十六票当选，只有浙江省代表没有投他的票。12月31日，孙中山率领一些随员从上海到南京。次日，孙中山就任临时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这一天就是1912年1月1日（阴历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
前面说过，在孙中山回国以前，各省都督和各省代表会议已经酝酿成立临时的中央政府。但是他们找不出一个公认的有威望的领袖人物，而且他们在企待袁世凯来担任总统，因此，他们只是推举了黎元洪和黄兴做为大元帅、副元帅，暂代临时总统的职权，而这两个人又都没有就职。只是因为袁世凯迟迟不作出最后决定，他们才感到有必要迅速把中央政府成立起来。已经宣布共和的各省各自为政的局面不能长久保持下去，这固然是他们要成立中央政府的一个原因，但是这还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有两点：第一，他们认为，成立了中央政府，才有可能得到外国的“承认”。当时参加革命的所有人，包括真正的革命派，更不用说投机分子了，都把帝国主义列强的“承认”看做是首要的事。第二，他们又用成立中央政府来向袁世凯示威，但并不是同袁世凯决裂，而是企图迫使他早下决心抛弃清皇朝。因此，他们只愿意把新政府称为“临时政府”，孙中山只是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虽然反对用“临时”的名义，但他的主张没有被接受。
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不回避他出任大总统所可能遇到的风险，毅然地到南京就职。他在就职宣言中说：“临时政府，革命时代之政府也。”（注：《总理全集》，近芬书屋1944年版，宣言页4。）但是他不能不受到瀰漫在革命队伍里的那种并不想彻底进行革命，要把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的思潮的影响。他的就任大总统誓词中说：“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所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注：《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页8。）他又致电北京的袁世凯，表示自己只是“暂时担任”组织临时政府，并且说，“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576。）
这种情形决定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的命运。它只能是一个过渡性的政府，它所担当的任务不是把革命进行到底，而是用妥协的方法来结束革命。
（二）袁世凯在南北议和中的阴谋
袁世凯在1911年11月16日组成以他为首的内阁以后，迅速地把清朝的全部政权、军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摄政王载沣（皇帝溥仪的生父）已不起任何作用，12月6日自请退位。载沣的弟弟载涛是军谘府大臣，又是禁卫军训练大臣，也接着请求解除军职。袁世凯立即以他的亲信徐世昌任军谘府大臣，并且以另一亲信冯国璋来统率禁卫军。残余在皇族手里最后一点军权由此而全部丧失。皇族中有些人如庆亲王奕劻早已同袁世凯相勾结，有些人虽然对袁世凯不满和猜忌，但也只能坐看大权为他所独揽。从皇太后（光绪皇帝的妻子，称为隆裕太后）到所有亲贵，都已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依仗他来挽救清朝命运。在北京城里的官员们，有些看到形势不妙，弃职离去，留下来的都依附于袁世凯的周围。
袁世凯虽然拥有当时最有训练、最强的北洋军队，但是在全国几乎三分之二的省份已经宣布对清朝独立的情况下，他显然不可能靠兵力来扑灭革命的火焰。当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政府成立时，全国除内蒙古、外蒙古和西藏以外，二十二个省中只有直隶、河南、山东、甘肃、东三省和新疆还没有改换清朝的旗帜。但在这些省份里也存在着动乱的因素。
山东在清朝巡抚孙宝琦取消了独立（见第二十四章第四节）以后，袁世凯派去的官员对革命实行严厉的镇压。济南城里凡剪了辫子的男子都有被拘留的危险。但是山东巡抚已不能完整地统治全省。革命党人在胶东发动起义，占领了烟台、登州（蓬莱）、荣成、文登等地，并在烟台成立了军政府。在胶济铁路东段沿线地区，也有人组织革命军，先后占领即墨、高密、安丘、诸城等地。清军在即墨和诸城实行了残酷的杀戮。
袁世凯以重兵控制的河南省也总是不太平。同盟会组织在11月下旬进攻洛阳的计划流产后，省城开封学界中的一些同盟会会员又联络了城里的陆军学校学生等力量，准备发动起义。但因为这时正是黎元洪和袁世凯协议停战十五天的期间，他们没有即时发动（由此可见停战协议是起了麻痹革命的作用的）。由于延期，起义计划被官方察觉。在12月23日这个预定起义日前夕，同盟会会员张锺端等十一人被捕杀，他们大多数是留日学生。死于此役的还有不少不知名的劳动群众。河南的清军在西面同陕西的革命军作战，在南面要保障在汉口方面的清军后路，并防御可能从几个方面来的北伐的革命军。陕西的革命军在得到各地民间的武装力量的配合下一度攻入豫西。豫南南阳、邓州一带也有许多民间武装力量，等待时机，跃跃欲试。从鄂西北出发的北伐军在1912年1月间攻入河南，占领了新野、邓州、南阳等地。因此如果战事延长，袁世凯对河南的控制是并没有把握的。
统治甘肃的是效忠于清室的陕甘总督长庚，他只能起牵制陕西的革命军的作用。新疆巡抚袁大化仍站在清朝方面。1912年1月7日同盟会会员冯特民等人在伊犁地区联络了当地的新军发动起义，成立了都督府。已卸任的伊犁将军广福（蒙古族）被推为都督。因而在新疆形成了两个政权对立和交战的形势。
革命的潮流也激荡到东北三省。早在武昌起义后一个多月，为了给人以独立的假象，奉天（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都由清朝原来的军政长官主持成立了所谓保安会。这三个省，特别是奉天省的不少地方，革命党人联合当地的绿林力量举行起义，都迅速失败了；只有在辽东半岛的庄河、复县一带，起义队伍站住了脚跟，维持了几个月，为首的是在北洋军中担任过协统的蓝天蔚，他号称关外大都督，但他的势力没有能发展到较大地区。虽然如此，关外清军也穷于应付了。
就在北京近畿和直隶省，也埋伏着危机。一些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为响应武昌起义，在天津秘密成立了北方革命协会。1912年1月2日，在冀东的滦州，新军第七十九标以营长王金铭、冯玉祥等为首的下级军官和兵士们宣告起义，并向天津进兵。袁世凯派出较强的兵力阻击围攻，起义军遭到歼灭性的失败。北方革命协会还在通州、天津等地图谋发动起义，但没有实现。这些情形都表明袁世凯的脚底下是很不安定的。
拿革命方面全部力量来和袁世凯相比，优势是在革命方面。就全国人心向背来说，更是如此。如果已经宣告站在共和方面的十四个省的武装力量，在统一的部署下，目标一致地进行战争，那么，还在清朝统治下的地区内部必然发生更大的动乱，清皇朝连同袁世凯的覆灭可以说是指日可待的。
正因此，袁世凯必须用议和来使革命力量踏步不前，以至向他屈服。
袁世凯的后台帝国主义者极力要阻止革命战争的延长，促成有利于袁世凯的议和。上海的议和会议是在英国人的牵线下开始的。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是实际上的导演。英国在上海的一个商人李德立出面做交战双方的调停者。李德立以传教士身分在中国活动多年，又是英商卜内门公司的代理人，他向来同官场交结，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到上海就住在他的家里。他还出席唐绍仪和伍廷芳的议和会议。李德立在致黎元洪的电报中说：“战延不和，中国前途，不堪设想。”（注：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页411。）在会议刚开始时，英、美、德、法、日、俄六国驻上海领事一起到唐绍仪和伍廷芳两人住处，代表他们的政府提出了意见书，意见书中表示：“中国如果继续战争，不特有危于本国，并有危于外人之利益安宁”，因此，“愿两议和使设法将战争早日消灭”。（注：《中国革命记》第十四册，《记事》栏，页4。）袁世凯之所以能在劣势下取得他所需要的停战，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有位回忆录作者说：“辛亥武昌起义之后，袁世凯显然抱着这样的态度：一、不赞成革命，二、同意推翻清廷。”（注：汪彭年：《武昌起义后袁世凯操纵时局的几点见闻》。《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页429。）这个观察是符合事实的。这就是说，袁世凯要的是推倒清朝由自己取而代之，但决不使它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
当时，袁世凯向人说：他是有“良心”的人，“虽时势至此，岂忍负孤儿寡妇乎”。（注：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页131。）但谁也不相信他真是要维护清皇朝。他之所以不象革命阵营方面的人所希望的那样，立即把清皇朝搞掉，是因为他不愿因此而在北方造成内部冲突，这种冲突将使他在同南方的力量对比中更处于劣势。他宁愿利用革命形势造成清皇朝不得不自动让位的局面，同时又利用清皇朝的存亡问题作为他同革命阵营讨价还价的筹码。革命阵营方面不认为自己有力量推倒清朝，迟迟不成立自己的中央政府而把大总统的宝座留给袁世凯，这显然是极大地鼓舞了袁世凯及其党羽们，使他们相信，再等待一下，革命阵营因为要仰赖袁世凯推倒清皇朝而承认他当皇帝，也不是不可能的。正因此，袁世凯并不急于把大总统的宝座作为南方的礼物接受下来，而要停战议和，争取一段时间，进行各方面的安排，以实现自己的阴谋。
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在南京成立政府，对于袁世凯是一个打击。袁世凯对此立即作出了一系列的反应。
袁世凯打断了唐绍仪和伍廷芳在上海进行的会议。这时他们已经在具体商量如何召开所谓国民会议的问题。袁世凯宣称，唐绍仪超越了自己的职权，达成了他所不能承认的协议。按照袁世凯的旨意，唐绍仪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同一天，即1912年1月1日，辞去代表之职。
1月3日，袁世凯的党羽，冯国璋、段祺瑞等四十八个将领联名电告伍廷芳，声称他们坚决反对共和，拥护君主立宪。所谓反对共和，当然就是反对以孙中山为大总统的南京政府。这是袁世凯发动他的部属对南京政府的一次示威。
1月5日，面对武昌前线的清朝军队从汉阳撤退，接着又从汉口撤退。袁世凯在攻占汉口、汉阳后，已同武昌的黎元洪心照不宣，和平共处。现在在南京的中央政府成立后，他又把军队撤退到离汉口约一百里的孝感，并经过英国人通知武昌方面不得进占汉口、汉阳，黎元洪表示照办。黎元洪虽然口口声声讲北伐，但实际上是越来越被拉拢到袁世凯方面去了。袁世凯加紧在革命阵营中做分化工作，以求孤立孙中山的南京政府。汉阳、汉口的撤兵是这方面的一个明显的行动。
袁世凯还指使在徐州的张勋的部队向南发动进攻以威胁南京。但张勋的进攻不但没有收效，而且在对方的反攻之下，他被迫放弃徐州，退到了济南。张勋的部队不属于正牌的北洋军，战斗力比较差。但他的迅速败退也可证明，用战争解决问题是对革命阵营有利的。
因此，袁世凯仍然主要采用战场以外的方法来对付南京政府成立后的局势。虽然他使唐绍仪和伍廷芳的会议停止下来，但他并不放弃停战议和的旗帜。他自己出面同伍廷芳通过电报继续进行谈判。首先就达成了从1912年1月1日起继续停战的协议。袁世凯和伍廷芳的来往的公开电报中虽然还在谈召开国民会议的问题，但这不过是迷惑人心的烟幕，其实这时谁都不准备召开这样的会议了。实质性的谈判，他们是经过密电来进行的。继续留在上海的唐绍仪也和伍廷芳秘密联系。他们之间谈判的实质问题就是：在什么条件下结束清皇朝，同时取消南京政府，使一切权力都归于袁世凯。同这种谈判相配合，袁世凯的后台帝国主义和他在革命阵营中的朋友们一致动员了起来，从各方面造成南京政府的困难，迫使它只能走到袁世凯所设计的圈套里去。
当袁世凯确实弄清楚了南京政府不可能独立地有所作为的时候，他就反过来对清朝施加压力。1月16日，他以内阁总理的名义提出奏折，竭力申说以现有兵力财力，无法作战，“常此牵延，必有内溃之一日”，而且“彼众若狂，醉心民主……人心涣散，如决江河，莫之能御”。他说，作为总理大臣，他无权决定“帝位去留”的问题，只能要求“皇太后皇上召集皇族，密开果决会议，速定方案，以息兵祸而顺民心”。（注：尚秉和编纂《辛壬春秋》第二十六，《清室禅政记》，页17-18。）在提出这个奏折的前三天，他让手下的将领们致书朝廷的亲贵们威胁说：“查亲贵王大臣财货寄顿外国银行者数千百万，若不尽买公债以抒危难，非但财不能保，杀身之祸且在目前。”（注：尚秉和编纂《辛壬春秋》第二十六，《清室禅政记》，页15。）
从1月16日起，袁世凯托称生病，不再自己上朝，而由他的内阁中其他成员代表他和朝廷联系。
皇太后召集王公贵族，开了几次御前会议。他们不愿意立即作出使自己退出统治地位的决定。皇族载泽、溥伟等人慷慨激昂地反对袁世凯，斥骂他是“私通革命的奸细”。虽然他们有的只是慷慨激昂的空谈，但毕竟使问题成为僵局。
1月26日，贵族中的少壮派领袖人物良弼在上朝回家时，被人用炸弹杀死。这次暗杀是汪精卫按照袁世凯的要求找了一个革命青年袁家珍干的。良弼是禁卫军中的协统。禁卫军虽已由冯国璋任总统，但军官和士兵中很多是满族人，良弼在这里面还有相当的影响。袁世凯利用革命分子的力量除掉良弼，既是清除了一个心腹之患，又是借以恐吓那些王公贵族。对于这些养尊处优、贪生怕死的寄生虫，这一着是起了一定效力的。
也就在1月26日，跟着袁世凯的指挥棒转的将领们联名奏请，吁请皇帝立即退位，确定共和政体。列名在这道奏文中的是二十三天前通电反对共和的原班人马，只除了冯国璋一人，因为他统率禁卫军，不便参与这样的吁请。
到这时，袁世凯的态度是很明确了。清皇朝既已经把袁世凯当做唯一的支柱，除了退位，没有任何别的路可走了。
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时，虽然已经承认以袁世凯使清皇朝下台为条件，推他为大总统，但是袁世凯并不打算来当南京政府的大总统。他要求清皇朝和南京政府一起取消，而由他来组织统一南北的全国政府。早在1月16日，他向朝廷提出“帝位去留”问题的时候，他也经过伍廷芳向南京政府提出，在清皇朝退位的时候，南京政府应该立即解散。1月26日袁世凯的将领们的奏文中提出的主张是：“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府，以现在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担任条约国债及交涉未完各事项，再行召集国会，组织共和政府。”（注：《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卷174。）这就是说，在清朝皇帝退位后，袁世凯的内阁还存在，它将是清皇朝合法的继承人，在这样的安排下，南京政府是没有任何地位的。这也就是说，与清皇朝退位同时，南京政府也应该消灭。袁世凯暂时放弃了他当皇帝的想望（他将在三年以后重新谋求实现这个想望），但他要以清皇朝的继承人的身份，而不是靠南方的推戴，取得国家的最高权力。
对此，南京政府表示愤慨。1月27日，孙中山电致各国公使说：“本总统甚愿让位于袁，而袁已允照办，岂知袁忽欲令南京临时政府立即解散，此则为民国所万难照办者。盖民国之愿让步，为共和，非为袁氏也。……袁氏之意实欲使北京政府、民国政府并行解散，俾得以一人而独揽大权也。”（注：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人文月刊社1936年版，页19-20。）
（三）南京政府的腰杆不硬
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在汉口开会时制定了一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南京政府的成立，就是依据这个组织大纲。这个组织大纲中只规定有大总统，没有副总统。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三天，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又作出了添设临时副总统的决定，把在武昌的黎元洪选做临时副总统。
按照这个组织大纲，临时政府在大总统之下只有外交、内务、财政、军务、交通五个部，其人选都由大总统提出。孙中山在组织政府时，为了使各派势力都得到满足，扩大为九部。九个总长中只有两个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是陆军总长黄兴，教育总长蔡元培。担任外交总长的王宠惠是美国耶鲁大学1905年的毕业生，他在欧洲时虽曾同孙中山接近，参加了同盟会，但他的政治倾向是属于温和的立宪派的。此外的六个总长都是立宪派和旧官僚。江苏的立宪派大资本家张謇被任为实业总长，浙江的立宪派绅士汤寿潜被任为交通总长。孙中山原来想让同盟会的宋教仁当内务总长，遭到人们反对，结果由老官僚程德全担任。财政总长陈锦涛、海军总长黄锺英、司法总长伍廷芳也都是原来清朝的官僚。这些总长，还有次长的名单都在1月3日确定了下来。
黎元洪欣然接受了副总统的职位，但并不离开湖北的地盘而到南京来。那些担任总长的社会名流和旧官僚也一概不来上任。南京临时政府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他们是不愿来分担艰巨的。孙中山的主要助手是陆军总长黄兴，他还兼任参谋总长。参加南京政府工作的各部次长和其他职员，固然有不少猎取官职的投机政客，但多数是具有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倾向的年青人。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还规定设立参议院作为立法机关。参议院由各省都督府所派的参议员组成。这样的参议院在1月28日成立。这样，这个临时政府的机构就都齐备了。
在1912年初到南京在总统府的秘书处担任工作的吴玉章，在他的回忆录中指出：“这个临时政府，既有立宪党人，也有官僚军阀；但革命党人还是占主要地位。它是一个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政权。”（注：吴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页146。）就这个政府的领导者和参加工作的多数人员来说，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这里还需要补充说，在这个政府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中，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色彩并不多。
在革命爆发前，资产阶级已经在政治上分为立宪派和革命派两个部分。革命一爆发，立宪派纷纷放弃他们的君主立宪的旗号而主张共和，表示参加革命，但是立宪派还是立宪派，他们的主张是绝对避免用革命的方法，而要用改良主义的方法，用向地主买办阶级妥协迁就的方法来实现共和。立宪派的这种主张在以为革命的胜利已经取得，或至少已经在望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中得到了同情的响应。立宪派和革命派的区别好象已经不再存在，许多革命派分子已经不认为自己同立宪派有什么原则的区别了。形式上是立宪派顺应了革命潮流，实际上却是革命派在思想与政治上在很大程度上为立宪派所同化。南京临时政府这个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政权，可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立宪派的联合政权，在这种联合中，占优势的思想却是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思想。
这时的同盟会，已经不能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组织起领导作用。吴玉章指出：“同盟会自广州起义失败以后，即已趋于涣散，而至武昌起义以后，几乎陷于瓦解状态。章太炎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两句话虽是极端错误的，但用来形容当时的情况，倒很合乎事实。”（注：吴玉章：《辛亥革命》，页145。）
有些同盟会会员跟在立宪派后面，在同样的乐器上奏同一曲调。例如1911年冬在上海，以伍廷芳、张謇为首发表了一个《共和统一会意见书》，（注：见《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三编，而76-82。）列名为发起人的有些是当时有名的同盟会会员（其中包括已在暗中投降了袁世凯的汪精卫）。这个意见书虽然表示主张“共和政体”，而且主张“即速北伐”，但是表示十分担心民主自由空气盛行，将难以“恢复秩序”，宣言书说：“一紊不复，或久乱不治，纷扰相寻，必致陷于无政府之状态，是共和改造时代之殷忧巨患也。”宣言书又认为战争延长，必然招致列强干涉，“夫欲免列强之干涉，莫利于速期革命之成功。”在革命不过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唯恐革命过头，认为革命如不速胜必有大祸的说法，不过是上层资产阶级害怕革命，谋求早日结束革命的思想的表现。
有些原来的同盟会会员另组政党。章太炎在1912年初以一部分光复会会员为骨干成立了“中华民国联合会”，不久，这个组织同立宪派的名流张謇、汤寿潜、汤化龙等人和旧官僚程德全等人联合成立“统一党”。湖北的一些同盟会会员孙武、张振武等人则拥戴黎元洪成立了具有政党性质的“民社”。章太炎是首先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说法的人，黎元洪非常赞成这个说法，还发展这个说法而提出“共和国立，革命军消”（见第二十三章第四节）。他们所组织的当然不是以革命为宗旨的党。他们的党是主张同袁世凯妥协的党。
陷于瓦解状态的同盟会，在孙中山回国以前，只是以同盟会本部的名义在上海发表了一篇宣言。（注：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二册，页491-493。）这篇宣言虽然说，还要“长驱河朔，犁庭扫穴，以复我旧邦，建立民国，期得竟其始志”，但在它的一大堆华而不实的文词中，对于武昌起义后的形势和同盟会到底要起什么作用，没有作出任何具体论述。当时各种旧势力在社会上制造舆论说，革命党无非是为了做官当权。这篇宣言只是作了这样的辩白：“（革命党人）功成事遂，则散处朝市，或悠悠林野，各得其所”，决不会“傲睨群伦，大执政权，而家天下”。
孙中山回国后，在上海召集党员开会，又发布了一个宣言，（注：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二册，页79-81。）这个宣言比前一篇宣言，内容实在一些。它指出，在党员中存在着“意见不相统属，议论歧为万途”，“良恶无从而辨，薰莸同于一器”的状况。它认为，现在“胜败之数，未能逆料，设一旦军心瓦解，民气销沉，当此千钧一发之时，则冒锋镝，捐肝脑为前驱，以争其最后者，舍吾党其谁属”。所以“必先自结合，以成坚固不拔之群”，才能“结纳”、“罗致”各方面的力量。对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说法，这篇宣言进行了驳斥，并且认为“吾党之责任，盖不卒于民族主义，而实卒于民权、民生主义”。这篇宣言虽然提出了要“改造”同盟会，但实际上并没有能做到。南京政府成立后，1912年2月间，同盟会在南京召开会议，通过新的会章，进行选举。孙中山任总理，而被推为协理的二人，一个是黄兴，另一个却是自己根本没有表示要参加而且已另外组党的黎元洪。当时存在着南京和武汉对立的形势，所以同盟会觉得不但要给黎元洪以副总统的地位，还要把他拉到党内来，似乎更好一些。这次改组并没有使同盟会的组织比较健全和坚强一点，就是它的领导机构——同盟会本部也没有真正建立起来。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中说：“是时吾党革命已初步成功。一经公开为政党，一班官僚政客及投机分子纷来入党，而从前同志，有因成功放弃责任者，有因不满所期另组他党者。”（注：《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册，页84。）但是也应该指出，当时在还处于清朝统治下的各省，在南京和已脱离清朝统治的各省，都有不少参加了或未参加同盟会的有志之士，他们怀抱着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的新中国的善良愿望，进行着斗争和工作，甚至不惜流血牺牲。对于这些积极力量，同盟会本部却并不能领导和组织起来。他们眼看着现实和愿望不相符合，或者逐渐消沉下去，或者终于为旧社会势力所同化。至于在劳动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群众中酝藏着的巨大革命力量，如何发动和组织起来的问题，同盟会在它的宣言和章程中更是丝毫也没有考虑到的。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政府，没有能力解决它面临的许多困难，处于极其软弱的地位。
孙中山回国之初，虽然宣称：“革命之目的不达，无议和之可言”，但是他在就任大总统时只能承认议和的事实。1月2日他致电袁世凯说：“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事，并不反对”。（注：《总理全集》，文电页26。）在袁世凯让唐绍仪辞职后，南京政府仍承认伍廷芳为议和全权代表。袁世凯和伍廷芳通过电报商定继续停战，南京政府也表示承认。
南京政府之所以不能不承认停战议和，是因为它没有作战的能力。各省的军队都在各省的当权派手里。虽然有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等省的部分军队由于本省内部矛盾而跑出省来，以北伐的名义来到南京一带，但是，他们只是伸手向南京政府要索粮饷，并不听从南京政府的指挥。作为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的黄兴基本上是一个空头司令。南京政府提出了一个六路进军的计划：“以鄂湘为第一军，由京汉铁道前进；宁皖为第二军，向河南前进，与第一军会合于开封、郑州之间；淮扬为第三军，烟台为第四军，向山东前进，会于济南；秦皇岛会合关外之军为第五军，山陕为第六军，向北京前进。一、二、三、四军既达第一目的之后，复与第五、六军会合、共破虏巢”。（注：《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二号。见《中国近代史资料》总第25号，页12。）议和局面既然始终没有破裂，这个看起来很宏伟的计划也就只不过是纸上谈兵。如果和议破裂，能否实行这个计划呢？在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任职的李书城的回忆录中说：“黎元洪认为袁世凯对他有意维护，对袁感激不尽。其他各省都督如谭延闿、程德全、庄蕴宽、汤寿潜、陆荣廷、孙道仁等，各省统兵大将如沈秉坤、王芝祥等，本系清朝大官僚和地方大绅士，在他们看来，拥戴气味相投的袁世凯，自然比拥戴那些素不相识的革命党人要好一些。当时如和议破裂，要他们听革命党人的命令对袁世凯作战，他们很可能是反戈相向的。”（注：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册，页201。）
但是湖北的黎元洪、湖南的谭延闿、福建的孙道仁、广西的陆荣廷、沈秉坤以及其他拥有军队的地方当权派，却又慷慨激昂地致电南京政府，表示他们坚决反对继续停战，坚决主张立即出师北伐。他们以空谈代替行动，而又把议和怯战和由此而来的对袁世凯屈服的责任全部加在南京临时政府的身上。
南京政府一经成立，就不得不呼吁说：“中央财政匮乏已极”。（注：《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二号。见《近代史资料》总第25号，页12。）它不可能从各省得到财政上的任何支援。当时海关是由外国人管理的。海关税收中用以偿还外债以后的剩余，是清朝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南方各口岸的海关洋税务司，用维护各国债权为借口，把收入的全部税金控制了起来。南京政府不能由此得到一文钱。南京政府想用发行公债的方法来筹款，也失败了。（注：南京政府在一月八日发行一万万元的“军需公债”，所得无几。）在别无出路的时候，就只好向外国借债。但外国的银行并不认为南京政府有借债的资格。为了供应军队的粮饷（这是南京政府的主要支出），陆军总长黄兴“只是求助于上海的资本家张謇等暂时应付急需”。（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册，页198。）经过上海的资本家，南京政府才向日本大仓洋行借到了二百五十万元。到了1912年2月底（这时清朝皇帝已经退位，南京政府即将结束），袁世凯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得到了五百万两的借款，而将其中的二百万两交给南京政府，作为维持费用。南京政府为解决它的财政问题，只能求救于张謇等人，甚至弄到只好分润袁世凯从外国借来的钱这种地步，这样，它的腰杆当然硬不起来。
南京政府存在的三个月期间，发布命令，禁止刑讯、体罚；禁止买卖人口，革除清朝官厅称呼，还宣布学校中一律废除《大清会典》、《大清律例》、《皇朝掌故》、《国朝事实》及“其他有碍民国精神”的科目，小学中废除“读经科”，又发出了一些有关“振兴实业，改良商货”的通告。禁止买卖人口的命令中说：“其从前所结买卖契约悉予解除，视为雇主雇人之关系，并不得再有主奴名分”。（注：《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二十七号。见《近代史资料》总第25号，页216。）承认雇佣关系而废除主奴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要求。另一通告有关“人权”的命令中说：“自专制者设为种种无理之法制，以凌躒斯民，而张其毒焰，若闽粤之蛋户，浙之惰民，豫之丐户，及所谓发功臣暨披甲家奴，即俗所称义民者，又若薙发者及优倡隶卒等，均有特别限制，使不得与平民齿。一人蒙垢，辱及子孙，蹂躏人权，莫此为甚。”（注：《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四十一号，见《近代史资料》总第25号，页302。）以为解放了这几种人，承认他们享有“对于国家社会之一切权利”，就算实现了资产阶级的平等理想，这不过表现了这些文件的起草者对于在中国社会中大量存在着的封建主义的社会关系视而不见罢了。南京临时政府发布命令中有关农村的只有一条：“所有中华民国元年以前应完地丁、正杂钱粮、漕粮，实欠在民者，皆予除免”。（注：《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四十一号，见《近代史资料》总第25号，页308。）这道命令，如同其他有些命令一样，并没有能实行，但即使实行，也并不能触动农村中的封建关系。
孙中山在南京的总统府设在原来的两江总督衙门，也就是太平天国的天王府旧址。从太平天国到孙中山的南京政府，相距半个世纪。从单纯的农民革命发展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历史大大地跨前了一步。但是对于孙中山的南京政府说来，没有能把千百万农民的反封建斗争积极性发动起来是它的一个致命的弱点，而这件事是太平天国在有限的程度内做到了的。
（四）清皇朝的覆灭和南京政府的结束
1912年2月12日，清朝皇帝宣布退位。由此不但结束了清皇朝二百六十多年的统治，而且结束了二千多年来的皇帝专制制度。这是这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的一个巨大胜利。
在这个胜利中包含着失败。固然，没有革命浪潮的冲击，清皇朝不可能下台，但是，革命阵营并没有表现出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把它推翻。操纵着整个局势的袁世凯，在革命方面作出重大妥协让步的条件下，迫使清皇朝自动宣布退位。
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早在汉口开会的时候，已经提出了“推倒满洲政府”而“礼遇旧皇室”的原则。以后在伍廷芳和唐绍仪的谈判中，具体谈到了在清朝退位后如何“礼遇”皇室的问题。南京政府成立以后，袁世凯又就这问题同伍廷芳进行洽商。终于，南京的参议院根据袁世凯提出的方案决定了“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其内容主要是，清帝仍旧保留皇帝的尊号，并仍住在宫庭内；民国政府待以外国君主之礼，而且每年供给四百万元的费用；宫内各项执事人员照常留用，民国对皇帝原有的私产特别加以保护。此外，还规定了对皇族的待遇，他们的王公世爵照旧保留，他们的私产一律得到保护。
由于这种荒谬的条件，清朝的统治虽然结束了，但在紫禁城里，仍然合法地存在着一个小朝廷，溥仪仍然住在紫禁城里以皇帝的名义封官授爵，受着一小撮怀抱着复辟清朝的愿望的旧官僚的拥戴。后来，在1924年冯玉祥的军队把这小朝廷赶出紫禁城后，这个小朝廷还继续存在于天津日本租界内。长期间，它成为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野心家制造中国变乱的一个工具。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把溥仪搬到了长春，建立了所谓“满洲国”。
袁世凯所依靠的是外国帝国主义，是本国的大地主和大买办阶级，他必须使他们相信，虽然他表示赞成共和，但他是清皇朝的继承者，而并不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所以他要如此“好心”地为清朝皇帝和皇族争取到这种优待条件。南方的革命阵营既然不认为自己有力量推翻清皇朝而要借助于袁世凯，他们就不能不接受袁世凯的条件。
混在革命队伍中的伍廷芳、黎元洪之流都极力拥戴袁世凯，他们完全赞成优待清室的条件。黎元洪为此致电伍廷芳说：“优待清室条件，于共和主义，毫无妨碍，敝处极表同情。即令各省反对，亦不过外交之后劫，非与公为难也”。（注：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页314。）由于这种优待条件明显地同革命宗旨相违背，当时有不少反对的呼声。在黎元洪看来，这些呼声并不是真反对，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对于各省的当权派所发出的反对呼声，确是可以这样看的。
革命阵营的妥协、让步，还不只是对清室的优待。更大的妥协、让步，是按照袁世凯的意愿在取消清皇朝以后也取消了南京政府。
前面说过，袁世凯在开始胁迫清皇朝退位的时候，已经通过伍廷芳向南京政府提出了在清帝退位后，立即解散的要求。对于这种要求，只有孙中山进行了抗拒。在瀰漫着妥协空气的革命阵营中，孙中山处于孤立的地位，因而他的抗拒极为软弱无力。南京政府毕竟还是解散了，不过总算不是象袁世凯所要求的那样立即解散。它在清帝退位后还维持了五十多天。
孙中山在1月18日到20日间，连续有几个电报给伍廷芳，要他向袁世凯方面提出如下三点：“一、清帝退位，政权同时消灭，不得私授其臣民；二、在北京不得更立临时政府；三、各国承认中华民国之后，临时总统辞职，请参议院公举袁为大总统。”（注：孙中山1912年1月2日致伍廷芳电。见《总理全集》，文电页10。）在这以前，孙中山表示过，在袁世凯使清帝退位后，他立即辞职，那么为什么这时又提出这三条呢？他向伍廷芳解释说：“前电言清帝退位，临时大总统即日辞职，意以袁能与满洲政府断绝一切关系，变为民国国民，故许以即日举袁。嗣后就历来各电视之，袁意不独欲去满政府，并须同时取消民国政府，自在北京另组织一临时政府。则此种临时政府将为君主立宪政府乎，抑民主政府乎，人谁知之！纵彼自谓为民主政府，又谁为之保证？故文昨电谓须俟各国承认后，始行解职，无非欲巩固民国之基础，并非前后意见有所冲突也。”（注：孙中山1912年1月22日致伍廷芳电。见《总理全集》，文电页11。）
孙中山的三条是针对袁世凯而设的防线，但他的防线多么不中用！既然革命阵营是要依靠袁世凯的力量来结束清皇朝，那么，怎么能指望袁世凯不从清皇朝手里取得政权呢？又有什么办法使袁世凯不在北方成立与南京相对立的政权呢？孙中山为了保证南京政府成为统一全国的政权，所能设想的一着棋，就是依靠帝国主义列强的承认。他重申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诺言，但他把自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位的时候推迟到“各国承认”民国政府之后。他以为，一旦帝国主义列强承认南京政府是统一全国的政权，袁世凯就只好老老实实地来当民国的大总统而不能再有什么别的打算了。
袁世凯和北方、南方一切拥护他的人们，都没有把孙中山的三条放在眼里。
以清朝皇太后、皇帝名义发布的退位诏书，是袁世凯委托在上海的张謇起草的。这个文件中说：“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注：尚秉和纂辑《辛壬春秋》第一上，《辛壬政纪》，页16。又见《中国革命记》第二十七册。）袁世凯立即以这个退位诏书为根据宣布自己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首领，将他的原内阁中的各部大臣，改称为各部首脑。他发出布告说：“窃念政府机关不容有一日之间断，现值组织临时政府，所有旧日政务目下仍当继续进行……凡现有内外大小文武各项官署人员，均应照旧供职。”（注：《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页187-188。）
这显然完全违反了孙中山提出上述三条的前二个条件。恰恰是清帝退位时把政权“私授”给袁世凯，恰恰是在北京出现了一个继承清政府并且企图吞并南京政府的“临时政府”。孙中山只好委婉地向袁世凯提出异议：“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若果行之，恐生莫大枝节。执事明于理势，当必知此。”（注：《总理全集》，文电页28。）袁世凯答辩说，他在北方“维持秩序”，并不是因为清帝的委托，“现在北方各省军队暨全蒙代表，皆以函电推举为临时大总统。清帝委任，无足再论”。（注：袁世凯2月15日致南京政府及各省电。《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三编，页292。）这是说，如果接受清帝的委托不算合法，那么还有北方各省军队的推戴，我袁世凯当大总统并不一定要靠南京的选举。
在革命阵营中的袁世凯的朋友们响起了一片歌颂袁世凯的噪音，似乎靠了这个清朝的内阁总理大臣，革命才终于取得了胜利。他们所制造出来的空气迫使孙中山实践立即辞职让位的诺言。汪精卫是伍廷芳进行和议的一个主要助手。他对孙中山说：“你不赞成议和，是舍不得总统吗？”他邀约了一些同盟会会员发表宣言提出所谓“五不”主义，“五不”的第一条就是“不做官”，借以攻击孙中山：如果孙中山不立即辞职，那就是贪恋做官！（注：吴玉章、李书城的回忆录，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页118、200。）
2月14日，孙中山为形势所迫向参议院提出辞职。15日，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黎元洪又被推为副总统。参议院通告袁世凯的电文中称他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注：《辛壬春秋》第一下，页3。）
南京政府成立以后，两次呼吁帝国主义列强予以“承认”，列强都置之不理。孙中山不得不放弃了他曾提出过的要等各国承认南京政府以后才辞职的主张，但他在2月14日辞职时申明了三条办法：“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二、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样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解职；三、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制章程”。（注：《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十七号。见《近代史资料》总二十五号，页132。）按照这三条办法，孙中山把他的“辞职”和“解职”分成两件事。虽然他辞职了，但是并没有“解职”，在新选出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还没有到南京就职以前，以他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还是存在着。
袁世凯在南京的参议院选举他为临时大总统后，立即在对内对外文告中自称“新举临时大总统”，并在北京成立了临时政府筹备处。南京政府虽然宣布举行南北统一的庆祝，但是事实上，南京和北京各自存在着一个临时政府，南京政府并没有统一全国。而且就实际情形说，在已经宣布共和的各省中，南京政府也不能统一行使政权。孙中山虽然还没有“解职”，却已是辞了职的临时大总统，他的政府在等待着袁世凯来接受。袁世凯一方面接受了清皇朝的政权，北方各省的军队在他控制之下，一方面又为革命阵营推戴为临时大总统。全部优势到了袁世凯手里。
按照孙中山辞职时的三个附带条件，民国的首都应该设在南京，袁世凯必须到南京来就临时大总统之职。孙中山以为调虎离山，使袁世凯脱离北方的实力根据地，就不至于为害于民国了。他显然过高估计了选择首都所在地的意义。当革命力量不断地向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买办势力妥协的时候，中央政府无论设在那里，其实都改变不了形势。但是这样的条件，袁世凯也不接受。他拒绝到南京来做临时大总统。
南京专派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等八人组成代表团到北京。他们又让了一大步，不谈首都问题，而只是要求袁世凯南下就职。袁世凯一面盛大地欢迎专使，“恳谈”南下问题，一面密令他的亲信曹锟的部队在北京哗变，劫掠商民，造成混乱，借以证明非由他坐镇北京不足以稳定北方局势。天津、保定也接着发生兵变。外国帝国主义者立刻配合行动，京津一带列强驻军纷纷出动，日本军队且在秦皇岛登陆，形势好象只要袁世凯一离开北京，“内忧外患”马上会接踵到来。
革命阵营中的袁世凯的朋友们齐声为袁世凯帮腔。黎元洪在清朝皇帝还没有退位时曾主张南京政府和袁世凯“各派代表到鄂，公同组织正式共和政府”，（注：《黎副总统致伍廷芳电》，见《中国革命记》第二十七册《记事》栏，页14。）这实际上是主张南京政府和清皇朝同时消灭，并乘机抬高他自己的地位。他的这种意见既未得到南京方面的同意，也不为袁世凯所欣赏。孙中山辞职后，他不再想以武昌做中心，而完全唱袁世凯要他唱的调子了。他在首都应设在什么地方的问题上通电说：“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纵金陵形势胜于燕京，犹当度时审势，量为迁就，况利便之势相判天渊乎？”（注：《黎副总统书牍汇编》卷一，广益书局1941年版，页8。）这就是说，如果南京政府不迁就袁世凯的主张，中国一定会亡国！
南京政府再一次让步，承认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3月6日，南京方面提出的办法是，袁世凯致电南京参议院宣誓就职，并且把拟派的国务总理和国务员的名单电告参议院征求同意，然后由国务总理在南京接收临时政府，这时孙中山就解职。对于这种办法，袁世凯当然不反对。
袁世凯身上穿的大总统的礼服，应该由南京政府授与，而不应该由退位的清朝皇帝赐给他。——南京政府所争取到的不过是这一点。
2月14日孙中山辞职时所说三条办法中第三条提到“临时政府约法”，说得很含糊，因为那时约法尚未制定。到了3月11日，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公布了由参议院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如同毛泽东所说：“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这个约法很简单，据说起草时也很仓卒，从起草到通过只有一个月。”（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127。）这个约法被认为是在正式宪法制定以前的临时性的宪法。孙中山以为有了这一纸约法，就能控制住袁世凯，保证成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又是一个空想。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布就任临时大总统。临时约法规定实行责任内阁制，大总统任命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须得到作为立法机关的参议院的同意。3月13日袁世凯任命他的老朋友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在唐绍仪到南京提出了各部总长后，4月1日，孙中山宣布解除大总统之职。
从革命中产生的南京临时政府结束了它的三个月的短促生命。在这三个月中，始终存在着南北两个政府的对立。4月2日，参议院按照袁世凯的意愿决定迁往北京。这就最后在形式上也表明了取得完全胜利的是袁世凯。
（五）对帝国主义的幻想的破灭
在南京的临时政府解散，孙中山解职，让位给袁世凯的时候，辛亥革命就宣告结束了。帝制的中国换上了国民的招牌，但是，就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目的来说，革命是以失败而告终了。十二年后，1924年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回顾辛亥革命的教训说：“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夫当时代表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者实为袁世凯。其所挟持之势力初非甚强，而革命党人乃不能胜之者，则为当时欲竭力避免国内战争之延长，且尚未能获一有组织、有纪律、能了解本身之职任与目的之政党故也。……夫袁世凯者，北洋军阀之首领，时与列强相勾结，一切反革命的专制阶级如武人官僚辈，皆依附之以求生存；而革命党人乃以政权让渡于彼，其致失败，又何待言！”（注：《孙中山选集》，页587。）
站在袁世凯背后的是帝国主义。向袁世凯谋妥协也就是向帝国主义谋妥协，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南京临时政府刚成立时，1月5日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名义发布了一个对外的文告，其中说：“恐世界各邦或昧于吾民睦邻之真旨，故将下列各条，披沥陈于各友邦之前。我各友邦，尚垂鉴之。”这以下历举了八条，前三条是：“（一）凡革命以前，所有满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为有效，至于条约期满而止。其缔结于革命起事以后则否。（二）革命之前，满政府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之赔款，民国亦承认偿还之责，不变更其条件。其在革命军兴以后者则否，其前经订借事后过付者，亦否认。（三）凡革命以前满清政府所让与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种种之权利，民国政府亦照旧尊重之。其在革命军兴以后者则否。”这个文告最后说：“民国与世界各国政府人民之交际，此后必益求辑睦。深望各国既表同意于先，更笃友谊于后，提携亲爱，视前有加。当民国改建一切未备之时，务守镇静之态，以俟其成，且协助吾人，俾种种大计终得底定，盖此改建之大业，固诸友邦当日所劝告吾民而满政府未之能用者也。”（注：《总理全集》，文电页18-19。亦见《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页22-23。）
这个文件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于帝国主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主观上是想使中国独立，能和世界各国平等相处，他们的革命是要推翻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朝政府，但是他们却无条件地把帝国主义者同清朝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卖身契一律承认了下来。对于刚成立的革命政府说来，立即宣布废除这一切固然是不现实的，但是他们以为，既然他们保证不损害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既得权益，帝国主义列强就会来支持他们把中国改造成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这是个幻想。这种幻想迅速地在事实面前破灭了。南京政府不但没有从帝国主义列强得到他们所企望得到的承认，而且经常感受到列强武装干涉的阴影。
害怕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是南京政府向袁世凯妥协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南北和谈过程中，袁世凯系统的各地军阀官僚，左一个电报、右一个宣言，都说国事危急，外国干涉的危险近在眼前，以此来胁迫南方让步。革命阵营中的许多人也竭力煊染这种恐怖。例如由伍廷芳、张謇等和一些同盟会员组成的共和统一会发表的意见书说：“今日列国之对于（革命）军兴，尚未干涉也，固也。今不干涉之果否可恃，可否持久，智者能测而知之。……彼今之尚未实行干涉者，一则战祸之为日浅也，久乱不治，斯干涉继之矣。……一旦干涉提出，而军国之步调乱矣。”（注：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三编，页78。）南京政府派到北京请袁世凯南下的以蔡元培为首的代表团，受到了袁世凯和帝国主义的恐吓，电告南京政府说：“北京兵变，外人极为激昂。日本已派多兵入京。设使再有此等事发生，外人自由行动，恐将不可免。培等睹此情形，集议以为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要问题，余尽可迁就，以定大局。”（注：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页240。）这就是说：如果一定坚持要袁世凯南下，就难免遭帝国主义列强的武装干涉，因此只能向袁世凯妥协。
南京政府不是靠自己在国内站稳脚跟来使得外国不能不承认，而是想靠帝国主义列强的承认来提高自己在同北方政府谈判中的地位。凭这种姿态，它不可能得到它所渴望得到的承认。在武昌起义后，列强虽然一般地停止了对清朝政府的贷款，但仍应清朝政府的要求而给以少量的贷款。同时，南京政府想要向外国借款来解决它的财政困难，却遭到了各国的拒绝。南京政府不能依靠广大人民自力更生，结果帝国主义就能够用不承认的政策来把它扼杀。
在清皇朝宣布退位，袁世凯接收了北京政府以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开始同北京政府进行数额巨大的借款谈判，并且在总的协议没有达成以前，先行垫支部分的款项。袁世凯的北京政府之所以能并吞南京政府，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得到帝国主义的财政援助。
孙中山的南京政府所希望得到而没有得到的各国承认，袁世凯的政府得到了。1913年5月2日，美国首先宣布承认中华民国。到了这一年10月6日，国会正式选出袁世凯为大总统的时候，其他列强也宣布承认。他们不愿意承认孙中山的中华民国而只愿意承认袁世凯的中华民国，是很明显的。
俄国、日本、英国在承认袁世凯政府时，都附有意在分裂中国领土、加强他们对中国的侵略势力的条件。
利用辛亥革命的形势，沙皇俄国嗾使外蒙古的封建领主脱离中国宣告独立，1912年到1913年间，俄国政府同外蒙古擅自订立了一系列的条约，实际上使外蒙古完全落到俄国控制下。对于这种公然分裂中国的行动，袁世凯政府不得不提出抗议。俄国政府拒绝废除它同外蒙古订立的条约，它虽然承认外蒙古是中国完整领土的一部分，但要求袁世凯承认外蒙古“自治”。这实际上是俄国承认袁世凯政府的交换条件。
日本利用时机和俄国协力共同加强它们在东北三省的地位，并且和俄国划分在内外蒙古的势力范围。1912年7月日俄密约中规定日本在内蒙古的东部有特殊利益。1913年10月初，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满蒙五条铁路的修筑权”的要求，这五条铁路中有三条铁路都是以伸展势力到内蒙古东部为目的。袁世凯政府为了取得日本的承认，立即接受了这个要求。
英国在辛亥革命时，正在阴谋控制中国的西藏。1912年8月间，英国公使朱尔典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实际上是使西藏逐步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要求，并且说，中英间应为此订立协定，“然后英国始能承认中华民国政府”。（注：张忠绂：《中华民国外交史》，页101。）袁世凯政府既不敢公开放弃对西藏的主权，又不敢得罪英国，对这问题只能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注：后来在1913年10月—1914年6月，袁世凯政府派人同英国在印度的西姆拉举行关于西藏问题的会议，但没有达成协议。）
袁世凯在1913年10月10日就任正式大总统时所发宣言书中说：“迩来各国对我政府，皆主和平中正，遇事诸多赞助。固征世界之文明，尤感友邦之睦谊。凡我国民务当深明此义，以开诚布公巩固邦交为重。本大总统声明，所有前清政府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各外国政府所订条约、协约、公约，必应恪守；及前政府与外国公司人民所订之正当契约，亦当恪守；又各国人民在中国按国际契约及国内法律并各项成案成例已享之权利并特权辖免各事，亦切实承认，以联交谊而保和平。”（注：《袁大总统书牍汇编》，新中国图书局1914年版，页8。）
袁世凯以这种姿态表明了他的“民国政府”是清朝政府的卖国传统的继承者，帝国主义列强是可以完全放心的。
应该指出，在辛亥革命时，帝国主义列强不要孙中山而要袁世凯，这点是值得资产阶级革命派引为骄傲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没有能力使中国获得真正的独立，因而和世界各国平等相处，并且对帝国主义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归根到底，他们所想使中国走的路是和帝国主义者愿望相反的。
辛亥革命是失败了。虽然皇帝换成了大总统，中国却仍然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通过辛亥革命这一场剧烈的阵痛，没有能产生预期的独立和民主，但是这场阵痛并不是白白地度过了的。把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制推翻，在中国的国土上树起民主共和国的旗帜，这不是一件小事情。从此以后，任何违反民主的潮流，要在中国恢复帝制和建立独裁统治的人和政治集团，都不能不遭到人民的反对而归于失败。
辛亥革命，如同毛泽东所指出的，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的革命。（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660。）太平天国、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都含有反对外国侵略者、反对封建势力的意义，但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确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
辛亥革命的失败是由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者具有他们自己克服不了的弱点的原故，是由于中国广大下层群众——主要是农民的革命力量得不到正确和坚强的领导，没有能充分发挥出来的原故。人民，首先是人民中的先进分子，从失败中受到了教育。辛亥革命的失败预示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将要进入新的阶段，在更高的水平上继续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