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13年国民党反袁世凯的失败
虽然辛亥革命的果实已经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所篡夺，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并不是立刻就认识到这一点的。
在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有些表面现象使资产阶级革命派相信自己并没有失败：第一、袁世凯不得不表示承认南京临时政府的临时约法，根据这个约法，国家行政的权力主要不在总统手里而在内阁手里。第二、袁世凯任命的内阁总理唐绍仪是一个多少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官僚，他甚至愿意参加同盟会。第三、唐绍仪的内阁的十个部长中有四个是同盟会会员。第四、在由南京搬到北京去的临时参议院（按照临时约法，它具有议会的性质）中，同盟会占有相当多的席位（在一百三十个议员中，同盟会议员有四十多人）。此外，当时在经过革命风浪的各省中，当权的实力派有不少是同盟会会员。
这些表面现象似乎可以表明，袁世凯当大总统无碍于革命的胜利。孙中山在他解职后不久，1912年4月间发表演讲说：“吾国种族革命，政治革命俱已成功，惟社会革命尚未着手。故社会事业，在今日非常紧要。……仆此次解职，即愿为一人民事业之发起人。”（注：《在湖北军政界代表欢迎会上的演说》。见《孙中山选集》，页101。）他又说：“我中华之弱，由于民贫。余观列强致富之原，在于实业。今共和初成，兴实业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最要之政策”。（注：《兴发实业为救贫良药》（孙中山民国元年四月十七日在上海实业联合会欢迎会演讲大意）。见《总理全集》，演讲乙页1。）孙中山当时认为，他此后的任务是从事社会事业，振兴实业。
事实上，在民主共和国的招牌下，袁世凯正在一步步加强他的独裁统治。“临时约法”、“责任内阁”、“临时参议院”都不能对他起什么限制作用。在参议院议员和各省的当权派中的同盟会会员，有许多其实并不真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并不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由同盟会会员主管的司法、农林、工商、教育这四个部，在当时说来，都不过是闲散衙门；重要的关键性的部，如外交、内务、陆军、海军等部则都掌握在袁世凯的亲信手中。而且唐绍仪的内阁只存在了两个多月就被迫下台了。
唐绍仪虽然是袁世凯的老朋友，他加入同盟会也是袁世凯所同意的，但是因为他要求行使责任内阁的权力，不为袁世凯所容。在他辞职时，同盟会的四个阁员也同时辞职。6月底，袁世凯任命他所更信得过的原外交总长陆征祥为内阁总理。到了9月里，内阁总理又改由原任内务总长的赵秉钧（他是袁世凯的心腹）担任。对于内阁的这种变动，同盟会的领袖们仍没有感到不安。
同盟会的领袖人物之一宋教仁，特别醉心于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他主张改组同盟会，扩大其组织，以求能在将要成立的正式国会中占多数议席，从而能自己组成内阁。他的主张得到了黄兴等人的赞助。1912年8月间，同盟会改组成为国民党。国民党仍奉孙中山为领袖，但以宋教仁为核心人物。
当时在临时参议院中占有席位数和同盟会大体相等的一个党叫做共和党。它以黎元洪为领袖，它的骨干分子是张謇、程德全等人。这是个拥护袁世凯而反对同盟会的党。此外，还有统一共和党和其它名义的一些政团，其组成分子也大多是旧官僚政客和立宪派人物。宋教仁组织国民党时，把统一共和党和几个小政团拉了进来。吴玉章的回忆录中指出：宋教仁“以为国民党只要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就可以组织责任内阁，中华民国即可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而得到‘长治久安’，袁世凯的大总统就只剩下一个元首的空名了。他为了在选举中取得多数，不惜把大批的政客和封建余孽拉入党内。他为了使这些人能够接受，又不顾许多同盟会员的反对，把同盟会纲领中的革命内容尽行删除。‘平均地权’被改为‘注重于民生政策’，‘力谋国际平等’被改为‘维持国际和平’，这就是说，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精神完全被抛弃了。甚至连‘男女平权’的主张也被取消，因此更遭到女同志们的反对”。（注：《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页98。）关于当时国民党滥收党员的情形，一个回忆录作者说：“简直是拿着本子乱填，谁要进党都可以登记，大批因势趋利的投机分子都混了进去”。（注：何遂：《辛亥革命亲历纪实》。《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页488。）袁世凯的赵秉钧内阁的阁员中，除陆军、海军、外交三总长外，都挂名于国民党，因而这个内阁竟被称为“国民党内阁”。这样，同盟会就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未得到成功时，从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党倒退为以争取议会席位为唯一宗旨的、无原则的政党。
由于当时正处于革命热潮之后，袁世凯感到有必要拉拢孙中山和黄兴这样有声望的革命领袖来给自己装点门面。1912年8月下旬，他先把孙中山请到北京，待以上宾大礼，共商国家大计。经过会谈，袁世凯使孙中山完全相信他可以做很好的民国元首，并且完全同意他所提出的八条“内政大纲”，那其实一点也没有民主气息，完全是为建立袁家天下打算的。孙中山表示希望袁做十年总统，而他自己则将全力从事铁路建设。袁世凯给孙中山以全国铁路总办的名义。黄兴也被邀请到北京。在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后，黄兴负责南京留守府，这个机构的任务主要是处理集合在南京一带的十几万各省军队。袁世凯利用他遣散了这些军队中的大部分。他到北京主要是谈了建立政党内阁的主张。孙中山、黄兴在和袁世凯会谈后都仍回到上海。袁世凯表面上对孙、黄十分推崇，暗中却派人编造孙、黄的所谓“阴私”，印成小册子，在各处散发，对他们进行造谣诋毁。（注：何遂：《辛亥革命亲历纪实》。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页489。）孙中山在到北京前以修筑二十万里铁路为号召，组织了一个铁道协会。袁世凯派人在北京也成立了个铁路协会相对抗。不久，北京的铁路协会竟要求解散上海的铁道协会，并终于以两个协会合并的名义来取消了铁道协会。（注：张奚若：《回忆辛亥革命》。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页165。）
孙中山的这个对手是在军阀官僚专制统治集团中翻过好些斤斗面爬上来的角色。这个集团虽然极端腐朽落后，但是它积累下了狡诈、狠毒，耍阴谋、弄权术的丰富经验，用来对付本身具有很大弱点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一时还能奏效。读一下孙中山当时在同袁世凯会见后的言论，可见他是多么深地落进了袁世凯设立的陷坑。他在北京演讲说：“鄙人之意见，现在政治之事，已有袁大总统及一般国务员担任。鄙人从此即不厕身政界，专求在社会上作成一种事业。……鄙人所计划者非他，即建筑铁路问题是也。”（注：孙中山民国元年九月二日在北京报界欢迎会演讲。《总理全集》演讲乙，页4。）他从北京回到上海后的演讲中更说：“余在京与袁总统时相晤谈，讨论国家大政策，颇入精微。故余信袁之为人，甚有肩膀，其头脑亦甚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澈，而思想亦很新。不过作事手腕，稍涉于旧；但办事本不能尽采新法。……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故余之推荐项城（就是袁世凯——引者），并不谬误”。（注：孙中山民国元年十月五日在上海国民党欢迎会演讲。《总理全集》演讲丙，页3。）
对于国民党的知名人物，可以收买的，袁世凯就进行收买。汪精卫就是一贯从袁世凯那里领取“特别费”的。被“软化”的还有若干老同盟会的人，如刘揆一。刘早在华兴会时是黄兴的得力助手，又是同盟会总部在东京时的重要干部。在陆征祥和赵秉钧的内阁中他都担任工商部总长（注：刘揆一(1878-1950)在1913年7月失去袁世凯政府的职位，转而采取反袁的立场，但也没有再参加国民党的活动。1934年他发表文章，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致为国民党当局不满。从此他隐居湖南乡间。全国解放后，他被聘为湖南军政委员会顾问。）。赵秉钧内阁被称为国民党内阁，其实并不是袁世凯的人投靠国民党，而是国民党的人被袁世凯拉过去了。
袁世凯对于他所收买不了而又容不下的人，采取卑鄙的暴力来对付。1912年底，各省开始进行正式国会的议员的选举。经过用各种方法竞争，国民党获得了国会议席中的大多数。这时在湖南参加竞选的宋教仁非常得意，他认为大局已定，可以成立以他为首的国民党的内阁。他从湖南转道上海、南京回北京，一路上宣传他的政党内阁的主张。1913年3月20日他在上海火车站遭到暗杀，伤重致死。这个三十二岁的有才干的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由于迷信议会选举死于袁世凯的毒手。虽然很快就发现了确实证据，证明暗杀的主使人是袁世凯的亲信、内阁总理赵秉钧，但是整个国民党已笼罩在妥协的空气下，只是采取“静待法律解决”的办法。孙中山毕竟是个敢于和反动势力相对抗的革命家，宋教仁被杀事件立即使他开始清醒过来，他主张组织兵力，声讨袁世凯。黄兴和其他领袖们不赞成这个主张。
各省当权的实力派虽然有不少在名义上和同盟会、民国党有关系，但他们的统治和旧军阀、旧官僚的统治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中不少人还为袁世凯所收买，例如山西的阎锡山、陕西的张凤翙（注：张凤翙(1881-1958)他在1914年为袁世凯调离陕西，到北京后仍依附于袁世凯。1916年袁死后，他多年间没有参与军阀政治，并有过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活动。他的后半生表现进步。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坚持抗日爱国的立场，并在1946-1949年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拒绝国民党反动派的拉拢。全国解放后，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都已跟着袁世凯走了。南方的有几个省中，还有些不是完全顺从袁世凯的国民党的武力。在刺杀宋教仁的同时，袁世凯正在同帝国主义列强的银行团进行大借款谈判。1913年4月间，大借款成立。袁世凯有了财政上的后盾，取得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军事上也作好了布置，于是在6月间，先后下令罢免国民党的三个都督（江西的李烈钧、广东的胡汉民和安徽的柏文蔚），并且出动军队南下。只是到了这时，国民党才被迫应战。在上海的孙中山、黄兴号召南方各省力量，起来反对袁世凯，这就是国民党人所说的“二次革命”。
国民党在“二次革命”中的反袁军事行动，以江西和南京为中心，所以又称为“赣宁之役”。7月12日李烈钧据江西湖口炮台宣告独立，15日黄兴在南京成立讨袁军。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虽都有国民党的力量表示响应，但多半是虚张声势。在袁世凯的南下军队压力下，江西、南京的反袁武力迅速瓦解，响应的各省也自动收场。不到两个月，赣宁之役就以袁世凯的全胜而结束了。袁世凯派他的亲信部队进驻南京、湖北、广东，把他的势力伸张到原来在国民党军人和其他派系所控制的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
经过辛亥革命后一年半的时间，国民党已经使自己的形象褪去了革命的色采。这时，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的罪恶尚未被全国人民所认识。因此，赣宁之役不过是少数国民党人的单纯军事行动，没有能成为一次群众性的革命，和辛亥革命不能相提并论。但是，它是一系列的反袁世凯的斗争的开始，就这点说，它是有积极的历史意义的。
在取得军事胜利后，袁世凯露出他的真面目来对待资产阶级革命派了。5月下旬他已经说：“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也是捣乱，右也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之托，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注：《时报》民国二年五月二十四载。据白蕉著《袁世凯与中华民国》，页49。）7月间他又发出布告说：“暴徒擅自宣布独立，破坏民国统一。政府依约法上之统治权，有以兵力平定变乱责任”。（注：马震东：《袁氏当国史》，中华书局1932年版，页228。）原来是想用来束缚袁世凯的临时约法，现在却成了他用以镇压革命的合法依据。孙中山、黄兴等人都成为被通辑的“暴徒”。他们不得不离开了由他们的革命奋斗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再一次出国流亡。当时的一个流亡者在回忆录中说：“我们一行人出发东渡了。当轮船缓缓地开出吴淞口外，我回首遥望苦难深重的祖国，依然是风雨如晦。多少年梦寐系之的一次革命，就这样失败了。……我也深感前途渺茫，一时找不到一条救中国的道路。这种苦闷，正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所无法逃避的悲哀！”（注：何遂：《辛亥革命亲历纪实》。《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页496。）
在赣宁之役发生时，国会已经开幕。留在北京的国民党的议员们向袁世凯表示，孙中山、黄兴等不过是国民党的名义上的领袖，这次江西、南京的发难，是他们个人的行动，“与本党无关”。（注：《袁氏当国史》，页234。）袁世凯又用收买分化的方法使不少国民党议员退出国民党，另组小党派，这样，国民党在国会中的多数地位也就失去了。
7月底，袁世凯任命熊希龄为内阁总理。这个内阁中外交、内务、陆军、海军、交通几个部仍由袁世凯的亲信把持，其余几个部的总长都是进步党人，其中有梁启超任司法总长，张謇任农商总长，汪大燮任教育总长，内阁总理兼财政总长熊希龄也是进步党人。
所谓进步党，是根据袁世凯的旨意，为了压倒国民党在国会中的优势，在1913年5月由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三个党合并而成的。共和党，前面已经说过，是在临时参议会中和同盟会对抗的一个党。统一党是由共和党分裂出来，以章太炎为领袖的一个小党。而民主党则是梁启超在1912年10月从日本回国后，纠合一些原来的君主立宪派分子组成的。
梁启超虽然在辛亥革命前坚持反对革命，但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后，他回到国内，却自认为有权同革命派分庭抗礼，他说：“现在之国势政局，为十余年来激烈温和两派人士之心力所协同构成。以云有功，则两俱有功；以云有罪，则两俱有罪。”“此二派所用手段虽有不同，然何尝不相辅相成。去年起义至今，无事不资两派人士之协力，此其明证也。”（注：梁启超：《初归国演说词》。《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七，页4-5。）就历史的发展来看，辛亥革命是从戊戌变法以来一系列政治运动的结果，因此，立宪派对于辛亥革命未尝不是有功的。但是，辛亥革命之所以成为极不彻底的民主革命，固然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性有关，而立宪派在“参加”革命中所起的坏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对这一点，梁启超是不愿意承认的。
梁启超的回国使原来的君主立宪派分子们有了个带头的人。在清末的君主立宪运动中很活跃的汤化龙、孙洪伊、蒲殿俊、梁善济等人就推选他为领袖组成了民主党。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统一党合并而成的进步党中，民主党人占据重要的位置。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上层资产阶级利用资产阶级革命的时机，大大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但是他们既不愿意同资产阶级革命派合作，也没有能力独立取得政权。他们宁愿依附于袁世凯，以为这是他们爬上政权的捷径。果然，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人物被认为暴民、叛党而流亡出国的时候，梁启超、熊希龄等人被袁世凯邀请入内阁，取得了显赫的地位。
但是袁世凯所要建立的是以帝国主义为靠山，代表大地主阶级、大买办阶级的独裁统治。他不但不需要“激烈”的资产阶级政党，也不需要“温和”的资产阶级政党。在赣宁之役以后不久，1913年10月6日，在袁世凯的指挥棒下，国会进行正式大总统的选举。这个国会虽然屈服于袁世凯的压力，但还有一部分议员不愿意完全按照袁世凯的意旨写票，因此，在一天中连续进行三次投票，袁世凯才得到了法定当选的票数。黎元洪仍被选为副总统。在袁世凯看来，这个国会并不是得心应手的工具，既然它已经使他“合法”地成为正式的大总统，它的作用已经完毕了。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并把隶属于国民党的议员资格全部取消，以至国会无法召开会议。熊希龄的内阁接着也就只好下台（1914年2月12日）。进步党的梁启超等人在被袁世凯利用了一下以后终于也遭到了排斥。
（二）袁世凯独裁卖国真象的暴露
袁世凯所解散的国会，是根据民国元年制定的“临时约法”而产生的。在既已解散这个国会之后，袁世凯就来着手废除临时约法。临时约法原来被认为具有“紧箍咒”的作用，是能够用议会制和责任内阁制来限制大总统袁世凯的权力的。
在解散国会以前，袁世凯已成立了一个完全由他亲信的官僚、政客组成的“政治会议”，作为他的“谘询机关”。按照他的意旨，政治会议建议成立“约法会议”来制定一个合于他需要的约法以代替临时约法。临时约法是辛亥革命的成果的一个标志，为了把它废除，袁世凯采取了看起来似乎很郑重的手续。
袁世凯在1914年3月召开了他的约法会议，并且为这个会议规定了“约法增修大纲”七条（注：《袁氏当国史》，页354-355。），这七条的主要内容是：“外交大权绝对归于大总统”，“官制官规制定权及官吏任免权”也都属于大总统，都不需要经过议会，而且大总统有权不经过议会“发布与法律同等效力之政令”，有权“以教令为临时财政处分”，这就是取消了议会制；不设国务总理，而使政府各部总长“均直隶于大总统”，这就是取消了责任内阁制；“关于人民的权利，其褫夺恢复等，得由大总统自由行之”，这就是根本否定了民主的概念。按照这些原则制定的约法在1914年5月公布。这个约法赋予袁世凯的个人独裁以“合法性”，只不过还保留着中华民国的名义罢了。
袁世凯的约法规定要成立一个类似议会的“立法院”（但它无权监督大总统而只能听命于大总统）和一个叫做“参政院”的谘询机关。实际上他只成立了参政院，其组成人员是些原来清朝的官员和各地的地主绅士，也有一些进步党人和变节的国民党人。这个参政院适应袁世凯的需要制定了一个“大总统选举法”（1915年1月1日公布）。（注：《袁氏当国史》，页384-387。）按照这个选举法，大总统任期十年，并可连任。选举大总统是由参政院和立法院各推五十人来进行，而且参政院“认为政治上有必要时”，可以“议决现任大总统留任”而不用进行选举。再有一项奇特的规定是，继任大总统的候选名单由现任大总统预先确定，写在“嘉禾金简”上，密藏于“金匮石室”中；到选举时，打开石室，取出金简，人们只能照单“选举”。所以当时舆论就认为，袁世凯不但有了终身任总统的保证，而且由于有权指定继承人，因而能够传位给自己的儿子。
到这时候，袁世凯实际上已经取得了和皇帝同样的权力，所差的只是个名义。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和他的党羽大肆制造民主共和不适于中国，中国必须实行帝制的舆论。还伪造了全国拥戴袁世凯当皇帝的“民意”。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宣布实行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并且象历代皇帝颁布年号一样，规定次年为“洪宪元年”。
袁世凯的政权，在国内依靠的是封建主义的旧势力，加上同封建势力勾结在一起的买办阶级的势力。袁世凯的家族是几代的大地主，他在河南彰德一带占有土地四万亩左右。他手下的大将段祺瑞、冯国璋、倪嗣冲等人都是占地数万亩的大地主。他的官员的班底是原来清朝的官僚。其中主要又分为两个派系，一个派系是老官僚派，他们在清朝做过尚书、侍郎、总督、巡抚一类大官。徐世昌是这一派系的代表，此人曾当过军机大臣、协办总理大臣，在辛亥革命后他表示效忠清朝，不做民国的官，但到了1914年临时约法被废除后，出任袁世凯的“国务卿”。另一派系被称为新官僚派，他们在清朝时的官职较低，入民国后渐据显要地位。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梁士诒，清末是邮传部的官员，由袁世凯任为总统府秘书长，还兼任交通银行总经理，参与铁道事务，因而同外国帝国主义有较密切的关系。他是称为“交通系”的财阀的头子。比起老官僚派，新官僚派更多带有买办性。
袁世凯力求以武力实现全国的统一。以北洋六镇为基础，大肆扩充他的嫡系力量。在镇压了“二次革命”后，长江流域各省落到了北洋军人手里。对于南方的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浙江等省的非北洋系的地方军阀，袁世凯通过收买和武力威胁，使他们表示服从和效忠。这样，在形式上他好象已实现了全国的统一。但实际上，不仅非北洋系的地方军阀，而且他的嫡系将领们在各自占得一块地盘后，也互相倾轧，竭力发展自己的势力。在袁世凯统治下，开始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并没有真正的统一。
资产阶级革命派本来设想，经过革命，建立民国后，资本主义就能发展起来，国家就能走上富裕的道路。事实恰恰相反，在袁世凯和其他大大小小军阀统治下，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显出了萎缩的趋势。1914年张謇任北京政府的农商总长，提出“棉铁政策”，主张发展绵纺织业和钢铁工业，也只能是纸上谈兵。
袁世凯能够篡夺辛亥革命的果实，主要依靠外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他的政府实行卖国政策，和清朝相比，有过之无不及。1912年4月参议院首次在北京开会，他发表宣言说：“凡从前缔结之条约，均当切实遵守；其已缔约而未办之事，迅速举办”。（注：《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首，1936年上海版，页4。）到了他就任正式大总统时，又向各国公使外交团致词说：“本大总统深愿履行条约，循守成例，与友邦敦睦为唯一之基础”。（注：《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首，1936年上海版，页27。）他说的是老实话，他的“唯一基础”就是取得帝国主义的信赖。因此，不仅遵守清朝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而且遵守一切不成文的“成例”，不仅已办的事全部承认，而且未办的事也要快办。
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的巨额借款，由于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矛盾，经过一些周折。日本、俄国参加了进来，美国则中途退出，所以达成借款时，四国银行团变成了五国银行团。这笔借款总数为二千五百万英镑，以盐税收入为担保；规定四十七年还清，本利合计六千七百多万英镑。借款合同规定，由五国银行团派员稽查盐务，并监督贷款之使用。这完全是奴役性的政治贷款。袁世凯实际得到的数目是借款总数的84％，即二千一百万镑，其中一半以上用以支付各国到期的借款、赔款，还要以二百万镑作为“各国因革命所受损失的赔偿”，剩下来的约八百万镑，袁政府用来做军费和行政费用。靠了这笔借款，袁世凯才能在1913年以压倒优势战胜国民党势力。
1914年欧洲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分成了两个营垒，互相厮杀，这使袁世凯政府感到很为难。8月6日它宣告中立。德国在胶州湾租借地（青岛）驻有军队，而同英国有同盟关系的日本随时可能参加战争，乘机夺取胶州湾。这是当时中国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国内舆论界有人主张，应该同德国协商，把胶州湾还给中国，以免为日本夺去。德国由于无力顾及远东，也曾表示可以这样做。但是日本发出警告说，如果中国从德国人手中接受胶州湾，日本将视中国为自行破坏中立而站到德国一边。在这种威胁下，袁政府不敢采取任何行动。8月23日，日本中德国宣战，封锁胶州湾，并以进攻青岛的名义出兵。日军从相距很远的山东北部的龙口以二万多人登陆，进兵黄县、掖县、平度、莱阳、即墨等地，把沿途的城镇和邮电机关全部占领，征发物资，役使人民，如同进入敌国一样。袁世凯政府不敢提出任何异议，却自行宣布按照1904年日俄战争先例，把龙口、莱州、胶州湾及其附近一带划为“交战地区”。日军行动甚至超过了这个所谓交战地区。11月7日，日军才打败德国在青岛的驻军，占领青岛；在这以前，日军已占领胶济线上的潍县等处，并沿铁路线西进，一直打到济南，10月6日占领济南车站。显然，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要从德国手里夺取胶州湾，而且是要控制胶济铁路全线以至整个山东省。
袁世凯一向主要得到英国和美国的支持，和英国的关系尤其密切。由于西方列强都卷入欧洲战争，日本政府认为这是它独占中国的好机会。它在对山东进行军事侵略后，以解决中日间的“悬案”为名向中国提出一系列的蛮横无理的要求，1915年1月18日日本公使日置益把这些要求当面交给袁世凯。这些要求列为二十一条，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四条，关于日本在山东的特殊权利；第二部分七条，关于日本在东三省南部和东部以及内蒙古的特殊权利；第三部分两条，要把已有日本资本渗入的汉冶萍公司包括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变成中日合办的企业；第四部分一条，规定“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让与或租借与他国”；第五部分七条，包括聘用日本人为中国政府的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某些地方的警察由中日合办，设立中日合办的军械厂，把武昌至九江、南昌间，南昌至杭州间，南昌至潮州间的铁路建造权以及在福建省内修铁路、开矿山的投资优先权许与日本等等。
对于日本方面无端提出的类似于对战败国的条件，袁世凯政府竟派出代表同日本公使进行秘密谈判。它的两个代表之一的曹汝霖向参政院报告说：“政府兢兢业业，既不敢意存挑拔，以速危机，又不敢轻言让步，自丧国权，惟苦请日使速行开议而已。”（注：《袁氏当国史》，页465。）在谈判中，袁世凯方面做了许多让步，仍不能使日本满意。这年5月7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内答复。5月9日，袁政府全部接受日本提出的条件（只有第五部分中的有几条除外，但也承认“容日后协商”）。
袁世凯用中国积弱已久，无力抵御外侮为理由，说明他的屈服是无可奈何的，是除此之外别无他法的。对于商、学、工各界中兴起的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的群众爱国运动，袁世凯严令禁止。
袁世凯的独裁统治使中国更加陷于贫弱和混乱。他在山东问题上，特别是在二十一条问题上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使他的卖国的面目充分暴露于全国人民的面前。在接受了二十一条后，他加紧进行复辟帝制的活动，以为可以利用中国社会中迷信皇权的传统习惯势力来稳定自己的统治。而且依仗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的支持，也不怕国内有人出来反对帝制。袁世凯及其党羽过高估计了帝国主义支配中国政治的作用，过低估计了辛亥革命所造成的民主共和的潮流，也过低估计了由于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压迫而在中国人民中形成的爱国情绪和憎恶卖国贼的情绪。公然宣布实行帝制，不但不能增强袁世凯的统治地位，恰恰相反，只是加速了它的崩溃。
（三）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
孙中山、黄兴及其他国民党人在1913年反袁世凯斗争失败，流亡出国时，已有了一次轰轰烈烈的革命经验。这次革命虽然取得了推翻清朝的大胜利，却在袁世凯手下遭到了惨败。如何从中吸取教训，决定下一步怎样做，成为他们的重大课题。
在流亡的国民党人中，思想是很混乱的。当时的情形是：“精神溃散，相继败走，扶桑三岛遂为亡命客集中之地矣。谈及将来事业，意见分歧。或缄口不谈革命，或期革命以十年，种种灰心，互相诟谇，二十年之革命精神与革命团体，几于一蹶不振。”（注：《中华革命党宣言》（1914年7月）。《总理全集》，宣言页18。）后来，孙中山还追述说，那时亡命于日本的人，“大都垂头丧气”，“以为日日言革命，究竟有何势力，有何方法。彼等以为当二年前吾党已是成功，据有十几省地盘，千万之款可以筹集，三四十万之兵可以调用，尚且不能抵抗袁氏；今已一败涂地，有何势力可以革命？革命进行究竟有何办法？”（注：孙中山在1923年11月25日的演讲。《总理全集》，演讲丙页32。）
黄兴是对革命表示沮丧的主要代表。孙中山这时在给黄兴的信上批评他说：“中国当此外患侵逼，内政紊乱之际，正我辈奋戈饮弹，碎肉喋血之时。公革命之健者，正宜同心一致，乘机以起。若公以徘徊为知机，以观望为识时，以缓进为稳健，以万全为商榷，则文虽至愚，不知其可。”（注：孙中山1914年3月致黄兴书。同上书，函扎页148。）
孙中山坚决反对失败主义的情绪。当时他“再三苦劝各同志说：……从前吾党当推翻满清时，何尝有力量？大家皆是赤手空拳。当武昌革命党发动时，亦未有何种方法。不过大家皆明白满清一定要推翻，人人皆有此种信仰，人人皆明白此种道理，但尚未有何种事实可以证明。今日吾等虽失败而亡命，然吾等信用益大，经验益富，而且有事实可以证明。故今次失败，比之三年前，较有信用，有经验，有证据。何以在三年前遇有失败，无不继续奋斗；在三年后，便尔灰心，不肯继续奋斗呢？”（注：孙中山在1923年11月25日的演讲。同上书，演讲丙页32-33。）
本着他的革命信念，孙中山在日本创立“中华革命党”（1914年7月8日开成立会）。从他组织中华革命党的方案中，可以看到，他是认真考虑了同盟会在辛亥革命后变为国民党一败涂地的这段经验，企图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以利于再次兴起反袁世凯的斗争。但是究竟如何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却不能认为是已经很好地解决了的问题。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有一个通告向党员们说明“国民党失败之真相，新党再造之苦心”，其中说：“试思国民党之失败，自改组（指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引者）以来，即伏阴毒。份子既属复杂，官僚因之侵入（赵秉钧亦入国民党），将吾党之本来主义抛弃，对于国家，不敢直负责任。主持党务者，半为官僚所软化”。（注：中华革命党的《第四号通告》。见邹鲁著《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册，页272。）为了改变国民党这种面貌，中华革命党成立宣言中说：“此次办法，务在正本清源：一、屏斥官僚，二、淘汰假革命党，以收完全统一之效，不致如第一次革命时代（指辛亥革命——引者）异党入据，以伪乱真。”（注：《总理全集》，宣言页19。）
中华革命党规定，党员入党时必须按指模，立誓约，誓约的中心内容是：“为救中国危亡，拯民生困苦，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注：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册，页159。）这是把是否愿意立誓服从孙中山看做是真假革命党人的唯一标准。孙中山对此申述理由说：“不论何党，未有不服从党魁之命令者，而况革命之际，当行军令，军令之下尤贵服从乎？是以此次重组革命党，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凡入党人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若口是心非，神离貌合之辈，则宁从割爱，断不勉强。务以多得一党员即多一党员之用，无所浮滥，以免良莠不齐。此吾等今次立党所以与前次不同者。”（注：孙中山致南洋同志书。见上书，页265。）
中华革命党成立宣言说：这个新成立的党“为秘密团体，与政党性质不同”。（注：《总理全集》，宣言页19。）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当时人们是完全从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来理解政党的性质和作用的：政党就是要在议会选举中争取席位，以求在取得多数席位时组织内阁。按照这种理解，辛亥革命前的同盟会是革命党而不是“政党”，1912年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就是改组成了政党。既然经验证明，在成为政党后，发生了党员“浮滥”，“良莠不齐”，以及党内意见分歧，步骤凌乱等等弊病，所以孙中山认为必须确认新成立的中华革命党“与政党性质不同”。而且也不说这个党是象同盟会那样的革命党，这显然是因为感到同盟会的分子过于复杂，并不服从一个人的原故。这样，新成立的中华革命党的性质就被确定为一个“秘密团体”。
辛亥革命中发生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现象，这在当时人看来，纵然不是理所当然，也是难以避免的。既然有了革命军，有了新政府，那末，以联络会党，发动武装起义，推翻现政府为宗旨的革命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而要变成争选票的政党了。鉴于革命党在这种思想支配下蜕化变质，国家政权为旧势力篡夺的教训，孙中山在成立中华革命党时提出了划分“军政”、“训政”、“宪政”这三个时期的说法（注：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有“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这三个时期的说法，但和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的说法不尽相同。）。《中华革命党总章》规定，军政时期是“以积极武力扫除一切障碍而奠定民国基础”，训政时期是“以文明法理，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等到“地方自治完备之后”，才创制和颁布宪法进入宪政时期。总章认为，“宪法颁布之日，即为革命成功之时”，在此以前，都叫作“革命时期”。在革命时期内，“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总章中又把党员分为三等，明确规定他们各自享有不同的权利。在革命军未起义以前入党的是“首义党员”，他们在革命时期都称为“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革命军起义后入党的是“协助党员”，在革命时期称为“有功公民”，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革命政府成立后入党的是“普通党员”，称为“先进公民”，那就只享有选举权利了。至于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注：《中华革命党总章》。《总理全集》，方略页119-120。）
孙中山提出这一套办法主观上是为了使下一次革命不致重蹈辛亥革命的覆辙，防止在革命军起和革命政府成立时，革命成果为投机分子和旧势力所篡夺。他以为，推迟宪法的颁布，而把“革命时期”的全部政权掌握在革命军兴以前就宣誓效忠于他的一小批“元勋党员”，至多再加上那些“协助党员”的手里，就可以保证革命的胜利。却没有想到，如果真是按照这样做法，将只是使那些“元勋党员”和“协助党员”成为一个狭隘的宗派，使他的党和所要进行的革命脱离广大人民群众。
中华革命党总章说：“本党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他们的最高目的就是建设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是辛亥革命后三年的经验使人痛感到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在中国行不通，丝毫不能起遏制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旧势力的作用。孙中山在建立中华革命党时的思想是这种矛盾的反映。他解决不了这个矛盾。他为解决这个矛盾而采取的办法使他走向了民主的反面：他所建立的党以是否绝对服从领袖个人作为党员之唯一标准，并且预约给予最早宣誓服从的党员以“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他所设想的革命时期成了少数“元勋党员”和“协助党员”统治全体连公民资格都没有的人民的政治！
中华革命党在1914年7月成立时，以孙中山为总理，并要黄兴担任协理。黄兴表示不赞成以“附和孙先生革命”为誓词，拒绝参加。不少知识分子和军界的旧党员也对按手模宣誓的方式表示反感，以此为理由拒绝参加。欧洲战争爆发后，一些在日本的没有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国民党人（其中多数是军人）成立了“欧事研究会”的组织。它虽然用研究会的名义，其实是中华革命党以外别树一帜的政治派别。他们和黄兴一样，不主张对袁世凯采取“急进”的革命手段，而主张“缓进”。
在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后，1915年2月间，黄兴和欧事研究会的若干主要成员联名发表通电，认为当前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际，应该暂停反袁活动，一致对外。由于黄兴和列名通电的另一些人（如柏文蔚、李烈钧）是1913年赣宁之役的重要人物，所以他们的看法颇有影响。对于这种看法，孙中山表示坚决反对。他在一封为这问题答复北京学生的信中说：“袁氏以求僭帝位之故，甘心卖国而不辞。祸首罪魁，岂异人任？”他把袁世凯比做已经升堂入室的大盗，“大盗在室，乃如取如携。祸本不清，遑言捍外？……而乃望以一致为国，相去万里，何止迳庭！”（注：《总理全集》，函札页165。）孙中山认为，对甘心卖国的袁世凯，必须坚决斗争，谈不到合作一致对外。
在这个问题上，孙中山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由于中华革命党的组织形式及其活动方式都成了脱离群众的“秘密团体”，它不能在国内政治生活中起较大的影响。在1916年反袁世凯的斗争高涨的时候，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能够站在领导地位。
（四）梁启超：从拥袁到反袁
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和西南几省的地方军阀，充分利用了袁世凯由于对帝国主义屈服和实行帝制而遭到全国人民反对的形势，为自己取得了反袁世凯的领导地位。
在熊希龄的内阁时期，梁启超和其他进步党人是支持袁世凯的。1914年1月袁世凯解散了国会，在国会中同国民党相对抗的进步党也就不存在了。但是进步党中的主要活动分子，仍然可以视为一个政治派别。他们大体上就是清末的君主立宪派分子。梁启超仍是他们的领袖人物。他在反对袁世凯帝制的第一篇文章中自称为“立宪党”，虽然这样的党的组织是没有的。
国会解散，熊希龄内阁下台以后，虽然袁世凯日益明显地实行独裁政治，但包括梁启超在内的进步党人仍然不反对袁世凯。在袁世凯为制定他的“大总统选举法”而设的参政院中，梁启超和其他几个进步党人受聘为参政员，他们对选举法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到了1915年8月，袁世凯的亲信们改行帝制的呼声已经公开喧嚷起来，梁启超观察形势，感到继续支持袁世凯是不聪明的事。这时，他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开始宣布反袁的立场。梁启超所说他为什么要反袁的理由，是值得看一下的。
梁启超的这篇文章（注：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收在其所著《盾鼻集》中。见《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三，页85-98。）首先声明：“鄙人原非如新进耳食家之心醉共和，故于共和国体非有所偏爱，而于其他国体非有所偏恶”。他把主张民主共和的人讥诮为“新进耳食者”，自命是站在不偏不倚的立场上谈国体问题。共和与君主，就是他所说的国体问题。他又说：“鄙人生平持论，无论何种国体皆非所反对。惟在现行国体之下而思以言论鼓吹他种国体，则无论何时皆反对之”。他的意思是说，国体只能维持现状。在辛亥革命前，因为现状是君主国体，所以他反对鼓吹共和；而现在很不幸的（他认为是很不幸的）已经经过革命而成了共和国体，也就只好承认既成事实，不可再加以改变。他说，如果硬要改变现行国体，那就是革命，而革命是他从来反对的，所以他过去反对“共和革命”，现在反对“君主革命”。——袁世凯实行帝制，是对辛亥革命的反动，而梁启超把它说成是一种“革命”。这固然是他有意糟蹋革命这个字眼，同时还有深一层的意思。他的文章中说，他其实是很希望能使共和“复返于帝政”的，不过“又深感君主国体之难以恢复”，而如果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进行“君主革命”，后果是很危险的。“革命之轨道恒继之以革命”，也就是可能导致真正的革命，这是他所最害怕的。
梁启超的文章又说：“吾侪立宪党之政治家，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故以为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不可也。政体而非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也。”照这样说，他似乎是既反对改变既存的共和国体，又主张在共和的国体下实行立宪的政体。按当时人的用语，共和立宪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但是梁启超的文章却又表明，他并不真正要求袁世凯实行民主共和。相反的，他认为，在共和的招牌下实行专制是可以容许的。他说：“今在共和国体之下而暂行专制，其中有种种不得已之理由，犯众谤以行之，尚能为天下人所共谅”，但如果公然废弃共和，那就难免遭天下人之反对了。所以他的文章为袁世凯设想说，既然已经能够当终身大总统，而且有权使自己的儿子当继承人，那就应该满足于这种状况，“在共和国体之下而暂行专制”，何必一定要废弃共和而当皇帝呢？梁启超在举起反袁的旗帜时，对于袁世凯自己丢掉共和的招牌是深表惋惜的。
附带说一下，这时梁启超和康有为是有分歧的。康有为也反对袁世凯当皇帝，但他认为用帝制代替共和是必要的，不过袁世凯不配当皇帝，只应该让清朝复辟。梁启超和他的老师不同，虽然在他的文章中慨叹共和对中国是多么有害，但他认为，在反对袁世凯时必须以维护共和的战士的姿态出现。
梁启超还从辛亥革命中得出经验，如果抢先抓起反袁的旗帜，是对于自己一派最有利的。他在给南京的进步党人的信中说：“当此普天同愤之时，我若不自树立，恐有将煽而用之，假以张义声者。我为牛后，何以自存”。（注：梁启超：《致藉亮侪等书》（1915年11月18日）。《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三，页28。）
靠什么力量来反对袁世凯呢？梁启超找到的力量是西南几个省的地方势力：云南的唐继尧、贵州的刘显世、广西的陆荣廷。
梁启超的学生蔡锷是他的密切的合作者。蔡锷在辛亥革命时领导云南起义而成为云南都督，1913年离开云南。由于他在军界中的声望，袁世凯授与他以各种荣誉职位，把他羁留在北京。原是蔡锷部下的唐继尧被袁世凯从贵州调到云南，受封为将军。（注：袁世凯在准备行帝制时对各省的军事长官封为不同名目的将军。）1915年11月，蔡锷根据梁启超和他商定的行动计划，设法摆脱袁世凯的监视，离开北京，先到日本，然后回到云南。差不多同时回到云南的还有未参加中华革命党的原国民党人李烈钧、熊克武等人（都属于欧事研究会）。他们都主张在云南宣布反对袁世凯。唐继尧起先因为自己的力量对抗不了北洋军力，对于是否和蔡锷等人共同行动是动摇的。由于蔡锷在他部下的中下级军官中威信很高，许多人赞成反袁，又由于蔡锷等人说服了他，使他看到整个形势对袁世凯不利，他终于下了决心。12月25日以唐继尧为首向全国发布声讨袁世凯的通电，云南宣告独立。唐继尧为云南都督。云南的军队组成三个军，号称护国军。由蔡锷率领一个军进兵四川。
贵州的军阀刘显世本来是地方豪坤，在辛亥革命期间乘立宪派和革命派相争的时机掌握了省的军权。他也曾向袁世凯效忠，但这时追随云南，在1916年1月间宣布贵州独立。
争取广西军阀陆荣廷的响应是梁启超的计划中的重要的一步。陆荣廷是清朝的广西提督，在辛亥革命中成为广西的统治者，袁世凯也授予将军的封号。他时常担心受到北洋军人的排挤，但是对于是否参加反袁行列还很踌躇。为了促成他行动，梁启超接受他的邀请，在日本人的大力帮助下，避开袁世凯在各地密布的暗探，由上海经过香港、越南潜入广西。1916年3月15日以陆荣廷、梁启超的名义通电声讨袁世凯，宣布广西独立。陆荣廷为广西都督。
由蔡锷率领的进入四川的护国军的力量是很小的。唐继尧为了使颇得人望的蔡锷离开云南，以免危及自己的地位，所以愿意分给一部分兵力，但并不给以充分的后勤支援。因此，蔡锷在川南虽曾打败四川本省一些军队，占领叙州（今宜宾）、泸州、綦江等地，但是在袁世凯从外省调进了一些北洋军队后，蔡锷在作战中受到了挫折。袁世凯派驻四川的将军陈宧，虽受到袁世凯的信任，但并不是北洋嫡系。他不愿意战争扩大，因为如果北洋军队更多地进入四川，他的地位就会动摇。在陈宧和蔡锷双方默契下，四川的战事成为僵持的局面。
云南、贵州、广西三省的首先独立，惊破了袁世凯称帝的迷梦。因为云南用护国军的名称，这次反袁斗争被称为“护国运动”。护国运动反映了全国人民对于企图彻底埋葬辛亥革命的独裁者袁世凯的反抗，但在运动中，立宪党人和地方军阀各有各的打算。梁启超为自己一伙人夺取反袁斗争的领导权的意愿是达到了的。由于领导权掌握在他们的手里，就注定了这个运动的发展规模远不如辛亥革命，其结局也不可能高过辛亥革命。
（五）袁世凯的覆灭
袁世凯虽然在1915年12月已开始使用皇帝的称号，但是预定在1916年元旦举行的“登极大典”却没有敢如期举行，而且一再推延，终于在3月22日宣布撤销帝制。
所谓举国一致拥戴帝制的“民意”，袁世凯及其党羽也知道是他们自己伪造出来的，但他们的确以为，皇帝的龙袍具有比大总统的礼服不知高多少倍的权威，依靠这种权威，不但能够得到旧势力的拥护，而且能够博得众多“愚民”的膜拜，因而使主张民主共和的反对派无能为力。但是，这种奇迹没有出现。
利用社会各阶层中反对卖国独裁，憎恶帝制复活的情绪，西南几个省宣布独立，这对于袁世凯固然是严重打击，同时，帝国主义者看到袁世凯由于称帝而陷入困境，不愿意继续支持帝制了，北洋军阀内部的分裂也表面化了，这就更是袁世凯所没有预料到的。
在袁世凯的帝制运动开始酝酿时，他所聘用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曾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发表《共和与君主论》，明确主张中国应该实行君主制，认为象中国这样的“民智卑下之国”，民主共和是有害的；中国固然需要立宪政治，但“中国之立宪，以君主制行之为易，以共和制行之则较难也。”（注：古德诺的全文见白蕉编《袁世凯与中华民国》，页162-174。）美国博士的这种议论为袁世凯的帝制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另一个政治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是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亲信，也积极主张中国应当改共和为帝制，实行君主立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统治者在实行任何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动时，总是要首先看看帝国主义的眼色。由于欧战尚在进行，日本在远东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日本的态度如何更是袁世凯所顾虑的。日本政府通过有贺长雄和其他渠道使袁世凯相信，他接受了“二十一条”就可以换得日本对帝制的支持。因此，袁世凯当时认为他实行帝制，在外交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也就是能够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承认和赞助的。
实际上，日本政府对袁世凯采取的是两面三刀的态度。由于袁世凯和英、美的关系较深，日本并不愿意看到袁世凯的统治稳定。相反的，它宁愿由于实行帝制而在中国造成混乱的局面，以便于扩充日本在中国的势力，并且培植完全能为日本所用的代理人。梁启超的反袁活动之所以能得到日本的帮助就是这个原故。早在云南宣布独立以前，1915年12月15日，日本已经联合英、法、俄、意共五国公使一起向袁世凯提出警告，表示担心实行帝制能否维持国内治安。到了1916年1月间，日本更明显地表示不信任袁政府能够平息云南、贵州的局面。此外，日本还资助一些清朝的贵族和遗老，使他们进行复辟活动。总之，袁世凯逐渐发现，日本是在捣他的乱，而不是为他撑台。
袁世凯的北洋军内部的分裂特别表现在他的两员大将段祺瑞和冯国璋身上。在袁世凯的政府中，段祺瑞一直担任陆军总长，在准备实行帝制时，1915年8月，袁世凯解除了段祺瑞这个重要职务，这是因为他感到段有自己的野心。坐镇江苏的冯国璋对于袁世凯实行帝制，采取冷淡的态度，并且同反袁的立宪党人和西南军阀暗中来往。在云南、贵州、广西宣布独立后，他愈来愈表现出反对帝制的态度。他是看到袁世凯的大厦有倒坍的危险，意图以自己为中心来维护北洋军的传统势力。他的这种意图特别得到江西、湖北等省的北洋军阀的声援。北洋军内部分裂的表面化使袁世凯更处于困难的境地。而且长江流域这几个军阀的动向又是英国态度的反映。
袁世凯是以大总统的名义下令撤销帝制的，他还企图继续当大总统。1916年4月21日他向段祺瑞让步，请段出任国务卿，组织责任内阁。他想借段祺瑞的力量来渡过难关，而后者却企图利用这机会从袁世凯手里接管政权，如同在辛亥革命时袁世凯接管清朝政权一样。这时，不但西南独立各省认为袁世凯已无权继续担任大总统，而且冯国璋也电告袁世凯还是自动退位为好。4月、5月间，广东、浙江、陕西原来效忠袁世凯的地方军阀也相继响应云南的护国运动，宣告独立。四川的陈宧在3月底和蔡锷商量停战，到了5月间，陈宧宣告四川独立。接着湖南将军汤芗铭也宣告独立。陈宧和汤芗铭是袁世凯所信任的人，他们的倒戈使袁世凯特别感到众叛亲离，他的统治已不可能维持下去了。
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虽然在云南护国运动以前已经进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但在整个斗争中没有能起主导作用。
中华革命党所能运用的力量主要还是旧式的帮会组织。陈其美是和上海的这种组织有很多联系的，他在1914年就企图以上海为中心，在江苏、浙江发动起义，但是没有成为事实。1915年11月（云南护国运动开始前一个月）陈其美派人暗杀了袁世凯的爪牙，上海镇守使郑汝成，以为消灭了这个人就易于在上海起事。12月初，陈其美组织了停泊在上海的肇和军舰的起义。他的部下虽然得到舰上官兵的响应占领了这只兵舰，但是其他两只兵舰没有按预计配合，反而炮轰肇和舰。在陆上以手枪、炸弹武装起来的“决死队”也没有能占领警察局、电话局、电灯厂。这次起义只两天就失败了。在护国运动起来以后，中华革命党人在各处还发动了若干次勇敢的行动。1916年2月，杨王鹏（辛亥革命前在武昌担任过振武学社社长）等四十多人在长沙用手枪炸弹突袭湖南将军汤芗铭的衙门，全部牺牲，被捕的杨王鹏遭到剖腹挖心的惨刑。4、5月在江苏、山东、广东各地也有中华革命党人的类似起义。比较有成绩的是在山东，以居正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人组成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一度占领潍县、高密等地。
孙中山于1916年4月底从日本回上海，5月9日发表讨袁宣言。他指出：“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讨贼美举当视其职志之究竟为何，其所表示尊重者为何，其策诸方来与建设根本者为何，而后乃有牺牲代价之可言。民国前途始有攸赖”。（注：《讨袁二次宣言》。《总理全集》，宣言页22。）要为真正保持民国着想，而不能以去掉袁世凯一个人为满足，这是孙中山针对以梁启超为政治灵魂的护国运动说的话。但是他的呼声当时得不到反响。
梁启超明确认定，斗争的目的只是在于推翻袁世凯一个人。按照他的设计，1916年5月8日在广东肇庆成立了个“军务院”，作为独立各省的联合组织。独立各省的军阀都取得军务院抚军的名义，他们推云南的唐继尧为抚军长，而以在肇庆的岑春煊为抚军副长，代行抚军长职权，梁启超任军务院的政务委员长。岑春煊是清朝的老官僚，他在1900年任甘肃省的布政司，因带兵护卫逃出北京的朝廷而为慈禧太后赏识，历任陕西巡抚、四川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邮传部尚书，因官场上的倾轧而与袁世凯不相容。入民国后，他参加过由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欧事研究会的军人们曾想拥戴他为领袖。他和梁启超为首的立宪党人有联系，又和两广的军人有老关系，因此能成为军务院的头头。军务院表示否认袁世凯的大总统资格，而认为应该“依法”由副总统黎元洪接任大总统。岑春煊宣布北伐的《出师布告》说：“天下汹汹，徒为袁氏之故，苟可以去袁氏而无借于用兵，其道何由，固无所择。”又说：“我师之师，职在讨袁。……非袁自退，黎大总统继任，不能罢兵。守此范围，无敢渝越”。（注：《军务院考实》，商务印书馆1916年版。《作战方略》，页12。）这就是说，他们的目的只在于袁世凯退位，决不超越这个范围，为达此目的，采取军事以外的任何办法都是可以的。岑春煊和梁启超一方面以出兵北伐造成声势，一方面和段祺瑞、冯国璋进行联络，希望他们劝说袁世凯自动退位。段、冯愿意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就可以只牺牲袁世凯一个人而保持北洋军阀集团的统治势力。可是，袁世凯仍然不愿意轻易退位。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忧愤中因病死去。手无兵权的黎元洪在段祺瑞同意下就大总统职，而以段祺瑞为内阁总理。不久后，冯国璋任副总统。黎元洪宣布恢复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7月14日，广东的军务院自动宣布撤销，但北京政府仍然在北洋军阀控制下，只是没有了袁世凯。
中国虽然有二千年帝制传统，但辛亥革命打破了这种传统，从此民主共和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梁启超在发动护国运动后说得好：“国体违反民情而能安立，吾未之前闻。今试问全国民情为趋导共和乎为趋导帝制乎？此无待吾词费，但观数月来国人一致反对帝制，已足立不移之铁证”。（注：梁启超：《辟复辟论》。《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三，页118。）袁世凯违抗这种表现广大人民意志的潮流，他的失败是不可免的。但是在护国运动结束时，梁启超实际上是以为，继承袁世凯衣钵的北洋军阀，由于保持共和的形式就能“安立”，那还是错误地估计了“民情”。
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是为了进行一场反袁世凯的革命。袁世凯虽然失败了，但是预期的革命并没有出现。梁启超一派人之所以发动反袁是为了防止反袁斗争变成一场民主革命，他们之所以力求迅速结束这场斗争，为的是不致在继续动乱中出现革命的危机。
孙中山虽然认为“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但是究竟应该怎样才能真正保持民国，他提出来的只是尊重民元约法一点。在北京政府已经算是恢复了民元约法的时候，中华革命党不能为自己提出新的斗争任务。孙中山宣布仍恢复国民党的名义（注：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编中说：“民国八年（1919年）十月十日，中华革命党正式改名为中国国民党”（页287）。但又说：“洪宪告终，袁世凯死。曾通令海内外各支分部、交通部，一律恢复国民党名义”。（页390）事实上是，1916年中华革命党恢复国民党名义，不过，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的活动很少，到了1919年又改称为中国国民党。），和许多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的国民党人（注：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的黄兴1916年7月由美国回到上海，孙中山曾和他会谈恢复合作。10月底他在上海病故。）重新合成一个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