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日军节节逼近，国民党军队多抱不抵抗主义，凤凰山不再是安全之地，特务队奉命将张学良转押往贵州修文县阳明洞，张学良又不得不搬迁了。
贵州修文的阳明洞，在县城以北的龙岗山，离修文县城五里，山不算高，却林木茂盛，风景优美。阳明洞不是人工开掘的，而是一座天然的宽阔明亮的洞穴。有趣的是，这里面还有些自然形成的石桌，石凳呢。至于名曰阳明洞，那是因为相传被贬谪的明代思想家、兵部主事王守仁曾在此读书讲学，由于他自称阳明先生，所以他住过的这个山洞，人们就称为阳明洞了。
张学良从湘西来到这里后，就住在阳明洞顶原有的一座木结构楼房里。那时回国参加抗战的杨虎城也被捕了，而且就囚禁在息烽的玄天洞。息烽与修文是邻县，二人相距不远，而且是由同一个特务团（原有的特务队和宪兵仍然不变，这是又增派的篮管军队）看管的，但张、杨两将军却都一无所知。
杨虎城将军原来不是留在西安，一直代替张学良将军负责那里的军事工作吗？怎么也被捕并被关押到息烽来了呢？
原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杨虎城和于学忠都受到所谓“撤职留任”的处分（蒋氏的食言，处处可见）。不久，又令杨“出国考察”。杨即于１９３７年６月２９日动身出国。随行人员除夫人谢葆真、二子拯中外，还有几个工作人员。七七事变发生后，他曾致电蒋介石要求回国参加抗战，却遭拒绝，让他继续在国外考察。后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进一步扩大，杨虎城对考察十分不感兴趣，再次要求回国；加之，他在国外的抗日言论，也使南京政府不满，所以１０月初才又接到宋子文来电，让他“自动返国”。当时，将军部属认为宋的电报缺乏诚意，表面看说得好听，实际里面大有文章，因为宋光说“各方同志纷纷集会，共赴国难”，而对张学良却只字不提；另方面，要杨将军回国，为何蒋不电召，而却由宋来电，还莫名其妙地说了句“宜自动返国”，这岂不是为日后迫害将宰作预谋吗？所以那时很多朋友都劝他不要回国，或看看形势发展再说，但杨虎城仍然坚决主张尽快回国，他说：“我们发动‘双十二’事变是为了抗日。现在国内全面抗战已起，如我仍然逍遥国外，实无脸面对待中国人民。至于我回国之后，不管蒋介石怎样对待我，我绝不追悔，只要问心对得起国人，死何足惜！”①友人劝阻不住，将军遂于１１月２６日回国。当他路过香港时，仍有些友人对他的安全担心，认为他还是不再与蒋介石打交道为好。中国共产党人对他作了诚恳的规劝。当时，“张云逸是中共中央驻香港代表，按党中央指示，特地去拜访了他。张向杨转达了我党中央欢迎他同我党共筹抗日的意见，并具体建议他直接到武汉会见周恩来同志，然后到延安去。张云逸还向他概述了张学良一片愚忠得到的结果，以及抗战前后蒋介石的一些作为，希望他能引鉴前车，洞察其奸，临事慎重，不要再蹈覆辙。无奈杨将军当时对蒋介石的本性仍然认识不足，以己心度之，以为既然同意合作抗日，何分彼此，如去延安，反授以口实，因而拒绝采纳共产党的建议，率然去见蒋。谁知，蒋介石根本没有等到他来，就先下了手……”②
原来，那时蒋介石来电，嘱至南昌相见，并派戴笠迎接。实际戴并未前往迎接，而是电约杨将军至长沙，再同去江西。杨虎城即先期乘飞机去长沙（机票是宋子文拿来的。宋后来来港，并与杨作了长谈）。当时，特地来港迎接的一一七师（十七路军的一支军队）全师将士的代表王根僧（副师长），为保护将军，向宋一再要求，才勉强要到一张机票，与杨同行。他们到长沙后，又据戴笠留条去武昌（戴已到武昌去了）。这之后，杨虎城的情况就每况愈下，完全落入南京当局的圈套了。
关于杨虎城被捕经过，王根僧当年曾写了日记，其中有几则是这样说的：
十二月一日午后三时三十分车抵武昌车站，戴笠率行营及省府人员约百余人在车站迎接。当即安顿我们住在胭脂坪省政府招待所，表面招待很周到，但发觉有特务人员秘密监视，杨将军去访于右任时亦然（“据于说：他们两人谈话时，跟去的特务竟敢旁坐不动，经他斥责后，才到外边去了。可是还不时进来，催促杨先生早些回去休息，使他生气极了。”——笔者转引），我当时将这种情况密告杨将军。杨将军说：“我又不是回来作汉奸，中央不需要这样做吧？”他似乎不相信我的话。
二日午十二时三十分由戴笠陪至汉口空军航空站，已预备小飞机一架，可乘三人。戴笠原来安排是杨将军、戴笠本人，另副官一人。当时经我再三要求，始临时将副官叫下来，准我上机。午后一时五十五分抵南昌，寓二纬路戴笠在南昌的办公处所。当车抵寓所附近时，我瞥见有一队宪兵正在周围布置岗哨……我乘机将所瞥见的情况告知杨将军，我说可能已把我们监禁起来了。他仍然说：“我又不是回来作汉奸，他们不需要这样做吧！”
（现在想起他这句话，是多么光明磊落呵！）……应该试探一下。我当即挟着一套衬衣裤和毛巾、肥皂，佯装出去洗澡，果然被门口卫兵拦阻，并说外面风声不好，不能出去。我折返楼上告知杨将军，他长叹一声，默默无言者久之。
三日戴笠表面上招待我们甚是周到，伙食特别好，并和我们有说有笑，但迄未谈及蒋介石何时来南昌，至此我们也已了然。
五日听说蒋介石即来南昌，晚餐时杨将军询问戴笠，他说不确。杨将军判断当时情况，也认为蒋介石不可能来南昌，并且说既把我们弄到这个地步，他来与不来，都不相干。
八日杨将军读报，得悉日军已达南京近郊汤山一带，不胜愤激！他说：“我今不能上前线杀敌，至感无聊！作为一个军人，能上前线多杀几个外国敌人，才算得光荣！
若论内战，则难免一将功成万骨枯之讥！”云云，于此足见杨将军的苦闷心情。
十日午后一时许又发警报，警卫人员带我们到江边下沙窝隐蔽。午后五时四十分，戴笠说：敌机常来轰炸，城内不安全，请杨先生迁到乡下去。要他立即上车。当时戴不准我随去，我挥泪送别……③
是的，这是不寻常的分离，或者勿宁说是永诀。因为从此以后，杨虎城就被囚禁，在１９４０年前后，当张学良也辗转来到贵州，并与杨虎城近在咫尺时，那时杨已被关押了三年多。多年的漂泊、囚禁，使他“患了很重的胆石病，到１９４８年才被准许送到中美合作所附近军统所办的‘四一医院’去开刀……医生从杨的胆囊中取出一把结石，这是由于在息烽玄天洞多年来饮了不干净的泉水所造成。病好转一点又将他移回原处。这段时间内，他心情非常烦躁，常同龚国彦（一看守头目——笔者）为一些生活小事争吵……后来听到龚国彦告诉我，说他有次走到杨家山后面，看到一座坟墓，坟前石栏上刻着‘杨氏佳城’四个字，他很感慨地说：‘怎么这样凑巧？这同我的名字只少一个字。’话刚说完，抬头一看，两旁华表上正刻着‘龙蟠虎踞’。他当时触景生情，长叹一声：‘我的姓名这里早都有了，我今天住在这里，将来也必死在这里无疑。’因此他很不愿意到门外走动，不愿看到那一座有他姓名的坟墓。
“一九四九年八月间，蒋介石由台湾到重庆后对毛人凤一再说：‘把一些反对我们的人保留下来，这对我们太不利了！’所以当毛人凤向他请示杨虎城如何处理，是否要解送台湾时，他毫不考虑地回复：‘留下他做什么？早就该杀了！’但他最后叮咛毛人凤应当解回重庆秘密进行，不能让外人知道。据毛人凤事后告诉我：蒋介石要杀害杨的同时，还就囚禁在中美所内白公馆与渣滓洞两个集中营内四百多名革命人士的处理问题指示他说：‘我们过去那样有势力的时候，这些人都不肯投降，今天我们到处打败仗，他们还会肯转变过来吗？只有干脆一起杀掉！’”④
原来如此！
蒋介石如此倒行逆施，怎能不激起天怒人怨，加速蒋家王朝的灭亡呢？
张学良被囚于阳明洞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他在这个时期虽然仍很苦闷，但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也参加一些活动。曾磊（在阳明洞时担任过张学良的“警卫”，是个连长）说：“当时的张将军才四十来岁，常穿一件咖啡色丝绵袍，布鞋纱袜，可是仍掩不住他那英武的军人气魄。他生性豪爽，待人很随和。每逢宪兵打球时，他都来充当义务教练，有时还当裁判，球兴大发时，他就亲自上场了，打得满头大汗。他为排遣寂寞，时常到我们营房来看看，尤其喜欢和那些‘宪兵娃娃’打交道。有次和一个宪兵下棋，他先提出条件：输了的要打五板手心。头一盘，宪兵输了，他果真拿米达尺打了他五板。第二盘，他自己输了，伸着手要那宪兵打，宪兵不敢打，他说：‘你不打就是不履行我们的双边条约，要受罚，要罚打五板。’那宪兵很乐意地伸出手让他又打了五板，大家都觉得有趣极了。
“张将军在阳明洞的日子里，从不为自己的事怨天尤人，发牢骚。他虽然不能与外界接触，可是常关注战局的进展。有一回，听到他在楼上拍桌打椅，大声怒骂：‘忘八蛋！饭桶！一个个该枪毙！……’我忙问楼下的人：‘出了什么事？’他们说：‘副座看到报纸上打败仗的消息，正在发脾气。’每当目睹张将军这种情状，我们都非常同情他，深深地为他感到惋惜。”⑤
张学良是１９３８年冬由湘西沅陵凤凰山迁往贵州修文县阳明洞的，在这里住了两年多。１９４１年５月，张学良因患急性阑尾炎，遂离开修文，到贵阳手术治疗。那时他的病由于入院过迟，已经恶化，最后由杨静波大夫为他做了切开引流手术，他的病才得以痊愈。因为修文偏僻，交通不便，缺医少药，而他的病又未根治，还有复发的可能，所以张学良提出，希望住在贵阳。军统局本来是不同意的，因为他们认为贵阳是省会，对于他们的特殊使命多有不便，但又怕张学良真的旧病复发，措手不及，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也难交代，所以也只好答应了。
住市区当然是不会允许的，最后让他住在贵阳的麒麟洞。时间是１９４１年５月至１９４２年２月，对于这一时期的囚居生活，於英复曾作过一些实地调查，他介绍说：
“麒麟洞是贵阳风景区——黔灵山的一个景观，有尼姑庵（白衣庵）一座，尼姑师徒四人住此。当时，曾亲眼目睹张学良将军关押情况的白衣庵小尼姑王启华回忆说：‘我１４岁左右和我师傅等四人住在麒麟洞，推点豆花接待游人和香客。张学良关进来后，就只准我们四人进出。卫兵对我们说：“出去不准讲张学良关在这里。”当时，在麒麟洞四周的山上架有三挺机枪和驻扎了三个连的兵，大门旁边架有三部电话（包括电台）。每天白天和夜晚分别由几个便衣特务跟着张学良，寸步不离。和张学良一起关押在这里的还有赵一荻小姐和她的女佣人。当时，赵一荻小姐只有二十多岁，常穿旗袍。张学良住左边小房，一荻小姐和女佣人住右边小房，中间是会客和用餐的地方。张和赵有时也一起出去走一走，但不得超过挂有‘禁止’的木牌（注：即现在的白象桥处），但更多的时候，张学良是抱着肘坐着在想。住室内除了床和坐椅，四壁没有一样东西。’
“一九四一年初冬，张学良阑尾炎再次复发，又作了阑尾切除手术。因张第一次住中央医院时，涉及面广，外界传出了他在贵阳治病的消息，这次军统局决定不住医院，就在囚禁地麒麟洞给张作手术。手术仍由贵阳医学院兼省立医院外科主任杨静波大夫主刀，李迎汉、杨洁泉作助手。在局部麻醉中，张学良很沉着，配合了手术的顺利进行，给在场医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张学良囚禁前身体是健壮的，长期囚禁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竟连续两次做手术，抗病能力如此之低，张学良的身体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九四一年五月至六月间，张学良第一次手术后，在贵阳麒麟洞囚禁期间，应贵州省主席吴鼎昌邀请，在特务监视下到花溪参加了一次诗会。出于对张学良将军的尊敬，与会者纷纷以诗词贺慰张。张学良见大家的诗词都是对他的慰勉，很受感动，不顾特务的监视，即席吟七律一首，答谢诗友：
犯上已是祸当头，
作乱原非原所求。
心存广宇壮山河，
意挽中流助君舟。
春秋褒贬分内事，
明史鞭策固所由。
龙场愿学王阳明，
权把贵州当荆州。
当时，因有特务在场，张学良不便明言，但仔细推敲诗意，仍可知张爱国之心未变。所谓‘中流助君舟’，是说：你不抗日，我拖你一把。所谓‘心存广宇’，是说心存国家民族，不计个人得失。龙场愿学王阳明’，是说愿以王阳明为例，虽受谪贬，日后仍能复职，领兵抗战。最后一句是说，贵州乃暂时栖身，终非久留之地。全诗说明了张学良将军在近五年的囚禁生活中，仍怀有不忘国家民族、渴望领兵抗战的高度爱国热忱。”⑥
由于黔灵山麒麟洞距市区太近，游人又多，不利于保密，所以张学良在这里只住了半年多，１９４２年２月，又迁往贵州开阳县刘育乡。
刘育乡亦名刘衙，离开阳县还有十里路，不通公路，是个偏僻的地方。也许正是因为它是个不大为人所知的穷乡僻壤吧，所以这里便又成了张学良的新的栖身之地。因为这里是乡村，就住在老百姓的宅院里，所以戒备更严，更加兴师动众、如临大敌呢：
张学良移囚刘育后，国民党军统局便对开阳加紧控制，派军统特务李毓桢为开阳县长，军统特务廖文钦为刘育乡长。对张将军进行监视的，不光是行营副官看守，还有宪兵特务，国民党的一个七十五团围了三层。除了当时随张学良将军来的厨师所住的刘天平家外，张学良将军没有到过任何一户农民家。就是到刘天平家，身后也有近一个班的便衣特务跟着。因此张到刘天平家，仅在院子里和主人打个招呼，向厨师问好，或吩咐厨师做点什么生活琐事。每逢赶刘育场，张将军也到场上转转，既不买什么东西，也不和老百姓说话，特务跟去又跟回。
张将军的住宅，一般是不能靠近的，就是庄户人家出门干活，也得绕道而过，只有放牛的孩子能稍为走近一点，但屋子里是绝对不许进去的。只有大寨的刘洪春老人，不但到过张将军屋里十多二十次，有时张将军还留刘洪春吃饭。其原因是张将军喂的大黄猫不见了，过了一个多星期，被刘洪春捉到送还张将军。张重获心爱之物，心里很高兴，便向副官们说：刘老头是个耿直人，以后让他经常来玩，不要干涉他。
在刘育，军统特务对张将军的监视很严密，张的一切行动，都要经过以“秘书”身份出现的少将军统特务刘乙光的允许。因此张的心情十分苦闷。没有听他唱过，也没有看他拿过书，百无聊赖之时，只在门口的大青杠树下坐坐，凝视蓝天，一言不发。有时，在卫兵的“护送”下，到北安营去钓鱼，或是在划定的范围内散步。看到孩子们用草编织笼子，捉蟋蟀关到笼里相斗……⑦
当年曾在开阳中学读书、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使他得以瞻仰少帅风采、并还有机会与将军和赵四小姐见面及交谈的袁化鹏也有一段感人的追叙：
一九四二年，我还是个少年，在开阳中学读书，和“行营主任”刘乙光家毗邻而居，他有两个儿子刘伯涵、刘仲璞和我在开中同学。一天，我和刘家兄弟在一起玩，忽然见到一大群人抬了一只刚打死不久的大老虎，来到刘家所住院内放下，登时大门外警卫森严，不准百姓往来。不一会，刘乙光和县长李毓桢以及县府的机要人员、行营副官们都来了，黑压压满陀子是人。刘伯涵悄悄对我说：“那个穿麂皮加克、戴藏青色鸭舌帽的，就是张学良将军，我喊他叔叔；他身边那个女的是他的秘书赵四小姐，名叫赵媞，又名赵绮霞或赵一荻，是南开大学的校花（这是传说，不是事实）。”张将军个子比刘乙光高，风度翩翩，英姿飒爽，确是叱咤风云、驰骋战场的宿将，毕竟不凡。他兴致勃勃，语调亲切地向捕虎人问长问短，备极关怀。一会，“行营”一位秘书，把一叠钞票送给捕虎人，说是张先生的犒赏，老乡们喜出望外，抬着死虎扬长而去。事后，我问小刘：“张先生怎么不把这张极好的虎皮买下来呢？”小刘说：“他家有的是长白山虎皮、熊皮、著名的东北豹皮。虎皮是李县长买了，张叔叔奖了他们三十块钱。”
开阳中学校址在北极观，这一带古树参天，石径迂回，山下紫水一泓，校园藤萝泛彩，映衬着古城落霞，风景幽静肃穆，甚是宜人，引起了张将军的游兴。记得是一个深秋时节，我独自一人在古树下背诵古文，正在聚精会神，张将军来了，从我手中拿过国文手抄本，我这才惊觉，忙起来向他行礼致敬。他问我：“你这名字出于何典？”我答：“《庄子》秋水篇。”接着张将军要我背诵文天祥的《正气歌》，我背了以后，赵四小姐从张将军手内拿过国文，又要我背《费宫人刺虎》，这篇文章我本不够熟悉，有些夹生，这时不知怎么搞的，竟能流畅地背出，没有差错。这时县长、校长以及县政府的一些人都来了，还有一些同学，那些女生见我被“考秀才”，都在那里做鬼脸，出我的“洋相”。但是张将军和赵阿姨却对我说了一些勉励的话，表示对我满意。临别，张将军还要我代问候刘震寰先生。刘是我的国文老师，在刘育经常和张将军谈诗填词。刘老师常对我说：“张先生很有才华，这些年的囚禁，使他在诗词方面有了较深的素养。但诗以言志，他却不敢言志，所作都是风花雪月，咏物写景，虽系抒情而不敢有明心见性之句，他的苦闷心情，不言而喻了。”
一九四三年初夏，学校组织我们作了一次远足，目的地是刘育乡、白岩营。我们到达白岩营的半山后，正巧遇着张将军也来游山。刘伯涵因他父亲在此，便上前鞠躬问安，我们也趋前向长辈问好。张将军见到我们，十分高兴，赵阿姨拉着最小的女生蒋文惠问长问短，并要她唱歌，慧心的文惠毫不迟疑地唱出了流亡三部曲第二部：“泣别了白山黑水……”由于她的带头，我们也和着把第一部《松花江上》和第三部全都唱完。在我们这些童稚的歌声中，我觉察到张将军心情沉重，既显出他对东北三千万同胞的怀念和对国家民族的内心负疚，也体现他失去自由、报国无门的隐痛。此后，我到贵阳读书，寒假回家，张将军已被迁往桐梓，再也无缘见面了。⑧１９４４年初，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它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败，打通从中国东北到越南的交通线，以援救其侵入南洋的孤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１９４４年４月，日军纠集数万兵力进攻河南，不久袭击湖南，夺取长沙、衡阳。１１月间，接连侵占桂林、柳州、南宁等重要城市。１２月初，日军打到贵州独山，贵阳告急，开阳也紧张起来。特务队惊慌无计，又匆忙地把张学良迁押到铜梓“小西湖”囚禁。
读者也许会问：铜梓在哪里？就是那个山高林密的古夜即郡的铜梓吗？就是当年红军长征时奇袭娄山关、二占遵义城，曾经把国民党军队打得落花流水的那个县境吗？“小西湖”又是什么意思？难道这个偏僻的崇山峻岭里，还有什么西湖风光吗？这，说起来还要回溯到两年前的一些事情。原来，“一九四二年，国民党兵工署，在贵州铜梓天门河修建兵工厂，在上天门前修了一个能蓄水三十六万立方米的水池，冲动两台机组为兵工厂发电。这个蓄水池仿照杭州西湖式样，故名“小西湖”，池中布置了三潭印月，修起湖心亭，放鹤亭，望湖亭。经特务头子戴笠几次查看，认为是囚禁张学良最理想的地方，便向蒋介石要了小西湖北面的一片地方，作为张学良和特务队的住宅。”⑨这个时期，张学良住的地方四周有铁丝网，沿着住地的山坡上挖了战壕，还有十二个碉堡，象个小集中营，他的活动范围也更加狭小了。那时，表面看，他很平静，实际，他仍关注着抗战，非常想了解外面的事情，却又总难以如愿。然而也有一次意外的机缘，使他得到了一张报纸，并得以与一“局外人”作了简短的交谈，原来：
有一次，兵工厂警卫中队长张亚群因公务到小西湖找特务队刘队长，出办公室时，无意中把报纸带了出来，他便把报纸折好揣进荷包，到了张学良将军住处。他办完公事，和刘队长一起到张将军卧室，陪张将军说话。张将军一眼看见张亚群荷包口露出的报角，脸上呈现兴奋之色，一会儿，外面有人叫刘队长，刘刚一出门，张将军迅速起立，走到张亚群身边，很快将张的荷包里的报纸抽出，退回沙发上读起来。等到门外有了脚步声，张将军忙把报纸折好，压在座下。刘队长进来了，张将军说：“今天菜不好，没有吃饱。”刘队长又退出去准备饭菜，张将军抓着报纸站起来，将一只大皮箱打开，把报纸丢进去，转过身来，见张亚群脸色不正常，便摆了摆手说：“不要怕。”
还有一次，张亚群和刘队长去陪张学良将军说话。刘队长有事出去，张将军马上将话题一转，问：“这里离城多远？”张亚群答：“四里左右。”张将军又问：“外面有军队没有？”张亚群回答：“军队不多，但四周有岗哨，其它地方机密得很。”张将军听了，准备再问，外面响起了脚步声，他便摆摆手，不让张亚群再往下说。刘队长进来了，张将军理理普通的短棉衣，拍拍补过的棉裤，在地板上踱起步来。⑩
当年曾任铜梓县县长的赵季恒，与在囚禁中的张学良将军有过一段短暂的交往，他们过去并不相识，张学良对这类地方上的官员也是向不往来的，然而赵季恒却是个例外，据他回忆，他们之间的接触虽然时间不长，但却亲切、真挚、诚恳，使他终生难忘。笔者读后，亦颇感动，因而特予援引，以飨读者：
六月二十四日（一九四六年），监视张将军的特务刘团长来县府找我解决部队军需，为了结识张将军我对他十分热情，请他一起共进午餐。几杯茅台酒一下肚，刘团长便向我倾吐了心中的积郁，对我说：“张少帅对下面的人和蔼得很，经常同老卫士摆家常。爱钓鱼，钓来的经常分给我们吃。上峰怕他把我们感化了，经常更换部队，转移地方，我已经是第三任团长了。这个团不全是我的兵，中统安插了许多人在里面，有时连我也在他们监视之列。他们常打我的小报告，使上面经常给我敲警钟，要我不要忘记少帅是一个阶下囚，他的一言一行都要及时向上面报告。妈的，有什么可报告的，少帅每天的生活有规律得很，骑马、打球、看书写字，甚至连打麻将的时间都是他自己铁定了的。每天写一份他的作息时间表，交差了事。”
我见刘团长很直爽，就说：“老兄，你能否帮帮忙，让我去会一会张将军？”
“我没问题，但得问问少帅，他是一个怪人，对下面士兵很好，对上头来的达官贵人却不屑一顾。省主席杨森专程来看他，少帅始终不见，让他吃了一个闭门羹；考试院院长戴传贤来，少帅却高兴得很，还一起打了一场网球。他见不见你我心中可没底，我尽力而行。”
饭后，我备了两份礼，一份给刘团长，一份请他给张将军。每份礼里有：两瓶茅台，一斤茶叶，和几样土特产。
两周后，刘团长亲自开了一辆吉普车，接我去见张将军。……
一进兵工厂，我见四周山峦上电网密布，岗哨林立，梆梆声此起彼伏，让人感到阴森恐怖。张将军住在一座接连五间的平房里，左傍是当地人称的“小西湖”，右靠一个大广场；门前两个花台，屋后是几株杨槐。
我们的汽车一直开到门前。刚下车，身材苗条、端庄俊逸、身着栗色暗花绸旗袍的赵四小姐便从房里迎了出来，落落大方地把我让进客厅说：“汉卿正在练字，赵县长稍候。”然后，端了一杯茶放在茶几上便进里屋去了。
一会儿，张将军从里面走了出来，因气候炎热，他穿一身白色的短衣短裤，脚上的拖鞋也是雪白的，显得英姿勃勃，神彩奕奕。一阵寒暄客套之后他说：“承得你对我这个阶下囚的关心。你托刘团长带来的礼物我收到了，釜底之鱼能使象你这样过去不认识的人能想到我，我就十分感激了。”
“将军为驱强虏，置身家性命于度外，实行‘兵谏’
万人敬仰，区区小意略表寸心何足挂齿？”
他苦笑了一下，拉着我的手走进了书房。书房里一尘不染，一排书柜靠着墙壁，里面的各类书籍陈放得整整齐齐，临窗的书案上放着墨迹未干的条幅，案角摆着一部《明史》。
落座后，我问张将军在这里是否习惯了，还需要什么？他指着窗外说：“已经习惯了，什么也不需要，只是一听到梆梆声就心烦，有一种难以言传的滋味。不过，我这里很‘安全’，也有一般人难得的清闲，我有时读《明史》，看报章杂志，有时练习毛笔字。这得感谢蒋先生……”
我怕隔墙有耳，小声地谈了谈官场中的一些弊端，他深有感慨地说：“自古封建王朝亡于宦官内戚者多矣，正如你所说的裙带关系一样，长此以往将国之不国。”我见他毫无顾忌地大声抨击时政，怕于他于我均不利，忙起身到书案前品赏他的书法……我赞不绝口，从中选了几张求他送我。
“这怎行，写得不好，过两天我重新写，写好派人送到你府上。”
我们象是他乡遇到了知己，畅谈了一个多小时。我考虑到是初次见面，便起身告辞了。
三天以后，张将军果然派人送来一张横幅，写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署名为“毅庵”。……
一九四六年九月九日，我又去看望张将军。我把外面的局势以及我对这场内战的前景和忧虑告诉了他……
张将军不无讥讽地回答：“蒋先生不是常说以不变应万变么？天下事岂能尽如人意……唉！我但求无愧我心。想当年冯阎计蒋，在这场中原大战之中，不是我拥军入关助他，仓促应战的中正兄只计束手待擒也。唉！算了，好汉不提当年勇。但我怎么也忘不了九月十八日这个日子，是那一天我为制止内战统兵入关；一年后的这个日子，日本人打响了侵华战争的第一炮，随即侵吞了东三省，弄得我有家难归，受掣于人。现在想起来，好象是做了一场梦，演了一台戏，我们几人当面称兄道弟，浑身全是戏，如今品咂，才解其中味。”
想不到我几句话勾引起张将军如此悲忿，我后悔不迭，却又束手无策。此时赵四小姐又出来解了围，她几句得体的话使我们一扫愁云：“汉卿，你自己定的规矩，现在是打牌的时间了，赵县长难得来，你看我已经准备好了，这就去请刘团长。”
……一会刘团长来了，我同他们打了四圈麻将后就告辞了。
五天以后的一个下午，张将军派人送来一张便条和几样礼物，来人只说了一句话，放下东西就匆匆回去了。
礼物是两卷字画、一小罐泡海椒，一个精致的竹笼里装了一对波斯猫，便条上写着：
两卷字画系我多年珍藏，泡海椒是赵四小姐亲手所做；猫是我从国外带回来的，解绳本领以强，初到一地必须关好，不然会跑掉，喂熟后很会捕鼠。区区小意不成敬意，望笑纳。
汉卿民国卅五年九月十四日
我对着这些礼物心潮激荡，望着这张便条反复推敲，一夜未眠，掂量着其中三味：难道老蒋要对他下毒手了么？如真是这样，他这些平时最心爱的东西将会成为遗物和老蒋迫害他的历史见证；如果真是这样，我将站出来说话，动员举国上下民众来声讨。难道中统的人向老蒋报告了我和他这段时间的言行？不可能吧？我对那些人都不薄啊！但人心难测多年的官场生涯告诉我凡事小心为妙。我立即起床，把张将军送来的字画和泡菜藏进卧室的夹墙里，并给一位可靠的朋友写了一封信，要他来完成我未完成的事……。
吉凶未卜，思绪万千，天一亮我便让一心腹把信给朋友送去，随即赶到黑种乡兵工厂。迟了，已经迟了，那里已经人去屋空，昨晚深夜张将军又被秘密押走了，究竟被送到哪里无人知晓，张将军生死未卜令人悬心。以后经我托人多方打听，才知道他是被星夜押送到了重庆，不久又转送去了台湾，我久悬在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下来。⑾
斗转星移，艰难奋战，历尽沧桑，终于迎来了１９４５年的秋天。
抗日战争胜利了，人们好不容易盼来了这一天，可是安宁的日子还刚开了个头，灾难深重的中国大地上，又弥漫着内战的硝烟。１９４６年６月２６日，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悍然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挑起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内战。而张学良就象是个被遗忘了的人似的，仍然没有一点获释的希望，一想到他仍将继续系狱，仍将继续过那种活着受罪、欲死不能、欲哭无泪、抱恨终天的幽禁生活时，他怎能不忧思重重、寝食难安呢！
但张学良是个铁骨铮铮的硬汉子，尽管十几年的囚禁生活，使他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含冤抱屈，无处申诉，无理可说，但他仍然顽强地苦度春秋，仍关注着家乡和普天下老百姓的忧乐。他并不认为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有多么了不起的力量，对中国的前途，革命的胜利他还是充满信心的。特别是，当他想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生气勃勃的解放区，想到那些为了抗日，为了民族的解放，真正脚踏实地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革命志士，想到他曾经一度与他们合作，并成为很好的朋友时，他觉得是值得欣慰的。
在一个深夜里，人们都睡了，这时除了偶尔传来几声巡夜的梆声和远处的犬吠之外，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了，但他却毫无睡意。他先是在屋里踱步，后来又在窗前停住了。他凝视着星汉灿烂的夜空，默默吟诵：
曾惊秋肃临天下，
敢遣春温上笔端。
尘海苍茫沉百感，
金风萧瑟走千官。
老归大泽菰蒲尽，
梦堕空云齿发寒。
竦听荒鸡偏阒寂，
起看星斗正阑干。⑿
① 亢心栽：《杨虎城将军欧美之行》，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② 丁芒：《我党对杨虎城的最后规劝》，周国权摘，原载３月５日《杨子晚报》，摘编稿载３月２５日《文摘周报》。
③ 王根僧：《杨虎城将军被捕经过》，出处同①。
④ 沈醉：《我所知道的杨虎城将军》，出处同①。
⑤ 曾磊：《张学良将军在阳明洞的日子》，载１９８７年１２月１９日《团结报》。
⑥ 於英复：《张学良将军贵州囚禁概况》未刊稿。
⑦ 见吴康宁整理，刘风荣、刘天平、郑昌益、刘荣林、肖光成等口述的回忆资料。
⑧⑩ 袁化鹏：《怀念少帅》，原载《安顺地区党史资料》第十七期。
⑨ 庞本驹：《张学良将军被囚铜梓拾遗》，原载１９８４年３月１７日《贵州日报》。
⑾ 赵季恒口述，吴有梧整理：《忆同张学良将军在桐梓的日子》，原载《名人传记》１９８７年第１期。
⑿ 许涤新：《百年心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７９年３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