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南京国民党政府方面没有准备任何方案，张治中心里没底。在谈到和平问题时，周恩来问：“我们的广播（指3 月26日关于谈判的广播通知）你们收听到了；已经带来了为实施八项条件所必需的材料吗？对和谈有没有具体的意见？”
“我们没有具体的方案，想听听你们的。当然，是以八项原则为基础。”张治中回答。
“这是前提，是没有疑义的。我们设想，采取今天这样个别谈话的形式，充分听取你方的意见。如果可能，经过三四天的商谈后，在五日左右，提出成熟的东西，供双方讨论。”周恩来说。
接着，双方还就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
由于南京方面没有任何方案，也就对和谈的日程提不出任何建设性意见，一切均按中共方面的安排进行。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双方代表个别交谈的非正式谈判阶段；第二阶段为正式谈判阶段。
4 月1 日晚间，中共首席谈判代表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前往南京代表团所住的六国饭店，看望并设晚宴招待南京代表团全体成员，气氛稍有缓和。
4 月2 日，双方代表开始进行非正式会谈，个别交换意见。周恩来与张治中谈，叶剑英同黄绍竤谈，林伯渠同章士钊谈，李维汉同邵力子谈，聂荣臻同李蒸谈，林彪同刘斐谈。
双方争执的焦点明显地集中在战犯问题上。由于中共方面曾将李宗仁列为第二号战犯，所以，南京国民党代表团的多数代表认为：我们是第二号战犯派来的，第二号战犯怎么能办第一号战犯呢？这件事根本办不通。纵然签了字，不仅南京不会同意，而且我们根本就回不了南京。
章士钊面带难色地告诉林伯渠：“如战犯问题不放松，则有两点顾虑。（一）在人情上说，此次六个代表，除本人之外，均属国民党，如果一定要抓蒋介石，等于让儿子签字杀老子，恐怕五个代表决不肯签字。（二）从利害观点讲，目前蒋介石尚有残余力量，美国和日本又窥视在侧面，如逼得太紧，即是促成蒋介石系统的团结。”
4 月2 日晚上，周恩来在六国饭店接见了李宗仁的联络官黄启汉。在谈到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问题时，周恩来气愤地说：“你们的代表团并没有诚心诚意地接受八项原则。根据这两天来和他们六位代表个别交换意见的情况，除邵力子外，其他几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惩治战犯‘这一条不能接受。这是什么话呢？李宗仁不是公开宣布承认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为谈判基础的吗？怎么代表团来了又变卦呢？“
“还有，南京代表团到北平来之前，张治中还到溪口去向蒋介石请示，这就产生另一个问题：你们代表团究竟是代表南京，还是代表溪口呢？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和谈怎么进行呢叩因此，原定在4 月5 日开始的正式会谈也推迟了。
4 月3 日上午，黄启汉动身回南京前，周恩来再次接见他，重申了中共方面的立场。周恩来说：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蒋介石军队的主力部队已被歼灭殆尽，可以说内战基本结束，剩下的不过是打扫战场而已。为了尽快地收拾残局，早日开始和平建设，改善人民生活，我们还是愿意在八项原则基础上通过和谈解决问题。
周恩来要黄启汉转告李宗仁和白崇禧：“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有足够力量在全国范围内扫除一切和平障碍，李宗仁、白崇禧不应该再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不应该再对蒋介石留恋或恐惧，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决向人民靠拢。也只有这样，才是他们惟一的光明出路。”
4 月3 日下午6 时，黄启汉向李宗仁详细汇报了北平非正式谈判的情况，并说：“临来之前，周恩来要我向代总统转达三条具体意见：第一，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可以暂不渡长江。第二，白崇禧在武汉指挥的国民党部队，应先撤退到花园以南一线。第三，希望代总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能够争取更多的军政大员留在南京更好。考虑到代总统的安全，希望调桂系部队一个师进驻南京以防万一，如蒋介石一旦发动攻击，只要代总统守住一天，解放军就可以开进南京。”
听罢黄启汉的汇报，李宗仁痛苦地摇了摇头，心里很不是滋味：自己苦心经营、寄予希望的“和谈”大局，竟让对方一眼就看透了。他已经感到仕途不妙，靠自己那点桂系力量能于什么事？和，和不了；打，又打不下去。这使他犯难了。
黄启汉还向他报告：“在我回京前，李济深和邵力子两先生还先后到饭店看我。他们让我转告代总统：务必当机立断，同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决裂。两位老先生认为，以蒋为首的死硬派是没有希望的。他们希望桂系在武汉。南京、广西局部接受和平解决，。站到人民这方面来。”
李宗仁听后，两眼发呆，不知如何是好，眼前只是白茫茫一片。
黄启汉回南京后，李宗仁邀桂系重要将领白崇禧、夏威。李品仙等到南京密议。白崇禧始终坚持要以长江为界，组织联合政府，实行南北分治。他表示：只要中共坚持渡江，便不能接纳和谈。因此，黄启汉的活动没有取得成果。
针对李宗仁犹豫不决、动摇不定的情况，1949年4 月4 日，新华社又播发了毛泽东撰写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重要评论，指出：“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评论在历述了4 月1 日南京十一个大专院校＆XD多名学生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的八项和平条件，遭到国民党反动军警残酷镇压，死伤一百余人的事件后，指出：“四月一日发生于南京的惨案，不是什么偶然的事件。这是李宗仁何应钦政府保护蒋介石、保护蒋介石死党、保护美国侵略势力的必然结果。这是李宗仁何应钦政府和蒋介石死党一同荒谬地鼓吹所谓‘平等的光荣的和平’，借以抵抗中共八项和平条件，特别是抵抗惩办战争罪犯的结果。李宗仁何应钦政府既然派出和谈代表团前来北平同中国共产党谈判和平，并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八项条件以为谈判的基础，那末，如果这个政府是有最低限度的诚意，就应当以处理南京惨案为起点，逮捕并严惩主凶蒋介石、汤恩伯、张耀明，逮捕并严惩在南京上海的特务暴徒，逮捕并严惩那些坚决反对和平、积极破坏和谈。积极准备抵抗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推进的反革命首要。”
评论以不容置疑的口气正告南京政府：“如果你们没有能力办这件事，那末，你们也应协助即将渡江南进的人民解放军去办这件事。时至今日，一切空话不必说了，还是做件切实的工作，借以立功自赎为好。免得逃难，免得再受蒋介石死党的气，免得永远被人民所唾弃。只有这一次机会了，不要失掉这个机会。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这不是拿空话吓你们，无论你们签订接受八项条件的协定也好，不签这个协定也好，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前进的。签一个协定而后前进，对几方面都有利——对人民有利，对人民解放军有利，对国民党政府系统中一切愿意立功自赎的人们有利，对国民党军队的广大官兵有利，只对蒋介石，对蒋介石死党，对帝国主义者不利。不签这个协定，情况也差不多，可以用局部谈判的方法去解决。可能还有些战斗，但是不会有很多的战斗了。从新疆到台湾这样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国民党只有一百一十万左右的作战部队了，没有很多的仗可打了。无论签订一个全面性的协定也好，不签这个协定而签许多局部性的协定也好，对于蒋介石，对于蒋介石死党，对于美国帝国主义，一句话，对于一切至死不变的反动派，情况都是一样的，他们将决定地要灭亡。”
评论最后警告说：“南京政府及其代表团是否下这个决心，有你们自己的自由。就是说，你们或者听蒋介石和司徒雷登的话，并和他们永远站在一起，或者听我们的话，和我们站在一起，对于这二者的选择，有你们自己的自由。但是选择的时间没有很多了，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军了，一点游移的余地也没有了。”
听到这篇措词强硬的评论，对李宗仁而言，犹如五雷轰顶，他的“划江而治”的美梦像肥皂泡似的破灭了。正当李宗仁不知所措之际，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来了，他劝慰道：“总统先生不必太悲观吧？据我所知，国防部已经向政府保证，长江天堑至少可守半年；而京沪作战，也有把握打三个月到六个月。如果贵总统能够真正领导反共战争，我想美援还会继续，而且还要加强哩！”
听罢此言，垂头丧气的李宗仁犹如注射了一剂强心针，立刻表示：“实在太感谢了！如果贵国继续大力援助，情况就不同了，说不定我们这匹‘死马’真能‘复苏’过来。”
得到美国的承诺，李宗仁好像底气足了许多。司徒雷登走后，他召集智囊团反复研究，觉得对中共方面不能太软，要表明自己的态度，便于4 月7 日晚发出了给张治中并转毛泽东的电报——“自宗仁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心谋和，悱恻之忧，谅贵党及各位民主人士所共谅察。今届和谈伊始，政府代表现已遵邀莅平，协谈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为基础。宗仁愧于战祸之惨酷，苍生之憔悴，更鉴于人类历史演成之错误，因为虑及和谈困难之焦点，愿秉己饥己溺之怀，更作进一步之表示：凡所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愿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况复世界风云日益诡谲，国共合作尤为迫切，如彼此同守此义，其他问题可迎刃而解。宗仁何求，今日再冀，惟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社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电布告，谨希亮察。”
李宗仁的这份电报可谓用心良苦，措辞美妙，既表示了“和平诚意”，又为战犯进行了开脱。“纵有汤劐之刑，宗仁愿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话中有软有硬，软硬兼施。给人的感觉是李宗仁在“认错谢罪”。其实，其口气之间，已经表示拒绝投降，希望取消八项条件中的第一项。难怪，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夸奖说“这个电稿拟得太妙了”。
但是，李宗仁的花招怎能瞒过中共领袖们。第二天，毛泽东给李宗仁发了复电。电文指出：“贵方既然同意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本日与张文白先生晤谈时，即曾以此意告之。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的而奋斗。”
此时的北平和谈，从4 月2 日到12日，完全由双方代表个别交换意见，还未进入正式会谈阶段。在经过几天时间的个别交换意见后，中共中央开始采取决定性步骤了。
4 月8 日清晨，香山的空气格外清新。此时，工作了一个通宵的毛泽东、周恩来，在双清别墅的客厅里正式接见了南京政府的首席谈判代表张治中。初见毛泽东那一刹，张治中多少有点诚惶诚恐，毕竟是求和的使者啊！
毛泽东笑容可掬，握着张治中的手说：“欢迎你啊，文白先生！延安一别，已经三载有余喽。别来无恙？”
毛泽东自然、和蔼、亲切的话语，是对老朋友的问候。可对张治中来说，心中犹如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难品其味。回忆起全面内战爆发时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那咄咄逼人的狂妄，殊觉惭愧。张治中诚恳地说：“谢谢主席。我个人情况还算过得去，可我们国民党失败了，失去了人心，我个人也难逃其咎啊！”
未等张治中说完，毛泽东便打断他的话，接着说道：“文白先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我们党内都知道你三顾延安嘛！你是和平将军。”
毛泽东的评价，使张治中十分欣慰。他由衷地感到共产党人的真挚情感和开阔胸怀。紧接着，毛泽东话锋一转，直人正题。针对李宗仁4 月7 日的“卯阳电”，毛泽东说：“德邻先生虽然同意按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看来战犯问题还是不放心，你也感到有困难吧？好，为了减少你们代表团的困难，可以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的名字。”
毛泽东、周恩来同张治中的谈话，标志着中共方面作了策略上的让步，以至于在下列几个问题上明确了态度：首先，战犯问题，可以在和平协定条款中不提蒋介石三个字，对南京代表团的处境、困难表示理解，并同意将此问题拖到最后处理。其次，改编军队问题，所有国民党军队数额、番号、官长均可照旧不动，驻地问题可以研究。第三，渡江问题，是否签字后马上渡江，也可以商量。第四，南京政府在和谈至新政协开会前，即到联合政府成立前这一段时间内，仍继续负责。第五，和谈方案正在草拟，将来签字时，如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张群等都来参加最好。
毛泽东、周恩来的谈话，使几天来始终处于极度不安和紧张中的张治中顿时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从双清别墅回来后，张治中立即于当天召集代表团开会，说明了与毛泽东、周恩来谈话的经过。整个代表团都深受鼓舞，相信和平有望。
4 月10日，毛泽东又接见了黄绍竤、刘斐。在十分轻松的气氛中，毛泽东和蔼地说：“人民的需求，我们最了解。我们共产党人是主张和平的，否则，也不会请你们到北平来。我们是不愿意打仗的，发动内战的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嘛。只要李宗仁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
毛泽东继续说：“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哩！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国帝国主义靠不住；第三，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然还没有残破，但那点子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现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为了和谈，他不搞和谈，这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哩！当然，只要李宗仁诚心和谈，我们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是守信用的。”
已是中午时分，毛泽东留下黄绍站、刘斐一起吃饭。当谈起各人爱好时，刘斐趁机将他心里仍有疑虑的一个问题试探地问毛泽东：“主席，您会打麻将吗？”毛泽东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晓得些，晓得些。”
刘斐追问道：“您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
原来用心在这里！毛泽东听了差点失笑喷饭，立即说：“平和、平和，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和为贵’，只要和了就行。”
的确，为了促成和平谈判的成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以最大耐心做了最大努力。在4 月上旬的一个星期内，毛泽东分别致电渡江前线总前委邓小平、陈毅，二野领导人刘伯承、张际春、李达，三野领导人粟裕、张震，告诉他们：“一、李宗仁、白崇禧要求我们勿攻安庆，驻安庆佳军可以撤退。我们认为可以不攻安庆，让桂系军队撤往武汉。二、依据谈判情况，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15日推迟至20日。三、目前数日内，请令各部不要发生任何战斗，尤其是芜湖、镇江对岸。”
可是，对于中共方面所表示的宽容与大度，南京方面未做出任何相应的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