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孙中山经过五天五夜的海上颠簸，终于绕道台湾来到日本神户。
“信浓丸”号刚刚靠岸，水上警官队便冲上船来，要搜捕孙中山。这是日本山本权兵内阁匝袁世凯的要求采取的措施。
船长郡宽四即是孙中山的旧友。他忙把孙中山藏进船长办公室的一间小屋里，然后若无其事地坐在办公室看报。
一会儿，警察长走进船长办公室，向郡宽四郎出示了搜捕证。郡宽四郎故作惊讶“搜捕什么人？”
“中国前大总统孙中山。”警察长答。
“孙中山？孙中山我认识，他如果在我船上，我会认出他来的。”
“据可靠情况，孙中山就在你的般上。请允许我们在你船上搜查一下！”
“可以， 可以！ ”郡宽四郎拿出乘客名册放在警察长面前，然后招来大副：“立即集合航员，协助警官队搜查孙中山，切勿放过每一处角落！”
警察长对郡宽四郎的积极配合很满意。他看完名册，一边饮茶，一边与郡宽四郎聊天。
一直搜查了三个钟头，连锚库都翻遍了，也没有搜查到孙中山。当然，没有人敢进船长办公室搜查。
最后，警察长向船长表示歉意，率领警官队快快地下了“信浓丸”号。
这时，郡宽四郎才敲开办公室那间小屋的门。孙中山紧紧握住郡宽四郎的手，心中万分感激。
随后，在日本朋友犬养毅、头山满、置野长加等人的协助下，孙中山佐到了东京赤板区灵甫饭町27号。此时的孙中山与在宋教仁被杀之前简直判若两人。他面容憔摔，原本炯炯有神的目光增添了几分灰暗，头发也急剧地白了许多。
第二天，先于孙中山逃亡到日本的廖仲植和夫人何香凝就来看望他。廖仲恺是广东籍老同盟会员，曾担任总部外务部干事、中国留日学生会会长、何香凝也是老同盟会员，二人堪称名扬天下的“革命夫妻”。
廖仲恺紧握孙中山的手，问长问短。孙中山也向这一对革命伴侣亲切致意。何香凝从手提包里取出刚刚出刊的《亚细亚日报》和《国华报》，说：“先生，请你看看。袁世凯连最后一块遮羞布也撕下来了。”孙中山飞快地翻阅起来。对袁世凯正式当选大总统的消息，他只是略一过目。看着看着，他把目光盯住了一篇关于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追缴国民党籍议员证书和徽章的报道。
“哼！这个独夫！他对共和的蹂躏。对民权的践踏，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真的以为我们革命党人完了？”孙中山愤愤地说。
廖仲恺在一旁忧心忡忡地说：“先生，现在亡命到日本的革命党人思想混乱得很。有的人终日消沉，借酒浇愁；有的谈及将来事业，摇首叹息；有的互相责备，怨天尤人。他们认为两年前我们党据有十几省的地盘，可以筹集到千万元的款项，三四十万军队可以调用，尚且不能抵抗袁世凯的北洋军，如今一败涂地了，以后还靠什么来革命？”
听到这里，孙中山猛然抬起头来，疲惫的眼睛里重新射出犀利的光：“仲恺，被袁世凯打败不足惧，此种颓唐的思想才是最可怕的：我们一定要做好鼓励工作，打消他们的悲观念头。我看，等稍为安顿一下，我们到各处走走，看看大家。气可鼓不可泄哟！”
廖仲恺、何香凝深以为然。
且说这时，在中国妇孺皆知的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也携带家眷逃亡日本。宋耀如是孙中山的好友，一直在协助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其长女宋霭龄在国内时就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随父来到日本后，仍任原职。
宋耀如的次女宋庆龄刚刚毕业于美国卫斯理学院。 9月16日，她带着一盒加利福尼亚水果和一封私人信件，到东京看望心目中的英雄孙中山。此后十天内，她八次拜访孙中山，并诚恳地表示，愿意协助他于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宋霭龄和东京华人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孔样熙结婚盾，宋庆龄接替了姐姐的秘书工作，成了孙中山的革命助手。她凭着自己的知识、才干和满腔的革命热情，把所有整理文件、处理机密书信、提供各种资料、保管机要通迅密码以及其他繁杂的日常工作，全都担负起来，并且样样处理得井井有条，因而孙中山对她非常信赖。她给正在美国读书的妹妹美龄写信道：“我从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就是我从小妨娘的时候起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
渐渐地，宋庆龄对孙中山的爱慕之心愈来愈强烈，明确地表示愿与孙先生一起生活。孙中山以年龄悬殊过大、自己早有妻子儿女等理由，认为此事不妥，劝庆龄慎重考虑。宋庆龄说：“我已经反复考虑过，深知除了为你、为革命服务，再没有任何比这更使我愉快的事。要是我不为一种伟大的事业而生存，那么我的生命便毫无意义！”
孙中山被她的痴情深深地感动了。他们沉浸在热烈的爱恋之中。这是美丽的春天和成熟的秋天的爱情。
但是孙中山历来反对纳妻。经过慎重考虑，他决定与妻子卢慕贞离婚，因为在此之前，卢夫人曾多次表示，因为自己不能协助孙中山的事业，愿与孙中山离婚，孙中山一直不肯答应。如今，卢夫人接到孙中山征求离婚意见的信后，当即在信上写了一个字：“可！”并托人写信给廖仲恺夫人何香凝，请她成全孙、宋的婚事。
孙中山、宋庆龄为卢夫人深明大义而感动。消息传出。在革命党人中传为美谈。
但是，这件事仿佛投下一颗炸弹，在宋家引起汲大的震骇。
他们很不理解，一个天生丽质、才貌双全的年轻女子，再加上富裕的家庭条件，攀一位有钱有势的达官贵人、名门子弟是根本不成问题的。为什么倔偏放弃优越的生活环境，委身于孙中山这位落魄政治家，他既无显赫的权势，又无富足的财产，年届半百，仍然过着颠沛艰苦的生活。因此，他们都强烈反对这门婚事。
而宋庆龄却铁了心。她不顾亲人的反对，顶住家庭的压力，毅然于1915年10月25日同孙中山举行了婚礼。一对新人共同朗诵裴多菲的诗：你的爱是春天，我的爱是秋天，如果你向前迈进一步，我往后退一步，我们就来到热烈的夏天。
结婚后不久，宋庆龄在写给卫斯理学院一位同学的信中说：“婚礼是最简单不过的，因为我们俩都讨厌铺张的仪式和诸如此类的东西。我很愉快，尽量帮助我丈夫处理英文来信。我的法文大有长进，现在我能够阅读法文报纸，并能轻易地边看边翻译出来。你瞧，结婚对我来说好像是上学，只是没有‘考试’来打扰我了。”
这且按下。单说1914年春，国民党重要成员云集东京，共同磋商筹谋解决国内局势恶化的方针。孙中山分析了革命失败的原因后，提议成立新的革命组织——中华革命党，以改造已经瘫痪了的国民党。
黄兴、陈其美、廖仲悄、胡汉民、李烈钧、相文蔚等人席地而坐，何香凝给每人送上一杯热茶。
大家对成立中华革命党表示同意，但在建党方针上产生了分歧。
孙中山有些激动地说：“过去的同盟会也好，后来的国民党也罢，都只是用主义相号召，没有考虑到组织的纯洁和团结统一。表面看党员人数众多，声势港大，实际上政令不一，各存已见，一盘散沙。此种弊病一定要根除。纵观世界上各个政党，没有不服从党魁的。在革命关头，在战争时刻，更该如此。”
为此，他提议：志愿参加中华革命党者，必须各具誓约，必须服从党魁一人命令，必须在誓约上用中指按上手印，以志矢忠，为挽救祖国，牺牲一切。
黄兴首先表示反对。他认为，逃亡日本的革命党人，都是被衰世凯所通缉的，不应在这个非常时期对他们过于严格要求，而应该在现在的基础上，巩固和扩大反袁力量。
他说着说着，感情冲动起来：“党员人党并非是要效忠哪位领袖，是为的革命事业。按手印、立誓约是帮会的一套，有辱人格，和先生平日所倡导的自由、平等精神根本不符。这，我万难同意！”
李烈钧、柏文蔚赞同黄兴的意见。
会场出现了僵局。
会后，无论谁劝，孙中山和黄兴都不肯放弃各自的主张。
黄兴觉得这样相待下去，恐与孙中山的矛盾加深，而削弱革命力量，给袁世凯以可乘之隙。于是、他决定以疗养胃病为名离日赴美。
临行前夕，黄兴特地宴请孙中山。两位一道革命多年的老战友推心置腹地谈了大半夜。分手前，孙中山赠给黄兴一副对联：
安危他日终须仗，
甘苦来时要共尝。
黄兴去美时，欧战已经打了起来。一时不愿参加中华革命党的人在美国组织了一个团体叫“欧战研究会”，推举黄兴做了会长。
1914年6月22日， 中华革命党在东京召开会议，选举孙中山为总理。这时已有党员500余人，最早入党的有廖仲恺、何香凝、陈其美、邓仲元、朱执信、胡汉民、林伯渠、汪精卫等。
7月8日，在东京筑地精养轩召开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大会。在大会上，孙中山就总理职，并宣读《誓约书》：立誓约人孙文，为救中国危亡，拯生民困苦，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统率同志，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刨制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特诚谨矢誓如左：一、实行宗旨；二、慎施命令；三、尽忠职务；四、严守秘密；五、誓共生死。 从兹永守此约， 至宛不渝，如有二心。首受极刑。中华民国广东香山县孙文(指模)。民国三年七月八日立。
会前会后，其他党员也分别接指印，立誓约，惟将“统率同志”改为“附从孙先生”，将“慎施命令”改为“服从命令”。
大会公布孙中山手订的《中华革命党章程》，并决定了党的领导机构：协理一职，留待黄兴归来；总务部长陈其美；党务部长居正；军事部长许崇智。副部长邓仲元；政治部长胡汉民，副部长杨庶堪；财政部长张人杰，副部长廖仲恺。
9月至年底。孙中山主持召开关于制订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的讨论会17次。翌年夏末，决定组织中华革命军，并派陈其美赴上海，成立东南军部；派居正赴青岛，成立东北军部；派胡汉民赴广州，成五西南军部；派于右任赴陕西三原，成立西北军部。
却说袁世凯这时正以为得计。镇压了“二次革命”之后，他削平了异党，解散了国会，废除了《临时约法》，取消了国务院，摧毁了辛亥革命后所建立的全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华民国”已经只是一块空招牌。然而，袁世凯决心连这块招牌也要摘掉，他已经飘飘然、晕晕乎地做起皇帝梦。又是制造帝制舆论，又是率领文武百官到文庙祀孔。到天坛祭天。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野心早为日本大限政府所识破。日本遂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各国无暇东顾的时机，命令其驻中国公使因置益向袁当面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同时暗示日本将赞同改变国体。衰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竟不借出卖国家主权，在全国人民的抗议声中，公然接受了日本的要求。英国公使未尔典为了与日本竞争，也表示支持袁世凯实行帝制。
袁世凯有个顾问叫古德诺，是个美国人。他在御用的《亚细亚报》上发表了一篇《共和与君主论》，信口雌黄，说中国人智能低下，根本不懂什么叫政治，只习惯于君主制，心里永远崇拜皇上。很少有人知道大总统，实行共和制不会有好结局，“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
紧跟着，杨度、孙毓筠等人发起组织“筹安会”，按照古德诺的调子敲响了帝制的锣鼓。而后，朱启铃、张镇劳、梁士治等一批官僚和段芝贵、倪嗣冲等一帮地方军阀一哄而起，上下勾结、闹闹嚷嚷，伪造民意：先策动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要求改行帝制；接着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举行“国体投票”；最后由参政院以“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的名义上“推戴书”，“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大皇帝”。
袁世凯在假意推让之后。于1915年12月12日发布接受帝位申令，恬不知耻地说什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他袁世凯为了“救国救民”，只好当皇帝了。
接着， 袁世凯接受朝贺， 封爵加官，成立帝制“大典筹备处”，改总统府为“新华宫”，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并备齐了御座、御案、龙袍、平天冠以及玉玺金印。一切安排停当，但等1916年元旦实行“登极”。他的一妻九妾也渴望能当上“娘娘”、“妃子”，姨太太们为分封“妃”、“嫔”争得不可开交。
消息传开，民怨沸腾，斗争的浪潮汹涌澎湃。
孙中山在东京无法抑制满腔的愤怒，用了整整一宿的时间，起草了一篇讨伐窃国大盗袁世凯的檄文——《讨袁宣言》。他以凛然的正气、磅礴的势派，痛斥袁世凯的复辟逆行，号召革命党人和全国人民共同奋起反对袁世凯：“吾伤昔既以大仁大义，铸此巨错，又焉敢不犯难誓死，戮此民贼，以拯国民！今长江大河万里以内……皆已暗受旗帜，磨剑以待。一旦义旗起呼，义动天地……犁庭捣穴，共戮国贼，指日可待。”
接着，他向国内的中华革命军发出秘密指令，命令他们积极准备起事，反袁护国。他特聘日本朋友萱野长知为居正的东北军顾问，让萱野长知押运着他在日本募捐买的6门大炮、600发炮弹和一批枪支弹药前往青岛。
这时，一位铁骨铮铮的将军举起了护国讨袁的大旗，使局势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
他叫蔡锷，字松坡，原是云南都督，二次革命时暗中倾向革命党人，革命失败后携眷入京，装出对袁世凯毕恭毕敬的样子。袁世凯阴谋称帝，他有意与帝制派人物亲密交往，杨度等“六君子”引为同调，常在一起饮酒作乐。袁世凯还是放心不下，在蔡锷身边布下密探。蔡锷为了麻痹袁世凯，一面与其老师梁启超密谋倒袁，并与黄兴秘密联络，一面逍遥于酒楼、戏院，放浪于妓院集中的八大胡同。在这段时间里，他与云吉班名妓小风仙打得火热。小风仙虽然流落风尘，却是个富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奇女子。在交往中，她知道蔡锷有一颗救国救民的赤诚之心后，深为敬慕主动为他排忧解难。
袁世凯的亲信对蔡锷多有怀疑，便密派警探趁蔡锷不在时闯入公馆，声言捉拿盗贼，翻箱倒柜搜查了两三个小时，竟没有找到半点可疑的东西，只拿走小风仙一张照片和几张请客单子。
1915年11月11日、蔡锷按例到统率办事处签到。他预先将手表拨快一小时，办事处空空荡荡的。他故意对值班员说：“想是我的表快了，不过既然来了，就签个到吧。”然后立即出来，小风仙在车里等他。两人直奔火车站，神不知鬼不觉地搭车到了天津，下榻于日租界同仁医院获得预先订好的房间。当天夜里，蔡锷向倚在怀里的小风仙俏声说：“我来天津不是为医病、是用金蝉脱壳之计赶回云南。”小风仙虽有精神准备，一时间还是情肠陡转，眼圈发红。她深情地说：“我一个弱女子，不能与将军共赴疆场，但我的心将一直伴随将军，祝福将军金戈铁马。飞渡关山，指日推倒袁逆，再造共和！”
蔡锷又在小风仙掩护下逃出天津，东渡日本，摆脱袁氏亲信的追杀，转回上海，经香港直趋云南。
12月25日，正当袁世凯紧锣密鼓地筹备“登极大典”之时，大地震响一声惊雷：蔡锷的护国军起义了！
正是：
山外青山楼外楼，强中还有强中手。
欲知后事如何，一看下回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