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4月23日中午，桂系民主派的代表人物、白崇禧的老师李任仁正准备吃饭，黄旭初来电话告诉他，李宗仁今上午从南京起飞到桂林时设法降落，因为机场的工作人员怠工，李只好到柳州机场降落了。黄旭初说他已经对机场作了安排，李宗仁很快就从柳州飞过来。李任仁表示他也赶去机场迎接。
这几天，和谈签不成字，解放军全面渡江，进逼南京，加上两天前黄旭初与郭德洁及其他几位在南京的桂系官员的夫人仓皇飞回桂林避难，使在桂林的官员们心上大都罩上了一层阴云。大势已去，惶惶不安，有的甚至准备避去香港了。人们都从不同的角度去关心南京的战局和李宗仁的命运。在桂系的官员中，只有李任仁处之淡然，觉得这是他意料之中的事。他十分惋惜李宗仁在关键时刻犹豫不决，丢不开包袱，坐失良机。
他2月间曾应白崇禧之邀到汉口商议局势。 他力主与中共和谈，白崇禧却不予理会，他也就快快不乐地转回桂林来了。后来，李宗仁多次电邀他去南京面商和谈。他思虑再三，觉得李宗仁、白崇禧划江而治的企图根本不可能实现。他更看到蒋介石在幕后抓着兵权财极不放，李宗仁调兵不应，用款不灵，连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的皇皇大令也成一纸空文，更不必说政治经济能有什么改革的措施了。蒋介石的军、警、宪、特遍布南京，李宗仁是孤家寡人一个，自己的安全也无保障，别人到了南京，岂不更受威胁？因而，他觉得这时去南京起不了什么作用，为桂系尽忠，实现它划江而治的企图吗？回天乏术；为人民做点好事，促成真正的和平吗？没有把握。于是，他以老病为由，多次婉拒李宗仁的邀请，一直留在桂林。
得到李宗仁即将飞抵桂林的消息，李任仁觉得有点突然。已经有消息说，总统府南迁广州，李宗仁为什么不去那里呢？是不是路过作短暂停留？
下午1点， 李宗仁乘坐的“追云”号专机降落在秧塘机场，李任仁和黄旭初、张任民及广西的军政官员们一起过去迎接。见到李宗仁眼窝深陷，神态疲惫，一副阴沉的面容，在场的人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
李宗仁稍事休息， 当晚就召集广西高级军政官员在新建不久的桂林文明路103号李公馆开会。他说：“南京今天失守了，我是坚持到最后时刻才飞出来的。本来飞机是安排飞广州，起飞之后我临时决定飞回桂林。在南京失守之前，昨天，我在杭州与蒋介石会谈，本来想和老蒋摊牌，要打的话，让他姓蒋的出来打。想不到他搞突然袭击，提出成立国民党非常委员会，他当主席，我作副的，在座的何应钦、张群都附和，我也就不好反对。蒋介石要我和他联名通电全国，宣布国共和谈破裂，共产党毫无诚意，将昭告内外，戡乱到底，继续作战。我没有在通电上签字就离开杭州飞回了南京。总统府虽然要南迁广州，宗仁目前不去那里，我是想使家乡的人民过上和平生活。”
李任仁听了，以为李宗仁已经变得头脑冷静一点、现实一点了。他想，李宗仁不飞广州而回桂林，也许是他不愿意和蒋介石同归于尽。桂林是蒋介石军警特务势力所不能及的，李宗仁真的要改弦易辙，签字和平协定或同意局部和平的话，桂林是一个最适宜的地点。
第二天是星期天，李宗仁继续召集开会。他接到了邵力子、章士创从北平发来的电报，劝他：“此为公悬崖勒马之第二次机会，盖长江之局面虽变，西南之版图犹存，盼公在桂林开府，屹立不动，继续以和平大义相号召。”
他向大家表示：“绝对不回广州，绝对不糜烂广西。”
李任仁由此受到鼓舞，想借用集体力量推动李宗仁签字于和平协定，就和桂系另一骨干陈雄商量，打算召集桂系的高级干部来商谈，绘李宗仁上个意见书，使其知道自己的干部也倾向和平，从而决心在和平协定上签字。省主席黄旭初赞同这个意见，于是便在省政府大楼召开了会议。到会者有广西省政府的厅长、委员，一部分立法委员、监察委员，以及高级军官李品仙、莫树杰、姚槐等。李品仙刚由白崇禧安排回桂林来担任广西绥靖主任。
会上， 先由刚从香港回来的陈雄报告情况。 他说：“我在香港见到了黄季宽(绍闳)，季宽说，当时南京在蒋介石势力控制下，特务遍布，德公不敢在和约上签字，有他的苦衷；这时他飞回桂林，可以争取他在桂林签字。为此，季宽还写了一封信给德公，力主在桂林签字于和约。我已经将信交给了德公。”
李任仁接着发言，力言和平的重要，说：“纵使不能争取其他省份一起行动，广西也应该要局部和平。”
这时，李品仙抢着发言：“我们桂系的军队还没有受到什么损失，广西又是我们自己的地盘，共产党既要打过来，我们当然要跟它打到底。古话说，宁为玉碎，不作瓦全！”
李任仁立即站起来驳斥：“和平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抗战胜利后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已经搞得民怨沸腾，人心尽失，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尚且一败涂地，现今强弱之势悬殊，倘不争取和平，一味蛮干下去，则恐求瓦全而不可得。”
李品仙听了不服，起来争辩。李任仁又逐一驳斥。这次会成了他和李晶仙针锋相对的辩论会，别人很少发言。最后，黄旭初同意写一个希望和平的意见书绘画李宗仁，自由签名。
稿成后，签名者有几十个人，只有李品仙、莫树杰、姚槐等少数高级军官没有签名。
这份《致李代总统意见书》洋洋数千言，其要点是：
第一，就大局来说，国民党政府已至末日，积重难返，迟早必然崩溃，决无挽回的可能。
第二，广西省内尚和平安定，桂籍军队亦尚有二三十万人，据险而守，与中共作有条件的和谈，中共投鼠忌器，是可能接受的。
第三，广西军政领袖们一向与中央不睦，但与民革主席李济深则友谊极深，现在极宜运用李济深居间斡旋，与中共言和。
第四，广西如想以实力与中共对抗，无异以卵击石，目前应不惜一切，委曲求全，与中共妥协。
这份意见书由黄旭初转呈李宗仁后，促使李宗仁动了与中共重开和谈的念头。
有一天，下着很大的雨，李宗仁独自一人乘车来到李任仁家。下了车，径自走到住室。虽然没有几步路，衣服还是淋得透湿。他见了李任仁，也不寒瞳，就开门见山地说：“我还想重开和谈，想请你替我到北平走一趟。我想，仗是不能打了，非和不可，再打，连广西都要糜烂。你和中共的人、和文化界的人熟识不少，所以你去合适。”
李任仁说：“只要决心和平，我就去。”
李任仁是民革中央委员，李宗仁冒雨来找他要重开和谈，使他甚为兴奋，遂准备与在香港的民革机构联系此事。岂料两三天后，白崇禧飞回桂林，事情又起了变化。
当晚，白崇禧即和黄旭初出面，邀集高级官员开会。会上，李品仙抢着发言，反对重开和谈，说：“中共不要中国历史文化，不要老人，拆散家庭，绝对不能与他们谈和。”
李任仁忍不住站起来反驳：“延安有中国历史的研究会，也演京戏，写旧体诗词，怎么能说不要中国历史文化？中共的领导人不少是老人，如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等，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徐特立抗战时来桂林，我们好些人都见过嘛，非共产党员李鼎铭先生也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中共还请他当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怎么能说人家不要老人？延安就有夫妇、子女、家庭，怎么能说拆散家庭？”
李品仙不服，又起来争论。这一夜，发言的人虽然不少，但主要还是二李吵来吵去。白祟禧阴沉着脸起来说话：“和战取决于德公。”
大家都不做声了，望着李宗仁和黄旭初。黄旭初一言不发，李宗仁也一直不开口。
李任仁望见李宗仁装聋作哑的样子，想起两天前李宗仁冒雨来访时说的话，不由得苦笑了一声。
当晚就这样无结果地散了会。
第二天晚上，李任仁得到消息，白崇禧已经召集高级军官开过会，吩咐他们说：“以后再有言和者，给我抓起来！”
5月8日，李宗仁飞往广州去了。报上传来消息，李宗仁一到广州就发表了一篇表示要对中共“戡乱到底”的谈话。至此，本来在桂林已经很浓的和谈空气大变，主战者的气焰不可一世。
连执笔写那份意见书的省政府秘书长黄中廑， 也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不但切口不言和平，甚至在道上遇见李任仁也绕路而避之。
李任仁心情郁闷，只好在家闭门不出。五六月间，白崇禧回过几次桂林，也曾到他家看望过两次，但师生之间都是说些闲话，涉及时局的话都避而不谈。后来，他为避免麻烦，索性称病，搬到医院住去了。
这时，正在为筹建新中国而日夜操劳的周恩来没有忘记这位老朋友，没有忘记李任仁在抗战的桂林文化城与中共的合作。他嘱咐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致电中共驻香港负责人乔冠华，要乔“负责邀请并帮助在广西的李任仁经港来平，参加新政协会议”。
不久，李任仁就怀着喜悦的心情北上了。
再说蒋介石在杭州召开完紧急军事会议，又与汤恩伯部署了守卫淞沪的作战计划之后，于4月24日中午回到溪口。
得知南京被中共军队占领的消息后，蒋介石内心的剧痛是可。
想而知的。但他却以平静而低沉的语调对儿子说：“把船准备好，明天我们要走了……”
下午，蒋经国向父亲汇报说：“泰康号已停泊在象山港待命，俞济时和王世和等人的家眷都已送上了舰艇。”
蒋介石点点头，深为身边的军务局长和侍卫长的忠诚而感动。
俄顷，他又吩咐儿子：“你带妻子和孩子到你祖母坟前告个别，也把他们送到舰上去，以免后顾之虑。”
蒋经国转身回丰镐房，即刻领着妻儿来到慈庵，见父亲已肃立在墓前。
蒋介石屈膝下跪，行了三拜九叩的大礼，悲抢泣诉：“不肖子瑞元，此刻辞别母亲，不知何日再来为您老人家守陵祭扫……”
王世和与石祖德把悲痛欲绝的蒋介石搀扶起来，劝他节哀。他揩着泪对儿子说：“经国，你带妻子和孩子给太婆多磕几个头，再代我去祖父坟上祭扫一下，求告两位老人家保佑我们……”
蒋经国即拉着儿子爱伦、爱理跪下来磕头，只有俄藉妻子方良只朝蒋母之墓鞠了一躬就站着不动了。
蒋介石见状，颇为不满，但此刻又不便发作，低声说了句：“俄国人不懂规矩！”被侍从搀回去了。
蒋经国夫妇又带着孩子去镇北一里许的桃坑山，向祖父的坟莹进香火。尔后，又到母亲毛氏的墓前辞别。
方良和孩子采濒了几柬松枝和野花，来祭奠这位一生命乖运蹇的婆婆。方良曾对蒋经国说：“在蒋氏家族里，我感到最可亲可敬的是婆婆，她是一位慈祥而又能吃苦能忍耐的母亲。”当年方良随蒋经国从苏联回国来到溪口，感到最头痛的是自己不会讲中国话，更听不懂溪口本地的话。细心的婆婆就从慈溪娘家请来一位女教师教她识字学话。有时婆婆还帮她矫正发音的口型，以手势助说话……往事历历在目，她不禁悲从中来，在婆婆的坟头深深鞠了三个躬，又跪下磕了三个头，哭泣着说：“婆婆，儿媳以后还会回来给您老人家扫墓……”
当蒋经国回到丰镐房时，只见蒋介石正在院子里漫步，作最后的巡视，透跟在父亲的身后。
蒋介石走到前妻毛氏的经堂，停下脚步，伫立良久。毛氏诵经守斋敲木鱼的凄苦清影，仿佛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他知道，他当年停妻再娶、穆情别恋，给毛氏带来的巨大痛苦是无法弥补的。他也知道，毛氏惟一的寄托就是经国。作为父亲，他也越来越把全部感情倾注在儿子身上了。
蒋介石走着走着，蓦然想起了什么，脸上露出一丝愧意，对儿子说：“经国，今年3月18日，恰好是你40岁生日，因为事忙，我把这事疏忽了，没有给你做生日，你怎么不提醒我一下呢？”
“父亲不提及，儿现在也不知今夕何夕，过去就算了。”
“你找来笔墨纸砚，我写几个字赠你吧！”
蒋经国一听父亲要给自己题字，颇为激动，忙叫账房准备。
侍卫已在桌上铺了一张大红纸，专等蒋介石题字。蒋介石走过来，提笔悬肘，饱蘸浓墨，一气写下了“寓理帅气”四个大宇。写毕，又捉起一支寸楷湖笔题了几行小字：“每日晚课，默诵《孟子》养气章，十三年未曾或间。自觉于此略有领悟，尝以‘寓理帅气’自铭，尤以‘寓理’之寓字体认深切，引为自快，但不敢示人。今以经儿四十生辰，特书此以代私祝，并期其能切已体察，卓然自强，而不负所望耳。”
蒋介石题此，自然是希望儿子将锐气寄寓于内，不露于外，将自己修养成为能操握党国权柄的领导者。后来全家到台湾后，蒋经国将父亲的题字装裱好，挂在自己的卧室，“一日三省我身，俗守自律”。
4月25日早晨， 军务局局长俞济时匆匆跑来，向在蒋母墓庄度过最后一夜的蒋介石报告：陈毅大军占领南京后，长驱直人，进逼沪杭。共军三野七兵团，在浙东纵队的配合下，越过钱塘江大桥，分三路南下：一路向宁波方向而来；一路经嵊县、新昌，向象山方向开进；一路经金华南下温州等地……
“怎么，钱塘江大桥没有炸掉？”蒋介石惊问。
“共军来势突猛，又是在夜间。”俞济时说，“守桥部队来不及堵击，仓促点火，只炸坏大桥一点皮。”
“娘希匹！1600公斤炸药怎么会炸不断大桥？这里面定是有鬼！”
然而事到如今，有鬼又能怎么样？
蒋介石向母亲的坟墓投下最后一瞥，然后对儿子说：“经国，我们该走了……”
蒋经国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了他们父子最后离别故家的情景。
上午，随父亲辞别先祖母墓，再走上飞风山顶，极目四望，溪山无语，虽未流泪，但悲痛之情，难以言宣。本想再到丰搞房探视一次，而心又有所不忍；又想向乡间父老辞行，心更有所不忍，盖看了他们，又无法携其同走，徒增依依之恋耳。终于不告而别。天气阴沉，益增伤痛。大好河山，几至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墓庐所在，今一旦抛别，其伤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
蒋氏父子当天下午登上“泰康” 号军舰，途经宁波，于4月26日上午抵达上海吴淞口，下午停泊于复兴岛江面。
蒋介石走下军舰，即在江湾龙华机场召开军事会议，听取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海军司令桂永清、空军司令周至柔、炮兵总指挥官邵伯昌以及他的次子、装甲兵副司令蒋纬国作关于保卫大上海的作战方案报告。参加会议的还有参谋总长顾视同、上海警备司令陈大庆、上海防守司令石觉、上海战区空军司令毛瀛初等。
汤恩伯报告说：“目前，总裁亲自指令的部队已集中上海周围，共约30万人，陆续进入各自防御区内。 为在外围扫清射界，阵地前3华里以内的庄稼全部铲光，坟墓夷平，村舍拆迁。另外、纬国指挥的装甲兵团也己到了上海。这样，以我海空军优势全力协助地面部队，我们可打一场现代化的立体战争。我们的大上海，要成为攻不破、摧不毁的斯大林格勒！”
待别人汇报之后，汤恩伯又将守备方针和指导要领、阵地编成概要、兵力配置方案等叙述了一番，并说：“本部已颁布了十条战令：违抗命令者，杀！临阵脱逃者，杀！未经许可擅离职守者，杀……”
蒋介石摆摆手，打断他的话：“不用说了，这些大家自然明白。除以上这些，还有什么？”
汤恩伯以颇为得意的口吻说：“除以上计划内容外，卑职还拟就了一个编外计划：必要时将浦东战场从川山至金沙一段实施堤防爆破，造成涌东泛区，以节约兵力加强浦西地区的作战。目就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到时我投入作战的30万部队可以绝大部分部署在浦西，在北起吴淞、南至虹桥的20余公里的战线上，放心地和敌人进行决战。而绝无后顾之忧。”
蒋介石当即赞许：“好，这个计划很好！要抓紧落实。”
汤恩伯说：“我已派爆破技术总队长杜长城在浦东沿海进行勘察，一候准备就绪，马上实施爆炸，让海水漫遍浦东。”
这确是一个堪称残酷的计划！汤恩伯在构思这个计划时，也许受了蒋介石当年下令炸开黄河花园口以阻止日军南侵的启发。 万幸的是，当汤恩伯准备于5月15日至18日待海潮到来之际实施爆炸时， 解放军却于5月14日凌晨抢先占领了浦东。一场惨剧总算没有酿成。
汤恩伯继续说：“我们政工处已经会同市政府和参议会，设立了‘英雄馆’，地址选在国际饭店。凡各部队作战有功的官兵，都送入‘英雄馆’享受荣誉。除了受奖慰劳外，我们还准备把所有妓女、舞女集中起来，分设三个军妓营，一个守备区一个军妓营。”
这个荒唐的计划，后来也没有来得及实行。
最后，蒋介石接过汤恩伯手中的木棒，指点着军事地图，把自己早已盘算好的防御部署和盘托出：“从以上三军备战的情况看，凭借坚固工事和有利地形，采取陆海空联合作战， 实行固守防御，守上6个月，应该说是不成问题的。我看可以以狮子林、大场、真如、华泾镇为第一道防线，吴淞庙、周家桥、漕河径为第二道防线，张华径车站、庙行、江湾、虬江口为核心防线。最后如战况失利，不得已时，退守市区核心据点，继续抵抗，以待时机。”
部署完，他把木棒往桌上一扔，调转话头，以训令的口吻说：“部队内部要注意，要好好查一查，严禁再发生像王曼清那样的倒戈事件。还有戴戎光这个混蛋，一炮未放就把江阴要塞丢了，让共军轻易渡过了江，使许多部队未经战斗就溃退下来。同时还要采取一切有力措施，鼓舞士气，安定人心。给大家讲清楚，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快就要打起来，我们反共是不会孤立的，美国会很快支持我们重新收复国土。因此，这是至关党国存亡之战役，—定要打好！”
与会者纷纷表示：要和大上海共存亡，不成功便成仁！
蒋介石对上海军务、 党务、 特务等均作了精心策划和安排后，即于5月7日乘“江静”轮离沪赴定海。但当战局危急时，他又于16日坐飞机进入上海，直至20日逃出黄浦江。
蒋介石在沪期间，差一点成为共产党的阶下囚，只是由于偶然的因素，才避免了再次被活捉的命运。
5月12日，第三野战军的8个军发起了淞沪战役。中共地下组织为了迎接解放大军进城，并活捉来上海督战的蒋氏父子，决定组织市区的武装起义。而上海地下党任命的这次武装起义的总指挥，却是国民党的一位中将张权。
张权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先在孙传芳部任职，后投奔程潜，参加北伐，抗战中一手组建了国民党第一支机械化装甲部队，1941年晋升为战车防御炮部队中将总队长，参加了滇缅会战，因生性耿直，不愿攀龙附风，抗战胜利后调到国防部当了一名空头“部员”，长期在上海赋阔。他的秘书王亚文，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策反工作组的组长。他得知王亚文的真实身份后，曾向王提出加入共产党的申请。王向董必武请示，董让王转告张权：“党组织认为张权将军不加入共产党比加人共产党起的作用更大，希望他在国民党军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蒋介石一到上海，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沙文汉就和王亚文、张权一起，在虹桥公墓秘密开会，商谈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当时蒋介石在上海行踪飘忽，开始住在复兴岛上，后来又搬进市区住在金神父路的特务机关励志社，有时又住到“永兴”号军舰上。
沙文汉问王亚文：“永兴号军舰有没有我们的关系？”
王亚文说：“永兴舰的舰长，是我党一位同志的父亲。这位同志也在永兴号上，他很可靠，很坚决。”
张权说：“新近从青岛开来一艘军舰，停泊在吴淞口，舰长是我的老熟人，我可以把他策反过来。”
沙文汉高兴地说：“好啊！蒋介石再老奸巨猾，也不会料到在他指挥作战的军舰上，就有我们的人。”
接着，张权详细汇报了他策反国民党陆军部队的情况。如驻在交通大学的51军，原系东北军，军长王秉钺和张权私交甚厚，表示愿意起义。驻在复旦大学的132师，是由李延年兵团暂编第一纵队改编的，该纵队原少将司令李锡佑，和张权是重庆陆军大学将官班同学，又是结拜兄弟，张是大哥，李是老四。通过李锡佑去策动该师起义，可能性很大……
沙文汉一听，连说：“好，好！”
正是：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