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沙文汉对张权在策反上取得的进展和成绩，深感满意。他说：“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就是时机。一定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要和包围上海的几十万解放大军步调一致，互相呼应，密切配合，里应外合举行市区武装起义。杭州已经解放，蒋介石从陆路逃跑已无可能。如果我们通过海军的关系，把军舰炸沉，堵住航道，让蒋介石乘坐的军舰驶不出吴淞口，再通过空军的关系，把机场控制起来，不让蒋介石乘坐的飞机起飞，张权将军再亲率一部精兵，配合解放军，围攻复兴岛，那时，蒋介石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必将为我所活捉！”张权、王亚文都觉得这是一个大胆而又周密的“捉蒋”计划。
但是，国民党在上海的统治力量是相当强固的，除30万正规部队外，警察、特务多如牛毛。蒋介石到上海后，毛森亲自主管安全警卫工作，明里暗里，森严壁垒，可谓滴水不漏。
蒋介石不仅多次召见汤恩伯、顾祝同、周至柔、桂永清、谷正纲、毛人风、毛森等人谈话，还以“校长”的身份，召开黄埔和中央军校毕业的高级将领座谈会，封官许愿，恩威并施，要大家团结对敌，共度难关。5月1日，他又在复旦大学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除亲自训话外，又让汤恩伯在会上宣布了《战令十条》，一连说了10个“杀”字，使在座军官心惊胆战，头皮发休。会后，蒋介石下令将团以上军官的家眷送往台湾，名为“保护”，实质是做人质，迫使军官们不得不为他拼死卖命。
所有这一切果然奏效， 原先答应张权愿意起义的一些将领动摇了。182师师长王挽危给张权送来了一张条子，上面只有四句诗：羡公勇攀列宁山，古柏参天耐霜寒。
惆怅不堪附骥尾，各行其志勿相残。
诗意不言自明：他钦羡张权，又慨叹自己不能追随张之骥尾，而要各行其志，改弦易辙了。
青年军209师师长方懋锴，也因家眷要去台湾不干了。
两个起义的主力师师长中途变卦，推翻原先的诺言，给酝酿中的捉蒋计划影响甚大。张权又气又急，立即向地下党作了汇报。王亚文同意张权亲自上门做工作，但叮嘱他小心谨慎，防止特务破坏或被人出卖。
张权冒着风险赶到182师师部，径直来到师长王挽危家中。
正巧王不在，王妻见老长官来到，热情招待。张权乘机向他说明去台湾的利害得失，动员她坚决不去。王妻被说服了，表示：“我们母子生生死死都要留在上海和老王在一起。”
第二天。 张权又和王亚文赶到青年军209师方师长家中进行劝说。方懋锴显得非常矛盾和为难。他坦率相告：“我是叫花子出身，是小蒋(蒋经国)一手提拔的。老蒋腐败，小蒋还想有所作为。他对我有知遇之恩，要我举起枪打他，我于心不忍。”
张级劝道：“你这是愚忠思想。古代还讲‘良禽择木而栖，忠臣择主而事’呢，今天，更要一切以对人民的态度为出发点。”
方懋锴低头沉思，旋又长叹一声：“我与共产党面对面厮杀了这么多年，共产党能饶恕我吗？”王亚文和张权郑重向方表明：共产党的政策历来是爱国一家，革命不分先后，既往不咎，立功受奖。傅作义名列战犯名单之中，但他在北平高举义旗，受到了共产党和人民的礼遇。无可否认的事实，说得方懋锴不住点头。他最后表示：“一旦共军从我的防区进攻，我就举起白旗，开个缺口，让共军长驱直入。然后我就解甲归田，回家去务农。”
眼看条件渐趋成熟，沙文汉主持召开秘密会议，传达了上海地下党的决定：任命张权为上海市起义军司令，王亚文为政委，郑振华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并部署了起义的具体方案。
沙文汉强调指出：“我解放大军已兵临城下，上海敌人已成了瓮中之鳖。据情报，蒋介石已于5月7日乘江静轮悄悄离开复兴岛，叫蒋经国留在上海督战。但蒋介石本人随时可能回来。 我们要迅速组织起义。5月13日上午，侄女婿秦然轩应约来到张权家。 张权叫他立即到复旦大学跑一趟，把李锡佑将军写给132师情报科长张贤的一封亲笔绝密信件，务必亲手交给张贤本人。秦然轩知道事关起义机密，便穿上军官服， 佩戴少校军衔，一路顺利来到132师师部，把密信交给了张贤。张贤看完信以后，显得很热情，询问怎样和李锡佑联系。秦然轩告之翌日上午由自己驱车来接张贤。两人就这样约定了。张贤和李锡佑是同乡，又是军校同学。他一度穷愁潦倒，生活无着，靠李锡佑接济。李任第14绥靖区少将处长时，将正在失业的张贤安排在自己手下当中校参谋。李调任暂编第1纵队司令，又把张贤调来当中校科长。对于李锡佑的多次提携，张贤感恩戴德，五体投地，开口“大哥”，闭口“司令”，唯唯诺诺，无以复加。
考虑到张贤对自己忠贞不贰， 132师驻扎地区位置重要，放而李锡佑将起义、捉蒋的极机密事和盘托给了张贤，要他串连师里的老同仁，把部队争取过来。
5月14日，距预定起义、捉蒋时间已不到两天。张权急匆匆地赶往复兴岛周围，作了进一步的侦察。接着，将年事已高的老母亲转移到安全可靠的地方，又联系好将夫人胡雪影送到亲戚家隐蔽。
15日上午，张权和王亚文在外滩公园秘密碰头，对翌日的起义和捉蒋行动作了最后的筹划。下午，张权不放心吴淞口这个咽喉要地，又特地赶到吴淞炮兵司令邵百昌家中，对邵作最后一次争取。他曾对王亚文说：“我和邵百昌朋友久了，关键时刻不拉他走光明之路，对不起朋友。”
下午4时许， 张权想回家看看夫人胡雪影转移了没有。他刚刚走到弄堂口，早巳守候在那里的国民党特务一拥而上，将张权牢牢地抓住，关进吉普车，直送上海市警察局。这真是晴天霹雷！如此秘密的行动，怎么会被敌人侦悉了呢？
原来，事情就出在张贤身上。他一方面向李锡佑信誓旦旦地表示愿意参加起义，回到师部后却立即向师长告了密。师长大吃一惊，迅速报告了汤恩伯。汤让张贤带路，抓捕了李锡佑。这是15日上午的事。下午，张权又被抓捕。这时距起义、捉蒋行动只有半天了。
张权被捕后，特务多次对他进行审讯，要他供出中共上海地下党的情况和准备参加起义的国民党官兵的名单，甚至叫张贤、李锡佑当面对质。但张极大义凛然地说：“好汉做事好汉当！这一切都由我负责。上海起义的总领导就是我！真理是属于人民的。我受人民的委托，反对老蒋的专制独裁统治，你们要杀就杀我好了，不要牵连无辜的人。”
由于张权被捕，由数万名国民党官兵准备参加的起义、捉蒋计划不得不被迫停止执行。但由于他的守口如瓶，保护了地下党成员和大批国民党爱国官兵。
上海地下党从多方面设法对张权等人进行营救， 但未能成功。5月21日下午，张权、李锡佑在上海大新公司门口英勇就义。
此前一天，蒋介石坐军舰逃出黄浦江，前往马公岛，从此永别了他的发迹之地。
此后四天，解放军攻入上海市区，汤恩伯仓皇逃走。又过了两天。上海宣告解放。
经陈毅批准，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认张权为革命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出卖起义的张贤虽然受到国民党的厚奖，却惶惶不可终日。
解放后，他隐姓埋名，东躲西藏，还是没有逃过惩罚，于1957年被判处死刑。这是后话，按下不提。
再说毛泽东这时正在紧张地筹划建立新中国的问题。
他一直住在香山的双清别墅，说是要等南京解放后才肯搬进中南海。然而南京解放了，他却又推迟了搬迁的日期，说：“再等一等吧！”还要等什么呢？一天，他站在一张一比一千万的中国政区地图前，指着右下角那条狭长的海峡问身边的工作人员：“你们知道从大陆到台湾的海面，最近的距离有多远吗？”有的说：“看那条海沟比长江、黄河也宽不到哪儿去。”
有的说：“最多不过几十里水路吧。”
毛泽东一笑：“要是像你们说的那么近就省事多喽！可是，从厦门到台湾最近的澎湖列岛， 有整整130公里哟！”渡江战役结束后，鉴于大陆的完全解放已经指日可待，而蒋介石已把大本营迁至台湾，毛泽东的大脑里就开始考虑渡海作战解放台湾的问题了。要完成这个任务，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迅速建立起一支在近期内即可使用的空军；二是扫清屏护台湾的外围，进军福建，占领攻台出发阵地。
当攻占上海的枪炮一打响，毛泽东就电示陈毅，沪战告捷，应迅速准备，提早入闽。
未雨绸缎。毛泽东向中央军委提出了渡海攻台和突击建设空军的设想：我们必须准备攻台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及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则把握更大。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苏联学习，同时购买飞机一百架左右，以便在渡海作战时能夺取制空权。
在中共领导机关迁入北平后的第五天， 也即3月30日，中央军委已成立了航空局。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组建空军的设想，立即召开军委会议，制定了一个比毛泽东原设想更大的建设方案： 请苏联突击培训600名飞行员，购买300至350架战斗机和轰炸矾。这一方案当即得到毛泽东的批准。
于是，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出访苏联。
刘少奇向斯大林通报了中共将在一年内解放台湾及海南岛、新疆和西藏的计划。斯大林表示承认他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有过偏见和错误。
斯大林问刘少奇：“我们妨害过你们没有？”刘少奇说：“没有。”
斯大林说：“妨害了，应该说是妨害了，因为我们对中国不大了解。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蒋介石政权腐败，他是咎由自取。你们是胜利者，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这是一般的公理。”
斯大林说这番话时，态度非常严肃，透出内疚之意。
刘少奇向斯大林提出中国空军建设问题，斯大林表示完全同意，只是说航校不必在苏联，可以由苏联派人到中国帮助开办。
斯大林还说，中国现在建立空军是晚了一些，如早一年，空军便可参加解放中国南部的战役，蒋介石也不可能在台湾“另起炉灶。”
其实，早在口本投降后中共就在东北筹建空军了——在通化办了一所航校，不过当时苏联没有提供技术和物资援助罢了。
斯大林的表态传到北平后，毛泽东、周恩来立即召见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司令员刘亚楼，要他出任空军司令并带随员赶赴苏联，同苏联商谈空军建设的具体事宜。
在加紧建立空军的同时，毛泽东也着手海军的建设。在解放军将红旗插上南京总统府的同一天，中共的第一支海军部队——华东军区海军宣告成立，由原华中军区司令员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委，在接收国民党起义、投诚舰艇的基础上着手组建工作。
为了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于6月15日暂时住进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以后进城均住此处，直至9月21日正式由双清别墅移居这里。
“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共中央早在1948年4月30日发出的倡议。
第二天，毛泽东又致信在香港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常委沈钧儒，说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时机已经成熟，同时对政协筹备会议的出席范围、开会地点及时间等问题，提出了初步意见。毛泽东还指示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潘汉年，携带他亲自草拟的召开政协的三党联合声明草案，去见李济深和沈钧儒，进行面商。
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同盟) ，马叙伦、王绍鏊、蔡廷锴(中国民主促进会)，陈其尤(中国致公党)，彭泽民(中国农工民主党)，李章达(中国人民救国会)，谭平山(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郭沫若(无党派民主人士)等，联合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共的号召。毛泽东立即复电，对各民主党派的热忱表示钦佩，敦请他们及早进人解放区，共同筹划新政协会议。
然而，要把旅居香港的大批民主人士安全护送到解放区去，却有相当大的困难。首先，由于内战正在进行，当时陆上、空中都没有通路，只能利用海上交通工具。而且，由于香港处在英国殖民管辖之下，它与南京政府又有着外交关系，国民党和港英的特工人员关系密切。因此，如何排除和避免可能碰到的种种干扰、破坏，自然就成为中共方面必须慎重对付的问题。这项艰巨的任务、落到了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的肩上。
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香港分局，要求尽力做好“邀请与欢迎港沪及南洋民主人士及文化界朋友来解放区，并为他们筹划安全的道路”。具体指定潘汉年、夏衍、连贯负责执行。为此，香港分局专门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由潘汉年掌管全局，夏衍负责与各民主党派头面人物联系，许涤新负责筹措租船等经费，饶彰风负责具体工作。
另一方面，周恩来又通知先前从延安派到大连担任中华贸易总公司总经理的钱之光，要他从大连租用外国商船来往香港，以运载货物作为掩护，接送民主人士北上。并且指定钱之光到香港走一趟，与香港分局直接取得联系，协同行动。为安全计，周思来还设想好钱之光可以用“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的名义公开活动。从1948年8月到1949年8月这一年间，在中共香港分局四人小组安排下，先后护送了20批民主党派和文化界精英北上，安全到达东北、华北解放区。其中，由大连中华贸易总公司出面租用外轮运载的有5批。 第一批民主人士主要有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等，香港分局由章汉夫陪同。第二批主要有马叙伦、许广平、陈其尤、沙千里、曹孟君等，香港分局由连贯陪同，宦乡随行。第三批主要有郭沫若、丘哲、茅盾夫妇等，香港分局派了胡绳陪同。第四批主要有李济深、未蕴山、彭泽民、邓初民、王绍鏊、梅龚彬、李民欣等，香港分局由李嘉人陪同。
1949年1月22日， 先期到达哈尔滨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5人发表对时局声明，坚决拥护中共毛泽东主席在14日声明中所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反对国民党的假和平阴谋，表示愿意在中共领导下团结一致， 将革命进行到底。2月25日，中共中央派林伯渠到哈尔滨，把李济深以及先前到达东北的民主人士，接到已经和平解放了的北平。
第五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主要有陈叔通、马寅初、黄炎培夫妇、盛还华夫妇及其子盛康年， 以及俞寰澄、姚维钧等。他们乘坐的是挂葡萄牙旗的“华中”号，3月14日驶离香港。 3月20日到达塘沽港时，中共中央派了董必武、李维汉、齐燕铭迎接，并于25日送抵北平，刚好赶上26日北平举行的欢迎各方民主人士的盛大集会。
截至8月底，先后离港北上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350多人，连同中共干部和其他人员共达1100多人。其中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文化界精英，除前面提到的外，尚有何香凝、陈嘉庚、司徒美堂、章乃器、蒋光鼐、柳亚子、龙云、钱昌照、许宝驹、黄琪翔、叶圣陶、李达、包达三、陈其援、李任仁、千家驹、曾昭抡、郑振锋、马思聪、曹禹、洪深、史东山、郭大力等等。
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广泛地同各界代表人物接触，和他们共商建国大计。
一天下午，他由香山来到北平城内，拜访北平师范大学代校长汤噪真、文学院院长黎锦熙、地理系主任黄国璋。他们有的是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时的老师或同学，有的是北平九三学社的成员。毛泽东和他们畅叙旧情后，黎锦熙对毛泽东说：“新政协会议就要召开，新中国将要诞生，北平九三学社的人数不多，这个团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正准备宣布解散。”
毛泽东听后，诚恳地对他们说：“九三学社不要解散，应该认真团结科学、文教界的知名人士，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
毛泽东先后会见了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柳亚子等，就新政协将要讨论的各项问题同他们进行了深入的交谈。
他的卫士长李银桥这样回忆道：毛泽东对这些民主人士很尊敬，十分亲切有礼，一听说哪位老先生到了，马上出门到汽车跟前迎接，亲自搀扶下车、上台阶。一些民主人士见到毛泽东总要先竖起大拇指，连声夸耀“毛主席伟大”。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十分不安。一次，毛泽东出门迎接李济深，李老先生一见面就夸毛泽东了不起，毛泽东扶他进门坐下后说：“李老先生，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奖，那样我们就不好相处了。”有一天，毛泽东准备会见张澜先生，事前吩咐我：“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中享有很高威望，我们要尊敬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我在他仅有的几件衣服里选了半天也没找到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他诉苦道：“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一件好衣服都没有。”毛泽东说：“历来执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我说：“现在做衣服也来不及了，要不先找人借一件穿？”毛泽东不同意：“不要借，有补丁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毛泽东就是穿着补丁衣服会见张澜，会见过许多民主人士。
当新政协会议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之时，在国际国内有重大影响的国母孙夫人还居留在上海。
宋庆龄本来住在广州。 5月初，蒋介石电令在广州暂理行政院的阎锡山，规劝在穗静养的宋庆龄来沪或去台湾。电文称：对“二姐”应以缜密的监护措施，勿让中共及他派人士将其诱到北平去。
阎锡山去见宋庆龄，宋庆龄说：“只要国民党在此存在一天；我一天也不离开广州，哪儿也不去。”
然而20多天后，当上海失守的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纷纷逃离时，宋庆龄却踏着硝烟来到了上海。
5月27日上海一解放， 周恩来立刻写信向她祝贺：“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接着，毛泽东、周恩来派邓颖超和曾长期在宋庆龄身边工作的廖梦醒去迎接她北上参加政协会议。
廖梦醒先去见宋庆龄。因为孙中山是在北京去世的，宋庆龄对廖梦醒说：“北京是我最伤心之地，我怕到那里去。”
廖梦醒说：“北京将成为红色中国的首都。邓大姐携带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代表恩来同志特来迎你。你打算什么时候见大姐？”宋庆龄说她想好了再通知廖梦醒。过了两天，接到她宴请邓颖超的请柬。见面时，邓颖超首先转达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对她的问候，并转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件。宋庆龄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庆龄先生：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超前致候，专程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茬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专此。 敬倾大安！ 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几次交谈后，宋庆龄明确表态：“我要去北平，而不去台湾！”
不久，宋庆龄在邓颖超等陪同下，从上海抵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早已在前门车站站台上迎候她。当晚，毛泽东设宴为宋庆龄洗尘，气氛极为热烈。
接着，在湖南宣布起义的程潜到达北平，毛泽东又去车站迎接。当程潜走下火车后，毛泽东快步迎上去，紧紧握住他的双手。就在握手的刹那间，程潜的泪水流了下来，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还是毛泽东先开了口，风趣地说：“多年未见，您历尽艰辛，还很康健，洪福不小啊！这次接你这位老上司来，请你参加政协，共商国家大事。”
接着，毛泽东把程潜扶进车里，两人同乘一辆车，来到中南海的菊香书屋。晚宴时，毛泽东对程潜说：“二十多年来，我是有家归不得，也见不着思念的乡亲。蒋介石把我逼成个流浪汉，走南闯北，全靠这一双好脚板，几乎踏遍了半个中国……我们这个民族真是多灾多难啊！经过八年浴血抗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也过不成太平日子。阴险的美帝国主义存心让蒋介石来吃掉我们。我们是被迫打了四年内战，打出一个新中国。这是人心所向啊！”程潜点头，陷入了沉思。
正是：
以史为镜知兴替，水可载舟亦覆舟。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