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1950年7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机器，通过了武装干涉朝鲜的决议。随后，美国纠集十几个国家的军队，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扩大入侵朝鲜的战争。
7月31日， 美国远东军总司令兼刚任命不久的朝鲜战场联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访问台湾，受到蒋介石夫妇和陈诚、孙立人等军政要人的隆重欢迎。麦克阿瑟对蒋介石大加颂扬：“他抵御共产党统治的不屈不挠的决心，使我对他极为敬重。他的决心同美国人的公共利益和目标并行不悼，那就是，太平洋地区的人民都应自由，而不是被奴役。”
在麦克阿瑟离开台湾的第三天，也就是8月4日，他的副参谋长福克斯自东京飞抵台北，担任麦克阿瑟总部驻台北军事联络组长，和他同来的军官有26人之多。同一天，美国第13航空队司令膝纳，也率领其喷气式飞机大队，呼啸着飞抵台北。那是台湾人头一次见到先进的喷气式飞机。
9月15日，麦克阿瑟秘密从日本和太平洋地区调遣了7万余人的陆、海、空军兵力，乘朝鲜人民军南进到洛东江边受阻、后方交通供应断绝之机，由他亲自指挥，在200多艘舰艇和500多架飞机支援下，在朝鲜的西海岸仁川港登陆，向北推进，并向中国东北进行轰炸扫射。
9月30日， 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严正警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10月1日，在新中国的第一个国庆节期间，美军先后从陆上和海上越过三八线，形势急剧恶化，朝鲜人民军危在旦夕。金日成发来求援急电。毛泽东十分焦急，围绕着中国出不出兵、由谁挂帅，在中南海颐年堂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
带兵到国门之外作战，而且主要对手是美国，加上南朝鲜军及英、法、加、印等国组成的“联合国部队”，这对于毛泽东麾下的战将来说，都是一个新课题。对于志愿军司令员的人选，毛泽东最早考虑的是三野的名将粟裕，但粟裕在长期的戎马生涯中落下了多种疾病，正在青岛休养，毛泽东得知他的病情后，便去信劝他安心养病。接着又考虑选派林彪挂帅。但是，林彪担心入朝作战既无空军掩护，又无海军支援，在敌我装备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出兵必然是“引火烧身”，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找林彪做了一场工作，林彪思想还是不通，推说自己每晚失眠，身体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紧急关头，毛泽东想到了他写诗赞扬过的彭德怀。朱德一听，率先同意。几个常委一致赞成：“对！还是老彭靠得佐。”
于是，中央急派飞机将彭德怀从西北接来北京。
在10月5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依然坚持“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的主张。针对多数人的不同意见，他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危急，我们站在旁边看，怎样说，心里也难过。”
毛泽东让彭德怀表态。彭德怀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
毛泽东微露笑容，说：“我们必须当机立断，马上出兵。既然林彪说他有病不能去，常委几个同志商量的意见，这副重担，还是请你彭老总来姚。你可能思想上还没有这个准备吧，你考虑有什么困难？”
屋里沉寂无声，在座者与毛泽东一样，都注视着彭德怀。彭德怀的回答非常干脆：“主席，我这个人的脾气你很了解，我服从中央的决定。”
10月19日，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带领一名参谋、两个警卫及一部电台，乘坐一辆吉普车，率先跨过了鸭绿江大桥。当晚，在绵绵秋雨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分别同时在安东、辑安和长甸河口三个渡口，跨过了鸭绿江。此后，在国门外的朝鲜战场上，新生的人民中国同世界头号经济与军事强国进行了一次二次大战以来最为激烈也最为壮观的较量。
再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借口出兵台湾海峡，使在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几乎是绝处逢生。 由于有美国第了舰队和第13航空队防卫宽达100多公里的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无法像渡海攻占海南岛一样渡海攻占，而且因抗美援朝的需要，原来部署在浙江准备渡海攻台的主力兵团也已调往东北，在东南沿海的解放军转入防御。
蒋介石利用获得喘息的机会，加紧了改造国民党的行动，而改造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所把持的党务系统的CC派。本来，陈果夫、陈立夫与蒋介石的关系非同寻常。陈氏兄弟是蒋介石恩人陈其美的侄子，蒋是陈其美介绍与孙中山认识的。蒋介石1927年发动“四·一二”事变时，得到了二陈兄弟的大力支持。 陈果夫是主持和筹划清党行动的，陈立夫则负责情报调查组织。1927年8月，桂系集团串连何应钦等把蒋介石赶下台，陈氏兄弟在蒋的授意下成立了一个中央俱乐部，作为效忠于蒋介石的活动中心，这就是CC派的由来 (CC即中央惧乐部的英文缩写，一说CC即二陈的缩写) 。由于二陈的卖力筹划，使蒋介石重新上台，取得了巩固的统治地位。陈氏兄弟因此备受重用，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及其他要职。CC系随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控制了大多数省党部，成为国民党内最大的一股势力。当年被苏联滞留在西伯利亚的蒋经国，也是陈立夫与苏联谈判之后才得以回国的，蒋经国加入国民党也是二陈介绍的。1929年至1946年可以说是陈氏兄弟大权在握的极盛时期，以致社会上流行“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此外，陈氏兄弟还控制经济，陈果夫担任了中央合作金库理事长、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中国农业保险公司董事长、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等职，成为能够操纵国家经济命脉的巨头之一，也就是所谓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的一家。
CC派尽管是蒋介石死心塌地的亲信，但有时实力扩张过分也招致蒋介石不悦。不过与CC派形成矛盾，主要还在于老蒋想让小蒋逐步接管党务系统，而二陈却不给面子， 霸住阵地不撒手。1946年3月，蒋介石想让陈果夫让出中央组织部长大权而外放为浙江省主席，便对陈说：“你做一部分事情做得好，在中央做不好。”陈果夫当场顶撞：“现在中央谁又做得好！”拒不交出组织大权。
1947年秋，在国民党与三青团合并过程中，陈氏兄弟表面顺从老蒋，暗中抵制小蒋，蒋氏父子非常恼火。
1948年秋，小蒋在上海整顿经济“打老虎”，CC派则从中作梗，使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
1949年1月， 蒋介石被迫下野前召见有关人士，将积蓄已久的愤懑爆发出来，凌颜厉色地骂道：“共产党没有打败我，打败我的是自家的国民党！”除暗斥桂系外，又转脸对着陈立夫接着说：“就是你们一班人！”当时他气得赌咒发誓，扬言今后永不进中央党部的门。
到了台湾，面对现实，真正要实施改造时，蒋介石思来想去，原来被他视作整肃对象的桂系集团已四分五裂，其他地方派系或是有将无兵，或是有兵无将，均不成其为目标了。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CC派。如今，CC派作为蒋介石统治工具的利用价值降低了，而在这个岛上阻碍蒋经国上升接班的一面却显得很突出。
台湾的另一个实力派陈诚与CC派的关系也搞得很僵。陈诚在大陆时，常遭CC派指摘，最近在台湾出任行政院长后，围绕行政院授权问题，更与CC派冲突起来，闹得不亦乐乎。按照民国宪法，行政院向立法院负责，所颁行政命令惟有经立法院批准才具法律效力。但在李宗仁代理总统时，蒋介石为了使何应钦能以行政院长的身份抗衡李宗仁，曾私下授意CC派掌握的立法院授予行政院以行政命令代替法律的特权。这项特权在1949年底李宗仁赴美后，已由立法院宣布收回。1950年陈诚组阁后，要求立法院能再度授权行政院，使行政命令具有法律效力。当时接着立法院长头衔的孙科不肯到台湾来，立法院的工作由副院长陈立夫主持。一天，当着蒋介石的面，陈诚向陈立夫交涉此事，被陈立夫婉言拒绝了。
陈诚亲历了国民党由盛而衰的历史，很有感慨地说过：“人心的力量，比飞机大炮、原子弹还大。”他在任台湾省主席、特别是主理行政院以后，想进行各项改革以稳定台湾局面，因而希望其行政院令行有威。在被陈立夫拒绝后，陈诚仍不罢休，随即以行政院名义致函立法院，要求代行许多本属立法院的职权。立法院接函后进行讨论，立法委员们群起而攻，迅速将行政院的授权案否决。陈诚得知后，当场在主持召开的行政院院会上大发雷霆，一针见血地指出授权案被否决是CC派反对所致，今后行政院长只好让陈立夫来于了，声言自己将马上辞职，致使行政院立即休会。这场政坛风波闹得很大。陈诚去向蒋介石告状，建议把CC派的头领陈立夫、萧挣等统统抓起来，送到囚禁犯人的火烧岛上去。
陈立夫见这场轩然大波闹大了，而蒋介石又有意偏向陈诚，就避居到台中去了，并写信给蒋介石请求出国。蒋介石便托卧病于榻的陈果夫转告陈立夫，准许其离开台湾。
然而陈立夫并不急于离开，还在默待观望。
蒋介石为了向CC派所把持的中央党部施加压力，拒不出席中常委会议，也不看中央党部送的任何文件。 鉴于这种状况，6月底中常委开会时，CC派大将、中央执行委员萧锋提出建议：全体中常委应自觉辞职，以便让蒋总裁实施对党的改造。中常委会采纳了萧锋的建议，宣布集体辞职，并委派于右任、居正、邹鲁三位国民党元老去阳明山官邸求见蒋介石，请他出席会议并指示改造方针。
蒋介石早已胸有成竹，随即召见陈立夫。当时陈果夫已经病人膏盲，不能行动。蒋介石问陈立夫：“你们兄弟俩跟我一起，为三民主义奋斗了几十年，当初没有想到会被共产党赶到这个海岛上来吧？”
陈立夫摸不清他的用意，顺口应道：“确实没有想到会有今天的局面。惭愧了！”
蒋介石问：“我不知道你对我党的改造现在有什么考虑？”
陈立夫察言观色，想了片刻，才说：“我是认为，大陆失败，党、政、军三方面都应有人出面承担责任。党的方面，当然由我和果夫承担。我俩就不适宜参加党的改造了。”
蒋介石听了，只是淡淡一笑，没有做声。
陈立夫说这番话本来是以退为进，投石问路，见蒋介石这种态度，就揣知大势已去了。不过他又觉得，自己既是国民党的元老，又刚年届五十，与蒋还有陈其美的一层特殊关系，无论这个党怎么改，少壮派怎样加人，凭自己的历史和地位，至少还会占有一个委员的名额。
7月下旬， 蒋介石宣布了由他指定的中央改造委员会及中央评议委员名单。中央改造委员会只有16人，16人中有10人原来在国民党中根本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其中5人是蒋介石的侍从秘书， 其他的不是与蒋经国有关，就是陈诚派的成员，只有张道藩和谷正纲，是CC派中的幸存者，大约是因为这两人在去年曾声泪惧下地劝阻蒋介石下野而获得另眼相看。 这16人的小班子， 平均年龄48岁，取代了原来由460人组成的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成为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机关。
包括陈立夫在内的大批党政军要员都靠边站了。奄奄一息的陈果夫，则被挂号为安慰性的中央评议委员。
陈立夫在四周的指斥声中，精神非常苦闷，只好于8月4日带上夫人和一子一女，借出席世界道德重整会议为名， 远走美国躲避清算。他启程前，蒋介石送他5万美元，向他作了一番解释。宋美龄送他一本《圣经》，对他说：“你在政治上负过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你把这本《圣经》带到美国去念念，在心灵上会得到不少慰藉。”陈立夫指着墙上的蒋介石像说：“夫人，那活的上帝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到耶酥的信任吗？”
直到16年后， 陈立夫才又回到台湾。其兄陈果夫则于1951年8月病故，死后倒是备极哀荣，蒋介石不仅送了挽额，还颁发了褒扬令。这是后话，不提。
再说蒋介石在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来稳定台湾局面的同时，还对大陆进行长期的骚扰作战。他以“一年准备、再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为口号，在台岛进行教育动员。还专门成立了“敌后工作委员会”和“大陆游击总指挥部”，具体负责向大陆的骚扰渗透活动。一方面依托金门、马祖为基地，向福建、广东进行登陆渗透；一方面依托浙东的大陈岛为基地，向江苏、浙江乃至山东沿海进行渗透。
这时，站出来一位主动请战的将军。此人不是别人，乃是原来的“西北王”胡宗南。西昌作为大陆的最后一块基地丢失后，他乘飞机经海南岛来到台北，受到一些监察委员的弹劫，虽被兔子处分，却已无兵可带，只能赋闲在家。
1951年5月30日，胡宗南绘行政院长陈诚上书：“请以现在台湾、香港之江苏、浙江、安徽、山东等省的义民3万人为基础，成立3个野战挺进纵队，施以必要之军事战斗技术，及实施游击所需之技能……深入浙、闽、赣、苏各省边境，建立基地。”
陈城收到胡宗南的上书，知道其耐不住寂寞了。在大陆的时候，陈诚与胡宗南都是蒋介石倚为臂膀的人物，但相互间又有矛盾。胡宗南毕业于黄埔第一期，是黄埔系中第一号的“天子门生”，而陈诚则是非黄埔系的主将。如今陈诚大权在握，而胡宗南不仅赋闲，还经历了一场弹劾风波，已不能跟陈诚同日而语。胡宗南还在西昌时，陈诚夫妇曾登门探望已迁来台北的胡宗南的眷属。胡宗南52岁才结婚，妻子是留美归国的博士叶霞翟。陈诚亲眼看见叶霞翟带着三个尚幼的儿女，挤住在两间简陋的木板房里，不像什么将军府第，觉得过意不去，就将省政府在浦城街的一所平房借给胡的家眷住。
精于处事的陈诚，将胡宗南的报告拿给蒋介石看。蒋介石对自己过去的宠将胡宗南，毕竟还是偏爱的。他对陈诚说：“宗南跟我那么多年，忠诚可鉴。丢了西昌，也不能只怪他。他本人提出去打游击，已是不计名位高低了。我看可以派他到大陈岛去，管管浙江前线的事，他带领旧部去那边多组织几个挺进部队也好嘛。”
9月9日，胡宗南化名“秦东昌”，以江苏浙江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兼浙江省主席的身份，率领几个经他挑选的部属，乘船前往大陈岛赴任。
此事虽然保密，消息还是透了出去。新闻界人士觉得省主席及游击总指挥的职务也不低，但查遍了“国军军史”，也寻不到这位“秦东昌将军”的资历与身世。越是查不到，越有吸引力，越要刨根问底。记者要上岛采访，却遭到了拒绝。某记者干脆捕风捉影地写了一篇《神秘将军秦东昌》。
其实，胡宗南在国民党将军中的确有点神秘，而且被人视作一种“怪癖”。他从不愿见记者，不喜欢采访与拍照。有一次在公众场合被某记者偷拍了照片，他当即派副官去找该记者商量花钱买下胶卷。他从来不做生日，追随他二三十年的僚属都不知道他的生日是哪一天，乃至1947年他52岁结婚时通知几个熟人去吃饭，人家还以为他过生日呢。他长期独身更惹起不少轶闻，甚至传说他有隐疾，是阴阳人。抗战期间，曾有一段盛传全国的野史：胡宗南40出头时，蒋介石想将孔家二小姐孔令俊许给他，就让宋美龄出面作媒。那孔二小姐当时在重庆是个风云人物，特立奇行，以暴露衣着而驾车驰骋于山城街，十分惹人眼目。胡宗南本是个只爱权力而志趣并不在女人的人，尤不喜欢花里胡哨、妖里妖气的女人。他对孔二小姐的风流韵事早有所闻，所以当蒋夫人提及此事，他不说同意又不好说反对。宋美龄索性强行介绍，并强使其结伴出游。届时，胡宗南穿了一身破旧军棉衣，开一辆老掉牙的敞篷吉普车去会佳人。在一个豪华的别墅里，浓妆艳抹、抱着一条美国长毛叭儿狗的孔二小姐，坐在沙发上，怀着憧憬，等待着大名鼎鼎的胡宗南来求婚。这时，胡宗南走进华丽的客厅，径直坐到她面前的沙发上。“你找谁？”孔二小姐杏眼圆睁，满脸惊愕。“我是胡宗南。”“啊——？”看着邋里邋遢、胡子拉碴的胡宗南，孔二小姐的失望毫不掩饰地流露在脸上。东拉西扯了几句，胡宗南请她上车去兜兜风。她耐着性子出了别墅，看是一辆破车，心中更增不快。车子开得飞快，震得她前仰后合，腰酸骨痛。车到中途又熄了火，将军挽起小姐，弃车步行。小姐穿高跟鞋，一步一瘸，实在走不动了，就歇在一间路边餐馆。胡宗南点菜上桌，小姐见到苍蝇扑来，恶心不已。胡宗南却大赞美味：“我们在行军时，有此美昧，已属幸运。小姐不要错过。”这下孔二小姐憋在肚子里的火气终于发作了。事后，她在宋美龄面前哭诉了一番，婚事便告吹了。胡宗南则心中窃喜。
闹言少叙。且说胡宗南来到大陈岛后，在上大陈成立了“江浙反共游击总指挥部”，在下大陈设立了“浙江省政府”。当然，说是省政府，并无什么像样的属地，不过是一个徒具虚名以作反攻号召的机构罢了。省府各委员，多数散居台北，遥领名义。胡宗南从台湾带来了三个国防部军官战斗团作为基本兵力。战斗团的成员，是国民党各部队退到台湾进行整编后的编余军官，他从中选出一些骨干，分配去训练游击队。美国军事顾问团到达台湾后，派了代表范尔逊，供给装备，并协助训练。其训练的成员，大多是在大陆的土改反霸中受过中共打击的逃台人员和收编的海匪。
胡宗南上任不久，就不断派遣这些经过训练的挺进队，使用美国提供的适合于别动队和特务活动的装备器材，通过小股登陆的方式进入内地，和当地土匪相结合，开展游击作战。胡宗南在大陈岛，先后训练了总人数约7000人的挺进队。他就任两年，派出游击部队袭击大陆沿海数百次。每当大规模进袭时，胡宗南总是亲自乘船指挥攻击与撤退。
胡宗南虽然得手的次数不多，却也有过几次成功，使解放军驻军和地方政权受损。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1952年“双十节”后对南日岛的袭击。胡宗南的游击队配合金门岛出动的国民党正规军，接近上万人，在飞机和舰艇掩护下猛袭南日岛。岛上解放军守备部队仅有一个连的兵力，寡不敌众，激战中大部分牺牲，少部被俘后被送往高雄。岛上的政权也被摧毁。当日晚间，大陆不明情况就仓促派出援兵1000多人，登岛后奋勇冲杀，毙伤敌军数百人，也因寡不敌众，全部失利。当福建军区再调部队准备反击时，登岛的国民党军已全部撤退。这次袭击南日岛，解放军损失兵力1300人。胡宗南当然喜不自禁。
在国民党军袭扰下，解放军在沿海加强了防备，并组织了军民联防，随时准备给敌军以惩罚。 1953年，解放军从年初即开始恢复了对金门等岛的炮击，还于5月下旬发起了夺取温州湾出海口外岛屿的战斗。 5月29日，刚由朝鲜战场轮换返回的第20军第60师， 在巡逻艇大队配合下，向羊屿、鸡冠山和大、小鹿山这4个岛屿发起进攻， 歼灭国民党守军230人，俘获了胡宗南手下干将纵队司令何卓权。在大鹿山还铲除了一个特务巢穴，缴获8部电台，捕获一批准备潜入内陆的特务分子。
胡宗南不甘心失败， 于6月19日亲率1600余人反扑。20日夜间，大陆派出的增援部队赶到，歼灭敌军700人，胡宗南率残部逃窜而去。
6月24日， 解放军又奇袭大陈港西口外的积谷山岛，迅速占领，进而使大陈海面处于解放军陆上大炮射程之内，大陈岛局势更为紧张。胡宗南与美军派驻人员，对大陈岛防卫部署发生了歧见。蒋介石决定将胡宗南调回台湾，以争取美方同意，派遣整编后拥有美式新装备的陆军部队，驻防大陈岛。
胡宗南回台之后，悬空了两年，又担任了四年的澎湖防卫司令，一直在为蒋介石的军事反攻大陆效劳，直至1962年在台北因心脏病去世。
再说到1953年7月间， 经过中美双方的激烈较量，朝鲜停战已是大势所趋。尽管美国是在其历史上第一个没有获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但它所付出的惨痛代价深深教训了它、为了退出战争的泥潭，它除了签字，已经别无选择。然而朝鲜停战不仅遭到李承晚集团的坚决反对，在台湾的蒋介石也深感不安。他对于大陆与美国之间紧张局势的可能缓和存在一种无可奈何的恐惧心理。于是在停战协定签订前夕，他下令采取了一次几年来罕见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实际上是一次象征性的向大陆反攻的作战。他选择的目标是福建沿海最南端的东山岛。
东山岛战斗的双方指挥宫是一对老对手：国民党一方是金门防卫司令官胡琏，此人曾因金门、古宁头的胜利名噪台湾；共产党一方是福建军区司令员叶飞，他曾在攻占厦门时获胜，却又在进攻金门时失利。
从7月16日到18日， 双方进行了三天十分激烈的战斗。战斗结果，解放军以伤亡、失踪1250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3319人，其中毙伤2477人，俘虏842人。
叶飞说：“我们有个金门失利，国民党有个东山失利；胡琏因金门得手升了官，却因东山失利倒了霉，也算是个报应！”
战斗结束以后，毛泽东通电嘉奖，说：“东山战斗不光是东山的胜利，也不光是福建的胜利，而且是全国的胜利。”
正是：
胜败兵家寻常事，常胜将军谁见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