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1956年7月1日，罗湖桥海关，从香港那边匆匆过来了一个50多岁的男子，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人迎了上去。握手寒暄后，他们上了一辆在那里等候的轿车。
这位香港来客，就是集作家、教授、记者于一身的曹聚仁。专门迎候他的是北京派来的中联部的徐主任。
曹聚仁是浙江省浦江县人，久罕盛名。他虽说是个做学问的文化人，却与各方的高层人物有很深的交情，因而被称为“谜一样的人物”。他年轻的时候，被称为章太炎大师的高足，又是鲁迅的朋友，着有《鲁迅评传》、《鲁迅年谱》等书。抗战时期，他担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常到新四军战地采访，成为叶挺的座上宾，并与陈毅结成至交。后来在赣南担任《正气日报》主笔、总编辑，与在赣南主政的蒋经国成了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蒋经国曾说过：“知我者，曹公也。”正是这种特殊的身份，使曹聚仁成了国共两党重开谈判的穿针引线人。
他在广州稍事休息就直飞北京。不知道曹先生为什么选择7月1日这个在中国很特殊的日子从香港过来？ 连日来，海外华人各界，无论其政治信仰如何，都正为3天前周恩来在北京的演讲激动、兴奋，并生发出很大的期望。
6月28日，周恩来在中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传达出了新的信息：
“我国政府曾经再三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毫无疑问，如果台湾能够和平解放，那么，对于我们国家，对于我们全体中国人民，对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都将是最为有利的……现在，我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正在港澳人士议论纷纷，新闻界视为热点时，曹聚仁又突然北上。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人为的安排？敏感的新闻媒体自然注意他的行踪。曹聚仁尚未成行，种种猜测与议论，就一时间充斥于港澳报纸。为此，他行前对友人解释道：“我这次回祖国去，绝无政治上的作用，只是替新加坡《南洋商报》到大陆上作广泛深入的采访工作，同新加坡工商考察团访问北京，社方派我兼任该团记者。这便是我访问祖国的重要任务。”
曹聚仁这次北上， 是他离开大陆到香港整整6年后第一次回来。其实他并不是匆忙决定的，而是在周恩来“六·二八”讲话前，就作了商量与安排。
几乎与此同时， 还有一个神秘人物北上，这个神秘人物的北京之行，导致了9年后国民党2号人物李宗仁的叶落归根。这个神秘人物就是程思远。
程思远和曹聚仁两人的北京之行都很突然，都带神秘色彩。
曹聚仁来到北京，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情接待。了月16日中午，周恩来在颐和园宴请曹聚仁，陈毅、张治中、邵力子出席作陪。一见面，周恩来就热情地说：“我们欢迎曹先生回来看看，我代表党和政府欢迎你。”席间，大家叙旧谈新，十分热烈。
下午，在颐和园昆明湖一艘普通的游艇上，周恩来和陈毅陪着一位客人划船。游人们尽情游玩，竟然没有觉察领袖就在这儿。他们陪的这位客人，正是曹聚仁。
谈笑风生的曹聚仁进入正题，谈起周恩来的“六·二八”讲话，问道：“你许诺的‘和平解放’的票面里面有多少实际价值？”
周恩来即答道：“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北伐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有第三次合作呢？”
曹聚仁连连点头。
周恩来继续说：“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双方完全可以合作……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
周恩来的话，使曹聚仁深受鼓舞。他当即表示：“身为炎黄子孙，当为国共重开谈判尽力奔走，多做工作，决不推辞。”
3个月后，即10月3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曹聚仁。这天下午，中央领导人大都出席欢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访华的大会，毛泽东没有出席，而在怀仁堂静候曹聚仁，足见毛泽东对重开国共和谈的重视。
毛泽东一见曹聚仁，便十分诚恳地说：“你这次回来，有什么感想？你可以多看看，到处走走，看我们这里还存在什么问题，不要有顾虑，给我们指出来。”
曹聚仁坦率地讲了自己的观感。
随后，毛泽东与曹聚仁便开始了无拘无柬的长谈。他们谈古今文学，谈毛泽东的诗词，谈鲁迅的作品，也谈曹聚仁的文章。后来进入正题，谈国共合作，谈蒋介石、蒋经国。毛泽东听说曹聚仁在赣南和蒋经国共事几年，便向曹聚仁了解蒋经国的为人。曹聚仁回忆了蒋经国在赣南的一些旧事，对蒋经国多所肯定，并告诉毛泽东，他在1948年写过一本《蒋经国论》，由香港创恳出版社出版。毛泽东对曹聚仁的介绍很感兴趣，要曹回香港后，寄一本《蒋经国论》来，说很想看看这本书。
事后，曹聚仁告诉四弟曹艺：“想不到，我的著作，毛主席差不多都看过。我说我是自由主义者，我的文章也是‘有话便说，百无禁忌’的。主席认为我的有些叙述比较真实，而且态度也公正，又叫我不妨再自由些。”
一年后，曹聚仁在《北行小语》里披露了他与毛泽东谈话的一些内容：
因为毛氏懂得辩证法，世间的最强者正是最弱者，而最弱者却是最强者。老子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天下莫柔于水，至坚强者莫之能胜。”从这一角度看去，毛泽东是从蔑视蒋介石的角度转而走向容忍之路的。他们可以容许蒋存在，而且也是承认蒋介石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有他那一段不可磨灭的功绩的。在党的仇恨情绪尚未完全消逝的今日，毛氏已经冷静下来，准备和自己的政敌握手，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重大转变呢。
毛泽东的谈话使曹聚仁对促成国共谈判信心百倍。他回香港后，很快将他在大陆和中共领导人接触的情况详细转告台湾方面。
不久，台湾传来指令，让曹聚仁再去大陆一趟，主要任务是委托他到奉化，去看看蒋氏祖坟是否完好。显然，蒋介石对中共所称“奉化墓庐依然”并不相信。
1957年5月， 正是万木葱茏的初夏日子，曹聚仁第二次返回大陆。这次，他在北京待了短短几天后，便匆匆赶到浙江。在奉化溪口镇，他佐进了当年蒋介石回溪口时常住的妙高台，游览了武岭、雪窦寺，并在蒋介石寓居过的丰镐房和蒋经国寓居过的文昌阁仔细看了很久。同时，他还代蒋氏父子到蒋母的墓园祭扫，敬香烧纸，行民族传统的孝仪。所到之处，曹聚仁都一一拍摄了照片。
曹聚仁回到香港后，即绘蒋经国等写信，报告他的大陆之行，并寄去了他在溪口拍摄的照片。信中说：“溪口市况比过去还繁荣一点。我所说的‘过去’，乃是说1946年冬天的情形(战时有一时期特殊繁荣，那是不足为凭的)。武岭学校本身，乃是干部训练团。农院部分由国营农场主持，中小学部分另外设立。在聚仁的心目中，这一切都是继承旧时文化体系而来，大体如旧。尊府院落庭园，整洁如旧，足证当局维护促使之至意。聚仁曾经渴蒋母及毛夫人墓地，如照片所见，足慰老人之心。聚仁往访溪口，原非地方当局及知，所以溪口政府一切也没有准备。政治上相反相成之理甚明，一切恩仇可付脑后。聚仁知老人谋国惠民，此等处自必坦然置之也。惟情势未定，留奉化不如住庐山，请仔细酌定。”
在另一封信中，曹聚仁坦率地谈了对两党重开谈判、进行合作的看法。他说：“目前，国际形势如此复杂，聚仁不愿做任何方面的政治工作，我个人只是道义上替台座奔走其事。最高方面如无意走向解决国是的途径，似乎也不必聚仁再来多事了。诵于右任先生读史诗‘无聊豫让酬知己，多事严光认故人’之句，为之惘然！以聚仁这两个多月在大陆所见所闻，一般情况，比去年秋冬间更有进步，秩序己更安些。 聚仁所可奉告台座者，6月30日我和朋友们同在汉口，晚间在武昌看川剧演出，社会秩序一点也没有混乱过。海外谣传，万不可信。聚仁期待台座早日派员和聚仁到大陆去广泛游历一番，看看实情如何？千万匆轻信香港马路政客的欺世浮辞。周氏(即周恩来——作者)再三嘱聚仁转告台座，尊处千万匆因为有什么风吹草动，就意志动摇，改变了原定的计划。以聚仁所了解最高方面，千万匆认为时间因素对台方有利。这一因素，对双方同样有利，或许对大陆比台方更有利些。聚仁为了国家、民族，才来奔走拉拢，既非替中共作缓兵之计，也不想替台方延长政治生命。说老实话，中共当局不独以诚恳态度对我，也耐着性子，等待你们的决定。希望最高方面，不必玩弄机谋和权术，要看得远一点才是。”
曹聚仁的信和随信寄去的照片，对蒋氏父子不能不有所触动。
此后，曹聚仁又多次回大陆，为促进国共和谈而奔走。而且在1958年，毛泽东第二次接见了他，与他共进午餐，江青作陪。他也不管江青爱听不爱听，席间大谈30年代上海影坛的较闻与掌故，毫无顾忌。
在这段时间，他与陈毅谈得最多。陈毅在抗战中与蒋经国相识于南昌，并对蒋经国在江西推行的新政给予好评。因此，曹聚仁想促成陈毅与蒋经国见面，并为此做了很多工作，双方达成默契，表示一旦条件许可，即可见面，而且约定了会面地点。他给友人的信中透露：“当时是想让经国和陈先生在福州口外川石岛作初步接触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陈毅与蒋经国终于未能会面，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1959年以后，曹聚仁一直没有北回大陆，但仍然为海峡两岸的统一而尽心尽力，并且在1965年还有一次台湾之行。这是后话，且按下。
却说1957年是蒋介石70岁生日的年头。在去年，经过好几个月努力，他撰写并出版了《苏俄在中国——蒋中正七十概述》一书，连英文版也于这年底在美国出版了。据担任该书英文版译者的沈剑虹说，这本书出的是晚了一些，如果是在1949年国民党丢失大陆之后问世，当时美国正在为“是谁丢失了中国”这一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辩，该书可能有多一点的读者。但在1956至1957年这段时间，西方读者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已经减退。沈剑虹还说，直到尼克松要秘密打开“中国之门”时，西方人才对中国又发生了兴趣。
这本书的出版，了却了蒋介石“沉痛”总结国民党历史及其失败的教训；警告“自由世界不能与共产世界和平共存”的一桩心事。然后，他断断续续在台湾岛上作了一些巡视。经过这几年的艰苦，台湾的局势总算是稳住了：利用朝鲜战争带来的一段喘息时机，改组了国民党和行政机构，美国经济援助也恢复了，政府着力开发经济资源，更重要的是实施了土地改革，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民族工业也得到了发展。1954年12月签订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已经生效两年了，尽管为此与美国还有争执，但他感到已经给大家带来早先几年所缺少的安全感，台湾已经不是“坐以待毙、风雨飘摇”的局面了。
去年春天，大陆那边托章士钊老人捎到香港转给他的信件，不是敦促他投降，也不像以前称他为“头号战争罪犯”，开展的是和平统一攻势。毛泽东、周恩来也不断在公开场合讲话，呼吁搞国共第三次合作。他从这些事感到，台湾的现实局面，已经不得不使毛泽东冷静地正视。
因而，对中共捎给他的信，他没有立即回绝，也没有马上答复，事关重大，他不能不反复考虑。
几个月来，蒋介石将这封信看了许多遍，每逢再看了，都要独自沉思，不许人打扰。
他终于决定派人到大陆去进行试探性接触。为了留有后路，将来进退自如，他考虑从海外选派人去。为此，他约了将章士钊捎来的信转给他的许孝炎来谈话。许孝炎在香港负责国民党的宣传工作，主持《香港时报》。
1957年初的一天，许孝炎如约来到台北市郊的阳明山总统官邸。
蒋介石递给许孝炎看一本1月号新出的香港刊物， 上面所登署名“衣爵”的一篇题为《解决中国问题之途径》的文章，已被用红铅笔画了粗杠杠和大问号。
许孝炎接过，迅速扫了一眼。文章的中心意思是主张蒋介石退休。它写道：只要胡适先生登高一呼，提出请蒋退休的要求，“海外华侨必定群起响应，台湾同盟及三军人员受外来的鼓励，必定有所表示，美国友人对于中国人民的一致要求蒋介石退休的运动，势必重视。”
该文还提出一种改革方案：把台湾军队交联合国组成国际警察部队，解散国民代表大会，彻底改组政府，由胡适任总统，蒋廷撤任行政院长，吴国帧任外交部长，孙立人任总参谋长，俞大维任国防部长。新政府的各级组织人选取三三制，即原有官员留用三分之一，台湾民选三分之一，海外华侨和社会贤达选出三分之一。
许孝炎看了说：“太不像话！竟然如此放肆。香港那个地方就是太自由。我离开香港的时候，还没有看到这份东西。”
蒋介石并不显得很激怒：“你回去查一查，是不是我们这里那伙《自由世界》杂志的人化名去香港造舆论？”
许孝炎说：“我一定照办，尽快搞清楚。”事后很快就查了出来，署名“衣爵”的执笔者并不是台湾的，而是香港的自由主义者锗定民。
“今天我找你来还不是为了这件事。”蒋介石对许孝炎谈了大陆来信的主要内容和目前的局势，然后说，“基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则，针对中共发动的和平统一攻势，决定派人到北平去走一趟，实际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实意图。至于人选，不拟从台湾派出，而在海外选择。你考虑一下，提出两三个人选来，香港或是南洋的，都可以。”
许孝炎当时经过斟酌，提出了三个人选，请蒋介石圈定一人。这三人是曾任立法院院长的童冠贤、 曾任立法院秘书长的陈克文和立法委员宋宜山。 许孝炎说：“这三人都是立法院的，是中央民意机构的代表，身份比较灵活。”
蒋介石颔首，说：“这三个人都可以，都还靠得佐。宋宜山是宋希濂的兄弟，据说宋希濂被共产党关在北平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可以说是去那里探亲，还是毛泽东的湖南老乡。当然，童冠贤和陈克文亦可以。他们都在香港？”
许孝炎说：“他们都在香港，联系方便。”
蒋介石说：“首先要本人自愿，你回香港找他们三个都联系一下，我再最后决定派谁去。”
再说1957年4月，北京城风沙刮过，春暖花开。
宋宜山从香港经广州乘火车来到北京，特地带了大衣、围巾，准备裹个严严实实的。他一下火车到站台上，却觉得暖融融的。在站台上迎接他的唐生明，接过他手上的大衣，说：“宜山兄竟然全副武装，害怕给冻坏了？”
“北……”宋宜山尽管事先有所准备，还是差一点将北京按国民党老习惯说成北平，“北京的气候想不到也有了变化。”
宋宜山和唐生明是比较熟悉的。他们都是湖南老乡，在国民党南京政权时代就认识。前几年，在香港时也曾在湖南同乡会的活动中常见面，只是交往不深而已。宋宜山在接受任务时，已被告之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将从旁联络，协助对话。
当许孝炎来找他时，说是蒋介石给的任务，他当即同意了。童冠贤拒绝接受这一使命。陈克文表示愿意接受。最后许孝炎将他和陈克文报给蒋介石圈定，蒋介石选中了他。他感到这是蒋介石对他的信任。他是蒋介石的学生，自从南京中央党务学校毕业后，被蒋介石派往英国留学，回国后一直在中央党部工作，曾出任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人事处长的关键职务，担任过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从大陆撤退后，他留在香港，仍接着台湾方面立法委员的头衔。他觉得自己是受过蒋介石栽培的人，现在是报效的时候。他自己也抱着回大陆看一看的好奇心理，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他住在香港的这些年头，闻听不少有关大陆的消息。有报纸说大陆这几年怎么怎么好，另外的报纸又说民不聊生，食不果腹，地主资本家挨共产，国民党的人挨抓、挨关、挨镇压，还说老人、妇女、亲属都受牵连不放过。可是，他从进入深圳开始，看到的农民面无饥色，正热气腾腾地在田里插秧；广州街头，商店摆满货，熙熙攘攘，比大陆撤退那几年繁华多了。
唐生明陪他到新侨饭店，安顿住下后，告诉他：“这两天，周恩来总理要请你吃一顿饭。至于具体的问题，则由统战部的部长李维汉先生出面跟你商谈。李部长亦是湖南老乡。”
宋宜山望着唐生明，欲言又止，最后还是开了口：“生明兄，我想问一句老乡的话，我难得来一次，想探望一下我胞弟希濂，这不会有困难吧？”
唐生明说：“我看不成问题。”
宋宜山半信半疑：“是吗？”
唐生明说：“你不是说来探亲的吗？共产党让你来探亲，怎么会不给见面呢？吃饭的时候，你可以跟周总理提出来。”
宋宜山在饭店里休息了两天，不敢轻易出门，等着与周恩来见面。
第三天，唐生明陪同他来到北京有名的东兴楼饭庄用膳。周恩来见了他，说道：“宋先生，欢迎你来北京，我特地让生明兄来接待，他和你是老乡，前几年在香港又见过面，他跟我们做朋友的历史已经不短了。”
宋宜山说：“抗战时期，生明兄忍受了误会与委屈，执行‘特殊任务’打到汪精卫汉奸政府里去，为国家为民族做了许多工作，不但蒋先生与国人赞赏，连我也十分敬仰。”
周恩来笑道：“我们共产党人也忘不了他。1927年大革命受挫，我们党处于最困难的时候，得到了生明兄的同情与支持。我们举行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得到了他给予枪支、弹药和物资的支援，一些伤员也得到他的营救和保护。”
宋宜山第一次听说唐生明的这些旧事，流露出一点惊奇，联系起1949年唐生明辅佐程潜在湖南投向毛泽东，就不觉得奇怪了。1950年，唐生明曾去香港做生意，1956年才又从香港回到北京，在国务院参事室任参事。宋宜山说：“生明兄的经历真算得上丰富多彩。”
周恩来对宋宜山说：“宋先生，如果我没有记错，今年该是你希濂老弟过50岁的生日吧？”
宋宜山手拍额头：“哟，周先生记忆力真好。你不提起，连我这个当兄长的都想不起。”
周恩来说：“希濂是黄埔一期嘛！他跟你们的湖南老乡陈赓一起在长沙应考合格后，绕了一个大弯，经武汉、上海来到广州的。抗战时期，他在大别山和滇西通惠桥重创日军，立下了卓著战功，人民都不会忘记的。”
宋宜山听了，十分感动：“周先生，我想……”
周恩来接口说：“50岁是人生的大日子，你来看他正是时候。”
宋宜山连说：“谢谢，感谢周先生关心！”
周恩来意昧深长地说：“总的来说，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我们都是一家人嘛。抗战胜利在重庆谈判的时候，蒋先生说过，大革命的时代，国共两党的同志们曾在一个屋里开会，共一个大锅吃饭。我希望我们还会在一起合作的。具体的问题，李维汉先生跟你商谈。”
由于宋宜山只是奉命来了解共产党方面对于台湾问题及国共合作的意图，没有带来台湾当局的具体意见。中共方面由李维汉等向宋宜山提出下列几点：
一、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
二、台湾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
三、台湾地区的政务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干预，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对全国政务的领导；
四、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不容许外国干涉中国内政。
宋宜山在北京过得很愉快。他不仅与中共的代表进行了商谈，还去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探访了胞弟宋希濂。宋希濂告诉他，有希望不久就可以特赦出来。
主人还让唐生明等陪同他参观了石景山钢铁厂、四季青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游览了故宫、颐和园等名胜古迹。当时，“反右派”斗争尚未展开，大陆正广泛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加上号召和平统一祖国，经济建设热气腾腾，整个政治气氛和社会面貌，显得很有生机和活力，绘宋宜山以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印象。
5月，宋宜山回香港，章士钊、唐生明等到车站送行。唐生明握着宋宜山的手，意昧深长地说：“希望再见到你，是你陪同国民党更高的官员前来谈判。”
宋宜山笑了，充满信心地说：“我们会再见的。”
正是：
兴致勃勃挥手去，关山阻隔难再来。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文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