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毛泽东9月回到湖南， 仍住在清水塘22号。开慧上有老母，下有孩子，负担很重，生活清苦。毛泽东回来后，她格外高兴。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岸青也于11月降生了。正需要毛泽东尽丈夫之情、父亲之贾的时候，毛泽东接到中共中央一个通知，要他再次离湘赴沪。
夜深了，孩子睡了，夫妻相对，诉不完的衷肠，吐不完的心曲，情绪复杂，依依难舍。
天快亮了，一勾弯月斜挂天边。开慧强装笑脸，为丈夫打点行装。
毛泽东看着妻子虚弱的身体和憔悴的面容，一种负疚感油然而生。他强抑酸楚的感情，作《贺新郎》一首相慰：
挥手从兹去。灵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已吾与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似台风扫寰字，重比翼，和云翥。
毛泽东此次赴沪，是为了参加即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后话，暂且按下。
再说1923年8月5日，孙中山写信叫蒋介石到上海，和汪精卫、张继、林业明等人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商谈筹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事宜。此事酝酿已久，1921年底孙中山同马林在桂林会晤时，就表示“愿派一个最能干的人作为使者去莫斯科”。如今国共合作局面逐渐形成，此事正可实现。
蒋介石闻讯，主动要求去莫斯科。他写信给大元帅府秘书长杨庶堪：“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孙中山答应了他的要求。
8月16日， 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命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自沪赴苏。代表团成员有沈定一、张太雷、王登云，分属国共两党。
代表团19日乘船到大连，改乘火车，25日至满洲里边界，调换车辆后入苏联境内。经由西伯利亚，乘车9日，于9月2日抵达莫斯科。代表团在苏联逗留三个多月，访问了莫斯科、彼得格勒的党政军机关，参观了工厂、农村、学校、军队、博物馆，列席了全苏苏维挨代表大会与共产国际的会议。列宁当时有病，住在莫斯科郊外的吾尔克村，未能接见代表团。先后与代表团会谈的有军事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外交人民委员齐采林、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里宁，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胡定斯基等领导人。
蒋介石有记日记的习惯。在苏联期间，他把风土人情、谈话内容及自己的感想都写进了本子里。
他听了苏联政治局秘书罗索达克介绍俄国革命史和建党情况后，在日记中认为革命成功的原因是工人、 农民拥护共产党和准许150个民族自治；比较突出的特点是儿童教育严格，工人都受军事教育，小工厂租给私人；缺点是工厂充公后管理不善，过于集中，利益分配困难。
蒋介石在与托洛茨基会谈时，托洛茨基代表列宁和苏联政府说：“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军队直接援助外，其他武器与经济等需要，都当尽力所能，积极援助。”这些话给了蒋介石极大鼓舞。他后来肯于接受黄埔军校校长职务，正是由于苏联给予援助的承诺使他吃了定心丸。
蒋介石特别注意苏联的军队建设。 他参观了步兵第144团、步兵第二学校、军用化学学校、高级射击学校、海军大学、海军学校、海军机器学校，并访问了苏军教练总监，得知苏军每团都由党部派一政治委员常佐，参与主要任务，团长负责指挥军事，而监督、政治工作、精神教育，则由政治委员负责，职责甚明，使得部队团结一致，上下亲爱。蒋介石对此颇感兴趣，感到中国庞以苏联红军为榜样，建立真正的革命军队。
对苏联的政治制度，蒋介石却十分反感。他考察了解后认为：“苏联的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相同的。”
蒋介石应邀参加了共产国际的会议，见到了季诺维也夫和曾到中国帮助筹建共产党的维经斯基。蒋在致答词时，特别强调了三民主义和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操纵的军阀，并希望共产国际多派人到中国了解实际情况。他和维经斯基见面最多；对季诺维也夫印象最坏，认为他外强中干，殊无振兴气象；对托洛茨基印象最好，认为他言行直爽，办事果断。
在外蒙古问题上，蒋介石留下了不愉快的记忆。他在会见外交人民委员齐采林时曾探询孙中山大元帅府和苏联正式建交问题，齐采林认为“外蒙古独立”问题不解决，是无法建交的，而对1919年和1920年关于废除对华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宣言避而不谈。 蒋介石很受刺激， 于10月26日向齐采林写信反驳他的观点：“那天你说‘蒙古人伯中国人’这句话，要知道蒙古人所怕的，是现在中国北京政府的军阀，决不是怕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如果苏联有诚意，就应该使蒙古人免除怕的状况。须知国民党所主张的民族主义，不是说各民族分立，乃是主张在民族精神上，做到互相亲爱的协作。你那天，叫我访问党部首领谈话，我很希望你先把我们这一段意思介绍到党部。”
然而曾几何时，正是经他的手，和苏联签订了承认外蒙古独立的条约。当然他认为当时有不得已的原因。不过后来，他曾为此愧疚不已。
总的说，这次异国之旅，蒋介石还是高兴的。金碧辉煌的彼得堡皇宫，高雅圣洁的克里姆林塔，矗立云霄的圣巴塞尔教堂，多彩多姿的歌舞剧院，都给他留下了愉快的印象。
有一个山头更引起了蒋介石的兴趣，那是拿破仑曾到过的山头。
“沙皇的军队当时撤退了，”陪同蒋介石的苏联人介绍说，“莫斯科老百姓也随军离城。法国的骑兵部队进来了，可是城里什么东西也没有了。法国兵放起一把大火， 整整6天燃烧不止。拿破仓还下令炸毁克里姆林宫，可是雨水把地雷引火线打湿了，他没有成功。”
“拿破仑上这个山头干吗？”蒋介石问。
“他想察看地势，”苏联人说，“拿破仑的部队经过艰苦跋涉，已被饥饿、寒冷折磨得干气低落。俄罗斯人这一次爱国的正义的战争，终于击败了气势汹汹的侵略者拿破仑！”
“噢噢，你们的士兵了不起！听说当时拿破仑是这个样子站着的，”蒋介石双手叉腰，挺胸昂首，俯瞰四方。皱着眉头，“是吗？”
“是的是的。”讲解员笑着说，“你学得很像！”
在场的人一片大笑。蒋介石洋洋得意。
到苏联不久，蒋介石就得到一个消息，那是托烙茨基告诉他的：“一个以鲍罗廷和加仑将军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很快就要到你们中国去，帮助孙逸仙先生进行革命。在他们未去之前，巴夫罗夫将军将先到广州。”托洛茨基关心地说，“孙先生给我们来信，对你评价很高，你是大有希望的，希望你未来发挥更大脑作用。目前应和鲍罗廷他们密切配合，先把军校办起来。”
蒋介石喜形于色， 连连点头。11月29日，蒋介石率团辞别越飞夫妇，于下午2时启程回国。12月15日上午抵达上海，立即去拜访盟兄、交易所伙伴张人杰。下午即登船要回溪口老家。在上海的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林业明、陈果夫均赶到船上，劝蒋介石赶紧回来处理党务。因为蒋介石刚从苏联回来，他又是代表团的团长，理应立即向孙中山和全党报告考察情况。然而蒋介石只是将《游俄报告书》寄上广州，自己还是乘船走了，理由是第二天是其母亲的六十冥诞，又是为他母亲墓地建筑的三间洋房式“慈庵”落成之时。
12月30日，孙中山打电报给蒋介石：“兄此行责任至重，望速来粤报告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急切之情，溢于言表。这是因为苏联政府应邀派驻广州的常设代表鲍罗廷早已到达，改组国民党曲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并已开始筹办军校以建立本党的革命军队，而派蒋介石赴苏考察就是待其回来办校治军。
为此， 廖促恺、胡汉民、汪精卫、张人杰等人接连发给蒋介石6封电报，催促他速赴广州。不料蒋介石接到孙中山等人的电报后，继续在慈底拂案焚香，绕母坟植树，带着蒋纬国在岭上林间散步。
赴苏考察使蒋介石身价倍增，他比原来摆的谱更大了。
直到1924年1月16日， 蒋介石才慢腾腾地来到广州，面见孙中山报告旅苏考察情况。他此前寄来的《游俄报告书》，因为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和改组国民党的政策，曾受到廖仲恺等人的批评。这次又当面向孙中山说明，根据他考察的情况，他仅赞成利用俄援和以苏联红军为榜样办校建军， 但反对联俄的政策。 他认为：“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
孙中山对蒋介石的看法进行了批评，说他“未免顾虑过甚”。
蒋介石当然不敢顶撞孙中山，但他对自己的主张却坚守不变，“天下事，惟有求诸己为足恃也。”为了表达自己的见解，他写了一封信反驳廖仲恺的批评，并特此信抄送国民党各常务委员。信中说：
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晋人不能团其主义可信，面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中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国共产党，而及国际共产党员也。至我国党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决无此理！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至兄言中国代表总是倒霉，以张某作比者，乃离事实太远，未免拟于不伦。其故在于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如中国共产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吾兄如仍以弟言为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则将来恐亦不免堕落耳……党中特派一人赴俄，费时半年，费金万余，不可为不郑重其事，而于弟之见闻报告，毫无省察之价值，则弟当自愧信用全失，人格扫地，亦应引咎自辞也。弟在俄行动，自觉无可为人诽谤之处，亦无失却党体之点，因入共产党问题，而弟以须请命孙先生一语，即以弟为个人忠臣相讥讽、弟自知个性如此，殊不能免他人之笑。然而忠臣报君，不失其报国爱民之心，至于汉奸、汉奴，则卖国害民而已也。吾愿负忠巨卑鄙之名，而不愿带洋奴光荣之衔，窃愿与兄共勉之！
其势汹汹，言词尖刻，真可谓吸尽讽刺挖苦之能事。
蒋介石的观点，正给当时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的思潮火上浇油、提供炮弹。因其以亲历者的身份说话。所以更具鼓动性。一时间，国共合作被蒙上了浓重的阴影。
其实，反对国共合作的势力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而且一有机会就顽强地表现自己。
共产党内也有不同意见，“三大”上的争论就明证。但毋庸置疑，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瞿秋自、阮啸仙等在促使国共携手方面，都是极为努力的。特别在参与国民党改组工作中，他们与国民党人一起研究改组方案，并坦诚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当孙中山聘请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到达广州后，国共两党的关系更加密切。在鲍罗廷的帮助下，国共两党人士多次在一起商讨改组办法，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计划，并向孙中山提出如下建议：
一、在国民党改组前修改党纲，并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宣传党纲。力求取得按党纲改组国民党的一致意见。
二、制定国民党党章。
三、在广州和在第二中心上海组织党的坚强团结的核心，然后在全国建立国民党的地方组织。
四、尽快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以便讨论和通过党纲党章。选举新的执行委员会。派出最优秀最积极的国民党员在广州进行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五、在召集全国代表大会时，必须使每一个代表懂得。他今后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怎样按照新的方式建立基层组织。
孙中山欣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并按此程序加紧了国民党的各项改组工作。
1923年10月6日，鲍罗廷与200只在狂风中丧生的绵羊为伴。乘一艘中国近海汽船抵达广州。他当即被带到河南岛上那家士敏土厂。
鲍罗廷后来回亿说：
孙逸仙非常热情地欢迎我，请我与他同坐，将我凝视了几秒钟。我向他转达了莫斯科方西的问候，转达了政治代表加拉罕的问候。我说，加拉罕期待一有适当时机即同他晤谈。然后，我简要地向他说明了我来广州的目的，并就中国特别是广东的局势向他提了几个问题。
鲍罗廷是他的化名，其真名叫米哈依尔。马尔科维奇·格鲁中贝格。他来中国的目的，是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并资助、训练和装备一支强大的国民党军队，从而大大改变中国各派势力的力量对比。
鲍罗廷乘火车穿过西伯利亚，来到贝加尔湖，再转赴尘土飞扬的北京。在北京，他听完苏联大使加拉罕的情况介绍，就经由陆路去上海。在上海，他会见了一些苏联人和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然后搭船去广州。去广州的船是一艘又小又破的近海航行的货轮， 上面装着绵羊。 途中遇上一场台风，货轮险些沉没，拦在甲板上的200只羊都淹死了。几天之后，货轮驶进珠江，停泊在广州码头，才把羊肉卖掉。
在去拜见孙中山的路上，鲍罗廷有机会察看了这座城市。他看到广州到处都是衣衫褴褛、懒洋详的游民和军容不整、逛来逛去的士兵。他得知，这些熙熙攘攘的士兵有4万之众，他们虽然都从国民党那里领取薪饷，一天即耗费26000美元，但他们却分属于各个军阀， 都在闻风待变。其中忠于孙中山的士兵，现在只有200名，用作警卫。其他忠于他的士兵，都在上次广州大败退中牺牲了。
鲍罗廷来到广州不久，陈炯明再次来犯，兵临城下，跃跃欲试。想重新夺取广州。可是广州城内的那些雇佣军沉湎于寻欢作乐、根本无意于守城掏敌。
鲍罗廷很快通过共产党招募了540人的志愿部队。他亲自指导广州的防守工作，认这五百多人打先锋，迫使陈炯明的军队很快逃离。
孙中山对鲍罗廷的勇敢、机智印象很深，更加倍任这位苏联顾问，把国共合作和改组国民党的许多问题都交给他帮助处理。鲍罗廷也很尊重孙中山，在孙中山谈话时，他总是洗耳恭听，只有征询他的意见时他才说话。
后来，法尼娅同两个儿子前来与鲍罗廷团聚，他们全家搬进了一座幽暗的黄色小楼。鲍罗廷之所以看中这座房子，除困其靠近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外，还有一个原因：鲍罗廷喜爱骑马，在没有时间长途放骑的情况下，后面的阅兵场可以任其驰骋。他们一家人佐在楼上几间大小不一的顶篷很高的房间里。在会客室，孙中山和列宁的照片分挂在墙上两边。鲍罗廷的中国助手佐在楼下，共产党员翟秋白是他的助手和翻译之一。
10月25日，孙中山委托廖仲恺、邓泽如在广州召开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讨论改组计划。各级干部百余人出席。28日，廖仲俏在会上宣布孙中山的意见指派廖仲恺、 胡汉民、林森、谭平山、邓泽如、杨庶堪、陈树人、孙科、吴铁城等9人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李大钊、谢英伯、古应芬、许崇智为临时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组成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聘请鲍罗廷为顾问，着手办理国民党改组事宜。
然而在讨论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正是：
别看相互称同志，未必胸中志相同。
欲知事态如何发展，请看下回续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