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3月27日， 东征军攻克兴宁县城。蒋介石集合校军于东门外，宣布了孙中山逝世的消息。官兵脱帽肃立，有饮泣之声。
3月30日， 校军在兴宁北门外召开追悼孙中山及东征中阵亡将士大会。会上首先宣读了《总理遗嘱》，蒋介石、廖仲恺、周恩来分别讲了话。蒋介石亲撰挽联：“主义扬中外，精灵炳日月。”横额为“高明配天，博学配地”。又挽阵亡将士曰：“讨贼立功先我死，冲锋摧敌世尽惊。”横额为“主义之花，革命结晶。”
蒋介百在讲话中首次提出：“我们总理为中华民国国父。”后来。此说广为民众接受，遂成定制。
全体官兵在会上宣誓：“我陆军军官学校全体党员，敬遭总理遗嘱，继承总理之志，实行国民革命，至死不渝！谨誓。”
第一次东征的胜利，是国共合作的硕果。它多少安抚了全国人民失去革命领袖的悲痛心情。
4月6日，廖仲恺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73次会议，通过他提出的建立党军案。随即成立党军第一旅，何应钦任旅长兼第一团团长，第二团团长沈应时，第三团团长钱大钩。中执委任命蒋介石为党军司令官、廖仲恺为党军党代表。建立党军，意在掌握一支忠诚于孙中山事业的嫡系军队，以在孙中山去世之后，应付突然出现之不测。
果然东征尚未结束。不测就出现了。曾帮助孙中山把陈炯明逐出广州的滇军司令杨希闵、桂军司令刘震寰，本来就是企图借重孙中山朗声望为自己打“江山”的地方军阀。他们自恃对广东政府有功，肆元忌惮地抢占地盘，擅任官吏，私定捐税，开烟开赂，纵情声色，无恶不作。在东征陈炯明时，滇、桂军担任左翼和中路军的任务，他们按兵不动，保存实力，同时却不断向广东政府索购索械。孙中山刚一逝世，杨希闵就跑到香港找英国人密谋。段祺瑞也派密使到香港，许诺杨希闵为广东军务督办、 刘震寰可分得广西地盘，以此为诱饵，促其二人发动叛乱。从4月28日开始， 滇、桂军纷纷从东江向广州集中。5月20日，占领了广州城北的狗头山、观音山等重要阵地和电报局、车站等处，广州再次陷于危急之中。
5月13日， 廖仲恺从广州赶到汕头，与东征军共商讨伐杨、刘的计划，决定于20日回师广东。
回师途中，周恩来向军校学生作了题为《军队中政治工作》的讲演，使人们耳目一新。他说：
“军队是一种工具——武器，谁都可以利用，资本家拿起这个军队去压迫工农，帝国主义拿起军队去镇压殖民地的革命运动，逞他的声威。或压迫本国的革命运动。同样，中国被压迫的民族及其他被压迫的弱办民族，觉悟到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压迫的时候，也舍从他的本身选出的武力用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这军队便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
6月12日， 从东江回师的党军迅速向广州市区的杨、刘军队发动猛攻。革命政府统辖的其他军队也先后从北江、西江、河南三面发动进攻。广州人民索来对刘、杨军队恨之入骨，纷纷起来破坏交通，断绝水电供应，配合革命军作战。杨希闵原来十分骄横自恃所部滇军有3万多人，步枪25000支，粮饷弹药都很充足。根本不把革命军放在眼里。他甚至扬言：“请代帅(胡汉民)命令先攻打我们三天，然后我们再还手。”但他的军队是雇佣军队，盘踞广州后对民间大肆嫂刮军官身边都有了不少钱，日益腐化淫逸，只顾狂赌滥嫖，根本没有斗志。在士气十分旺盛的革命军进攻下，只经过一昼夜的战斗，就全面崩溃。战斗过程中，滇军司令部被飞鹰号军舰发炮击中，滇军前敌总指挥赵丰梁当场毙命。杨、刘逃往沙面租界，在英国庇护下出走香港。二人所部被革命军全部缴械。一场乱事就这样迅速削平，多年的心腹之患被干净利索地排除了。
党军声誉更加提高。第一旅扩编为第一师，水涨船高，何应钦提升为该师师长。同时，国民党中央党部任命蒋介石兼广州卫成区司令。
正当东征军从东江回师的过程中，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在国共面党的组织和推动下，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怒潮席卷全国。
事情是从日本人枪杀顾正红引起的。
20岁的顾正红，上海西苏州路日本内外棉七厂工人。他16岁从江苏阜宁逃荒来到上海滩，成为上海十万纺织产业工人中的一员。他们窝乡背井，无家可归，面黄肌瘦，脚部浮肿，两手伤痕斑斑，挣扎在最痛苦的生活线上。尽管1919年凡尔赛和纳签宇国组织发起包括中国北京政府参加的国际劳工大会制订了关于劳工组织和雇主组织在法律上平等、 实行8小时工作制等九条原则，但这些纺织工人每天起码工作12小时， 日夜两班倒都在早晚6时交接，每半个月休息一天前的夜班还必须干满18个小时。被称作“拿魔温”的工头可以任意地用木棒皮鞭殴打他们。他们没有自由， 甚至三四千人只有几块上厕所的牌子，日工资只有3角左右，佐在弯腰才能进门的草棚里，喝着腥臭的苏州河水。他们随时会被厂主与工头解雇。他们大都不识字，男的参加帮会，女的烧香拜佛，1分钱的花生米、5个铜板的老酒与几圈不在乎输赢的麻将，便成为节日的乐趣。
一位外国记者在《中国大门》中写道：
一个年轻的女工以每月两元五角的工资供养一个寡母和几个弟弟妹妹。她每天早晨4点钟便起身上纱厂，因为她步行到纱厂要花两个钟头。到下午6点钟她们日工交班后，还要步行两个钟头才到家。这个年轻的姑娘常常把月光当成破晓的曙光，在半夜星点钟或更早的时候就起身了……一个可怜的人终于走到纱厂的大门，蹲坐在又冷又湿的地上，等候纱厂放汽笛……而在前面等着她的。却是12小时不间断的长时间的劳动。
这情形，在当时上海乃至全国的工人中，真是再普通不过了。
终于，工人日濒觉醒，忍无可忍，起来斗中了。他们要求最基本的生存权利、最起码的平等自由、最一般的生活条件。但是，资本家不于、帝国主义不干。于是，日趋激烈的冲突不可避免了。
正在合作的国共两党成为工人运动的后盾和策源地。
1925年5月1日，国共两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次大会由全国铁路总工会、汉治萍总工会、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和广州工人代表会共同发起。出席会议的代表281人。代表165个工会组织和54万有组织的工人。会议代表主要来自共产党组织的工会，也有与国民党有关系的工会和部分无党派工会。赤色职工国际也派代表参加了大会。大会宣言说：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破坏工人运动的工贼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全国工友要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大会开了六天讨论通过了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工农联盟、经济斗争、组织问题等30多个决议案。决定建立中华全国总工会，作为全国统一的工会领导机关。制定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选举出25人为总工会执行委员，林伟民当选委员长，刘少奇为副委员长，邓中夏为秘书长。大会决定中华全国总工会加人世界工人阶级总的组织——赤色职工国际。中共通过这次大会，开始试探以公开的方式发起组织自己的集团和力量，在工人阶级中迅速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也许为了显示工农联盟的力量吧，也在5月1日这一天，广东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 117位代表出席。他们与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在广州大学大讲堂共同举行开幕典礼，青年军人联合会及学生亦派代表参加，到会千余人。除分别报告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外，赤色职工国际、共产党中央、国民党中央和各界代表分别发表演说。会议通过了《工农兵联合决议案) 等文件。罗绮园、彭湃当选为广东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两个大会开幕的这一天，全体代表参加了盛况空前的十万人以上的纪念“五一”大游行。
5月15日下午， 一群上夜班助工人陆续来到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七厂的门口。不一会儿， 便聚集了五六百人。6点钟，厂门仍然关死。此前八天，上海纺织同业会公然撕毁了这年2月35000纱厂工人罢工的复工协议。决定以强硬态度对待工人。这天上午，七厂日本大班借口关厂，愤怒的工人提出“不开工也要发工资”，日人请来了捕房作调解，答应发半日工资。可当工人们一出厂，便关厂门并贴出布告：停工两天，而未提发半天工资事。工人们受骗了，夜班工人就这样聚集在工厂门口。
工人与资本家交涉， 双方发生冲突。 工人顾正红从人群中挤上去敲着大门：“我们要上工！丫内静悄悄。门被激愤的人群撞开了。工头举起了木棍铁棒，顿时几名工人头破血流。工人们正拿起打棱棒以备自卫，日内外棉株式会社副总大班元木与七厂大班川村，带着手待武器杀气腾腾的一群打手赶来了。站在工人最前列的顾正红厉声高呼：“反对东洋人关厂压迫工人，不开工就给工钱！”
“砰”一声川村的手枪晌了，第一枪击中顾正红左腿。众打手一涌而上，用铁棍利刃猛打猛刺工人。顾正红不顾鲜血直流，高呼：“工友们，大家团结斗争啊！”川村朝顾正红腹部开了第二枪。可他忍住剧痛，抓住身边一棵小树，以挺立的身躯鼓励周围这一群悲惨的人们。川村又朝顾正红头部开了第三枪、第四枪。打手们又用铁棍猛击其头，利刃数刺其身。顾正红“中弹四处，刀伤十余处”，倒在血泊里。同时打手们用铁棍和刺刀向工人乱打乱戳，继而开检射击，杀伤工人十余名。在七八百人护送顾正红去医院抢救途中，他喃喃地说：“我不去东洋人的医院……”延至17日晨，顾正红终因伤重惨死。
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悲接的人们愤怒了。日内外棉所属7000多名工人罢工。中共上海地区委员会闻讯即派与刘少奇同为工人运动领袖的李立三去了解情况。李立三以内外棉纱厂工会及全体工人名义拟具《为日人惨杀同胞顾正红呈交涉使文》。印成传单广为散发。18日上午，当顾正红的遗体运到潭子湾时，男女工人整队往迎，沿途高呼：“要杀人凶手偿命！”下午，4000多工人、学生到灵柩前吊唁。然而，在沪日人继续采取高压政策，随意拘捕工人，巡捕对示威群众也公然开枪。24日中午，潭子湾公祭会场犹如一片白色的海洋，四周挂满了挽联挽幢，中间白布帐幕上悬着顾正红烈士的遗像，两边挂着挽对，帷幕后面停放着烈士的灵柩，上覆白绸，墨书“东洋人打死中国人”。参加公祭的有工人、学生和各界代表万余人。公祭毕，恽代英、向警予、项英等中共重要活动家及各团体代表都登台演说。《民国日报》26日报道：“这样伟大的无产阶级的集会。在上海是空前的。”
渐渐地，劳资斗争演变成了一场民族对抗。
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等35个群众团体成立了“日人残杀同胞雪耻会”。上海学联、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妇女部等团体相继发表通电和宣言，呼吁各界支援工人。总商会等29个商业团体就工商局报强行通过“增订印刷附律” 、“增加码头捐”等4个提案，发表了抗议宣言。28日，中共中央与上海地委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决定在租界中心组织反帝大示威。
与此同时， 日本政府训令在炉各厂不得向工人妥协。工部局逮捕了6名上街演讲的大学生，并决定于30日日本领事值堂时在会审公廨进行审讯。总巡麦高云发出指令：“当捕房官员认为形势足够严重，可以使用卡宾枪或左轮手枪而决定开枪时，座对准暴民中最有威胁的一部分人射击……不得朝天开枪。”
日历翻到了5月30日。
清晨起，各校2000多名学生汇向公共租界中区。上海大学、同济大学数百名学生组成54个小组，一路演讲与散发、张贴反帝传单、标语，发出“上海是中国的上海”、“还被捕工人、学生自由”、“抵制日货”、“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呼声。下午，无数工人、职员加入演讲行列，大学生演讲队越来越向南京路靠拢、口号声、 鼓掌声此起彼伏。2时许，南京路那个曾关押过“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的老闸捕房关押了3名演讲学生， 很快又抓进去100多人。3时左右，捕房门前群众云集，水泄不通。人们情绪激愤，挥着拳头、手帕与帽子，强烈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 3时45分，英国捕头爱活生突然下令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刹那间，枪声与“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的口号声响成一片。南京路上血流遍地，13位中国同胞壮烈牺牲，重伤数十人，轻伤无数。
这就是震撼世界的“五卅惨案”！
《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是日留下了“至死不忘的印象”：
我揣想，如此空前的大残杀案一发生，南京路以及各街各路的商店应该立刻有严重的表示。然而竟不然！当惨案发生后二小时，我到了南京路，却还不见有一丝一毫的太雷雨扫荡后的征象。商店呢，一若无事然，仍旧大开着门欢迎顾客。只有枪弹之冲的七八家商店关上了店门。夜间，我再到外面作第二次观察。冬酒楼上，弦歌之声，仍然鼎沸。各商店灯火辉煌，人人在欢笑，在嘲谑。“唉！迂缓、麻木、冷酷！为什么？”我任怎样也揣想不出。
一向正直面宽厚的作家、学者朱自清，此时写下了悲愤激昂的《血歌》：
血是红的！血是红的！
狂人在疾走，太阳在发抖！
血是热的！
熔炉里的铁，火山的崩裂！
血是长流的！血是长流的！
长长的扬子江，黄海的茫茫！
血的手！血的手！
戟着指，指着他我你。
血的眼！血的眼！
团团火。射着他体我！
血的口！血的口！
申申署。唾着他我你。
中国人的血！中国人的血！
都是兄弟们，都是好兄弟们！
破了天灵盖！断了肚肠子！
还是兄弟们，还是好兄弟们！
我们的头还在颈上！我们的心还在腔里！
我们的血呢？我们的血呢？“起哟！起哟！”
“五卅惨案”的当夜，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等参加。会议决定组织行动委员会，建立各阶级的反帝联合战线，发动全上海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界罢市。
31日，南京路天色昏暗，风雨交加。下午，各界代表万余人包围了上海总商会，要求商会下令罢市。直到晚上10时，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在巨大的压力下，勉强签发了罢市通告。当晚，以李立三为委员长的上海总工会公开成立，刘少奇为总务科主任。
6月1日，“三罢”席卷上海滩，把反帝爱国斗争推向了高潮。工人罢工，使帝国主义在上海开办的纱厂、烟厂、银行、码头、电报、电话、电车等工厂和企业，全部陷于瘫痪，给外国资本家以沉重打击。
枪声再次响起。 2日，穿越苏州河到达南岸散发传单的工人与日本巡捕遭遇，被因巡捕开枪打死2人， 重伤3人。同日，小沙渡工厂工人被厂方协同逮捕4人，当场枪杀后，沉尸苏州河中。3日，杨树浦恒丰纱厂的日本人又枪杀号召罢工者1人，伤2人，并打死1名过路大学生。
屠杀持续到6月10日先后有60多人被枪杀，70多人受重伤，轻伤者不针其数。
连日来的屠杀更加激怒了上海人，“三罢”高潮选出。罢工工人达到10多万人，罢课学生5万余人，罢市店员10万人。
这时， 各国迅速派军舰进入上海。其中日本5艘，英国4艘，美国13艘，法国2艘， 意大利1艘。“海军陆战队”、“万国义勇队”在上海登陆，英、日、美等国的脑海军士兵达到4000余人，摆开全副杀气腾腾的架势。
国民党接连三次发表通电、宣言谴责帝国主义暴行，支持“三罢”，呼吁惩凶赔款，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
6月5日， 中共中央发表《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 ，说：“血肉横飞的上海，现在已成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屠杀场了。”
与此同时，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杭州、南京、天津、济南、西安、郑州等600多个城镇、 1700多万人民游行示威，声援上海的“三罢”斗争，掀起了全国性的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
6月7日，上海各界组成的“三罢”领导机构——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向公共租界当局提出17条交涉条件。
北京段祺瑞政府也作出了反应。至11日，先后三次向外国驻华使团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停止类似恶性冲突。双方进行谈判。
12日，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无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17条，另提出13条谈判条件，其中虽然采纳了17条中的部分内容，但删去了关于组织工会、罢工自由、取消领事裁判权、永远撤退驻沪英、日陆海军等重要条件，它更多地着眼于资本家的利益。
段祺瑞采纳了总商会的条件。16日，北京政府派蔡廷干为代表赴沪，英、日、美、法、意、比也各派出一名代表，双方开始谈判。谈判前，租界当局被迫释放了被捕人员。
6月26日。 声称每罢市一日即损失30万元收入的上海商人宣布单独复市，退出“三罢”运动。罢工的工人陷入孤军奋战且断绝生活来源的境地。策动这次罢工的中国共产党决定改变斗争策略以一定的经济要求及地方性的政治要求为最低条件，逐步复工，以等待时机，积蓄力量。28日，上海纱厂总工会领导日资纱厂工人园日方资本家进行复工谈判。双方达成下列协议：日方资本家不得携带武器，抚恤顾正红家属1万元， 赔偿工人罢工期间损失10万元，处分凶手等。上海各行业的罢工工人陆续复工。
在“五卅”运动中，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参加了捐款捐物、集会游行、通电声援活动。
在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的号召下，苏、日、英、法等国的工人纷纷捐款，接济罢工工人。
关于“五卅”运动的历史意义，有一位外国人当时就作了中肯透辟的评价。
正是：
一石激起千层浪，惊动五洲四大洋。
要知那人如何评价“五卅”，请看下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