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要从头说起。且说段棋端被冯玉祥、张作霖捧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之后，终于有了报复直系的机会。1924年12月11日，他下令免去齐燮元的苏皖赣三省巡阅使和督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职，以江苏省长韩国均兼任江苏督办，又特派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这时，张作霖为在长江流域扩大势力，以援助卢永祥为名，派张宗昌率兵借卢南下。齐燮元势孤难敌，不得不按临时执政府的命令办理交卸，自行赴沪，并暗约孙传芳共同抵抗奉、卢。
1925年1月10日， 卢永祥入南京就宣抚使职后，即招集旧部，进兵沪宁线，企图彻底解决齐燮元的残余势力。这时，齐因得到孙传芳的援助，于11日密令驻沪苏军旧部驱逐分治上海南、北的张允明、宫邦铎。齐燮元自称为浙护联军第一路司令，孙传芳为第二路司令。于14日出兵占领苏州，使沪军与集中于镇江的齐燮元旧部联成一气。然而段祺瑞颇有心计，他要搞垮齐燮元，就派陆军总长吴光新南下劝孙传芳中立，又任命孙为浙江军务事宜督办，使孙采取观望态度。而张宗昌率领的奉军则于此时与卢军会合， 向沪宁线的齐军步步进逼。1月17日，两军大战于丹阳、无锡间。1月25日，齐燮元从苏州败退上海。旋赴日本，将所部交孙传芳接收。29日，张宗昌率奉军抵上海。由于吴光新调停，2月3日。孙传芳与张宗昌签署停战和约。约定浙军退湘江，奉军退昆山，上海不驻兵。
5月， 孙传芳由上海撤兵。但奉军却不履行公约，不但不撤兵，反而势力越来越膨胀。 8月29日，段祺瑞应张作霖之请，任命奉系将领杨宇霆为江苏督办、姜登选为安徽督办，加上此前张宗昌已任山东督办，使津浦全线均为奉系所控制，从而激化了浙、奉矛盾。
孙传芳心中不服，决心驱逐张作霖势力。为先发制人，他一面与冯玉祥的国民军联络，一面暗中联络旧苏军的师旅长，以庆祝“双十节”检阅为名，调集大军，于10月15日自称浙、阅、皖、赣、苏五省联军总司令，分五路出兵进攻上海。杨宇霆、姜登选势弱难敌，遂自动放弃上海、南京、蚌埠等地。张作霖急令鲁督张宗昌固守徐州。16日，孙传芳与夏超、周荫人联名发出讨奉通电。20日，原来隐居鸡公山的吴佩孚见有机可乘，遂东山再起，自称十四省联军总司令，宣布“讨逆”。
11月2日， 孙传芳大军与奉军激战于安徽固镇。双方都投入了大量精锐部队，鏖战数日， 飞沙走石，烽烟蔽日。结果，奉军败北。8日，孙军占领徐州并召开庆功大会。至此，孙军已人困马乏，无力北浸，奉军也不敢南犯。月底，孙传芳在南京正式成立闽、浙、苏、皖、赣五省联军，他自任五省联军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五省遂置于他的控制之下。
自“五卅”以来，奉军的名声臭不可闻。他们扩充地盘，横征暴敛，镇压工人运动，屠杀罢工群众。排斥倾向革命的冯玉样的国民军，因此，国共两党和人民群众都斥之为帝国主义在华的走狗，对一切反奉活动都表示支持。
10月20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发布宣言说：此砍反奉战争在客观上是一种民族解放的战争。爱国的民众应该站在反牵运动之主体的地位。组织人民自卫军，积极地参加战争。不应该把此次反奉战争看作纯军阀战争，而自己站在旁观的地位，妄想军阀间的和平，其结果将反使此次战争真成为直系复仇战争，失了民众反奉的意义。宣言指出：民众反奉战争之目的，乃是从速释放爱国运动中的政治犯，启封爱国机关，解除奉系及安福系的武装，废除治安警察条例、出版法及罢工刑律，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权，召集真正代表人民的国民会议，建立革命统一的民主政府，宣布关税自主，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再说冯玉祥一年来受了张作霖不少挤压，窝了一肚子火，对孙传芳反奉自然支持。当奉军败退徐外时，冯玉祥即命在河南的国民军向鲁西和大名进军。
11月8日， 孙军占领徐州后，张作霖在奉天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决定驻守河北的李景林、张学良、郭松龄和热河阚朝玺的部队防御冯玉祥的国民军。随后，开入关内的奉军达30万，津浦线北段和京津线的北仓、廊坊之间都布满了奉军。奉军和冯军的关系曰趋紧张，双方大战、一触即发。冯玉祥自知难敌，乃取守势。奉军一部派进三河，直逼北京。然而张作霖没有急于下令进攻国民军，反而与冯玉祥信使往还。唱起了和平的调子：“只要有一线的和平希望，也不能不委曲求全。”你道为何？原来他看出李景林、郭松龄对他的计划执行得不积极，还有抵制的迹象。在这种形势下， 张、冯之间暂时妥协，双方于11月15日签订了“和平条约”8条，规定：在北京成立两军办事处；国民军从北京撤退；奉军从三河撤退；奉军将保定、大名让给冯军。
冯玉样自细末脱险情，乃利用奉系新旧源的矛盾，暗中与郭松龄联络，订立了反奉的秘密协定。
郭松龄参加过辛亥革命，有改革现状的思想基础，是奉系中新源的代表人物，颇为张学良所倚重。张学良任第三军军长时，他为副军长。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郭奋力作战，立下战功。战后，张作霖任李景林为直隶都督、杨宇霆为江苏都督、姜登选为安徽都督，而郭却一无所得，仍留守山海关对付冯五样国民军，遂生怨恨之心。浙奉战争中奉军惨败，准备公开承认日本以前提出的“二十一条”，以换取军火进攻国民军。正在日本观看“秋操”的郭松龄闻讯，十分反感这冲辱国行为，立即回国反奉。
11月22日，郭松龄与冯玉祥密约：冯经营西北，郭开发东北。
23日，郭松龄在滦州借军团长张学良的名义召开军事会议，乘机监禁了奉军将领裴春生、高维岳等，宣布反奉宗旨，认为张作霖信用杨宇霆等，穷兵黩武，以致激成大乱，四面受敌，这样非但直鲁不保，恐东三省也将被夺，因此主张和平，反对内战。宣布班师回奉通电，要求张作霖下台，并将所部七万人编为四个军。24日发出讨张通电，26日攻下秦皇岛，27日冲过山海关，30日通电改称“东北国民军”，自任总司令。这时，热河都统阔朝玺回师援奉，冯玉祥部宋哲元乘机占领热河。郭军得宋部支援，声势更大。
11月底，郭松龄大军威逼奉天省城，张作霖急向日本求援。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斋藤奉关东军司令白川义则派遣，向张作霖提出了以日本出面阻止郭松龄部、必要时可直接出兵挽救张作霖为条件的《日奉密约》。密约共有五条：(一)日本臣民在中国东三省和东部内蒙古均享有商租权，即与当地居民一样有居住和经营工商业的权利；(二)间岛地区行政权移让日本；(三)吉敦铁路延长并与图门江以东的朝鲜铁路接轨和联运；(四)溅昌道所属各县均准许日本开设领事馆；(五)以上四项详细实施办法另由日、中外交机关共同协商解决。
密约获得张作霖同意，双方遂在密约上签字。
12月5日， 郭松龄大军占领锦州。13日。攻克营口，沈阳震动。张作霖大惊失色，准备下野，逃往旅顺。郭松龄两次致电日本公使和驻华外交团，声明保护在东北的外国人，尊重既成条约，要求日本和各国严守中立，不要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他哪里知道。在既成条约之外，张作霖又向日本人答应了更加丧权辱国的密约呢？他的承诺，怎能比得上密约对日本人更有诱惑力呢？于是，他的失败便注定了。
7日， 日本关东军迅速由铁岭、辽阳、海城等地集结于奉天府警戒，并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战，同时警告郭松龄部和奉军不得扰及满铁附属地及日军守备区域。
15日，日本内阁决定：从其本士和朝鲜调动大批日军到满洲，增援张作霖。同时发表第二号警告，严禁对南满铁路两侧以及离铁路20华里以内有直接战斗行为，并禁止对附属地治安有紊乱之虞的军事行动，否则一概缴械。18日，关东军司令官移驻奉天省城，坐镇指挥日军。
19日，增派满洲援张日军全部抵奉，总司令为斋藤义夫少将。日军代张军守卫奉天省城，张军悉数开往前线作战。同时，日兵又乔装张军，向郭军左翼侧击，日本的士兵和大炮加人奉军防线。
22日，郭军与奉军夜巨流河展开激战。日军一方面以80架飞机。用重型炸弹轰炸新民一带，配合奉军正面战场。一方面以“南满附属地不得干犯”为由阻止郭军前进；同时乔装奉军从左侧压迫郭军，并掩护吴俊升部骑兵抄袭白旗堡郭军后方。郭军三面受敌，虽浴血苦战也无济于事，23日遭到惨败。
郭松龄揩妻子匆匆潜逃营口。在新民被捕。当天，张作霖下令将郭氏夫妇就地枪决。其他主要将领，也大多被俘。
29日晚，得胜回朝的张作霖在奉天大帅府召集讨郭善后会议，奉军主要将领都出席了。会议一开始，张作霖就大骂郭松龄把他“害苦了”，又骂张学良“太信任郭鬼子”。接着脸色阴沉地说：“郭逆夫妇已经正法，其他胁从附逆分子甚多。是否也该彻底究办，以儆效尤？”
会场气氛十分紧张，一片喊“杀”之声。吴俊升、张景惠、汤玉麟等老派人物素日仇恨新派分子，正想借此机会将其一网打尽。杨宇霆在这次平乱中有功，说话也很硬气，他坚决主张“格杀勿论”、“斩草除根”。
这时，站出来一位老将。他就是张作相。他和张作霖两次结拜，在奉系中资深望重，只有他的话张作霖还能听得进几句。他一看全场杀气腾腾，反对者无入敢言、便站起来郑重地说：“郭松龄既已伏法，其他人员都是我们桑梓子弟，多年袍泽，应该让他们戴罪立功，一律免究，以安郭军部下之心。”
大多数人反对他的意见。他却不肯让步。双方辩论了两个多小时，张作霖一直不表态。张作相看形势严重，竟在会场中哭了起来，说：“如果非杀他们不可，那就先把我张作搁杀了吧，我可不愿意再看见不幸的惨剧了！”会场里的气氛慢慢缓和下来。这时，张作霖才最后表态说：“那就交给学良去看着办吧！”
张学良本来同情那些被俘将领，自然不会加害，因此，郭松龄手下的将领一个也未受处罚。
然而郭松龄倒戈失败，对于当时的革命形势来说，无论如何算得一场悲剧。人们同情和惋借他的结局，更恼恨日本借机出兵东北。
12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出兵干涉中国告全国民众书》，指出日本不仅支持军阀，而且直接出兵与中国人作战，“全中国人，任何阶级的中国人都应该起来参加此次由反奉面反日的运动，以保全中国国家的领土主权与民族自由。”
12月26日， 南京市民万余人游行示威，抗议日本出兵满洲。27日，上海200多个团体6万余入集会。 举行反田、反张游行示威。31日。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北京特别市党部、 北京学生总会、爱国运动大同盟等团体组织5万多人，在天安门前召开“国民反日进兵大会”。全国其他地区也纷纷集会游行，对日本出兵东北表示极大的愤慨。
陷入被动的张作霖为了收拾郭松龄倒戈造成的残局。防止国民军入侵，通电全国，宣布东三省独立，以山海关、秦皇岛为界，布置防线，“保境安民”，由他以镇威上将军名义主持东三省军政事务。
按下北方不表，再把笔触拉回到国民革命的中心广州。
新年的钟声刚刚响过，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
这是一次各党各派、各种政治势力无不瞩目的大会。
这是一次既重炮猛轰西山会议派，共产党又主动让步的大会。
这是一次既让革命者扬眉吐气又给日后理下祸根的大会。
这是—次既显当时辉煌又令后世遗憾的大会。
然而不管人们怎样评说，历史就是那样展开了。
当时国民党中央和西山会议派都提出召开“二大”问题。是到广州参加国共合作的“二大”，还是去上海参加西山派的“二大”？许多人一时拿不走主意，徘徊于二者之间，妥协风气甚盛。
国民党主要领导人汪精卫优柔寡断，软弱无力，以致“二大”筹备工作拖泥带水，杂乱无章。
12月初，共产党人吴玉章、杨音公等率出席会议的四川代表团最先到达广州。吴玉章立即往访狂精卫，谈到“二大”时，汪精卫愁眉苦脸地说：“大会恐怕开不成了。”吴玉章问是阿故，汪说：“邹鲁、谢持他们闹得那么厉害，如果我们召开大会，形势岂不更加严重？”
吴玉章不以为然，认为如果不能如期举行“二大”、只能助长西山派的气焰，使中阅派更加动摇。他对汪精卫说：“现在邹鲁等人这样疯狂，他们不但排斥共产党，也排斥广东的国民党，不跟他们斗一斗，怎么成？否则，许多同志流血牺牲换来的这块根据地就要垮台，你这个国民政府主席的位子只怕也坐不住了。”
汪精卫点头称是。但他对西山派的反共行为又进行开脱：“西山会议派只有两点钟，是一两个人可恶，别看闹得凶，多数是跟着起哄，同这些人还是可以和好的。”
不过他还是接受了吴玉章的意见，表示不能让广—州的“二大”破产，而要按期召开。此后、即紧锣密鼓地进行大会的筹备工作。国民党中央开会，推举吴玉章这位既是老同盟会员又主持着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的共产党员担任大会秘书长，杨音公等共产党人也在大会秘书处工作。
对于国民党“二大”匝实现的目标、鲍罗廷曾与共产党人周恩来、陈延年等商议，确定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政策，准备在大会上公开开除一批反共的国民党新老右派的党籍，使中央执行委员会左派占绝对优势。但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对国内形势作了悲观的估计，认为郭松龄倒戈的失败，标志革命转入低潮，因此应该多争取中派，甚至一部分西山会议的参加者，也可以争取，而对左派，不宜急予扩大。于是，根据这一目标，国共两党的一些领导人进行了协商。
12月下旬的一天，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支持和帮助下，中共代表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与在上海的国民党代表孙科、叶楚伦、邵元冲在上海外白渡桥苏俄领事馆内，就国民党“二大”及两党关系问题进行谈判。
上午口时， 两党6位代表如约到达，围坐在领事馆楼下的大客厅里开始晤谈。一见面，仍和平时一样，表现出亲热的样子，互相寒瞳、问候，但气氛却显得严肃。开始，都随便聊，没有人谈到广东、上海、北京最近发生的事，说话都很谨慎尽量避免说那些容易惹起是非的话。
一会儿，谈判进人工题。陈独秀就国民党中领导权的问题谈了中共方面的意见，说：“中共并没有包办国民党事务的企图，而且从来都反对这种企图。前不久，中共中央已通知各地方党组织，要求各地多推选国民党人士出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共亦不希望在大会的中央委员改选中，增加中共方面的中央委员人数。中共主张国民党的事应由国民党来负责。”陈独秀还澄清了一些流言，他说，“至于广东方面的情形事实上不如外间所谣传，要排斥某些人士参加。广东负责当局希望各位先生能步调一致，担负起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各项责任。”劝他们能回广东参加“二大”。
陈独秀的话，使孙科、叶楚伦、邵元冲多少放了些心。于是，他们相继作了简短的声明，主旨是说他们也很珍惜、爱护广东的一切，如果情况许可，他们都愿回广东参加大会。但他们也公开提出，以后共产党应少干预国民党的事务。
双方通过反复交涉。在国共关系一些问题上，逐步形成一致意见。本来，孙科等人跑到上海，只是想对广东方面造成一种威胁，现在陈独秀主动相邀，找他们谈判，他们正好借梯下台，因此，除在领导权上表示强硬态度外，在其他问题上也做了一些让步。最后，双方达成七点协议，内容大致是：号召团结，在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国民党改组以来的既定政策之下，大家都应支待广州国民党及其所领导的国民政府；中共以国民革命为中心任务，继续与国民党共同努力，但不包办国民党事务，不排斥国民党忠实党员；在国民党领导机关内共产党员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推迟到上海一些领导人回广州时召开：两党在合作中产生的问题应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解决等。协议制定后，双方代表签字，并认为还有些具体问题须在“二大”上解决，不必在此详加讨论，以免节外生枝，使两党产生误会与矛盾。
对于这次上海谈判及谈判后所达成的七条协议，孙科等人十分满意。都表示要回广州参加“二大”，并表示愿意维护国共两党的团结与合作。
上海谈判后，中共中央认真履行协议，曾将协议方策再三向基层党员报告。为了将协议精神贯彻到国民党“二大”上去，陈独秀特派张国焘去广州出席“二大”。并担任中共党团书记，代表中共中央在会议期间指导党团活动，执行协议原则。
年底，国共两党要人纷纷聚集广州。
李大钊、于右任等率领北京代表团来了。
恽代英、沈雁冰等率领上海代表团来了。
西山会议派的几名成员也来了。
还有那位“东征英雄”蒋介石，12月31日一回到广州，就被授予一枚金质勋章，第二天，即神采飞扬地出现在大会会场。
广州原省议会楼大厅门口， 高高扎起了绿色松柏门楼， 门楼两侧写着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大厅之内，正中高悬孙中山遗像，旁置“奋斗”两个大字。1926年元旦，礼炮轰鸣，两架飞机在空中翱翔，抛撒着纪念品。在节日的气氛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举行开幕仪式。
正是：
今日同在旗帜下，明天再看真与假。
欲知大会如何开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