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四·一二” 政变刚一发生，武汉国民党中央即于4月14日向全世界发出通电，指出：“蒋介石的叛国行为已暴露无遗，吾人要求全党同志，组织联合阵线，进行对抗叛国者。”
4月16日。 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提议“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指出：“蒋氏之叛迹如此，苟再犹豫、图谋和缓或预备长期争斗，则蒋之东南政权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上海于暴动后。已曾铸此大错，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将尽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
中共党内对“东征讨蒋”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鲍罗廷和陈独秀都反对立即东征，而主张先举行第二期北伐，进攻已进入河南、威胁武汉北面的张作霖部。他们认为，帝国主义在东南的势力太大，并正准备实行武装干涉，东征难以取胜；而北伐则可以把当时还表示联俄联共的冯玉祥的国民军从陕西迎出来，使武汉与西北连成一片，打通同共产国际之间的直接联系。武汉国民党中央的汪精卫、谭延岂、康生智等也力主北伐，反对东征。这样，立即东征的主张被否定了。
还在4月14日。 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蒋介石、胡汉民、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邓绎如、陈果夫等在南京举行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并致电武汉：15日开四中全会。只有一天时间，武汉方面的执监委员当然无法到达，透将会议名称改为谈话会。别看会议名称不正规，决定的事项却非同小可：取消武汉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建都南京，成立南京中央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全面清党。18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并开始办公，胡汉民被推举为国府主席，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吴稚晖任总政治部主任。蔡元培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向胡汉民授印。当天，南京国民政府发出“秘字第一号令”，宣布清党，谓：“查此次谋逆，实以鲍罗廷、陈独秀、徐谦、邓演达、吴玉章、林祖涵等为罪魁，以及各地共产党首要次要危险分子，均应从严拿办。”首批明令通缉者即有197人。
武汉联席会议接到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的通电时，正在举行每星期的例会。汪精卫一看电文便傻了眼。一仰身子靠在椅背上。然后，电文在几位要人的手中传递，大家的脸色都变得十分难看。空气里有一种古怪的紧张和不安。
会议临时改变议题，决定开除蒋介石的党籍，罢免其一切职务，并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将其“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同时，委派唐生智接替蒋介石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
4月19日， 武汉政府举行第二期北伐誓师大会。此次北伐以第一集团军和第四方面军为主力，唐生智任总指挥，辖5个军，指定张发奎第四军(兼领十一军) 、刘兴第三十六军和贺龙独立师为主攻部队，总兵力6万余人。
4月22日、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吴玉章、毛泽东等40余人联合通电讨蒋。湖北省农民协会在讨蒋电文中列举了蒋介石12大罪状。湖南、江西等地先后举行了大规模的讨蒋集会。
然而蒋介石军权在握， 武汉政府就那么一点兵， 还大都去参加北伐了，所谓“讨蒋”。只是造造声势。井无实际行动，“捉拿归案”云云，谁去执行呢？到头来只能是空话一句。
这时的苏联， 却让中国共产党把全部希望寄托于武汉政府。4月21日，由斯大林撰写并经联共(布)中央批准的《中国革命问题》的宣传提纲夜《真理报》上发表。提纲指出：“从此以后在中国南部将有两个阵营、两个政府、两个军队、两个中心：武汉的革命中心和南京的反革命中心。”期大林十分肯定地认为，“武汉的革命的国民党事实上将逐渐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机关”，因此，共产党现在的政策应当是“把国家全部政权集中于革命的国民党、没有右派分子的国民党、作为左派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联盟的国民党手里”。
4月27日，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开幕。到会代表80人。鲍罗廷和前不久刚到武汉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出席了会议。为了向国民党表示合作的诚意，邀请武汉国民党中央代表汪精卫、徐谦、谭延岂、孙科参加了大会开幕式。汪精卫还讲了话。大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等项议案，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有所批评，但仍然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谭延岂、唐生智控制的武汉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其军队身上。对汪精卫等采取一味迁就的政策。罗易在讲话中说：“私有财产的完全废除，将不包含在现行政纲中，因为在现阶段的革命中，无产阶级要和其他阶级合作，共同领导革命，无产阶级不能推进一项直接废除私有财产的政纲……让我们清楚这一点，则国共之间相互关系始有完满的界说。”对罗易的承诺。‘汪精卫十分满意，认为中共的这种政纲“国民党是可以采用的，国共两党是可以携手合作的”。
毛泽东参加了大会，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从去年11月以来，他就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风风火火地指导各地的农民运动，并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轰动一时的两万字长文。同时，他还担任全国农民协会常委兼组织部长、农运讲习所常委，并与邓演达、徐谦、顾孟余、谭平山一起主持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在中共“五大”上，他是个候补代表，只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一如既往，地当时最关注的是农民问题。会前，他曾邀集彭湃、方志敏等各省农民协会负责人开会，议定出一个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毛泽东把这个方案提交大会，被大会拒绝了，陈独秀甚至没有把它拿出来讨论。
毛泽东的主张不被中央理解，心情苍凉，独步徘徊在武昌蛇山的黄鹤楼前。挥笔写下了表达内心忧虑的诗句：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周恩来没有参加“五大”，但由了他在广东领导军事工作和在上海领导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中表现出的才能已得到全党的了解和承认，因而在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中央全会上，又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中央军事部长。那时的中央常委，除总书记陈独秀外，只有张国焘、李维汉二人。李维汉还在湖南，张国焘又要去巡视。因此，中央决定由陈独秀、瞿秋白、周恩来、蔡和森四人轮流值日，主持中央工作。
这时，北伐军在河南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而武汉国民政府却陷入了全面的危机。4月下旬， 蒋介石就声称：“武汉共产派无甚实力，宁沪方面断其财源，足制该派死命，预料两星期内，可屈服武汉。”随后。蒋介石联合各方面对武汉四面包围，使武汉与广州、上海、北京、重庆等地的交通被切断，“九省通衡”竟成孤岛。帝国主义者关闭在武汉的工厂、银行、企业，运走物资，套走现金，破坏武汉地区经济；武汉的奸商、资本家也故意罢工、关厂、怠二，向中央银行拥挤兑现，大量现银随之流出境外，使武汉银根吃紧，商品缺乏，物价高涨，粮食及其他食品供应断绝；商业的危机及第二次北伐庞大的军费开支，加剧了政府的财政危机，政府不得不采取发行大量纸币来弥补财政赤字，这就使通货更加膨胀，物价更形高涨。在这种情况下，劳资关系十分紧张、社会动乱，人心惶惶。逃进城市的地主豪绅与反动资中家沉瀣一气。到处制造谣言，说武汉政府宣布“共产公妻”，汉口妇女举行”裸体游行”，诬蔑农民运动是“惰农运动”阻碍农业生产，使赋税大减，军费无着，等等企图拿这种耸人听闻的流言蜚语来煽惑军队起来反对武汉政府。拥有大地产的军官们开始咒骂工农运动是“反革命”。
这时，武汉政府的财政部长宋子文正在上海筹集经费，结果成了被蒋介石扣在上海的人质。蒋劝宋到他的南京政府任财政部长，宋犹豫不决。蒋便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命令驻广州的部队没收宋子文在广州银行的所有财产。与此同时，蒋介石通过宋霭龄、孔祥熙夫妇对其弟弟加紧进行威逼利诱。这位金融界的才子原本即是贵族式人物、自由派，没有坚定的革命思想；这样一来，除了答应同蒋介石合作，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四·一二”后专程到上海采访的美国记者文森特·希恩这样说：
他(宋子文)对任何真正的革命都有一种恐惧害怕的心理。一群群的人威胁他，劳工的煽动和罢工使他感到不适，剥夺富人的主张使他十分惊慌。一天，在汉口举行示威游行时，他的汽车被一群人围住，车土的一块破璃被打碎。当然，他的卫兵马上把他救了出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但是这段经历给他造成了长期的影响，使他神经质地讨厌群众运动。他的大部分政治生涯都受制于这种精神状态，最终使他投入反革命营垒，尽管他抱着真诚的理想主义。
蒋介石不仅从武汉政府中挖走了宋霭龄的弟弟，而且正在向她的小妹宋美龄发动爱的进攻。蒋自从前几年在孙中山、宋庆龄的寓所见到宋美龄，就开始向她求爱。宋美龄没有接受，但也没有拒绝和他通信。如今，‘四·一二’政变使蒋介石在上海上流社会中声望大增，简直成了传奇式的英雄。孔祥熙、宋霭龄成为坚定的拥蒋派，在他们的寓所，蒋介石成为常客，话题之一，便是如何说服宋美龄，实现蒋、宋联姻。美龄显然芳心已动，不过她还要说服和她住在一起的妈妈。
和宋家其他成员不同，宋庆龄这时正在武汉。她坚定地从事着文夫未竟的革命事业。尽管武汉危机重重，她却没有丝毫的动摇。希恩在武汉见到了她。他写道：
我听到不少关于她的事，其中多数是不符合事实的。美国报纸对这个问题的报道超乎寻常。据这些报道说，孙夫人是“中国的圣女贞德”、是中国“娘子军”的领导、是这样或那样的人物——喜欢抢报纸头条新闻的记者编造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她亲自领导部队作战的说法流传很广，甚至在中国的一些外国人也相信了。在上海，这科可笑的传说还加土了攻击她的人格和动机的更带有冒犯性的谎言——这是上海滩人们最喜欢采用的一种政治辩论的手法。尽管我很理智，不相信绝大部分关于她的传说，但是这么多传说加在一起必然会给人一个印象；见面前，我预料会见到的肯定是一个令人敬畏的人。然而我见到的却是一个身材苗条、纯真朴实的人……她有一种非常自然和肯定无疑的端庄仪态，堪称庄严。这种气质偶然能在欧洲王室的王子或公主身上看到，特别是年龄较长者；但是，对他们来说，这显然是毕生训练的结果。孙夫人的庄严不同，那是一种比较内在的气质；出自内部，而不是外加进去的。她还具有非凡的勇气，危急关头仍坚定不移。她对孙逸仙这个名字的，忠诚以及对她认为应尽的义务的忠诚，能经受任何考验……家里人的狂怒以及国际上的诽谤都不能动摇她的意志，使她向她认为错误的路线屈服。好渣染的记者仅仅从外表上说是“中国的圣女贞德”，而她倒更是一个真实意义上的“中匡圣女贞德”……在中国革命受到严重破坏以后，将军们和演说家们身心崩溃，有的投降，有的逃跑，还有的沉默了；但是有一个压不垮、不甘沉默的革命者，那就是孙逸仙的纤细瘦弱的遗孀。
武汉的左派领导人当然不具备宋庆龄的坚定。鲍罗廷曾颇为感慨地说：宋庆龄是“国民党整个左派中唯一的大丈夫”。在内外夹击下，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动摇恐慌起来，汪精卫集团开始急剧向右转。汪说：“共产党建议我们同群众站在一起，但是，群众在哪里？被高度赞扬的上海工人的力量在哪里？湖南农民又在哪里？根本没有这种力量。你们看，蒋介石没有群众也相当强大。同群众站在一起意昧着同军队对抗。不，我们宁可不要群众。也要同军队站在一起。”他们害怕工农运动特别是土地革命继续发展，将会导致武汉的军队起来造反，使国民政府无法立足。谭延岂在政治委员会讨论毛泽东、谭乎山、邓演达等制订的《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时说“现在不能讲分配，要讲分配，必惹起极大的纠纷。”汪精卫要求国民党中央成立查办湘鄂赣各省“过激”言行的特别委员会，发出一系列限制工农运动的命令，如下令严禁工人纠察队活动、不准集会和示威游行、保护军人田产等，并指责农民运动“骚扰后方。动摇军心，破坏公共秩序，实可痛恨”。
然而军队的反叛还是发生了。
5月12日、 驻宜昌的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勾结四川军阀杨森及刘佐龙部，乘武汉国民政府大队兵马北伐之际，发表反共通电，随即进兵沙市、嘉鱼、咸宁、汀泗侨—带，一直攻抵武昌城外纸坊、土地塘一带，严重威胁武汉。汪精卫惊恐万状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叶挺、浑代英临危受命，迅速组织第二十四师、中央独立第一师以及中央军校、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进剿叛军。驻九江、武穴方面的二、六军部队也奉命回援。18日，武汉政府以夏斗寅“称兵谋叛”，下令褫职拿办。20日，叛军被击溃，武汉形势转危为安。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庆祝胜利，又一场更大的叛变在长沙发生了。
当时驻扎在湖北的三十五军大部分官兵都是湖南人，从军长何键到参谋长、秘书长、参谋处长，全是醴陵的阀阅世家。当农民起来造反时，他们的家庭首当其冲。
在中央调查土地问题特别委员会会议土，何键和全国农民协会负责人毛泽东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毛泽东赞扬农民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落花流水，“农会简直成了乡村的主宰”，他热情洋溢地说，“从前拜倒在绅士极力之下的人，现在却拜倒在农民的权力之下。”何键却愤怒地把农民政权斥为“痞子政权”，他说：“在这个政权的压力下，湖南农民也已经喘不过气来了。”毛泽东反驳说：“恰恰相反，农民全都扬眉吐气，只有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喘不过气来。”何键咆哮如雷：“革命军寄回家的薪饷被农会没收了，革命军的家属被农会抓去戴高帽游城了！再这么下去，政府也不理、我的军队就没办法控制，他们只有造反了！”
武汉政府最终还是制订了一份革命军人士地保障条例，规定只要在国民革命军里当军官，家里不管有多少土地田产都不能没收。然而，各地的农民协会根本不理这一套。
军官们的不满情绪与日惧增。何键把心一横，决定在湖南发难。他指使驻长沙的独立三十三团首先采取行动。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是行伍出身，性格粗扩，他的妻子是脱籍妓女。他靠和川、黔、滇的贩土客商分利，置了几百亩田产。许克祥早就对共产党和农民协会不满，他得到何键军长的旨意后说：“什么共产党，什么农协会，我许克祥不怕，我杀他个鸡犬不留！”
连日大雨下个不停。 5月21日，历史上有名的“马日事变”爆发了。深夜，长沙街上响起了尖锐的哨音。在许克祥统一指挥下，第三十三团和三十五军教导团、三十五军留守处分别向省党部、市党部、省总工会、省农协会、省农讲所、中央军校长沙分校发动了进攻。他们抢夺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的枪支和国民政府购买粮食的现金巨款，尽释被关押的土豪劣绅，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一夜之间，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工会农会骨干100多人被杀，一大批人被捕。事变后，许克样和国民党右派组织了“中国国民党湖南省救党委员会”，继续镇压工农运动，在长沙和各县日夜进行劫掠和屠杀。他们杀人的手段，极其残酷，“如杀女子，先行割去乳部。用刀斩断颈部一半，又用步枪向阴门一枪。杀男子，先用极惨刑法拷问，再用刀及枪重刑而死，其如腰斩暴刑，割剖，种种残杀，实极为悲惨。”腥风血雨弥漫于湘江两岸。
三十五军反水的消息，不啻晴天霹雷。武汉愈来愈成为一座孤立无援的小岛。
中国共产党内的许多党员主张对叛乱予以坚决反击，号召工农群众“采取更激烈的手段”。罗易呼吁派一支几千人的部队对长沙发动突然攻击，认为这样就完全可以解决问题。这一建议被否决后，他又主张调动10万农民去围攻长沙。
“我们已经无力四面出击了，”鲍罗廷脸色难看地说“所谓10万农民围攻长沙，简直是天方夜谭！”他认为长沙事件只是一种“局部的反动”，并说：“现在国民党的左派还是好的，他们没有什么错误和不好的倾向，一切错误是工农运动过火，领导湖南农民运动的是地痞与哥老会，而不是我们。”他提出两党领导人进行谈判，以利问题的解决。陈独秀也认为“绝肘不能以武力对讨”，否则会“引起整个政局之纠纷”。
中共中央按鲍罗廷的主张，派人向汪精卫转达了谈判的意见。但汪精卫不予理睬， 反于5月24日以武汉政府名义发布命令，指责农民运动“幼稚过当”，认为马日事变系由农民运动引起，应由中共方面承担责任。
这引起了共产党人的愤怒。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会议上向国民党领导人汪精卫、谭延岂、唐生智提出六条要求：(一)没收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的土地财产；(二)保护革命军人的土地及财产；(三)保护中小地主及商人的利益；(四)从速实现中央关于农民运动的政策；(五)建设革命民主的乡村政权：(六)武装农民自卫。
汪精卫对毛泽东所提的要求不予答复。再次提出责任问题。他说：“中央知道21日晚所发生的事，是军队的错误居多，但农民协会也有错误。各位的请求，大略可以做到。讨许克祥这一点，刚才军事委员会已经说过，许克祥的长官是唐总指挥，现在唐总指挥已自请处分。但中央能原谅他，不下处分，仍责成他根据中央历次的训令同决议全权办理此案，以谋一个根本的解决。”
毛泽东反驳：“21日那天晚上，是军队向农民协会进攻，农民协会为自卫而抵抗，并不是农民协会抢军队的枪械。”
汪精卫敷衍几句，匆匆宣布会议结束。
经鲍罗廷提议，武汉政府派谭平山、陈公博、鲍罗廷等人组成代表团赴长沙，“查办”许克祥，但车至岳州就因受到许克祥的恐吓而退回武汉。接着由唐生智回湖南处理此案。他一面命令许克祥发还收缴的工农武装的枪支，一面为许辩解，说许的叛变是“激于义愤”的“自卫之谋”，要求“从轻处分”。
5月19日， 江西省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也开始反共。他首先将第三军全体政治工作人员142名“遣送出境” ，说是“因环境的关系，不得不请他们离开江西，并请他们在两小时以内出发”。6月5日，又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和南京市党部中的重要共产党员方志敏等21人“遣送出境”。同时，勒令江西省总工会和农民协会停止活动，并收缴了农民自卫军枪械。
6月2日深夜，罗易到汪精卫家中拜访。这位印度人激动地说：“共产国际发来一份紧急指示，给鲍罗廷和我的，他有没有给你看？”汪精卫摇了摇头。
“我可以给你看。”罗易俯身递了两份文件过来，一份是俄文的，另一份是中文的。狂精卫心不在焉地接了过去。原来这是一份来自莫斯科的电报，内容大致为：坚决实行土地革命。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就会成为不可靠的将军们的可怜的玩物；国民党中央的某些老领袖害怕事变，必须吸收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动员2万共产党员。加上湖北、湖南约5万革命工农，组织一支可靠的军队组织革命法庭，严惩一切反革命。
汪精卫不看还可，一看脸色陡变。他紧张地说：“这份决议案是违背《孙文越飞宣言》精神的，也不符合三大政策的本意。你们破坏了当初的协议！”罗易以为这份电报会使汪精卫振奋起来，听命于共产国际，站到中共一边。听汪精卫这么一说，便有几分强硬地说：“这份电报可以算是最后通牒。如果你接受这些条件，共产国际将继续与你合作，否则就同国民党一刀两断！”汪精卫久久地注视着显出得意之态的罗易，然后，很简单地问：“这份东西可以给我吗？”罗易同意了。这一来可就把祸闯大了。
正是：
下车伊始哇喇喇，何异盲人骑瞎马。
要知详情，请看下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