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分两头。再说蒋介石1927年下半年在党内斗争中败北、被迫下野，复出后便开始吞并和征服群雄的战争。张学良易职，蒋桂战争，蒋冯阎战争之后，他即用主要精力“剿共”。“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向全国宣布：“攘外必先实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在处理抗日和“剿共”的关系上，把“剿共”当作抗日的前提。不管抗日的呼声多高多强烈，他始终抱定“国家大敌，不在倭寇，而在赤匪”的观念，对日妥协退让，对红军一“剿”再“剿”，一直驱赶到了偏远的西北。
这时，在蒋介石的眼里，偏居一隅的共产党已经无力与他全面抗衡，他决定改变对共产党的策略，把军事上进攻红军的任务交给西北地区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马鸿建、马步劳这些非嫡系军闻完成，准备谋求政治上迫使共产党签订城下之盟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以“何梅协定”为转折点。蒋介石对日态度渐趋强硬。针对日本方面公开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蒋介石致电何应钦：“今后对日再无迁就之必要。”又让驻因大使蒋作宾转告日本政府：如果中国政府“被逼到无法忍耐的时候，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与侵略者作战”。
1925年11月11日，国民党五全大会开幕。会上，蒋介石作‘厂对外关系的报告，他提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同时表示，如果日本的进攻使和平完全绝望，“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大会后，国民政府进行改组，蒋介石取代汪精卫为行政院长，大部分部长为亲英美派所担任，亲日派多被排除。不久。蒋介石对“五大”所确定的外交方针又作了进一步解释。他说：“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略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签订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
于是，蒋介石一面准备寻拢共产党，一面试图寻求苏联在军事上的支持。
1935年7月3日，在蒋介石授意下，南京政府行政院剧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秘密拜访了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直截了当地提出了缔结中苏两国军事互助条约的问题。鲍格莫洛夫显然没有想到孔样熙会提出这样一种建议。两国是1929年断绝双边关系的。自1932年底两国复交以来，南京政府就一直在同苏联谈判互不侵犯条约问题和贸易协定问题。由于蒋介石力图通过互不侵犯条约来约束苏联同中共的关系，阻止苏联插手外蒙古和新疆的事务，而苏联始终怀疑南京政府极力对日妥协意在鼓励日本北进，只是拿对苏交涉作为压迫日本让步的一种筹码，因此双方一直末就互不浸犯等谈判达成谅解。想不到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尚未得出结果、孔样熙竟然又提出军事互助条约问题来，这自然让鲍大使感到惊异。
10月17日晚，孔样熙再度不打招呼径直来到苏联大使馆，告知鲍格莫洛夫说，明晚蒋介石希望能够在孔的宅邸与大使单独会晤。
这次会晤十分秘密，除了蒋、鲍外。只有孔祥熙一人在场兼作翻译。
鲍大使首先向蒋说明了苏联政府的立场，表示愿意根本改善两国关系，但仍主张通过签订贸易协定和互不浸犯条约来达到这一目的。蒋介石回答：“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定将改善中苏关系，因为如果两国都受到威胁，那威胁来源是共同的。缔结贸易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是必要的，但问题是，这些条约都只是表面性的，希望中苏之间能够有一个实质性的真正促进中苏亲密关系并能保障远东和平的协定。”
鲍问：“您指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协定？”
蒋答：“我国与苏联之间应该有一个非表面性的协定。实际上我们希望在下列两个问题上得到苏联政府的回答：第一，苏联政府是否愿意同中国签订一个多少能保证远东和平的协定。我要强调的是，我在这里不是以中国政府代表的身份，而是以中国军队总司令的身份来提出这一协定的。第二，如果苏联政府给予肯定的回答，那么我想知道，苏联政府对这个协定有什么样的想法。”
鲍格莫洛夫很清楚蒋介石以中国军队总司令的身份暗示的这个“非表面性”的协定是什么，但他很怀疑仍在对日妥协的蒋介石葫芦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因此，她没有回答蒋介石的话，反而问道：“是否有日本政府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满洲国和缔结反苏军事同盟的事情？”
蒋介石答道：“日本政府并没有正式提出这些要求，只是非正式地提出了第一个要求，至于第二个要求，问题是笼统提出的没有指明苏联。只是要求结成反布尔什维克的军事同盟。”
鲍强调：“您能够了解，我所感兴趣的不是泛指的布尔什维克，而是苏联。”
孔祥熙插话：“应该认为，从日本的观点看，这样提出问题是包括苏联在内的。”
鲍大使接着问：“那么，如果日本政府一味要求中国政府缔结反苏军事同盟，中国政府将持什么立场？”
蒋介石毫不犹豫地表示：“中国政府绝不会同意这样的建议！”
由蒋介石亲自出面来向苏联提出这样的要求，清楚地显示出华北事变的发生给了蒋介石强烈的刺激，南京政府的对苏政策因此有了重要的变动，它异常迫切地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
蒋介石此举引起了莫斯科的重视。苏联政府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对各方面的情报作了反复研究，尔后作出了比较积极的反应。苏联外交部向鲍格莫洛夫发出秘密指示，明确答复；“苏联政府不反对(缔结军事互助)协议，并准备同中国方面具体讨论这个问题。详情待函告。请将上述内容告诉蒋介石。”
12月19日，蒋介石在孔样熙陪同下与鲍格莫洛夫共进早餐时得知上述消息，十分高兴，当即表示了对苏联政府的感谢。并且急切地询问：“什么时候可以得知苏联政府对于这一谈判购详细复文？”
在谈话当中，蒋介石似乎是顺便问起鲍格莫洛夫近日与国民党中委陈立夫以及南京政府驻苏武官邓文仪见面的情况。他特别问道：“邓文仪是否向你讲起了希望会见加伦将军的问题？我希望你能够协助安排这一会晤。”谈到这位曾经在20年代作过他的顾问、亲自参与策划和指挥了北伐战争的苏联将军时，他显得颇动感情，说：“每当忆及加伦将军对我国的帮助时，我的感激之情总是油然而起。”这其实也是一种暗示，即希望能够与加伦将军再度共事，言外之意，便是缔结两国之间的军事同盟。
蒋介石会见鲍格莫洛夫两天之后，邓文仪便受命赶回了莫斯科。邓文仪原是蒋介石的侍从秘书，几个月前任驻苏武官、他是12月上旬回国述职的。他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的发言摘要。蒋介石在这份摘要里读出了这样的新消息：中共愿意同国内各个党派团体在“抗日反蒋”的基础上结成统一战线。蒋介石虽然对“反蒋”之类的字眼感到气愤，但他分明发现，共产党也要改变政策了。
邓文仪赶回莫斯科前。蒋介石在官邸召见了邓文仪。蒋单刀直人地说：“你马上返回莫斯科，去见王明，问一问政治解决他们的可能性。”
邓文仪告辞时，又被蒋介石叫住了。邓文仪垂手而立，等待训示。蒋介石背着手踱了一会儿，沉吟般地说：“日本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现在要抗日，非首先集中80个师不可、否则必受日本先发制人的打击。如今，这80个师却被红军牵制住了。你去告诉王明，国共军队停战之日，即为中国与日本宣战之时。合作的前提是统一指挥。如他们能取得苏联的援助，一切都好说。”
邓文仪刚走几天，蒋介石又特派国民党中执委常委、组织部长陈立夫和中执委委员、蒋的亲信张冲一起秘密出使苏联。陈立夫化名李融清，张冲化名江帆南，以驻德大使程天放随员身份为掩护，于12月24日秘密登上一艘德国邮船，计划先到法国马赛，然后乘火车抵达德国首都柏林，在这里住下，伺机再往莫斯科，商讨军事同盟问题。
此时的蒋介石对可能同苏联建立军事互助同盟的前景其实是又喜又忧。喜的是他竟然能够说动苏联与之联手对日，忧的是中苏结盟苏联会不会继续暗中支持中共。因此，他刚一得到苏联同意讨论军事互助条约的消息，第一个反应就是提醒苏方，苏联政府必须遵守当年在《孙文越飞宣言》中所承诺的内容，不能支持中国共产党及中国的苏维埃运动。
共产党毕竟是蒋介石的“心腹之患”。他认清共、讨共到剿共。他中落骂名也不肯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就是为了彻底清除这个“心腹之患”吗？怎奈“数年剿共，末竟全功”！如今被迫联苏抗日，并不等于他准备把共产党问题搁置一边。恰恰相反，自决定联苏之日起，他就在寻找解决这一棘手问题的途径。除了要求苏联承诺不干涉中国内政，不支持中国共产党以外，他这时已经明确提出了“政治解决共党问题”的设想，希望通过政治的方法，佼中国共产党彻底放弃武装对抗的政策，服从南京政府。
12月19日蒋介石听了鲍格莫洛夫一再表示“苏联拥护中国的政治团结”。“欢迎中国得到统一”后，他对苏联支持他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有了更多的幻想。当鲍大使告诉他1月8日前后即可收到莫斯科有关谈判的具体指令之后，他当即表示“准备同意中共合法化”。并且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命令陈立夫迅速准备秘密绕道欧洲。一面就近指导邓文仪与王明谈判，一面准备在邓、王谈判取得接近之后，立即开始与苏联政府接洽讨论军事互助条约问题。在蒋介石看来，苏联政府同意与南京政府商谈军事同盟间题，自然是建立在它承认南京政府是全图统一政府的基础上的；既然苏联赞同由南京来实现中国的统一，那么它出面说服中共服从南京政府的统治，也就是顺理成章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问题应当可以在莫斯科迎刃而解。
不过蒋介石还是多留了一个心眼儿。他这时采取了两个步骤：第一步是由邓文仪首先在莫斯科与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进行谈判，在达到预期目标后，第二步再由陈立夫出面与苏联政府秘密商洽军事互助问题。后者须视前者的结果为转移。
再说驻苏武官邓文仪1936年1月3日返回莫斯科，末及洗去征尘，即俯案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请他们转达王明，要求会面。
国共双方反目成仇已近十年，邓文仪采取这种“自由恋爱”的方式求见王明，自然不会有什么结果。邓不肯放弃努力，随即找到了胡秋原，请胡代为说项。胡秋原是原十九路军流亡将领设在香港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驻莫斯科的代表。这个组织也在倡导抗日反蒋，与共产党的主张相符，同时，十九路军的将领原来都是蒋介石的部下，因此，胡秋原也就具有了当“红娘”的资格。王明同意与邓文仪见面，但决定先由潘汉年出面谈。谈话时间定在1月13日晚上，地点是胡秋原家里。
当年轻潇洒的中共代表潘汉年出现在胡秋原的寓所，邓文仪早在那里等候了。略一寒瞳，潘汉年单刀直入：“我受王明同志委托来谈国共联合抗日救国问题，请问先生是私人资格或正式代表南京当局？”
邓文仪也不兜圈子，如实答道：“我这次来莫斯科，是受蒋先生之嘱，来找王明先生讨论彼此联合抗日问题。我们曾在上海、南京等地找过共产党的关系，用了一周的时间，全无结果。后来又想到四川或陕北直接去找红军谈判，但怕事先毫无联系。进不去，只好作罢。王明先生的演讲和共产国际杂志上的文章，蒋先生已经读过。可以说，联合中国共产党的事情是已经决定了。因此，我可以代表蒋先生与你们谈判合作的初步条件，具体的合作条件，双方当然还要请示。”
潘汉年问：“在全国同胞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今天，贵党和南京政府有什么明确的表示？”
邓文仪说：“蒋先生已在高级干部会上提出全国共同抗日的主张，得到一致拥护，联合抗日的原则已经定了下来。如今，国内只有我们和你们两个力量，如像十年前那样的合作，肯定有办法。蒋先生说，双方停战之日，便是对日宣战之时。所以，早日谈妥就能早日抗日。”
“合作条件如何？”
“统一指挥。努力取得苏联的援助。”
潘汉年眸子里的亮光暗了下去。统一指挥，虽无主语，但绝对不是共产党指挥国民党。共产党如今仍提“抗日反蒋”的口号，无论如何也不会立即承认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的权威。
从1月17日到23日， 邓文仪与王明进行了四次晤谈。邓文仪的态度很积极，他除了代表蒋介石提出在中国苏维埃改制、红军改编的条件以外，突出强调了国共两党合作和联苏抗日的愿望。王明表示反对国民党方面提出的统一方式，坚持双方平等合作共同组织国防政府的主张，不过仍旧表示愿意进一步谈判。他同时提出，由于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人均在国内，因此，两党谈判应当也只能在国内进行。对此，邓文仪当即表示赞成。
1月22日， 邓文仪明确告诉王明，他已经收到蒋介石的来电，同意他和中共代表一同返回南京进行谈判。根据双方当天商定的办法，决定中共代表团以潘汉年为代表，由邓文仪随同，于25日从莫斯科动身前往海参崴，然后乘船经上海去南京进行谈判。
但出人意料的是，就在这次谈话的第二天，即1月21日。邓文仪突然求见王明。说蒋介石来电要他取消同中共代表团去南京谈判的计划，马上改去柏林见李融清，准备参加李融清所进行的谈判。据邓文仪声称，李融清不仅负责与苏联的谈判，而且还要直接参加与莫斯科的中共代表的谈判。而蒋介石也明确要求必须首先在莫斯科与中共代表达成协议，再拿着协议到国内苏区去签字。
邓文仪没有告诉王明究竟谁是这个神秘的“李融清”。不过、事实上他也没有能够在柏林见到这个“李融清”，更不要说去参加由这个“李融清”在柏林主持的对苏谈判了。20年后邓文仪回忆说，他当时接到蒋介石的电令后就急匆匆赶往德国柏林。“等候会见我国派赴欧洲的高级代表，会商重要外交问题”，可是一连几天也未见到这位高级代表。在柏林会同南京驻欧洲各国武官开了五天会之后，他才又接通知说他可以前往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会见这位代表，“但在布达佩斯住了三天之后，仍未得到消息，第四天我在一家书画店买画，刚巧遇上陈立夫先生也在那里买画”。
邓文仪对这次经历的疑问直到20年后都找不到答案。无独有偶，陈立夫也有大同小异的回忆。据他说，蒋介石这时也给他发了一封电报，告诉他说，赴苏时机尚未成熟，让他离开柏林到欧洲其他国家去走走。于是，他带上张冲，两个人开始了颇为惺意的欧洲旅游。只是数日后得知邓文仪到了柏林，他才通知驻土耳其大使贺耀祖，通知邓到布达佩斯见了一面。至于所谈，已与中苏谈判和国共谈判没有太多关系了。
蒋介石为什么突然决定中断谈判呢？ 这是蒋介石1月22日与鲍格莫洛夫谈话的结果。
这一天，蒋介石再次在孔祥熙的宅邸会见鲍格莫洛夫，听取鲍大使转述莫斯科复文的主要内容。但是，在鲍大使花了将近20分钟说明莫斯科复文内容之后，他敏感地注意到蒋介石的反应相当冷淡。
这次会见总共进行了两个小时，除了鲍大使占用的不足10分钟以外，其他大部分时间几乎都被蒋介石占用了。蒋介石反复强调着一个话题：苏联必须劝告中共服从南京政府。
鲍格莫洛夫斩钉截铁地声明：“我们绝不能扮演阁下讲话中所说的任何居中调解人的角色，这是中国内政。”
眼看无法说服鲍格莫洛夫，蒋介石转过脸去同孔祥熙商量一下，然后对鲍说：“我认为可以依据这样的原则同中国共产党达成协议，即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和总指挥的权威，同时保留其现有人员参加抗日。”
鲍格莫洛夫重申：“按自己的意向同中国红军谈判这是您的内政。”
鲍格莫洛夫的这种态度，加剧了蒋介石对苏联与中共关系的恐惧，他恍然发现他此前对苏联态度的估计可能完全错了。
几乎就在一天以前、蒋介石还相信与莫斯科中共代表的谈判能够取得预期的结果，因而同意将谈判移到南京来举行。而与鲍格莫洛夫谈话后，蒋介石清楚地意识到，苏联其实丝毫没有压迫中共向南京输诚的意思。这意味着，苏联并不准备为了同南京结盟而放弃它昔日的盟友。这种前景对于蒋介石宋说无论如何是可怕的。一旦同苏联签订了军事互助条约，当日本对西北发动进攻、苏联军队根据条约出兵中国助战之际，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利用这样的机会来帮助那里的红军呢？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蒋介石在与鲍格莫洛夫会谈的当天晚上就改变了主意，决定停止对苏谈判。
蒋介石要鲍大使把他的强硬态度转告莫斯科，并期待着苏联方面回心转意。莫斯科随后给鲍格莫洛夫的指示甚至更强硬，它明确表示：苏联政府不仅不能承担劝说中共服从南京政府的责任，而且不能接受以《孙文越飞宣言》为中苏关系的基础的建议。因为“这样做会绘英勇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背后捅上一刀、这样的建议对于我们来说当然是不妥当的”。这样一来，陈立夫赴苏谈判就更无指望了，邓文仪的使命也糊里糊涂地终结了。
还有一说。陈立夫赴欧，虽然用了化名，并在国内制造了正在杭州养病的假象，但还是被日本方面获悉。于是，日本方面登出了试探新闻，说“陈立夫去苏俄”，要重新“联俄联共”，打共产牌和苏俄牌，以此向蒋介石施加压力。
这些试探新闻令蒋介石十分害怕，因与共产党接触仅仅是他的秘密决策，如过早泄露，将会打乱其先军事后政治的反共部署，造成军心不稳、阵脚大乱的局面。同时，蒋介石也深知，打苏联这张牌，将会得罪英、美等国，再加苏联此时从自己民族利益出发，也不愿公开得罪日本，这又使蒋疑虑重重。于是，蒋介石经过慎重考虑后，便决定取消陈立夫的莫斯科之行，指示陈立夫、张冲回国。
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就这样轻易地错过了。
不过蒋介石终究是老谋深算的人。他为了同一目的，几乎同时抛出了三条线索。这一条断了，还有另外两条：其一，陈立夫赴欧前，蒋介石就把寻找共产党的任务交给了他，他找来亲信曾养甫，’将此任务交曾具体完成。其二，蒋介石亲自拜见年轻的国母宋庆龄，适度地表示了政治解决国共关系的意向，并感叹说客的缺乏。来庆龄向这位年长的妹夫投去疑惑的一瞥后，答应夜这个问题上可以帮蒋的忙。
于是，两条线索秘密启动了。
宋庆龄见过蒋介石后，立即着手与共产党的联系工作。她的努力较之蒋介石本人， 要实际得多，周密得多，细致得多。1月中旬，她找到原在中共特科系统工作的牧师董健吾，委托董健吾带一大包以她的名义慰问红军的云南白药及她自己电台的呼号密码，化名周继吾，以宋子文属下财政部调查员的身份赶至西安，准备人陕北苏区。谁知陕境一场大雪，道路中断，董健吾被困西安达三十余天。
2月中旬，董健吾在西安遇到一位熟人，略一交谈，原来肩负同样使命。
正是：
天涯孤旅闻呼唤，原来他乡遇故知。
要知董健吾所遇的人姓甚名谁，且听下回分解。